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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獻與唐代吐蕃史的構建

http://www.xjass.com  2009年03月20日 22:25:22  稿源︰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作者︰ 趙天英 楊富學

[摘要]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文獻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統治敦煌時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兩類,其一為古藏文文獻,數量約在12000件左右,其二為漢文文獻,數量也非常可觀。這些文獻主要是佛教典籍,既有佛教經典,又有僧人行記,還有各類釋門雜文,真實地反映了前弘期吐蕃佛教的興盛狀況。與吐蕃王朝歷史有關的文獻數量雖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用編年的形式記錄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會盟、狩獵、征戰、稅收等,成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礎。敦煌寫本中與社會經濟、宗教信仰相關的文獻數量也很多,為唐代吐蕃社會史、宗教的研究與構建提供了豐富而珍貴的史料,可補充或印證漢文史籍及後世藏文文獻的記載。此外,還有其他多種古代文獻,如法律文書、佔卜類文書、倫理文書、文學作品等,不管是藏文或漢文,都是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

[關鍵詞]吐蕃文獻 歷史學 敦煌寫本 唐代

作者簡介︰趙天英(1974- ),女,藏族,甘肅天祝人,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楊富學(1965- ),河南鄧州市人,敦煌學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員,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西北民族史研究。

一、概說

吐蕃王朝是公元7世紀初期由松贊干布建立的。松贊干布少年登基,在幾位得力大臣的輔佐下,平息內亂,穩定內部,鞏固王權,發展經濟,制定法律,統一官制兵制,劃分軍政區域,任命官員、派遣將領,建立了統一的吐蕃奴隸主政權——吐蕃王朝。進而通過武力征伐,吞並吐谷渾、黨項諸族,勢力日益強大,成為與唐朝、大食、回鶻、南詔相頡頏的強大勢力。尤其是在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吐蕃乘唐朝兵力內撤,邊防空虛之際,逐步佔領了隴右、河西及西域地區,國勢日張,影響及于東亞、中亞乃至南亞等廣大地區。[ヾ]

對吐蕃帝國的興衰歷史,漢文史料有著較多的記載。自唐人杜佑在《通典》卷190《邊防典六》專立《吐蕃》始,後代史家多為其立傳或記其事,如《舊唐書》卷196《吐蕃傳》、《新唐書》卷230《吐蕃傳》及《資治通鑒》中有關內容中都有對吐蕃歷史的詳細記載,均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但以這些史料與宋以後的朝代相比,仍然顯得極為匱乏。在傳世的藏文史料中,與唐代吐蕃歷史有關的文獻基本遺失一空,僅遺留下數量不多的幾通碑刻,如《唐蕃會盟碑》、《達扎路恭碑》等,雖然重要,但畢竟內容有限。後世文獻涉及吐蕃史的有《巴協》、《第吳宗教源流》、《娘氏教法源流》、《王統世系明鑒》、《賢者喜宴》、《漢藏史集》、《西藏王臣記》、《如意寶樹史》等。這些藏文史書主要是一些教法史,執筆者多為僧人。他們受佛教思想影響甚深,認為歷史不關涉宗教便無價值,[ゝ] 故對吐蕃史的記載有許多地方被忽略了,或者由于需要做了改動,使其可信度打了折扣。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研究,傳統史學對唐代吐蕃歷史資料的挖掘差不多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若要在研究上有所重大突破,除史料再發掘外,必須有新的訴求。20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吐蕃文獻,正為這種新訴求的實現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敦煌吐蕃史料主要有兩類,即古藏文文獻和漢文文獻。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些文獻自20世紀初被發現以來,已有不少流失海外,其中以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館(1370件)和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3375件)所藏最為集中。國內所藏主要集中于甘肅地區,有編號者為6656件,其中以敦煌市博物館所藏居多,達6050件。國內其他地區也有敦煌藏文寫本入藏,數量不多,約有300多件,其中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200余件。再加上其他流散品,敦煌古藏文寫卷的數量應在12000件左右。

敦煌古藏文寫本,絕大多數是佛經,此外,也有不少有關部落、官職、告身、土地、稅收、驛傳、軍制等方面的文書,反映的也不僅僅是敦煌一地的情況,而可以看做是反映吐蕃王國整體的面貌。除藏文外,敦煌還出土有一大批與吐蕃密切相關的漢文文獻,它們與藏文文獻一樣,對于吐蕃史研究來說,無論就歷史、地理,還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學來說,都是第一等重要的資料。更重要的是這些文獻大多為同時代當事人直接的記載與遺物,而且關涉的內容有許多為傳世文獻所不載,有些雖有所提及,但往往語焉不詳,故堪稱第一手的珍貴資料。它們對吐蕃史的研究極具價值,可以填補藏漢文獻吐蕃史的空白,糾正藏漢文獻中之訛誤,從而構建出全新的吐蕃史,茲略舉數例以證之。

二 、敦煌文獻與唐代藏族史研究

唐朝是藏族歷史發展的重要階段。對唐代藏族史的構建,敦煌出土吐蕃文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為數豐富的相關文獻中,最為重要者應首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共存3件,編號分別為P. T. 1288(舊編號252)、S. T. 750(舊編號Ch. 79. viii. 7)、Or. 8212-187。用編年的形式記錄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會盟、狩獵、征戰、稅收等,按其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吐蕃大事紀年》、《吐蕃贊普傳記》、《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

《吐蕃大事紀年》記載了650∼764年間吐蕃王朝的大事。其中有些內容為傳世文獻所不載,有的雖有記載,卻不準確。如關于墀芒倫贊普的去世時間問題,史載︰調露元年(679年)“二月,壬戌,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ゞ]《吐蕃大事紀年》對這一事件的記載為“及至鼠年(676年)夏,贊普駐于‘札’之鹿苑。冬,贊普墀芒倫薨于‘倉邦那’……”[々]《吐蕃大事紀年》的記載無疑是正確的,《資治通鑒》的記載與其在時間上整整差了三年。這是由于按照吐蕃喪葬習俗,贊普去世後,需歷三年才能下葬。[ぁ] 而不諳吐蕃習俗的漢族史家卻將下葬的時間記成了去世的時間。

《贊普傳記》除了贊普傳記以外,還記錄了吐蕃歷任大相之位序,共有10節,舉凡會盟、征戰、頒獎、聯姻一類大事均有記載,還記錄了民間的傳說神話、古代歌謠等口頭創作,且以每個贊普分別類目來寫。提供了不少有關唐代吐蕃的內部材料,能反映出當時吐蕃的社會文化與風土人情,甚至對于當時人的觀念與思想,都可以從歌謠中找出蛛絲馬跡,如神王統治思想、女性地位、蕃人對權利的概念等。[あ] 而這些內容剛好是傳世文獻所缺乏的。

《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詳細列出了各地方勢力的範圍及其氏族,以及贊普王室的起源與傳承。同樣構建了吐蕃史,尤其是有關贊普世系的記載,可澄清傳世文獻中的混亂。

唐人所記吐蕃史,由于語言文字的隔閡,加上政治、軍事常處于敵對狀態等因素的影響,記載多有不確,舛誤、遺漏和欠準確的地方時有所見。[ぃ]《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作為同時代的歷史文獻,記載準確,不像後世藏文文獻那樣因受宗教信仰的影響而攙入了諸多傳說成分,故而能夠在許多方面填補吐蕃史的空白,又可為漢文史書的記載提供印證,紀年清晰明確,當之無愧地被視為“研究吐蕃古代史的基礎”。[い]

敦煌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區,吐蕃統治時期,很注意融洽當地各民族間的關系,同時也很注意保持和周邊民族的和平共處與友好往來,這在敦煌古藏文文獻中都有反映。如敦煌發現的《吐谷渾(阿柴)紀年》、《北方若干國君之王統敘記》等文獻就是用吐蕃文撰寫的反映北方民族歷史文化狀況的重要典籍。前者記載了吐谷渾國滅亡後附蕃的吐谷渾王室和國家自公元706年至715年間發生的大事,是研究吐谷渾史彌足珍貴的資料。[ぅ] 後者則是五位回鶻使臣撰寫的出使吐蕃等地的報告,記吐蕃北方的突厥、默啜、契丹、烏護、回鶻等30余大小部落的名稱、地理位置及其生活習俗等,是研究8∼9世紀吐蕃與中國北方諸民族關系史的難得資料。[う]

三、吐蕃政治經濟制度在敦煌文獻中的反映

敦煌文獻中含有豐富的政治經濟制度史資料,而這些正是傳世資料中記載最為薄弱的環節。舉例說,吐蕃王朝時期政治體制結構非常復雜,漢文史書《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及藏文史料《賢者喜宴》、《唐蕃會盟碑》等盡管都有零星記載,但顯得極為混亂,尤其是職官建制,從中很難理出一個系統來。[11] 而敦煌出土的藏文寫本P. T. 1089《吐蕃官吏呈請狀》卻為這一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系統而準確的資料。這份文獻是關于吐蕃地方官職品位序列和任命名單的記錄。他是研究吐蕃王朝在其軍事佔領區設置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機構以及仕蕃漢官的品位、職責的珍貴資料。[12] 這件文獻印證%V b.p~Z)F!MI?s開放式官方站|免費資源|游戲下載|網絡商務|游並澄清了《唐蕃會盟碑》中所見參盟官員的品級記錄和兩《唐書•吐蕃傳》中關于吐蕃職官制度的記錄。以之為據,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唐代吐蕃的職官系統大致可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大體系。

中央官員分貢論系統,主管議政、判事和主兵;囊論系統執行詔命、財政、統計、民事以及王室的生活供應(行政);喻寒波系統管審議、糾察和司法。地方官員有總管型的“節兒”(或稱“節度使”)、觀察使,也有負責具體民政事務的營田使、水監、稅監等,還有主管軍政事務的鎮守官、都督、軍官等。[13] 從該文獻可以看出,在官職相同的情況下,蕃官和漢官在官位序列、告身等級上是有差別的,蕃官要高于漢官。

此外,吐蕃地方官的設置,在吐蕃本土與佔領區是不一樣的,即使同樣在佔領區,也有新、老之別。由于新佔領地區的經濟方式、文化背景有別于吐蕃本土,加之吐蕃統治者在佔領區享有特權,故這一時期的官位、司職越來越多。吐蕃統治者對河西諸鎮的統治方略,一改昔日強迫漢人東遷,然後再遷入其他民族的做法,而改為重視漢人並起用漢人。但為了避免失控,各基層職官由漢人和吐蕃人同時擔任,實行基層雙軌制方略。[14] ? .a3EU X i9R3F2},@聖

敦煌寫本中含有豐富的社會經濟文書,除了細致入微地反映了敦煌一帶的經濟發展狀況外,還涉及到吐蕃社會的經濟狀況、文化生活、土地制度、賦役制度、借貸利率、階級關系、民族關系等多方面,對吐蕃史同樣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這類文書內容龐雜、數量繁多,既有官方的戶籍、賦稅清冊,也有政府告牒及往來公文,還有寺廟財產賬目、僧侶收支記錄,而更多的則是民間契約、借據、欠冊、經濟糾紛訴狀等。這里謹以S. 3287漢文文獻《吐蕃子年沙州百姓汜履倩等戶籍手實殘卷》為例以資說明。

S. 3287是吐蕃佔領時期沙洲百姓汜履倩等五戶向吐蕃在沙州的基層政權機構申報戶口的申請報單,寫作年代據考應為808年 。[15] 該文獻詳細記錄了汜履倩等五戶沙州居民的所屬基層轄區、戶主姓名、分部落時注冊在籍的人員、分部落以後新增的人口、申報當年出離本戶的人員及出離原因、戶內諸人員與戶主的關系及各自的社會身分,最後是申報人對以上申報情況屬實的保證。這些申報的項目包含著許多信息,反映出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居民的基層編制、吐蕃關于人丁年組的劃分、蕃佔時期敦煌地區的人口情況、家庭組織、從事職業狀況、僧尼比例、吐蕃貴族對人口的掠奪等。吐蕃貴族常通過戰爭對唐朝轄區人口進行掠奪,到後來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吐蕃貴族掠漢戶女子為婢的行經,引起了吐蕃中央政府的重視,專門為此而頒布了一條禁令,即P. T. 1083《禁止抄掠漢戶沙州女子牒》,禁止抄掠漢女為奴,以穩定社會,保證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從S. 3287還可以看出,當時敦煌地區的人口較之以前有所增長,說明蕃佔時期社會經濟並非總是遭到破壞,否則何以為眾多的人口提供生活來源。

敦煌經濟文書細致入微地反映了當時敦煌地區的行政建制、職官制度、外交關系、法律制度、量刑標準、寺院收支情況、百姓生活等多個方面,是敦煌地區社會經濟狀況的真實反映,也是吐蕃經濟史研究的珍貴資料。

四、敦煌文獻所見前弘期的吐蕃佛教

絲綢之路是佛教東傳的重要通道之一,所以絲路沿線地區較早就接收並發展了佛教,地處交通孔道咽喉的敦煌,自漢代以來即成為佛教繁榮之地。786年吐蕃佔領敦煌以後,對佛教護持有加。不但吐蕃贊普信奉佛教,敦煌一帶的吐蕃官吏也大多崇奉佛教,在官府中設置僧官以便對佛教界進行管理。同時實施各種興佛舉措,開窟造像、建寺度僧、抄寫佛經之風蔚然成風,很快將敦煌佛教推向了高峰。所以,這一時期遺留下來的佛教文獻數量比較多,既有各種佛教經典,又有大量記載敦煌吐蕃高僧大德之思想與活動的文獻,還有眾多記錄佛教信徒設壇做法、唱經誦佛、發願祈福等佛事活動所遺留下來的釋門雜文。[16] 這些文獻對于重構前弘期的吐蕃佛教,具有無與倫比的獨特價值。其中,最為學界推重的當屬《頓悟大乘正理決並序》。

《頓悟大乘正理決並序》現存寫本二件,編號分別為P. 4646、S. 2672,詳細記錄了8世紀末在吐蕃贊普赤松德贊(Khri srong lde Brtsan,742∼797年)主持下,于拉薩舉辦的由三位漢僧與三十位印度僧人參加的有關禪法修習的大辯論,為中古禪宗史上的一樁大事。[17] 其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其一,為王錫撰寫的序文,對吐蕃贊的弘法偉業進行頌揚,著重敘述了8世紀末印度高僧與中原禪僧于拉薩進行辯論的始末;其二,針對印漢僧諍的辯論所寫的問答記錄,包括舊問、新問和又問;其三,為摩訶衍本人給赤松德贊贊普所寫的三道上奏文。[18] 其內容比較全面地記錄了吐蕃佔領時期敦煌佛教界的情況及其與吐蕃帝國之間的關系,對摩訶衍禪法之特點及其在西藏及敦煌等地的傳播有較為全面的反映,同時也折射出8世紀前後藏地佛教的特征。

序文的撰寫者王錫為敦煌人,在唐代河西佛教界負有盛名。初任河西觀察使判官,吐蕃佔領河西時期,他曾隨由內地到敦煌傳教的大乘禪師摩訶衍研習佛教禪宗教義。在吐蕃于786年佔領敦煌以後,應吐蕃贊普赤松德贊之召,摩訶衍遠赴西藏,在拉薩、昌珠、瓊結等地傳授禪門,王錫隨往。經過摩訶衍師徒的努力,漢地禪宗思想在吐蕃中得到迅速發展,影響頗巨。在漢僧與印度僧之大辯論中,王錫又與摩訶衍一道申述了漢地禪宗的見解。返回敦煌後,著成《頓悟大乘正理決並序》以記其事。此外,敦煌文獻中還保存著他撰寫的《上吐蕃贊普書》二道(P. 3021),[19] 也是研究唐代吐蕃佛教乃至中印佛教早期交流的珍貴資料。

前弘期在藏區傳布佛法的主要是來自印度的僧侶。赤松德贊在經過佛苯之諍後,借助佛教之力鞏固了自己的統治,使佛教在吐蕃帝國大為興盛,印度僧人在吐蕃也擁有很高的地位。而當時漢地佛教也在吐蕃有所傳播,建中二年(781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賜沙門善講佛理者。帝令良、文素往赴說法教化,歲一更之”。[20] 後來流行于四川地區的禪宗保唐派與淨眾派也傳到了西藏。貞元二年(786年),吐蕃佔領敦煌,與漢地佛教有了更多的接觸。吐蕃贊普先曾邀請敦煌唯識宗大師曇曠入蕃傳教,但曇曠以身體多病未能成行,只是對贊普的二十二問端逐一回答,成《大乘二十二問》以呈。後來摩訶衍師徒應邀來到拉薩,獲到赤松德贊允準,開始在西藏地區傳教。由于摩訶衍“善能為方便,化誘生靈”,[21] 為吐蕃信徒大開方便之門,故而受到廣大信眾的歡迎,五六年間,習禪者蔚然成風。而原來擁有崇高地位的印度高僧寂護卻信眾日減,最後只剩下極少數的信徒,以至于香火都難以為繼,從根本上動搖了印度僧人的地位,直接威脅到印度高僧的切身利益。于是,寂護的大弟子意希旺波等為了恢復印度佛教的勢力,懇求赤松德贊迎請寂護的高足蓮花戒入藏與摩訶衍師徒展開辯論。這一請求得到允準。于是,在赤松德贊的主持下,以摩訶衍為首的漢僧與以蓮花戒為首的印度僧人在拉薩展開論辯,據《頓悟大乘正理決並序》的記載推行推算,其時應在792年至794年之間。[22]

這次僧諍對于藏傳佛教史,尤其是吐蕃的禪宗史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是藏傳佛教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漢文傳世史籍對此事了無反映,而13世紀以後的藏文史籍都對此事予以關注,但都是站在宗教信仰的立場上有選擇地對辯論原委及結果等進行片面而零星的描述。敦煌寫本的發現,才使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得以撥雲見日。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寫本對爭論結果的描述與藏文傳世史籍的記載大相徑庭。藏文文獻無一例外地都聲稱印度僧人在辯論中大獲全勝,摩訶衍師徒則一敗涂地,他的著作全部被封存起來,不準流傳。其實,情況並非完全如此,從敦煌漢文文獻的記載看,摩訶衍盡管辯論失敗,但仍然受到吐蕃統治者的敬重。他于796年返回敦煌後,受到當地吐蕃統治者的歡迎,是年被授予“吐蕃大德”的尊號。後來,他又往返于敦煌與其他吐蕃轄區弘揚其禪宗思想。可見,僧諍失敗後的摩訶衍,並不像藏文史書中所記載的那樣被驅除出吐蕃境內,實際上他及其他所傳授的禪宗仍然受到吐蕃上層統治者的尊重和較高的禮遇,在吐蕃境內仍有著廣深的群眾基礎。允許其在吐蕃邊地傳教只不過是當時的統治者迫于各方面的因素,所采取的一種緩解矛盾的方式。而事實也證明,摩訶衍在敦煌以及河隴地區長達30余年的言傳身教,造就了一大批藏族禪宗弟子和信徒,形成並發展出一支藏族禪宗世系,其禪宗思想也滲透至吐蕃佛教之中,對後來的藏傳佛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3] 如宋人王欽臣撰《新修廣仁禪院記》即載︰

西羌之俗,自知佛教……其誦貝葉傍行之書,雖侏離舌之不可辨,然其音瑯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于秋冬間聚糧不出,趺坐廬室之中,曰“坐禪”。是其心豈無存誠而識理者?但世莫知之耳。[24]

該碑勒立于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記載了重修岷州(甘肅岷縣)廣仁禪院的情況。從中不難看出,當時禪宗思想在藏人中尚具有相當的影響。至于摩訶衍禪法對敦煌禪修的影響,那就更為明顯了,通過對敦煌史料的整理研究,不難看出這一問題。

雖然《頓悟大乘正理決並序》的記載仍給這次中印僧侶之間的爭論結果留下了一些懸念,但由于它詳細記述了這次事件的原委、辯論的內容、兩派大師辯論時所引用佛教典籍而使其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從而使我們了解到前弘期吐蕃佛教的基本教義及其所推崇的主要經典。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文獻使我們了解到禪宗在吐蕃的傳播情況。雖然這次僧諍之後在吐蕃盛行的依然是印度佛教,但被深深打上了漢地禪宗的烙印。摩訶衍所培養的禪宗弟子,在積極學習漢地禪宗的同時將其與藏文化融合,促成了藏族禪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此外,敦煌寫本中還包括多種古代文獻,如法律文書、佔卜類文書、苯教文書、倫理文書、文學作品以及漢文典籍藏譯本等等,都是吐蕃史構建的珍貴資料。

總而言之,敦煌吐蕃文獻數量眾多,除了12000件左右的藏文寫本外,還有相當多的漢文文獻資料。這些文獻內容豐富,對唐代吐蕃社會的社會歷史、職官體系、經濟狀況、宗教信仰、法律制度及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對構建唐代吐蕃歷史提供了豐富而可信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彌足珍貴的無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Reconstructing the Tibetan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based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by

ZHAO Tianying & YANG Fuxu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Gansu, 730030; Dunhuang Research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A lot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were written in period of Tibetan-occupied Dunhuang (768-848), which can be divided two kinds, i. e. Tibetan manuscripts (12000 pieces or so) and Chinese ones. Almost of the manuscripts belong to Buddhist texts, including Buddhist scriptures, monks’ stories which reflected truly prosperous situ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texts about Tibetan history are few in number, but very important, for example, the manuscript of the Dunhuang Annals recorded the Tibetan great events every year, become the basis of Tibetan studies in Tang Dynasty, including meetings, the hunting, going on an expedition etc. Dunhuang documents related to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religions are also many, which provided rich materials for study of the Tibetan history, the religion go into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supplement or verify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later Tibetan resources.

Key word: Tibetan Texts; History; Dunhuang Manuscripts;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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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ヾ] 林冠群︰《論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唐代吐蕃歷史與文化論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年,第2頁

[ゝ] G.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orlls, Rome, 1949, p. 139.

[ゞ]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02唐紀十八調露元年(680年)二月壬午條。

[々] 王堯、陳踐︰《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47頁。

[ぁ] 褚俊杰︰《吐蕃苯教喪葬儀軌研究敦煌古藏文寫卷P. T. 1042解讀》(續),《中國藏學》1989年第4期,第122∼124頁。

[あ] 林冠群︰《論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唐代吐蕃歷史與文化論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年,第21頁注釋4。

[ぃ] 王堯、陳踐︰《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再版前言》,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9頁。

[い] [法]麥克唐納著,耿--譯︰《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考釋》,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頁。

[ぅ] 楊明︰《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大事記年〉中所見突厥與吐蕃關系考實》,《西北歷史資料》1984年第2期,第48∼57頁;黃正建︰《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大事記年有關唐關系的譯注拾遺》,《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0∼133頁。

[う] 王堯、陳踐︰《P. T. 1283號——北方若干國君之王統敘記文書》,《敦煌學輯刊》1982年第2期,第16∼22頁。

[11] M. Lalou, Revendications des Fonctionnaires du Grend Tibet au VIIIe Si cle, Journal Asiatique CCXLIII-2, 1955, pp. 171-212; 楊銘︰《P. T. 1089〈吐蕃官吏呈請狀〉研究》,《吐蕃統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115∼138頁。

[12] 任樹民、白自東︰《仕蕃漢人官職考述——P. T. 1089號卷子研究》,《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2期,第56∼61頁

[13] 王堯︰《吐蕃職官考信錄》,《中國藏學》1989年第1期,第102∼117頁。

[14] 邵文實︰《沙州節兒考及其引申出來的幾個問題——八至九世紀吐蕃對瓜沙地區漢人的統治》,《西北師大學報》1992年第5期,第65∼66頁。

[15] 李正宇︰《〈吐蕃子年(公元808年)沙州百姓汜履倩等戶籍手實殘卷〉研究》,《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上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0頁。

[16] 王繼光、鄭炳林︰《敦煌漢文吐蕃史料綜述——兼論吐蕃控制時期的職官與統治政策》,《中國藏學》1994年第3期,第46頁。

[17] Paul Demi ville, Le Concile de Lhasa, Paris 1952.

[18] 山口瑞鳳︰《摩訶衍ソ禪》,《講座敦煌•八•敦煌佛典シ禪》,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年,第383頁。

[19] 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4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年,第358∼360頁。

[20]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41,《大正藏》第49卷,No. 2053,頁379a。

[21] 楊富學、李吉和輯校︰《敦煌漢文吐蕃史料輯校》第1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頁。

[22] 楊富學、王書慶︰《關于摩訶衍禪法的幾個問題》,《唐史論叢》第10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31頁。

[23] Herbert V. Guenther, ‘Meditation’ Trends in Early Tibet, Lewis Lancaster and Whalen Lai (ed.), Early Ch’an in China and Tibet, Berkeley Buddhist Studies Series, 1983, pp. 351-366.

[24] [宋]王欽臣︰《新修廣仁禪院記》,《岷州志校注》,岷州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印,1988年,第287頁。

  責編︰ 王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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