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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尼泊爾與西藏地方關系危機探析

http://www.xjass.com  2012年11月14日 09:59:18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作者簡介】邱熠華,女,納西族,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所助理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2009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01)。

【內容提要】 文章梳理了以往研究中有關1930年藏尼危機的不同記述,分析了危機爆發的內外因素及導火索。英印政府通過干預藏尼糾紛,試圖恢復自身在西藏地方的影響力,萊登拉受派入藏,為錫金政治官維爾1930年拉薩之行創造了條件;同時,南京國民政府在藏尼危機發生後也派出謝國梁、巴文峻兩位特派員,加強了與西藏地方和尼泊爾的關系。文章依據英印政府所派調解人萊登拉的個人傳記提供的新資料,記述其入藏之行及藏尼雙方最終以和平方式結束糾紛的過程。同時提出,近代西藏歷史研究應重視藏尼關系。

【關 鍵 詞】尼泊爾/西藏地方/英印政府/國民政府/萊登拉

 

由于自然、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同尼泊爾的關系是西藏地方重要的外部關系之一。清季兩次廓爾喀戰爭(1788—1789、1790—1792),尤其是後一次戰爭的勝利、《欽定善後二十九條章程》的制定和實施,使西藏地方與尼泊爾的交往得到規範化,保障了西藏的利益,長期維護了邊境的和平。第三次尼泊爾與西藏地方的戰爭(1855—1856)發生在清帝國內憂外患交疊而來的時刻,戰後簽訂的協定即“1856年藏尼條約”,從西藏方面看,是極不平等的,對其後的藏尼關系產生了深刻的消極影響。ヾ進入20世紀,由于藏尼間長期存在的邊界爭端、貿易糾紛等問題不斷累積,1930年初,雙方關系幾乎又一次到達戰爭邊緣,這可以說是尼泊爾與西藏地方關系史上最後一次嚴重危機,所幸得以和平解決。

這場危機牽涉中國(包括西藏地方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央ゝ)、尼泊爾、英印政府等不同主體,可惜已公布的相關藏漢文原始檔案不多。ゞ英印檔案々和尼泊爾檔案ぁ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已為英、美、尼等國學者引用。

為了詳細說明這場危機,需要上溯當時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勢及藏尼關系的概貌︰19世紀中後期以來,英俄兩國在中亞展開激烈的大角逐。到20世紀初,西藏地方在地緣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顯現。英國通過兩次侵藏戰爭及“1904年拉薩條約”、“1914年英藏貿易條例”等條約的簽訂,逐步加強了自身對西藏地方的影響力。直接連接印度與西藏地方的帕里路線開通後,尼泊爾逐漸失去了原先在跨喜馬拉雅貿易中所處的壟斷地位,而西藏地方政府也試圖消除“1856年藏尼條約”中尼泊爾人所獲得的貿易及政治特權,因此在20世紀前30年里雙方摩擦不斷,為1930年藏尼關系危機爆發埋下了隱患。

1924年西藏發生“親英軍人集團陰謀奪權事件”後,十三世達賴喇嘛開始抑制英國在西藏的勢力,削弱親英軍人集團,關閉江孜英文學校,由此西藏地方與英印政府處于疏遠狀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內出現了一個基本統一的局面和較為有力的中央政府。此時正在內地活動的九世班禪聲譽日隆,派出代表前往南京祝賀,並與國民政府正式建立了聯系。國民政府也希望借助班禪的聲望增加對西藏的影響力,支持班禪方面在北京、青海等地設立辦公處。西藏地方政府方面,則由于試辦近代工業、擴編藏軍等改革措施的實行,尤其是藏軍與川滇、甘青等內地軍閥的連年混戰等原因,面臨著嚴重的財政與經濟困難。這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放棄部分改革計劃,也促使達賴喇嘛決定主動與新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接觸。西藏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向南京方面釋出善意,換取蔣介石政府運用其對西南中國軍閥的影響力,化解川藏邊界長期以來的緊張狀態”,減輕西藏方面的軍事壓力,也“亟盼藉由漢藏政治關系的改善,促成西藏的羊毛、皮貨、藥材等貨品銷售至中國內地廣大的市場”あ,以利于擺脫財政窘困狀況。1928年底,十三世達賴喇嘛委派駐五台山堪布羅桑巴桑()到南京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蔣介石遂于1929年1月托羅桑巴桑給達賴喇嘛帶去了國民政府致西藏地方的第一份官方函件。1929年7月,劉曼卿以行政院文官處書記職餃,帶著文官處處長古應芬的信函入藏,請達賴喇嘛派代表參加將在南京舉行的蒙藏會議。她從南京出發,經康區前往西藏,于1930年3月1日抵達拉薩。ぃ1929年8、9月,達賴喇嘛再次派遣駐雍和宮堪布貢覺仲尼()、楚臣丹增()等人前往太原、南京等地,與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閻錫山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見面,聲明達賴喇嘛不親英人、不背中央、班禪離藏非達賴喇嘛所迫等事。1929年11月,貢覺仲尼作為中央政府代表由北京起程,經由海路入藏,于1930年2月中旬抵達拉薩。正如英國學者蘭姆(A.Lamb)所言“一個持續多年的,拉薩與南京(後來的重慶)之間的商談已經建立起來,英國無法打斷它”。い為了抑制南京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影響力,改變英國與西藏關系的低落狀態,英國駐錫金政治官(The Political 0fficer in Sikkim)維爾(Col.Leslie Weir)于1929年向達賴喇嘛提出希望到拉薩訪問,7月20日維爾收到達賴喇嘛來信,信中表示不希望維爾在此年內訪問拉薩。ぅ而次年1930年,藏尼間爆發了一場爭執,雙方幾乎兵戎相見,英國派出萊登拉(Laden La)う前往拉薩斡旋,卻為英印政府恢復與西藏地方的關系提供了可能。

從以上敘述中可見1930年前後,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西藏地方政府、尼泊爾政府與英印政府各方面的利益錯綜交互,每一方面的行動都影響到其他三方面。藏尼危機就是在這復雜的局勢中出現的。

國內外研究者對藏尼危機曾有或簡或繁的記述︰

1、《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記到︰藏歷土蛇年(1929),因達賴喇嘛下令尼泊爾商人繳納稅款,致肇藏尼雙方之爭端,請求英國出面居中斡旋。(11)《西藏史地大綱》對糾紛起因的記述與年譜相似︰“尼泊爾人在西藏經營,藏中所用之米布洋貨等物,大半由尼商運銷,向來習慣,尼人在藏經商有不納任何捐稅之規定。民國十八年(1929)達賴因財政困難,令僑藏尼民,照通例納稅捐,遂起抗稅風潮,達賴為震懾起見,曾拘捕一人,後該犯乘隙逃脫,避入格布丹公署(即尼國駐藏領事館),以圖幸免;旋為達賴所知,當即派兵前往拘獲,執行槍決,藏尼糾紛遂起。”(12)如此看來,西藏地方政府向尼泊爾商人征稅引起的“抗稅風潮”,是引發藏尼危機爆發的可能因素之一,但目前尚未看到有關此次抗稅風潮的詳細記載。“1856年藏尼條約”規定西藏地方政府不向尼泊爾商人征稅。到1920年代,這個不平等條約已執行了近70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實施新政後,西藏地方的實力有所增強。面對改革引發的財政困難,西藏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向尼商征稅增加收入,繼而改變與尼泊爾交往中的不利地位等政策意圖是可以想見的。

2、夏格巴•旺曲德典()的《藏區政治史》()(13),較為詳細地記述了在藏尼泊爾人依恃“1856年藏尼條約”獲得的特權,不遵禁令,以黑市交易煙草而引發的矛盾。此外,他還明確提出了糾紛升級的導火索,即為了逮捕違反禁令的商人杰波(),西藏地方派出警察進入尼泊爾代表駐地,激化了雙方矛盾。

3、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的《西藏概要》(Tibetan Precis)記道︰“1929年秋,一個叫杰波夏爾巴(Gyalpo Sherpa)的人,從監獄里逃出來並躲進尼泊爾駐拉薩代表處避難,他自稱是尼泊爾臣民。18個月前他被西藏政府逮捕並投進了監獄……他利用自稱尼泊爾籍人和尼泊爾官員的庇護,從事煙草買賣和西藏當局反對的其他活動。他之所以被捕,是因為西藏當局得知他實際上是西藏人。當西藏政府知道他在尼泊爾代表處之後,要求將他交出,這顯然遭到了拒絕;一群西藏士兵在龍夏()的指揮下闖進了尼泊爾代表處,強行逮捕了杰波。尼泊爾王(the Maharaja of Nepal)向西藏的司倫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並要求道歉和交出杰波。西藏的司倫說他們有正當理由采取這樣的行動。杰波第二次被捕後受嚴厲的鞭打致死,事態隨之惡化。這個意外事件被尼泊爾人視為嚴重的侮辱,藏尼間原本已存在的緊張關系發展到了幾乎破裂的邊緣。”(14)戈爾斯坦(M.C.Goldstein)的《喇嘛王國的覆滅》(15)和蘭姆(A.Lamb)的《西藏、中國與印度︰1914—1950年英帝國外交史》對事件的記述與黎吉生書基本相似,蘭姆還利用英印檔案補充了第二次逮捕杰波的日期等細節(16)。這樣的記述反映了西方學界在這一問題上的主流觀點,強調藏尼危機爆發由雙方矛盾引發,即西藏地方政府派軍警強行進入尼泊爾駐拉薩代表處駐地進行逮捕,違背了“1856年藏尼條約”和國際法公約,所以“尼泊爾人以戰爭相威脅,而西藏也派出軍隊嚴陣以待”。(17)黎吉生在書中還提到,危機引發了英國政府和印度政府很大的焦慮,努力尋找解決辦法。他們決定派遣萊登拉前往拉薩,給達賴喇嘛帶去外交秘書和政治官的私人信件,建議達賴喇嘛親自處理這件事,以使事情有個好結果。黎吉生還認為此時“西藏政府方面已經有采取和解態度的些微跡象。這可能是因為西藏意識到尼泊爾是認真的,擔心我們會支持尼泊爾,並試圖避免我們的干預,也可能是認識到西藏內部存在著不安和不滿的輿論”(18)。不難看出,在藏尼糾紛之初,英印政府就進行干預,向西藏方面施加壓力。而黎吉生所言之西藏擔心英印會支持尼泊爾並非空穴來風,英印方面確有以尼壓藏的策略,有關內容詳見後文。

4、尼泊爾學者烏普熱提所著的《藏尼關系1850—1930︰希望、挑戰和挫折並存的歲月》一書,依據尼泊爾政府檔案等資料,補充了事件發生時間等細節(19)。

上文所引著作對事件的記述略有出入,總的看來,蘭姆和烏普熱提因使用了英印檔案和尼泊爾檔案,對事件的記述較為完整,可信度較高。結合已有的資料,藏尼糾紛爆發的起因大致是︰杰波出生于西藏,後來他來到尼泊爾並娶了一位尼泊爾的夏爾巴人()為妻。夫婦倆在拉薩做生意,但他們不遵守西藏地方政府禁令,從事煙草買賣,並為尼泊爾駐拉薩代表秘密提供情報。西藏地方政府以他出生于西藏,是西藏人,沒有豁免權,于1928年1月將他逮捕。被關押了19個月後,杰波于1929年8月逃出了監獄,躲進了尼泊爾駐拉薩代表處駐地,聲稱自己是尼泊爾臣民,尋求庇護。西藏地方政府要求尼泊爾貿易代表交出杰波,但尼方代表堅稱杰波的身份尚未確定,拒絕將其交出。8月25日,西藏地方政府在龍夏指揮下,派警察進入尼泊爾駐拉薩代表處駐地,強行拘捕了杰波。尼泊爾認為西藏地方當局的做法違反了“1856年藏尼條約”,要求西藏地方政府道歉,而西藏方面拒絕道歉,糾紛升級。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邊界上的人︰S.W.萊登拉(1876—1986)的生平及他在大吉嶺和西藏的歲月》(以下簡稱《萊登拉傳》)一書。此傳記由萊登拉的孫女德吉拉德(Deki Rhodes)及其丈夫尼古拉斯(Nicholas)所著,其中涉及藏尼糾紛及1930年萊登拉奉英印政府派遣入藏調解的詳細過程。傳主生平大致如下︰萊登拉(Sonam Wangfel Laden La,索南•旺菲•萊登拉,也譯萊頓納、萊登勞,舊譯連顛、聯典(20)),1876年出生于錫金一個菩提亞喇嘛(Bhotia lama)家庭,他家也是該地區的小領主。他是大吉嶺地區第一個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年輕人,同時,也廣泛學習了錫金的藏文化。在順利完成學業後,萊登拉成為了第一位由當地人擔任的、大吉嶺地區皇家警察局的警官。1903年12月至1904年12月,萊登拉加入了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的“西藏使團”,擔任春丕谷副官沃什(E.H.C.Walsh)的助手。1905年11月至1906年1月,萊登拉受派作為翻譯和聯絡官,陪同來印的九世班禪一行參觀了印度許多佛教聖地,會見了印度總督敏托(The Viceroy Lord Minto)及英國威爾士親王(the Prince of Wales,later George V)。1910年達賴喇嘛到印度,萊登拉受派作為聯絡官全程陪同。1912年他曾受派前往西藏參與促使前清駐藏軍隊撤出拉薩的談判,但止于途中;1913年他全程陪同西藏首次派遣的四位貴族子弟到英國學習。1920年11月至1921年10月,他陪同錫金政治官查貝斯•貝爾爵士(Sir Charles Bell)訪問拉薩。1923年9月至1924年10月,他受派為拉薩當局組建警察部隊。1930年2月至5月他受派前往拉薩解決藏尼糾紛。1930年8月他又陪同錫金政治官維爾訪問拉薩。除了英印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的中間人身份外,萊登拉也是錫金菩提亞人(Bhutia)社區及整個山地人社區的領導人,積極參與大吉嶺的社區事務。他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把很多時間和財產都用來支持當地的佛教寺院和當地的社會事務。1936年12月逝于噶倫堡。(21)

關于尼泊爾駐拉薩代表向西藏地方抗議,力言杰波夏爾巴是尼泊爾人,而西藏方面則認為他是西藏人,對此抗議置之不理的問題,《萊登拉傳》補充了更多有關杰波身份的資料︰“杰波夏爾巴出生在西藏的裴茹(Phe-ruk)(22),幼年時他來到尼泊爾的夏康布(Shar-Kham-bu)(23),10年後成為了一名尼泊爾臣民(24)。1912年他來到西藏,以低廉的價格購買了很多搶劫得來的中國珍寶,並轉賣給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的珀西•布朗先生(Mr.Percy Brown),以此發家致富。他成為了尼泊爾駐拉薩代表(the Nepali Representative of Lhasa)拉爾•巴哈杜爾上尉(Capt,Lal Bahadur)最好的朋友,後者宣布他為尼泊爾臣民。他在拉薩以商人的身份開了一個商店,主要經營珍珠、珊瑚、綠松石和絲綢等。1928年,杰波被指控在拉薩為尼泊爾人收集情報。他向尼泊爾使館尋求避難,因此尼泊爾代表拒絕把他交給西藏政府。”(25)以上信息印證了蘭姆所說“杰波夏爾巴的身份問題確實非常復雜”一語。不得不承認,抓捕杰波夏爾巴是藏尼危機爆發的導火索,但隨著英印政府的介入,藏尼糾紛不斷升級,甚至發展到幾乎兵戎相見的地步,則與杰波的身份問題不再有必然聯系,而是地緣政治中各政治力量競爭角逐的結果。誠如學者所言,杰波的“國籍問題逐漸置身于幕後,或最多處于次要位置”,隨著他在西藏的監獄里死去,他的“國籍問題只不過是歷史學家以及國際法研究者的問題而已”(26)。

此外,《萊登拉傳》對西藏地方軍警進入尼泊爾駐拉薩代表處抓捕杰波夏爾巴的過程也有詳細記述︰那一日,龍夏似乎向貢培拉(27)征詢了意見並獲得了達賴喇嘛的命令。在沒有通知倫欽和噶倫的情況下,龍夏帶著大約300名士兵和100名警察前往尼泊爾代表處,同行的還有3位名叫朵喀賽、拉定賽(28)和玉如貢的警官。警官和警察們包圍了使館,龍廈親自爬到一個離代表處較近的房屋頂上,指揮各項行動。夏爾巴人杰波當即爬到了代表處的屋頂上並挪開了梯子(29),當他正與警官們爭辯時,一個警察小隊長帶著幾個人用梯子爬上了屋頂抓住了他,而他則牢牢抓住旗桿。(30)“對如此冒犯外交豁免權,尼泊爾人非常憤怒,並要求道歉。于是,諾布頓珠()被(英印政府)派往拉薩平息此事,但他沒能說服西藏政府作出令尼泊爾人滿意的道歉。尼泊爾人的耐心非常有限,他們開始把軍隊調到邊界附近,為進攻做準備。德里當局(英印政府)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盡快派遣萊登拉直接前往拉薩進行調解”(31)。

與國外學者不同,中國方面在最初的反應中更加強調藏尼糾紛升級的外部因素,即藏尼糾紛之所以發展到將以戰爭方式解決,主要由于英印政府的挑撥,使藏尼交惡,以坐收漁人之利。這樣的觀點可追溯到1930年3月糾紛升級時“全亞細亞聯盟理事長”黃攻素給蒙藏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他斷言︰“此舉純屬英人從中挑撥所致”,尼泊爾“對于印度革命黨袒庇甚力”,“英人欲和緩印度革命,故挑撥尼泊爾向西藏侵略,使尼藏交惡,英人可收漁人之利。以華藏之兵與尼泊爾戰,則尼泊爾必轉向英國表示同情”,“英人對于藏尼援助印度革命之尤[憂]可無虞矣”。(32)1931年出版的《西藏交涉紀要》的編著者陸興祺也提到︰“英人唆使廓人分道侵藏,並允其假道哲境”。黃攻素、陸興祺等人的言論發表于事件發生後不久,其後諸多史家都接受了類似的觀點,認為藏尼糾紛加劇主要歸因于英印政府挑撥,在此不一一列舉。利用英印及尼泊爾檔案進行的研究也表明,英印政府很可能利用了杰波事件所帶有的“國際味”,推動了藏尼糾紛升級。烏普熱提寫道︰“一份英文的‘副官記錄’(Aide Memoire)清楚地暗示了這種新的發展,它宣稱西藏人強行進入尼泊爾使館是一項第一等的國際犯罪,違反了國際法。英印政府認為雖然雙方都有對和錯,但西藏負有更大的責任。英印政府寫給達賴喇嘛的一封信中,也要求西藏精神領袖承擔整個事件的責任,承認他們對和平的神聖利益犯下的錯誤。”(33)這與前述黎吉生書所記內容相符,表明英印政府站在尼泊爾一邊,並利用所謂西藏地方政府“侵犯治外法權和違背國際法”等理由,向西藏方面施壓,推動危機升級。1930年2月,在內地的九世班禪隨行人員呈國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件報告,記錄了班禪喇嘛駐印度通訊處調查所得的尼泊爾在1929年末、1930年初備戰詳情︰尼泊爾新成立之軍隊計24000人,所有士兵原系印度軍隊中尼籍現役軍人,經該國與印度交涉索回者;軍用騾馬牛等,由英國供給2000頭;軍裝方面,已由英領印度購到55萬套;所有彈械,現已運到尼印交界之比爾西拉加地方。(34)值得注意的是,黎吉生在《西藏概要》中所記藏尼危機發生後,英印政府對藏尼雙方武器方面的要求采取的不同態度︰“雙方都在繼續做戰爭準備,英印政府左右為難,因為對競爭雙方都曾承諾為其提供武器。西藏政府要求提供一批查爾斯•貝爾爵士使團在拉薩時所承諾的武器,由于他們未按時交付前一批武器的款項,另外,考慮到他們與尼泊爾之間的緊張關系,所以西藏政府的要求未被批準。但是英印政府認為,根據與尼泊爾的新條約,我們必須為其提供政府需要的武器等。英國政府回復,考慮到我們在世界裁軍行動中的領導地位,我們經不起因此次危機為尼方提供武器而招惹外國的嚴厲批評”(35)。其實英印政府已經輸送武器給尼方,黎吉生所雲只是撇清而已。雖然黎氏試圖掩蓋英印政府為尼泊爾提供武器的事實,卻不得不道出,在藏尼關系緊張時,英印政府在賣軍火一事上,以履行條約為辭支持尼方,而以西藏未按期付款為由拒絕賣武器給西藏的史實。不久後,1930年康藏戰爭爆發,英印政府不再以欠款為由,連續3年向西藏提供大批武器(36),幫助其擴大戰事。不難看出,英印政府為了自身利益,時而利用藏尼糾紛,唆使尼泊爾進犯西藏;時而又積極協助西藏在康區進攻川邊軍隊,目的都是為了加強自身對西藏地方的控制。此外,班禪方面的情報人員從印度收集來的、有關英印政府幫助尼泊爾備戰情形的報告,看來大體可信。(37)

除研究者的不同記述外,當時面臨事態的重要政治人物也由于立場、目的不同,對藏尼危機的發生作出大不相同的反應。1930年2月,中央政府派出的赴藏慰問專員、西藏駐雍和宮堪布貢覺仲尼從江孜發給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謝國梁的電報說︰“此事之發生,乃尼泊爾妒忌中國與西藏之和好。余暫留此所,祈向中央請示對付方針”。(38)這從側面反映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一段時間內,加強與西藏地方政府間的聯系,雙方關系有所改善,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影響力有所增強的事實。1940年2月,貢覺仲尼曾對時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藏事處處長的孔慶宗說︰“當英人指使尼軍犯藏時,達賴佛極為鎮靜,不謀于眾,獨自決策。他用我的名義寫一電稿,令我親送至江孜英政府所設置的電台,以明碼拍至南京友人轉報此事于政府。他采用這個方式,意在使英籍電員視作要電,密報英國當局,就會發生作用。我即日遵辦,後來果收息事之效。”(39)貢覺仲尼在10年後宣稱,當年通過謝國梁向中央報告藏尼危機,是按照達賴喇嘛旨意行事。由于目前刊印的資料在電文發出的時間與貢覺仲尼抵達拉薩時間等方面有不符之處,因而,尚無法判斷是否屬實。已刊印的檔案中,對貢覺仲尼抵達拉薩的時間有兩種不同的記錄,一是貢覺仲尼致函在北京的楚臣丹增,再由楚臣報告蒙藏委員會︰“于一月十六日行抵西藏拉薩,當日達賴佛命西藏文武官員率領馬步軍隊到堅贊魯頂迎接……于一月十九日謁見達賴佛”(40),另一記錄是貢覺仲尼本人給閻錫山的函電中記道“仲尼于國歷二月十六日安抵拉薩”(41)。公歷2月16日換算為藏歷是一月十八日。(42)同時,謝國梁2月17日呈閻錫山條陳明確記道“本月十六日接棍卻仲尼由江孜等電”(43),而《謝國梁入藏記》附錄“赴藏慰問專員貢覺仲尼為藏尼發生戰事告急電”末尾記有“于八日下午四時五十分發”(44)。綜合考慮,可能“于八”應為“一十八”,該電發出日期為藏歷一月十八日(2月16日),即貢覺仲尼抵達拉薩當日。1920年代中期,拉薩到江孜已直通電報。可能達賴喇嘛擬寫好電文後,當日交由貢覺仲尼發送。另一種解釋是,這份電文可能就是貢覺仲尼本人在未抵達拉薩前發出的。當時他作為中央政府特派專員,希望了解中央政府對藏尼危機的態度,若得到中央政府支持西藏的回復,在藏尼關系危急時刻回到拉薩的他,其作用及影響力將大大增加。考慮到他與孔慶宗談話的時間是在事件發生10年後,十三世達賴喇嘛也已圓寂多年,貢覺仲尼將電文發出歸結為受十三世達賴喇嘛命令並非全無可能。此外,早在1930年1月貢覺仲尼抵達印度噶倫堡時,就曾收到達賴喇嘛的電報“抵靖西一帶時,隨即電呈”(45),要求貢覺仲尼進入藏境就立即發電報給拉薩,假如達賴喇嘛又一次命令貢覺仲尼在江孜發電給國民政府,則以上解讀也可成立,但需要有更多檔案資料加以證實。

當時正在內地的九世班禪及其隨從人員對藏尼爆發危機的原因及解決辦法持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觀點,說達賴喇嘛“強佔後藏,對西藏各地橫征暴斂,虐待商民,而尼泊爾在西藏之商人為數頗多,亦被蹂躪,尼政府遂不滿于達賴。最近三四年達賴復變本加厲,迭次侵入尼泊爾境界,據其地為己有,以致釀成戰端”(46),並報告說尼泊爾派軍67000人開赴藏邊吉隆等6處,“達賴所領藏軍不過兩萬,內外援絕,其勢必敗”,“擬請明令遣派敝佛返藏應援”,“擬請發給馬步槍五千支,子彈二百五十萬(發)”,“擬請特派大員一員隨軍前往襄理一切”(47)。蘭姆也提到,同一時期九世班禪曾派人與英印政府駐錫金政治官維爾等聯系,希望獲得英印政府武器支援以反抗西藏地方政府。(48)這不免令人猜測“返藏應援”是九世班禪及隨行人員試圖利用藏尼糾紛這一契機實現返藏所做的一次徒勞的努力。

九世班禪方面的報告提到了藏尼間邊界問題的存在,一連串無法解決的邊界爭端也是藏尼爆發危機的源頭之一。正如尼泊爾學者烏普熱提所言,自遠古時代起,邊界糾紛就是尼藏關系中一個常見的現象,從中世紀開始的聶拉木、濟嚨之爭,到19世紀末開始的圖丹(Thutam)之爭,邊境爭端一直是尼藏關系持續不斷的煩惱來源。(49)

《萊登拉傳》記述了1930年萊登拉受英印政府派遣入藏的經過,補充了以往著述較少涉及的藏尼危機的解決過程。

傳記首先記述了萊登拉前往拉薩的經過︰大約在1930年1月中旬,萊登拉接受了英印政府指派。1月12日的一份英印檔案寫道︰“我們意識到這是讓萊登拉承擔一個重大的任務,然而西藏人肯定不會接受一個英國官員,我們只能盡力而為”(50)。1月21日,萊登拉秘密離開了大吉嶺,先到噶倫堡面晤了錫金政治官維爾,與他商討此行的任務,接著前往甘托克。1月24日,萊登拉一行從甘托克出發,前往西藏。2月2日,抵達江孜英國商務代表處(the Gyantse Trade Agency)。英印政府認為,在尼泊爾未收到來自西藏政府的最新信函之前,萊登拉先不到拉薩為好,所以建議他在江孜休整幾天。2月8日,他繼續前進,于2月13日渡過雅魯藏布江(the Rivet Tsangbo),抵達曲水(Chushul)。他又接到英印政府指令不要在2月16日之前到達拉薩(51),所以在此休整一天。2月15日,萊登拉在途中遇到了前往邊界阻止尼泊爾人入侵的約200名來自拉薩的西藏士兵,他們攜帶著大約1000支來復槍和25箱彈藥。他還與這群士兵的指揮官如本吉蘇(Rupon Kyi-sur?)(52)進行了交談。萊登拉已感覺到局勢非常危急,但他並沒有為了平息糾紛而風雨兼程、快速行動,而是遵從英印政府的命令,停停走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英印政府派萊登拉前往拉薩,不只為了平息藏尼糾紛,還有其他的任務。A.K.J.森格(A.K.J.Singh)在《喜馬拉雅三角︰1765—1950年英屬印度與西藏、錫金、不丹間關系的歷史概覽》一書中提到,此時英印派遣萊登拉赴藏的目的之一,是設法使西藏方面推遲派代表前往南京。森格說,兩位南京政府的使者貢覺仲尼和劉曼卿帶來的信件據說都向西藏表達了友誼,即建議西藏地方加入國民政府,並邀請西藏方面派代表訪問南京(53),而且有傳聞說達賴喇嘛已經接受了邀請,並為派出代表安排了資金。(54)萊登拉報告說,在一次與達賴喇嘛面談時,他向其指出,一旦西藏成為中華民國的一員,西藏就有失去自身獨立性的危險。(55)劉曼卿也認為,萊登拉抵達拉薩後曾試圖阻止西藏地方派代表前往南京,但未得逞。(56)由此可見,萊登拉前往拉薩並不只是為了平息藏尼糾紛,因他此行正值1929年以來國民政府積極聯絡西藏地方,雙方聯系有所增強;相比之下,1925年以來英印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陷入長期的低潮狀態。因而,阻止西藏與南京方面接近,挽回英印的頹勢就成了萊登拉的另一項重要任務。

對萊登拉到拉薩後做了什麼及尼泊爾與西藏地方關系危機如何解除等問題,傳記也有較詳細的記錄︰2月16日萊登拉到達拉薩。(57)在禮儀允許的範圍內,達賴喇嘛于2月19日首次接見了他。“顯然達賴喇嘛非常希望盡快同他討論相關事宜,繞過噶廈和龍夏,直接與他交涉。”(58)萊登拉努力說服達賴喇嘛,使其同意向尼泊爾政府鄭重道歉,告之這是最好的選擇。2月21日,他又與達賴喇嘛進行了一次更正式的長談,他在日記中記道︰“……與達賴喇嘛談了3小時5分”。貝爾也曾提到,萊登拉曾寫信告訴他︰“達賴喇嘛對我說,‘倫欽貝爾走後,我吃了不少苦頭’。他視我為你的遺風的最後一名幸存者,對我談話,十分坦率”(59)。無論萊登拉所言是否屬實,這至少表明當時達賴喇嘛並不希望真正與尼泊爾刀槍相見,也在尋求和平解決的辦法。這也是藏尼危機得以和平解決的前提之一。

按照西藏地方慣例,外來的官方使者到達拉薩,在得到達賴喇嘛接見後,才能拜訪西藏地方的其他僧俗上層。2月22日,萊登拉首先拜訪了他的老朋友噶倫擦絨(Tsarong Shape)。早在1923年萊登拉受英印政府指派到拉薩為西藏建立警察部隊時,就與時任藏軍總司令的擦絨結成了密切關系。1924年擦絨違反達賴喇嘛禁用酷刑的命令處罰士兵致死事件,激化了西藏地方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萊登拉等召集藏軍軍官在其家中集會,商討聯名呈遞請願書要求達賴喇嘛賦予擦絨管理軍隊等更多權力,由此引發“親英軍人集團企圖奪取達賴喇嘛政權陰謀”等事件,迫使萊登拉離藏返印,而顯赫一時的擦絨也失去了達賴喇嘛的信任,逐漸疏離于政治權力核心。對于多年後的重晤,萊登拉記道︰“一次長談。他看上去變了一個人——可能是病痛的原因”,反映出擦絨被新政權冷落閑置的情況。從那天起到2月26日,他先後拜訪了倫欽(Lonchen)(60)和其他噶倫,向他們解釋藏尼關系惡化情況的嚴重性及他與達賴喇嘛會商情形,游說他們接受向尼泊爾方面道歉。

2月27日,萊登拉再次與達賴喇嘛會談,達賴喇嘛的近侍、親信貢培拉也在場,主要議題是根據德里與加德滿都之間的協商結果,研討道歉聲明的草稿。從3月2日至5日,在新年慶祝儀式的間隙(61),連續召開了幾次會議,達賴喇嘛和所有的噶倫都出席了會議,討論道歉信初稿的細節。經過多次修改後,萊登拉于3月6日把修訂的道歉信初稿發送給德里和尼泊爾。通過電函提出的修改建議得到德里、尼泊爾各方的認可後,(62)西藏方面才將正式的書面道歉文件按時送達加德滿都。烏普熱提書引述了英印檔案所存的西藏方面的道歉信︰“遵從您的電報,此次致歉是因為西藏的警官和警員逮捕杰波和他的妻子,並將他們從尼泊爾駐拉薩代表處帶走。他們行動愚蠢,這是令人厭惡的可恥行為。西藏人和尼泊爾人是長期的兄弟聯盟,因此西藏政府表示真誠的歉意並遞交這份道歉書”(63)。3月22日(64),西藏方面最終收到了來自尼泊爾政府的回復電報,電報上說,他們現在很高興,軍隊正從邊界地區召回。萊登拉遂于5月5日離開拉薩,返回大吉嶺。

上文引述1930年萊登拉入藏之行的基本經過,補充了藏尼危機解決過程的相關資料,也透露出英印政府通過萊登拉入藏之行,操縱干預藏尼糾紛的史實。此外,烏普熱提認為,兩個意外的因素有助于藏尼危機的和平解決︰第一,1929年11月19日,用鐵拳統治尼泊爾近30年的強人昌德拉•蘇姆謝爾王去世;第二,杰波夏爾巴在西藏監獄的圍牆里死去(65)。筆者認為,尼泊爾王昌德拉去世,使尼泊爾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回國內而采取和談撤軍政策,是促使危機和平解決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根據前文所述,杰波夏爾巴大約死于1929年8月末、9月初,而藏尼危機升級為兵戎對峙則是在1929年末、1930年初,把杰波之死作為危機解決原因似過于牽強。

《萊登拉傳》作者提出︰“萊登拉訪問拉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尼泊爾與西藏之間的戰爭得以避免,為英國與西藏之間的關系掃除了障礙”,但“這次訪問很大程度上被歷史學家忽略或誤讀了”(66)。筆者並不完全贊同這樣的評價,因為傳記著者作為萊登拉的後裔,不免有溢美的言辭,但目前的民國西藏歷史研究,確實未能對這一歷史事件給予充分的關注。正如傳記作者所言,關于萊登拉此次訪問的私人文件得以存留,為研究者提供了從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大英圖書館)所存檔案里不能輕易獲得的信息。從這點上說,《萊登拉傳》還是有較高史料價值的。

藏尼危機爆發與和平解決及各相關政治主體作出不同反應,對西藏地方的局勢,尤其是西藏地方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英印政府及尼泊爾的關系都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蘭姆說“藏尼間持續升級的糾紛,甚至威脅要以某種類似戰爭的形式解決,這為活躍的俄國人和中國人插手西藏事務提供了機會”(67)。成立不久的南京國民政府確實抓住了這個機會。據已公布的漢文檔案,國民政府在接到貢覺仲尼1930年2月發給謝國梁的電報後,于3月下旬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解決中央與西藏地方及西藏地方與尼泊爾糾紛問題”的政治會議,決定由外交部致電尼泊爾令其停止軍事行動,委派巴文峻和謝國梁為特派員,分別帶著國民政府“解決中尼問題條件四條”和“解決中藏問題條件十一條”前往尼泊爾與西藏地方,調解藏尼危機。(68)5月初萊登拉離開拉薩。5月底,兩位特派員由南京出發,于7月19日抵達印度加爾各答,此時距藏尼危機解決已過了近4個月。巴、謝兩位特派員8月3日發給蒙藏委員會的電文明確寫道︰“藏尼糾紛現已解決,其詳細情形,俟抵尼後再行呈報。”(69)早在1930年3月15日,貢覺仲尼從拉薩發給時任蒙藏委員會主席閻錫山的電報中已提到︰“英國政府派萊登勞先生來拉薩調和藏尼事件期望復歸于好,正在疏解中”(70),而7月24日他又報告國民政府“刻下藏境敉平,派人相助一節,曾電政府懇請收回成命,諒能俯如所懇”(71),顯然國民政府至遲在7月下旬,巴文峻尚未到達加德滿都時,已知道藏尼危機和平解決的情況(72)。巴文峻于1930年9月到達加德滿都後,受到尼泊爾政府熱情接待,對恢復尼泊爾與中國之間的密切關系有積極作用。謝國梁在即將抵達拉薩時病逝,西藏地方政府為其舉行隆重葬禮。這不僅是因為謝國梁清末民初在藏期間及離藏後多年內,一直與西藏地方上層保持友好關系,同時也反映出此時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僧俗上層內向之心增強。這也成為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改善的明證之一。陸興祺更是樂觀地指出,英人唆使尼泊爾侵藏,無非是借此以壓迫日益內向的西藏,豈料“弄巧反拙”,“反促成達賴歸向中國之心”(73)。

萊登拉入藏之行對英國與西藏地方間關系的影響,存在兩種大相徑庭的評價。一種觀點認為,萊登拉此次入藏對恢復英印政府與西藏間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萊登拉傳》的作者引述了英印政府外交部給駐錫金政治官維爾的電報以證明此種觀點︰“我受派通知您,這個影響到尼泊爾與西藏間關系的安排,解除了政府很多的擔憂,對此印度政府非常滿意。印度政府認為,長期斡旋獲得如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您所建議的派遣萊登拉前往拉薩,以及他在執行任務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機智與才能。因此,我代表印度政府對您和萊登拉在此事上所作的貢獻表示感謝,也請您將這些信息傳達給萊登拉,為他艱巨的拉薩之行所獲得的最後勝利。”(74)黎吉生的記述為此提供了更為有力的注腳︰“在萊登拉離開拉薩之前,他按照指令,向達賴喇嘛表達了印度政府不變的友誼和他們避免干涉西藏內部事務的堅強決心……萊登拉的訪問和印度政府所作的保持友誼的保證,以及尼泊爾與西藏間緊急關系的消除,似乎令達賴喇嘛感到滿意,他邀請錫金政治官維爾上校訪問拉薩。”(75)而相反的評價在國內外研究者的著作中也多次出現︰麥克唐納(D.MacDonald)認為,萊登拉“受到冷遇,未達成任何目的,不得不快速返回”(76)。麥凱也傾向于接受麥克唐納的說法。(77)陸興祺也評價說萊登拉“快快而返”(78)。

根據前文所述藏尼危機爆發起因及萊登拉入藏之行的記述,不難看出英國在此次危機中采用以尼壓藏策略的深遠用心,即當藏尼關系緊張時,表面持中立態度,暗中則給予尼泊爾武器及政治支持,推動危機升級;隨後又以調解藏尼危機為由,派使者斡旋和平,以改變當時英國與西藏關系處于低潮的局面,阻礙南京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接近。英國的以尼壓藏政策,可以追溯到1901—1903年間,即在第二次侵藏戰爭英印政府派出所謂的“榮赫鵬使團”之前,英政府內部曾有過對西藏采取何種政策的討論,其中一種觀點就是“李•沃納計劃(Lee-Warner’s scheme)”,即利用尼泊爾進犯西藏,迫使西藏與英印政府建立聯系(79)。只是後來隨著寇松(Curzon)為代表的前進派的倡議得勢,促使英國政府最終同意派出“榮赫鵬使團”配備軍隊直接入藏,以建立與西藏地方的聯系,而“李•沃納計劃”遂未能實行。此次藏尼糾紛,英印既支持尼泊爾侵犯西藏,又向西藏派出使者斡旋和平,雙手並用,就是為英印企圖控制西藏的戰略。1930年萊登拉受派前往拉薩斡旋,實際上為英印政府恢復與西藏地方的關系提供了條件,為維爾的拉薩之行鋪平了道路,加之西藏地方內部親英分離勢力希望借維爾之行抵消國民政府在西藏日益增長的影響等原因,促使達賴喇嘛同意維爾訪問拉薩的要求。1930年5月1日,達賴喇嘛“通過萊登拉轉告維爾,非常歡迎維爾現在訪問拉薩。此外,為了抵消劉曼卿女士的女性氣質,西藏人非常樂于允許維爾的夫人陪同前來。”(80)麥凱高度評價了維爾1930年的拉薩之行,他認為這是“英藏關系向好的方向轉變的轉折點”。(81)不難看出,萊登拉入藏確實為維爾1930年訪問拉薩提供了條件,客觀上有利于英國恢復在西藏地方的影響力。

對西藏地方與尼泊爾的關系而言,如前所述,20世紀前30年里,尼藏間長期存在邊界糾紛、貿易爭端及在藏尼泊爾人與西藏社會各階層的矛盾等問題,尤其是英印政府等外部力量及地緣政治因素的作用,兩者間可謂摩擦不斷,直至發展為1930年雙方幾乎兵戎相見。隨著1929年11月“用鐵拳統治了尼泊爾近30年的尼泊爾強人昌德拉•蘇姆謝爾王公去世”和1933年1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雙方都逐漸把注意力從外部事務轉移到內部政治之上,加上南京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影響力有所增強等內外因素變化,促使“1930年以後,尼泊爾與西藏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分歧被消除”,“動蕩不定的尼藏關系逐漸讓位于相對的和平與安寧”(82)。

結語

20世紀初以來,西藏地方成為英俄中亞大角逐的主要戰場之一,其地緣政治地位日益凸顯。與此同時,由于帕里路線開通等原因,尼泊爾在1856年第三次尼藏戰爭後獲得的、對西藏地方政治經濟的影響力,及其在跨喜馬拉雅地區的優勢地位等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擠壓。尼泊爾設法維護自身利益,而西藏地方政府則試圖消解“1856年藏尼條約”尼泊爾人所獲得的貿易特權及政治優勢,因此,雙方在20世紀前30年里邊界和貿易爭端不斷,在藏尼泊爾人與西藏社會各階層矛盾迭發,藏尼關系處于動蕩狀態。1929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軍警進入尼泊爾駐拉薩代表處逮捕杰波夏爾巴事件是直接引發1930年藏尼危機的導火索。本文圍繞萊登拉入藏之行,記述其受英印政府派遣前往拉薩“調解”以及藏尼危機和平解決的基本過程,指出英印政府采用以尼壓藏策略,干預藏尼糾紛,目的在于阻礙和消解西藏地方與南京國民政府間日益增強的聯系,使西藏更加依附于英印。萊登拉入藏,為維爾隨後訪問拉薩創造了條件,給一度低迷的英藏關系帶來了短暫的“活力”。隨後發生的1930—1933年西藏與康、青地區的軍事沖突中,則隨時顯現出英印在軍事、外交等方面支持“西藏獨立”謀略的實施。

附記︰本文的寫作得到鄧銳齡先生的啟發與指導,喜饒尼瑪、蘇發祥、張雲等教授亦惠予指正,在此深表謝意。

注釋︰

ヾ“1856年藏尼條約”,國外學者稱為1856 Thapathali條約。尼泊爾學者普熱姆R.烏普熱提所著《尼藏關系1859—1930︰希望、挑戰和挫折並存的歲月》對此有較為詳細的記載︰該條約包含十款內容,主要包括西藏政府每年向尼泊爾支付10000盧比賠款,如果西藏遭外來勢力入侵,尼泊爾同意盡可能援助西藏,西藏決定不再向尼泊爾商人征收關稅,條款履行後,尼泊爾將從其佔領的庫提(kuti,即聶拉木)、科隆(kerong,即濟嚨)以及宗喀等地撤軍,尼泊爾可在拉薩派駐一名特使(Bhardar,以代替以前派駐的代表representative),尼泊爾可在拉薩建立交易市場買賣珠寶、糧食和衣物等,尼泊爾駐西藏的特使有權處理廓爾喀人與廓爾喀克什米爾人之間的糾紛,而尼泊爾人與西藏人之間的糾紛則由雙方政府代表共同處理等。協議基本達成後,需要送交駐藏大臣正式批準。駐藏大臣對條款作了以下修改︰“廓爾喀與西藏雙方均為尊奉(文殊)室利大皇帝之人,西藏為上師的寺院和持戒修行的清淨者住地,因此今後若有任何外國攻擊西藏,廓爾喀王室盡力予以援助”,隨後批準了該條約。直到1956年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泊爾王國保持友好關系以及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尼泊爾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後,該條約才廢止。在1856年後的100年里,西藏地方與尼泊爾的關系,受到該區域各地緣政治主體間關系的影響,長期處于非正常狀態。Prem R Uprety,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Kathmandu︰ Kantipur Offset Press,1998,pp.71—75;普熱姆R.烏普熱提著,王維強、黃維忠、聶紅萍譯︰《尼藏關系1859—1930︰希望、挑戰和挫折並存的歲月》[M],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藏事譯叢(28),內部參考,第69—74頁;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M],拉薩西藏社會科學院、北京︰中國西藏雜志社、拉薩︰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06—907頁。

ゝ此提法受林孝庭博士啟發,能較為準確地表達當時中國內部的政治現實。林在《戰爭、權力與邊疆政治︰對1930年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一文中提出︰“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雖然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自1928年以來,就獲得國內外承認為當時代表全中國的中央政府,然而直到1930年代中期為止,其真正有效的統治範圍,嚴格說來,僅包含長江中、下游等華中地區,這使得吾人在研究近代中國中央與邊陲地區的關系時,必須更加注意到政治名分與政治現實之間的差距”,因此,他嘗試突破既有的研究格局,把南京國民政府、西南各省軍閥與西藏地方政府作為三個不同主體來看待,重新建構1930年代中國西南青、康、藏地區的政治、社會與軍事面貌。見林孝庭︰《戰爭、權力與邊疆政治︰對1930年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J],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第108頁。

ゞ已刊布的漢文檔案約有20多條,主要集中于《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6)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匯編》(9)。尚未看到相關藏文檔案刊布。詳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6)[Z],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匯編》(9)[Z],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年。

々英印檔案主要包括藏于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館(India Office Library,已于1982年並入英國國家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和新德里印度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New Delhi)的檔案。

ぁ據烏普熱提書,尼泊爾外交部檔案曾在1978—1985年間一度向學者們開放,此後再次關閉。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p.9.《尼藏關系1859—1930︰希望、挑戰和挫折並存的歲月》,第8頁。

あ林孝庭︰《戰爭、權力與邊疆政治︰對1930年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第111—112頁。

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匯編》(10),“劉曼卿等為赴藏所用經費造具清冊請子報銷並撥發不敷經費歸還借款事致古應芬轉蔣介石呈”,第3頁。

いA.Lamb,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78.

ぅA.McKay,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Richmond︰Curzon Press,1997,p.120.

う萊登拉(S.M.Laden La,舊譯連顛、聯典等,1876—1936)︰1876年出生于錫金,是大吉嶺地區較早接受現代西式教育之人,參與經辦了許多英印政府的涉藏事務,成為20世紀前30年英國與西藏地方間的重要聯絡人之一。生平詳見後文。

(11)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編︰《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A],載《西藏文史資料選輯》[C](合訂本,第2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09頁。《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以藏文版《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記》為本編撰而成。該傳記成書刊印于1940年,其中記事多源于藏文檔案,史料價值較高。

(12)洪滌塵︰《西藏史地大綱》[M],上海:正中書局,民國二十五年(1936),第246—247頁。

(13)Tsepon W.D.Shakabpa,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李有義譯︰《西藏政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歷史研究室藏族史組印,內部資料,1978年。另有Tseponw.D.Shakabpa,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New York︰Potala Publications,1984. 1976年藏文修訂版《》,漢譯名《藏區政治史》。兩版基本內容相同,藏文修訂版所記更為詳細。

(14)Hugh Richardson,Tibetan Precis,in High Peaks,Pure Earth︰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edited by Michael Aris,London︰Serindia Publications,1998,pp.566—568.

(15)戈爾斯坦書記為︰1926年11月,西藏政府制定了一個禁止進口和使用煙草的規定。因此,拉薩的尼泊爾事務官禁止了煙草貿易,西藏政府還買斷了尼泊爾商人的所有存貨(原文為︰Consequently, the Nepalese commissioner in Lhasa forbade tobacco trade and the Tibetan government bought up the inventories of Nepalese traders.漢文版《喇嘛王國的覆滅》譯為︰尼泊爾駐拉薩的商務委員因此而被禁止從事煙草貿易,西藏政府停止向尼泊爾商人提供貨源。譯文有誤)。黑市交易隨之出現,這激怒了西藏政府,但並未采取行動,直到1928年逮捕了在拉薩販賣香煙的富商杰波夏爾巴(Gvebo Sherpa)。尼泊爾事務官抗議說杰波夏爾巴是尼泊爾人,所以應受治外法權保護,但西藏政府對這一抗議置之不理。1929年9月(應為8月),杰波夏爾巴從監獄里逃出來,到尼泊爾代表處避難。時任藏軍總司令的龍夏命令將其強行帶走,施以嚴厲鞭打,隨後又將其投入布達拉宮的監獄,兩天後他因傷重死于獄中。此外,《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也有禁煙的相關記載︰藏歷火兔年(1927),為禁止鼻煙、卷煙,達賴喇嘛向全體百姓發布禁令,嚴飭郵電總管不得通過郵路寄遞煙草等物。雪尼及米本亦應徹底約束諸般人等,不得在拉薩市區及布達拉宮山前公開或暗中買賣、抽吸卷煙、煙草。于處理藏尼民事官稟報上加畫標記,命噶廈派一代表,于眾人之前將拉薩地區之煙葉收繳集中,挖坑傾入,再加水、糞攪拌混合,使之腐朽。兩條記載雖在時間上略有出入,但所記史事已較為清楚,即西藏地方政府為實現禁煙的目標,采取了買斷尼商煙草,進行集中收繳,隨後統一銷毀等方式。詳見M.C.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Berkeley︰Univers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164;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第111—112頁;《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載《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第207頁。

(16)A.Lamb,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Diplomacy,pp.178—179.

(17)M.C.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pp.163—164;杜永彬澤︰《喇嘛王國的覆滅》,第112頁。另,在貝爾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傳》中幾乎未提及1930年藏尼糾紛的情況,只提到“萊登拉此時正在拉薩;中國影響的上升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詳見Charles Alfred Bell,Portralt of The Dalai Lama,London︰Collins,1946,p.417;馮其友等譯︰《十三世達賴喇嘛傳》[M],拉薩︰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印,1985年,第367頁。

(18)Hugh Richardson,Tibetan Precis,in High Peaks,Pure Earth︰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pp.566—568.

(19)Prem R.Uprety,Nepatr-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pp 131—135.《尼藏關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戰和挫折並存的歲月》,第123—124頁。

(20)陸興祺《西藏交涉紀要》記為“連顛”,劉曼卿《康藏軺征》記為“聯典”。

(21)萊登拉生平主要據《萊登拉傳》之“簡介”,詳見Nicholas & Deki Rhodes, A Man of the Frontier S. W. Laden La(1876—1936) His Life & Times in Darjeeling and Tibet, Kolkata: Progressive Art House, 2006, pp. 3—4.

(22)烏普熱提書記為Pher-rank,見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 Years of Hopes, 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 p. 132.

(23)烏普熱提書記為, 5歲時杰波來到尼泊爾的Lava Shar-Kom-Pu, 見 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 Years of Hopes, 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 p. 132.

(24)烏普熱提書記為,他與叔叔夏爾巴拉沛一起生活,期間與一位尼泊爾夏爾巴女孩阿姆瓦倫結了婚。大約在1900年左右,他來到大吉嶺,先當了一段時間看門人(porter),後來成了珠寶商。見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 : Years of Hopes, 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 p. 132.

(25)A Man of the Frontier S. W. Laden La (1876—1936), p. 51.

(26)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pp.134—135.《尼藏關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戰和挫折並存的歲月》,第124—125頁。

(27)貢培拉,即土登貢培(),1905年出生于尼木宗,後成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近侍,是20世紀20年代—30年代西藏地方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不久,土登貢培失勢,被流放到澤拉崗地區。1937年12月,他從流放地逃到印度,並于20世紀40年代參與組建“西藏革命黨”,後逃往南京等地,1947年回到拉薩。1951年後,積極參與西藏和平解放事業。1963年底逝于拉薩。

(28)朵喀賽即朵喀•彭措饒杰(),拉定即拉定•索南才仁()。畢達克著,沈衛榮、宋黎明譯︰《西藏的貴族和政府1728—1959》[M]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60—61、第192—193頁。《西藏政治史》,第160頁。

(29)一種可移動的、傳統的藏式梯子——原書注。

(30)1930年5月26日萊登拉給維爾的報告,轉引自A Man of the Frontier S.W Laden La(1876—1936),p.51.

(31)A Man of the Frontier S. W.Laden La(1876—1936),p.51.另,戈爾斯坦認為,正是因為龍夏帶人進入尼泊爾使館抓捕杰波夏爾巴,並建議達賴喇嘛拒絕道歉、派出軍隊與尼泊爾對峙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使得達賴喇嘛漸漸滋長了龍夏對自身權位構成威脅的看法,于不久後的1931年解除了龍夏藏軍總司令職務,參見《喇嘛王國的覆滅》,第111—112頁。

(32)謝國梁等撰,辛軺、牛達校點︰《謝國梁入藏記》[M],附錄“全亞細亞聯盟理事長黃攻素揭露英帝國主義挑撥尼泊爾向西藏發動軍事行動函”,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年,第29頁。

(33)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 Years of Hopes, 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 pp. 134. 146—147. 《尼藏關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戰和挫折並存的歲月》,第124頁。

(34)《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選編》(6)︰民國十九年(1930)二月“羅桑堅贊關于尼泊爾準備侵藏情況致行政院呈”,第2513—2514頁。

(35)Hugh Richardson, Tibetan Precis, in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p. 567.

(36)根據英印政府檔案,1923—1933年間,英印分六批向西藏提供了包括10門山炮、20挺機槍、10000支步槍等在內大批武器,實際供給時間是1923、1924、1927、1931、1932和1933年。由此可見,在1930—1933年康藏戰爭期間,英印政府唆使、支持西藏地方擴大勢力範圍的史實。IOR,L/P/&S/12/2175,note on munitions to the Tibetan Government,1936;F. V. Wylie to W. Williamson,No.F.123/x./130,18 June,1931.轉引自周偉洲、周源主編︰《西藏通史 民國卷》[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140頁。

(37)1930年後的一段時期內,以貢覺仲尼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駐京代表與班禪方面的代表相互攻訐,爭訟于南京中央政府。貢覺仲尼等曾質疑班禪方面駐印、康等地代表的合法性及情報的可靠性等問題。詳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6),民國二十一年(1932)六月十五日“西藏駐京辦事處為縷陳班禪及蒙藏委員會謬舉五事請派員徹查致行政院呈”,第2635—2639頁。

(38)《謝國梁入藏記》,附錄“赴藏宣慰專員貢覺仲尼為尼藏發生戰事告急電”,第27頁;《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6)︰民國十九年(1930)二月十七日“閻錫山等為擬派員調解尼藏沖突事致蔣介石密呈”,第2514頁。

(39)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2卷)[C],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80頁。

(40)《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選編》(6)︰民國十九年(1930)三月十一日“楚臣丹增為報貢覺仲尼抵拉薩受到隆重接待等情致劉樸忱函”,第2495頁;另見影印文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匯編》(9),第160頁。

(41)《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選編》(6)︰民國十九年(1930)三月十五日“貢覺仲尼為報會見達賴喇嘛等晤談情形事致閻錫山函”,第2496頁。

(42)筆者請教了藏族天文歷算專家銀巴先生,據其推算,1930年2月16日為藏歷一月十八日。若一月十六日為藏歷,據《中華通史大歷典》換算為公歷是1930年2月13日,這比貢覺仲尼致閻錫山函所記早3日;而郭卿友等編著《民國藏事通鑒》直接把兩種不同記錄統一記為︰“2月16日(藏歷1月16日)抵達拉薩。”參見王可夫、李民合編︰《中華通史大歷典》[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958頁;郭卿友等編著︰《民國藏事通鑒》[M],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104頁。

(43)《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選編》(6)︰民國十九年(1930)二月十七日“謝國梁條陳調解西藏地方與尼泊爾糾紛辦法致閻錫山等呈”,第2515頁。

(44)《謝國梁入藏記》,第27頁。

(45)《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6),第2495頁。

(46)《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6),第2514頁。

(4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Z],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第15—16頁。

(48)A.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p. 180.

(49)《尼藏關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戰和挫折並存的歲月》,第2、129頁。

(50)P/P & S/10/1078,轉引自A Man of the Frontie,S.W.Laden La(1876—1936),pp.51—52.

(51)曲水已離拉薩很近,而英印政府要求萊登拉停留此處,可能是因為已事先知道貢覺仲尼即將抵達拉薩,因而要求萊登拉勿在貢覺仲尼抵達前進入拉薩。可見英印政府委派萊登拉入藏不僅只為調解藏尼危機。麥凱書提供了另一種說法︰萊登拉抵達曲水附近的鐵橋渡口(Chaksam Ferry)時,拉薩當局以他來訪不能提供有用的建議為由,阻止其前進。他求助于擦絨後,才得以繼續前往拉薩。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p.120.

(52)原文如此。如本(),原西藏地方政府職官名,一般管理250名左右的士兵。此記述與夏格巴書所記如本基蘇瓦()基本相符。

(53)劉曼卿所帶的“古應芬為全國統一請派代表參加蒙藏會議事致達賴喇嘛函”及貢覺仲尼所帶的“古應芬致達賴喇嘛函”等文件,確實都包含了請達賴喇嘛派員參加即將召開的蒙藏會議的內容,詳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選編》(6),第106、117頁。

(54)A.K.J. Singh, Himalayan Triangle: A historical survey of British India's relations with Tibet, Sikkim, Bhutan 1765—1950,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88, p. 95.

(55)1930年5月26日萊登拉報告,Ibid,P3943,轉引自Himalayan Triangle 1765—1950,p.95.

(56)馬大正主編︰《國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紀實——原名〈康藏軺征〉》[M],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79頁。

(57)如貢覺仲尼也是公歷2月16日抵達拉薩,則他們于同一日抵達並于同一日接受達賴喇嘛接見,不知這樣的安排是否有意為之?《萊登拉傳》或其他資料中尚未發現相關記載。另據劉曼卿所記,4月12日在擦絨家中與萊登拉見面,同一日貢覺仲尼也在座。《萊登拉傳》附錄照片可證。《國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紀實》,第92—94頁。

(58) A Man of the Frontier S. W. Laden La(1876—1936), p. 52.

(59)C.Bell,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p. 417;馮其友等譯︰《十三世達賴喇嘛傳》,第367頁。

(60)1907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對噶廈權力結構作了調整,新設立了“倫欽”()職位,後改稱“司倫”(),可直接與達賴喇嘛聯系,協助管理西藏地方政務。此時擔任司倫的是朗頓•貢嘎旺秋()。

(61)劉曼卿《康藏軺征》記“三月五日為藏歷正月初六日”,而烏普熱提所引的檔案記為“3月6日或藏歷鐵馬年一月初六”。

(62)道歉信草稿還要印度、尼泊爾審查,英印政府試圖以尼壓藏的政策由此表露無遺。

(63)1930年3月6日(藏歷鐵馬年正月初六)“西藏政府致尼泊爾王的道歉信”,Foreign Political,File No.228-X,1929,p.55,NAI.轉引自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 Years of Hopes, 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 p. 135.《尼藏關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戰和挫折並存的歲月》,第124—125頁。

(64)烏普熱提書記為︰1930年3月21日,尼泊爾王比姆•蘇姆謝爾分別給達賴喇嘛和噶廈的噶箕(Kazis,即噶倫)致電,“對兩國間如此不幸爭端的終結和兄弟關系的恢復表達了喜悅之情”。而蘭姆書中的注釋也記作3月21日尼方致電西藏方面,蘭姆還參考了英印政府檔案中維爾5月5日報告和印度總督5月7日報告。相差一日,可能與電文遞送、翻譯等因素有關。Nepal-Tibet Relations︰Years of Hopes, 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 1850—1930, p. 135.《尼藏關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戰和挫折並存的歲月》,第126頁。

(65)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 Years of Hopes, 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 pp. 134—135. 《尼藏關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戰和挫折並存的歲月》,第125頁。

(66)A Man of the Frontier S.W.Laden La(1876—1936),pp.53—54.

(67)A.Lamb︰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p.178.有關藏尼間爆發危機及解決過程中的蘇俄因素,目前只看到部分英印檔案和安德耶夫利用蘇俄檔案所寫的《蘇俄與西藏︰秘密外交的失敗》等論著中提及1927—1928年蘇俄方面派出的“蒙古佛教代表團”抵達拉薩,可能留下了一名叫布龍舍夫(Bulonsehyo)的蒙古人以及在1930年前後他一直在拉薩活動等零星史料。相關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館有關西藏檔案題解及選譯》[Z],《西藏通史》資料叢刊(23),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所,第102—103頁;Alexandre Andreyev,Soviet Russia and Tibet︰the debacle of secret diplomacy,1918—1930s, Leiden︰Brill,2003,pp.239—292.

(68)相關檔案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6)“西藏地方當局與中央改善關系”和“中央政府調解西藏地方與尼泊爾糾紛”,第2471—2540頁;另見劉麗楣︰《國民政府化解尼藏戰爭危機的歷史意義》[J],《中國藏學》2010年第4期,第18—23頁。

(69)《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6),民國十九年(1930)八月三日“巴文峻謝國梁為密陳藏中內情及入藏行程事致蒙藏委員會呈”,第2527—2528頁。

(70)《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6),民國十九年(1930)三月十五日“貢覺仲尼為報會見達賴喇嘛等晤談情形事致閻錫山函”,第2496頁。

(71)《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6),民國十九年(1930)七月二十四日“文官處為抄轉貢覺仲尼備述達賴喇嘛及僧眾尊崇中央情形密函致行政院公函”附二,第2499頁。另,當時內地曾有派兵入藏以援藏抗尼的輿論,因而此處有“派人相助一節,請收回成命”的說法。當時西藏地方政府發給陸興祺的信函內容反映了相關情形。民國十九年(1930)五月二十日“噶廈公所即西藏政務管理處來函(由藏文譯成)”,內記“近月中國南北盛傳廓爾喀興兵犯藏,各省將領異常憤激,以為蕞爾廓夷,竟敢欺凌西藏,目無中國。紛紛致電中央,請速派兵援藏。四川將領特召集大會,作進兵西藏準備”,西藏地方政府的回應是︰“藏廓雖有交涉,幸我中央一電之威,聞風破膽,彼此仇視藉以解除……取消派兵一層,務希我公婉告政府。”詳見陸興祺編撰︰《西藏交涉紀要》(下編),第228—229頁,見張羽新、張雙志編纂︰《民國藏事史料匯編》[Z](第15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第357—358頁。

(72)由于所見檔案資料有限,加上近代藏史研究多選擇以中央政府在英國侵略西藏形勢下,努力改善與西藏地方關系的研究視角等原因,以往的漢文研究著作中,多采用以下表述︰“蒙藏委員會應允派出官員前往尼泊爾王國,使這次糾紛事件得到妥善解決。”(《藏族簡史》[M],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23頁);“是月(1930年9月)24日尼泊爾國務卿致函我國駐印總領事盛春芳(國民政府當時任命的駐印領事為盧春芳,副領事為梁長培。此處系筆誤),願與我國‘保持友誼’,‘與鄰邦(西藏)和睦相處’,旋即撤兵。”(郭卿友︰《民國藏事通鑒》,第108頁),這些記述與1930年3月藏尼危機在英國“調解”下和平解決的史事有不符之處。

(73)陸興祺︰《西藏交涉紀要》(下編),第100頁。

(74)A Man of the Frontier S.W.Laden La(1876—1936),p.54.

(75)Hugh Richardson,Tibetan Precis,in High Peaks,Pure Earth︰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pp.567—568.

(76)印度事務部檔案,MSS Eur F80 5a 93,麥克唐納1930年9月9日寫給兒子的信。轉引自A Man of the Frontier S. W. Laden La(1876—1936),p. 55.

(77)A.McKay,Tibet and British Raj︰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p.120.

(78)陸興祺︰《西藏交涉紀要》(下編),第101頁。

(79)據蘭姆《英屬印度與西藏(1766—1910)》一書的研究,威廉姆•李•沃納爵士(Sir William Lee-Warner)首先在1901年7月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說服尼泊爾入侵西藏,強迫達賴喇嘛與英簽訂條約,以免英國軍隊卷入”的建議,1902年9月,李•沃納制定並提交了利用尼泊爾的完整計劃,到1903年1月6日,印度事務部采用了李•沃納的計劃,作為最終解決西藏問題的辦法。後來寇松等前進派的建議佔據了上風,而李•沃納計劃被擱置不用。詳見A.Lamb,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1986,pp.212,224—228.

(80)L/P & S/10/1088,Viceroy to Secretary of State,7 May 1930,轉引自A.Lamb︰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p.183.

(81)A.McKay,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pp. 120—122.

(82)《尼藏關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戰和挫折並存的歲月》,第167頁。

稿源︰ 《中國藏學》2012年2期第 作者︰ 邱熠華 責編︰ 王旭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