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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六世班禪進京前後與東印度公司的交往

http://www.xjass.com  2013年09月21日 18:01:58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作者簡介】李若虹,女,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供職于哈佛燕京學社。

【內容提要】 六世班禪和東印度公司的交往,東印度公司派印度游方僧普林格爾前往西藏並跟隨班禪東行進京,是18世紀後期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為我們了解18世紀後半期的西藏和清廷以及雙方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這一時期的西藏並非一處閉塞之地,而是早期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章總結了學者們對六世班禪和東印度公司的交往所作的研究,指出他們研究的不足。並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藏文、滿文資料,強調雖然東印度公司努力計劃以西藏為通衢來打開清朝的貿易大門,但是由于這一計劃的進行缺乏對西藏和清朝的充分了解而終致破產。

【關 鍵 詞】六世班禪/東印度公司/普林格爾/乾隆皇帝/早期全球化

 

對六世班禪羅桑巴丹益喜(blo bzang dpal ldan ye shes,1738—1780)進京這一歷史事件,不少中國學者早已作過研究。不過,這些研究大都著眼于清廷如何以藏傳佛教為紐帶來加強和西藏的緊密關系,尤其是立足于班禪的宗教影響和清朝治理多民族帝國的政策而展開。這種以鞏固多民族的大清帝國的統治為視角的說法既非有誤,亦非偏離史實,可是歷來的研究忽略了這一歷史事件背後牽涉到的班禪和當時駐加爾各答的東印度公司的交往。對這一跨喜馬拉雅山的交往,先後有幾位西方學者利用東印度公司的史料,尤其是其派員留下的旅行記錄,深入地研究了喬治•波格爾(George Bogle,1746—1781)和六世班禪的交往、薩姆爾•特納(Samuel Turner,1759—1802)訪問扎什倫布寺的經歷以及東印度公司從喜馬拉雅山的另一邊打開西藏,乃至大清帝國的大門的計劃所做的諸多努力。

本文在綜合中外學者現有的研究成果之余,把六世班禪和東印度公司之間的交往這一重要歷史事件放到18世紀後期跨國界交流的背景下來審視,意在突破原有的清朝大一統的理論框架,為分析六世班禪時期西藏與外界的交往提供一個新的視角。研究六世班禪和東印度公司交往的重點不僅在于梳理與這一事件有關的多語種的史料,而且至關緊要的是需要對班禪進京的歷史事件加以全面的分析。從史料看清朝和西藏的關系的同時,我們尚需突破固有的視角和觀念,還要從喜馬拉雅山的另一邊來看西藏在18世紀與周邊地區的交流。

本文將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六世班禪進京前後西藏與東印公司的相互交往及其牽涉到的諸多錯綜復雜的關系。第一、18世紀後半期跨國界交流為我們留下了多語種的史料,各種史料具有不同側重點,其中清朝滿文史料可能會為我們研究這一事件提供突破性的解釋。第二、以印度游方僧普林格爾(Gosain Purangir)為信使和中介,六世班禪和東印度公司有過頻繁的交往。普林格爾是六世班禪與東印度公司維持交往不可或缺的中介人物。借此,我們利用現有的史料來看六世班禪東行期間,普林格爾為東印度公司起的是什麼樣的作用。第三,18世紀後半葉東印度公司對西藏的了解非常膚淺,對清廷也所知甚少,而對西藏和清廷之間的微妙關系更是不了解。雖經百般努力,東印度公司最終未能實現通過西藏打開中國市場的願望。這或許為後來清廷和英國的關系,尤其是鴉片戰爭的發生埋下了一個伏筆。

一、各種史料對六世班禪和東印度公司交往的記載

漢文、藏文、英文和滿文等語種的史料對六世班禪和東印度公司交往的這段歷史都有所記載。每一語種的歷史資料有著不同的視角,因而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和特點。漢文和藏文的資料比較簡潔,東印度公司的英文資料頗為豐富,而滿文的資料除了業已出版的《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收集的目錄之外,還有待學者作進一步的研究。

1.漢文

六世班禪應邀進京,可謂清廷治理藏區的一件盛事。在章嘉國師若必多吉(lcang skya rol pavi rdo rje)的協調和安排下,六世班禪應邀動身東行,于1780年即乾隆皇帝70歲壽辰之年,朝覲清廷。正如五世達賴喇嘛進京會見順治皇帝,六世班禪進京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充分顯示乾隆皇帝親近和敬拜藏傳佛教領袖,竭盡努力團結藏族上層人士而達安治多民族帝國的目的。出于這一歷史背景和意義,我們本該想當然地認為清朝官史該會對此事件作一翔實的記載。但是從現有的漢文史料來看,並非如此。

漢文史料對班禪進京的過程作了一些記錄,羅列了班禪及其隨從拜見乾隆皇帝的隆重禮儀,讓人自然而然記起五世達賴喇嘛覲見順治皇帝的場面。《清實錄》、《清宮熱河檔案》和《清宮普寧寺檔案》等清朝官史記錄的都是諸多朝廷禮儀和冗長的贈禮單子,卻沒有記錄任何有關六世班禪和乾隆皇帝直接接觸和交往。《清宮熱河檔案》中收錄的文檔與六世班禪進京相關的寥寥無幾。至于究竟是沒有收錄進去,還是根本就沒有這一事件的詳細記錄,我們就不得而知。ヾ即便是直接記載六世班禪進京的諸多儀式和活動,漢文史料也僅作輕描淡寫。比如,六世班禪圓寂以後,在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丁酉(1780.8.20)《清實錄》記載︰“班禪額爾德尼自後藏入覲。上御依清曠殿召見,賜座,慰問,賜茶。”ゝ諸如此類的記載還有幾處,但都是簡單之至。只是在乾隆四十六年正月癸未(1781.2.2)給八世達賴喇嘛的上諭中詳細道出六世班禪來京覲見,染病、圓寂以及圓寂之後扎什倫布寺內事務的安排。ゞ這是《清實錄》中有關六世班禪來京這一歷史事件記載得最為詳細的官史記錄。

日本學者石濱裕美子曾對現有的有關六世班禪進京朝覲的漢文和藏文史料作了非常透徹和精細的對比和研究,羅列了班禪進京參加的各類政教活動和會面儀式的時間,地點和相關的事件的細節。々但是,文中根本沒有涉及東印度公司和六世班禪在那一時期的交往。

因此,漢文史料就六世班禪的記錄大多集中在他東行進京一事,並沒有記錄他和東印度公司的交往,更何況提及東印度公司的人員曾隨同六世班禪來京造訪。

2.藏文

藏文史料對此未能提供多大幫助。意大利藏學者畢達克于1949年發表在《通報》的短文對和東印度公司派員相關的所有藏文史料作了一個總結。ぁ他仔細查閱了六世班禪自傳中提及的有關波格爾來訪扎什倫布寺的內容。あ根據他的解讀,自傳中幾處提到波格爾來訪以及會見班禪事宜,但除此以外,既沒有有關波格爾來訪的翔實的記錄,也不見有關隨班禪進京的印度游方僧普林格爾的記錄。ぃ有關普林格爾這一人物,下文將會詳細敘述。

最近陳慶英和王曉晶兩位學者對六世班禪的傳記的藏文和漢譯本進行了仔細的研讀。他們注意到六世班禪傳記中曾提到班禪東行時有兩位印度的瑜伽師陪同,而班禪大師圓寂之時曾提到想和兩位印度瑜伽大師見一面。以下是陳慶英和王曉晶對藏文相關的段落的翻譯︰“爾後,大師派人去叫兩位印度瑜伽師。可是一位不在,而另一位叫浦南吉爾(即普林格爾)的到了。大師高興地向他用印度語賜教。”い

據筆者所知,這是藏文史料中提到普林格爾的唯一的記錄。《六世班禪全集》(第一卷•年譜)和《章嘉國師若比多吉傳》中都沒有提到普林格爾這一人物。雖然貢覺•晉美旺布在《傳記》中並沒有對細節作任何記錄,但是我們從中至少能確定,普林格爾不僅隨從班禪進京,而且能算得上是他的一位貼身近侍。這是藏文史料有關班禪進京朝覲中涉及的東印度公司人員的非常珍貴的一則信息,確實是對漢文史料的一個很好的補充。

3.滿文

清史和邊疆史領域的學者迄今都未能參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滿文史料。我們最多只能猜測,尚未公開的滿文史料或許能有助于我們了解普林格爾在京的活動,或者至少能為學者的一些推斷提供佐證的史料。值得慶幸的是1996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列出諸多現存于一史館的滿文史料。由于列出的滿文資料涉及的事務是其他文種的史料所奇缺的,與本論文議題相關的條目,都一一選錄其下。

這些條目共9條,即福隆安寄信諭伍彌泰等詢明班禪帶往熱河人眾實數、福隆安等奏與章嘉呼圖克圖酌定于依清曠會見班禪時陪同入見人員名單折、福隆安等奏紫浮念經人數不需增加折、乾隆御避暑山莊接見班禪、乾隆首次于依清曠殿會見班禪賞單、福隆安等奏班禪謝準從徒眾內再選一人入宴情形折、乾隆初宴班禪及其徒弟並賞單、隨班禪到熱河之僧眾從人名單、乾隆帝于保和殿賜宴班禪,分別摘自軍機處班禪寄信檔、軍機處班禪議復檔和軍機處班禪檔以及軍機處錄副包內。ぅ

從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清廷對六世班禪朝覲時參加殿會,赴宴和念經的人員和人數是非常仔細的,所有的人員和人數都得經過一一核實。或許印度游方僧普林格爾曾加入班禪的隨從僧人而赴宴。

4.英文

東印度公司保存了齊整的史料,因此有關波格爾和特納以及東印度公司和六世班禪之間來往的英文資料都非常齊全。う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東印度公司的官方文件使用的是英文,但是實際上個人之間的對話和書信來往使用的是波斯語和興都斯坦語。(11)

英文史料不僅存有有關事件的前因後果的具體記錄,而且還記載了有諸多妙趣橫生的個人感受和實地觀察。我們不僅有波格爾和特納的游記以及經由馬克姆編輯的記錄,還有附錄中普林格爾的兩封書信記錄了他隨同六世班禪進京,朝覲清廷的細節,其中竟然還包括對班禪和乾隆皇帝間的多次對話。總之,英文材料非常注重東印度公司通過西藏建立和清朝的貿易關系的諸多努力,比如多次派員前往日喀則拜訪班禪,如何建立跨越喜馬拉雅山的貿易關系,如何利用西藏的地理位置來達到打開中國市場的目的。

中國學者長期以來難以直接接觸到這些英文史料,一些西方學者得便曾對這些英文資料作過深入透徹的研究。最早的有卡門(Schuyler Cammann)出版于1951年的博士論文。(12)卡門主要采用英文史料來分析東印度公司在18世紀通過西藏打開中國貿易市場的百般努力以及由此帶來的結果。他關注到,普林格爾這位游方僧曾在六世班禪和東印公司交往期間起到了的關鍵的作用,並且指出學者對這一關鍵人物的關注遠遠不夠。(13)

時隔半個世紀之後,似乎這一議題重又得到學者的青睞。特爾徹(Kate Teltsher)利用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對東印公司總督哈斯汀士(Warren Hastings)和派員的個人背景和生活經歷作了翔實的研究,還對東印度公司派員和班禪的個人交往以及普林格爾這一人物作了詳細的追述,于2006年出版了《通往中國的崎嶇山路》。(14)馬世嘉(Matthew W. Mosca)則于2008年向哈佛大學東亞系遞交的博士論文以一個世紀內清廷對印度的接觸和了解為題,對現有的史料進行了非常透徹的研究和分析。(15)雖然他的博士論文的要點是清廷在18世紀後半期和19世紀前半期(1750—1847)對印度的了解,但論文的第四章著重論述18世紀後期西藏,尤其是班禪在清廷對印度的了解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他對六世班禪進京以及普林格爾參與會談的記錄也作了詳盡而又深入的分析,得出的基本觀點與卡門的相呼應。他認為,乾隆中期清廷對印度的了解微乎其微,甚至對東印度公司和扎什倫布寺建立的交往關系也是一無所知。

東印度公司和六世班禪的交往和六世班禪啟程東行發生在同一歷史時期,其重要性顯然值得學者們關注。而從現存的史料來看,能連接這兩起歷史事件的只有來自東印度公司的普林格爾的筆記。(16)普林格爾的筆記以書信的形式被收存入特納游記中,量少且並不可靠,但是由于其他語種的材料極度缺乏這方面的記載,學者們仍然頻頻引用。

雖然我們知道確實有普林格爾這麼一位受用于東印度公司的游方僧,但是這些史料如何能幫我們進一步了解普林格爾這一人物呢?他真的隨同班禪去了北京,並且步入朝廷而親聞目睹班禪和乾隆皇帝的會談嗎?18世紀晚期這位印度游方僧的出現能說明什麼呢?

二、印度游方僧普林格爾(Gosain Purangir)

由于普林格爾的這個人物的出現與那個時代緊密相連,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執掌扎什倫布寺的六世班禪出眾的個性和修養。因此在討論普林格爾這一人物之前,需要先對六世班禪作一簡單介紹。

六世班禪法名丹巴益喜(1738—1780),是後藏南木林宗扎西則卡人,是18世紀西藏一位至關重要的宗教和政治領袖。1774年,六世班禪曾寫信給東印度公司總督哈斯汀士,調節不丹和印度孟加拉之間的糾紛。哈斯汀士收到班禪的書信之後,不僅緩和了與不丹的緊張關系,而且還利用班禪來信的機會,派波格爾前往扎什倫布,親自拜見班禪,了解西藏的各方情況。波格爾來到扎什倫布寺,在那里一住就是整整4個月。這一來訪未能馬上到達預期的目的。波格爾既不能繼續前往拉薩,也難以和達賴喇嘛取得聯系,更不能當下通過班禪和清廷建立任何關系。雖則如此,但是波格爾的到來和逗留生活使東印公司和六世班禪的關系得以進一步加深。往後10年里,雙方維持著密切的交往關系。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波格爾啟程回加爾各答之時和六世班禪的一段對話。波格爾提出︰“哈斯汀士總督將遣其臣僕不時致書班禪,是否同意?”班禪答以︰“余願總督此時暫勿派遣英人,余願總督遣一印人來也。”後來哈斯汀士遣派普林格爾前往扎什倫布寺,就當然是他對六世班禪的要求的最好的回應。

有關六世班禪的描述多處可見,如“(班禪)年近四十,賦性豁達坦率而慷爽,外貌愉悅和善。其談話時尤令人歡樂愉快,常以無限之幽默與滑稽述談有趣之故事。”(17)這可在藏文文獻中得到印證。比如,多仁丹津班珠爾著的《多仁家族紀實》中多次對六世班禪作過生動而又富有個性的描述。(18)

因此,在六世班禪執政期間,扎什倫布寺和東印度公司能建立密切的交往關系並非偶然。除了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外,六世班禪所具的佛教領袖品格和豐富個性無疑是這種跨喜馬拉雅的關系的行程不可或缺的因素。與此相關的還有那一時期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和東印公司在印度面臨的瀕臨崩潰的金融危機。

雖然六世班禪擅長與外界接觸和交往,但他與東印度公司和與清廷的交往還是得完全依靠信使和派員,以他們為中介進行交流。與東印度公司總督的交往,他得依賴于普林格爾;而與乾隆皇帝的來往,章嘉國師是他得力的中介。對章嘉國師若必多吉的身世及宗教和政治地位和作用,王湘雲曾作過透徹的研究。(19)而普林格爾是誰?他到底在班禪和東印度公司的交往中起何等作用?難道他真的如自己的筆記中所寫,陪同班禪,不僅親眼見到乾隆皇帝,並向大清皇上介紹印度斯坦(東印度公司)及其總督?

對游方僧普林格爾的關注和研究早在百薩克(Gaur Das Bysack)發表于1890年的論文中就有較為詳盡的闡述。(20)卡門和馬世嘉都曾引用。卡門于1950年代初的專著充分利用英文史料,對普林格爾這一人物作了較為仔細的研究,並特別提出,這一人物的重要性非常值得學者們關注。而馬世嘉于200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再次對普林格爾這一議題作了深入的分析。2006年出版的特爾徹的著作進一步充分利用現有的英文資料,對六世班禪和普林格爾的交往加入了諸多富有文學性的描述。總結他們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肯定普林格爾確實在六世班禪和東印度公司在18世紀後半期的交往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具體而言,有關普林格爾,我們可以確定與本文相關的兩個要點。第一,作為東印度公司和六世班禪得以建立密切關系的中介人物,普林格爾不僅多年來游走于喜馬拉雅山區,而且還曾千里迢迢隨同六世班禪東行進京,朝覲清廷;第二,對他在京的角色和活動,我們依然一無所知。

根據收錄在特納旅行筆記中的普林格爾寫給東印度公司的兩封書信,我們還得知他還曾多次出現在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禪會面、對話的現場。不少學者對這些記錄的真實性或多或少產生懷疑,可是漢文或藏文史料中難以找到相關的佐證資料。卡門認為,即便班禪和乾隆皇帝之間進行的那場有關東印度公司的對話確實發生過的話,其實就當時的場景看來,應該只是一場無關大體的交談。(21)對此,馬世嘉也持有類似的看法,認為這場對話僅是不經意的茶間對話。

這是長期以來學者對普林格爾在京城的活動所知的少有的一點信息,而他隨從六世班禪東行,進京朝覲乾隆皇帝,參加各類佛事活動時扮演的是什麼角色,親自參加了何等儀式,哪類會面等等,一概不得而知。

特納筆記的附錄中普林格爾本人的信件能進一步說明普林格爾確實曾陪同班禪前往北京之外,依然無法證明普林格爾隨員進京的身份會重要到能親臨班禪、章嘉國師和乾隆皇帝會面的場合。根據現有的歷史資料,難以解釋普林格爾親自參加這一對話的可能性。其中有幾大問題︰一是禮儀上並不可能;二是語言交流上的困難;三者,當時會面的場景注定普林格爾幾乎逐字逐句記下這場對話是非常不切實的。

從禮儀上來看,普林格爾不大可能會受邀正式參加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禪的會面。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的《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多次重復記述︰“班禪大師所到之處,章嘉國師都親自陪同。”1780年十月初三日在保和殿會面的記載,尤其顯示出皇帝對會見班禪的禮儀和隨員的極度注重。“大皇帝在歷代皇帝舉行登基大典的保和殿會見班禪大師,盛宴款待,章嘉國師也參加宴會。大皇帝傳諭︰‘班禪大師可以乘轎到此殿的第三道台階,章嘉國師可以坐轎到第二道台階。’”緊接著,確吉尼瑪還寫道︰“保和殿系歷代皇上舉行登基大典之殿,休說有天下其他哪個貴人坐轎進殿,他們不經召見連進入院內也不可能。”(22)

我們從滿文檔案目錄中提及的內容中可以看出,清廷非常重視班禪隨員身份以及人數的清點。在清廷主持的儀式和宴請等場合,不管是隨從人員的身份,還是確切的人數,清廷都派專人負責,逐一清點,並落實。而滿文檔案中也多次提到清點召見和赴宴人數,確保無誤等事宜。對照《六世班禪傳》以及清廷對入宮人員的嚴格控制和清點,他所描述的自己身臨其境的經歷實在有太大的出入。可能發生的情況是當時在承德避暑山莊的萬樹園內,普林格爾很可能會被當作六世班禪的侍從,被招來回話。

語言交流上的困難則是通過推理而得出的。作為清朝皇家的子弟,乾隆皇帝自小通滿文和蒙文。在六世班禪來京師之前,乾隆帝隨章嘉國師學會了簡易的藏語日常對話。《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記錄了乾隆帝對六世班禪說的一段話︰“朕以前不會說藏話,為了你的到來,朕趕緊向(章嘉)胡圖克圖努力學習日常用語,但是不夠熟練,有關教法的詞語,可請胡圖克圖擔任翻譯。”(23)章嘉國師通藏文和蒙文,因此,班禪和乾隆皇帝見面,每次都有章嘉國師在旁陪同,他們的對話幾乎全得由章嘉國師用藏語或是蒙語釋義。

如若普林格爾真的被招來答話,他也許說的是興都斯坦語,經班禪翻譯成藏文,而由章嘉國師譯成蒙文,然後傳達給乾隆皇帝。或者,普靈林格爾也很可能懂藏語,因為他畢竟在西藏生活了很長時間,不過這同樣得由章嘉國師幫忙翻譯,給乾隆帝解釋。不管怎樣,當時在熱河萬樹園看戲的大場景中,實在難以想象整個對話過程是怎麼進行的。

根據班禪在熱河的行程的安排,並對照六世班禪的傳記對這次重要會面的描述和普林格爾本人的記錄,陳慶英和王曉晶提出這麼一個疑問,即“當時乾隆帝與(班禪)大師的寶座有三個階梯高,浦南吉爾(即普林格爾)作為無頭餃的大師隨從,只能排在較後位置,再加上當時的表演聲音,是如何听清大師與乾隆帝交談的內容的?”(24)如何親自介入這場有關印度斯坦的對話確實成了一個大問題。不管是從清宮禮儀和語言交流的角度,還是從當時場面的設置,對這場听起來妙趣橫生的對話,我們不能不產生疑問。

由此看來,普林格爾在班禪和乾隆會見的場所就座的真實度並不高。乾隆皇帝問詢有關興都斯坦的問題時,章嘉國師在座。有可能是班禪招呼普林格爾過來,作一簡短的回答,僅此而已。總之,班禪進京一行不僅沒有引起清廷對印度的興趣,也沒有增進雙方的相互了解。興都斯坦的存在並沒有引起清廷官方的起碼的關注。(25)這或許能解釋為何普林格爾緊隨班禪進京朝覲,而官史缺乏記載的原因。

正如六世班禪和清廷的交往得完全通過章嘉呼圖克圖頗具外交手腕和文化背景的周旋和協調一樣,六世班禪進京之際,來自東印度公司的普林格爾終未發揮東印公司總督所期望的作用。而一向開放、擅長政治和外交策略的六世班禪也不幸在京城病死于天花。即使普林格爾書信中有關乾隆帝會讓班禪捎信給東印總督的所言所記為實,終將無法兌現。

憑借六世班禪這一宗教領袖的巨大影響,以西藏為橋梁來和清廷建立關系是18世紀後期東印度公司在東亞的計劃。由于雙方缺乏起碼的了解,這看似一個合情合理的外交和貿易舉措卻只能成為一廂情願的計劃,而到頭來不了了之。這一結果歸根結底並不歸咎于六世班禪或是普林格爾。真正的問題出在東印總督哈斯汀士,在缺乏起碼的了解和交流的情況下,對自己的宏大計劃過于樂觀,期望過高,並且覺得有班禪幫忙,事成肯定有望。因此也就難怪作為東印公司的信使和派員,普林格爾會寫下如此這般栩栩如生的記錄而載入特納的游記。

三、東印度公司對西藏和清廷的了解

根據現有的史料,我們可以肯定的是18世紀後半期六世班禪和清廷保持密切的關系的同時,他也曾通過書信來往和人員互訪與東印度公司有過相當頻繁的交往。與清廷交流時,六世班禪以章嘉國師為中介,而與東印度公司的聯系,他則離不開普林格爾的效忠。

對東印度公司來講,這種來往目的相當明確,即通過西藏來打開中國的商貿市場,以解救瀕臨破產的東印度公司。而對六世班禪來講,西藏和印度宗教文化本就同源,而他的個性,教養和獨立而又強大的政治地位都促成了他和周邊地區的密切聯系。

從波格爾寫給哈斯汀士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知道,波格爾在扎什倫布寺的所見所聞所感大大充實了原來僅僅從書信中得到的信息。原來他一直認為,八世達賴喇嘛尚幼,六世班禪總管西藏的政教決策。而到了扎什倫布寺之後,他不僅了解到攝政在拉薩執掌西藏政事,而且當他從班禪那里得知外邦人士進入西藏尚需通報清朝皇帝時,頗覺驚奇。後來從班禪的言談中,他才漸漸明白西藏的行政體制隸屬于清廷。

雖則如此,波格爾依然認為,班禪在西藏的政界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他還寫到,班禪曾對波格爾提到通過章嘉國師的中間關系,他們幫哈斯汀士和乾隆皇帝取得聯系,並能準許波格爾進京。這一承諾似乎在普林格爾的筆記里樂觀、積極的語調和內容中得到印證。因此,波格爾認為,雖然班禪實際上並不統領西藏,而且諸事均得上報清廷,但是憑借他的勢力和影響,他可以幫我們達到和西藏和清朝建立商貿關系的目的。這就不難解釋為何在所有的史料中,唯有普林格爾寫下了班禪和乾隆皇帝之間如此詳盡和生動的對話。無疑,他想傳達的是他隨班禪東行朝覲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建立東印度公司和清廷之間的關系。

當然,這些記錄都是經由中介轉達的,或多或少夾雜著個人的主觀臆想和猜測,還有含有相當的夸張的成分在內。六世班禪深知駐藏大臣和拉薩的攝政對外邦人入藏的顧忌,所以對英文史料中提到的他曾答應波格爾把哈斯廷士介紹給乾隆皇帝的說法,我們不能不產生懷疑。同樣,我們難以完全相信普林格爾記錄在案的他親自介入其中的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禪那場有關印度斯坦和東印度公司總督的對話。

從現有的史料來看,東印度公司的動因和想法顯而易見,但是對班禪處理前後事宜的意向,我們實在不得而知,也不能妄加揣測。雖然受東印公司之托,班禪趁進京的機會為東印度公司出面和乾隆皇帝商談此事最合適不過,但是東印度公司對班禪此行的期望實在過高,遠遠超越了六世班禪的宗教角色和這次進京朝覲的歷史背景和目的所有容納的範圍。通過章嘉國師幫忙來建立乾隆皇帝和東印度公司總督的交往關系都只是一廂情願的事情。正如馬世嘉提出的,“如若真有的有過這場對話,那麼這只是宴會或是茶歇之際的一場閑聊而已,遠遠不足以在清朝的官史或是藏文的傳記上記錄在案。”(26)

四、結語

18世紀後半期,班禪和東印度公司的派員雖有過跨國界、跨區域、跨文化和跨語言的交流,但是他們之間的相互了解畢竟才剛剛起步。要說起東印度公司對西藏的了解,其實充其量只是來往的書信和波格爾在扎什倫布寺寓居的經歷,而他們對清廷的了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更何況是有關西藏和清廷之間微妙而又復雜的關系。漢文資料、英文資料和藏文資料對這一事件或多或少作過介紹,但是卻未能詳細地反映18世紀末西藏和周邊地區交往的總體的畫面。這種史料上的斷裂或許正是這種相互了解和交流的斷裂的一種反映。當時跨喜馬拉雅山脈的這種接觸和交流畢竟只能算是“早期全球化”的一個側面。(27)

值得學者們關注的是18世紀末史無前例的跨國和跨地區之間交往在很多區域產生。為了走出財政困境,打通東亞的貿易渠道,東印度公司從印度向周邊的地區發展,喜馬拉雅山脈都擋不住他們要打開西藏和中國市場的迫切願望。無獨有偶,在東邊,我們有朝鮮使團頻頻來訪北京,朝鮮學者和漢學家之間的密切交往和學術交流是從未有過的,(28)更有英國訪華使團和西藏喇嘛貴族進京的記載。以葛兆光的話來說,這無疑說明這一時期已形成了一種“早期全球化”的現象,為19世紀的暴力沖突和正面接觸埋下了一個深深的伏筆。

在這麼一股“早期全球化”的潮流中,諸多事件和各種交流的契機也把西藏納入了這種開放的、流動的商貿和外交關系之中。其實,18世紀後半期的西藏並非與世隔絕,具有開放眼光的六世班禪和清朝的盛世使這種交往成為可能。可是,1788—1792年間尼泊爾和西藏之間的兩次大規模的廓爾喀戰爭促使清廷緊緊地關閉了西藏的西大門。從此,這種封閉的狀態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

即便諸多歷史細節和一些記載的準確性仍然值得我們繼續證實和研究,但是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細節和歷史事件所反映的18世紀末的那種“早期全球化”的大趨勢。英國不僅打開了印度的門戶,而且壟斷了印度與鄰國的貿易。作為近鄰,西藏也被納入了東印度公司開發市場的大計劃之中。從18世紀後半期東印公司企圖通過西藏打開中國市場的歷史事件來分析當時西藏和清廷在跨國界交流中的互動,我們會對當時西藏和清廷的關系有更深的理解。

18世紀後半期,東印公司與西藏進而與清廷的交往剛剛開始,彼此的了解自然都非常有限。而隨著90年代西藏大門的關閉,東印度公司穿越喜馬拉雅山脈的宏大計劃終未能實現,這一地區的“早期全球化”的交流自此也告一段落。東印度公司從此放棄了從西藏進入中國內地,而後打開龐大的中國市場的初衷。他們轉而以廣州的通商口岸為基地,用堅船利炮從沿海地區打開中國的貿易大門。六世班禪和東印公司的短暫交往或許還能從一側面解釋鴉片戰爭在東部沿海爆發的部分歷史緣由。

注釋︰

ヾ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承德市文物館合編︰《清宮熱河檔案》[Z](4)和《清宮普寧寺檔案》[Z](1),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叢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年。

ゝ《清史錄》[Z],卷1111,頁4上。

ゞ《清實錄》卷1122,頁9上—10下。《西藏研究》編輯部編︰《清實錄藏族史料》[Z],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91—2992頁。

々石濱裕美子︰《1780年班禪喇嘛和乾隆皇帝會見的本質的意義》,《西藏佛教世界的歷史的研究》(日文原版),東京東方書店,2001年,第321—361頁。

ぁLuciano Petech,The Missions of Bogle and Turner according to the Tibetan Texts in T’oung Pao,XXXIX,1949,pp.330—346.

あ畢達克在文章的腳注中指出,說是自傳,其實並不準確。其實這是六世班禪著作全集的第一卷,記錄和羅列了喇嘛一生參加的重大宗教和世俗事務。同上,第332頁。

ぃ同上,第341—342頁。

い陳慶英、王曉晶︰《蒲南吉爾考—從〈六世班禪傳〉解讀》,“八世紀至十五世紀中部和西部西藏藝術和文化史會議”論文,維也納,2011年4月5日—9日。貢覺•晉美旺布︰《六世班禪白丹益喜傳》[M](藏文),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第1090頁。

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Z],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第192頁、212頁、221頁、230—231頁、233—34頁、241—43頁、289—90頁和第292頁。

うClements Markham,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oerge Bogle to Tibet,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London︰Tr brier and Co.,1876.克萊門茨•馬克姆編著,張皓,姚樂野等譯,石碩,王啟龍校︰《叩響雪域高原的門扉︰喬治•波格爾西藏見聞及托馬斯•曼寧拉薩之行紀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Samuel turner,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 in Tibet,New Dehli︰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1991.

(11) 六世班禪和哈斯汀士的通信通常用的是波斯語。筆者手頭沒有六世班禪被譯成波斯文的通信,但是廓爾喀戰爭期間他們之間的通信尚存完好無損。見迪斯卡爾卡的論文,曾被中外學者廣為引用。D. B. Diskalkar,“Tibeto-Nepalese War,1788—1793”,in 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 Vol. XIX-IV (1933),pp.355—398.

(12)Schuyler Cammann, Trade through the Himalayas: The Early British Attempts to Open Tibe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13)同上,第145—146頁。

(14)Kate Teltsher, The High Road to China: Goerge Bogle, the Panchen Lama and the First British expedition to Tibe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6.

(15)Matthew W. Mosca, Qing China’s Perspectives on India, 1750—1847,Harvard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2008.

(16)Samuel Turner, 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 in Tibet, New Dehl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1991,pp. 457—473.

(17)Clements Markham,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oe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London : Tr bner and Co., 1876.

(18)丹津班珠爾著,湯池安譯︰《多仁班智達傳—噶錫世家紀實》[M],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年。其中曾記載了六世班禪來訪噶錫莊園時和多仁班智達有關兒子教育的一場妙趣橫生的對話。見第63頁。書中此類例子多處可見。

(19)Wang Xiangyun(王湘雲), Tibetan Buddhism at the Court of Qing : The life and work of lCang-skya Rol-pa’i-rdo-rje, 1717—86, Harvard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5. “The Qing Court’s Tibet Connection: 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and the Qianlong Emperor,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0, No. 1,pp. 125—163.

(20)Gaur Das Bysack, “Notes on a Buddhist Monastery at Bbot Bagan in Howrah”in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890, Vol. 59. No. 1, pp. 50—99.

(21)Schuyler Cammann, Trade through the Himalayas: The Early British Attempts to Open Tibe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74.

(22)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和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48頁。

(23)同上,第39—350頁。

(24)陳慶英、王曉晶︰《蒲南吉爾考—從<六世班禪傳)解讀》,第10—12頁。

(25)Matthew W,Mosca(馬世嘉),Harvard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2008,p.209.原文如下︰“There is evidence of other Hindu priests or other Indians in the Qing Empire in the 1700s,but they seem to have had virtually no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s of India.”

(26)Matthew W. Mosca ( 馬世嘉), Harvard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2008, p. 516. 原文如下 :“Tibetan records were more detailed, especially about spiritual matters, but as Puringar made clear both alleged discussions took place during moments of idleness, at a banquet and over‘ refreshment of fruit’. It is plausible that this‘table talk’, neither formal court business nor spiritual exercise, did not merit notice by either Qing or Tibetan chronicles. ”

(27)葛兆光︰《文史研究新視野》[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第34頁。

(28)孫衛國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演講,"Collecting, Annotating,and Analyzing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Scholars in the Qing Period",2010年8月18日。

稿源︰ 《中國藏學》2013年1期 作者︰ 李若虹 責編︰ 王旭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