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新疆歷史>> 專題研究  

2016年明史研究的特點與趨勢

2017年12月04日 15:02:24 來源︰ 《中國史研究動態》2017年第4期

    作者簡介︰彭勇,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北京 100081

    明代的中國已處于傳統社會的後期,新舊雜陳,同期的歐洲正快速從中世紀走向近代社會。明代史的研究,涉及這一時期的各個領域,又直接受不同研究者的視角、理論和方法的影響。粗略統計,本年度明史研究的專著約50余種,論文超過500篇。總體而論,明史研究者能立足各自的研究領域,求創新尋融通,既關注社會熱點又有所堅守,成果豐碩。為評述的方便,筆者依據自己的理解和關注點,對論著略加分類。限于學識和篇幅,難免遺珠棄璧,請同仁批評。

    一、熱點︰“一帶一路”與中外關系史。

    1.“一帶一路”成為研究新熱點。“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不過三年時間,研究熱潮已席卷全國,各類研討會密集舉辦,一些期刊還開設了相應的專欄。《新疆師範大學學報》設有“絲綢學研究•絲路文化”專題,其中萬明《明代中國國際秩序的演繹》(第5期)認為,明初從農耕大國向海洋大國的走勢和鄭和七下西洋形成的國際秩序,全面貫通了古代陸海絲綢之路,建立了新的國際秩序。《暨南學報》第4期設“國際政治與歷史視野下的‘一帶一路’”專題,其中萬明《鄉國之間︰明代海外政策與海外移民的類型》認為,洪武朝開啟了國家主導的國際移民類型。劉迎勝《絲綢之路的緣起與中國視角》(《江海學刊》第2期)分析了15世紀歐洲崛起時內含的中國因素和明清中國在應對世界大變局中的教訓。晁中辰《明永樂帝為柯枝封山考——以〈明史•柯枝傳〉為中心》(《社會科學輯刊》第3期)認為明朝永樂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新階段。

    狹義的絲綢之路主要是商品互通。陳支平《福建客家的從商性格與連城海絲之路》(《歷史教學》第2期下半月刊)從閩西客家人的基本生態入手,認為從商習俗擴大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視野。涂丹與刁培俊《東南亞香藥與明代飲食風尚》(《古代文明》第4期)、湯開建《明清時期外來植物引入澳門考》(《中國農史》第5期)、陳春曉《宋元明時期波斯綠松石入華考》(《北京大學學報》第1期)等研究了絲路經濟帶上的香藥、茶葉、植物、綠松石等物資往來。趙世瑜、杜洪濤《重觀東江︰明清易代時期的北方軍人與海上貿易》(《中國史研究》第3期)認為東江貿易實際是16—17世紀東亞貿易,乃至全球貿易史的重要組成。張海英《14—18世紀中朝民間貿易與商人》(《社會科學》第3期)認為民間商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中朝兩國的政策許可,往來開展商貿活動。

    2.“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外關系史。廣義的絲綢之路是“以中國為根本的古代東西交通的各條通道”(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近年,由于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和南海爭端,明史研究中的鄭和下西洋、東亞局勢、西學東漸、西方殖民者東來等成為熱點。

    劉曉東、年旭《禁倭與申交︰明太祖對日交涉目的探析——以洪武初年的對外詔書為中心》(《外國問題研究》第1期)認為,明初對日交涉圍繞“禁倭”與“申交”,是洪武君臣踐行以“王道政治”為基礎的新型東亞區域秩序的一個側面。孫衛國《萬歷援朝戰爭初期明經略宋應昌之東征及其對東征歷史的書寫》(《史學月刊》第2期)、張金奎《萬歷援朝戰爭初期的內部紛爭——以贊畫袁黃為中心的考察》(《求是學刊》第5期)和鄭潔西《萬歷朝鮮戰爭第一階段中的陳》(《暨南史學》第12輯)都對援朝戰爭前期的具體影響因素予以分析。吳宏岐與崔文超《明代廣東倭患的時空分布特征研究》(《暨南史學》第12輯)、陳賢波《明代中後期廣東海防體制運作中的政治較量——以曾一本之變為例》(《學術研究》第2期)從歷史地理、政治史角度關注廣東的防海防倭背景下的社會秩序。牛傳彪《明初起遣島民與海上備御實態考察》(《社會科學》第9期)考察了明初海防備倭措施及巡洋會哨之制的變化和影響。關于琉球問題,萬明《明代歷史敘事中的中琉關系與釣魚島》(《歷史研究》第3期)認為現存官私文書記錄釣魚島,最早始自明代,從明朝海洋政策的視角出發,構成了完整的釣魚島歸屬中國的證據鏈。

    許蘇民《明清之際關于“科學技術是否有益于身心”的爭論》(《學術研究》第9期)認為西方科技在中國傳播時遇到正統儒家的強烈拒斥,並非一帆風順。龐乃明《船堅炮利︰一個明代已有的歐洲印象》(《史學月刊》第2期)認為明末中國人對歐洲的艦船規模、炮火威力的軍事印象已經形成,這一印象並非始自清代;他的《因襲與重塑︰明清之際黑人形象的歷史建構》(《河北學刊》第6期)揭示了中西關系史中重塑黑人形象的社會文化觀念。肖清和《辯護與詮釋︰明末清初天主教護教思想研究》(《暨南學報》第5期)關注了來華傳教士對中西文化和知識差異的應對問題。以目前的國際形勢看,上述熱點研究仍將持續。

    二、焦點︰邊疆民族史研究的治理史與地方史並重。近年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邊疆民族史成為學界的焦點。

    1.“大一統”觀念與中央對邊疆地區的管理。在“全球史觀”影響下,傳統中國的“大一統”觀念被重新審視,《中國史研究動態》第5期推出“明代邊疆政策及其歷史走向”筆談,彭勇、魯大維、鐘焓和趙現海對明朝民族觀念和邊疆政策各抒己見,認為明代在古代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及邊疆發展歷程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影響到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李大龍《多民族國家建構視野下的游牧與農耕族群互動——以明代游牧行國與王朝藩屬的對峙為中心》(《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指出明朝實現了對農耕族群的“一統”,兩大族群的互動呈現“一統”對“分散”的格局。牛建強《土流博弈與內疆展拓︰以隆萬間古田之役和羅旁之征為中心》(《史學月刊》第3期)認為中央積極拓展的邊疆政策使得化外之區完成了從形式上歸附到納入國家有效控制體系的實質轉變。羅勇《明代西南邊疆經略中的糧餉供應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3期)研究了中央經略西南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多種糧餉供應方式。蔡亞龍《明代設置的軍民指揮使司考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4輯)辨析了設置于西部邊疆和民族地區的軍民衛這類特殊的行政建置。

    土司制度是明中央治理西北、西南邊疆的重要制度,近年圍繞土司“申遺”產生了一批高水平成果。成臻銘《土司制度與西南邊疆治理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區域總體史視野下考察了西南邊疆治理的特點及其成因。武沐、賈陳亮《明代甘青地區土流參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認為土流的矛盾涉及甘青“土民”對中央王朝國家權威的認同和明朝對甘青地區的治理理念。龍聖《明初“月魯帖木兒之亂”原因探析》(《史學集刊》第5期)、李良品《論明代都掌蠻消亡原因》(《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5期)研究了四川邊地的變亂與中央的應對。

    2.朝貢關系與邊疆社會。朝貢是中央與邊疆民族維系政治關系的經濟手段。程尼娜《明代兀良哈蒙古三衛朝貢制度》(《史學集刊》第2期)認為蒙古部與明中央之間朝貢與掠邊同時存在。宋永志《明代廣東瑤首朝貢探析》(《黑龍江民族叢刊》第3期)分析了廣東瑤人與中央朝貢中的復雜關系。邊疆史研究正從治理史轉向邊疆民族地區的區域經濟史和社會史,彭勇《衛所制度與邊疆社會︰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員群體及其社會生活》(《文史哲》第6期)研究了今大涼山地區的四川行都司的制度設計、軍事活動、民族關系、家庭生活、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等,勾勒出邊疆群體生活實態。吳才茂《論明代貴州隆里千戶所官軍後裔的身份堅持與生存策略》(《中州學刊》第11期)說明貴州隆里衛所屯堡人通過祖先記憶與歌謠傳唱,來表達其作為明代衛所官軍後裔的事實。胡小鵬與鄭煦卓《明代哈密衛之“哈剌灰”名實考》(《西北師大學報》第6期)、楊士宏與山聰《明代藏傳佛教在“洮河岷”地區的發展——以卓尼石門寺為例》(《中國藏學》第3期)對邊疆的社會發展、宗教信仰和族群特征作了個案剖析。

    三、重點︰政治史的深入與經濟史的回歸。政治史和制度史是歷年明史研究的重點,研究不再局限于事件、人物或時局的孤立分析,而是立足制度屬性,考察運行機制,分析制度之下的社會、經濟和精神生活。故宮出版社“明代宮廷史研究叢書”新出趙中男主編《明代宮廷政治史》、謝貴安與謝盛《明代宮廷教育史》、彭勇與潘岳《明代宮廷女性史》等6種,開創了宮廷史研究的新局面。

    1.政治制度運行與官場生態的剖析。皇權與宗藩方面,秦博《洪武朝勛臣的爵、官與職權》(《中國史研究》第1期)認為洪武朝矛盾的勛臣制度影響了整個明代勛臣群體的價值取向。張明富《永樂建元與太祖所封諸王心態》(《社會科學輯刊》第5期)認為成祖為構建自己繼位的合法性,采取剛柔相濟的宗室政策。趙中男《永樂末年的反遷都風波及其意義》(《故宮博物院院刊》第6期)認為反遷都客觀上為明前期由開拓向穩定的轉折做了準備。

    文官制度及官場生態。田澍《皇權視閾下的張璁與張居正》(《西南大學學報》第4期)和《張璁的改革精神》(《光明日報》5月4日第14版)肯定了嘉靖朝的政治革新。彭勇《堅守與務實︰評嚴嵩任禮部尚書期間對明朝周邊事務的應對》(《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6期)認為對嚴嵩的評價應肯定他早年的貢獻。府州縣政研究,有王家範《從知縣形象看明清基層政治生態》(《歷史教學問題》第2期)揭示了高度中央集權下縣級行政運行的復雜性。範金民《嘉善縣事︰明末知縣李陳玉的縣政實踐》(《江海學刊》第1期)探討處理縣政的成功之道,反映出明末江南親民官的為政境況。陽正偉《“小人”的軌跡︰“閹黨”與晚明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豐富和深化了對閹黨及晚明黨爭的認識。

    2.科舉制度及其運行探微。汪維真、牛震宇《明代會試分區配額制考察》(《史學月刊》第10期)統計發現,南北中三卷區錄取人數同時合乎規定比例的科次較少,明廷將會試的全國性競爭轉化為有限區域內的競爭,體現了就地取材、追求區域平衡的意圖。李小波《明代兩京鄉試中的皿字號問題》(《文史》第1輯)研究了兩京鄉試中監生應試者增多的對策。探討科舉制基本史事的,還有胡凡《南明隆武朝開科取士鉤沉》(《遼寧大學學報》第2期)、陳時龍《崇禎元年會試考釋︰讀明人蔣德〈禮闈小記〉》(《中華文史論叢》第4期)。

    3.軍事制度及軍民關系。明代的衛所制兼具軍事編制和行政管理角色,衛所是與州縣並行的國家管理體制,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廣闊空間。專著有李新峰《明前期軍事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高壽仙《明代潼關衛與北直隸關系考論》(《故宮博物院院刊》第6期)厘清了復雜的明代衛所管理體系間的關系。彭勇《建文政局與明前期都司衛所管理體制的變革》(《中州學刊》第6期)考釋了永樂朝對明初都司衛所制的重大變革。鄭寧、馮賢亮《晚明衛所與州縣關系探研︰以泗州衛月糧為線索》(《安徽史學》第3期)考察了衛所與州縣之間的經濟利益與管理關系。曹循《明前期的江南衛所與賦役征調》(《南開學報》第2期)認為明前期衛所的密集設置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江南原有的社會結構。

    4.經濟史研究的回歸。經濟史研究,過去30年間以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為特征,近年有回歸到土地、人口、賦役、農副業等傳統問題上來的趨勢。

    賦役制與政制的結合。萬明《明代賦役改革模式及其特點初探——從海瑞的縣級改革談起(上、下)》(《河北學刊》第3、4期)認為賦役改革是一部自下而上、白銀貨幣化的歷史,地方官是倡議者和運作者。丁亮、趙毅《明代浙江雜辦銀收支結構與“均平法”改革》(《中國史研究》第1期)考證了浙江的賦役改革措施。葉錦花《戶籍制度與賦役需求及其規避——明初泉州鹽場地區多重戶籍現象研究》(《清華大學學報》第6期)分析不同名色的戶籍下出現的多籍現象,揭示州縣、鹽場和衛所三大管理系統之間的聯系。周雪香《新縣設置與田糧紛爭——以明代中後期福建汀州府屬縣的“界糧”之爭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第2期)認為地方賦役中的田地、戶口和里甲之爭,政治控制起主導作用。黃阿明《明代貨幣白銀化與國家制度變革研究》(廣陵書社)研究了貨幣白銀化對賦稅、軍事供應、法律和海外貿易等制度的影響。李華瑞《宋、明稅源與財政供養人員規模比較》(《中國經濟史研究》第1期)認為明代財政供養的人口多,但收入規模卻小于宋代,明亡于財政崩潰“似可得到合理的解釋”。此外,謝宏維、李奇飛《明代漕運總督述論》(《史學月刊》第10期)分析了漕運總督的職掌、任職特點和作用等。胡克誠《明代漕運監兌官制初探》(《古代文明》第2期)考察了監兌官的產生、職責及其變化。胡鐵球《明代法定漕費的形成與使用演變——兼論明末清初私貼額定化過程》(《清華大學學報》第4期)揭示了漕運背後的利益糾葛。

    四、增長點︰社會史的繁榮與思想文化史的多元化。社會史的研究對象豐富,方法多樣。研究的主題包括社會史通論、社會結構、國家權力與地域社會、環境醫療與社會救濟、日常生活、禮俗與信仰和口述史等。科大衛《明清社會和禮儀》(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聚焦16世紀以降中國的禮儀、宗族和商業,重構了這些禮儀所應用到的地方制度的歷史。趙強《“物”的崛起︰前現代晚期中國審美風尚的變遷》(商務印書館)整體性地展示晚明的社會生活、文藝活動和審美風尚,探討審美文化嬗變過程。陳寶良《蒙元遺俗與明人日常生活——兼論民族間物質與精神文化的雙向交融》(《安徽史學》第1期)鉤沉了明人日常生活諸方面的胡化之風。

    1.社會史主導下的區域史綜合研究。趙軼峰《明清江南研究的問題意識》(《探索與爭鳴》第4期)認為江南受到最多關注,因為它為帝制時代後期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包含中國社會總體變革的早期因子。趙世瑜《在中國研究︰全球史、江南區域史與歷史人類學》(同上)認為江南區域史的研究要與更大空間的歷史過程聯系在一起。趙現海《明朝的區域來源、政權性格與“江浙士人”》(《古代文明》第1期)認為明朝崛起于經濟落後且屢經戰亂的淮河流域,但此後以“江浙士人”為主的士人群體控制了政府各個部門。楊茜《聚落與家族︰明代紫村的權勢演替與地域形塑》(《史林》第2期)揭示地域社會權勢家族對江南市鎮發展、地域形塑的作用。馮賢亮《醞釀之屬︰明清時期的“江南三白”與文人記憶》(《史林》第5期)研究了江南水鄉飲食文化的典型特質。趙世瑜《長城內外︰社會史視野下的制度、族群與區域開發》(北京大學出版社)結合田野調查和歷史文獻考據的方法,研究生活在長城牆體兩側的人群,觀察與長城有關的制度、事件如何影響人群的生活,分析這些人群的生活如何與上述制度、事件共同構成地方社會的結構。王日根、曹斌《明清河海盜的生成及其治理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從社會史和制度史的角度,考察了江河湖海水域空間中官、民與盜三股力量之間的博弈。

    群體社會史。高壽仙《社會地位與親緣關系的交互建構——以明代科第大族平湖陸氏為例》(《北京聯合大學學報》第1期)認為,社會地位的提升往往成為親緣圈擴大和鞏固的契機,也有利于保持或提升其地位。吳琦、龔世豪《明初江西士大夫仕宦、交游與鄉邦團體——以胡廣為中心的研究》(《江西社會科學》第1期)以胡廣為中心,給出一種社會向上流動的具體解釋模式。女性群體研究如劉正剛《明代廣東仕宦形塑莊氏烈女形象研究》(《古代文明》第1期)。此外,趙連賞《明代男子簪花習俗考》(《社會科學戰線》第9期)勾勒了奇異的男性服飾文化。宗族為社會史研究的大宗,常建華《近年來明清宗族研究綜述》(《安徽史學》第1期)有詳細介紹。

    環境醫療與社會救濟。專著有趙玉田《環境與民生——明代災區社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張兆裕《明代工賑述論》(《安徽史學》第6期)認為因地方財政收入多樣化和人們認識的轉變,工賑得到廣泛運用。

    2.多學科領域視角之下明代的精神世界。思想文化史包羅萬象,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共同揭示明朝的時代風貌、精神世界和文學藝術追求及風格。

    思想和宗教。劉勇《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探討了明代理學精英對《大學》文本話語權的爭奪。林忠軍等《明代易學史》(齊魯書社)對易學在明代的發展、衍變進行宏觀描述與細致分析。解揚《明代中葉的官方荀子形象——以〈大學衍義補〉中的〈荀子〉為中心》(《中國史研究》第4期)分析《大學衍義補》引述《荀子》的思想內容及其思想史內涵。姜海軍《明後期政治變局下心學、理學的消長》(《社會科學輯刊》第5期)認為張居正和東林黨人對心學打壓,極力宣揚程朱理學,促進了學術的內在轉向。章宏偉《明代萬歷年間江南民眾的佛教信仰——以萬歷十七年至二十年五台山方冊藏施刻文為中心的考察》(《清華大學學報》第5期)分析了同一時期不同地區的佛教信仰狀況和佛教信仰區流行的空間差異。

    文學藝術。鄭利華《明代前期台閣詩學與唐詩宗尚》(《復旦學報》第4期)、《王世貞與明代七子派詩學的調協與變向》(《文學遺產》第6期)分別研究了明代前期、中期詩學風氣的轉變。朱雯《明清易代之際的女性詩歌︰個人與家國命運的自我書寫》(《北京大學學報》第5期)分析了女性流亡詩里的女性特質。

    五、難點︰史料的整理與分析,理論的探討和方法整合。史料整理和分析,既是基本功,也最見功力。史學貴在創新,然理論創新沒有十全十美、放之四海而皆準者,其難在融通度與有效性。史論須有邏輯性,史無定法,最講求方法的恰當。

    1.傳統文獻的整理、挖掘與研究。南炳文近年主持《明史》、《明實錄》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不斷,發表了《明中期葡萄牙人入居澳門時間補考——試解〈明史〉、〈明熹宗實錄〉誤載之緣由》(《西南大學學報》第1期)等。明代傳世文獻極其豐富,許多的史料價值還有待發掘。楊艷秋《〈皇明通紀輯要〉與朝鮮王朝的經筵進講》(《南開學報》第5期)研究了明代私撰史學對朝鮮政治的影響。趙克生《童蒙教育與朱子學的下移︰明清時期兒童的〈小學〉閱讀》(《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介紹了明清兒童教育的經典讀本。謝貴安《〈安龍逸史〉考論》(《史學史研究》第3期)認為是書與屈大均行文風格不符,應是溪上樵隱調查訪問後所作。

    2.新材料的發現與利用。官私文書是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明代中央檔案不如清代豐富,但地方檔案和民間文書卻不斷被發現。阿風《明清徽州訴訟文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考察了明清“訴訟社會”的歷史背景、訴訟程序、典型案例、法律觀念等內容。吳才茂《民間文書與清水江地區的社會變遷》(民族出版社)是研究清水江文書的佳作。吳艷紅、姜永琳《布政司與明代司法——以明代〈四川地方司法檔案〉為中心的研究》(《南京大學學報》第4期)以僅見的地方司法檔案重新審視地方三司之間的關系。瞿州蓮《明代嘉靖至萬歷年間永順土司壽命短的原因探究——以〈歷代稽勛錄〉資料為中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5期)以民間資料《歷代稽勛錄》為中心深化了土司制度的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第5期“新史料•新視野”專欄發表4篇文章,結合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傳統文獻與考古新發現探討明末史事。《軍事歷史研究》第1期“明代史料的新發現及對明代軍事的新認識”專欄發表的3篇文章,對《國朝諸臣奏議》的紙背文獻進行了集中研究。

    碑刻具有獨特的價值,尤其在傳世文獻不甚豐富的某些領域,比如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研究,吳景山與賈競陽《碑文所見明代在甘青地區弘揚藏傳佛教的客觀條件》(《中國藏學》第3期)、丁慧倩《札付、官府、清真寺︰從札付看明朝政府對清真寺的管理》(《世界宗教研究》第5期)和綦岩《永寧寺記碑的女真碑文——兼談明代女真語與滿語的關系》(《北方文物》第1期)對碑刻的解讀各有新見。地圖研究有李新貴、白鴻葉《〈鞏昌分屬圖說〉再探》(《故宮博物院院刊》第6期)等。

    3.理論探討與方法更新。本年度的理論探討,主要在明代社會性質與歷史地位、晚明社會的變化和社會生活質量的評估等方面。李治安《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與社會發展》(《歷史研究》第1期)認為元、明江南社會發展從開放繁華到鎖國蕭條,大起大落,成為14世紀中國經濟由先進跌入落伍的轉折點。趙軼峰《明代經濟的結構性變化》(《求是學刊》第2期)、《政治文化視角下的明清帝制農商社會》(《中國史研究》第3期)和《明清商業與帝制體系關系論綱》(《古代文明》第4期)繼續豐富他的“明清帝制農商社會說”,認為明代商業總體趨于發達,形成了新的經濟結構,可容納更大規模的商業繁榮,與一般所說的早期資本主義在經濟上雖然相似,但距離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尚遠。江太新《對明清農業發展史研究中幾個理論問題的思考》(《中國經濟史研究》第5期)認為,地主制經濟體制發展變化對農業經濟影響、政府政策對農業發展影響等問題,要辯證地、歷史唯物主義地去分析。陳寶良對明代社會生活質量予以整體考察,《明代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及其構成——兼論明朝人的生活質量》(《西南大學學報》第3期)和《明代的物價波動與消費支出——兼及明朝人的生活質量》(《浙江學刊》第2期)分別從收入構成、物價波動和消費支出層面探討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

    六、簡評。近年來,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內容項目化,學術論文會議化,已成為普遍現象。每年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等項目的指南和立項,成為學術發展的風向標,明史研究也不例外,“一帶一路”、中外關系和邊疆史成為熱點和焦點就是例證。對此,陳支平《關于“海絲”研究的若干問題》(《文史哲》第6期)認為,要堅持熱點研究的嚴肅性和創新性,避免學術流向功利化和庸俗化。

    史學研究必須基于可信的史料,對史料的整理、分析和研究,考驗的是學者的才、學、識。學術有分野,方法要整合,已成為共識。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某個領域或某種理論,而是采取多學科交叉的方法。李新峰《明代衛所政區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從歷史地理學的視角研究明代的衛所“政區”,認為都司衛所是政區的輔助系統,把前人依據《明史•地理志》對實土和準實土等衛所問題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雖然他利用地理政區來研究衛所轄區,用衛所是否“切割”州縣的思路來解釋衛所轄區的方法還可以再討論。

    歷史研究,融通斷代的重要性與高風險並存,但必須堅持並嘗試。李治安《多維度詮釋中國古代史——以富民、農商與南北整合為重點》(《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第4期)認為,融通斷代既然有相當高的難度,肯定會伴隨著較多的學術風險,“對此類探索予以寬容和支持……這或將大有益于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長足進步與科學發展”。這提醒我們︰融通斷代的要求更高,研究者應厚積薄發,牢記史學的求真精神。

    近年來,在跨朝代的對比研究中,筆者隱約注意到一種現象,長期治某一朝歷史的學者,對該朝的歷史地位評價較高,對別的朝代評價較低,尤其是鄰近的兩個朝代。如治明代以前歷史的學者,多認為元明之際的承襲性較強,對明初歷史總體評價不高,而專注明史的學者則多強調明初的革新,對明中後期的歷史評價較高。明、清兩朝歷史的對比研究也有類似的情況。這可能與研究者長期關注的時段或視角有關,但卻是一種不容忽視的現象。這也提醒我們︰斷代研究者既要有自己立足的專門領域,又必須有通史的視野,甚至全球化的意識;不僅要清楚自己的長處,也要知道自己的不足,牢記史學的務實精神。

    

    

作者︰ 彭勇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