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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險變通途︰鴉片戰爭時期英軍在中國沿海的水文調查

2017年12月04日 15:05:18 來源︰ 《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作者簡介︰王濤,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講師。金華 321004

內容提要︰鴉片戰爭前,英國人對中國沿海缺乏地理認知,也缺乏準確的海圖,這是制約英軍堅船利炮航行作戰,以及戰略戰術實施的關鍵問題。為此,鴉片戰爭期間英軍在中國沿海展開大範圍水文調查,涉及江浙和北方近岸海域、珠江和甬江等重要內河、長江下游等地。清廷缺乏海權觀念,海上軍事實力不足,沒有有效阻止英軍的調查。這改變了英軍對中國沿海的地理認知,影響到戰船、火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戰略戰術的實施,對戰爭的結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清中葉英國在南海的地圖測繪及其影響研究(1780-1820)”(15CZS015)的中期成果之一。

  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的鴉片戰爭標志著中國傳統社會崩裂,也標志著近代社會的開端。ヾ在這場戰爭中,英軍軍事實力佔優,尤其是近代化的戰船、火炮、戰略、戰術,使其以較小傷亡的代價,取得戰爭勝利。ゝ值得注意的是,英軍堅船利炮在中國沿海作戰也面臨諸多不利條件,英國軍官伯納德(W.D.Bernard)指出︰“對于中國沿海不完善的地理知識和缺乏準確的海圖,給我們帶來了無盡的困難。”ゞ利洛(Granville G.Loch)也說︰“所有有關中國的地理測量,都很不準確。”々這就意味著,英軍面對的主要困難之一是缺乏對中國沿海地理知識的精準了解。

  以往探究鴉片戰爭勝敗的原因,主要著眼于雙方軍事實力的對比。ぁ然而在不了解中國沿海海岸、島嶼、水域的情況下,英軍的堅船利炮如何縱橫馳騁,戰略戰術如何布置實施,仍是懸而未決的問題。有鑒于此,本文基于中英雙方戰爭親歷者的記載、海軍出版物、報刊資料等,揭示出鴉片戰爭前後英軍的水文調查改變了其對中國沿海的地理認知,影響到戰船、火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戰略戰術的實施,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原因。

  一、鴉片戰爭前英國人對中國沿海的地理認知

  17世紀中英通商以來,英國曾在台灣、廈門、舟山和廣州開設商館,英國本土以及印度開來的船只能夠直接到達浙江、福建和廣東。1757年清廷規定多數歐洲人于廣州貿易,葡萄牙人在澳門貿易,自此確立起以廣州口岸為中心的“廣州貿易體系”。這一政策將貿易地點固定下來,迫使英國人退出浙江和福建,轉而在廣東沿海活動。此後英國人一直企圖沖破貿易壁壘,到廣州以外開闢更多口岸。為實現這一目的,也為船只航行安全,縮短航行時間,他們不斷調查中國沿海廣闊的海岸、島嶼和水域。

  鴉片戰爭前,對中國沿海大範圍水文調查主要是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動用人力物力實施的。其中1806年至1820年東印度公司派遣“孟買海軍”(Bombay Marine)的羅斯(Daniel Ross)、穆罕(Philip Maughan)和克勞福德(John Crawford)等開展了長達15年的調查,不僅涉及西沙、東沙、中沙和南沙四大島群,也調查了海南島東南海岸和廣東海岸。あ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評價說︰“廣東省的整個海岸線被非常精確地畫了出來,以作航船之用。這幾乎全是東印度公司花錢繪制的。”ぃ1832年,東印度公司派以林賽(H.H.Lindsay)為總管,以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為翻譯的阿美士德號北上窺探,調查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以及山東威海衛,甚至進入這些港口的內河航道,“是整個30年代所有類似活動中最為重要、規模最大、目標最集中、組織最精心、使用手法最復雜、所獲情報也最多的一次探查活動”。い

  由于東印度公司在中國沿海各省投入人員的專業程度和調查時間不同,導致英國人對沿海地區的認知程度存在差異。1837年,在澳門出版的《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刊登了“目前關于中國沿海的認識程度”,以外國人的認識為標準,將中國沿海分為四類。其一,海南島東部和廣東沿海,“長期以來為人們所熟知”。ぅ其二,廣東南澳島以及福建沿海、台灣和澎湖列島,經常有英國鴉片走私船出沒。其三,江浙沿海的舟山、寧波、乍浦和上海等地,英國人對此知之甚少。其四,山東、直隸和盛京的沿海地區,僅知道天津、威海衛、登州和金州等口岸。う換言之,隨著與廣州的距離增加,英國人掌握的地理信息不斷減少,具有明顯的層次性。

  1840年英國倫敦出版的《航海雜志與海軍年鑒》(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刊登“一位測量員對中國海岸的看法”,論述鴉片戰爭前英國人對中國沿海的地理認知。其中“廣東海岸除了東部某些地區外,大部分已經了如指掌”。(11)英國人也熟悉福建西南部的詔安、漳浦。但以廈門為界,由此向北,“即使已描述出大致輪廓的那些港口,仍值得水文人員(hydrographer)去訪問,因為這里有許多未知的危險區,一旦船只離開領航人員的幫助,將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浙江的海岸與福建一樣犬牙交錯,我們看不到關于這里的航海指南,只能說出幾個主要的港口”。(12)此外,江蘇以及北方其他省僅簡要提及上海、威海衛、登州、天津和金州。

  英國人繪制的中國海圖也反映出地理認知程度。鴉片戰爭前夕,英國出版了七幅以“China”命名的中國海圖,涉及範圍南至中沙群島,北至盛京。對于這批新海圖,《航海雜志與海軍年鑒》報道︰“除了用陰影標出的部分海岸外,其他位置都無法確定,而且陰影部分實在太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中國沿海水文條件的無知。”(13)英屬印度政府也出版了大量中國海圖,據印度事務部地圖廳(The Map Room of the India Office)目錄,鴉片戰爭前中國沿海海圖主要以海南島和廣東為主,其他地區數量較少,集中在台灣、澎湖、廈門、舟山、寧波。另外只有幾幅山東半島、黃海、渤海的海圖。(14)

  英國人缺乏對中國沿海地理知識的精準了解,使中國沿海復雜險要的地理條件成為清軍一大優勢。東莞知縣仲振履《虎門覽勝》提出粵東之患“不在外夷,而在內盜”,原因之一就是“道路不諳”。具體來說,“海自老萬山以內,雖勢極汪洋,其下皆暗沙巨石相間,愈入愈淺。惟中瀝或數十丈,或數丈可以通行,夷人必于澳門雇蛋戶之熟于水道者引之,謂之引水,否則非滯于沙,即觸于石矣”。(15)需要特別說明的是,19世紀40年代在廣州的許多歐洲船只載重已達1400噸,吃水23—24尺,但珠江淺處尚不足24尺。(16)由于尚未對珠江進行系統的水文調查,歐洲船員缺乏相應的地理知識,船只隨時面臨觸礁擱淺的危險,只能依靠熟悉航線的廣東本地人引領才能安全航行。

  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時,也認為“內河航道紆回,水深不一,彼不熟習在此航行,不敢單獨輕率駛進”。(17)他多次提到︰“不知該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數丈,只能取勝外洋,破浪乘風,是其長技,惟不與之在洋接仗,其技即無所施。至口內則運棹不靈,一遇水淺沙膠,萬難轉動。”(18)其實不僅廣東有天險,倡導禁煙的先驅黃爵滋指出︰“蓋中國沿海省份,各有天設奇險,以為捍衛,凡洋船游奕樵汲,皆有一定島澳,至近岸港路較僻,非本地引水,不能知其淺深曲折。”(19)有鑒于此,林則徐提出了“棄大洋,守內河,以守為戰,以逸待勞,誘敵登岸,聚而殲之”的制敵方略。(20)這一戰略得到道光皇帝的首肯,成為鴉片戰爭中清軍的基本戰略指導方針。

  在林則徐等人看來,英軍缺乏中國海岸、島嶼和水域的地理知識,吃水深的大船由外海來到礁石密布、沙淤水淺的沿海地區將寸步難行。加之林則徐等人根深蒂固地認為英軍不善陸戰,清軍只要扼守內河險要,將收到以逸待勞的效果。令清廷官員始料未及的是,鴉片戰爭中英軍狼奔豕突,如入無人之境。對此,水文調查起了決定作用,將天險變為通途。

  二、英軍在近岸海域的水文調查(1840年6月至12月)

  1840年6月,英國戰艦封鎖珠江口,主力北上舟山群島。在攻陷定海後,英軍派戰艦封鎖廈門、寧波、長江口等重要出海口,主力繼續北上,在大沽口外,向清廷遞交《巴麥尊外相致中國宰相書》。雙方經交涉,決定在廣東開啟談判,此後道光帝派琦善為欽差大臣南下,而英軍也起碇南返。直到1840年底中英進行了長達一月的廣東談判,雙方處于停戰狀態。

  這一時期,英軍艦隊由戰艦、武裝汽船、運兵和運輸船組成,沒有專門的測量船。(21)水文調查主要由戰艦和汽船上的船員完成,其中,汽船不同于戰艦以風為動力,而是用蒸汽機帶動槳輪,使它能夠靈活作出轉向操作,有利于應對礁石淺灘的水文環境。更重要的是,汽船的載重量低,如阿特蘭特號(Atalanta)載重僅617噸,吃水不足6英尺,適合在淺水區拖帶戰艦前進,也適合測量調查工作。(22)利用這種新工具,英軍調查了舟山群島、江浙和北方海岸等近岸海域。

  1.舟山群島

  第一次定海之戰時,英軍不了解舟山的航線,賓漢(J.Elliot Bingham)在定海港時就指出︰“要穿過西水道是十分困難的,海圖既不完全,島嶼和水路又很多,海風疾馳,潮水奔流有如水門。”(23)舟山有星羅棋布的島嶼、礁石,錯綜復雜的港口、水道。據《定海縣志》,“其著者,縣西有桃夭門、西堠門,為駛赴北洋必由之路。東南有沈家門,為漁船匯泊之所。蝦岐南有條帚門,六橫東有海閘門,皆稱險惡不易行舟”。(24)這種情況下,英軍到達舟山後,沒有直接進入舟山港,而是派貝休恩船長(Captain Bethune)率汽船阿特蘭特號去測量水道。

  貝休恩于1815年加入英國海軍,長期在南美洲、牙買加、新南威爾士等地服役。1836年成為戰艦康威號(Conway)船長,並于1839年到達印度孟買,參加遠征軍來到中國。鴉片戰爭中,主要負責艦隊的交通運輸。(25)英軍從廣東北上舟山時,就由貝休恩率領康威號為遠征軍領航。(26)到達舟山群島後,他又首先率領阿特蘭特號測量舟山港,探尋安全的水道,並帶領艦隊駛入。但缺乏準確的海圖和地理知識,在進港時,“踫撞開始發生,許多船只擱淺,除了汽船以外,其他船只都無法通過這個岬角”。(27)英軍旗艦麥爾威厘號(Melville)損失最重,由于觸礁,船底洞穿,幾乎報廢,迫使英軍更換旗艦。

  令人遺憾的是,清軍並未制止阿特蘭特號測量水道。據《英夷滋事節略》︰“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午刻,有英吉利夷船二只,突來定海道頭洋面,探試水勢深淺”,“其船探試水勢深淺後,即開去”。(28)阿特蘭特號引領艦隊入港,清軍也沒有及時阻攔,直到“初五日,夷船聯入,大小六七號,總戎不得已,親往道頭,登舟察看”。(29)實際上,英軍入港以後清軍才開始謀求防堵。據《中國叢報》記者通訊︰“我們當中沒人能夠提供舟山港水道的知識,因此,阿特蘭特號被派出去進行調查。進港後,發現岸邊有許多中國兵船。對于我們的到來,中國人沒有警覺。我們一旦確定了水道,艦隊就駛入舟山港碇泊。”(30)這種後知後覺,使清軍錯失了殲敵良機。

  第一次定海之戰後,英國海軍水道測量局(Hydrographic Office of the Admiralty)的水文人員哥林森(Richard Collinson)抵達定海。哥林森于1823年加入英國海軍,自1828年成為見習軍官,就在南美洲和中美洲海域測量水道,鴉片戰爭爆發後,晉升上尉,成為第一位來中國的水文人員。從1841年7月到1842年年初,哥林森主要測量舟山群島。(31)

  1841年《中國叢報》刊登了哥林森的調查成果,包括66處島嶼、海岸、港口、水道的英文地名、經緯度位置和具體的航行指南。有趣的是,哥林森以拼音形式,標出各個地名的官話發音和福建話發音,而且英文地名中有相當部分是音譯的中文地名。(32)明代以來,浙江、福建漁民就在舟山海域進行漁業生產,大量外地漁民遷來定居。在英軍測量調查時,也向這些漁民收集地理信息。據此,哥林森繪制出版了《舟山定海港》(Tinghae Harbour,in Chusan Island)、《佛肚山水道略圖》(Sketch of the Foo-To-Shan Channel)等海圖。哥林森的調查對英國人而言彌足珍貴,據《中國叢報》報道︰“調查定海港四周的島嶼和水域,許多工作已在進行中,不久的將來,我們就能更好地判斷舟山的功能和優勢。”(33)這次調查為英軍圖謀長期佔領定海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和依據,也為第二次定海之戰奠定了基礎。

  2.江浙海岸

  第一次定海之戰後,英軍根據作戰計劃,對中國沿海重要的出海口實行封鎖。在長江口,部署康威號、阿爾吉林號(Algerine)、青春女神號(Young Hebe)和風鳶號(Kite),在寧波部署鱷魚號(Alligator)和巡洋號(Cruizer)。(34)然而,英軍不熟悉長江口和寧波的水道。奧塞隆尼中尉(John Ouchterlony)曾說︰“這些河口非常寬闊,也很險要。在河口處,阻礙航行的淺灘處于不斷變化之中。”(35)為此,貝休恩率領康威號與阿爾吉林號、青春女神號和風鳶號組成艦隊,對江浙近岸海域展開初步的水文調查。

  這次調查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在于,康威號進入長江口,一直上溯到崇明島以西,發現並測量了一條進入長江的水道,“循著這條水道,戰艦可以駛過擋衛著河口的淤沙。康威號並沒有上溯到六十英里以上,即便在那地方,落潮繼續了八小時,在低潮時難以看見潮水”。(36)1841年《航海雜志與海軍年鑒》刊登了“康威號貝休恩關于長江口的記錄”和長江口海圖,公布調查結果,供戰艦使用。(37)

  在結束對長江口的調查以後,梅森上尉(Lieutenant Mason)率領阿爾吉林號進入杭州灣,測量乍浦港的水道。(38)之後艦隊繼續向南進發,10月底康威號、阿爾吉林號和青春女神號已經測量到浙江沿海的山群島。(39)就在貝休恩計劃改用汽船,再次闖入長江,調查長江口至大運河的水道時,11月6日浙江宣布停戰,中英雙方的關注點已轉到廣東談判上,至此康威號等戰艦返回舟山,對江浙近岸的調查也停了下來。(40)

  這些戰艦封鎖海口和測量水道,引起江浙官員的重視。他們不知道英軍的意圖,只能通過沿海州縣和營汛望,關注其動向。浙江巡撫烏爾恭額稱︰“其夷船在外游奕者,南至石浦,北至乍浦,其意恐我兵往剿,故作游兵分頭潛探,未敢近岸。”(41)署兩江總督裕謙也稱︰“該夷船或一二只或三四只,在浙江之黃盤、羊山,江蘇之--缺、銅沙、佘山、呂四五條沙等處極東外洋,上下數百里間,或去或來,忽隱忽現,游奕不定。”但裕謙奉行以守為戰,提出︰“此等游奕夷船,若令舟師追擊,不過東逐西奔,無益于事,且恐中其奸計。臣等惟有督飭防堵,及地方文武各員留心探,嚴加守御,以逸待勞。”(42)對此,道光帝著裕謙“對游奕英船當以逸待勞不必追擊。”(43)

  由于裕謙等人以守為戰、以逸待勞的策略,英軍戰艦在測量過程中,沒有遇到清軍阻撓。奧塞隆尼就指出︰“在測量過程中,船只並沒有受到中國的戰船和武裝槳船的阻撓。但是每當需要新鮮食物,就要上岸覓食,這時他們總會被武裝匪徒發現並被包圍,小規模的沖突時有發生。”(44)這完全符合“誘敵登岸,聚而殲之”的做法。由于沒有受到來自清軍的干擾,英軍艦隊初步完成對長江口、杭州灣一帶的調查,明確了這里的水道,收集了至關重要的地理信息。

  3.北方海岸

  當英軍封鎖海口時,另一支由5艘戰艦、1艘汽船和1艘運輸船組成的艦隊前往天津投書。(45)8月17日至27日英軍等待清廷答復期間,艦隊分三支前往盛京、直隸和山東進行水文調查,其中布朗底號(Blonde)和摩底士底號(Modeste)與一艘運輸船前往盛京沿海,威厘士厘號(Wellesley)前往廟島群島,卑拉底號(Pylades)和窩拉疑號(Volage)在渤海灣西海岸。(46)此行目的是“為了探尋地理知識和物資供應的信息”。(47)27日,英軍在大沽口外集結,次日,艦隊準備闖入海河測量水道,但由于收到清廷準備談判的消息而作罷。此後汽船馬達加斯加號(Madagascar)沿海岸北上調查,一直到山海關附近才返回。1841年7月《中國叢報》刊登了“1840年英國海軍通過觀測制作的中國海岸航行指南”,公布出調查結果。(48)英國海軍也出版了多幅海圖,增進了對北方海岸的地理認識。

  英軍戰艦出發後,盛京復州、直隸豐潤和玉田二縣以及山東登州府都探查到英軍蹤跡,尤其是直隸總督琦善已確定英軍測繪地圖的動機。他在奏折中稱︰“據稱山海關等處亦曾去過,帶備工繪畫之人,隨處繪圖。即天津炮台一帶情形,亦經繪有圖說。”(49)在與英軍接觸中,琦善了解到,“其在各省游奕,亦只圖窺探形勢,熟識沙線”。(50)然而道光帝堅持以守為戰,連續向盛京將軍耆英、直隸總督琦善和山東巡撫托渾布發下上諭,要求“斷不準在海洋與之接仗”,必須誘之登陸聚殲。(51)這使英國艦隊在測量北方海岸時,也未遇到清軍的抵抗。

  三、英軍在河口和內河的水文調查(1841年1月-1842年5月)

  1841年年初廣東談判破裂,中英再次開戰。從1841年1月到1842年5月,隨著英軍戰略變化以及清廷在剿撫之間游移,交戰與休戰交替出現。其突出特點是,英軍將戰場由近岸海域擴大到一些重要的內河地區,既有在河口和海島展開的廈門之戰、第二次定海之戰、乍浦之戰,也有英軍闖入內河,在珠江下游引發的沙角、大角之戰、虎門之戰、烏涌之戰、廣州之戰,以及在甬江流域展開的鎮海之戰、浙東之戰。

  這些內河叉道眾多,彎曲淺窄,險要之處遍布淺灘。所以“舟行必由水道以進,猶陸路之康莊也。外此則暗沙淤淺,或巨石----,夷船載重艙深,入水必二丈余,不遵其道,非滯于沙,即壞于石矣”。(52)相比近岸海域,英軍艦隊在內河航行更加困難。為此,1840年年底荷爾船長(Capt.Hall)的汽船復仇女神號(Nemesis)被派來中國,“該船載重少,而移動龍骨升起時,吃水僅四尺,因此對于珠江中的軍隊特別可貴”。(53)另外,水文人員卑路祚(Edward Belcher)和開萊特(Henry Kellett)率領測量船硫磺號(Sulphur)和司塔林號(Starling)也開到中國。這兩艘船載重量很低,硫磺號為380噸,司塔林號僅109噸,這種小型船只也適合在內河活動。(54)

  卑路祚于1812年加入英國海軍,1825年參加太平洋和白令海峽考察隊工作。1830年以後在非洲北海岸和西海岸、美洲西海岸進行測量,經驗特別豐富。1837年開始指揮硫磺號,在太平洋海域執行任務,1840年被調往中國。(55)開萊特于1822年加入英國海軍,1835年開始指揮硫磺號的小艇司塔林號,並作為卑路祚的副手,與其一同來到中國。(56)這一時期,水文人員率領測量船和汽船擔負起水文調查任務。

  1.珠江水道

  廣州貿易時期,珠江被視為外國船只難以逾越的天險。鴉片戰爭前,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在江口設計了三重門戶,以沙角、大角兩炮台為第一重門戶,南山、鎮遠、橫檔等炮台為第二重門戶,大虎炮台為第三重門戶。(57)重點在于第二重門戶,由于“海道至此,分為二支。其右一支多有暗沙,左一支以武山為岸。武山亦謂之南山,山前水深,洋船出入,皆由于此”。(58)所以關天培在上橫檔島布置了橫檔炮台,在武山布置了威遠、靖遠、鎮遠三炮台,用以扼守橫檔與武山之間的東水道,並在東水道安裝排鏈,阻擋英軍戰艦。橫檔以西的西水道不利于航行,防守較為薄弱。

  1841年1月7日,英軍首先攻佔沙角、大角炮台。兩炮台之外,“一片深洋,處處可行,守台官兵僅供望而已”。(59)由于無險可守,“戰艦能很容易通過,甚至沒有遇到多少危險,就直接駛到大角炮台了”。(60)第一重門戶陷落後,英軍溯江而上,直逼第二重門戶,由荷爾率復仇女神號汽船測量武山,卑路祚與開萊特率領硫磺號和司塔林號測量虎門、橫檔,他們在“多有暗沙”的西水道中發現一條安全的航線。(61)利用這條航線,2月25日英軍繞過防守嚴密的東水道,由西水道進入攻佔下橫檔島,並在該島設炮兵陣地,攻擊上橫檔島,直接導致第二重門戶失守。而橫檔失守後,第三重門戶大虎炮台也被棄守。

  虎門之戰結束後,英軍沿江而上。由于河道變淺,主要用汽船復仇女神號測量水道,同時帶領戰艦前進。利用汽船吃水淺以及操縱靈活的優勢,英軍沒有船只擱淺,就抵達並攻佔了烏涌炮台。(62)烏涌地處珠江險要位置,琦善認為︰“其近獅子洋者以烏涌為扼要,近省城者以獵德及二沙尾、大黃--等處為扼要。”(63)當時清軍在烏涌以上河段,“添置炮位,並于要隘處所水面安設木,水底雜釘木樁”。(64)所以攻佔烏涌後,英軍主力休整待援,復仇女神號和硫磺號繼續前進,對黃埔港一帶的沙船江(Junk River)進行測量,並越過黃埔港,調查清軍在琶洲炮台、琵州炮台的部署。硫磺號探明水道,拔去清軍所設的木、木樁等障礙物。3月2日在測量船帶領下,英軍發起進攻,一舉攻下琶洲和琵州炮台。

  烏涌之戰後,珠江水道的淤淺對英軍的影響開始顯現,“到了最後,擱淺成為江中一切大船所習遇的事了,預料每天要發生兩三次,一只船能從一處移到另一處,而不發生此事,那是幸運的了”。(65)最嚴重的是廣州之戰時,阿達蘭達號、海阿新號、巡洋號、摩底士底號同時擱淺,以致“如果中國人是在戒備著,他們可能把每個人都從甲板上掃下去”。(66)所以英軍不斷進行水文調查,攫取有關水道的地理信息。

  3月3日至6日,卑路祚利用休戰期的機會,率硫磺號和司塔林號繼續向西測量獵德炮台、二沙尾炮台的水道,這是黃埔通往廣州的主要水道。(67)復仇女神號汽船向南測量深井、長洲的水道。(68)7日,司塔林號和摩底士底號越過深井、長洲,進入大黃--進行測量。大黃--位于廣州城西南,是黃埔通往廣州的另一水道,因曲折迂遠,不如獵德、二沙尾的水道便捷。硫磺號也試圖前往大黃--,但兩次擱淺,轉而在深井、長洲以南測量,尋找前往佛山的水道。佛山鑄造業發達,是清軍火炮的主要產地,也是英軍攻擊的目標之一。(69)13日復仇女神號拖帶兩艘小船,從澳門出發駛入西側的香山河,探測這條水道。香山河為澳門與廣州之間的內河水道,連接大黃--,也可通虎門海口,戰略地位十分重要。(70)

  英軍通過測量,掌握了水道的地理信息,使廣州再無險可言,這也成為英軍制定戰略決策的依據。3月6日英軍一路艦隊攻克獵德、二沙尾炮台,進入廣州城東。18日另一路艦隊從大黃--北上,攻克鳳凰崗、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佔領商館區,進入廣州城西南。5月廣州之戰爆發,卑路祚率硫磺號在三艘戰艦的掩護下,又測量了廣州城西側的水道,確定繒步(Tsingpoo)為英軍登陸地點,至此廣州城四周的河道被探測清楚。利用新的水文調查結果,英軍安排艦隊佯攻廣州城,而復仇女神號拖帶30余艘小船,運載陸軍進至繒步,作為主攻方向。在硫磺號帶領下,陸軍于繒步登陸,佔領廣州城北的四方炮台,將廣州城置于英軍的炮火之下,迫使清軍求和。廣州之戰後,卑路祚繪制出版了名為“廣州河”(Canton River)的五幅海圖,準確展示出虎門至廣州的水道。

  在這段時間里,中英雙方打打停停,英軍利用休戰期進行測量。在虎門、橫檔、獵德、二沙尾以及深井、長洲等地,測量船掛上休戰白旗,在不受攻擊的情況下完成測量。即使戰時,清軍戰艦不足,僅依靠岸上炮台無法驅逐往來游奕的測量船和汽船。然而總結這場戰爭的時候,清朝上下不能吸取教訓,誤認為英軍能越過“沙線深淺不常”的天險,是得到漢奸的幫助。在廣州負責“剿夷”的靖逆將軍奕山稱︰“至此次夷船闖入省河,俱是漢奸引導。”(71)甚至有人歸咎于琦善在廣東談判時的撤防和解散水勇,說這些裁撤的水勇向英軍泄露了“內外海口水道淺深避就”的知識。(72)

  2.甬江水道

  1841年8月,英軍再次北上,而卑路祚率硫磺號和貝休恩率康威號返回英國,留下開萊特和司塔林號繼續在中國服役。小艇本廷克號(Bentinck)被改裝成測量船由哥林森率領,在北上時為艦隊領航。8月至9月,英軍接連攻下較為熟悉的廈門和定海,10月進入甬江,進攻鎮海和寧波。

  甬江也稱大浹江,是姚江和奉化江在寧波三江口匯合的下游河段,河口古稱“蛟門”,極為險要。《浙東籌防錄》稱︰“招寶、金雞兩山,雄踞南北岸,口門外數里,則虎蹲山、游山兀峙于前,復有潮汐消漲之異勢,險礁暗沙之分布。”(73)10月8日,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與海軍司令巴加(William Parker)、陸軍司令郭富(Hugh Gough)乘汽船復仇女神號和弗萊吉森號前往河口調查。兩艘汽船“竄入蛟門游奕”,並越過招寶山、金雞山,一直駛到鎮海城下,偵察清軍防御,測量進入河口的航線,發現招寶山外側和甬江支流小浹江河口兩岸,適用于部隊登陸。(74)根據調查結果,英軍用兩支部隊從小浹江口登陸,進攻金雞山,一支部隊由招寶山外側登陸,攻擊招寶山的清軍陣地和鎮海縣城。10日鎮海之戰結束。12日復仇女神號沿甬江而上,“去確認大型汽船和帆船能否通過這條河道,這次發現河道寬闊也容易航行,接近寧波城的地方水深不少于18英尺”。(75)復仇女神號完成測量後,就返回鎮海,帶領艦隊闖入甬江,攻下了被清軍棄守的寧波城。此後,因兵力分散,更兼嚴冬氣候不利于英軍作戰,于是雙方出現了長達5個月的休戰期。

  在休戰期里,英軍進行了大量水文調查。其中,復仇女神號和弗萊吉森號由三江口進入姚江,“目標十分簡單,就是測量甬江的這一分支,並確定在這一方向上,是否有中國人聚集”。(76)調查完姚江之後,復仇女神號又從三江口轉向西南,兩次測量奉化江,進入奉化縣城附近。(77)哥林森率本廷克號也從寧波出發,測量了20英里的甬江河道。(78)1843年《航海雜志與海軍年鑒》刊登“甬江或寧波河的航行指南”,公布了測量結果。哥林森等人的水文調查,展現出甬江水道的地理狀況。據此,1841年12月至次年1月間,英軍接連攻下余姚、慈溪和奉化三城。海軍司令巴加指出︰“由于12月對慈溪的勘測,使我們熟悉了河道,這使我們前進中沒有遇到任何阻礙。”(79)

  值得注意的是,鎮海、寧波之戰中清廷認識到英軍水文調查的動機和意義。鎮海之戰後,浙江提督余步雲就發現,“不料火輪夷船直駛至寧郡東北城外,量水深淺”。(80)浙江巡撫劉韻珂也偵察到姚江中的復仇女神號,“九月初六日有該逆火輪船二只,杉板船多只,由慈溪駛入該縣城外探量水勢”。(81)他對哥林森的活動也有一定認識,“又奉化縣方橋地方于九月初十日有逆夷杉板船二只駛入量水”。(82)此時清軍因“炮力不及”或寧波等地撤防,根本無法阻止汽船和測量船的深入。但余步雲和劉韻珂的奏折,提醒了道光帝,他這才發現“即如鎮海、寧波等處,該夷皆先用火輪船測量水勢,是該逆何項船只能到海岸,可以測水而知”。(83)然而,受制于海軍實力不足以及以守為戰的思想,道光也只是強調,于沿海險要之處“設法剿御”。

  3.杭州灣

  杭州位于大運河南端,控扼南北交通命脈,是英軍計劃攻佔的城市之一。1842年1月,本廷克號和弗萊吉森號被派往杭州灣,探尋寧波與杭州之間的航線。船只沿杭州灣西行,直到錢塘江口的海寧尖山。尖山為杭州灣與錢塘江的交匯處,江水與海潮激蕩,形成錢塘潮,歷來為“江水海潮出入之第一重門戶”。(84)汽船弗萊吉森號闖入時被海潮所阻,“船只變得無法操縱,幾乎撞到沙洲上,使它差點毀掉。利用潮水突然變緩的機會,它經歷了許多困難才脫離危險”。(85)這次失敗的探索使英軍放棄了由杭州灣、錢塘江前往杭州的設想。哥林森指出︰“這里潮水太強,竟達到每小時11.5英里,而且對于海軍作戰來說,這里水太淺。”(86)哥林森又探索曹娥江支流,試圖由紹興前往杭州,也未能成功。這在很大程度上,使英軍最終放棄進攻杭州的計劃,轉而攻擊乍浦。

  乍浦接近杭州,有道路可通,更重要的是,鴉片戰爭前乍浦港曾獨佔中日貿易,各方船只輻輳,商賈雲集,是東南沿海的雄鎮。(87)因此,本廷克號和弗萊吉森號前往尖山時,兩次接近乍浦探測水道,發現該港口適合戰艦停泊。5月,英軍撤離寧波,艦隊向乍浦開進。16日夜間至17日凌晨,開萊特和哥林森趁夜色駛入乍浦港測量水道,並為戰艦設計攻擊位置,同時在港口以東發現了一片適合陸軍登陸的地點,這使英軍確定了作戰計劃。海軍司令巴加高度評價這次調查,“開萊特和哥林森司令整夜徹底測量了錨地和海岸,使皋華麗號、布朗底號和摩底士底號能在軍隊登陸時,成功地布置在有利位置,攻擊海岸的炮台”。(88)乍浦之戰後,開萊特和哥林森繪制出版了海圖“乍浦港”(Chapoo Roads,China),展示出這次水文調查成果。(89)

  本廷克號和弗萊吉森號探尋尖山和乍浦時,劉韻珂就收到乍浦、海鹽、海寧等處報告。他沒有驅逐哥林森等人,但意識到英軍有“侵犯乍浦”以及“滋擾海寧省垣之意”。(90)在浙江負責軍務的揚威將軍奕經“諭以我兵不可排列海岸直當夷炮,總須在暗中防伏,俟彼登岸,再行迎面攻擊,並從兩旁截殺,方能得手”。(91)這種以守為戰的策略,使英軍窺探乍浦時沒有受到阻撓。

  四、英軍在長江下游的水文調查(1842年6月至8月)

  早在1841年,英軍已制訂長江下游的作戰計劃,從而“割斷中華帝國主要內陸交通線的一個據點”。(92)在長江下游作戰,對于英軍來說是前所未有的經驗。復仇女神號船員伯納德指出︰“在長江航行,我們完全陌生,僅康威號貝休恩船長測量了其中一小段。即使對中國人而言,由于強大的潮流和眾多沙洲使水道非常復雜,用大船沿江而上前往南京也是行不通的。”(93)哥林森也認為︰“長江南岸分布著可怕的沙洲,由于我們對這條大江的無知,是絕對不能接近的。據我所知,也沒有任何船只嘗試前往大江北岸的通州。”(94)

  為進入長江,英軍到處搜集地理信息,這不僅包括東印度公司的調查資料,也包括康乾時期法國傳教士在中國進行大地測量基礎上繪制的地圖。英軍也重視中國傳統輿圖方志,如佔領寧波期間從天一閣掠奪《乾隆府州廳縣圖志》《欽定大清會典圖》以及各地方志。(95)他們也劫掠中國商船,獲取商船使用的海圖。(96)更重要的是,1842年6月至8月,哥林森和開萊特等對長江下游的水文調查,提供了關鍵的地理信息,幫助英軍攻佔寶山、上海和鎮江,兵鋒直指南京城。

  1.吳淞口與黃浦江

  5月28日英軍全部撤離乍浦,停在杭州灣外崎嶇列島,等待哥林森和開萊特測量水道。6月5日英軍繼續開行,8日抵達長江口外的雞骨礁。此時哥林森的本廷克號改名為伯勞弗號(Plover)與司塔林號,“作為航道標志船,在一定的地點停白,負責指明正確的航道”。(97)13日英軍開進吳淞口。

  吳淞之戰前,英軍多次調查吳淞口。11日復仇女神號的荷爾船長乘小艇強行闖入吳淞口測量水道。14日巴加和郭富乘麥都薩號勘探吳淞口,郭富提出英軍登陸地可選在吳淞鎮與寶山之間的衣周塘或寶山後方的小沙背。(98)為確定登陸地點,開萊特和哥林森沿海岸測量水深,發現小沙背水淺,船只無法靠岸,衣周塘更適合登陸。次日他們又測量了吳淞口的水道,並通過安放浮標,標志航線,引導英軍艦隊開到清軍陣地前發動攻擊,陸軍也按計劃在衣周塘登陸進攻寶山。值得注意的是,吳淞之戰後,英軍援軍抵達,戰艦和汽船的數量達到空前規模。水文人員不再單純使用測量船或汽船引領艦隊前進,更多情況下,采取安放浮標的方法標志航線,這在長江下游的戰爭中非常普遍。

  英軍攻佔吳淞、寶山後,開萊特就率領復仇女神號和麥都薩號兩艘汽船前往上海,“要他們對于那邊的航道以及中國軍隊在那一帶修築的防御工事,探查明白”。(99)19日,復仇女神號帶領四艘汽船,拖帶四艘戰艦佔領了被清軍棄守的上海。20日,開萊特由上海出發,乘汽船繼續向黃浦江上游探查,尋找前往蘇州的水道。蘇州不僅是大運河沿線的中心城市,也是鴉片戰爭前江南最大的商業都會,是英軍計劃攻佔的主要目標。然而這次以失敗告終,當開萊特等人沿江而上到達青浦泖湖時,水道變得淺狹,他們改用吃水最小的汽船也無濟于事,“即使如此,我們這行人也不過多走八、九英里就不能前進了,因為前面是湖沼,河水在入口的地方更淺”。(100)時任江蘇布政使的李星沅發現,“夷船十四日辰刻入橫羅涇,掠王姓牛只,即入斜塘點水,以淺而止”。(101)由于澱泖湖群淺狹,開萊特未能找到通向蘇州的水道,英軍不得不放棄進攻蘇州。奧塞隆尼就提到︰“探尋通往蘇州路線的企圖失敗了,于是決定放棄遠征蘇州的計劃。”(102)1842年開萊特和哥林森出版海圖“吳淞江”(Woosung River,China),展示出吳淞口和黃浦江水文調查成果。

  吳淞口作為“江南第一扼要之區”,清軍屯重兵于此,“是江南防海要地,不能不聚精會神,全注于寶山之吳淞一口也”。(103)戰前兩江總督牛鑒曾說︰“萬一夷船駛入,必須測量水勢,魚貫而行。”(104)他設計于兩岸添設大炮,挖濠築台,“使兵丁潛伏濠內,暗中設炮轟擊”。但測量船駛入後,卻因“我之炮力不能轟擊有準,是以未經開放”,不準清軍開炮。“止有鎮定貼伏,以待其來。外則示以不測,內實嚴益加嚴”。(105)《壬寅聞見紀略》對這種“外則示以不測”的做法記載更詳︰“制軍撥兵三百名,各戴五色面具,衣虎衣,隱身塘後,時躍出土塘之外,互相跳舞,蓋使夷船遙望,莫知我軍虛實也。”(106)哥林森對這種做法異常困惑,他在回憶錄中提到︰“吳淞炮台與廈門有些相似,它前面的水道只有0.2英里寬,只能在夜間測量和安放浮標。當我們在距離炮台400碼處放下最後一個浮標時,中國人卻向我們歡呼了三次。”(107)其實,英軍從吳淞口直至黃浦江測量水道時都沒有遇到阻攔。

  2.長江水道

  6月29日,哥林森和開萊特乘伯勞弗號和司塔林號沿長江而上,按1840年貝休恩的測量結果,抵達崇明與海門交界洋面,繼續向上測量水道。7月5日測量船返回吳淞口,帶回消息稱︰“在靠近運河入口的地方,直到鎮江金山為止那一段長江,我們已經發現一條又深又清的航線。為使航行方便,我們在那一帶已經安放了浮標。”(108)次日,英軍主力包括12艘戰艦、10艘汽船、51艘運兵船和運輸船起航,分五個縱隊向鎮江駛去。

  在長江航行過程中,英軍起初使用貝休恩制作的航海指南和海圖領航,通過崇明島後,“測量船事先已在江心水淺的地方,和在航線曲折或不規則的地方,系著中國舢板作為標志”。(109)但繼續向上游進發,英軍就要花大量時間等待測量船先行調查,行進速度非常緩慢。另外,長江這一段“節節俱有淺灘,礁沙縷結,其深洪僅止一線,曲折迂回”。(110)英軍在崇明、--山一帶不斷有船只擱淺,在焦山更是難行,“當他們開到江當中時,就走不出漩渦,在漩渦里旋轉,然後被沖往下游,如同小孩將玩具船放在潺潺溪水里一樣地無能為力”。(111)英軍只能依靠哥林森和開萊特測量水道,並且用吃水淺的汽船拖帶戰艦前進,這樣走走停停,直到20日才全部抵達鎮江。

  鎮江之戰後,哥林森等又測量了鎮江至南京的航線。8月2日,伯勞弗號帶領英軍主力浩浩蕩蕩地向南京駛去。這時英軍完成了對南京以下長江水道的測量,復仇女神號船員伯納德指出︰“南京和吳淞的距離約為一百七十英里,這段由吳淞口直抵中國古都南京為止的長江航線,一段秀麗的河山,終于由我軍完成比較準確的測量。”(112)英國海軍根據測量結果,繪制出版海圖“長江”(Yang-Tse-Kiang River-Surveyed by Capt.C.R.D.Bethune,H.Kellett,and R.Collinson),對此《航海雜志與海軍年鑒》提到︰“感謝海軍水文人員孜孜不倦的努力,使我們擁有這條大江的海圖。利用這幅圖,船只應該很容易發現沿江而上直到南京的道路。”(113)

  英軍在長江下游作戰時,清軍將優勢兵力“全注于寶山之吳淞一口也”,對于長江水道的防御未予重視。這在很大程度上因為長江天險的存在,令清廷上下誤認為英軍不會冒險闖入,而是北上再犯天津。實際上,清代以來長江口北岸沙洲迅速淤漲,導致長江北支河道束狹,主泓由北支移向南支。(114)鴉片戰爭時,長江北支“並無深洪大溜,惟本地之平底沙船尚可出入”。(115)南支的吳淞口水面較寬,商賈大船往來輻輳,上海更是江海關所在地,道光時期的漕糧海運就曾在上海試行,所以吳淞口一直是海防江防的重點。吳淞以上的長江仍有鵝鼻嘴、--山、焦山、象山等險要,被稱為“重重鎖鑰”,但清軍江防力量主要集中在鵝鼻嘴,“惟該處江面甚窄,對岸炮力可及,且下伏礁磯,水路曲折,南岸山勢陡峻,有險可憑”。(116)兩江總督牛鑒就“于該處沙線灣曲之處暗釘樁石,並于鵝鼻嘴安設大炮,阻其沖突”。(117)有此天險,牛鑒斷定“該逆大船斷難飛越”。(118)

  然而,貝休恩、哥林森和開萊特等人的多次水文調查,以及使用吃水淺的汽船拖帶,英軍艦隊不僅通過了長江南支,也找到了通過“重重鎖鑰”的水道。他們避開長江南岸鵝鼻嘴的防線,“該逆火輪船二只不由嘴下深洪,竟由北岸繞越而過”(119),輕而易舉地越過了“長江入海第一扼要門戶”的鵝鼻嘴。這令清廷官員大為震驚,前來求和的欽差大臣耆英不無痛心地指出︰“似此險要之鵝鼻嘴,已可乘風乘潮驀然闖進。則由此以至--山、焦山、象山等處,江面漸寬,更可揚帆直達,長江入戶實屬一無足恃。”(120)牛鑒自陳︰“誤認江路迂淺,夷船不敢深入,遂于鵝鼻嘴等處未曾厚集兵力,而不虞江水漲發,江面頓覺寬深,竟不能攔其大幫船只之竄入也。”(121)夏燮借英國人之口,表達了英軍測量不設防的長江水道對這場戰爭的意義。“我兵來時,本不敢遽入內江,輕造重地。緣先期遣人探水,由沿江一帶上溯安徽,至蕪湖為止。共先後探過七次,每遇險要處,停舟泊岸,周行蘆葦間,不見一兵一將,然後放心前進。若和議不成,長江天塹,固將一決勝負也。”(122)

  馬漢《海權論》提出,近代英美等國謀求在中國的優勢地位,“基本上都以廣泛意義上的海權為後盾”。馬漢所指的海權主要體現在商業和軍事領域,“一方面,海權體現在海上商業上。海上國家期望能從商業中獲益,並通過互利互惠來影響中國;另一方面,海權也表現為海軍在海洋和可航行水道上的軍事行動”。(123)鴉片戰爭為理解海權論提供了生動的案例,清軍正是放棄了海權,才使英軍完全掌握了選擇作戰時間和作戰地點的主動性。在連綿萬里的海岸線上,清軍分兵把守,處處設防,無法集中優勢兵力,而且疲于奔命,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對此林則徐反思︰“逆船倏南倏北,來去自如,我則枝枝節節而防之,瀕海大小門口不啻累萬,防之可勝防乎?”(124)

  中英雙方海上軍事實力的差異,以及受“棄大洋,守內河,以守為戰,以逸待勞,誘敵登岸,聚而殲之”戰略的影響,導致中國喪失海權。值得注意的是,英軍的堅船利炮之所以能派上用場,沿海沿江天險之所以沒有起到屏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英軍通過水文調查窺探到沿海沿江的山形水勢,為其戰略戰術的實施提供依據,使天險變為通途。對此,清廷在認識上經歷了轉變的過程,但在缺乏海權觀念的時代,始終沒有進行有效的干預和控制。

  鴉片戰爭結束後,哥林森和開萊特繼續留在中國,率伯勞弗號和司塔林號“由寧波韭山海島直至香港,探測沿海一帶沙水,意在改正洋圖,以便商船來往”。(125)對于這種侵犯領水主權的行為,清廷仍一味听之任之。閩浙總督劉鴻翱甚至命令沿海文武,“如見英吉利探水船二只到地,听其買取柴水食物,不必生疑”(126),這使哥林森等人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對舟山至香港海域進行了全面的水文調查。自1840年至1846年,英軍共繪制出版了95幅海圖,準確展示出舟山至香港的地理狀況。(127)同時,《航海雜志與海軍年鑒》也以航海指南的形式刊登了測量結果。另外,185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水道測量局的《印度指南》(The India Directory,Vol.2)、1855年英國海軍水道測量局的《中國航海志》(The China Pilot,Vol.1)、1874年的《中國海指南》(The China Sea Directory,Vol.3)等主要利用哥林森等人的水文調查結果指示中國沿海的航線。水文調查結果被制成海圖並編入航海指南公之于眾,極大地提高了歐美船員對中國沿海的地理認識。

  英軍的水文調查不僅在軍事行動中得到應用,其商業目的同樣值得重視。哥林森指出︰“鴉片戰爭結束後,調查中國海岸的需求隨之產生,以便利用五口通商的機會,讓商船能夠進入新口岸。”(128)隨著新海圖和航海指南的推廣應用,這一目的得以實現。衛三畏指出︰“最近哥林森和開萊特船長等人率領測量船,測量了香港與上海之間的海岸以及澎湖列島、舟山群島,這在以前知識的基礎上增加了很多,現在,航海家們已經能夠使用各個口岸了。”(129)使用新海圖和航海指南,外商船只將航運和貿易範圍擴張至廣州以外的香港、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通商口岸,甚至擴展到汕頭、泉州等非通商口岸,而且外國船只進口的數量大增。(130)隨著航運增加,郵遞、保險與金融匯兌等新的商業方式也開始興起。

  實際上,1795年英國海軍成立水道測量局以來,就派水文人員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水文調查,並借助鴉片戰爭,獲得了在中國測量水道的機會。卑路祚、哥林森和開萊特等人因此功成名就,但在他們漫長的水文調查生涯中,中國只是其中一站。基于全球範圍的水文調查,英國掌握了各海區的地理知識,為戰艦和商船提供參考,也為英國的海上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礎。

  ヾ參見陳旭麓《炮口下的震撼——鴉片戰爭與中國傳統社會崩裂》,《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ゝ參見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33—88頁。

  ゞ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London:Henry Colburn,1846),p.220.

  々Granville G.Loch,The Closing Events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London:John Murray,1843),p.61.

  ぁ關于鴉片戰爭中雙方兵力的對比,可參見茅海建《鴉片戰爭時期的中英兵力》,《歷史研究》1983年第5期。關于船炮的對比,參見劉鴻亮《中英火炮與鴉片戰爭》,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張建雄,劉鴻亮《鴉片戰爭中的中英船炮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關于雙方的戰略戰術,可參見林慶元《論清政府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戰略戰術》,《社會科學戰線》1988年第3期;楊國楨《鴉片戰爭中林則徐對英認識和制敵方略的轉變》,《福建學刊》1990年第6期;嚴忠明《鴉片戰爭中英雙方決策過程比較研究》,《廣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12期。

  あ關于鴉片戰爭前英國人在中國海域的地圖測繪,可參見游博清《英國東印度公司與南中國海水文調查(1779-1833)》,《自然科學史研究》2015年第1期;王濤《從“牛角Paracel”轉為“西沙群島Paracel”——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西人的南海測繪》,《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王濤《鴉片戰爭前英人在香港水域的地圖測繪及影響》,《自然科學史研究》2016年第2期。

  ぃJohn Francis Davis,Sketches of China,Vol.1(London:Charles Knight & Co.,1841),p.9.

  い郭小東︰《打開“自由”通商之路—19世紀30年代在華西人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探研》,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255頁。

  ぅ"Coast of China:present degree of knowledge concerning it,"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No.8,December,1836,p.339.

  う"Coast of China:present degree of knowledge concerning it,"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No.8,December,1836,pp.339—340.

  (11)"A Surveyor's Glance at the Coast of China,"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for 1840,No.4,April,1840,pp.259—260.

  (12)"A Surveyor's Glance at the Coast of China,"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for 1840,No.4,April,1840,p.260.

  (13)"New Charts,"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for 1840,No.6,June,1840,pp.457—459.

  (14)A Catalogue of Manuscript and Printed Reports,Field Book,Memoirs,Maps,etc(London:W.H.Allen & Co.,1878),pp.546—622.

  (15)盧坤、鄧廷楨主編,王宏斌等校點︰《廣東海防匯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頁。

  (16)Paul A.Van 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p.35.

  (17)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5冊,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頁。

  (1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1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73頁。

  (19)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3冊,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第485頁。

  (20)黃順力︰《海洋迷思︰中國海洋觀的傳統與變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5頁。

  (21)"Hostilities with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9,No.4,August,1840,p.221.

  (22)Charles Rathbone Low,History of the Indian Navy(1613-1863),Vol.2(London:Richard Bentley and Son,1877),p.50.

  (23)J.Elliot Bingham,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Vol.1(London:Henry Colburn,1843),p.195.

  (24)民國《定海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68—69頁。

  (25)William R O'Byrne,A Naval Biographical Dictionary(London:John Murray,1849),p.77.

  (26)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London:Saunders and Otley,1844),p.41.

  (27)"Tinghae,Island of Chusan,July 19,1840,"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for 1841,No 1,January,1841,p.58.

  (28)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3冊,第370頁。

  (29)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3冊,第240頁。

  (30)"Reminiscences of Chusan,"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0,No.9,September,1841,p.482.

  (31)L S.Dawson,Memoirs of Hydrography,Vol.2(Eastbourne:Henry W.Keay,1885),p.30.

  (32)"Chusan Archipelago:sailing directions,derived from nautical surveys,made by H.B.M.'s squadron in 1840-41,"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0,No.5,May,1841,pp.251—278.

  (33)"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9,No 6,October,1840,p.422.

  (34)"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9,No.6,October,1840,p.419.

  (35)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p.52.

  (36)J.Elliot Bingham,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Vol.1,pp.295—296.

  (37)"Notes on the Mouth of the Yang-Tse-Keang,"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for 1841,No.8,August,1841,pp.512—517.

  (38)J.Elliot Bingham,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Vol.1,p.300.

  (39)J.Elliot Bingham,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Vol.1,p.353.

  (40)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pp.74—75.

  (4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2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頁。

  (4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2冊,第302頁。

  (4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2冊,第363頁。

  (44)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p.74.

  (45)"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9,No.6,October,1840,p.419.

  (46)"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9,No.6,October,1840,p.420.

  (47)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p.59.

  (48)"Coast of China,sailing directions derived from nautical observations made by H.B.M.'s squadron in 1840,"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0,No.7,July,1841,pp.371—382.

  (4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2冊,第314頁。

  (5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2冊,第393頁。

  (5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2冊,第322頁。

  (52)梁廷--︰《粵海關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413頁。

  (53)J.Elliot Bingham,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Vol.1,p.412.

  (54)Edward Belcher,Narrative of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Vol.1(London:Henry Colburn,1843),p.3.

  (55)L.S.Dawson,Memoirs of Hydrography,Vol.2,pp.16—17.

  (56)L.S.Dawson,Memoirs of Hydrography,Vol.2,p.36.

  (57)關天培︰《籌海初集》,台北,華文書局1969年版,第83—100頁。

  (5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1冊,第546頁。

  (59)關天培︰《籌海初集》,第85頁。

  (60)Edward Belcher,Narrative of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Vol.2,p.141.

  (61)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p.111.

  (62)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125.

  (6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3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頁。

  (6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3冊,第167頁。

  (65)J.Elliot Bingham,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Vol.2(London:Henry Colburn,1843),p.79.

  (66)J.Elliot Bingham,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Vol.2,pp.140—141.

  (67)Edward Belcher,Narrative of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Vol.2,pp.159—162.

  (68)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133—134.

  (69)Edward Belcher,Narrative of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Vol.2,p.163.

  (70)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p.139—147.

  (7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3冊,第517頁。

  (72)梁廷--︰《夷氛聞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51頁。

  (73)薛福成︰《浙東籌防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9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47—148頁。

  (74)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p.255—256.

  (75)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264.

  (76)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268.

  (77)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281.

  (78)Richard Collinson,Journal of H.M.S Enterprise(London:Sampson Low,Marston,Searle & Rivington,1889),p.481.

  (79)"Dispatches from Rear-Admiral Parker,"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for 1842,No.10,October,1842,p.709.

  (8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4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頁。

  (8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4冊,第292頁。

  (8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4冊,第293頁。

  (8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4冊,第334頁。

  (84)民國《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2冊,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7846頁。

  (85)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283.

  (86)Richard Collinson,Journal of H.M.S.Enterprise,p.481.

  (87)劉序楓︰《清代的乍浦港與中日貿易》,《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5輯,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年版,第187—244頁。

  (88)"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1,No 6,June,1842,pp.342—343.

  (89)"New Charts,"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for 1843,No.4,April,1843,p.284.

  (9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4冊,第583頁。

  (9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4冊,第584頁。

  (92)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331頁。

  (93)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339.

  (94)"A Surveyors Glance at the Coast of China,"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for 1840,No.4,April,1840,p.261.

  (95)"Topography of Chekia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1,No.3,March,1842,p.162.

  (96)李弘祺︰《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珍藏的古中國航海圖》,《中國史研究動態》1997年第8期,第23—24頁。

  (97)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324.

  (98)Alexander Murray,Doings in China(London:Richard Bentley,1843),p.260.

  (99)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330.

  (100)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338.

  (101)李星沅︰《李星沅日記》,《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頁。

  (102)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p.305.

  (10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4冊,第409—410頁。

  (10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4冊,第410頁。

  (10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5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頁。

  (106)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3冊,第94—95頁。

  (107)Richard Collinson,Journal of H.M.S.Enterprise,p.484.

  (108)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p.344—345.

  (109)Granville G.Loch,The Closing Events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p.68.

  (11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5冊,第79頁。

  (111)Granville G.Loch,The Closing Events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p.83.

  (112)W.D.Bernard,The Nemesis in China,p.343.

  (113)"New Charts,"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for 1843,No 8,August,1843,p.572.

  (114)王慶、劉蒼字︰《歷史時期長江口北支河道演變及其對蘇北海岸的影響》,《歷史地理》第17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6頁。

  (11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4冊,第549頁。

  (11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5冊,第580頁。

  (11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5冊,第601頁。

  (11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5冊,第587頁。

  (11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5冊,第601頁。

  (12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5冊,第610頁。

  (12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6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頁。

  (122)夏燮︰《中西紀事》,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120頁。

  (123)馬漢著,蕭偉中等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頁。

  (124)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7冊,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頁。

  (12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7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頁。

  (12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7冊,第43頁。

  (127)John Baillie,A Memoir of Captain W.T.Bate(New York:Robert Carter & Brothers,1859),p.59.

  (128)L.S.Dawson,Memoirs of Hydrography,Vol.2,p.31.

  (129)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New York:Wiley and Putnam,1848),p.23.

  (130)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第401—402頁。

 

作者︰ 王濤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