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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巍、王煜︰作為歷史學的考古學

2017年12月04日 15:11:05 來源︰ 澎湃新聞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取預此潮流,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議,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

2015年5月16—18日,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召開了“文物、文獻與文化——歷史考古青年論壇(第一屆)”的學術討論會,這次會議的規模不大,來自國內重要研究機構大約20名學者進行了充分的報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者都非常年輕,基本上都是80後學者,甚至有個別90後。我們感覺到這可能預示著未來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一部分重要力量和研究趨勢。因此,我們將會議論文(部分有調整)編輯出版,以便學界更為廣泛地了解到這些信息,也檢驗此次會議的成果。在文集之前,我們決定將我們對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一些粗淺的想法提供出來,以期拋磚引玉之效。如果將來在這些問題上能引起一些討論,修正我們的觀點,形成一些共同的認識,則是我們十分樂意看到的。

一、“歷史時期考古學”與“歷史考古學”

“歷史時期考古學”是學界公認的中國考古學分科中的一個概念,一般指對戰國秦漢以來的考古遺存的發掘和研究,有的單位又以其時代的高潮和命名的習慣而略稱為“漢唐考古”或“漢唐宋元考古”,也約定俗成地稱之為整個中國考古學的“後段”。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劃分呢?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兩個︰第一,從戰國開始,中國進入了有比較完整和豐富的文獻記載的時代,官方的記錄、私家的著述都十分豐富,時代愈晚,這一情況愈為突出,而之前雖有少數記載,大多是零星和追述的。因此,進入這一時期之後的考古學研究,在客觀條件上就有了另一支重要的輔助資源,那就是文獻記載,這與之前時代所能提供的材料組成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中國發達的史學傳統和史學思維,也在主觀上吸引著以實物遺存為出發的研究,在更為深入和廣闊的背景中與史學進行更為有機和緊密的結合,去探討古代歷史各個方面的問題。這一階段的考古學與以文獻材料為基礎的狹義的歷史學的關系更為密切;第二,秦漢以來,中國歷史面貌和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這一趨勢是從戰國時代而來的,形成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國家。中間雖也經歷過多次的分裂時代,但沒有改變這一時期的主體歷史形態和意識形態。這與文明時代開始之前的形態是截然不同的,與文明時代萌芽和開始以來的古城、古國、方國的形態也是大有區別的。所以,在中國考古學中劃分出“歷史時期考古學”這一階段是有其客觀依據和事實基礎的。

歷史時期考古學包括了中國文明史中一個很長的時段,根據社會總體形態和治學的習慣和特點,似乎又可以分為早、中、晚三段。早段即戰國秦漢時期,這是所謂的中國的“古典”時代,是東周以來融合各國形成的傳統文明的發展、鼎盛時代,雖有一些外來文化的影響,但不佔主流。從研究上來講,這一時期考古材料遠多于文獻材料,大多數的考古學研究依然是從考古材料中梳理出問題,再鉤沉文獻材料進行考察;中段即魏晉南北朝隋唐,也有學者稱之為中國的“中古”時期,這一時期不管從血緣還是文化上講,先後融合了大量的民族尤其是北方民族,然後再進行南北、東西的大融合而形成了隋唐文明。從研究上來講,這一時期的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往往相互發明,共同推進;後段即宋元以來,這一時期中國文明在對外態度上總體上趨于內斂,社會經濟和士人文化的發展導致整體的世俗化和精英的精致化。從研究上講,這一時期大量豐富的文獻材料也使得研究的實證和精細程度大大加強。雖有一些階段性差異,但不論是問題的取向,還是研究的主要方法,這三段無疑是一以貫之的。

長期以來,歷史時期考古學在整個中國考古學中的地位並不十分突出,恐怕主要與三個因素有關︰第一,包括現代考古學的所有現代學科體系是近代從西方的舶來品,其中必然體現著西方的學術傳統和治學旨趣。在現代考古學誕生的歐洲,考古學要解決的主要是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這三大問題。當然並不是說當時歐洲的考古學研究不關注希臘、羅馬及後來歷史階段的材料和問題,但這些顯然不是歐洲考古學的主要陣地,甚至更多的關注來自藝術史的學者和傳統。美洲、澳洲等自不待言,它們面對的主要是史前人類的遺存,它們的考古學基本就是史前考古學。這些先天的“基因”不可能不遺傳到中國考古學當中;第二,現代考古學引入中國之時,正值近代中國落後、屈辱的時期,考古學就自然承擔起建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任務。因此,中國考古學一開始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尋求中國人類繁衍不息、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國文明連接不斷的證明。北京猿人、仰韶文化、殷墟便是其集中代表,雖然前兩者的發現者還是西方人,但這樣的背景無疑是當時中國考古學的主流。再加上與“古史辯”運動的結合,重構中國的早期歷史就成了當時考古學的最大任務,而歷史時期考古學顯然對這一任務總體上不會有太大的貢獻;第三,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整個中國史學的主流都在圍繞一系列宏觀的歷史問題進行討論,主要是古史分期、政治史、制度史等問題。比如漢代,主要是研究當時中央與地方、王國的關系,中央和地方官僚體系的組織,選舉制度的發展和變化以及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再如唐代,主要問題是政治上的三省六部制,軍事上的府兵制、募兵制,經濟上的租庸調制和稅法改革,選舉上的科舉制度,等等。在這些方面考古學顯然不能夠大顯身手。

當然,這里只是就其總體比重而言,並不是說這一階段的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研究中缺乏重大的貢獻,反而,面對著豐富和多樣的材料,老一輩的考古學家們如夏鼐、宿白等先生及其後繼者們,就取得了許多十分精彩和重大的研究成果與杰出的成就。

現在,總體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第一,中國考古學將繼續尋求從西方考古學中吸取有益的養分,但無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走向。中國考古學既擁有世界上最為豐富的古代遺存材料,又獨立發展了幾十年(這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似乎可以不再以西方考古學為標桿來構建我們自己的學科體系和推進我們自己的學術旨趣。而在這些豐富的考古遺存中,屬于歷史時期的部分,在數量上、種類上都是十分突出的,可以展開的問題也十分深入和寬廣。歷史時期考古學完全有理由上升為中國考古學中最為重要和最有空間的領域之一,與史前考古,三代考古一起作為鼎足,支撐起整個中國考古學大廈;第二,雖然證明中國文明源遠流長、連綿不斷的責任,不論在民族的屈辱期,還是復興期,都是中國考古學的重要的題中之義。但是中國考古學顯然已經具有了更多的問題域,學術問題更加多元化。即便是在構建民族自信心的重大課題研究中,漢唐是中國歷史上的巔峰時期,從考古材料方面來構建漢唐文明之博大深遠,恐怕也是今後值得考慮的問題;第三,當前整個史學界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研究主流從以往比較宏大的政治史、制度史方面向以往不太關注的社會文化史、思想史等方面擴展(即便是政治史、制度史,其研究也更加深入和精細)。關心社會上一般人的活動、觀念等問題,而在這些方面考古材料將會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如從城址的分布和變遷以及城內建築的變化中觀察當時城市功能和區域的轉變,從墓葬內的圖像考察當時人對死後世界的觀念以及願望,從石窟、造像碑等材料看當時社會上各個階層的宗教信仰活動和內容,等等。而這些都屬于更加精細和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滿足于淺嘗輒止,則需要聯系其他材料,尤其是歷史文獻來進行綜合研究,歷史時期考古的優勢便會得到更大的發揮。這個時候考古學就不僅是一個縫補匠了,它將作為一支主要力量甚至在有些領域中將擔任主角,與其他學科,尤其是歷史學、美術史、宗教史、民族史等一起構建那些更加細膩、更加生動、更加精彩的歷史敘事。

那麼,本文集為何要題作“歷史考古學”而不是“歷史時期考古學”呢?因為,我們認為,這一時代有這樣的需要,我們也有這樣的心願。那就是上述這種以考古材料為基礎,緊密結合歷史文獻,並廣泛聯系其他學科相關研究的歷史時期考古學研究的學術取向,不應該只局限于自己設定的這一時期之中。比如從古文字、出土文獻等考察歷史問題的研究就自然與我們旨趣相投,我們也十分歡迎史前考古、三代考古領域中以歷史和歷史中的人為取向和最終歸宿的研究。這從我們編輯的文集中可以明顯看出我們的態度。所以,歷史考古學雖然主要以歷史時期考古學為陣地,但它並不是一種時代的劃分,而是一種研究的取向,或可以稱為“作為歷史學的考古學”。

二、歷史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

學界曾經有一種比較主流的觀點認為,一個學科必須要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一套基本理論和方法。其實,從現在看來,大多數現代學科也並沒有自己堅持標榜的特殊理論和方法。關于這一認識的提出背景和得失,我們姑且不去討論。既然,我們所謂的歷史考古學只是作為一種研究取向,而並非一個學科或一個分支學科,那麼,它不必刻意標榜一種理論和方法,反之,所有有益的理論和方法也都應該合理使用。

歷史考古學首先屬于考古學,那麼,考古學的基本方法就應該是它展開研究的前提和基礎。所謂“前提和基礎”並非是我們要去刻意標榜,而是以保證考古資料提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為目的和宗旨的。比如說通過考古地層學判斷相對年代,是從遺存的堆積形成出發提出的方法,具有科學性、合理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以及重復驗證性,是一種科學的方法。是田野發掘和資料整理階段的基礎方法,在某些綜合研究中,也有其用武之地。再比如說建立在地層學基礎上的,並以有效器類進行大量和綜合梳理而形成的考古類型學,也是一種合理的方法。以往主要依靠這兩種方法,隨著科技的進步,現在出現了一系列的科學技術手段來協助提取遺存的信息。其中,許多方法都是經過了很多年的發展和驗證,也在不斷更新和進步。它們都是幫助我們提供科學的研究資料的基礎。我們曾經在四川大學舉辦的“歷史考古青年沙龍”上講過“考古學的‘守戒’和‘破界’”的問題,考古學的“守戒”就是要守住科學地提取田野資料的這個陣地,這是獨屬于考古學的陣地。

但是,到了綜合研究的階段,尤其是歷史考古學的研究,這些材料、這些問題,就已經不是獨屬于考古學的了,而是各種歷史學科的共同材料、共同問題。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講“破界”,就是要充分借鑒和吸收其他學科的方法、視角和成果,進行綜合的歷史研究。比如對器物類型的研究,除了對器物本身的時空關系和發展變化的把握外,還可以結合這些變化背後的社會歷史和人類活動背景,再聯系其他材料,尤其是文獻材料,以及相關學科的研究,共同研究器物背後人的活動和歷史的變化。

上面談到,歷史考古學進入綜合研究的階段,往往需要聯系其他的材料,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文獻材料。有些學者批評中國考古學研究中較多地使用文獻材料的方式,認為文獻材料和考古材料屬于兩個系統,不能進行對應。這種觀點,從哲學意義上講,並沒有太大問題。然而,在實際研究中,在中國考古學中,尤其是歷史時期考古學中面對如此豐富的相關的文獻記載,而且在不少問題上二者實際上就“對應”和“互動”起來了,研究者能視而不見嗎?其實,考古材料有其生成過程,文獻材料也有其生成過程,我們是要在駕馭這兩個系統的前提下,進行綜合考察,並不是去簡單對應。新時代的歷史考古研究應對二者都有比較系統的理解,然後進行綜合研究。這種結合中有一個“度”,這個“度”既有“限度”的意思,也有“程度”的意思,研究的高下往往就在這個“度”的把握上。

我們所在的四川大學,從馮漢驥先生開始就十分強調這一點,而從張勛燎先生開始,就要跟本科生、研究生開設一門課,名字就叫“考古目錄學”。主要是講授與考古研究最為相關的一些歷史文獻、金石著作的成書、內容、流傳、版本、注疏等知識,不僅要學會如何使用,還要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文獻的掌握程度要求並不低于古代史的學生。我們認為,在這樣的基礎上的結合,應該才是自然而然、左右逢源的,而不是生拉硬扯、捉襟見肘的。

歷史考古學與其他學科,尤其是歷史類學科的結合,現在也已經獲得了較大的推動,有些學科甚至在思維層次沖擊和影響到了歷史考古學的發展。近些年來,最大的沖擊和影響應該說來自于美術史學科。美術史學科在其自身發展進入到一個瓶頸的時候,將眼光投向了中國考古學,尤其是歷史時期的墓葬美術。由此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在美術史學科的自身發展,這個我們這里不談論。另一方面就是一些西方和中國前沿的美術史學者,給中國考古學研究帶來了許多新的方法、視野、維度和實踐,而這些也逐漸引起了中國考古學界,尤其是歷史時期考古學界的回應,產生了不少共同的話題。近來,中古史研究中強調的對文本生成過程的考察,也有希望與歷史考古學形成有益的互動。這些都是可喜的發展,然而,目前更多的是其他學科的研究引起考古學科的反思、共鳴或回應,我們更加期待考古學的研究能在基礎資料以外對其他學科產生有益的影響,這一點歷史考古學研究是值得期待的。

上面談到的都是方法的問題,還沒有涉及到理論的方面。其實,以往不少人認為的一些理論層面的問題,嚴格意義上講,仍然處于方法的層面。例如,均變論是一種理論,而在其基礎上提出的地層學,是一種方法;進化論是一種理論,而在其理路上發展出來的類型學,也還是一種方法。中國考古學中曾經在史前考古階段提出過一些理論貢獻,如張光直先生的“斷裂式”和“連續式”和蘇秉琦先生關于“古國”、“方國”、“帝國”的“三部曲”的文明起源理論。理論是在實踐研究基礎上提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解釋性的認識體系,因而很具有吸引力,有些學術傳統中甚至將之作為學術發展程度的評價標準。當然,對于考古學這樣的“實學”而言,我們認為並不是必要的標準。陳寅恪先生在對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一書的審查報告中說︰“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古人也說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而考古學歸根結底是求“信”的,不是求“美”的。當然,如果能在充分的證據,嚴密的邏輯的個案研究基礎上,再能提出一些理論,既信且美,成一家之言,我們是最為歡迎、最為期待的。然而,對于歷史時期考古學而言,它的實學性特別強,既有種類豐富的考古材料,又有紛繁蕪雜的文獻材料,還有各學科已經取得的各個方面的大量認識。如果確能做到圓融無礙,不妨構建一個精妙的華嚴世界;如果力所不逮,也不必削足適履。但是,即便是在後現代解構主義的沖擊下,歷史學科中認識的系統性仍然是我們努力追求和由衷敬佩的。

三、歷史考古學的幾點展望

對于歷史考古學未來的展望,由于現代學術研究的多元化,我們不想以自己有限的眼光去展望它無限的未來。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未來必定是由大家的努力共同創造的。其實,本文集收錄的全部是該領域內青年學者的論文,他們大多數還是80後學者,甚至有個別90後。而且我們在征集稿件時並沒有作任何指示性的規定,它們體現的完全是這些學者自由的選題和自主的取向。因此,該文集實際上本身就體現了歷史考古學未來的一些可能的發展趨勢。我們這里便只需做客觀的總結了。

第一,未來的歷史考古學研究,在方法上將更加多元和深入。文集中收錄的所有文章,絕大多數都沒有單一地使用某種特定的方法。如類型學的研究,也是將其作為梳理基礎材料,並在其上提出問題的手段,重點還要結合其他材料來討論歷史問題。其實,這種現象是與歷史考古研究的取向從歸納向闡釋轉變這一大潮流有關的。類型學是一種歸納法,適用于對大量原始材料的處理,以建立基礎的時空框架。但在這一時空框架已經總體上建立的今天,不少關注點將轉向對材料自身的問題和其引發的歷史問題進行探討的方面,這種探討往往是闡釋性的,要闡釋它的動因和背景。這就需要方法和結論上更加的多元化。

第二,未來的歷史考古學研究,將不再是考古學者獨有的領地,越來越多的其他相關學科,尤其是歷史學科的學者將參與到對考古材料的解讀中,一方面為考古學帶來新的血液,另一方面也反過去促進相關學科的發展,歷史考古學將與其他歷史學科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也就是我們說的“破界”。復旦大學馬孟龍的《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釋地五則》、首都師範大學田天的《西漢中晚期遣策的變遷及其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曾磊的《秦代的國門規劃》,都是歷史學者參與考古學研究的體現。其中有的是在歷史學熟悉的領域,如出土文獻的研究,有的則已深入原來的“考古領地”而結合自身的背景進行歷史解讀。比如田天的論文,就是從漢代遣冊形制和內容的變化,去考察它在喪葬禮俗中的意義的轉變,進而對漢代喪葬儀式的問題作出一個方面的觀察。

第三,未來的歷史考古學研究,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與歷史學的聯系也將更加緊密。考古研究除了要探討遺存本身的內容及其發展變化問題外,更多地還要從遺存的這些內容及其發展變化出發,去探討相關的歷史背景及歷史問題。廈門大學張聞捷的《漢代“特牛”之禮與馬王堆帛畫中的祭奠圖考》一文,就是從馬王堆帛畫中有關祭奠的圖像,去討論戰國秦漢祭祀禮制中的一個方面。中央美術學院耿朔的《從雙室到單室︰魏晉墓葬形制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關鍵問題》一文,就不是僅僅討論魏晉墓葬形制轉變的現象,而是要探討這些現象背後,反映出的當時的世勢、政權的政治和文化取向以及社會的心理。這些研究雖然都從考古材料出發,但歸根結底是要研究和解決歷史問題,這一取向恐怕將成為將來歷史考古的一支重要力量。

從歷史文獻材料的使用來看,這是本文集中所有論文的共性,都表現出結合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來共同討論問題的旨趣,而且越往後段走,這一趨勢越為明顯,且多成系統地與文獻材料進行結合研究。如中國人民大學劉未的《昭穆貫魚︰北宋韓琦家族墓地》和首都師範大學袁泉的《蒙元墓葬場景營造與空間功能芻議》兩篇文章中,就較為系統地結合了《地理新書》及以《朱子家禮》為代表的家禮類等文獻材料,對宋元時期墓葬中的堪輿實踐及所反映的祭祀禮儀、世俗願景等面貌進行了考察。

第四,墓葬圖像的研究,以往雖也有較多關注,但大多還是處于分類、名物考定、內容解讀等基礎研究層面。由于與美術史研究的結合,將來的歷史考古學中,圖像研究將大有可為。圖像研究也將從基礎研究層面,深入到研究當時人的思想觀念、宗教信仰等精神世界的領域,也將去研究當時人對圖像的制作和理解、知識與技術及其在社會上的傳播等等嶄新的領域。由于現代史學強調研究一般人的思想、知識和信仰,而考古所見的大量圖像材料恰恰最能反映這一方面。上述的一些文章實際上已經體現了這一趨勢。如山東大學朱磊的《從考古資料看秦漢時期的北斗信仰》便是在這一方面進行的探索。也反映出圖像的研究不僅打破了傳統畫像石、畫像磚、壁畫、銅鏡等等分類,而且擴展到其他一些器物中。

第五,宗教遺存的研究從來都是歷史考古學研究的一個重點。四川大學董華鋒的《試論北魏隴東大型佛教洞窟營建的背景》一文,從隴東北魏大型石窟出發,考察了這些石窟營建背後的勢力,對北魏隴東地區後族、宦官、地方大族的結合進行了探討。上海博物館師若予的《南朝佛教造像碑WSZ50下方伎樂研究——兼談<上雲樂>與<文康樂>的關系》一文,也是從成都出土南朝造像碑的伎樂圖像討論當時佛教的傳播及其與本土傳統信仰的關系,並涉及到古代音樂史的一些問題。依然表現出上述將考古研究結合于歷史研究之中的趨勢。

第六,對邊疆民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是歷史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不但隨著國家形勢的發展而日益突出,也隨著新時代學者語言能力、對外交流的加強而逐漸深化。西北大學任萌的《關于天山地區早期游牧文化的思考》,便是中國考古學走出國門後對一些問題的新思考,其中包括對以往將農耕和游牧文化進行簡單對立的反思。中國人民大學陳曉露的《從考古材料看西域早期駱駝的擴散》,是在大量掌握中外相關材料基礎上作出的系統梳理。吉林大學趙俊杰的《朝鮮平壤新發現的兩座高句麗時期壁畫墓的時代及相關問題》,則直接是中國學者對國外材料和問題的研究。這些都反映出新時代歷史考古學者廣闊的視野。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索德浩的《成漢俑與三星堆器物坑青銅人像》和四川大學李帥的《明代涉藏文物識讀二則》,則是對古代少數民族遺存的考察,而他們的研究都是從文物考古材料出發,聯系歷史文獻材料以及民族志材料,去探討民族史和民族關系史的問題。

總結起來,這些青年學者的文章反映出的研究取向和趨勢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問題和方法的多元化,廣泛結合政治史、思想史、美術史、宗教史、社會生活史、民族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視角提出和討論問題;另一個方面是向歷史學的“回歸”,即從考古材料出發,聯系文獻材料與其他相關材料,最終提出和討論歷史問題。這是我們從這本文集中間強烈感受到的信息。

當然,一次小規模的論壇和一本文集並不能反映歷史考古學發展的全部方面,必然還有很多的空缺。比如城市、城鎮的考古學研究,應該與墓葬、宗教遺存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本文集中只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的《宋代城鎮考古的發現與研究》一篇文章屬于這一範疇。城市、城鎮考古一方面由于田野實踐和基礎研究的長期性和繁重性,另一方面由于歷史時期大量的古今重疊城市,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研究的深入開展。但城市、城鎮是人們社會生活的主要場所,我們相信,在基礎研究進一步夯實之後,歷史考古學者們一定能在此基礎上對古代人們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活動等方面的問題做出大量的討論。

正因為一次論壇和一本文集的容量十分有限,我們還在繼續開展“歷史考古青年沙龍”的系列活動,希望進一步加強歷史考古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的交流,形成和倡導一種良好的學風,也希望在上述歷史考古學的新時代中貢獻我們自己的一點力量。我們期待更多的同道朋友們參與進來,也對我們提出的上述私見進行批評、討論,以促進學科和學術的發展。

是為序。

(本文原題《關于歷史考古學研究的幾點思考》,系霍巍、王煜為《文物、文獻與文化︰歷史考古青年論集(第一輯)》撰寫的序言。該書由王煜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標題系編者所擬,經授權轉載)

 

作者︰ 霍巍 王煜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