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新疆歷史>> 專題研究  

一味強調北族王朝特殊性不可取

2017年12月04日 15:21:36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近年來,關于新清史的反思是史學界的一大熱點。在對清朝及此前的遼、金、元乃至北魏等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的歷史定位這一問題上,以新清史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學者主張割斷北族王朝與中原王朝之間的血肉聯系,強調北族王朝的特殊性。這一主張得到了個別中國學者的響應,但中國學界的主流認為,離開了中國歷史的整體脈絡,北族王朝研究恐怕會誤入歧途。學術爭鳴是學術進步的重要途徑。筆者不揣淺陋,以遼史研究為案例,就此提供一孔之見。

  從征服王朝論到新清史

  回溯新清史的緣起,離不開征服王朝論。20世紀中葉,移居美國的德國學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提出了“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這一概念,重新闡釋遼、金、元、清四朝。他認為,傳統研究忽視了非漢族政權的特性,錯誤地認為北族王朝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漢化(sinicization)。魏特夫強調文化交流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指出一方被另一方完全同化極其罕見,認為二元性(duality)是北族王朝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層面一個共同的基本特點。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征服王朝論在西方學界影響並不大。相反,西方學者尤其是負笈歐美的中國留學生,如何炳棣、陶晉生、蕭啟慶等人,仍不乏將漢化視為非漢族政權研究的核心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後現代理論在人文學界影響的逐步擴大,西方學者日益表現出對漢化命題的不滿,漢化批判浪潮逐漸高漲。例如,作為新清史的一個代表性人物,羅友枝(Evelyn Rawski)主張以滿人為中心的視角(a Manchu-centered perspective)取代漢化視角。她把歷史研究中的漢化命題等同于中國所有的非漢人族群最終都被同化這一觀念,認為這一觀念源于當代漢族民族主義,從而否認漢化是異族王朝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概言之,漢化命題的批判者認為,這一命題建立在兩大前提之上。其一,文化上的漢化意味著進步,是北族統治者追求的天然目標。其二,非漢族政權若要取得成功,只能照搬漢地制度。部分西方學者認為,這兩個前提都是偏見。與此相應,他們所主張的以非漢族為中心的視角也可概括為兩個基本觀點。其一,北族王朝往往排斥漢化,致力于維護本民族文化和堅持自身的族群認同。其二,非漢族政權並不尋求復制中原王朝,其政治目標與中原王朝有根本差異,政治制度上的漢化不是出路。

  在20世紀學術發展的整體脈絡中考察,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學者對漢化的批判和新模式的提出,最根本的理論基礎是哲學上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相對主義認為,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的、主觀的。受相對主義影響,部分史學家在對歷史上的族群和文化進行研究時,就完全放棄了價值判斷。

  遵循同樣的邏輯,西方的中國史研究者認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儒家倫理為生活準則、以官僚制為政治管理模式的漢人社會,與中原周邊地區以游牧或采集狩獵為基本經濟方式、以薩滿教為信仰、以部落為組織形態的非漢族社會相比——至少在北族的眼中——並不會顯得優越。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們更願意相信不同的族群都會堅持自己的文化,不會被其他文化所吸引。

  批判的批判

  從非漢族角度研究北族王朝,對還原歷史的復雜性,確有貢獻。在一定程度上,以往研究忽視了北族政權不同于典型中原王朝的一些特點。因此,西方學者對漢化命題的批判,能鞭策我們反思自身的盲點。但是,認識到北方民族對漢文化的復雜態度,認識到北族政權制度中的草原因素,是否就意味著北族統治者必然維護本民族文化並堅持自身的族群認同,必然反對漢化呢?在筆者看來,西方學者顯然是矯枉過正了。

  首先,相對主義並不能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一個可靠的基石。相對主義自出現之日,哲學界對它的強烈批判之聲就沒有停止過。作為一種哲學思潮,相對主義尚存在很大的爭議。

  其次,對漢化的批判在具體事實層面還有很多可商榷之處。西方學界的新研究過分關注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建構的主觀性,而較少從國家和社會的具體運作和實際需求方面進行系統、全面的實證分析。對征服者而言,族群認同固然重要,但更迫切的問題是政治現實。在討論漢化時,我們應當將衣食住行等生活習俗與政治思想和制度相區別。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提倡新角度固然值得肯定,但如果不能也無意以堅實的實證研究為基礎,這樣的“新研究”到底有多大價值,實在值得懷疑。所謂本土視角(native perspective),不是一個簡單的視角轉換的問題,而是意味著艱辛的努力,真正去讀懂、理解其他民族,必須經過多年乃至幾代人的努力。學術不是泡沫經濟,不是服裝時尚。以十年乃至幾十年為時段隨著潮流轉向的人文學術不可能深入,也不可能真正有價值。當“顛覆”成了時尚,恐怕離膚淺也就不遠了。思想,真的可以輕輕松松地換個坐姿就能獲得嗎?

  西方學界“新研究”的真正問題,不是角度本身,而是預設答案。其本意並不是提出一個可供思考的新角度,以嘗試能否突破以往研究,而是預先給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答案。西方中國研究的變遷,往往並非本學科內部學術積累之結果,而是受到人文社科整體思潮左右。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後現代理論影響,北美中國研究界的語文學(philology)傳統喪失幾盡,一些學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只是以中國案例印證主流話語,這更像政治宣傳,而非嚴肅的史學研究。

超越新清史

  筆者認為,在思考漢化是不是北族王朝的核心問題時,我們不能僅從文化認同的主觀構建這一角度去認識,還必須澄清幾個相聯系的關鍵問題。其一,在遼金元清諸朝統治者的建國方略中,據有中原是根本還是從屬目標?對漢地的穩固統治是不是維系王朝的決定性因素?

  其二,成功統治漢地所必需的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除了模仿漢制之外,有無可能從游牧或采集狩獵社會的本土政治資源中產生?北族統治者如何認識這一問題?

  遵循這兩條線索,筆者對遼朝前期歷史進行了重新檢討。研究發現,自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遼初三朝君主的共同心願是入主中原。第四任君主遼穆宗已降,遼朝對外關系趨于保守是形勢所迫,並不能證明遼穆宗、遼景宗、遼聖宗三帝放棄了入主中原的夢想。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三朝出現過草原本位主義勢力的崛起。遼太祖至遼聖宗六朝,遼朝政權從部族制向中央集權的轉變是始終不變的方向。即便在對外趨于保守的遼穆宗、遼景宗、遼聖宗三朝,其政治制度的演變,也完全承襲了遼初的方向,漢化不斷深入。

  從這一研究成果看,西方漢學界的反漢化浪潮有矯枉過正之嫌。遼太祖至遼聖宗都可稱得上是漢化派。當然,主張漢化並不意味著完全排斥其固有的政治與文化因素。遼朝前期的君主們都很清楚,要保持契丹騎兵的軍事優勢,在一定程度上必須保持其原有的文化傳統、政治組織。因此,遼朝體制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多元的復雜局面。

  就遼朝前期而言,其漢化道路相當成功。太祖至聖宗六位君主並沒有過激的漢化舉措,制度層面的漢化穩步前進,這與北魏及金朝形成了鮮明對比。應當說,遼朝是北族政權處理漢化問題一個成功的範例。

  西方學者指責漢族文獻將北族描繪為一心向化,從而掩蓋其對本族文化的堅持及對漢化的排斥。這一新潮流固然給我們帶來不少新認識,但其植根于現代相對主義立場的主張,以及教條、狹隘的學術風格,對于認識復雜的歷史,其弊端絕不可小覷。

  事實上,新清史主張從契丹等北族視角研究北族王朝,在很多情境下反而離歷史上政治人物的真實立場漸行漸遠。如傳統看法認為,遼朝前期存在漢化與草原本位之爭,其代表人物是耶律阿保機的淳欽皇後及遼穆宗。吊詭的是,這一看法的依據恰恰是中原史籍,卻無法得到遼朝文獻印證。與西方漢學家的批判相反,中原文獻並沒有將北族描繪成一心向化的蠻夷,而遼朝文獻中的契丹領袖也並非堅持契丹傳統、抵制漢化。

  學界以往未能認清遼朝前期歷史發展的主線是漢化,乃至征服王朝論及二元說的提出,主要是受到中原文獻的誤導。遼朝文獻也不像西方學者想象的那樣,能給我們提供一種基于契丹本位而反對漢化的視角。總體而言,遼朝前期的君主更擁護漢化。所謂契丹本位與漢化的對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現代人的建構。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作者︰ 林鵠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