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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絲綢貿易史上的漢匈關系

2017年12月05日 01:56:07 來源︰ 文史知

考察絲綢之路史,可以發現中原出產的絲綢,曾經以多種方式輸出。草原民族在絲綢貿易活動中采取積極的態度。在中土絲綢向西運輸的過程中,匈奴也發揮過重要的作用。考察漢與匈奴的關系,不僅可以看到血火刀兵,也能通過絲綢絢麗的色澤和輕柔的質感,感受經濟交流史與文化融合史平緩親和的一面。

一 匈奴“好漢繒絮”與關市交易

西漢中期,朝廷關于商業政策與外交政策導向存在爭論。《鹽鐵論•力耕》記錄了“大夫”與“文學”的辯議。大夫的發言涉及“中國”與“外國”“敵國”的貿易交往︰“汝、漢之金,縴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騾驢駝,餃尾入塞,馬,盡為我畜,貂狐貉,采旃文,充于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桑弘羊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28頁)說“中國”依靠礦產和織品,可以通過貿易獲取絕大的利益。而《太平御覽》卷九一引《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是以騾驢駝餃尾入塞。”則說“中國”在貿易中表現的經濟實力的優越完全體現于紡織品,即所謂“齊陶之縑,南漢之布”。

中行說評說匈奴民間消費傾向,指出“匈奴好漢繒絮”,而逐漸舍棄原先服用的“旃裘”(參《史記•匈奴列傳》),警告對漢地產品的依賴將危害匈奴國力。可見“漢繒絮”確實影響了匈奴經濟生活。匈奴得到漢地織品的重要途徑是關市。據《漢書•匈奴傳下》載,漢文帝時對匈奴的政策就包括“與通關市”。並且,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漢武帝即位後,“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甚至在雙方正式進入戰爭狀態之後,匈奴仍貪求漢地物產,希圖由此得到經濟物資的補充,“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史記•匈奴列傳》)。漢王朝也有意通過“關市”對匈奴社會施加經濟影響。

“齊陶之縑,南漢之布”,可能有相當數量通過“關市”貿易流入匈奴。所謂“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的交換行為,成為絲綢之路貿易的重要形式之一。

二 西域絲綢市場與匈奴“賦稅諸國”

在漢王朝佔有河西這一地區之前,匈奴曾經長期控制西域。《漢書•西域傳上》記載︰“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賦稅諸國,取富給焉。”所謂“賦稅”,應體現以強勁軍力維護的掠奪式制度化經濟關系。“賦稅諸國”的征收內容,除畜產、農產外,亦包括礦產、手工業制品和其他物產。匈奴向“烏桓民”征收“皮布稅”的情形(參《漢書•匈奴傳下》),可以在討論匈奴于西域“賦稅諸國”時參考。《後漢書•西域傳》說到兩漢之際西域再次“役屬匈奴”,而匈奴“斂稅重刻”竟然導致西域諸國不堪承受,于是外交方向因此而變換的情形︰“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

匈奴雄勁的軍事實力,使得利用西域交通地理條件發展貿易成為可能。匈奴史學者林--曾經指出︰“匈奴族十分重視與漢族互通關市。除漢族外,匈奴與羌族經常發生商業交換;對烏桓族和西域各族也發生過交換。”此說匈奴“和西域各族也發生過交換”,在另一處則說“匈奴還可能和西域各族發生交換”。一說“發生過交換”,一說“可能發生交換”,似乎表述不同。前說應當是確定的意見。林--還指出︰“(匈奴)並通過西域,間接和希臘人及其他西方各族人民發生交換。”(林--《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3頁、146-147頁)考察絲綢之路貿易行為中匈奴的作用,應當重視這樣的認識。

西域許多部族具備從事貿易的經濟傳統,善于商業經營。如“自宛以西至安息,其人……善賈市,爭分銖”,安息“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大夏“善賈市”,都城“有市販賈諸物”(《史記•大宛列傳》)等,都是引人注目的歷史記錄。《漢書•西域傳上》說到賓國、烏弋國的“市列”,又說疏勒國“有市列”,指出西域諸國商品經濟的活躍和市場建置的成熟。對于這一時期匈奴以軍事力量扼制絲路商貿通路的情形,有的學者曾經有如下分析︰“匈奴人……企圖控制西域商道,獨佔貿易權益。”“越來越強的貪欲,使他們亟欲控制商道,壟斷東西貿易,以取得暴利。”(殷晴《絲綢之路與西域經濟——十二世紀前新疆開發史稿》,中華書局,2007,111頁)如果不使用“貪欲”“暴利”之類貶斥語意過強的說法,客觀說明匈奴對于“西域商道”“貿易權益”的“控制”,顯然是有意義的。《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載︰“(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並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西域諸國胡客”和匈奴使團同行“與俱獻見”,體現匈奴對于西域胡商貿易活動的鼓勵和支持。這很可能是以經濟利益為出發點的。或許匈奴對西域之“斂稅重刻”,包括商業稅征收。

有學者以為,匈奴也直接參與絲綢買賣︰“匈奴貴族”“做著絲綢貿易”,“匈奴人”“進行絲綢貿易”,或說“絲絹貿易”。亦有關于“當時匈奴貴族向西方販運的絲綢的道路”的分析(蘇北海《漢、唐時期我國北方的草原絲路》,張志堯主編《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28頁)。然而現在看來,這樣的意見似乎需要確切的史料的支持。在考古發掘收獲中尋求文物實證尤其必要。“匈奴人”在西域及鄰近地方“進行絲綢貿易”“絲絹貿易”的經濟行為可能性極大,如果得到證實,當然可以推進匈奴史和西域史的認識。

亦有學者說,匈奴面對西域繁盛的商業,有“搶劫商旅”的行為(參齊濤《絲綢之路探源》,齊魯書社,1992,52頁)。這樣的情形,當然是很可能發生的。“搶劫”所得,有可能直接“進行絲綢貿易”。

三 漢王朝厚賂匈奴織品的去向

“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漢書•傅介子傳》),是漢王朝維護與“諸國”關系的通常形式。這一策略也應用于匈奴。《史記•匈奴列傳》言漢王朝維護“和親”的同時“給遺匈奴”,這是“漢物”流入匈奴的重要形式。《漢書•匈奴傳下》回顧與匈奴的交往,言劉邦時代“約結和親,賂遺單于”。“逮至孝文”,更“增厚其賂,歲以千金”。漢武帝時代蘇武出使,也有“厚幣賂遺單于”的記錄。漢武帝元光二年(前133)“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漢書•武帝紀》)《說文•巾部》︰“幣,帛也。”所謂“金幣文繡賂之甚厚”,體現出漢對于匈奴“賂”這種物資輸出形式中絲綢的意義。

漢王朝以“賜”的形式對于匈奴的物資輸送,多有絲綢織品、“絮”以及較高等級的成衣等。以具有計量統計意義的記載為例,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呼韓邪)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賜以冠帶衣裳……衣被七十七襲,錦�袟�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漢宣帝黃龍元年(前50),“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漢成帝河平四年(前25),“(單于)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漢哀帝)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漢書•匈奴傳下》)。自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至漢哀帝元壽二年(前1)五十年間,多次賜匈奴“錦帛”及“絮”,數量逐次增加。僅簡單累計,至于“錦繡繒帛”8萬匹,“絮”8萬斤。比較漢文帝時所謂“遺單于甚厚”,僅不過“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史記•匈奴列傳》),數量頗為懸殊。如此驚人的數額,應已超過滿足匈奴服用需求的數額。當時在漢地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以實物計價發給官吏替代俸錢”的現象(參何德章《兩漢俸祿制度》,黃惠賢、陳鋒主編《中國俸祿制度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47-48頁)。大量高等級的紡織品“禮賜”單于,或許也可以理解為在漢地推行“祿帛”“祿布”“祿絮”制度的背景下,有經濟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賂”的意義。也就是說,絲綢作為一般等價物,在漢與匈奴的經濟關系中實現了特殊的價值。可以推想,匈奴得到超出實際消費需要數額的“錦繡繒帛”和“絮”,是可以通過轉輸交易的方式獲取更大利益的。前引有學者分析“匈奴貴族”“做著絲綢貿易”,“匈奴人”“進行絲綢貿易”“絲絹貿易”,“當時匈奴貴族向西方販運”“絲綢”的現象,貨源有可能包括漢王朝“禮賜”的高級紡織品。

四 漢匈軍事前線的絲綢發現

考古學者在河西漢代邊塞的發掘,獲得了數量頗多的絲綢殘片。據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流域考察漢代烽燧遺址的收獲,包括織品遺存的發現。如烽燧A6與漢代封泥、木簡同出有“敞開的、織造精美的覆蓋有黑色膠質的絲織品殘片;絲質縴維填料;細股的紅麻線”等文物。通稱“破城子”的城障A8與諸多漢代文物同出“天然絲,絲綢縴維填料”,“植物縴維織物”,“不同顏色的絲織物、絲綢填料、植物縴維材料殘片”。烽燧A9發現“紅絲綢”。障亭A10發現包括“褐色、紅色、綠色和藍色”的“不同顏色的絲綢殘片”。台地地區地點1標號為P.398的遺存,發現“(天然)褐色、黃色、深紅色、深藍色、淺藍色、深綠色、淺綠色”的“絲綢殘片”。地點7標號為P.443的遺存也發現絲織物,“色澤有褐色(天然)、黃褐色、淺綠色、深綠色藍綠色和深藍色”。金關遺址A32地點A發現“有朱紅色陰影的鮮紅絲綢殘片”,地點B發現“玫瑰紅、天然褐色絲綢和絲綢填料殘片”,地點C發現“天然褐色、褐色和酒紅色絲綢殘片”,地點E發現“絲質服裝、絲綢填料和縴維織物殘片”,“絲綢為天然褐色、綠色、藍綠色、藍色和紅色”。地灣遺址A33地點4發現的絲綢殘片,色彩包括“褐色、淺紅色、深紅色、綠黃棕色、黃綠色和黃色”。又據記述,“色度為︰接近白色、褐色、紅色、綠色、普魯士藍”。大灣遺址A35地點1、地點2、地點5、地點12發現“絲綢殘片”,地點4、地點6、地點7、地點8、地點9、地點10發現“紡織物殘片”。地點1標號為P.66的遺存,發現“各種顏色(淺黃色、灰色、褐色、綠色和玫瑰紅色)的絲綢殘片”(以上均參﹝瑞典﹞弗克•貝格曼考察、﹝瑞典﹞博•索馬斯特勒姆整理、黃曉宏等翻譯、張德芳審校《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斯文•赫定博士率領的中瑞聯合科學考查團中國西部諸省科學考察報告考古類第8和第9》,學苑出版社,2014,34-35頁、60頁、86頁、94頁、284頁、288頁、333頁、334頁、339頁、350頁、376頁-377頁)。

有的絲綢殘片是在鼠洞里發現的。額濟納河流域漢代遺址的絲綢遺存普遍遭到鼠害破壞,因此每多殘碎。但是台地地區“地點7”標號為P.402的發現記錄︰“黃色(天然)絲綢殘片,其中一塊的整體寬51.5-51.7厘米。”地灣遺址A33“地點6”發現的絲綢殘片中,“第2件和第19件保留了完整的寬度,其寬分別為45厘米和40厘米”(《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斯文•赫定博士率領的中瑞聯合科學考查團中國西部諸省科學考察報告考古類第8和第9》,275頁、288頁、359頁)。《漢書•食貨志下》說到“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的統一規格,以西漢尺度通常23.1厘米計,應為50.82厘米,“整體寬51.5-51.7厘米”的形制與此接近。而以東漢尺單位量值23.5厘米計(參丘光明編著《中國歷代度量衡考》,科學出版社,1992,55頁),“廣二尺二寸為幅”恰好為51.7厘米。也就是說,這些織品遺存,當時有相當數量並非成衣,而是以全幅形式出現,很可能是以“匹”為單位的絲綢。

漢代禮俗制度,色彩的使用依身份尊卑高下有所不同。如《續漢書•輿服志下》︰“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緗縹而已。”自“采十二色”“采九色”“五色采”“四采”至所謂“緗縹”,形成了等級差別。“緗縹”,是極普通的單一之色。除了為下層人士服用的這種“天然褐色”織品之外,河西邊塞遺址發現的色彩紛雜絢麗的織品,不大可能制作普通軍人貼身衣物。有經濟史研究者注意到,“至今仍不時在沿絲路沙漠中發現成捆的漢代絲織品”。當時絲路交通形勢十分復雜,“所謂通西域的絲路,實際上是在亭障遍地、烽墩林立和煙火相接的嚴密保護下才暢通無阻的”(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440頁、439頁)。而河西烽燧遺址發現的大量的“漢代絲織品”,也成為絲綢之路貿易史的生動見證。不過,“漢代的絲織品”流通與“亭障”“烽墩”的關系,未必可以簡單以“嚴密保護”說明。河西邊塞戍卒有“貰賣衣財物”的經濟行為。他們從家鄉帶來的織品通過出身當地的軍人進入河西市場復雜的流通程序。這種流通不排除匈奴人參與的可能。

居延漢簡可見邊塞軍人逃亡事件的記錄。典型的一例,即所謂“持禁物蘭越塞”的五人中,有常安亭長王閎父子、攻虜亭長趙常以及“客民趙閎範翕”。他們“蘭越甲渠當曲燧塞,從河水中天田出”,“于邊關--逐捕未得”,可以說是叛逃成功。所謂“常及客民趙閎範翕一等五人俱亡皆共盜官兵”,“五人俱亡皆共盜官兵臧千錢以上帶大刀劍及鈹各一”,是一起嚴重的“亡人越塞”案(E.P.T68:54-76)。現役軍人以“亡”的形式向匈奴方向的叛逃,即史稱“亡入匈奴”者,文獻不乏記錄。典型的例子有《漢書•王莽傳中》︰“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這是具有敵對政治情緒者“亡入匈奴”的情形。其他比較普遍的“亡出塞”現象,如“習邊事”之“郎侯應”所指出的,第一種為以往從軍出征者未能回鄉,“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第二種為以為“匈奴中樂”,不必承擔沉重的勞役責任,“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第三種為“犯法”“盜賊”“如其窘急,亡走北出”(《漢書•匈奴傳下》)。絲綢作為價位較高的物資,與多種“禁物”同樣為“亡人”所“持”而“蘭越塞”,“北出”匈奴地方,是很自然的事情。這或許可以看作漢與匈奴之間以絲綢交易體現的經濟聯系的特殊方式。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識》2017年第12期“特別關注”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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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子今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