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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 | 教澤與啟迪︰懷念先師趙儷生教授

2017年12月05日 02:06:37 來源︰ 明清史研究所

回想1978年,我們這些“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進校時盡管都是動亂年代堅持讀書的人,畢竟剛經歷了“文化斷層”,對傳統用語不熟悉。一位師兄在文 章中寫道“先師趙儷生”如何如何,他大概是覺得“先師”是類同于“先生”而更為尊敬的一種稱呼。結果趙先生讀了哈哈大笑︰“我還活得好好的,怎麼成'先師 '了?”

   

而今音容宛在,哲人已逝,趙先生走完了他坎坷、傳奇的91個春秋,真的成了我們的先師了。

    

先生對于我是有殊恩的。我1966年剛進中學就踫上“文革”停課,接著廣西發生慘烈程度冠于全國的“武斗”--其實就是槍林彈雨的內戰,戰火甫熄, 我就在不到16歲時“初中畢業”下鄉插隊了。此後是9年多的“早稻田大學”生涯,直到1978年我成為趙先生的研究生。所以除了“文革”前的6年小學,我 真正的杏壇受業生涯就是在趙先生門下那一段。當年我雖然考得很好,但“早稻田大學”的出身不免于成見。尤其是我那“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視神經萎 縮,裸視力0.2,矯正視力也僅0.7”的體檢表,令人印象強烈。因此後來听說錄取我的阻力頗大。是趙先生力排眾議,我才得以跨入校門。據說當時先生曾 言︰如不招秦暉,我就一個也不招了。還說︰秦暉就是失明,也可以成為又一個陳寅恪。

    

近30年過去了,我並未失明,愧對師恩的是也沒有成為“陳寅恪”。但趙先生對我的知遇之恩,實迥然別于一般師生。人生道路靠努力,也靠機遇。我想我一生最大的機遇就是能夠師從趙先生。是他 把我帶入學術殿堂,而且我至今研究的農民問題也是緣起于先生當年對土地制度史、農民戰爭史的“拓荒”。如果不是遇見了趙先生,我的人生道路很可能完全是另 一個樣子。

   

但作為學者,趙先生所給予我的又豈止于“機遇”而已。先生之學博大精深,對我的啟迪難以估量。雖然我和先生 是兩代人,知識領域不可能重疊,時代賦予我們的“問題意識”不可能一樣,治學之路不可能雷同,甚至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也不一樣,但即便就是在那些“不一樣” 之處,也有來自先生給我的啟發。在緬懷先生的此刻回顧這些思想路程,是對先生的最好紀念。趙先生自己是個獨立思考者,他也這樣要求我們。因此我相信先生的 在天之靈,會高興地看我寫下這段文字。

    

1 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

    

趙先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並因此差點死在夾邊溝。但在1949年前他卻是典型的左派學者。他不僅全程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山 西新軍並曾任營指導員之職,而且後來“卸甲讀書”後也仍然以左派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作為治學所依的主要思想資源。先生自謂“平生不喜之學”,重視 宏觀研究和理論分析。盡管後來許多“主義者”由于趙先生被整肅而不承認,但在1949年前後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新史學體系中,他實屬于貢獻最大者之一。與他 同時被打成“右派”的另一史學大師向達先生曾不無諷刺地稱當時的新史學為“五朵金花”,即主要討論古史分期、農民戰爭、土地制度、民族關系與民族融合、資 本主義萌芽這五大問題。而趙先生對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貢獻︰對農民戰爭史他有公認的篳路藍縷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體系,第三朵即“古 史分期”和社會性質討論他也是其中“魏晉封建論”一派的重要學者之一。但是趙先生出名的並不在于對“魏晉封建”的具體論證,而在于他對此說的理論基礎,即 馬克思關于“古代東方”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闡釋和發揮。

   

“無私有、卻有'專制'和奴隸狀態”的“亞細亞國家”理論

   

馬克思的“亞細亞國家”理論與“共同體”概念密切相關。在19世紀,古代或“傳統”社會以身份性、強制性和依附性的“整體”為特征,而近(現)代化 意味著個性與個人權利的覺醒和自由人的契約聯合,這是啟蒙時代以來各種“進步”思想的共同觀點。舉凡盧梭、黑格爾、梅恩、密爾、滕尼斯、迪爾凱姆乃至馬克 思、拉法格、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都是這麼看的。馬克思認為︰“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這些“整體”的演變 過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後由家庭“擴大成為氏族”,又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形成各種更大的共同體。或者說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包 括︰由家庭“擴大成為部落”,然後是“部落的聯合”。由這些“自然形成的”組織再合成“凌駕于所有一切小共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一體”,即“亞細亞國家”。 在這些壓抑個性的“共同體”或“統一體”中,個人只是“狹隘人群的附屬物”,個人本身就是“共同體的財產”。由所有個人對共同體的依附產生出共同體成員對 “共同體之父”的依附。而這,就是“亞細亞專制”之源。

   

在當時實證資料有限的情況下,上述見解實際上是從那些學者對自 由的價值追求中邏輯地推出的。所謂“亞細亞國家”就是這樣一個與其說是事實判斷、不如說是價值判斷的概念。馬克思當時說的“亞細亞”,有如下基本特征︰它 是社會的第一個發展階段;那時沒有私有制,而是“土地國有”、“農村公社”,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嚴酷的專制主義和“普遍奴隸制”。

    

“亞細亞方式”與後來的“五種社會形態”說的沖突

   

但是這種描述到了後來的“五種社會形態”說中,就面臨嚴重的解釋困難。根據斯大林時代的理解,“專制國家”和“奴隸制”只是“私有制”的產物。而 “無私有”的、或者一切皆為“公社”的狀態則被涂上了“平等”的玫瑰色︰或者是未來理想的“共產主義”,或者是據說為人類本初狀態的“原始社會”,而後者 除了物質貧乏、“生產力很低”外,在道義上似乎很美好︰那是個“無階級”、“無剝削壓迫”的“原始民主”、“原始共產主義”狀態。而馬克思的“亞細亞”卻 把“無私有”、“共同體”、“公社”和駭人的“專制國家”、“普遍奴隸制”掛了鉤。這在“五形態”中往哪兒擺呢?你說它是“原始社會”吧,它又充滿“剝削 壓迫”,你說它是“奴隸社會”吧,它又沒有“私有制”,而且馬克思明明是把它擺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繼“原始社會”之後的“第二階段”。

   

于是後來的蘇聯就出現了“兩種類型”說和“兩個階段”說的長期論戰。前者認為“亞細亞”只是東方“水利灌溉”地區的特殊社會類型,不適合于歐洲與其 他非“水利灌溉”地區。後者承認“亞細亞方式”不僅亞洲有,但說它是介乎“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之間的過渡階段,“無私有”是原始特征,“專制國家” 是奴隸社會特征,因此它似乎應該是“早期奴隸制”或曰“不發達奴隸制”,與後來的“典型奴隸制”或“發達奴隸制”共同構成“奴隸社會”的兩個階段。但是, 這兩種說法在實證上與邏輯上都有大量的破綻。

    

沙俄時代,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借“亞細亞專制”之說批判現實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種無“私有”卻有“專制”和奴隸狀態的說法容易引起現實的聯想。事實上,當年普列漢諾夫那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在俄國進行反專制斗爭 時,的確運用了這種說法來抨擊當時的沙皇專制“公社國家”,他們斥責沙皇“用刺刀和鞭子強迫農民'共耕'”,指出“俄國農民分裂成兩個階級︰剝削者的公社 和被剝削的個人”,疾呼“農村公社對農民的危害越來越大了”,還把支持獨立農民、實現退社自由列為無產階級政黨第一個土地綱領的“惟一內容”。他們同樣抨 擊當時的民粹派美化農村公社、抵制資本主義的主張是為“亞細亞專制”張目,是反動的“警察民粹主義”,是追求“古代中國或秘魯式的共產主義基礎上革新了的 皇帝專制”。那時“亞細亞專制”之說在現實中既有如此作用,學術上又還沒有與當時並不存在的“五形態”官定模式發生沖突,所以它曾經是反專制的馬克思主義 者手中的銳利武器。從普列漢諾夫、早期列寧直到俄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山祖波克羅夫斯基,都嫻于此道。

   

蘇聯時代,關于“亞細亞”方式的討論成為敏感話題 

  

然而到蘇聯時代形勢大變,布爾什維克自己搞起了更嚴厲的“公社國家”,同時確立了“五形態”的官方史學,“私有制”被判定為“剝削壓迫”的惟一根 源,退社自由成了大逆不道,民粹派的罪過也從維護“專制公社”變成了鼓吹“小農自由”。于是關于“亞細亞方式”的討論就變得非常敏感以至危險。蘇聯時期為 此曾屢興大獄,很多人為此掉了腦袋。

    

在我國,民國年間的社會史論戰中“亞細亞方式”說就被判定為“托派理論”, 1949年後很多人也為此遭厄運。加上與認同歐洲的俄國人不同,身處東方和亞洲的國人對貶義濃厚的“亞細亞方式”理論還容易產生另一層反感情緒︰這個理論 除了“托派異端”,似乎還有“殖民主義的西方偏見”之嫌(盡管在馬克思那里“亞細亞”是個普遍性概念,並無專指亞洲之意)。于是在我國,“亞細亞方式”理 論更是長期成為學術禁區,直到1990年後還發生過一場對它的“大批判”。

   

趙先生是“亞細亞方式”之說在中國的熱情弘揚者,這成為他被打成右派的一個潛在因素

   

偏偏趙先生這個“不識時務”的天真左派很執著于這個理論,在1949年後的幾次討論中他都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最熱情的弘揚者(甚至不用說“之 一”)。早在我尚未正式成為先生弟子的研究生復試期間,他就贈給我一本日知譯的早期繁體字版《前資本主義生產形態》,這篇關于“亞細亞方式”最詳盡的敘述 是馬克思1857-1858年手稿中的一節,而日知譯本是流傳很少的非正式譯本。後來該手稿有劉瀟然譯本和中央編譯局的《全集》第46卷本,但在1978 年,這兩個版本都尚未問世。老實說,剛剛從大山中走出的我當時讀得是一頭霧水,這不僅因為該文作為手稿本身就寫得艱澀,日知又只譯出其中一節,沒有上下文 實難理解,而且這種早年譯文與後來我們熟悉的表達方式也有不小差異。當時我不明白研究中國史何以要必讀這樣一本書,後來我漸漸理解了︰當年爭取自由民主的 左派青年在反對國民黨專制時讀到“亞細亞方式”理論時的心態,與沙俄專制的反對派普列漢諾夫們應當說是非常相似的。與其說他們是在對古史實證資料 (1940年代人們知道的古史資料與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充分掌握後覺得與馬克思的敘述恰好契合,不如說他們對現實生活的感受使其在價值判斷上傾向于 這種解釋。事實上,趙先生後來被打成“右派”雖另有直接原因,但從當年批判“大右派趙儷生”的文字中可見,他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具有“不合時宜”的異端色 彩,也是一個潛在因素。而當時的“古史分期”討論中,趙先生他們主張的“魏晉封建說”之所以一直不是主流並屢被壓制,也並非因為此說在實證上不如正統的 “戰國封建論”,而是由于此說在“古史分期”諸說中受“亞細亞方式”理論影響最大,言必稱“共同體”,不如把“土地私有自由買賣”當作頭號“封建”標志的 郭沫若一派更合乎“時宜”罷了。

    

今天我們論史,早已不必糾纏于“古史分期”的意識形態外殼。而從思想史上看,走下神壇 的馬克思對早期社會的看法演變也完全可以理解。馬克思當年把“共同體”看作“人的依附性”之源,這本是從啟蒙時代繼承來的自由思想所致,很難說是純粹的史 學論斷。後來馬克思的變化,主要是晚年受摩爾根的影響,明確區分了“部落”與“氏族”,並放棄了由家庭“擴大成為”氏族或部落的觀點,轉而認為“氏族解 體”產生家庭。

    

恩格斯完成了對人類原始狀態的描述從“亞細亞專制”到“原始平等”的轉變

   

但是這一點究竟能引申出什麼,看來直到最後也並不清晰,我們只知道馬克思晚年大量閱讀人類學著作,試圖有所總結。他死後,恩格斯根據自己對摩爾根的 理解(馬克思是否同意這種理解,人們已無從判斷)寫成《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一書,這才完成了對人類原初狀態的描述從“亞細亞專制”到“原始平等” 的變化︰原來由家庭(當時人們理解的父權制家庭)-氏族(族長制宗族)-國家(專制帝國)同構的共同體觀念使馬克思這時設想的最早共同體雖無“私產”,但 極端專制。而後來摩爾根的“氏族瓦解為家庭”觀點則引申出“父權(專制)源于私產”、“原始公社”卻對應于“原始民主”、“原始平等”的說法。後人不察此 變,以大加宣傳的“原始公社”為馬克思的終身主張,于是遂有“亞細亞”是“原始社會”還是“奴隸社會”的無謂爭論。

    

而更重要的是︰原來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有一種“公(初民共同體)--私(個人自由財產)--公(未來的自由人聯合體)”的三段論宏觀歷史假設。但是,不 僅第一個“公”在馬克思那里是“亞細亞專制”,比在恩格斯那里的“原始平等”更具負面色彩,而且中間那個“私”的定位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馬克思那里它 只指“市民社會”(即今天被稱為“資本主義”的近代社會),此前的全部歷程(包括後來所謂的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等“前資本主義”時期)都是“以共同體為基 礎的”社會,其“進步”的方向(包括“民主革命”的經濟內涵)是從“共同體的軀殼”中解放私產、實現財產自由。只有到“市民社會”發達後才談得上向自由人 聯合體過渡。而到恩格斯那里,“私”卻成了“原始社會”之後所有“階級社會”(包括“前資本主義”的“封建社會”)的共同特征,于是“反封建”的“民主革 命”似乎反而具有了摧毀財產自由的性質。當然,即便在恩格斯那里,“家庭、私有制與國家”本是一丘之貉,取代“私有制”的也應當是自由人聯合體而不是什麼 “國有制”。然而到俄國人那里,崇尚不受制約的強大國家、把“私有制”變成“國有制”就成了新的教條,無怪乎那種貶斥“土地國有制”的“亞細亞生產方式” 理論要遭厄運了。

   

追求作為普世價值的自由,“亞細亞方式”理論也可以作為一種由“左”邊提供的思想資源今天看來,我們不必把馬克思當年推論的“亞細亞”當作實證的歷史學命題。但摩爾根的“原始平等”也受到後來的人類學實證的挑戰。“原始”的等級權威 不僅在初民社會、而且甚至在動物世界中也能觀察到;許多文明,包括希臘羅馬文明均來自“王政時代”而非來自“原始平等”,表明初民的共同體雖無“私有 制”,但的確不乏奴役色彩。

  

而更重要的是︰並非實證史學概念,但作為一種價值取向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作為一種批 判專制、傾向自由民主的思想資源今天並非沒有它的價值。在這方面,後來的魏特夫把它曲解成一種以“治水”為起因的地理決定論概念,並用來專指“東方大河流 域灌溉農業區”,這是不能成立的。盡管馬克思也有關于水利灌溉的片言只語,但在邏輯上他明確地把“交換不發達”導致共同體對個人的控制這一點作為“亞細亞 方式”的基本形成機制,並把它視為普遍存在的人類早期現象。俄國這個並無灌溉農業傳統的地方經常被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視為“亞細亞式國家”就是旁證。即便 在接受摩爾根影響後,前後期馬克思,甚至到恩格斯,關于從共同體的人到個性化的人的基本歷史哲學理念仍然是一以貫之。直到“前斯托雷平時代”的俄國社會民 主黨人,還以此作為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分界,普列漢諾夫關于“剝削者的公社與被剝削者的個人”的名言即為明證。應當說,追求作為普世價值的自由,這種 精神遺產的確不僅僅來自“右”邊。至少,經趙先生傳承于我的“亞細亞方式”批判理念對于我後來思想的形成,的確有很大影響。

    

2 土地制度史與“共同體”問題

    

土地制度史是趙先生學術成就的更重要的領域,在這一領域他耕耘了約20年。在我看來,這既是先生“社會形態”研究的實證化,也是他農民問題研究的深 化。“古史分期”脫開意識形態外衣實際上是社會經濟史問題,趙先生在1950年代討論時主要是講理論,但那時起他就關心“食貨”之學。被打成“右派”前, 趙先生致力于研究農民戰爭史。遭厄運後發表文章困難了,反而使先生的研究向縱深發展。按趙先生用他那個時代話語的說法︰“從研究爆發時期的階級斗爭深入到 研究一般時期階級關系的演變。”  

  

我國傳統食貨之學從朝廷財政偏好出發注意田制(朝廷的土地管理)、賦役問題,而現代的 “階級斗爭史觀”喜歡強調民間的租佃、雇佣、奴隸等關系。從大範疇講,趙先生無疑屬于後者,但前面提到的那種現實感與理論愛好,使他實際上更重視“超經 濟”關系而非民間的經濟往來。因此他談租佃、雇佣較少,而談“田制”更多,在時間上則偏重于“田制”作用更大的宋以前,而略于宋以後。然而趙先生談“田 制”自然不同于傳統的食貨之學。他自謂︰“我從事這個項目(按即土地制度史),也有我自己的特點。我是從中國古代土地公有和集體所有解體的不利落,土地私 有制中夾雜著公社殘余和國家權力的干預,來展開研究的。一句話,就是從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角度來研究問題。”可見馬克思的“亞細亞方式”理論對先生的土地制 度史研究也影響不小。

    

趙先生認為井田制是公社而非國有制,已不同于本來的“亞細亞”方式理論

    

但在我看來,趙先生的觀點與本來的“亞細亞方式”理論已有不小差別。本來馬克思講的“亞細亞”是把“土地國有”和“農村公社”看作一回事的,一種說 法認為,“農村公社”就是“亞細亞專制國家”的基層組織。而當年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以“亞細亞方式”理論抨擊沙俄體制時也認為,俄國傳統的農村公社“米爾” 是專制國家的工具。這樣的判斷甚至影響到現實︰蘇俄早期與我國都曾把國家編制起來的農民組織叫做“公社”或“人民公社”。另外,馬克思早先講“亞細亞”時 通常是含糊地談論“公社”、“氏族”和“部落”等“共同體”,其間並無嚴格區分。但是後來受摩爾根、科瓦列夫斯基等人類學家影響,後期馬克思乃至恩格斯開 始區分“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和“農村公社”,而恩格斯尤其強調血緣組織“氏族公社”與地緣組織“農村公社”的區分,並認為由血緣到地緣是一 大進步。當年蘇聯討論“基輔羅斯社會形態”時,就為古羅斯的公社是血緣的還是地緣的(即氏族公社還是農村公社)激烈爭論十多年。

    

而中國三代社會有明顯的血緣族群色彩,按上述定義是很難說“農村公社”的,但如果說那是血緣性的氏族公社,三代似乎就成了“原始社會”,又與論者想 強調的“階級斗爭”無法契合。當時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主流學派為此干脆就不談“公社”,只談“國家”。通常都說三代是“奴隸主國家所有制”(有時又說“實質 上是奴隸主私有制”),商鞅變法後則變成“地主私有制”。趙先生因此批評道︰“公社(Commune)這件事物,在先秦史和井田制中,是躲閃不開的,但郭 老卻說不能講公社,講公社就沒有了奴隸社會;在北魏史和均田制中,公社已經不是躲閃不開的問題了,但唐長孺先生卻說公社是均田農民之父,等等。這時,郭、 唐是上古史、中古史的最高權威,我抖起膽來跟他們爭辯。”在這里,先生所說的“公社”已經回避了“血緣”還是“地緣”的問題。而他認為井田制是“公社”而 非“國有制”,則已經不同于把“土地國有”和“農村公社”視為二位一體的“亞細亞”理論。

    

舊式共同體的落後,在于對人們自由的剝奪

   

顯然,趙先生重視理論但並不拘泥于理論。而我們由先生的研究可以引申出一些極重要的道理︰

   

無論中外,在古人聚落中血緣地緣關系通常兼而有之,強分軒輊可能不切實際。血緣認同基于人性,古今中外都存在,近代只不過是人們的認同形式隨社會交 往的發達而日益多樣化,血緣地緣而外,教緣(同信仰形成教會等)、業緣(同職業形成行業公會等)、利緣(利益聯系而形成企業等)、政緣(同政見形成政黨 等)等各種認同也發展起來,血緣認同因而自然淡化。但不能說血緣認同就比地緣認同“落後”,地緣認同又比其他認同“落後”。那種以政治強權打擊血緣認同、 提倡“爹親娘親不如權勢親”的行為不是什麼現代化,而是“暴秦”法家古已有之的倒行逆施。舊式父權族權今天應該否定,那是因為它以強權剝奪了人的自由,而 不是因為它保留了血緣親情。自由的宗親同姓聯誼與結社在任何現代社會都是正常的。這正如舊時的神權與異端審判應該否定,但信仰自由的現代社會仍會有教會; 欺行霸市的中世紀行會應該否定,但公平競爭的現代仍會有同業公會;束縛人身的村社和采邑應該否定,但遷徙自由的現代仍會有社區;“賊船好上不好下”的幫派 會黨應該否定,但憲政民主的現代仍會有政黨;奴隸莊園應該否定,但市場經濟的現代仍會有企業一樣。總之,舊式“共同體”的“落後”性不在于它認同于什麼 “緣”,而在于它的強權性即對人們自由的剝奪。

    

“共同體”與現代公民社會中的小型組織的本質區別

    

19世紀以來,國際上許多學者用于分析傳統社會的“共同體”概念通常不分什麼“緣”,但都強調它的整體性(對個性的約束)和依附性(不可擺脫),即 馬克思說的︰“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公民的各種自由社團與聯合,不管是政緣的黨派、利 緣的企業、業緣的公會、教緣的教會,還是地緣的社區、血緣的宗親團體都不是“共同體”。例如,滕尼斯的gemeinschaft(共同體)一詞主要是與近 代“社會”相對而言的。盡管該詞作為一般語詞並無“小”的意思,像德語中大西洋 聯 盟 (atlantische Gemeinschaft)、歐洲共 同體(europaische Gemeinschaft)、基督教世界(Gemeinschaft der Glaubigen)等詞組中該詞都表示一 種龐大聯合。但滕尼斯在社會學意義上使用該詞時,是把它定義為一種類似于“熟人圈子”那樣的小群體(相對于“民族(nation)”範圍的“社會”而言) 的。但是,滕尼斯在區別“共同體”與“社會”時主要強調的並不是群體的規模大小,而是兩者的性質即群體的建構機制不同。在滕尼斯看來,“共同體”區別于現 代公民社會中的小型組織(社區、企業、學會等等)的本質之處,在于共同體的整體性即其成員的依附性和人格不獨立--相對于近代公民“社會”以其成員的獨立 人格為基礎而言。

   

比滕尼斯更早,馬克思青年時代在哲學著述中頻繁使用的“共同體”(主要是gemeinwesen,有 時也用gemeinschaft一詞)概念也是比較泛化的(他提到古代的共同體,也提到“市民社會是共同體”,家庭、村社、等級是共同體,國家也是“政治 共同體”,以及“人的實質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等等),並沒有特定的社會史含意。但後來(尤其在政治經濟學和社會歷史著作中)則賦予了這個詞以類似于滕尼 斯的社會學意義,即指人類在古代或不發達狀態下形成的人身依附性群體。他所謂由“共同體”到“市民社會”的提法,也具有與滕尼斯由“共同體”到“社會”之 說類似的歷史進步論含意。

    

不同的是,馬克思除了對這種進步給出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決定論的解釋外,他對“共同體”的定義 也遠比滕尼斯的為廣。在1857年手稿中,他列舉的“較大的整體”中就包括了從“家庭”、“氏族”、“部落”、“部落的聯合”直到“亞細亞國家”。可以說 馬克思與滕尼斯的共同體理論,在揭示共同體的人身依附性質方面是一脈相承的。但是滕尼斯講的是小的(以直接的人際交往與口耳相傳的地方性知識為半徑的)、 “自然形成的”(一般主要是血緣、地緣性的)共同體。而馬克思講的則是“自然形成的和政治性的”共同體乃至“總合統一體”︰從家族直到“亞細亞式的國 家”,從原始的家長制直到中世紀封建制。

   

“小共同體”與“大共同體”

    

但是今天看來,同樣是束縛性的、不同于近代自由社團的那些傳統“共同體”,其功能還是差別很大。而最明顯的差別還不是在血緣、地緣等諸“緣”之間,而是 在那種其內部有直接的人際交往的“熟人共同體”與更大範圍的“陌生人共同體”之間。滕尼斯講的共同體基本上就是前者,而馬克思講的“部落的聯合”、“亞細 亞國家”屬于後者。我們也可以更簡單地把兩者分別叫做“小共同體”和“大共同體”。

   

小共同體雖然也不是近代自由社團, 也有人身依附與個性壓抑問題,但作為穩定的熟人乃至親族群體,它有溫情紐帶,有“信息對稱”與“多次博弈”基礎上的信任機制,因此可以更多地依靠倫理維 系。國外農民學中斯科特等人所謂的“農民道德經濟”就是這樣產生的。而大共同體的陌生人間沒有這種紐帶,它的維系就要更多地依賴理性化的強制機制。必須指 出︰大共同體為了管理方便常形成科層結構,如郡、縣、鄉、里等,其中的末梢組織也是小單位,成員常常也互相認識。但這些大共同體的基層末梢與“小共同體” 仍有性質的不同,因為前者的運作主要靠上層指令,而不是靠倫理。甚至于有時為了防止小共同體認同導致對大共同體的離心,還人為地破壞倫理。我國古代法家之 鼓勵“告親”,劉邦這種鄉里不齒的痞子(司馬遷說是“無賴”)被用作基層干部(亭長),乃至後來的回避制和以科舉取代“鄉舉里選”,就是這樣來的。在大共 同體強大的條件下“道德經濟”很難發達,但這未必就會造就“理性小農”。國外農民學圍繞後兩者的討論,對于中國的實際顯然很隔膜。

   

顯然,傳統小共同體不同于近代自由社團,正如大共同體有別于近代公民國家。而生活中的種種小單位在這一分析框架下可以分成三種類型︰小共同體(“道 德經濟”)、大共同體的科層末梢(“編戶齊民”)和近代社團-社區(“理性小農”)。我認為這樣的區分比血緣、地緣什麼的更重要。形成這樣的認識,也是得 益于先生談論共同體的啟發。

    

馬克思對倫理型的小共同體與行政型的大共同體科層末梢不加區別,是明顯的局限近代以來國際學界談論小共同體比較多,除馬里奧特、列菲爾德等人寫過關于“小共同體”的書外,各國鄉村史提到的各種傳統公社,如日耳曼的馬克、俄羅 斯的米爾、南斯拉夫的扎德魯加乃至日本的町,也都是這種倫理型的熟人共同體,滕尼斯的共同體和斯科特的道德經濟實際上也講的是這種東西。只有馬克思的共同 體概念是涵蓋了“部落的聯合”、“亞細亞國家”之類的“總合統一體”,這種說法強調了大小共同體的共性(傳統性或前近代性,即對個性的壓抑),突出了近代 化過程的本質(擺脫共同體束縛的個性解放,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即自由結社取代小共同體,公民國家取代大共同體),是很有意義的。

   

但是馬克思對大小共同體的差異不加分辨,尤其是對倫理型小共同體與行政型大共同體科層末梢不加區別,把“農村公社”看成“亞細亞專制國家”的基層組 織,這就是明顯的局限。事實上,無論馬克、扎德魯加還是町都不可能成為“亞細亞專制”的基礎,因為對小共同體的倫理認同如果很發達,其實是不利于專制的 “大一統”的。甚至俄羅斯的米爾雖然行政性較強(有學者稱之為“政社合一”),對沙俄帝國有支撐作用,但這樣的帝國極權程度也有限。以至于後來斯大林以國 家強制力量推行“全盤集體化”時,就受到村社凝聚力較強的俄國農民的強烈抵抗,反而是“一小二私”的中國農民很容易就被“一大二公”了。

   

法家一方面強化國家壟斷,一方面推行反宗法的“偽個人主義”,實現了周秦之變,建成了極權帝國。因此,極權帝國通常都喜歡發展科層組織,而不喜歡小共同體--如同政治上喜歡官僚制,不喜歡貴族制。趙先生批評唐長孺先生把北魏隋唐均田制說成是農 村公社,的確極有見地。隋唐農村如果是像日耳曼馬克那樣的村社共同體,大帝國恐怕就崩解成中世紀日耳曼那種狀態了。而“封建”時代的西周,“天子”行政不 出“千畝”王畿,怎會有“國有制”;“帥其宗氏輯其分族”的狀態下又怎會有“私有制”。所以“井田”的實質的確是“公社”--宗族共同體,後來法家正是一 方面強化國家壟斷,一方面推行反宗法的“偽個人主義”政策,才實現了“周秦之變”而建成極權帝國的。這以後“國有”和“私有”才在小共同體的廢墟上並行不 悖地(也就是說,並非“私有”取代“國有”)發展起來。一方面國家對土地的控制比西周時大大強化,另一方面原來的宗族公社瓦解成“借父慮有德色,母取 箕帚立而啐語”的狀態,當然,這種“私有”盡管可以發展到幾乎六親不認的地步,在官府面前卻軟弱無比,實際是“偽私有”而已。從這樣的視野不僅可以重新認 識農民史,對“農民中國”的宏觀歷史走向與現代化道路也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3 農民戰爭史︰不正常的“熱”與不正常的“冷”

   

人們常說趙先生是新中國史學中農民戰爭史這個領域的“拓荒者”。我國傳統史學過去有過對某次“民變”的研究,例如李文治的《晚明民變》及羅爾綱等人 關于太平天國的著作。至于系統性的農民戰爭史,雖然早在1933年中國就曾出現過托派學者薛農山與蔡雪村的兩部農民戰爭史專著,但以後竟成絕響。以農民革 命起家的中共主流,其早期史學家如郭沫若、範文瀾、尚鉞、侯外廬等先生都奇怪地對中國農民戰爭史不怎麼感興趣。1950年代初,趙先生在山東大學最早開出 “農民戰爭史”課程,1954年出版了新中國第一部農民戰爭史研究專著《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與夫人高昭一先生合著),在此前後還發表了許多論文與小 冊子。這一時期趙先生形成的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範式,直到1980年代仍主導該領域。而後來農民戰爭史論爭中有代表性的幾位大家,如孫達人、孫祚民等,雖 為論戰對手,卻同出自先生門下。直到先生在“反右”中蒙難,農戰史研究被迫中斷。後來他一直深以為憾,晚年還說︰“農民戰爭史這個課題大有可為,……但時 令不好,風雪來得驟,也像敦煌卷子《寡婦賦》中的兩個名句,'雹碎春紅,霜凋夏綠',一場農民戰爭史(研究)發展的美夢,就此煙消雲散了。”

   

西歐的農民戰爭,主要是反貴族,沒有導致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在歐洲本來並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專有的提法,英國的瓦特o泰勒事件,傳統上就稱之為“農民暴動”(Peasants'Revolt),德 國宗教改革時期的農民武裝抗爭更歷來有“大農民戰爭”(Grosse Bauernkrieg)之稱。中世紀西歐處于“小共同體本位”狀態,領主林立, “國家”似有似無;農民普遍隸屬于特定的貴族,而與“朝廷”沒有多少關系。即便並非農奴的所謂自由農,也與中國式的“編戶齊民”有異︰他們對貴族有義務 (只是比農奴輕),貴族對國王有義務,農民對國王卻沒有直接的義務,也沒有所謂“皇糧國稅”問題。于是矛盾與沖突多在農民與貴族兩大“階級”之間,國王反 而往往處于調停人地位。因此他們的“農民戰爭”主要是反貴族,並非沖著“朝廷”來,規模小而分散,從來沒有導致改朝換代的。這樣的沖突的確可以說是“農 民”的“階級斗爭”。

   

俄國的武裝民變,反假皇上,但不反當今皇朝俄國傳統上比西歐專制,18世紀前後有過幾次比西歐更大(但還是比中國的“農民戰爭”小得多)規模的武裝民變,如斯捷潘o拉辛、普加喬夫等。其特點是“反' 假皇上',但不反當今皇朝”,他們聲稱現統治者是“假沙皇”,而羅曼諾夫王朝的真沙皇流亡在民變隊伍中,他們要擁戴其復位。但這些民變從沒有反抗羅曼諾夫 王朝、要求改朝換代的。耐人尋味的是︰這幾次民變都並非一般農民(即貴族治下的農奴或國家控制的“國有農”)的運動,而是邊疆地區的哥薩克(類似中國所謂 的“盲流”)運動,即逃到邊地、向往“自由自在”的人們反抗官府控制的斗爭。蘇聯時期雖按階級斗爭理論、同時套用西歐的提法也謂之“農民戰爭”,但一直有 人質疑這種“自由哥薩克運動”與西歐農民反抗貴族的“階級斗爭”能否算一回事。

   

傳統中國的佃變,通常不反貪官,更不反皇帝中國自秦以來就是帝國官僚制而非貴族制,其專制大一統比俄國更典型。農民多是“編戶齊民”,直接受官府、而不是貴族領主管轄。傳統民間社會存在著租 佃、雇佣等“生產關系”,當然也存在這類關系中的主佃、主雇間利益沖突或曰“階級斗爭”。而且與小共同體本位的中世紀歐洲相比,在大共同體專制的傳統中 國,小共同體認同較弱,“道德經濟”色彩較淡,對村社、領主的依附不強,民間(而非官民之間)“理性自利”的“經濟人”行為早熟,老百姓之間很早就習慣于 “自由”與契約關系,溫情脈脈的東西比西方中世紀更少,而絕不是更多。所以與今天許多人渲染的“傳統鄉村和諧”相反,在傳統中國,業佃糾紛、主雇糾紛乃至 主奴糾紛比歐洲中世紀的農民-貴族糾紛要更容易發生。

  

但是傳統中國的“佃變”、“奴變”雖然較多,卻與歐洲的農民-貴 族沖突一樣並非針對朝廷。佃變通常“不反貪官,更不反皇帝”。如清初江南縉紳反清,而佃變大多親清。如宜興“國家受天命,豪強皆失勢,……(佃戶)起而乘 之”。著名的嘉定、江陰縉紳反清起義以及太湖縉紳吳--的抗清“義兵”,都受到佃變、奴變的打擊。而朝廷對待民間主佃關系和主佃糾紛,總是從維護“家天下” 出發,而不是從維護主佃任何一方利益出發,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一方面打擊“豪強”,另一方面佃變如果鬧大,官府也會出面鎮壓。但因佃變本意不在抗官,因 此多反抗乏力,極少有發展為“民變”者。

    

民變主要是官逼民反,是“莊客隨莊主造官家的反”,而非農民反抗地主而佃戶如主動參與抗官,往往倒是在其地主的帶動下,我們在《水滸》中就可以看到許多“莊主帶領莊客造反”的故事。但這就不是佃變,而是民變中的所謂“土寇”了。

   

中國歷史上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這些以往被稱為“農民戰爭”的大規模民變,其實與“佃變”、也與西歐的農民戰爭性質完全不同。“民變”主要是“官逼 民反”。它們或是由朝廷濫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橫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嚴厲的國家壟斷、經濟統制(榷茶、博買、海禁、礦禁等)絕民生 路而激變;或因官府嚴厲的戶口控制與流民潮發生沖突,包括官府強制遷徙或強制阻遷(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變;或由于吏治腐敗、法外敲詐而激成民 變(常與以上三因素疊加)。在“民”的一方,則與民間組織資源(族姓組織、宗教組織、行幫組織)是否發達相關。非社會因素,如天災與“外患”等也會激發民 變。

   

但是,這些民變與民間的租佃、雇佣關系,乃至與過去經常被大加渲染的“土地兼並”、尤其是以所謂“土地私有自由買 賣”為動因的經濟型“兼並”可以說沒什麼關系。歷史上的民變,尤其是導致改朝換代的大規模民變,沒有一次是由“佃變”蔓延擴大而來的,它們既不反映租佃制 度的發達與否,也不反映主佃關系的好壞,與民間地權的集中與分散也看不出多少相關性。

   

中國平民抗官的性質與西歐農民反抗貴族是全然不同的“官逼民反”在性質上就是沖著朝廷的。我國的傳統官僚不是歐洲的貴族,他們沒有自己的領地與附庸,作為“朝廷命官”他們就是皇帝的代表。因此中國平 民抗官的性質與西歐農民反抗貴族是全然不同的。過去常有人把“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作為農民“覺悟”不夠的體現。其實民變“不反皇帝”往往只是由于實力不 夠,實力足夠就“殺到東京奪了鳥位”,這並不需要什麼“階級覺悟”。相反,“不反皇帝”的佃變倒更多地出自佃農對抗業主的“階級”自覺。大規模民變按統治 者的貶稱通常有“土寇”與“流寇”兩種類型。“土寇”往往由地方豪強率領依附人口就地抗官,佃農(“莊客”)作為依附人口也常常卷入這種造反。但這種抗官 不但不是什麼“農民反抗地主”的斗爭,恰恰相反,只有主佃較和諧而官民尖銳對立,才會發生這種“莊客追隨莊主造官家的反”的事。主佃對立、佃變頻仍的地方 是不可能出現這種“土寇”的。

   

而“流寇”更多地是窮人與官府沖突。即便有精英挑頭,這精英也多為商人、軍官、教主等 等,一般不會是大土地所有者。因為土地無法帶走,地主造反一般都是“守土不流”的,這與是否反對“流寇主義”、有無“根據地”意識毫無關系。但組成“流 寇”的窮人通常也不是佃農,因為與承擔朝廷賦役的自耕農乃至平民地主相比,佃農較少與官府打交道。他們或許會與業主沖突而發生“佃變”,會因追隨業主而加 入“土寇”,但說他們因為地主收租就會去與衙門、與朝廷較勁兒,未免匪夷所思。

  

傳統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

   

事實上,導致大規模“流寇”的社會危機,往往並不表現為很多農民無法獲得土地,而是相反︰朝廷聚斂造成的沉重負擔、惡劣的吏治以及種種天災人禍使農 民有地不種、棄地而逃,成為所謂“破產農民”(確切地說應該是破產自耕農)。所謂“福字從田”變成了“累字從田”、“受田者與田為仇”、“村野愚懦之民以 有田為禍”,“至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地之價賤者畝不過一兩錢,其無價送人而不受者大半”。正因為如此,大規模“流寇”主要爆發在自耕農為主、租佃 率較低的地區。如明末的陝西、華北。而河南、山東租佃率居中,主佃關系不壞,那里就出了許多“土寇”。在租佃率最高、業佃關系也最緊張的地方,即江南,反 而土寇流寇都沒有,只有一些“佃變”。

   

也正因為同樣的道理,大規模“農民戰爭”中經常出現抗役抗糧的訴求,如“無向遼 東浪死”、“不納糧”、“三年免征”之類,其號召對象也主要是自耕農乃至平民地主。因為中國歷史上前期佃客不服役,後期佃農不納糧,上述口號與他們關系不 大。而免租減租之類的佃農訴求從不曾在所謂的“農民戰爭”中出現,倒是元明清三代的統治者曾多次詔令地主減租,甚至說出“兼並之徒多佔田以為己業而轉令貧 民佃種者,罪之!”從陳勝到洪秀全,歷代“農民領袖”哪個曾對“地主階級”作過如此明確的譴責?

   

總之,過去很長時間以 “租佃關系決定論”、“土地兼並危機論”和“農民-地主斗爭論”為核心的“農民戰爭史”研究,是很成問題的。今天我們應該看到︰傳統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 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導致的矛盾,而在于大共同體本位的專制制度造成的“官逼民反”。與西歐“農民戰爭”性質近似的“佃變”現象雖然存在,但大規模民變, 無論是“土寇”還是“流寇”,都與我國集權制官僚帝國的專制制度下難解的官民矛盾極度相關,而與民間社會內部矛盾之相關度極小。

   

認識中國的歷史與現實,農民戰爭史是繞不過去的關鍵但是,近年來事情已經走向反面︰進入1990年代後“農民戰爭史”研究迅速蕭條,成為被遺忘的角落。而與此同時有關農民的各種現實問題卻變得越來越 尖銳。甚至出現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議論。改革前的史學歌頌造反,史書中但凡有“盜”、“賊”都被說成是“農民起義”。而如今歌頌皇帝 又成大潮,尤其是清史,自努爾哈赤以至乾隆,幾乎有帝皆聖、無君不賢。農村方面更是一片玫瑰色︰“國權不下縣,縣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 出鄉紳”,似乎數千年來農村就是“和諧社會”了。政治既非專制,經濟又最發達(據說直到鴉片戰爭前夕GDP還佔世界36%,比今天的美國還牛),倫理道德 更是世界第一。晚清國人居然眾口一詞地要學西方,豈不是犯傻!

   

然而只要正視歷史,看看兩千多年來大規模、超大規模的 “社會爆炸”一再發生,近乎周期性地發生,而且動輒吞噬大半人口,甚至80%以上的人口,其殘酷、慘烈、血腥、瘋狂的程度,為任何其他民族的內戰所無,這 是怎麼回事?過去我們說“傳統”很糟糕,因此對這些動亂有一套解釋,但這種解釋並不成功。現在我們不能改說“傳統”很優秀了,就根本不解釋,好像那些動亂 沒有發生過。或者搬出些非社會原因,如說明清之際的那場浩劫是因為地球處于小冰河時期。或許這一次是如此,但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的一次次“爆炸”都能歸 因于“小冰河”?惟獨中國歷史上每隔兩百年就出現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國家則不曾有。這可能嗎?

   

可見,認識中國歷史,甚至認識中國現實,“農民戰爭”史是繞不過去的關鍵。例如,今天一提到農民地權問題,許多人還是翻出過去的說法,什麼“土地私有和買賣”是大亂之源,只有官府控制土地才是正道。因此重新認識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突破“農民-地主階級斗爭”的套路

   

事實上過去的“新史學”注意這個問題並不錯。梁啟超先生曾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也。”今天倡導“國學”的人也許會覺得這話太尖刻, 但舊史的確有太濃的帝王氣應該是無疑的。現代史學提倡“總體的歷史”、“普通人的歷史”,這並非哪個意識形態專有的特點。至于“普通人的歷史”在現代左派 史學中又被特別強調成了“造反者的歷史”,這就當然有先入為主的問題。但是在左派並未大權在握唯我獨尊的情況下,這種視角作為一種批判學派也有重要的價 值。而趙先生在農民戰爭這個新史學領域是有開創之功的。後來新史學變成“官史學”,只講“金花”不講其他,講“金花”又只用意識形態來圖解。甚至“革命吞 噬它的兒女”也體現于史學,新史學的功臣趙先生到1957年竟被官史學用以燔祭,良可浩嘆。趙先生當年研究農民戰爭史,是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使用了當時 的話語,他本人也真誠地相信當時的理論。但是今天應該指出︰這套話語並不始于趙先生。如前所述,實際上1930年代托派(托派並非“托匪”,它也是馬克思 主義後學的一支,而且距離馬克思的原意並不比斯大林更遠--這在今天應該已是常識)史學的兩本農民戰爭史專著已經奠定了這套話語。而今天我們說趙先生是 “農民戰爭史領域的拓荒者”,自然含有托派沉寂多年後趙先生他們重新開始這項研究之意,但更重要的是趙先生當時的研究已經不限于“農民-地主階級斗爭”這 個話題。他提出農民戰爭史研究中的“四個專題”是︰

  

其一,是農民的身份,即不同時代中農民身份的差異;  

其二是起義和國家機器的關系; 

其三是農民起義和民族關系間的關系; 

其四是宗教在起義中的作用。

   

顯然,這是過去的人們未曾提出的。

   

趙先生蒙難後,研究被迫中斷,上述專題未能深入下去。但此後幾十年間這些話題又不斷地引起討論。1980年代先生復出史壇後,其研究方向主要轉向土 地制度史等。但他一直關注農民戰爭史研究的動態,不滿這個領域的蕭條,希望看到新的突破。1990年代我關于關中土改的一些研究發表後,先生曾來信極表鼓 勵。繼承新史學的創新精神,實事求是,繼續推進對“民變”現象這個認識中國歷史的關鍵性問題的研究,仍是我們作為後學的責任。

    

4 具有漢學功底的宋學家

   

趙先生屬于五四以後的新史學家,但與那個時代許多人文底蘊深厚的學者一樣有著扎實的國學功底。他以重視理論著稱,但對于史料也非常認真。他在 1940年代開始治史學時是從做《王山史年譜》起步的,初期以明清之際諸學者的事跡與學術思想考證為主,曾經得到過胡適、傅斯年的好評。當初他作為一個自 學者(先生在清華讀的是外語系,而且未畢業就投身革命與抗戰,並非歷史學科班出身)被河南大學聘為副教授,就是胡傅二先生推薦的。晚年的趙先生又回到了學 術思想史和文化史領域。只看趙先生書的人或許不會想到,趙先生當年給我們開的頭一節課,講的是張之洞的《書目答問》與章太炎的《自述學術次第》,後來他還 給我們講過《漢書o藝文志》和《隋書o經籍志》。在許多領域趙先生不僅有整理史實、解釋因由、歸納演繹的功夫,而且還是不少關鍵性史料的首次發掘者。例如 趙先生的桑梓先賢明清之際的丁耀亢所著《出劫紀略》一書,當初海內僅有數抄本,極罕見,連晚明文獻專家謝國楨先生的《晚明史籍考》在1964年增訂前也未 著錄。1950年代趙先生根據其家藏抄本公布了其中記載李自成政權在當地處理財產的關鍵記載,後來成為言明末農戰者必引的首要文獻。但是在1980年代該 書鉛印出版前其實沒什麼人見過原書,大家都是輾轉相沿自趙先生,但當時卻都不注轉引。

    

趙先生對“舊學”有看法,他常說他既不喜歡漢學的瑣屑,也不喜歡宋學的空疏。但是如果換個角度,我們把“漢學重考據、宋學重義理”作廣義的引申的話,我覺得先生的風格可以說是個“具有漢學功底的宋學家”。

    

“小問題越做越大,大問題越做越小”

    

趙先生平生之學涉獵極廣,用他自己的說法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有人對此不以為然,有人則認為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其實在我看來,趙先生平生 治學一出于“愛智求真”的純粹興趣,二出于某種理想主義熱情與責任感,至于要在某特定領域成為“名家”的目標,他是不在乎的。這樣治學當然是有得有失。不 過我認為,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沒人能成為所謂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但是以有限的精力有限的信息處理量治同樣嚴謹的學問,還是可以有不同做法。事實上不要說“百 科”,今天一個學科內的上百分支乃至“二級”“三級”分支,也不是那個學科的某專家能全面掌握的。僅以中國史的斷代分支論,明清史專家未必懂魏晉,甚至明 清政治史專家未必懂明清經濟,就是搞明清經濟,研究農業的未必懂工商業,研究江南經濟的未必懂遼東。一個學者其實一生不過能夠研究若干“問題”而已。但是 如果永遠只在一個問題上鑽牛角尖,雖然也能出成果,畢竟眼界狹窄,難成大器。所以事實上成大家者往往都關注過許多“問題”。區別只在于有些人研究的這許多 問題集中在一個學科乃至一個分支,有些人的“問題”則分散在各處。但不管是聚是散,就單個問題而言都有嚴謹與否之分,甚至很難講怎樣做更有信息集中的優 勢。一個研究明清政治問題的人可能對明清美術無甚興趣,但卻對其他朝代乃至其他國家的政治問題有興趣,而這樣做的局限也並不見得就比在明清範圍內既注意政 治也注意美術更大--只是從功利的角度講,人們會說後者是“明清史專家”,而前者就說不清是什麼“家”,于是有人或許就會妄自褒貶而已。

   

其實趙先生不是不知道這些。他就曾說過︰“興趣不可過多,多所鶩則少有成。一個主興趣,配幾個副興趣,一輩子也就夠了。例如,主興趣油畫,副興趣國 畫和漫畫。……總要求其互相鄰近,以免浪費精力,且可配套成龍,一藝多技。主興趣是最要害的。人一輩子成就大小,關鍵在此。除非萬不得已,不可輕易'跳槽 '。”但他自己卻不是這樣。眾所周知,趙先生一生多次大幅度改變學問方向。他早年就讀清華外語系,青年時代熱心文學創作與翻譯,後來治史,也是先以考據法 治明清學術史,後轉農民戰爭史(基本是通史),再轉土地史(側重晚唐以前),以及思想文化史(又側重明清),期間還研究過西北史地之學與先秦子學等等。趙 先生的天分、精力與信息處理能力都是出眾的。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是他的認真。生當一個特殊歷史時代,具有豐富的社會關懷和求知欲,趙先生關注的“問題”就很 分散。但這不難理解,他既然當年能夠投筆從戎,又能卸甲讀書,如此大的人生轉折他可以拿得起、放得下,又何怪他一旦認為某個新“問題”對于時代、社會具有 重大意義而自己又有條件研究時,會打破畛域,迸發新的研究興趣。雖然在這些“問題”所在的各大學科他也未必都被看成一流專家。但重要的是對這些“問題”本 身他都有研究的激情,而且很認真,因此他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同樣是一流的。趙先生未必是整個思想史領域的權威,但他無疑是顧炎武研究的權威;他未必是馬 克思主義理論的權威,但無疑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權威。加上他對土地制度、農民戰爭這些重點領域的較全面的把握,為學而能如此,成就應該說是很大 了。

   

趙先生對晚輩和學生的治學傾向持十分開明的態度,從不要求他們在風格上領域上更不用說觀點上追隨自己。即便同樣治 史學的先生的一子一女一孫,其學與先生也完全不同。我自己在1990年後也關注過不同領域的許多“問題”,有人因此說這是受趙先生的影響。但其實從 1978年我師從趙先生直到1989年,我做的基本上是“鑽牛角尖”的學問。後來的變化是時代風雲與個人選擇的結果,與先生並無直接關系。但先生的求知 欲、責任感和認真態度,是我願終身師法的。當年我“鑽牛角尖”于明清鼎革之際,趙先生對此是鼓勵的。但他也曾擔心我的眼界太窄,他曾對我說︰每個人的興趣 不同,研究的“問題”有大有小,但有志的研究者“大問題要越做越小,小問題要越做越大”。他自己是這樣做的,他對我們這些後學的影響,也將垂于久遠。(小標題為編者所加,恐不盡合作者原意,敬希留意)

   

原文載于《南方周末》

作者︰ 秦暉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