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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中國民族學的話語體系

2017年12月05日 02:18:28 來源︰ 《貴州民族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

作者簡介︰楊昌儒,男,布依族,貴州平塘人,貴州民族大學教授(貴州 貴陽 550025);董強,男,漢族,山東泗水人,法學博士,貴州民族大學副教授(貴州 貴陽 550025)。

內容提要︰中國民族學要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應該堅持從中國本土出發,從中國思想史和民族學學說史中尋找學科根基;民族學要投身現實社會,直面現實問題,不僅要注意理論上回答民族、民族問題“是什麼”,更要注意結合現實回答民族、民族問題是“如何存在”“為什麼存在”。還必須緊密結合當代民族、民族問題存在、發展的現實,回答現實中民族、民族問題是“如何發展”“如何解決”;應著力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學術話語體系,在國際講壇上,不僅是能發聲,還要奏出中華民族的時代最強音。

   習近平總書記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加強和改善黨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領導”等四個方面,深刻回答了事關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長遠發展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是指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綱領性文獻。在這個背景下討論中國民族學的發展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民族學應該從歷史中尋找學科根基,植根于中國本土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現實形態,是古往今來各種知識、觀念、理論、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結果。我們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特別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三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1]因此,中國民族學應當從歷史中尋找學科根基。

   回顧歷史應當從兩個維度著手,一是中國思想史,二是民族學學說史。

   從中國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國古代有關于民族的觀念而缺乏明確的國家觀念和國家邊界,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觀。根據西南大學張文教授的研究成果,天下觀起源于先秦時期,《詩•小雅•北山》所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天下觀的表達。《禮記•王制篇》中在談到天下五方之民,間接地論述了天下的概念,其文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文中所談雖只及五方之民,實際是暗示了天下的四至︰東方夷人,被發文身,是指濱海水居者;西方戎人,被發衣皮,是指西方的游牧者;北方狄人,衣羽毛穴居,是指游獵者;南方蠻人,雕題交趾,也指濱海水居者。此四方即天下的四至。即,西到蔥嶺,東抵大海,北至草原大漠,南及海濱,這便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四方。[2]

   中華大地的自然疆域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其中居住著不同的民族,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制約下形成向心力。其中,華夏民族由于佔據了這個地理單元的核心位置,大河流域滋養了華夏文化並影響著周邊其他民族,因此自然成為核心。先秦時期起源的天下觀就是華夏民族對自然疆域的看法,這一看法被歷代入主中原以正統自居的王朝普遍接受。按照天下觀的思想,這一自然疆域內的所有土地都是天子的領地,所有人民都是天子的臣民。《尚書•皋陶謨》說大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左傳》昭公十三年,子產曰︰“卑而貴重者,甸服也。”《國語•周語上》記祭公謀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荀子》卷十二說︰“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國語•周語中》︰“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

   可見,所謂的五服,實質是指以王城所在地為中心、從內到外可以劃分為三個大圈︰內圈是甸服,地方千里,是王畿之地;中圈在內圈之外,包括侯服和綏服,在甸服以外四面各一千里,是大小諸侯所在地,仍屬于“中國”的範圍,其使命是推廣中原文化,保衛中央和諸侯國的安全;外圈在最外邊,包括要服和荒服,在綏服以外四面各一千里,這里是“蠻”“夷”“戎”“狄”外族人居住的地方,也是中國流放罪人之處。這種內、中、外三大圈的分布格局,折射出中原地區與四夷之間分布態勢。

   在中國古代數千年的發展史上,當邊疆政權弱于中原王朝時,則以羈縻、藩屬等名義與中原王朝形成間接歸屬或名義上的歸屬;而當這些政權比較強大時,則往往與中原王朝發生戰爭,兩者的軍事控制線就有了邊界的意義。但是,這仍是發生在中華自然疆域內的事情,在理論上和法理上都與近代國家之間的邊界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這種天下觀和民族觀念貫穿中國歷史,成就了中國多元一體的民族分布格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態勢,奠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礎。應該說,從人類性的角度看,這種觀念可圈可點,符合人類發展的需要。所以,中國民族學應當從先賢哲人的睿智中汲取養分,開創中國民族學的未來。

   從民族學學說史角度看,在世界文明古國的文獻記載中,就有關于民族學方面的零星知識。這是因為隨著民族之間交往與聯系的加強、經濟生活與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視野的不斷擴大,人們開始注意到與“我”不一樣的人群,于是,在一些歷史著作、地理著作、旅行札記中,記述了所遇見的不同民族的體質特征、居住地域、歷史活動、文化習俗及民族之間關系。民族學作為一門科學,在19世紀中葉伴隨殖民主義步伐在歐美各國產生和興起。中國民族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從國外引進的。最早介紹這門學科和創辦研究機構的,則是蔡元培先生,學界一般認為蔡先生是資產階級民族學的開創者。所以,國外民族學各流派均在中國形成一定的影響力,產生了一批具有中國特點的民族學研究成果。馬克思主義民族學是伴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而發展起來的,學界一般認為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是蔡和森先生,他是最早把《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思想作為課程在上海大學開設,並形成了《社會進化史》一書。李維漢則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開創者,他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第一任負責人。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後,中國民族學沿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民族學,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說的︰“可以說,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3]

   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民族學在中國有特定的含義,盡管這種特定的含義在理論上尚未做出全面的闡述。但中國民族學發展的歷史表明,其研究範疇、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乃至于研究目的,無不具有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特征,民族學鮮明的“中國化”特色已經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近代中國的政治實踐中,產生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經過本土化的處理,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在社會建設實踐方面,成功地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擊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戰的勝利;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保證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開展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工作,確保少數民族同胞的平等權利得以實現。在學術研究方面,蔡元培、吳文藻等領導的專家隊伍在1940年代開展民族調查和中國邊政研究,形成了一批民族學成果;1950年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事務委員會組織了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以空前的規模開展了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調查材料和文獻資料,這是中國民族學研究方面的一筆巨大財富,也是發展中國民族學的堅實基礎。1980年代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組織專家完成了“民族問題五種叢書”,即《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叢書》《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叢書》《中國少數民族》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等。此外有關少數民族社會形態的研究也出版了一批專著。面對轉型期中國現代化與傳統的激烈踫撞,民間文學界的有識之士懷著高度的文化自覺,發起一項大規模的文化遺產保護行動,要將民間口傳文化編成一套巨著——“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即《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並在些基礎上形成各少數民族的文學史專著和中國少數民族哲學思想史專著。

   民族學的本土化或者中國化,旨在使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家首先要解決好中國的問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所謂植根于本土研究,就是民族學研究要立足于中國的國情和民族情況以及變化了的時代要求,與時俱進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課題進行研究。由于國情不同、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的不同,中國民族學自然就有自己的特點。因此要在科學借鑒學習國外民族學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並不斷發展完善中國民族學。在觀點、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上,構建本土化的中國民族學體系。

   具體來講,植根于中國本土化的民族學研究,必須根據變化了的世情和國情。新世紀新階段,城鎮化進程中少數民族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研究、民族地區農村職業農民研究、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研究等具有明顯時代印記的新課題擺在民族學研究者的面前。由于中國民族學的起步較晚,我們沒有古人傳統的經驗拿來做“母版”;中國國情的不同,我們也不可能照搬國外的經驗來做“翻版”。因此,唯有根據時代的變化,結合中國的現實,植根于中國的本土化研究,書寫符合時代和國情的“新版”。

   二、中國民族學應該直面現實,強化民族學服務社會的功能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新、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因此,我們以什麼樣的眼光來回顧和總結中國民族學以前的發展和取得的成果,又以什麼樣的眼界來瞻望未來中國民族學的發展方向,是我們當下需要明確回答的問題。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根據世情和國情的變化,明確現階段民族學的主要目標和任務,運用已有的民族學的研究成果,並不斷進行具有獨創性的實踐創新,不斷拓展民族學研究的領域和民族學研究的深度,才能充分發揮民族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

   關注和改變現實既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思想訴求,也是我們今天研究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理論自覺。馬克思特別強調︰“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4]P19因此,中國民族學不僅要加強對各種民族事象的解釋力,還必須從當下中國各民族的現實問題出發加強“現實研究”或“問題研究”。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第一,在理論層面的研究中,不光要注意在理論上回答民族、民族問題“是什麼”,更要注意結合現實回答民族、民族問題是“如何存在”“為什麼存在”。第二,在現實層面的研究中,必須緊密結合當代民族、民族問題存在、發展的現實,回答現實中民族、民族問題是“如何發展”“如何解決”。“體系意識”向“問題意識”的轉換,事實上是一種研究思維方式的轉換。“體系意識”強調知識系統,忽視其方法論功能、實踐功能。“問題意識”強調當代民族、民族問題的現實存在的根源以及民族問題的解決途徑、方法。這種由“體系意識”向“問題意識”研究思維方式的轉換要求中國民族學的具體研究中要增強“問題意識”,加強研究的方法論功能。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問題意識”的增強需要研究者能恰當地提出問題、深入地探索問題、合理地解決問題︰“問題”是理論研究的前提,離開“問題”的探討和解決的理論研究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當然,這里的“問題”不是當代社會上存在的所有問題,現存的問題並非都是“現實的問題”,能夠進入研究視域的“問題”才是“現實的問題”,才是表征著時代的特征及其發展趨向的重大問題。離開了社會現實,“問題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話;同樣,離開了問題的解決,“問題研究”也只能是一句空話。中國民族學最終極的價值就在于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提供一種正確的符合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民族理論和政策。

   張繼焦研究員在分析2009年昆明世界人類學民族學大會國內學者參會論文後,認為國內同行調查的內容和研究手法依然是西方古典民族學的範式,關注的問題是鄉土的村落社會、傳統的民俗文化和民間的人情禮儀等,對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現象,如食品安全、經濟社會結構變遷、產業轉移、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產權制度等眾多熱點話題都關注極少。2011年4月,作為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代表團的秘書長,張繼焦研究員正式地或非正式地走訪了英國皇家人類學協會、英國及英聯邦社會人類學家聯合會、肯特大學、薩塞克斯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劍橋大學、牛津大學、曼徹斯特大學等英國人類學的相關機構和學者,感受到了英國人類學民族學家對當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關注。目前,英國社會人類學的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有兩個主要特點是︰對現代科技革新的研究較多、對現代市場經濟的變化關注較多。[5]

   費孝通先生早就提出了“以恢復農村企業,增加農民收入”[6]來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出路。郝時遠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指出︰“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必然出入于傳統與現代之間。從傳統意義上講,民族學、人類學需要深入農村、牧區進行扎實的田野調查;但另一方面,其田野工作的範圍已不限于一村一寨的局限,需要面對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社會現象和問題。而這類問題,在廣闊的西部地區往往與少數民族、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民族問題聯系在一起。”ヾ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和深水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向民族學提出了許多亟待研究的新情況和新課題,內容非常豐富,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中國現在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期,現在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科正處在上升發展階段,隊伍不斷壯大,成果不斷積累,服務或參與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能力不斷提高,國際交流日益頻繁,未來發展前景也非常樂觀。但我們必須同時清楚地看到,學術研究應該為社會服務,同時應保持學術的獨立性,避免低水平重復性研究。把握好學科發展和應用的關系尺度,更不能讓學術研究浸染世俗的氣息。

   三、中國民族學應該面向未來,構建民族學研究的國際話語體系

   所謂面向未來,就是要看到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頻繁,國內形勢和學科的發展,民族學必然要逐漸擴大研究領域,同社會科學的許多學科發生交叉,從而出現一些交叉學科或邊緣學科。尤其是在新形勢下,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在“互聯網+”條件下,世界變得愈加開放,這是時代發展的趨勢,不僅改變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而且深刻影響著學科的發展。在一定時期內,仍以系統概括和總結中國民族學的理論和體系為主,填補過去研究中存在的空白;加強應用問題的研究,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揮民族學的服務功能;重視研究方法的引進和研究等等。在扎扎實實搞好主體學科的基礎上,逐步發展交叉學科的研究。如此,既能進一步深入研究和完善民族學的知識體系,不斷完善中國民族學的學科體系,又不致于束縛交叉學科的發展,擴大民族學的研究領域。

   中國民族學自20世紀30年代產生以來,學科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民族學先驅大多師從西方早期的民族學人類學理論學家。他們學成回國以後,應用西方民族學的理論,在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建構了中國民族學。正因為如此,中國民族學從一開始就烙上了西方的印記,以至于有人講中國民族學不過是西方民族學在中國的翻版。對此我們要冷靜客觀看待中國民族學人類學與世界民族學人類學之間的關系問題。事實上,在中國民族學學科的早期實踐過程中,最早是進行學科理論的翻譯和引進,但這並不是“西化”的表現,因為在進行民族學文獻和文物的收集整理過程中,我們充分結合了中國的國情並且一直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進行創新。舉個具有典型性的例子,在我國1950年代的民族識別過程中,我們以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作為指導性理論,按照斯大林民族定義的四個特征作為依據來指導我國的民族識別,雖然我們沒有完全迷信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但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有一定的依賴性,這也是因為我國的民族學理論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體系。盡管我們現在回頭來看民族識別工作,尚有一些問題需要深入研究,但是,對中國各民族的自然地域、語言文字、經濟生活、文化和心理素質等要素進行綜合考察和分析,科學地確定民族成分和名稱,這為建構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貫徹民族平等、團結政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以,系統梳理民族學的理論和體系顯得十分必要。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上強調指出︰觀察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需要有一個寬廣的視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國發展大歷史中去看。因此,我們在新形勢下要加強民族學研究,就不能自言自語,閉門造車,我們應該學習借鑒國際上民族學的優秀成果。以往我們從國外民族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得到了許多有益的啟示,促進了中國民族學的發展,同時也應看到,國外民族學理論對中國民族學所產生的消極影響。這種消極影響曾經一度甚囂塵上,幾乎達到對中國民族學的全盤否定,企圖用國外的族群理論代替中國的民族理論,用國外的族群政策代替中國的民族政策。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就在于中國民族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未能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正如楊聖敏教授在《今日人類學民族學論叢》首發式暨研討會上指出︰“中國學者有了發言機會,但我們在學界的真正影響仍比較小。近幾年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在世界上的影響不大,而且我們所使用的主要理論都是西方人的。這說明我們的研究質量還有待提高。此外,中國學科的界限劃分不夠清楚合理,導致學科研究不夠規範。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才能更好地提高我們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水平。”[7]

   在解讀中國實踐和社會發展、構建中國民族學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目前我國民族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不夠響亮,這與我們的大國地位和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相符的。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學術研究走出了狹隘封閉的狀態,逐漸與世界學術接軌,在學術成果方面,也產生了一些影響較大的論文和專著,學術水平也在不斷提升。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我們對民族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田野調查。但是,我們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方面存在諸多問題。因此,中國民族學的發展,在指導思想上應自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解決好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著力從民族和諧角度解釋民族關系的相關事象;著力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學術話語體系;積極參與世界民族問題研究。在國際講壇上,不僅能發聲,而且要發出言之有據的時代最強音。在有條件的情況下,要積極加入國際性學術組織和建立海外中國學術研究中心,不僅要重視中國民族研究,還要因應“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加強對世界民族特別是跨界民族的研究。要聚焦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推出並牽頭組織世界性的民族學研究項目,增強中國民族學研究的國際影響力。爭取發表具有世界性影響力的文章,向國際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構建中國民族學的話語權。

   總之,中國民族學的發展,已經積累了豐碩的經驗和成果。從民族的角度看,因這種環境條件的變化,各個民族的社會結構、心理意識、思想觀念,以及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與新世紀以前的情況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而由此產生的錯綜復雜的新情況、新問題便非常現實地擺到了中國民族學的面前。因此,在新形勢下,我們必須依據中國民族的特點,結合現階段中國社會的發展實際,加強中國民族學的應用研究和理論建設,不斷完善中國民族學的理論體系,建立起中國民族學的理論大廈,並加強國際交流和合作,構建國際話語權。

   注釋︰

   ヾ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郝時遠,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9年07月23日。

 

作者︰ 楊昌儒 董強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