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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方面國民黨要員對中共三大起義的反應

2017年12月05日 02:20:33 來源︰ 《軍事歷史研究》2017年第3期

作者簡介︰易鳳林,江西省社會科學院 歷史所,江西 南昌 330077 易鳳林,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歷史學博士。

內容提要︰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有著重要意義,它們開啟了中共獨立領導土地革命的新征程,通過這些武裝暴動中共逐漸建立了正規的紅軍。基于黨派利益和指導思想等方面的根本對立,南京國民政府對共產黨的武裝暴動並不認同,大肆攻擊共產黨背叛革命。從總體情況看,出于清黨反共的慣性思維,南京政府始終把共產黨的暴動與武漢政府聯系在一起,把共產黨反抗國民黨的革命行為視為國民黨反共的依據;出于對國民黨軍事力量的自信,認為共產黨的軍事武裝根本不足為懼,消滅共產黨是必然的。

關 鍵 詞︰南京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廣州起義/南昌起義/秋收起義/

標題注釋︰ 2016年江西省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中共早期基層組織建設及經驗研究”(16ZD02)

   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三大起義是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發動的最有影響力的武裝暴動。這三大起義不僅正式打響了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戰爭,而且開啟了共產黨創建人民軍隊的歷史進程。學術界對三大起義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然而其研究視角主要限于共產黨方面,很少關注國民黨方面對此的反應。ヾ立于民國史的大視野,不難發現共產黨的武裝暴動和紅軍的創建不僅是共產黨自身的革命發展,而且使國共關系徹底轉向,推動中國革命走入新的階段。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領導下的南京國民政府,延續著大革命後期對共產黨的仇恨與畏懼,對共產黨土地革命的興起與紅軍的創建予以了重點關注,試圖把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武裝力量徹底消滅,實現全國統一和一黨專權。實際上,共產黨的敵對方——南京國民政府對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反應較好地反映了蔣介石、胡漢民等國民黨人對共產黨革命道路、革命理論的態度,影射了國共不同的思想邏輯。在這三大武裝起義中,以廣州起義的影響尤其在國民黨中的反響最大。基于此,本文試圖以廣州起義為重點,考察南京國民政府內部主要人物對共產黨武裝起義的反應和評價,分析共產黨及紅軍在國民黨人心中的地位,再現大革命失敗後國共在革命問題上的思想導向。與此同時,深入考察國民黨基于反動的革命立場,對共產黨的認識走向偏激的表現,即只注重共產黨的軍事實力而忽視了共產黨的政治作用。國民黨的政治立場和指導思想限制了其自身的發展,使其逐漸失去了自我反省的動力,客觀上給共產黨和紅軍的發展帶來了機會,造成星火燎原的局面,最終改變了兩黨的命運走向。

   一、南京政府核心領導蔣介石對共產黨武裝起義的回應與解讀

   蔣介石作為南京政府的核心人物,他的觀點基本主導了政府的決策,影響了其他人的思想。為此,蔣介石對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反應代表了南京政府的思想主流。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一直把共產黨與北洋軍閥並列,視其為國民黨的所謂革命對象,欲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武裝而後快。

   1.蔣介石對共產黨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較淡反應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與武漢政府、共產黨處于對立地位。因此,蔣介石對武漢政府內部的分裂抱著幸災樂禍的態度,認為共產黨的“謀亂”最終會毀了武漢政府。1927年7月1日,蔣介石在“國民政府在廣東成立二周年紀念日”活動中公開表示︰“武漢偽政府及共產黨時用陰謀以破壞我國民黨政策,不將此革命大障礙消滅之,則中國無統一希望”,“武漢偽政府已圖窮匕見等于買空賣空,甘為俄人驅使。國民黨與共產黨勢力相較,為五十與一之比。何足畏懼。”ゝ這時,雖然武漢政府名義上對南京政府進行東征,但對蔣介石而言,武漢政府的實力尤其是共產黨的實力根本無法與南京政府相比,消滅武漢政府和共產黨較為容易,不足為慮。即便如此,蔣介石對共產黨的能力還是有一定畏懼,不敢大意。7月8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共產黨謀亂益急,連破機關數處,逆軍似有東下攻寧之計也。”ゞ次日,他又發泄情緒︰“一年之間死傷四萬余之同志,不能完成北伐及國民革命之目的,徒為共產黨作衣嫁裳,但有悲慘苦痛與深自懺悔而已。”々可見,蔣介石已注意到共產黨的“異動”,但他認為共產黨的行為只能引起武漢國民黨方面的內亂,影響武漢方面的前途。

   蔣把國民革命的受阻歸罪于共產黨的想法,加劇了他對共產黨的仇恨。7月28日,得知武漢國民黨與共產黨徹底決裂,蔣介石發出感慨︰“武漢崩潰,鮑逆驅逐。黨國基礎,轉危為安。一年半來之苦斗,無時不在動心忍性中。今大 祛除,此志已伸,可以對總理,可以言革命。可知上蒼果不負苦心也。”ぁ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徹底決裂對他而言已經解開了一大心結,即武漢政府的清黨再次有力地證明了他的清黨是正確的,符合國民黨的利益和理念。簡言之,共產黨已經成為國民黨的公開敵人,以國民黨的全黨之力消滅共產黨並不難,為此,蔣介石才有了舒緩心情的暢快。

   基于對自己武裝力量的充分自信,及對共產黨最終將被消滅的樂觀認識,蔣介石對共產黨在與武漢政府分裂後的新的革命行動包括武裝暴動都沒有足夠的重視。8月1日,共產黨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以反抗國民黨的分裂政策,回擊國民黨的背叛革命。然而這一革命行動並未立即得到蔣介石的回應。這一現象的出現一方面與蔣介石輕視共產黨的力量緊密相關,另一方面與他此時在前線專注于北伐有關,此外也不能排除通訊信息不順暢的原因。直到8月5日晚上,蔣介石才得知南昌起義的消息。他在日記中寫到︰“研究對漢作戰計劃,……下午擬對漢作戰方案。……晚聞共黨第四軍第十一軍在南昌獨立,脫離武漢偽政府偽黨,自殺之期不遠矣!”あ這是目前所見唯一一條蔣介石回應南昌起義的直接史料。日記泄露了他的真實想法,即南昌起義不僅是共產黨與武漢國民黨的公開決裂,更是共產黨的自取滅亡。顯然,共產黨在他眼中完全不具備威脅國民黨地位的實力,而且共產黨的革命行動無疑是自殺。

   寧方國民黨掌握的上海《民國日報》也表達了類似觀點。1927年8月7日,上海《民國日報》稱︰“頃據九江確悉電稱,偽二十四師葉挺部七十一、二兩團支(四日)襲擊涂家埠張發奎偽總指揮部。張猝不及防,同偽十二師師長兼代偽四軍長黃琪翔化裝逃潯,所部全被繳械。共黨互相火並,秩序紊亂已極,滅亡在即。”ぃ也就是說,該報認為南昌起義是武漢政府的內亂,並非是共產黨反抗國民黨的獨立革命行為,它只能加快共產黨的滅亡。這與共產黨對南昌起義的自我評價相差甚遠。在共產黨看來,南昌起義是共產黨土地革命的開始,是創建人民軍隊的起點,為此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い蔣介石與共產黨對南昌起義評價的根本對立,在于兩黨的立場、利益不同,以及所走道路的不同。

   南昌起義發生後,蔣介石一心促成寧漢合作。8月8日,他在日記中記載︰“決定和漢戰奉,而汪精衛一方對我求和,一方致書七軍倒我,是誠何人類也!余以為對同志應退讓,而對敵須堅持,不料汪何如此也。下午批閱電文,心甚煩悶不安。”ぅ8月15日,蔣介石發表辭職下野宣言。稍後不久,蔣介石赴日考察。也就是說,南昌起義後蔣介石在政治上的注意力在于與漢方合作以及討伐奉系軍閥,而作為曾經的國民革命合作者——共產黨已經變成他的斗爭對象,且因共產黨實力弱小而不再是他的重點關注對象。

   基于此,蔣介石對共產黨于9月發動的秋收起義幾乎沒有回應。此外,秋收起義深處湘贛粵鄂邊界,且多在偏僻農村,為此起義的消息傳播較為緩慢甚至被阻礙。報紙輿論關注也甚少。所以蔣介石在公開和私下場合都未發表關于共產黨秋收起義的言論。正因為蔣介石等國民黨人對秋收起義的冷淡反應,客觀上給了共產黨一定的革命回轉余地,為以後探索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可能。這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始料未及的。實際上,這也是他忽視共產黨政治力量的必然結果,有力地表明了蔣介石在對待共產黨方面的狹隘眼光。

   2.蔣介石對共產黨廣州起義的多方位解讀

   對蔣而言,真正引起他關注的是共產黨的廣州起義。之所以如此,關鍵還在于國民黨的廣州事變與共產黨的廣州起義緊密相連,他把廣州起義視為武漢方面聯合共產黨向南京方面施展的一大陰謀行動。

   廣州事變之後,1927年12月8日,蔣介石具名致全體委員書,其言曰︰

   就過去之經驗言,軍閥不足畏,共產黨亦不成問題。軍閥之必被打倒,已確然無疑。共產黨聲勢從前何等浩大,其陰謀鬼計何等毒辣,但吾人一言清黨,青天白日旗下各領域一致起而鏟除,彼等終無尺寸立足地。故國民革命之勁敵,絕非軍閥與共產黨,惟武裝同志不能確實認識中央威權之必要與最高性,政客從而利用播弄,始為國民革命之致命傷。う

   這是國民黨發生廣州事變後,蔣介石等人共同發表的宣言書,基本代表了蔣對共產黨地位與國民黨真正勁敵的看法。從其表述來看,因對國民黨前途的樂觀估計,他們對共產黨的力量並不看重,認為共產黨已經沒有了立足之地,被徹底消滅是遲早的事,根本不值一提。反觀其內,國民黨的統一和團結才是最大問題所在。

   基于這樣的思想邏輯,1927年12月11日,共產黨領導的廣州起義發生後,蔣介石對此並不驚慌,而是非常自然地把這一舉動與武漢政府的奪權行為聯系在一起,認為共產黨與武漢國民黨還是藕斷絲連,有互相利用的成分。起義發生當晚,蔣介石與宋子文共談時局,全面論及了對這次武裝暴動的看法。對于廣州起義的原因,蔣介石等人認為,自國民黨實施清黨後共產黨勢力大受打擊,同時第三國際方面亦以為中國共產黨殆無法復興,而共產黨為表示在中國之力量,以期取信于蘇俄,乃多方策動發動起義。同時,恰好國民革命軍第4軍中共產黨掌握的葉賀部隊回粵,有武裝力量的支撐,並且這一暴動與汪精衛試圖奪取廣東勢力的廣州事變在時機上不謀而合,互相利用。關于廣州暴動的武裝力量,蔣介石等人指出其基本部隊為葉劍英教導隊,此外糾合工人農民流氓地痞等,共約2千人。在他們看來,這些武裝非常弱小,根本無法與國民黨的正規武裝相抗衡。對于廣州起義的性質,他們直言不諱地提出,這就是殺人越貨的叛亂,並列舉了共產黨在廣州一系列的激烈行為,包括放火、對有產者的掠奪劫殺。因對共產黨武裝力量和暴動性質的輕視態度,他們認為共產黨的暴動失敗是必然的。(11)

   從上述可以看出,蔣介石對廣州起義的論述較為詳細,包括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暴動原因、策略、性質、成敗等。雖然蔣介石對廣州起義的描述有不少謬誤,但這不妨礙他對廣州起義的總體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從其言論中,並沒有看出他對共產黨武裝力量的重視,也沒有對共產黨勢力復興的預測。可見,此時蔣介石確實因大範圍開展清黨,感到消滅共產黨力量有十足把握。而且廣州起義後一般輿論也看好國民黨的力量,認為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武裝反抗無疑是以卵擊石。甚至連日本方面的《順天時報》也認為中國民眾的觀察是對的,即“共產勢力難望長久維持,殆類賀龍葉挺軍在汕頭之曇花一現而已”。(12)不難推斷,時人關于國民黨勢力必然興起、共產黨力量必然被消滅的觀點可能增加了蔣介石等人的自信。

   不過,蔣介石很好地利用了廣州起義來攻擊武漢方面的汪精衛等領導人,認為汪精衛等人仍然沒有真正實施清共,還與共產黨攪和在一起,對黨國不忠。于是,乘機打壓武漢方面的氣勢,在寧漢合流中佔據主導地位,並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領導地位。為此,接下來的多日,他都約談南京方面的要人商議對粵辦法與時局主張。《國聞周報》非常精準地評析了廣州起義發生後南京政府蔣介石等人的政治觀點,指出︰“十一日廣州之變,既令粵派委員立腳點愈益喪失,而汪精衛環境之苦尤深一層。……大勢汪將出洋,蔣似為求將來政治上均衡計,對粵派仍不肯放手。”(13)其評論一針見血地分析了蔣介石與汪精衛的處境,指出蔣介石在這次廣州起義中得到了政治利益,打壓了汪精衛和粵派地方勢力。

   1927年12月13日,蔣介石招待新聞記者,公開談及了共產黨的廣州起義。他指出︰

   我相信共產黨這種暴動,是很容易消滅的。所以我絕不悲觀。如果共黨不在此刻暴動,等他布置周妥,危險更大了。並且黨內從前互相猜測的原因,現在有事實來證明,反足以促成老同志的團結。這是可以樂觀的。至于討伐共黨,我已決定辦法。我個人有這種責任,也自信有這種能力。共產黨出來擾亂,我一定要負責任討伐他。(14)

   這一談話表明,蔣介石努力證明國民黨才是中國的主導力量,共產黨的力量根本無法與國民黨抗衡,只要有計劃地實施討伐,共產黨被“剿滅”指日可待。他還在記者會上談到了廣州起義與民眾運動的關系︰

   這次共產黨暴動,決不是單在廣州,就是漢口、上海、天津以及各省都可以發生同樣的事變。廣東只是共產黨開始的工作,所以我們必須注意到全國的安寧。現在為謀國家的安全,民眾的康樂,在本黨未確定計劃以前,一切民眾運動都應暫時停止,靜待本黨與政府對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確定方針。如果仍照現在的情形去做,不但沒有結果,並且替共產黨去造成機會,給共產黨竄入擾亂治安,革命更難成功,民眾更受痛苦。(15)

   也就是說,依據他對共產黨的認識,廣州起義並不是單個事件,而是共產黨實施武裝暴動計劃的一個序幕而已,今後必然有其他地方的暴動出現。同時,他認為國民黨允許民眾公開運動的政策為共產黨武裝暴動提供了機會,所以為了防止共產黨武裝暴動的蔓延,應該制止民眾運動。顯然,共產黨的革命行動加速了蔣介石思想走向保守。限制和取消民眾運動只能使國民黨與民眾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加速國民黨的退化,失去民眾的支持。

   與此同時,以廣州起義為契機,蔣介石完全改變了國共合作時期的聯俄政策,實施對俄絕交的外交方針,思想越來越右傾。他公開指出︰

   此次廣東共產黨作亂與外交極有關系。我們不得不從新確定外交的方針。我早已看到,在各地方有蘇俄領事署做共產黨的政治機關,又有蘇俄遠東銀行做共產黨的金融機關。這種機關不封閉,共產黨的擾亂是不會停止的。在預備會議最後一天,我即是提出對俄絕交的提議案。我以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對俄絕交,等待我們國民革命成功以後,再來設法恢復邦交。(16)

   實際上,自實施清黨後,蔣介石就想改變對俄政策。共產黨的廣州起義為他反俄提供了最好的借口。這個借口就是,廣州起義與蘇俄的支持密不可分,而為了國民黨的所謂革命成功,切斷蘇俄對共產黨的支持是必然的。所以廣州起義發生後,12月14日,他領導的南京政府毫不猶豫地宣布對俄絕交,通令撤銷各省俄領事。

   要言之,南京政府核心人物蔣介石對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回應主要呈現了以下特質︰武漢分共後,蔣介石主要以北伐為中心,共產黨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並沒有引起他的足夠重視,他認為共產黨的力量不足為懼,被消滅指日可待。稍有不同,廣州起義發生後,蔣雖然對共產黨的力量仍然較為輕視,但對共產黨的勢力再起有了一定的注意,尤其是廣州起義在寧漢合流、北伐進行的關鍵時刻發生,更是令他把共產黨作為必須消滅的斗爭對象。同時,作為南京政府的核心領導者,他借由廣州起義廢除聯俄政策,實施對俄絕交方針,即在思想和政策兩方面都影響了南京政府的外交走向。應該指出的是,因蔣介石的眼光局限,忽視、低估了共產黨的革命復興能力,導致了南京政府沒有合理地看待共產黨的武裝暴動,一味追求國民黨的內部整理,從而在客觀上為共產黨和紅軍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實現了革命道路的改變,並最終改變了兩黨的命運走向。

   二、南京方面國民黨元老對共產黨武裝起義的攻擊與闡釋

   胡漢民、吳稚暉等南京方面的國民黨元老也對共產黨武裝起義做出了一定的反應。雖然在觀點上國民黨元老與蔣介石大體相似,但因其在黨內所處的位置和黨性意識,他們往往把共產黨武裝起義的影響與國民黨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強調共產黨的存在是國民黨發展中的絆腳石。

   1.胡漢民

   胡漢民是南京方面國民黨元老的主要代表。他對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回應基本反映了國民黨老黨員的思想。根據《胡漢民事跡資料匯輯》這一詳細記敘胡漢民活動的資料集來看,胡漢民對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都沒有直接的反應。當時胡漢民的主要關注點在于南京政府的清黨反共問題,他固執地認為共產黨發動的這些起義是武漢政府分裂的表現,並且再次印證了他關于國共必然分裂的論點。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胡漢民當時在金陵大學發表重要演講《CP的手段和策略》,還未得到起義的消息。不過從其演講內容看,胡漢民仍然延續他清黨反共的思維,不斷強調共產黨利用國共合作欺騙國民黨,想達到破壞國民黨團結,壯大共產黨自身的目的,並利用青年搞破壞工作。(17)8月5日,他又在中央黨部歡迎學生總會代表大會上致歡迎詞,繼續攻擊共產黨,要求青年學生不要受共產黨的迷惑,中共產黨的毒。(18)一直到廣州起義爆發前,他雖很少發表對共產黨武裝暴動的直接言論,但其沿著反共的思路,不斷發表演講和撰寫文章攻擊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行為,以期達到統一國民黨思想和達到黨內團結的目的。

   胡漢民與外界的往來函電內容同樣表明,他此時的關注重點在于繼續反共,促進寧漢合作,支持南京政府的北伐,而對共產黨在武漢分共後的軍事行動並未在意。例如,1927年8月3日,他在與吳稚暉、李烈鈞、鈕永鍵聯合署名發給馮玉祥的電報中表示︰

   我軍(北伐軍——引者注)三月以來,所遭極艱,一扼于滬共披猖,不幸而有斷腕之清黨。再扼于漢謀東侵,倉卒而有調兵之守境,皆致貽誤我機,適長北寇之焰,及今權衡輕重,不得不忍痛並力北顧,介兄之親臨前線,正與尊旨遙合,……睥共黨退出各團,則較去年廣州三月二十限共黨不得為部長,選舉不得過三分之一,其手段已隨時勢而遠辣。……近來武漢宣言共黨之罪,知其不惟錯誤,實曾灼見陰謀,然而僅進于三月二十之一步,忍遠之矣,猶不能有四月十五之決心。無他,恥仇之耳。(19)

   8月17日,他在給李濟深的電報中更是直言不諱地說︰“反共目的已達,余素不為權利,更樂得引退,示黨人不爭,促漢方同志反省。”(20)

   可見,在寧漢逐漸合流的情況下,胡漢民對武漢政府的反共行為雖有欣慰,但仍覺得武漢政府的動作過于緩慢、和平。出于國共合作時對共產黨的偏見,他把北伐的遲滯、國民革命的受阻都怪罪于共產黨的破壞,認為清除共產黨是國民黨的必然選擇。也就是說,他與蔣介石等人的觀點一致,視共產黨為國民黨的消滅對象,認為共產黨是國民黨開展國民革命和實行黨內統一團結的敵人,消滅共產黨符合國民黨的利益。

   胡漢民等老黨員對武漢政府反共的欣慰,加速了寧漢之間的諒解和合作。為此,汪精衛也在南昌起義之後適時地發表通電,表明武漢政府反共的決心以及和南京政府合作的意向,即“一致努力消滅共賊,更無他途”,承認自己對共產黨發起南昌起義陰謀有所疏忽的過錯。(21)8月6日,汪精衛發表《錯誤與糾正》一文向社會公開承認錯誤,表示要糾正過去對共產黨的許多幻想。8月8日,汪公開武力反共。9月22日,汪精衛再次表示,“共產黨徒賀龍葉挺在南昌叛變後,兄弟深疚對于共賊裁制稍遲,致釀成此變”,“俟事變平定,當請求中央加以處分。如今正謀補過,未敢即引咎而去”。(22)汪精衛的這種認錯表示與南京方面尤其是胡漢民等老黨員的態度緊密相關。

   8月12日,上海《新聞報》曾以《南京中央某要人談對漢贛事變態度》為題闡述在上海的一位寧方國民黨元老的觀點。雖然報紙沒有點名是胡漢民,但其觀點與胡漢民類似。該報稱︰

   頃訪某要人,詢漢贛共產黨內訌,中央抱何態度?答︰先總理容納共黨,原冀合作到底,完成革命,不料共產黨受少數人唆使,倒行逆施,破壞革命工作,勢難再容,乃有清黨之舉。現在共產黨內訌,在中央視之,亦堪為痛惜之事。目前唐生智、朱培德、汪精衛等紛紛來電,聲請通力討共,最近張發奎亦有來電,表示合作。此間當根據前次徐州會議之蔣馮聯餃馬電(即二十一日電),凡武漢忠實同志歸來,自無不納。中央決通電全國,宣布汪唐各電,聲明討共為政府目標,希望汪唐勿為共黨利用。(23)

   在其看來,南昌起義是武漢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的內訌,並不會給寧方帶來威脅。但南昌起義促進了武漢國民黨的反共自覺,與寧方的反共策略不謀而合,對國民黨而言,終歸是一大幸事。

   與蔣介石一樣,胡漢民也對張發奎與李濟深之間的廣州事變以及隨後共產黨的廣州起義頗為關注。1927年12月9日,他致電馮玉祥,表示︰

   詎武漢方定,而廣州變起,張發奎、黃琪翔等實為共產黨所操縱,其策略系竊據兩廣,同時推翻東南,以制吾黨之生命,為禍實大于唐氏。漢民在黨中與共產派斗爭最久,深知其陰謀百出,抵御之方,惟有堅壁清野,不可輕與為緣。今值危機,一發千鈞,將視黨中領袖諸同志覺悟之程度奚若,不知公何以教之,何以救之?漢民認孫總理遺訓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不當以辱取為目的,二語不獨表示民黨之精神,亦即國民黨與共派之分界,故尤不願以黨為個人政爭之工具。區區微意,專求確定三民主義之信仰,抵御狂邪。(24)

   其言論表明,鑒于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的表現,胡漢民仍然對共產黨的能力心存畏懼,凡是共產黨與國民黨有關聯的地方,他都希望盡力摒除共產黨的參與和影響。從其對廣州事變的觀點來看,他不是從國民黨內的爭權奪利看問題,而是把事變的發生歸因于共產黨的操縱。按其思路,在事變中受共產黨影響的張發奎、黃琪翔無疑成了國民黨的罪人,作為張、黃領導者的汪精衛也難辭其咎。這也是後來武漢方面的汪精衛、張發奎等人不斷受到胡漢民等老黨員指責,導致寧漢合作不斷出現反復的重要原因。連蔣介石也承認︰“許多同志研究十七日的事變(即廣州事變),認為問題重大。幾位中央監察委員對汪同志不能諒解,他們對我說,並非對汪個人,實在是為黨國。他們認定汪與粵變有關。”(25)實際上,就是指胡漢民、吳稚暉等人對汪精衛的彈劾態度。

   顯然,胡漢民的視野過于狹隘,一味囿于對共產黨的指責。他仍然未脫離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清黨反共思路,把共產黨的存在視為國民黨發展的障礙。沿著這一邏輯,對胡漢民而言,共產黨的廣州起義只是更加充分地證明他的上述觀點,即廣州起義已經公開表明共產黨是國民黨的敵人,兩者之間無調和余地。

   2.吳稚暉

   吳稚暉也是南京方面國民黨內的老黨員。與胡漢民的反應類似,他也對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無直接言論,主要關注了廣州事變以及相關聯的共產黨廣州起義。

   1927年11月廣州事變發生後,吳稚暉曾談到︰“此次粵變後,張發奎尚言對粵人不住,汪轉無此話。汪既早知張黃軍內有共產黨,一不應為垂手可改之特委會問題弄兵,二不應騙李濟深離粵,故縱無共派嫌疑,亦難逃釀成共禍罪名。”(26)他認為廣州事變主要罪責在汪精衛,汪精衛利用事變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借反對特別委員會之名,行發動叛變之實,並且對共產黨過于容忍放縱。

   不久,共產黨又領導了廣州起義,更強化了吳稚暉的上述思想。1927年12月21日,吳稚暉致函胡漢民,專門談論廣州起義後對汪精衛的惡感,不斷地指責汪精衛反復無常,質疑汪精衛的反共是假的。在這封函件中,吳稚暉認為廣州起義發生後,國民黨內已出現了重大問題,“又不是我們躲起來的時候了(不是說登台)”。吳稚暉、胡漢民、李石曾等老黨員在蔣介石下野後也宣布辭職,所以此時的吳稚暉、胡漢民並不在職。為此,吳稚暉提出他們不應該再處以閑散狀態,而應參與黨的事務。更為重要的是,吳稚暉認為“廣東忽然生此巨變,精衛的態度,定將無二的不好,也是他的末日到了。”在他看來,廣州起義基本決定了汪精衛的政治生命完結。以此為基調,他指出︰“我們的對付就很不怎麼簡單,我料十有八九,從寧漢合作未成以前,他(汪精衛)東去鉤那個,西去鉤那個,現在那個也上他的當,恐怕湘、鄂反共,都是第三國際的策略。再進一步說,連馮煥章的反共,都是他們一條計劃的。(絕對秘密,或者我的揣測錯誤,亦未可知)。”(27)可見,廣州起義擊垮了南京方面國民黨老黨員對汪精衛的信任,對汪精衛與南京方面合作的誠意產生了重大懷疑,而這與他們認為汪精衛的反共真假難辨有關。

   為此,他建議胡漢民應該“學三分共產黨,應當出來,對真的朋友談談對付假的朋友”,以便“保我們七分人氣”,並且“萬一汪先生仍是一個有人氣的人,他也登台,自然先生們應登台的人,大都去登台。倘他免去那末日生活了,那就先生們應該早早登我們自己的台,勉力抵抗。”(28)他所謂的學習共產黨,表明共產黨的一些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他們這些自持純正的國民黨老黨員。當然,這一段話實際上暴露了吳稚暉等人的政治意圖,即強力維護他們的黨派利益,深恐汪精衛一旦登台,他們這些曾與汪精衛作對的老黨員處于不利地位。

   吳稚暉的公開言論對汪精衛等人的批評更加直接。陳公博曾轉述吳稚暉的言論︰

   先生(吳稚暉)謂此次廣州共逆突變(即廣州起義)為汪先生(汪精衛)之苦肉計。瘡如此,先生尚復以共產誣汪先生犧牲千萬財產及千百人之生命。出此苦肉計。昏瞀如先生,或憂為之。幾屬國民黨真正黨員不獨不忍為,抑不忍言。(29)

   而在反駁陳公博的公開書中,吳稚暉辯駁得更為充分。他指出︰

   我極攻汪先生是受了共產黨指使,乃是在共亂以前。共亂後,要我完全相信他們沒有陰謀,至今是不敢說。……不料焚燒市場,槍殺通城,鬧得那麼大,所以你們自己明明知道共產黨是危險的,將起事了,為什麼小題大做。為了反對特委要弄兵,還急急乎要北江西江,削平廣東,至廣州空虛。難道趕了李任潮還不夠,示威來算要挾特委麼。(30)

   可見,吳稚暉把廣州起義看成是汪精衛與南京方面奪權的苦肉計,即利用共產黨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犧牲千百人的生命。顯然,與胡漢民等人一樣,他也沒有把廣州起義視為共產黨獨立的革命行為和共產黨對新革命道路的探索。

   從當時的情況看,吳稚暉在廣州起義爆發初期對武漢方面的激進反對態度得到了南京方面不少老黨員的支持。諸如,張靜江甚至“要求至少須緝陳公博、顧孟余、甘乃光,否則不再與蔣見面”。(31)可見,對武漢方面的領導人進行打壓是許多國民黨老黨員的共同看法。

   然而,與廣州起義時間相近,寧漢兩方正為召開二屆四中全會和特別委員會的有效性等問題鬧得不可開交。為了推倒特別委員會,蔣介石實行聯合汪精衛的策略,共同推動二屆四中全會召開,以便對付桂系和西山會議派,為自己的復出和領導地位的確立提供合法性。蔣介石的調和態度也影響了支持蔣介石的吳稚暉等人。12月下旬,吳稚暉再次致函胡漢民,談到了他與蔣介石在廣州起義後對汪精衛的黨內處理意見︰“小題不可大做,出變之事,全在協衷,與開會無關。若要用開會來以多數壓少數,徒然增多糾紛。他(注︰指蔣介石)以為然。”(32)也就是說,為了蔣介石方面的利益,吳稚暉對汪精衛的反對意見不再那麼強勢,不再強烈要求利用執監會檢舉汪精衛等漢方領導人,而願意取“協衷”態度。

   從胡漢民、吳稚暉等國民黨元老的反應來看,他們對共產黨武裝暴動本身並沒有多大注意,而是基于反共的思維力主國民黨積極反共,認為消滅共產黨是必然的事情。這是對國民黨力量的自信表現,同時也是對共產黨力量的低估。與此同時,他們幾乎一致指責汪精衛等武漢政府領導人主導或指使了共產黨暴動,以借機打擊漢方,提高寧漢合作的砝碼。並且質疑汪精衛的反共誠意,使汪精衛在黨內的地位不斷下降,被迫做出檢討,最後甚至出國避風波。這也表明,胡漢民、吳稚暉等人也與蔣介石一樣,因對國民黨力量的充分自信,低估了共產黨武裝起義的影響力及其後續的發展潛力,對國民黨存在的問題缺少必要的自我檢討,引導國民黨的政策走向越來越右傾。

   三、各地方實力派對共產黨武裝起義的復雜反應

   與蔣介石、國民黨老黨員相比較,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南京政府地方實力派因地位不同、利益不同,對共產黨武裝起義的反應呈現出更為復雜的情況。他們公開表態的一致性與地方利益的爭奪交織在一起。

   1.以李濟深為代表的粵派

   李濟深雖然廣義上屬于桂系,但他又有自己的地方勢力,即主要堅守在廣東,姑且稱之為粵派。粵派是與共產黨三大起義尤其是廣州起義密切相關的國民黨地方派系。他們雖名義上歸于南京政府,但因武漢方面對他們的爭取和固守地方利益等因素,政治表現較為復雜。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李濟深在廣東積極響應,實行清黨,武力鏟除共產黨,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33)也就是說,李濟深基于自身利益和理念,站在了蔣介石一方,與共產黨和武漢政府為敵。但實際上,只要武漢政府不威脅他的地位,李濟深基本對武漢政府的動向持觀望態度,他在得知武漢政府反共後,並未歡欣鼓舞。1927年7月15日,他致電胡漢民,認為“武漢逆黨似有假借清黨為名及利用各個擊破策略圖我者,此間同志決不上其當也”。(34)他對武漢方面反共的質疑,主要是怕武漢軍事勢力向廣東方向發展,威脅他在廣東的地位。

   在這種心思之下,共產黨的南昌起義激起了李濟深的復雜反應。8月12日,李濟深與黃紹共同致電蔣介石、胡漢民,表達了對共產黨南昌起義的看法。他們指出︰

   此次贛省葉、賀叛變,實為吾黨及政府重新團結之最好機會。武漢方面若能認真清黨,誠意合作,我方似宜推誠相見,以免反為共黨挑撥。至對于南昌軍事,在贛東方面,似有迅速進兵,防堵夾擊,且與贛南部隊聯成一氣之必要,濟深、紹雄平素主張黨與政府須十分團結,始可完成革命事業,前此分裂,誠最痛心,今有良機,似宜補救。若仍錯過,萬一共黨另佔一地,休養整頓,伺隙而動,黨國前途,可為憂懼。迫切直陳,請為察納。(35)

   這是粵派對南昌起義反應的直接史料,較為珍貴。一方面,他們與南京方面的觀點一致,即認為南昌起義促使武漢政府覺悟,實施清黨反共,為寧漢團結提供了契機。這是他們政治上的公開表態。另一方面,南昌起義部隊意圖向廣東創建根據地,他們深恐共產黨軍事力量的發展對己不利即“萬一共黨另佔一地”之憂,為此作為廣東的軍方代表,他們更重視在軍事上“剿滅”共產黨,並把共產黨的軍事行動壓制在江西境內。這是他們地方利益、私人政治目的的隱性表達。

   正因為對南昌起義部隊進軍廣東的擔憂,1927年9月在葉挺、賀龍部隊發動東江起義後,李濟深急令部隊“進剿”,以便迅速擊退共產黨軍隊,穩定廣東的局勢。當時的《國聞周報》對共產黨革命聲勢的高漲、李濟深的倉促應對有著稍顯夸大的描述︰“(葉賀軍)入粵以來,得農民軍之內應,故戰事極順利,人數已擴充二萬余。較之在贛時,均增一倍以上,故聲勢日大。李濟深應付困難,縱令一時被迫退出汕頭,然葉賀勢力,一日不滅,必爭奪潮汕不已。東江方面從此恐無復寧日。”(36)不難看出,報紙對共產黨軍隊數量和實力的估計過高,但對李濟深堅定固守廣東的觀察比較準確。實際上,確實因李濟深等粵派的積極合圍“進剿”,共產黨的南昌起義部隊到1927年10月基本被打敗,殘余部隊分散各地繼續斗爭。(37)

   隨著寧漢合作的逐步進行,李濟深與汪精衛等武漢方面的領導人也走得較近,其目的在于盡力爭取更多的政治利益。11月16日,李濟深與汪精衛作為廣州方面的代表赴上海,與蔣介石接洽商談合作。然李濟深一離開廣州,武漢張發奎就開始了奪取廣州軍政大權的行動,即廣州事變。這一事變導致李濟深轉而又反對汪精衛、張發奎等人,指責他們借反對特別委員會之名,進行武裝叛亂。(38)令李濟深想不到的是,廣州事變還沒有處理完畢的時候,12月11日共產黨又接著發動了廣州起義。誠如《申報》所言,共產黨這次武裝暴動,“事前各要人均無所知,至十一日上午一時,始由黃琪翔通知朱暉日,朱當時在公安局,即召集保安隊彈壓,人未集而共黨已攻至,戰至天明,即被攻入”。(39)足見,廣州起義確實是出乎國民黨意料。

   廣州起義直接關系到李濟深的切身利益,因此他迅速做出了反應。12月13日,李濟深向記者發表談話,表示︰

   廣東事件不可輕視,汪兆銘與此事有關系。自種種事情可以看出。惟因未接詳報,不能斷言。參加共產派之張發奎軍隊似非全部,主為農民軍、工人軍,其勢力不大。目下隸此勢力下之軍隊,汕頭方面約二萬,西江方面約八千。北江方約一萬,各自集合一處。……此事有俄國援助,為不可動之事實,故所及影響不少。由種種意味言之,應早收拾也。(40)

   李濟深的談話表明,他質疑汪精衛與廣州起義有密切關系,由此反感汪派。應該注意的是,李濟深作為軍事將領,尤其重視共產黨的軍事實力,認為參加起義的除了隸屬張發奎的部分軍隊外,主要是工農紅軍。李濟深的觀察比較準確,共產黨方面確實主要通過發動工農運動來增強軍事實力。同時,他也注意到廣州起義有俄國的支持,影響不小。立于南京政府的立場,考慮自身的地方利益,李濟深必然主張應盡快消滅廣州起義的共產黨部隊。從紅軍創建的角度而言,李濟深是少有的真正注意到共產黨軍事力量崛起的國民黨地方派代表。

   廣州起義引起的國民黨內混亂讓外界紛紛猜測。以報道時事新聞著稱的《國聞周報》對此有精彩的分析。該報以《變化無已之南局》來概括廣州起義後南方的局勢,指出︰“本周因廣州共產黨事變,南方局面又為一變。”(41)然應該看到,李濟深等粵派在不犧牲地方利益的前提下,能夠積極擁護南京政府的政治主張,一旦危及自身利益,他們就容易陽奉陰違,甚至倒戈相向。對李濟深等人在寧漢之間周旋的做法,吳稚暉等國民黨元老有切身的體會。1927年12月21日,吳稚暉致函胡漢民,批評“李任潮崇拜大人物,跟了他就跑,苦頭已吃的不小,這幾乎有目共睹,那里還容他多方諱飾呢。到了廣東以後,又東來修舊好,西來修舊好,雖未‘幣重’,確已‘言甘’。”(42)吳稚暉是在諷刺李濟深在汪、蔣之間左右逢源,沒有明確的政治立場,涉及廣東就一心維護自己的利益。

   2.以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桂系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的主要代表。他們名義上歸屬南京政府,但派系意識非常強烈,注重維護派系利益,為此與李濟深一樣也是在南京政府中央利益與派系利益之間尋求平衡。

   南昌起義發生後,李宗仁作為南京政府的重要領導人,主要關注漢方的反共是否真正落實,認為寧漢兩方共同反共,共產黨必然消滅。8月8日,李宗仁與蔣介石、胡漢民等人聯名致電汪精衛︰

   我等終身之交誼,最近之努力,均不至為三五棍騙如陳獨秀李立三輩所賣。此總理在天之靈,終發其奸險,而促我等之集合。俾竟垂成之功也。……漢友前電,已令共黨完全退出黨部,則黨事只有整個之善後,並無兩派之爭執。開一第四全會,促第三次大會之進行,早求徹底整理。(43)

   可見,在不涉及自身派系利益的情況下,李宗仁與蔣介石、胡漢民等能夠一起為了南京政府的利益而呼號。在他看來,共產黨的南昌起義確實起到了促進寧漢兩方重新合作的客觀作用。

   因廣州事變一定程度地傷害到桂系利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對汪精衛產生了惡感。共產黨的廣州起義在他們看來,也與汪精衛有關,所以更對汪精衛大肆攻擊,甚至要求南京國民黨中央“應不令其出席中央全體會議”。(44)《國聞周報》對此有描述︰

   李宗仁對蔣復職事,雖亦力表贊同,但對汪精衛則大攻擊,謂從前極崇拜其人,今則看破其言行矛盾,深悔以前受其催眠。雖不敢謂汪是附共黨但其行為乃共黨行為。汪不顧從前在武漢開除蔣黨籍及通緝令事,反而擁蔣,恐是策略或蔣將上當,希望群眾勿為汪之文章所麻醉。白崇禧言本人意見,與李宗仁全通雲雲。(45)

   在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李宗仁、白崇禧基于派系利益和南京政府利益主要站在蔣介石一邊,雖然蔣介石當時的下野也有他們的逼迫成分。(46)正是在各種復雜的利益面前,李宗仁、白崇禧對與廣州起義有關系的汪精衛十分不滿。作為軍事將領,他對共產黨的武裝起義反而沒有多大關注。這與南京政府對共產黨軍事力量的低估,以及認為廣州起義應由武漢方面來處理有關系。

   南京政府地方派系眾多,除了粵派、桂系,還有馮玉祥等地方實力派。以馮玉祥為例,他與南京政府蔣介石的合作更多的也是基于自身地方利益,為此他在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盡量周旋,並不全力打壓汪精衛。誠如《大公報》所評論的那樣︰蔣馮合作,“馮之意趨重對北,而對武漢則不甚重視,且認為可資用為解決之手段,為用政治手腕,有非必用武力解決之意”。(47)南昌起義爆發後,他認為共產黨不足為懼,主要勸誡武漢方面的汪精衛等人反共,並力促南京政府全力北伐。(48)對馮玉祥而言,北伐才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選擇,共產黨發動起義對他而言沒有切身利益關系。

   如上所述,南京政府地方派因擁有自己的軍事力量和勢力範圍,對南京政府的忠誠度不一,他們在面對共產黨武裝暴動時呈現出差異性的反應。這種反應一方面在公開層面基于南京政府的中央利益,另一方面又隱含著自身利益的考量與爭奪。從總體情況看,地方派系的反應往往是真實看法的隱性表達與虛假的公開表態相交雜。誠如汪精衛在廣州起義不久被迫出國後所發的感想所示,“武人如李白李黃輩(即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黃紹),其所為較之第一次代表大會後之楊希閔劉震寰等實有過之”,“況其所言,純為迎合李白李黃輩便于把持割據”。(49)汪精衛實際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等軍方代表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地方軍閥,他們的言論和行動實質上是為了把持割據局面,維護南京政府利益只是他們的表面之言。

   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和歷史地位。然而,作為敵對者的南京國民政府對共產黨的這些武裝暴動,有著與共產黨不一樣的感受和反應。國共之間對三大起義的差異性評述和定位,與不同的黨派利益和指導思想等緊密相關。

   在南京國民政府內部,各方雖然有著大體一致的觀點呈現,但因立場、利益等不同,因而對共產黨的武裝暴動有著不一樣的反應。蔣介石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的核心領導者,他的觀點基本代表了寧方的意見。對蔣介石而言,基于清黨反共的邏輯和慣性思維,他對共產黨始終抱著較深的敵意,對共產黨的革命思想和行為都持否定態度,為此,對共產黨領導的三大起義基本持反對和蔑視觀點。並且因為對國民黨力量尤其是軍事力量的自信,他對共產黨的實力較為輕視,認為國民黨消滅共產黨是迅速且必然的事情。同時,因政治利益的需要,他對與共產黨武裝暴動有所關聯的汪精衛並未一味打壓,而是恩威並施,試圖與汪精衛共同推翻特委會,召開國民黨全會,借機復職和提高自己的領導地位。胡漢民、吳稚暉等國民黨元老對蔣介石的清黨反共堅決支持,但因他們在黨內的資深地位和對國民黨舊三民主義的堅持,他們的表述往往看起來充滿“黨性”意識。在他們看來,對于共產黨和共產黨的武裝暴動必須毫不留情地予以消滅,方能拯救國民黨的“革命”命運。並且他們對與共產黨有瓜葛的武漢政府和汪精衛等人充滿質疑,意圖壓制思想不夠右傾的武漢國民黨,彈劾汪精衛等漢方領導人,維護南京國民黨的正統地位。這與蔣介石的觀點稍有不同。地方實力派則更為復雜。他們對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反應主要是基于自身的地方利益,理念的分歧是其次。因涉及切身利益,李濟深等粵派對共產黨的武裝暴動始終較為關注,並以武力消滅共產黨的武裝力量為重要任務,對共產黨的興起比較畏懼和痛恨。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與李濟深有密切的利益關系,為此,他們對共產黨的武裝暴動也持反對態度。但與李濟深相比,他們的地方利益沒有受到直接威脅,為此很多時候他們的公開聲明更具國民黨的官方色彩。然而,不管是蔣介石、胡漢民、吳稚暉,還是李濟深、李宗仁等地方派,他們都沒有充分地估計到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影響力和發展潛力,認為以國民黨的強大力量消滅弱小的共產黨是輕而易舉的事,忽視了共產黨的革命復興能力,貶低了共產黨的革命思想,與此同時,過于高估了國民黨的實力,一味與共產黨的革命政策對立,造成了政治視野的狹隘、方針政策的右傾。這種思想導向最終影響了國民黨的前途,也使國共兩黨的勢力格局和最終命運發生了根本改變。

   注釋︰

   ヾ三大起義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庹平的《從南昌起義到上井岡山︰朱德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黨的文獻》2014年第1期)、黃愛國等人的《試論秋收起義的意義與特點》(《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9期)、李淼翔的《廣州起義對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重要貢獻》(《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等文闡述了三大起義與紅軍創建的關系。陳毓述、蘇若群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南昌起義》(《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5期)、蔣國海的《論共產國際與秋收起義》(《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5期)、姚金果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廣州起義——圍繞三個重要問題的分歧及我見》(《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5期)論述了三大起義與聯共(布)、共產國際的關系,推進了三大起義的研究。筆者所見,僅有劉小花、陳洪模的《民國報紙報道南昌起義口徑變化之考察》(《蘇區研究》2016年第4期)考察了南昌起義後報紙輿論的反應,涉及了非共產黨方面的聲音。

   ゝ王正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台北︰“國史館”,2003年,第546-547頁。

   ゞ《蔣介石日記》(1927年7月8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々《蔣介石日記》(1927年7月9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ぁ王正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第622-623頁。

   あ《蔣介石日記》(1927年8月5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ぃ《南潯線共黨火並之混戰》,上海《民國日報》1927年8月7日,第2張第1版。

   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關于決定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1933年6月30日),《紅色中華》第93期,1933年7月11日,第2版。

   ぅ《蔣介石日記》(1927年8月8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う周美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台北︰“國史館”,2003年,第165-167頁。

   (11)周美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78-184頁。

   (12)《共產軍難長久支持》,《順天時報》1927年12月13日,季嘯風、沈友益︰《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70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99頁。

   (13)《變化無已之南局》,《國聞周報》第4卷第49期,1927年12月15日,第2頁。

   (14)周美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86-190頁。

   (15)周美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95-196頁。

   (16)周美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97-200頁。

   (17)胡漢民︰《CP的手段和策略》(1927年8月1日),存萃學社︰《胡漢民事跡資料匯輯》第4冊,香港︰大東圖書公司印行,1980年,第22-33頁。

   (18)胡漢民︰《新帝國主義的新文化侵略》(1927年8月5日),存萃學社︰《胡漢民事跡資料匯輯》第4冊,第37頁。

   (19)《胡漢民吳稚暉李烈鈞鈕永鍵致馮玉祥電稿》(1927年8月3日),陳紅民︰《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2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70頁。

   (20)《胡漢民致李濟深電稿》(1927年8月17日),陳紅民︰《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2冊,第364頁。

   (21)《從寧漢妥協到蔣介石下野》,《國聞周報》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第1-12頁。

   (22)《寧漢國民政府與黨部合並後重要文件》,《國聞周報》第4卷第40期,1927年10月,第1-8頁。

   (23)《中央對漢贛態度》,上海《新聞報》1927年8月12日,第1張第4版。

   (24)《胡主席漢民致馮總司令玉祥青電稿》(1927年12月9日),陳紅民︰《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2冊,第259頁。

   (25)周美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86-190頁。

   (26)《變化無已之南局》,《國聞周報》第4卷第49期,1927年12月15日,第3頁。

   (27)《吳稚暉致胡漢民函》(1927年12月21日),陳紅民︰《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57頁。

   (28)《吳稚暉致胡漢民函》(1927年12月21日),陳紅民︰《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冊,第458-459頁。

   (29)《辯陳公博之誣致民國日報書》(時間不詳),徐逸如︰《吳稚暉書信集》,上海︰文林書局,1936年,第63-64頁。

   (30)《辯陳公博之誣致民國日報書》(時間不詳),徐逸如︰《吳稚暉書信集》,第64-78頁。

   (31)《變化無已之南局》,《國聞周報》第4卷第49期,1927年12月15日,第2頁。

   (32)《吳稚暉致胡漢民函》(1927年12月),陳紅民︰《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冊,第461頁。

   (33)《廣東當局大捕共產黨》,天津《大公報》1927年4月29日,第6版。

   (34)《李濟深致胡漢民電》(1927年7月15日),陳紅民︰《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冊,第507-508頁。

   (35)《李濟深黃紹致蔣介石胡漢民電》(1927年8月12日),陳紅民︰《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冊,第515頁。

   (36)《一周大事述評︰葉賀軍入汕頭》,《國聞周報》第4卷第38期,1927年9月,第8頁。

   (37)《李濟深、黃紹十月六日電》,上海《民國日報》1927年10月19日,參見八一起義紀念館︰《南昌起義》,北京︰中共中央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527-528頁。

   (38)楊奎松︰《中國近代通史︰內戰與危機(1927-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11頁。

   (39)記者︰《廣州大暴動紀要——摘錄十三至十五日上海各報紀載》,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等︰《黨史教學與研究(廣州起義資料專輯)》(5),1980年內部出版,第220-221頁。

   (40)《粵變有俄國援助 汪派有關系尚難斷言》,《順天時報》1927年12月13日,季嘯風、沈友益︰《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70冊,第100頁。

   (41)《變化無已之南局》,《國聞周報》第4卷第49期,1927年12月15日,第1頁。

   (42)《吳稚暉致胡漢民函》(1927年12月21日),陳紅民︰《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冊,第458頁。

   (43)記者︰《從寧漢妥協到蔣介石下野》,《國聞周報》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第1-12頁。

   (44)《粵變有俄國援助汪派有關系尚難斷言》,《順天時報》1927年12月13日,季嘯風、沈友益︰《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70冊,第100頁。

   (45)《變化無已之南局》,《國聞周報》第4卷第49期,1927年12月15日,第2頁。

   (46)楊奎松︰《中國近代通史︰內戰與危機(1927-1937)》,第4-5頁。

   (47)《萬目睽睽之蔣馮》,天津《大公報》1927年7月15日,第2版。

   (48)《馮玉祥致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蔣介石胡漢民等電》(1927年8月11日),陳紅民︰《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冊,第527頁。

   (49)汪精衛︰《復駐法總支部函》,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1979年內部版,第59頁。

 

作者︰ 易鳳林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