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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北回族商業的變遷

2017年12月05日 02:22:25 來源︰ 《甘肅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

作者簡介︰蔡宇安(1970-),女,副教授,博士,宜春學院農村社會建設研究中心(宜春 336000);趙國軍(1976-),男,回族,甘肅會寧人,法學博士,哲學博士後,甘肅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蘭州 730070)。

內容提要︰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形勢風雲變化,受其影響西北回族商業在近代不同的時期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具體表現在行業變革不斷深層化、經營規模明顯層級化、商業資本逐步多樣化、管理模式漸趨規範化等幾個方面。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來講,近代西北回族商業經濟都已經向著更高層次發展。

關 鍵 詞︰近代/西北回族/商業/變遷

標題注釋︰本文為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二五”(2013年)規劃項目(項目編號︰13SH13)和國家社科基金會項目“近代西北回族的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研究”(項目編號︰13XMZ013)的階段性成果。

   在中國社會經濟近代化轉型的過程中,西北回族商業發生了顯著變革。由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形勢風雲變幻,西北回族商業在近代不同的時期的發展狀況也不盡相同。清代回族的社會地位大幅下降,已經完全失去了元明時期從事高端商業的優勢。加之,回族人口在西北地區的迅速增長和廣泛分布造成實際生活需求日益增長,到晚清時回族商業活動遂與本民族的生計越來越緊密相連。民國以後,西北回族擁有了比較良好的社會政治環境,所以回族商業出現了一個黃金發展時期。民國時期的回族商業經濟發展的地域更為廣闊,幾乎遍及城鄉各地,經營的商品種類更為豐富,商業經營的地域特色更為突出,甚至出現大資本運作的新式商業。這些都說明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來講,近代西北回族商業經濟都已經向著更高層次發展。

   一、行業變革不斷深層化

   近代西北回族商業經營門類顯著擴大,並且伴隨著一些新興行業的興起,一些傳統行業開始衰落。很多與回族風俗習慣無關的商業行業回族商人都已開始經營,尤其是西北回商已經開始涉足經營一些與近代工業有關的商品,如煤炭、石油等新興商品品種。同時,西北回族商業活動範圍不斷拓展,已經突破了地方性小市場交易的局限,長途販運成為回族商業重要的交易形式。

   (一)行業結構的變化

   晚清時期,西北回族經營的商業門類比較狹窄,多為與回族群眾的生活相關聯的一些行業,如飲食業、皮貨業、牛羊業、屠宰業、制革業、販馬業、運輸業、販賣山貨及油鹽米炭等。其中販運茶、鹽等榷貨是西北回商的主要行業,如經營甘肅茶葉貿易的西櫃則為回民主持[1]3,茶葉多采自湖南和四川。陝西咸陽的木士元是茶商中的“通行領袖”,所經營的茶葉銷往甘肅、新疆等地;涇陽馬金富和馬金玉兄弟,在縣城東關開設商號,經營茶葉和雜貨,並且遠銷外地,在當地影響很大[2]96-97。此外,在大中城市中仍有一些回族商人保持從事古玩業的傳統,他們中“有開古玩鋪的,有跑街的,有長途販運的,也有在鄉村收購的”[3]170-171。這一時期,西北回族商業活動區域由大城市向中小城鎮、農村及偏遠地區發展,尤其在同治回民起義結束之後更趨明顯。居住于西北鄉村的回民基本上亦農亦商,多數農忙時務農,農閑時從事小本經營和長、短途販運。有一些回族地主豪紳也經商,如禹得彥除了在家鄉種植莊稼,還在西安開設商號,在四川開有鹽井 [4]167。

   民國初期,回族傳統行業不斷擴大,出現了比較興盛的局面。但隨著殖民化的深入,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傾銷改變了中國人的消費方式,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很多傳統的行業相繼衰落甚至消失,同時也出現了很多與回族風俗無關的新興行業。西北回族商業發展明顯遲滯于內地及沿海地區。正如時人所述︰“西北回胞經營商業者以行商居多,而坐商寥寥無幾,但亦可分為運送業,皮毛業,茶業,布業,國藥業,糧食業,油業,鹽業,舊貨業,旅館業,食品業。”[5]171-172除了這些傳統行業外,在大城市里有回商開始涉足新興行業,如20年代興起的德泰光煤油公司、利通汽車運輸公司,20世紀30年代後有華豐面粉公司、渭南打包廠等 [6]136。

   民國中後期,西北回族傳統商業結構開始裂變,尤以抗戰開始以後變化為明顯,“回族傳統的行業,在發展中門類也越來越細,並派生出與此業相關的手工工業或是小工廠”[7]。其中,最為突出的為飲食業和皮毛業,如民國時期西安清真飲食業的經營範圍劃分更細致,牛羊肉食業雖然與飲食業互有關聯,但已經從餐飲業中剝離出來,逐漸發展為集屠宰、加工和銷售為一體的行業。與此同時,糕點業也從飲食業中脫離出來,自成一體。

   (二)新興商品的增加

   清末以降,西北回族的商業貿易中皮毛販運和制革業是支柱性的行業,逐漸形成了集飼養、收購、加工和銷售為一體的產業集群,成為極具優勢的壟斷性行業。回商輸出的商品仍以羊毛、駝毛、羊皮等西北土特產為主;從內地輸入西北民族地區的商品除沿襲數百年的茶葉、布匹、絲綢、生產工具、日用百貨外,還新增了很多品種。不僅有內地所產的工業用品,而且洋貨也開始輸入。如民國時期寧夏“回族經營的商品,主要有當地出產的甘草、發菜、枸杞、糧食、油料、豆類、山貨、牛羊肉、清真食品、藥材、食鹽等等;而從外地運進的商品有絲綢、布匹、成衣、海味、首飾、糖、菜、小農具、棉花、小五金、火柴、蠟燭、肥皂、毛巾、帽子等各類百貨以及回族生活中特需的湯瓶、吊罐、白帽、紅糖、拜氈、拜毯等等”[8]236。

   隨著內地商人和外商的增多,西北地區市場中商品以外地和外國貨為主,尤其是大、中城市回族經營的新興商品品種顯著增加。例如,西安德泰光煤油股份有限公司是專營石油及衍生品的回族商業企業,不但經營品種多樣,有美孚煤油、虎牌煤油、鷹牌煤油、鷹牌蠟燭、飛馬牌汽油、機器用油以及油燈、蠟燭、凡士林等,而且商品銷售量也很大,1927年僅美孚煤油的銷售量每月就高達100噸左右,折合1000多桶,佔全陝西省銷量的一半 [9]71。20世紀40年代後,西北回商經營的商品中舶來品開始佔據主要份額,有火柴、西藥、布匹、煤油、蠟、紙、堿、洋糖、煙、日用品等幾大類。並且每類商品品種也很豐富,如布匹有人馬弓斜布、九龍洋布、卡機布等;日用品有毛巾、香皂、牙膏、紙煙等。當時大部分來自日本及美國,由包頭輸入,小部分來自內地[10]。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舶來品已經普及到小城鎮、農村集市,甚至是偏遠的民族聚居區。如青海玉樹地區的結古,市面商品中80%的布匹與雜貨為英國貨、日本貨和印度貨[11]683。

   (三)活動範圍的擴展

   清末民初,外國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伸入到西北市場,又因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興起的資本主義民族工業從西北地區找到豐富的生產原料,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西北地區商品貿易的發展。與此同時,販馬業和運輸業的大發展為長途販運成為西北回族商業的主要貿易形式提供了運力保障,如在西安馬市形成了回族馬牙家,這些騾馬經紀人把中原的漢族和大西北的回族、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聯系起來;運輸業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從清光緒中葉開始的甘肅皮筏運輸業,蘭州筏戶幾乎盡為回民,先多來往于西寧至蘭州間,後又延至包頭等地,此行業一直持續經營到新中國成立以後[12]167-177。民國中期,近代機器工業已經在沿海發達地區和內地大量出現,商品生產已經從以家庭為紐帶而結合于自然經濟體系之中的使用價值生產轉向價值生產。生產決定流通,20世紀20年代以後,中國市場進一步擴大,商品經濟獲得較大發展,超越地方性小市場的區域性市場和全國性市場網絡逐漸建立,為回族工商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受國內、外市場的需求的影響及生產力發展的帶動,西北回族商業活動已經突破了以交換小生產者的剩余產品,而達到互通有無、調劑生活為目標的地方性小市場交易的局限。商品交換的目標已經從獲得交換價值形態下的使用價值開始向追求價值轉變,故而西北回族商業向近代資本主義商業過渡。長途販運雖然風險大,但是利潤也高,這種長途經商的形式在民國的西北回族商業發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其所形成的四通八達的水、陸運輸網絡,是西北回族商業流通網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對于西北回族商品流通網絡的發展和西北區域市場網絡的完善都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西北回族經濟近代化的初步嘗試,體現在回族商業與市場關系上,更確切地說是與長途販運關系更為緊密。回族商人從事的長距離運銷使得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密切和穩定,從而形成了很多大小不同的與市場體系有嵌入關系,並且自成體系的微觀層次的回族商業網絡。

   二、經營規模明顯層級化

   民國時期,天津、北平等所產的商品和由天津進口的洋貨等物資在西北市場佔了較大的比重,上海、江蘇、浙江等地的絲綢、日用百貨等物資在西北的輸入量也逐步增加。與此同時,西北地區商品的輸出量也成倍增長,在這種情況下,西北回族商業便以較快的速度發展起來,以經營規模來講,主要分為批發商業、零售商業、小商小販三個層級,其經營方式也各不相同。

   (一)沿習傳統經營模式的小商小販

   民國期間的西北回族商業中,數量最大的是小商小販,其經營內容和經營方式仍沿舊習,“‘拾街頭、皮毛稈、賣零食、宰牛羊、當經紀、闖五行’,可以說是對回民商業行業和經營狀況的縮寫”[13]63。雖然小商販資金少,但人數多,分布廣,所經營的商品又與城鄉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在整個西北回族商業和民國期間的西北民眾的生活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據青海省政協工商聯小組在20世紀50年代初收集的資料,1949年以前西寧地區小商販戶數約佔商業總戶數的95%,從業人員約佔商業總人數的77%,農村小商小販的比例高于城市,其中50%以上為回族[14]216。小商小販的經營形式,總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坐商,其中有固定店面的(俗稱雜貨鋪)叫小商或小商店,在固定的地點露天擺攤營業或租用他人場所(或公共場所如市場)設攤的叫攤販。第二類是行商,沒有固定營業地點的流動商販(當地人叫“貨郎”)。這兩類小商小販城鄉都有。第三類是小運輸商販,是將商品運送到特定地點的行商。小運輸商販與前兩類小商販不同,即不設店擺攤,也不走街游鄉,而是在一定時間內,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特定地點之間來往的行商。小商小販的營銷方式有四個特點︰一是零星進貨。因為資金少,以品種多、數量少為進貨原則,以達到快進快銷,加速資金周轉的經營目的。二是多在本地進貨。在一般中、小城鎮的坐商中,有專門以供應回族小商販為主營業務的小批發商。供應的商品不但價格便宜,還可以優中選優。加之,雙方之間由于長期合作形成了固定代銷關系,雙方相互信任,能保證進貨過程快捷順利。三是回商小販們銷售方式很靈活,有固定客源。因而小販們對于任何數量、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及任何形式的交易都很重視,為顧客提供了各種方便之門,不但可以送貨上門,顧客還可隨意挑選、可賒欠、可以貨換貨,可謂“急顧客之所急,想顧客之所想”。四是行商的經營活動覆蓋區域廣泛。貨郎的活動區域遍及城市的大街小巷、農村的村落集市,小運輸商則伸入到邊疆民族地區、偏遠地區,從而能將分散在這些地方的農副產品、土特產品收購起來,加強了各地及各民族間的物資交流和商品流通。小商小販的經營範圍很廣,凡群眾日常生活、生產需要的,幾乎無所不包。並且其經營方式靈活,特別是農村的小店鋪和游鄉貨郎,既銷售,又收購,可以用現金購買,也可以用糧食、雞蛋、零星皮毛等換購,熟識的人還可賒欠。他們將這些零星分散的農副產品集中起來,運往城市。

   (二)以快進快銷為經營策略的零售商業

   西北回族的零售商業經營策略以快進快銷為主。一般零售商都選擇離營業地點最近、運輸最方便的市場進行,進貨時對市場稀缺商品搶購、多購,對平銷商品則少進、勤進。銷售方式分為兩種,一是現金銷售。這種銷售一般為坐店經營,通常要想方設法招徠顧客,以增加銷量。顧客進門後,店員要立即主動招呼,顧客要什麼店員給拿什麼,任其反復挑選,不怕麻煩。並且,要想盡辦法宣傳介紹,促成交易,強調不失去任何一個顧客。即使不能成交也要注意“買賣不成仁義在”,不能得罪顧客,期望顧客下次再來。對于闊綽主顧還可以送貨到家,取錢回鋪。為了多招徠顧客,多獲得利潤,有的商號在進貨時選購上好商品,或在外地委托精心加工,使貨物質量好、結實耐用;交易中絕不短斤短尺。注意樹立好的信譽,售出的商品有問題時,還負責退換、賠償。二是賒銷。對農牧民零售商一般采用賒銷,因為賒銷的對象是熟識的、有償還能力的人,所以賒銷數額很大,而不認識的人若要賒欠貨款則需保人做擔保。農民在冬夏“換季”或有婚喪大事,一時不能支付現金或糧食時,即向其賒購。多以房契、地契為抵押品,到期清償。償還方法,一種是當時議定秋後付給糧食或現金若干,另一種則是秋後根據糧食市價再行折算。賒銷商品的價格都是包含利息的,而且利率通常高于正常值。如果到期不能清償欠帳,則以抵押品頂賬。很多商號在農村擁有的田產多數是“收賬”得到的抵押品。

   (三)以長途販運為主要經營方式的批發商業

   西北距工業品產地遙遠,運輸時間長,每次進貨數量較大,加之賒欠款項、佔用資金多,只有資金雄厚的商號才有能力經營批發業務,這些商號多為封建官僚壟斷資本家、大民族資本家及宗教商業集團經營的商業機構。無論官僚壟斷資本家,還是回族大民族資本家,抑或是回族宗教商團經營的批發業務都要通過長途販運的方式進行商品交易。經營批發業務的商業機構分為行商、坐商兩類。行商從外地運來的商品,多數委托過載行代為批發(或全部售給過載店),或將貨存放熟識的商號中批發。坐商在主要進貨地(如天津、西安、上海、武漢、蘭州、成都等地)委派駐莊人員,專門從事商品采購、發運。經營批發的行商和坐商大多數集中在區域中心市場,一般是“上貨”(輸入工業品)、“出貨”(輸出皮毛、藥材等土貨)都經營。“上貨”多用大車、腳騾運輸,“下貨”多用皮筏走水路。清末設立郵局後,零星的進貨多用包裹從郵局郵寄。在外地有聯號(總店或分店)的,各聯號互相代為采購、發運,年終結算(零售商亦同)。批發商品,在抗日戰爭前,基本以賒銷方式為主,批發給西北零售商的,都會商定收款日期。如在西寧市場,銷貨1月後,于每月21日收款,叫做“標期”。而每標付款只佔總賒銷數的25-30%,最多超不過50%,這樣續賒續還,直至年終。賒銷為貿易雙方提供了一些方便,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風險。若物價波動時,常引起糾紛。如抗日戰爭勝利後,物價一時暴跌,許多零售商戶資不敷債,無力償還欠款,批發商和零售商都受到很大損失。此後物價又不斷上漲,賒銷批發的經營方式遂止。批發給外地的,除“標期”收款辦法外,有的議定以皮毛償還,通常是冬季給商品,春季收皮張;春季給商品,秋季收羊毛等。為提高營利能力,多數批發商兼營零售,經營的商品並不局限于何種範圍內,有利可圖時就跨行業經營,遇到物資緊缺時常采用囤積居奇的手段來獲取暴利。

   三、商業資本逐步多樣化

   (一)資本來源多樣化

   按性質來講,西北回族商業資本有民營商業資本、官僚買辦壟斷商業資本兩種。資本的來源形式多樣,民營回族商業資本有從銀行貸款的,有招股集資的,有經過原始積累而來的。而回族官僚買辦商業資本的來源除了上述幾種之外,還來源于各種苛捐雜稅、高利貸、教徒的奉獻等等。雖然官僚買辦壟斷商業資本佔當時西北商業總資本的很大比例,但是其僅能代表小部分回族上層的利益。

   (二)資本構成多樣化

   回族商號在資本構成形式上,有獨資與合資兩種。合資商號一般是由家族或親友、同鄉合伙經營的。在1923—1937年中國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包頭吳忠籍回族只有“寶順棧”“德順公”兩家合資經營的商號。由此可見,由于資金有限,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的回族皮毛商在外埠經營商號為股份制形式,而且從資本規模上講,都為大型商號。1937年以後成立的三家皮毛店都是中小資本。到1940年,吳忠籍回民經營的5家皮毛店中,有2家資本超過1萬元的大型皮毛店,佔40%;有2家資本在3000~10000元之間的中型皮毛店,佔40%;有1家資本低于3000元小型皮毛店,由此可見,回族皮毛店經營規模以大、中型皮毛店為主,小型為輔組,組成了多層級、金字塔狀的結構(見表1)。

  

   (三)股份組成多樣化

   在股份組成形式上,皮毛行業的股份,除了“財股”以外,還有“身股”。“財股”是由投資者投入的金融股本,每股金額由各店自行規定,少則每股幾百元,多則每股2000-3000元,只擁有財股的投資人被稱作財東,有些財東不參與經營管理,則另聘任經理管理店鋪,但一般都由財東自己兼任經理,如表1中只有“德順公”的7個財東都不參與經營,另聘馬自源為經理,而其他4個店都由財東兼任經理或副理。“身股”是皮毛店將高級店員的人力和技術折合為股份,作為一種特別形式的股份,在商業資本的構成成分中身股與財股同樣重要,它也是各商號高級店員薪水的組成部分。身股作為一種激勵機制對商號的運營的影響重大。以回民皮毛店“寶順棧”為例,總體來講從1935年到1939年其業績整體上呈下滑趨勢(見表2)。這雖然與抗日戰爭爆發後,當時的市場需求適于中、小商號經營有關,但最主要的原因則為激勵體系存在問題。“寶順棧”皮毛店不僅身股少,紅利分配標準也大大低于行業通行的身股、財股對開的標準。雖然寶順棧超低的身股的表面上讓財東減少了支出,卻讓其在營業收入上大打折扣,可謂得不償失之舉[15]。

  

   四、管理模式漸趨規範化

   (一)初步近代化的經營方式

   受外地商人先進經營模式的影響,有些回族商號開始推行某些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有不少商號雇用店員,用工資支付,形成了資本主義的雇佣關系,因而形成了資本廣義性質的商業企業。雖然這些企業大多數仍保持了較多封建性的商業經營模式,但是也有一些開拓型的回族商號進行近代化轉型成為了典型的中國式的近代資本主義商業企業。例如,1924年西安德泰光煤油股份有限公司增資擴股,由原來的十余股增至為二百余股。企業仿照股份有限公司的規章設立各機構和人員,成為當時西安市內組織比較完善、規模比較大一家回族民營企業。在經營方式上也改變了坐等客戶上門的經營方式,采取了較為先進的分銷模式,不但在西安市內設立一些代銷點,並且在外地設立了分理處以擴大業務量[9]70-71。

   (二)彰顯激勵化的薪酬福利

   多數回族商號的學徒沒有工資,一般按照“進門4兩銀” (大商號會多一些)的例規,在3年學徒期間,除供給食宿外,每年只給4兩銀子的零用餞,其他用費用完全自理。然而,有些商號為培養學徒、留住學徒而提供額外的福利,如學徒的醫療費用由商號負擔,學徒衣著由商號按成本價供應布料,等等 [14]219-220。而店員則實行年薪制,每年的工資從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一般來說,店員工資在商業繁盛的大中城市高一些,縣城則低一些;利潤多的大商號高一些,利潤少的小店鋪則低一些。縣城以下的商鋪只有個別的商號有能力雇用店員,但也僅有一兩個店員,工資每年只有三四十元。有些店鋪的店員工資事先不確定具體數目,到年底由經理決定;有的雖先行確定工資金額,但數目較少,年終時經理根據各人的表現,用“饋贈”的名義或“暗塞”的方式,分別發給“獎金”,獎金的數額有時大于工資。後者實際上是把每年的工資用兩種名義發放,工資總額並未增加,卻能博取職工的好感。兩種做法目的都是為了激勵店員、學徒為了獲得更多的報酬而努力工作。

   對工齡較長(一般是10年以上)且受店主器重的店員,實行人力股份制(身股),即給沒有投入資金的主要得力店員以人力資源頂一厘或幾厘股份,成為“小掌櫃”,年終分取紅利。頂了股份的店員不能辭退。商號中有“身股”者不領工資,其薪水領取有兩種方式。一是,以預先支取“應支”,一般各店多將應支規定為每厘若干元(每厘30至50元不等),這個標準是由財東和身股所有者共同商定的,且隨物價的漲跌和社會平均雇佣工資的增減而變化。店里根據個人所擁有的身股份數來計算其應支額,如一厘的應支為35元,每年8厘身股即可獲得應支額280元,並將支取的數額登記入帳,到身股分紅時再扣除。二是,每到三年合帳時進行紅利分配,一般由財東和身股所有者共同決算,根據財股、身股的數量給其所有者分發紅利。

   (三)趨近規範化的管理制度

   一般來說,穩定經營的回族商號均有明確的管理制度。首先,人力資源配置合理。商號基本成員有四種︰一是東家(資方),二是掌櫃(資方代理人也稱經理),三是店員,四是學徒。個別商號還雇有後勤人員(勤雜、炊事)。其次,人員按層級分工。多數商號里的記帳先生、外地坐莊人員、門市主要售貨人員定為高級職員,學徒和普通店員則級別較低,居于從屬地位。他們的勞動強度很大,每天從黎明忙碌到天黑閉店,並且全年沒有休息日。學徒在滿師前,不能到櫃台營業,只能做粗活,而且還要為東家、掌櫃和店員服務。最後,店規明確細致。為加強經營管理和維護經營秩序,各商號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店規”,其內容涉及勞動、生活、福利、獎懲等方面。譬如,青海西寧的一些店鋪里規定店員和學徒的醫療費用由商號負擔;店員每3年享受一次探親假期,在家可居住半年,途中住宿、雇車費用由商號支付。此外,對學徒生活也有管理制度︰不許夜不歸宿,不許賭錢、嫖娼,不許與外界拉扯交往,不經經理許可不得去戲院、茶館,不許攜帶家眷,不許私自照顧親友等等[14]219。

   五、結語

   自古以來,回族善于經商,商業是回族經濟的一個重要門類。在近代中國社會經濟轉型時期,西北回族商業產生了明顯變遷,行業變革不斷深層化、經營規模明顯層級化、商業資本逐步多樣化、管理模式漸趨規範化。總體來講,近代以來西北回族商業的變遷與社會政治經濟形勢變化密切相關。在加快全面小康建設步伐的新形勢下,西北回族經濟相對于小康標準仍有較大差距。現實條件和歷史因素造成了這種情況,回族經濟要向更高更強更快的目標發展,就要進行全面的現代化轉型。故而,研究佔回族經濟重要比例的商業經濟的近代化轉型,對于促進回族社會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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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蔡宇安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