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新疆歷史>> 人物  

講座 鄧小南︰下“死”功夫,做“活”歷史

2018年01月06日 02:30:30 來源︰ 澎湃新聞

2017年12月30日下午,北京大學歷史系鄧小南教授受邀在杭州師範大學做了題為《略談研究選題與路徑——從個人觀察出發》的學術講座,結合治學實踐,分享她的選題經驗。中國人民大學包偉民教授、杭州師範大學範立舟教授也來到講座現場。謹將講座內容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講座現場

講座伊始,鄧小南指出,“歷史學”既是學科門類,也是認識方式。其研究對象是“歷史”的,轉瞬即逝,後人無從直接體驗;其觀察視角是“歷史”的,有其特定知識前提與思考背景,對此要有所警覺。歷史學者無法窮盡史實及其意義,只有以“問題”帶動“觀察”,進行歷史地思索,史料才具有意義,才能成為可用的證據。鄧小南指出,歷史學是一門反思的學科,歷史學討論的所有問題,都是建立在反思的基礎之上的。歷史學者自身也應有所反思,既要叩問史料,又要叩問研究方式。

鄧小南認為,歷史研究的路徑是崎嶇的,不能直通某一目標,但研究路徑是有目標、有出發點的,選題就是路徑的一個出發點。她將歷史研究的選題“緣起”概括為六大類︰1.系統、綜括式的討論(以史學大家為主);2.對海內外關切的重大問題的回應(如“何謂中國”問題);3.框架型假說(如“唐宋變革論”);4.來自對史料的閱讀、比較;5.來自“問題”與追索;6.來自對歷史“書寫”的關注。在接下來的講座中,她對與學生的論文聯系緊密的後四類選題做了詳細闡述。

框架型選題

日本學者、學術大家善于提煉研究框架,醒目的概括性假說對于特定方向有明顯的刺激牽動作用。以“唐宋變革說”為例,很多學者把自己的研究放到這一框架中去尋求意義。鄧小南認為,對這個框架應有所反思︰唐宋變革,從時段上看是否為唐宋之際?從性質上看如何理解“變革”?變化、變遷、變革、轉型、革命,如何把握性質的區別?談及“唐宋變革論”,不僅要考慮它的內涵,還要考慮研究“框架”的意義與局限及其形成的歷史過程。事實上,後來者對于任何假說的理解與利用,都有特定的歷史語境。觀察唐宋之際的“歷史過程”,應該說,是由起訖點不一、內容性質不一的多種演變過程交錯匯聚而成,這些過程或與王朝遞嬗同步,或與朝代更迭參差。這些都是研究者應當考慮的問題。

藉助框架,史學界出現了許多新成就與新問題。鄧小南指出,對于研究框架,要探討的不僅是“是與非”的問題,還要從歷史過程中考察該假說的形成,以及它的利用者對于這個假說理解使用時的演變過程。

史料型選題

根據個人經驗,鄧小南介紹了可以啟發選題的三種方式︰1.文獻閱讀;2.新材料;3.集中大量出現的語匯。

1.文獻閱讀。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的一條材料中寫道,宋初“京官以上無選”。普通官員都要銓選,“無選”是什麼意思?這兩個字看似簡單,實際上已經可以作為一個小專題來研究。此類選題就是直接從史料閱讀中來的。

另外,《宋會要輯稿?職官》之一記載︰“景德四年七月詔︰審官院磨勘京朝官勞績,並限在任官三年以上者,方得引對。”而《宋會要輯稿?職官》之六︰“景德四年七月四日詔︰審官院考較京朝官課績,見任官三年以上者,方得引對。”這兩條材料顯然是講同一件事,關鍵術語卻有不同的表述,這是為什麼?此類問題也是需要思考的。

2.新材料。宋史學界的新材料並不多,但是近年來陸續有考古材料出現,包偉民、鄭嘉勵二位老師領餃整理的《徐謂禮文書》就帶給我們許多新的認識。當閱讀這些新材料時,既要從出土材料去看制度運行,也要從制度記載看出土材料反映的問題。這兩者是分不開的,沒有文獻資料作為基礎,拿到這些出土材料時就很難知道它是怎麼回事,反之亦然。

3.集中大量出現的詞匯。有一些語匯集中、大量地在某一時期出現,絕非偶然。這類詞匯代表了時代特點,因此值得關注。如“祖宗之法”是在宋代大量出現的語匯;制度方面的術語如“磨勘”,唐代後期就有,但僅是零星出現,到了宋代“磨勘”因定型成制度而大量出現;還有按察體系里的“訪聞”、“體量”,等等。在選題時應注意這些有價值的“提示點”。

鄧小南指出,材料之間的相互比較也能引發研究者的思考。“澶淵之盟”眾所周知,但它前前後後的關鍵史料有不少問題,在學界也還沒有得到細致的解決,特舉以下幾例︰

1.《宋史•王旦傳》有一段材料說,宋真宗在澶州,由于在開封監國的雍王身體不好,真宗就叫在前線的參知政事王旦趕緊回開封,王旦問真宗要是十天沒有捷報怎麼辦,真宗猶豫之後說,立皇太子。我們知道,真宗有六個兒子,前五個兒子已去世,第六個兒子即仁宗那時尚未出生,“立皇太子”,指的是誰?有一可能是立一宗室為後,但這種方式在宋代非常謹慎。事實上,此時曹利用已經從契丹談判歸來,宋方的大營里已經在慶祝了。這種情況下,“十日未得捷報”雲雲,實屬無稽之談。

2.宋遼雙方在締結盟約時是有誓書的。直至南宋,雙方誓書仍能看到。但是《真宗實錄》里並沒有記載誓書;而且當時只是“錄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而未公布宋方誓書。這是為什麼?類似問題都值得思考。

3.“澶淵之盟”後,宋代又出現鬧神鬧鬼鬧天書之事。寇準跟朱能、周懷政等都卷入乾天書事,結果被查證是造假。劉--的《萊公傳》中說,寇準做此愚蠢之事,是被王旦誘陷;其實當時王旦已經去世。與此相關,天禧三年八月有一次大赦,從《實錄》《國史》上看,是因為天下小康。李燾有些懷疑,就去查《會要》和地方材料。結果發現,大赦是因為乾降下天書。原來朝廷查證為假後,便先把中央存檔的材料改了;而相關材料已經發往地方,因此未能“糾正”。

圍繞這樣一個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件,在對史料質疑辨析時,仍然會發現很多問題都沒有得到清楚的回答。許多習見的問題都是需要進一步追問的。

問題追索型選題

問題追索型選題首先需要關注選題的研究單元。問題不一樣,研究時段的長短、起訖期也是不一樣的。比如討論元豐改制時,有的研究者把元豐作為下限,得出結論是“宋代官制回歸唐代前期”。元豐改制是以《唐六典》為設計藍圖,所以這個說法確實有道理。但如果把研究下限延展到南宋前期的話,會看到這個過程是回歸到北宋前期了。研究單元的選擇非常關鍵,把上下限切在什麼地方,和結論會有直接關系。

有些問題出自前賢研究、學術史的積累。例如河朔地區的“胡化”問題,唐史研究者都很熟悉相關討論;但看宋代的材料會發現,沒有人再提及河北地區“胡化”。這有兩種可能︰一、河北地區晚唐時已不存在胡化問題;二、胡化問題經由晚唐五代至宋初被逐漸消解了。前輩學者提出的問題,啟發我們重新思考。

也有些問題是來自新材料。《徐謂禮文書》中有大量印紙,考成文書是其中一類。考成文書要記載“功過事件”,以前她個人的研究,認為重點在于“功過”,現在看到實物,才意識到,印紙記錄的重點是“事件”而非“功過”。官員任內是否平穩、是否有群體性事件是很重要的。印紙的效用不在于評優,但是它可以作為評鑒的依據,是朝廷的一種核驗系統。這類材料的出現,提供了新的追問思考機會。

歷史書寫型選題

鄧小南認為,對于“書寫”的解析,是一種文本分析和史料批判。文獻並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歷史動態增刪潤飾的結果,這個過程本身也是政治、文化的過程。

比如《長編》及成化本的《道鄉集》記載了鄒浩的同一份奏疏。把這兩篇放在一起,很容易能看出其中的不同。《長編》里李燾的記載通常不會照收章奏全文,但也不會隨意增添;從《長編》里可以看到,鄒浩主要是批評章--,但是其中也牽連到司馬光;但是明代成化本《道鄉集》里收錄的該奏疏,把司馬光完全摘出去,只剩下章--(這一改動,可能出自更早的編纂者)。從這一點就會看到,編纂者有自己的“政治正確”觀念,他會有自己的取舍判斷。類似的文本辨析、史料批判,是研究的對象,也是研究的前提。

講座現場

在接下來的講座中,鄧小南回到歷史學的研究路徑上。在史學研究中,關注某些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固然重要,但更要關注事件發展的走向如何、制度的運行方式如何,即對于所謂“路徑”的關注。如果說歷史研究的路徑是一座橋梁,那麼“關節點”就是橋墩。如財稅制度、軍事制度、地方制度、文官制度,從唐代到宋代確有變化,但是它們的起訖點和變化節點是不同的,“關節點”構成了演變的路徑。

歷史學關注時間和空間。對于“過去”的敘述有兩類方式︰一類是以歷史發生時間為序的敘述方式,比如長時段、分期等;另外一類是關注空間,關注結構,也就是對于“餃接部”的關注。如社會性別史討論“內外之際”,地方社會史講“國家內化于民間”,這些都不是單純區隔的空間,都涉及到社會結構問題。

在講座的最後,鄧小南談到,歷史研究要做“活”的歷史。所謂“活”絕非浮泛飄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泥土中,才能“活”得了。真正的創新還是要從史料的拓寬和文本的細讀、從質疑和批判開始。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需要學習對話,要有足夠的競爭意識。將來的學術是一個大平台,想在這個平台上立住腳,就必須有能跟一流的國際學界對話的能力。我們做中國史應該有這樣一種自信。

(本文已經鄧小南教授審定)

作者︰ 澎湃新聞實習生 張瑞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