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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是我生命之安宅”——戴逸教授訪談錄

2018年01月19日 10:39:53 來源︰ ︰《文藝研究》(京)2017年第8期

作者簡介︰陳斐,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

  戴逸,江蘇常熟人,生于1926年。1946年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1949年至今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現為該校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譽所長、博士生導師。曾任第四屆和第五屆中國史學會會長、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現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長等。先後赴越南、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德國、加拿大等國講學。主要著作有《中國近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乾隆帝及其時代》、《清代人物研究》等,主編《清代人物傳稿》、《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清通鑒》等大型著作。榮獲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稱號和人民教師獎章、中國圖書獎、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以及越南政府授予的胡志明勛章等。

  一、獨坐小樓萬籟寂,咿唔諷誦朱藍粲

  陳斐 戴先生好!您的故鄉常熟自古以來是魚米之鄉,人文薈萃,僅在清代,就涌現出了錢謙益、楊圻等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您走上史學研究之路,應該與地方文化的燻陶有關吧?

  戴逸 是啊,常熟的確是個文化底蘊豐厚、名人薈萃的地方。清朝大學士蔣廷錫的府邸就在我家旁邊,我青年時代租住的是清初文學宗師錢謙益的榮木樓故居。街上還有不少“進士第”。鄉親以他們為榮,也使我對歷史上的人和事產生濃厚興趣。到上小學能自己讀書時,我喜歡上了連環畫,常去挑著擔子走街串巷的租書人那里看小人書,家人給的銅板都花在租書上了。我最喜歡歷史故事,盡管小人書里講的故事有很多並不可信,但卻喚起我對歷史的興趣。中學時代,我最喜歡語文和歷史。讀課本難以滿足,就去尋找課外讀物。街市上有幾家小小的古籍書店,我就常過去貪婪地站著讀各種經史子集、詩文詞曲。有時踫到特別喜歡的書,就設法買下來。有一次,我買了部殘缺的《昭明文選》,非常珍愛,就設法借到完整的本子,一字一句抄著補齊。這樣日積月累,到高中時我竟擁有了一個小小的藏書室,于是就用紅藍顏色的筆在藏書上學著圈點。後來我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道︰“每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獨坐小樓之上,青燈黃卷,咿唔諷誦,手握彤管,朱藍粲然。”

  陳斐 據說您還有一項“絕活”——詩文吟誦,非常有名。和學生聚會,您興致高時會來上一段,令人絕倒!葉嘉瑩先生搶救、整理和研究中華吟誦,專門派我采錄過您的吟誦。您好像是從唐文治先生那里傳承下來的?據說無錫一帶“唐調”很流行。

  戴逸 吟誦是我小時候上語文課的一種常規的學習方法。我初中是在上海讀的,高中時到了常熟中學。學校開了一門“中國文學史”課程,全是古文詩賦之類的,就要吟誦。整個中學六年都學古文,沒有學過白話文。當時也沒見有什麼特殊,每個學生都這樣讀書,也不知道什麼“唐調”。吟誦沒有譜,老師教一下,我們就跟著唱歌似的吟。每篇作品根據各人理解不同可以有所發揮。老師教我這樣吟,我變一種方式也可以。我的體會是,吟誦一方面可以增加學習的興趣,像唱歌一樣,使學習者體味到古詩文的聲韻之美;另一方面可以加深對古詩文的理解,看的時候可能理解不深,吟的時候卻能體會到其中的意境。我們當時學的每篇課文都是要吟誦的。

  我高中時印象最深的老師,就是教我們吟誦的楊毅庵先生。楊先生是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畢業的高才生,又有家學淵源,古詩文造詣極高。他把中國文學史講得非常精彩,令我常常听得入迷。楊先生對我似乎也很欣賞,讓我在《中國人名大辭典》和其他書籍中查找古代文士、詩人的小傳,匯集成冊,用鋼板刻印後發給同學們參考。不久,我成了他的義務“助教”。他也悉心教我古文,每到寒、暑假,我幾乎每天上午都到他家中補習,他為我和其他學生講授《左傳》、《詩經》、《荀子》、《莊子》和《昭明文選》。他講授時精神貫注、口若懸河,一篇文章的立意之新、用筆之妙、煉句之工、用字之切,都講得頭頭是道。同時,他還能運用古人吟詩誦文的方法,瑯瑯吟誦。尤其是讀詞賦和駢體文,神妙之至!我們最喜歡听楊先生吟詩誦文,抑揚頓挫、聲遏行雲,真是美的享受。在楊先生近三年的指導下,我高中時代就接觸到經史子集各部類的書籍。他幫助我奠築了歷史研究的知識基礎,是我在學術領域的第一個領路人,至今每逢教師節我總要想起楊先生的殷殷教誨。他去世後安葬在蘇州。他的親人要我寫篇墓志銘,我感念師恩,不得不用心撰寫。

  陳斐 中學時代您就展露才華,在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被師友譽為“少年才子”。但報考大學時,您卻上了上海交通大學,這是為什麼呢?

  戴逸 主要是因為抗戰期間上海的學校都遷往內地,沒有一所像樣的文科學校,我不甘心在二三流大學就讀。而且當時讀文科毫無出路,畢業就失業,因此一狠心,就考進了當時上海最有名的交通大學。但入學後,我對所學鐵路管理毫無興趣,一心向往文科。1946年暑假,北京大學來上海招生,考場剛好設在我宿舍樓下,我就試著報考歷史系,結果被錄取了。不過,這反倒使我為難起來。我在交通大學即將升入三年級,上北大的話,要重新從一年級讀起,豈不太虧?很多同學、朋友、親戚勸我不要去北大,但我猶豫一番後,出于對文史專業的向慕和對北京大學的仰望,毅然跨進心儀已久的北京大學史學系的門檻,選擇終生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的道路。

  陳斐 那時的北大,可謂名師雲集,能回憶下在北大的學習生活嗎?

  戴逸 我是1946年深秋轉到北京大學的。乍來北方,氣候水土很不習慣,但這里濃厚的學術氛圍、活潑自由的風氣深深地吸引了我。那時北大的名教授有給低年級學生開基礎課的好傳統,所以我這個剛入校門的青年學子,有幸聆听了許多著名學者的課。胡適、鄭天挺、沈從文、賀麟、許德珩、向達、楊人--、鄧廣銘等先生,都給我們上過課。這些先生專業不同,講課風格各異︰有的邏輯嚴密,立論精當;有的內容充實,援引繁富;有的學識淵博,口若懸河。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注重啟發式教育,從不照本宣科。他們全都沒有固定的講義,在課堂上評古說今,答難解疑,出口成章。講授的問題,有時寥寥數語,一帶而過;有時則尋根問底,反復論證,窮究精義。他們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課堂內外,師生可以自由交流,各抒己見,相互問難。我曾在經濟學的課堂上,听老師和學生相互辯論了一個課時。還有,北大圖書館館藏宏富。我第一次走進沙灘圖書館的大閱覽室,琳瑯滿目,心境豁然開朗,很多以前听說而從未見過的書籍,都陳列在眼前,真是“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接”,于是隨心所欲地盡情飽覽。

  陳斐 在北大,您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國民黨政府抓到特種刑事法庭。校長胡適還專門寫信保釋過您,是真的嗎?

  戴逸 是的。我到北大上學的時候,有個老鄉寫信把我介紹給胡適,後來胡適找我去他家談過話,所以他認識我,也知道我功課比較好。胡適對我參加學生運動很不滿,我們想借教室辦孑民圖書室,他不同意。但鄭天挺告訴他我被抓進去了,他趕忙寫了一封信,跟庭長說,這是個好學生,很優秀,我可以保證他跟共產黨沒有關系,我保釋他。由于胡適當時的聲望,所以我被審了兩個多鐘頭就給放出來了,法庭給了個“保釋在外,听候傳訊”的處理。

  二、稿費買飛機,捐給志願軍

  陳斐 出獄後,您在地下黨的幫助下,沖過封鎖線,毅然奔向解放區。您將大名由“秉衡”改為“逸”,即隱含著逃離國統區的意思。隨後,您進入華北大學一部學習,畢業後留校,在著名黨史專家胡華先生領導下從事中國革命史的教學與研究。在胡先生身邊,您主要做了哪些研究工作?這段經歷對您以後從事史學研究有哪些影響?

  戴逸 我在華北大學一部學習時,曾听胡華同志講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對共產黨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革命信念更加堅定。留校後,我先後在華北大學及後來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協助胡華同志工作,主要幫他查找資料,有時也給他起草幾段文字。他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中寫東北抗日聯軍的一段,就是我連夜起草的,並且經過我們兩人字斟句酌地修改。胡華同志此書出版後,恰逢國內掀起學習黨史、革命史的熱潮,這本書成了最暢銷、最有影響的黨史教科書。為配合學習,胡喬木同志指示胡華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于是我和彥奇就協助他從事編輯工作,收集了許多黨的文件和各種珍貴資料。這本書銷量達幾十萬冊,版稅極為豐厚。當時正值抗美援朝,由胡華同志提議,用我們三人的名義購買了一架飛機,捐給志願軍戰士。從事革命史教學與研究期間,我廢寢忘食地攻讀馬列經典著作。研究歷史的目的是要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要透過歷史的表面現象探索其深層本質,要指明歷史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等等,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這把銳利的解剖刀去分析歷史。此後,我經常保持閱讀馬列經典著作的習慣。

  陳斐 您治學,基本沿著“逆向回溯”的路徑︰最初您從事黨史和革命史研究,稍後研究中國近代史,最後研究清史,一步步往前推移。1958年,您的《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甫一出版,就被教育部指定為大學教材,《歷史研究》、《武漢大學學報》等刊物也發表了四五篇書評,影響頗大。該書出版時您才三十二歲,駕馭如此宏大的選題,有沒有感到吃力?能談談撰寫時面臨的難點和重要的學術突破嗎?

  戴逸 當然很吃力啊,每天都是一兩點睡覺。那時的中國史學界重視古代史,專家名流群集于上古先秦史。秦漢以後的歷史,研究者已少。鴉片戰爭以後的近代史,研究者更是寥寥無幾,幾乎不被承認是一門學問。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撰寫的中國近代史只有範文瀾同志的著作,但沒有寫完。其他近代史著作雖有幾本,但都不能用,觀點不合適。我要上近代史課,卻沒有一本適用的教材,相關資料也非常缺乏。為此,我在備課和研究中不得不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查閱原始資料。幾年的教學實踐使我對近代史的全過程摸了幾遍,形成了較系統的看法,也積累了一些新觀點,于是產生了編一本中國近代史的想法。《中國近代史稿》就是我在授課講義基礎上寫成的,是當時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寫成的最詳細的近代史著作。第一卷主要寫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第二卷寫洋務運動、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等,1964年基本完成了,因擔心有些問題會觸犯禁區,只印了個油印本。接著又寫了第三卷,寫到戊戌變法,“文革”就爆發了,沒再寫下去。撰寫時,除搜集資料要花很大精力外,還難在如何恰切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在對史實的評析中。我閱讀、抄摘、思考、寫作,遇到一些難下判斷的問題,往往徘徊躊躇,終日不能下筆。好在我曾經學習過革命史、黨史,理論書讀得比較多,這對我理解、分析近代史幫助不少。比如,寫太平天國運動,我常會想到我黨領導的農民革命,感到兩場農民革命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聯系,也有點兒類似,但內容、特征、外貌、結局又是如此迥異。由此,我認識到歷史發展的連續性、相似性、多樣性以及具體性。對現實知道得更多,對歷史會理解得更深。

  陳斐 2008年,《中國近代史稿》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現在回過頭來,您如何評價自己半個世紀以前的舊作?特別是如何看待貫穿其中的階級斗爭線索?

  戴逸 我的書當然有局限性,一方面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高,另一方面看的史書也不多,不像今天資料多得不得了。當時比較強調階級斗爭,我也是以階級斗爭分析問題的。階級斗爭是看待歷史的重要線索,並不能說階級斗爭完全是錯誤的。在階級社會里,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力量。但單純講階級斗爭又是不行的,因為階級斗爭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上產生的,同生產的發展相聯系。社會經濟對于歷史發展起基礎作用,這個不能忽略。“文革”單純講階級斗爭,破壞了經濟基礎,是不行的。另外,階級存在于一個統一體內,各階級之間既有矛盾對立性,又有相互統一性。我們既要看到階級社會中階級斗爭的存在及其作用,又不能把社會看成僅僅是階級之間的斗爭。馬克思主義史學應當以階級斗爭理論作為指南,但是,如果不能全面準確地理解這個理論,必然要嚴重影響歷史研究的科學性。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孤立地突出階級斗爭,脫離生產和經濟發展片面強調階級斗爭、農民戰爭的作用,把階級斗爭、農民戰爭當作推進歷史的唯一動力,甚至用農民戰爭代替整個通史,這又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曲解。

  陳斐 最近幾十年來,關于近代史的宏觀研究,海外漢學界陸續出現過“西方沖擊—中國回應”(費正清)、“傳統與現代”(列文森)、“帝國主義”(佩克)、“在中國發現歷史”(柯文)等模式,對于這些模式及其更替,您怎麼看?

  戴逸 國外研究近代史的漢學家很多,有些我還很熟悉,比如孔飛力。外國人搞漢學是有傳統的,確實有他們的優點。他們站在另一個角度,用西方的經歷來類比中國。當然歷史是一樣的歷史,但看起來就有不一樣的地方。他們特別關心中國的邊疆問題、對外關系,對中國內部的一些問題,有點兒隔膜。我們可以借鑒,可以參考,但他們講的不一定都對,可以吸收好的,拋棄不合適的,洋為中用嘛。

  陳斐 近期,圍繞“新清史”,汪榮祖和歐立德之間有個論戰,您怎麼看“新清史”?

  戴逸 “新清史”也和前面提到的漢學家一樣,站在他們的立場上,更多地利用外國的資料來考察清朝怎麼統一中國等等,有可取的地方,提供了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但總的來說,不完整、不完全,所以取其精華嘛。對于“新清史”,我不贊同像“文革”時期那樣,采取大批判的做法,這不利于學術的發展。

  陳斐 “文革”結束後,盡管您的研究重心轉移到清代前期史和中期史方面,但近代史仍是您關注的重要領域。您主編過《中國近代史通鑒》,對甲午戰爭、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林則徐、張之洞、康有為、譚嗣同、徐壽、榮慶、孫中山等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做過專題研究,其中不乏創見勝解。比如,對于戊戌變法時“帝師”翁同罷官的緣由,因為是涉及保守派和維新派斗爭的關鍵問題,學界爭議頗大。一般認為,這道聖諭是慈禧太後強令光緒帝發布的,目的是為了剪除光緒帝羽翼,打擊剛剛開始的變法。旅美華裔歷史學家蕭公權先生在《翁同與戊戌維新》一書中,據《翁同日記》對此說提出質疑,認為是光緒帝主動而為,並對翁之思想和政治品德頗有責難。您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勢通盤分析各種史料,認為還是應以傳統說法為準。您的辨析細致綿密、扎實全面,基本得到學界公認,請扼要介紹一下。

  戴逸 翁同開缺回籍的緣由似乎是個小問題,但它涉及戊戌時代的黨派分野與對翁的評價。如果翁為慈禧所逐,表明這是後黨有計劃進攻的重要一步;如果翁為光緒帝所逐,只能說明是維新陣營內部的同室操戈和失去理性,而對翁的評價亦隨之改變。蕭公權先生依據的《翁同日記》,雖然史料價值甚高,但極有可能經過了翁的重繕、刪改,特別是關于翁同與康有為關系的內容,未可全信。戊戌政變後,翁的處境很危險,隨時可能獲重譴,他為了和康劃清界限重繕、刪改日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翁曾推薦過康,本是確鑿無疑的事實,但翁的日記中沒有記載,甚至矢口否認自己推薦過康。我考察了當時絕大多數與此事相關者的解釋,如翁的友執康有為、梁啟超、張蔭桓,學生葉昌熾、唐文治,外國人李提摩太、艾•愛•賀璧理等等,發現不管是維新派、帝黨官僚、守舊派、歷史學家或外國人,無不把翁開缺回籍歸之于守舊大臣的排擠和慈禧的意旨。當然,慈禧文化素養不高,不可能親自擬寫黜逐詔書。而且,責備與黜逐不是一回事,即使翁日記所說光緒曾多次責備他屬實,也得不出黜逐的結論。

  陳斐 我在撰寫《陳寶箴為慈禧密旨賜死說再考辨——從陳三立“門存”詩談起》(載《文史哲》2015年第6期)一文時,亦發現英國人濮蘭德和白克浩司合著的《慈禧外紀》提到︰“(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帝降決意變法之諭。未降諭之先,帝曾往頤和園稟商于太後,又特召見榮祿一次。太後告帝︰‘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違背祖宗大法,無損滿洲權勢,即不阻止。’同時又言‘必去翁同’,不可遲疑,謂‘彼近日煽動排滿,恐其危及朝廷也’。”ヾ似可為您的觀點做一小小的補證。

  三、學術旺年與書絕緣,撥亂反正拓荒清史

  陳斐 前面您提到,《中國近代史稿》第三卷已經寫到戊戌變法,可惜後來被“文革”風暴打斷了。“文革”伊始,您就因《論“清官”》一文遭到聲勢浩大的批判,整整八九年與書本絕緣。那時您才四十多歲,正是學術生命的旺年時期,真是可惜!1973年,人民大學教師從江西“五七”干校調回北京。您所在的中國歷史教研室並入北京師範大學,新組建了一個清史研究小組。從此,您又從近代史研究領域轉進到清史研究中來。據說,您清史研究的第一本專著《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與當時進行的中蘇邊界談判有關,能談談寫作的緣起和經過嗎?

  戴逸 那時珍寶島事件剛發生不久,中國和蘇聯正在進行邊界談判,外交部希望歷史學界對邊界問題開展研究,作為談判時的參考。我選擇了中俄尼布楚條約這個課題,花了大約四年時間,對條約簽訂的背景、談判情況、條約文本和爭議問題等作了詳細研究,澄清了中蘇邊界上一些有爭議的問題,為外交部和蘇聯的談判、交涉提供了歷史依據。

  陳斐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就撰著動機而言,帶有明顯的政治性,而且您作為中國人,寫作時懷著強烈的民族情感也是很自然的。不過,您從事的畢竟是學術研究,您是如何保證這本書的學術性的?

  戴逸 這本書寫于中蘇邊境沖突之後,明顯具有政治性。寫作時,我也懷著強烈的民族感情,但我努力保持冷靜的客觀立場,力求從學術上研究中俄東段邊界的沿革。當時,蘇聯方面公布了大量檔案資料,包括談判使臣戈洛文的日記;我國翻譯了充當中俄談判譯員的兩位外國傳教士張誠和徐日異的日記。我利用了這些資料,並且從故宮查找到有關尼布楚談判的滿文奏折,查閱了北京圖書館珍藏的有關善本書籍。因此,我的書得以詳細展示中俄使節談判的具體情節,這是以往史書記載很少的。

  陳斐 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正式成立了清史研究所,您被任命為所長。在清史所,您首先組織同仁編寫了《簡明清史》第一、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1984年版)。該書出版後影響很大,榮獲國家教委全國優秀教材獎、北京市第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等,累計銷售八九萬冊,對清史教學、研究乃至學科建設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可否聯系清史研究的學術史,談談這部書的特色和價值?

  戴逸 清史研究一直比較薄弱。清朝雖建有國史館,編了些《實錄》、《聖訓》、《會典》之類的書,記載了不少人物、事件、典章、制度,但里面一片歌頌,不可能客觀地研究。歷史要換代以後才能修,唐朝史是宋朝人修的,宋朝史是元朝人修的。清朝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經開設清史館,編了較大規模的《清史稿》,但這部書是由遺老領餃的,倉促殺青,往往站在清朝的立場說話,在許多問題上記載失實,訛誤甚多,且評論不公。如對辛亥革命貶抑殊甚,以至國民政府將它列為禁書。只有極少數學者如孟森先生等,對太後下嫁、順治出家等個別問題做過研究。第一個寫清史的是蕭一山先生,他的《清代通史》寫得比較詳細,但基本是資料的堆積。1978年清史所成立後,鑒于當時還沒有一部系統且篇幅適中的清史著作,于是我向郭影秋副校長建議,先編寫一部簡明扼要的清史,這樣就開始了《簡明清史》的編寫。書稿由集體寫作,我擔任主編。那時我投入了很大精力,閱讀了大量史料,研究、琢磨了很多問題,審稿時逐章逐節甚至逐句逐字修改。七十多萬字的書,費了大約七年時間。這部書采取我一貫的研究思路,將史料和史觀結合起來,是國內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比較全面、系統、詳細地研究鴉片戰爭以前清代歷史的論著。另外,這部書扭轉了人們對清代的評價。以前歷史學界對清朝的看法,多受辛亥革命時期反清思想的影響,認為清朝是一個腐朽、沒落的朝代,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我們把這個評價扭轉了,指出清朝其實是一個有輝煌業績的朝代,特別是康乾時期,經濟繁榮、政治安定、國力強大,國家的統一和版圖的鞏固,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封建王朝,可以說是一個盛世,不過後來在全球一體化的浪潮以及帝國主義的入侵下,從輝煌的頂峰跌入萬丈深淵,變成了半殖民地。當然,《簡明清史》也有一些局限,那時檔案開放得少,我們利用的檔案比較少。

  陳斐 《簡明清史》之後,您筆耕不輟,先後主持了多項列入國家重點規劃的史學項目,如《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卷》、《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清史部分)》、《二十六史大辭典》、彩圖本《中國通史》(與龔書鐸共同主編)等。清代邊疆開發和民族關系是您六十歲以後關注的重要學術論題,您策劃主持過國家“七五”重點項目《清代中國邊疆開發研究》。現在國家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您覺得,清代開發邊疆和處理民族關系的政策、舉措,有哪些值得借鑒的地方?

  戴逸 中國歷史從來是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相互斗爭、相互融合的歷史。中國幅員遼闊,民族成分復雜,各地區發展很不平衡。西部和北部居住著游牧民族,東部、南部則是農耕地區。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生產、生活方式不同,游牧民族四處走,農耕民族則要定居,彼此的管理方式、社會結構也不一樣。這一根本差異造成嚴重而深刻的歷史矛盾。如漢朝與匈奴,唐朝與突厥、回紇,宋朝與契丹、女真等,都曾長期征戰,烽煙不息。另一方面,頻繁的戰爭、朝代興衰,引發了人口自北而南的大規模遷移,各個民族在對峙中混雜,在矛盾中滲透,逐漸融為一體。歷史上,游牧民族不斷進入中原,比如,遼是契丹建立的、金是女真建立的,這些朝代後來都滅亡了,但人並沒有殺掉,而是和漢族融合在一起了。經過幾千年的融合,中華民族人口越滾越大,現在已達十四億了,這並不是單純的人口自然增長,而是吸收其他少數民族的結果。融合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特點,其中有經濟、民族、文化、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特別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非常強,歷史根深蒂固,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認同性。各民族長期共同生活,彼此吸收對方的文化成果,文化的融合為政治認同提供了基礎,使各民族之間發展起持久而巨大的親和力、凝聚力。其他國家不是這樣,比如印度,其他民族的征服者進入後,就把印度文化一掃而光,佛教都沒有了,它原來的文化不能夠包容其他民族。

  清朝經過多年征戰,不僅佔有了原明王朝的統治區,而且統一台灣,擊敗準噶爾,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穩固的統一,奠定了近、現代中國的版圖。在對待邊疆和民族問題上,清朝的基本方針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央特設理藩院管理少數民族事務,各少數民族地區根據不同情況設置不同的機構,給以程度不同的自治權,可以看作“一國多制”。如內、外蒙古和青海設立盟旗制;西藏維護達賴、班禪的權威,加強駐藏大臣的權力。清朝還積極移民實邊,開墾荒地,興修水利,建築道路,開設廠礦,溝通貿易。對俄貿易以蒙古恰克圖為中心,交易繁盛。1800年中俄兩國進出口貿易總值達八百三十萬盧布,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這些較為成功的邊疆和民族政策,促進了國家的統一。近代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各民族丟棄歷史嫌怨,團結一致,共御外侮,這不能不說是清朝的一大功績。如果在明朝,踫上日軍侵華這樣的外敵入侵,中國恐怕早就分崩離析了。

  四、“人物和時代具有密切的關系”

  陳斐 人物研究是您清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您主編過《清代人物傳稿》下編,出版過專著《清代人物研究》。對于史學而言,人物研究非常重要。我曾寫過《論中國史學以人物為中心的學術品格》(載《中國文化》2015年秋季號)一文,探討傳統史學從外在的撰述形式到內在的精神旨趣,皆以人物為中心的特點,以後有機會再呈上請教。古代除“二十六史”中的史傳外,還有汗牛充棟的行狀、墓志銘、神道碑、墓表、傳狀、傳略、自傳、自紀等雜傳作品。與上述諸種傳記寫作相比,您的人物研究有哪些特點?可否結合具體論文談一談?

  戴逸 古代浩如煙海的傳記為今日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但也存在不少問題。首先,過去選錄和評價人物的標準是按照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擬定的,所以達官貴人、忠臣孝子、貞女節婦充斥于舊史傳中,並被大加頌揚,其中很多人並不重要。而真正在歷史上起作用的許多重要人物,如科學家、實業家、工匠、藝人等,卻記載很少,語焉不詳。其次,過去很多傳記,如墓志銘、神道碑之類,往往是“諛墓”之作,隱惡揚善,頌詞盈篇。還有,很多傳記形成刻板的寫作公式,枯燥地記錄傳主的仕途經歷、官職升轉等等,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且輾轉相襲,內容重復。鑒于此,有必要對重要的歷史人物進行重新研究。我的人物研究堅持從材料出發,言必有據,求實存真,力求還歷史人物以本來面貌。寫作時,以記事為主,寓論于史,注意聯系時代考察人物,如實反映人物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思想、行動和性格。比如福康安,是乾隆朝的重臣,雖然有驕橫、婪索、揮霍的壞作風,但很有軍事才干,一生戎馬疆場,戰績顯赫,參與並指揮了征林爽文、征廓爾喀等重大戰役,三次被圖畫紫光閣,乾隆帝對他非常賞識。但他死後,嘉慶帝對他頗多指責,他的缺點被渲染夸大,功績被淹沒,以至二百多年後,名字幾乎被忘掉。我寫了《論福康安》和《福康安風雪援西藏》兩篇文章,對他一生的事跡、功勛和才干、性格等做了如實、公允的敘說和評價。其中,辨析了他與和的關系,指出他並未勾結、趨附和;清朝軍營中的腐敗風氣,是整個政治腐敗的反映,並不是福康安一人造成的。算是為福康安平反翻案吧。

  陳斐 拜讀您清代人物研究的論文,讓人感覺不僅真實可信、評價公允,而且很有文采,仿佛把人物都寫活了,有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效果。20世紀90年代初,您對領導並形塑了中國18世紀的乾隆皇帝產生興趣,撰成《乾隆帝及其時代》一書。此書與一般歷史人物傳記不同,它在對時代與人物相互關系的辯證理解中,通過大量史料的爬梳、辨析,嘗試理解、還原、再現乾隆和他所處的時代。據我所知,美國學者威爾•杜蘭撰寫《世界文明史》,其中數卷即用重要歷史人物命名他所處的時代,如“伏爾泰時代”、“拿破侖時代”等。您的《乾隆帝及其時代》,在寫法上有沒有從西方學者的類似史著中獲得過啟發?或者說與這些著作有哪些異同?

  戴逸 威爾•杜蘭等西方學者的書我不太了解。不過我覺得,人物和時代具有密切的關系。時代創造了人物,為人物提供了活動的舞台。而人物的思想、活動並非隨心所欲,而是具有時代性。他在時代的氛圍中成長,反映時代的特色,執行時代的要求,完成時代所賦予的使命。同時,杰出人物也參與、領導和塑造了時代,能夠加速或延緩社會的發展。他的意志、才能、性格、作風、愛好都會影響具體事件的發生、發展,使得時代打上其個人品質的印記,而具有特殊的風貌。歷史發展有其客觀必然性,但這種必然性離不開個人因素的偶然性,必然性要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18世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階段,乾隆帝是當時的重要人物,長時期站在時代最前列,運籌帷幄,叱 風雲。我的書不是乾隆帝的傳記,也不是關于18世紀中國史的全面敘述,而是從時代特點與人物思想、性格、作為等相結合的角度,引入世界歷史的變幻節奏,在中外互動中展示這一時期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與外交的歷史場景,使人們走進並理解乾隆和他所處的時代,進而通過反思歷史加深對現實的認識和對未來的把握。

  陳斐 的確,您將時代和人物結合在一起的研究方式很獨特,開闢了朝代研究和人物研究的新範式。書中,您設置了縱向與橫向兩個坐標,既將乾隆帝及其時代放在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中比較,也放在當時世界範圍內比較。就前者論,可謂功績很大;以後者言,卻又黯然失色。乾隆帝的個人品質,在世界潮流的背景中,有哪些落伍的地方?他應為中國的落後負責嗎?

  戴逸 18世紀的西方世界,正在經歷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突破封建主義的桎梏而飛速前進,而中國的種種成就仿佛還在強化著封建體制。兩個不同的世界,其變化的性質和方向形成強烈反差,中國越來越落後于西方世界。歷史人物要對自己時代的進步和落後負責任。尤其像乾隆帝長期站在統治階梯的最頂端,沒有一個人曾經像他那樣給18世紀的中國歷史打下如此深刻的印記。他的思想、言論、行為、政策自然會對歷史發生或正、或負的重大影響。18世紀,閉塞已久的中國極其需要開通對外渠道了解世界狀況,放寬思想禁制,增進科學知識,以迎接行將到來的世界性挑戰,但乾隆帝沒有像略早于他的俄國彼得大帝那樣知己知彼,把自己放在世界潮流中正確定位,引進和學習外國的先進事物,致力于改革和富強。乾隆帝以自我為中心的天朝上國觀念,閉關鎖國政策,他嚴厲蠻橫的思想壓制、動輒以文字罪人,他對科學技術毫無認識又缺乏興趣,他以不變應萬變的形而上學的政治哲學,嚴重地阻礙歷史的進步,窒息了社會蓬勃發展的生機。世界潮流在奔騰前進,而中國的統治者昏昏然如在夢中,毫無覺察,未能采取更加開放、開明的政策,失去了及時地了解世界和跟上世界的機會。

  當然,中國的落後也不能簡單地歸咎于某些個人和某些政策。乾隆帝的思想和政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完全從頭腦里想出來的,而是孕育于中國長期的歷史之中,孕育于前代遺留下來的經濟基礎、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文化傳統之中。因此,乾隆帝對18世紀、對中國歷史的相對落後,自應負一定責任,但他不能超越時代,自行其是。他像所有的歷史人物一樣,代表著並屬于自己的時代。從某種視角觀測,乾隆帝像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先進與落後、英明與庸碌、聰睿與愚昧、理智與荒唐、仁慈與殘酷、光輝與黑暗,錯綜復雜地交集于一身。他的性格、意志、動機似乎很難捉摸,但把他的所思所言、所作所為放在當時的環境中認真研究,可以看出這基本上是統治階級對18世紀歷史發展所作出的合乎邏輯的反應。生活在18世紀的中國人,包括乾隆帝,並不認為有利于文化交流、廢除科舉、對外開放等等的政策具有充分的正當性、合理性以及必要性。這也反證了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性。主流意識形態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五四運動首先要對儒家的倫理、道德展開猛烈抨擊,使新的民主和科學思想佔領陣地。

  五、“我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了清史”

  陳斐 2002年8月,國家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您被任命為編纂委員會主任。今天,我們再次纂修清史,有哪些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呢?

  戴逸 今天纂修清史大致有以下幾方面的意義︰首先,中國有“易代修史”的傳統,非常重視“以史為鑒,資政育人”。兩千多年來積累了豐富浩瀚的“二十六史”和其他汗牛充棟的歷史著作,不間斷地記錄了自五帝以來數千年的中國史。這是人們了解、研究我們國家和民族形成、發展的百科全書,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智慧寶庫。其次,清史與現實聯系更為密切。當代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如經濟建設、政治改革、文化發展、中外交往以及人口、宗教、邊疆、生態、城市化、地區發展不平衡等等,都各有其歷史淵源,都要追溯到清代才能夠了解問題的根由。還有,“盛世修史”在中華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宋代的《文苑英華》、《資治通鑒》等,清代的《四庫全書》、《明史》等文化工程,大致都成書于政治穩定、國力強盛的盛世。我們這一代人,有幸趕上國家興盛騰飛的時代,如果能寫出一部無愧于歷史、時代的大型清史,將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陳斐 過去官方纂修的正史都是紀傳體。這次纂修清史,在體裁、體例上與傳統正史有哪些異同?

  戴逸 我深知清史纂修責任重大,要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後人負責。我一直在思考,我們今天要纂修一部怎樣的清史?清史編纂既然繼承了我國優良的修史傳統,就應該和已有的“二十六史”相餃接,吸收它們的優點,但清代後期已從封建社會向近代社會跨進,歷史內容和單純的封建社會很不相同,修史的體例、體裁、方法應該超越前史,有所創新。經與全國專家共同討論決定,我們新纂修的清史大致包括以下五個部分︰一是通紀,按時間編年以紀有清一代的史事,取代先前正史中為帝王一人紀事、做傳的本紀。二是傳記,分為列傳和類傳,總計三千五百位傳主,每人寫一篇傳記。這是大型清史的主體部分,篇幅最多。我們的原則是“做表不漏,做傳不濫”。上千個總督巡撫、幾萬名進士,做表時全部記錄,不漏掉一人;做傳時就要慎重選擇,不能濫竽充數,因為史傳不是人名大辭典,夠得上立傳的人才能立傳。三是典志史。分門別類地記錄各種典章制度,敘述清代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科技、文學、藝術等各方面的發展,用以取代舊日史中的“志”。四是史表,包括世系表、職官表等。五是圖錄,包括地圖或其他圖籍,以及晚清的很多照片等等。

  陳斐 您剛才談到,新修清史要反映時代精神,要有所創新,能具體談談嗎?

  戴逸 這次編纂清史的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具有世界眼光,把清代社會放置在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中來對照,並吸收國外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二是在主體工程之外搞了一個數量浩大的基礎工程——整理出版清代檔案和各種文獻。這樣,不但修了史,而且整理保存了一大批有價值的文化遺產,把修史的根據完整保存下來,這是前所未有的。三是編纂體例的創新。與以往史書相比,增加了通紀、圖錄部分,傳記中增加了類傳,史表中增加了事表,典志的數量和涵蓋面也大大增加。比如圖錄部分有十二卷之多,專門收錄清代社會的各種繪畫、圖像、地圖、照片等,如《康熙南巡圖》、《耕織圖》之類,可以形象地再現當時的生活場景和人物肖像。四是史觀的創新。以往史書按統治階級的標準書寫,基本上是被扭曲了的“官本位”的歷史或帝王將相的家譜。我們去掉了許多事跡、言行不彰的文武官員和貞女烈婦,在類傳中挖掘出大量有才能、有貢獻的下層人民,使新清史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清代社會結構。比如,建造了故宮、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清東陵等世界歷史文化遺產的“樣式雷”,說書藝人柳敬亭,相聲藝人朱紹文,拳師霍元甲、大刀王五,京劇名家程長庚、譚鑫培等等,我們都為他們立了傳。五是修史用語的創新,這次重修清史不再采用文言文,而是用簡潔典雅的白話文。總之,我們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開拓創新,爭取修出一部既反映清代歷史實際,又符合時代特點的大型清史,使之成為當代學術研究的精品。

  陳斐 纂修史書,史料至關重要。傅斯年先生甚至提出︰“史學只是史料學。”你們在史料的搜集和使用上有哪些特色?

  戴逸 我們非常重視檔案文獻的整理,這幾乎佔了整個清史纂修工程的半壁江山,影印的一套叢刊《清代詩文集匯編》達八百冊,點校的《李鴻章全集》有三十九冊。起初很多人不理解,後來慢慢明白了。整理檔案文獻和纂修清史相輔相成︰要撰寫一部高質量的“信史”,必須對原始資料做一番認真、切實、細密的清理和研究,力爭實事求是、言必有據,而纂修清史又可以帶動文獻檔案的整理,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有清一代的檔案文獻數量龐大,分散各地,不少由于年深日久,紙質脆薄,面臨行將毀滅的危險。我們專門安排了一百多人搶救、整理,或妥善保存,或整理出版。現在已整理了二百多萬件原始檔案,出版了合計超過十八億字的二百多種圖書,相當于三部《四庫全書》。

  清朝歷史和以往歷史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和世界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在戰爭、貿易及思想、文化上都和外國交往很多。清史中的很多問題,不聯系世界背景就看不清楚。比如研究鴉片戰爭,結合英國議院討論的過程,水平才會更高。因此,我們不僅重視搜集中國史料,也注意搜集外國史料,但這項工作難度很大,也是有別于過去史書的創新之處。光靠我們到海外調查遠遠不夠,還要加強國際聯系,發動海外學者參與到修史工程中來。澳大利亞學者就把《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的全部日記復印件慷慨地捐贈給我們。

  陳斐 目前,編纂工作進展如何?還有哪些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

  戴逸 初稿已經編完了,現在主要是整修、統稿。困難在于,這部書參與寫作的人很多,部頭很大,全書的風格要統一;同一個問題,你寫了,他也寫到了,要看是不是有矛盾;要找出遺漏——哪些問題都沒有寫到;還有重復,一件事不同的部分都寫了。前些時候開會我們還討論重復的問題,傳記里寫了文苑傳,通紀里面也寫了文學藝術志,重復了,要去掉一個。

  陳斐 新清史預計何時殺青?總體規模有多大?有沒有考慮推出適合大眾閱讀的縮微版或精華編?

  戴逸 明年年底結束,計劃分一百卷,大約三千五百萬字。目前還沒有考慮出簡編,先集中力量編完全書再說。我也考慮不了了,都九十二歲了。清史是我生命之安宅,我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了清史。

  六、“做學問沒有捷徑”

  陳斐 您常說︰“對現實知道得更多,對歷史會理解得更深。”其實何止歷史,所有人文學術研究都是如此。拜讀您的論著,能讓人感受到濃濃的現實關懷。您的不少研究課題,如《清代中國邊疆開發研究》、《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等,亦是從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角度進行開拓。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也許是出于對80年代政治熱情的反撥,我們的人文學術研究外在視野逐漸萎縮,呈現出越來越“邊緣化”的趨勢,越來越與當下文化建設沒有關系。這似乎導向的並不是人文學術的繁榮,反而醞釀著極大的危機ゝ。對于當前人文學術研究的“邊緣化”,您怎麼看待?

  戴逸 我主張研究要經世致用。你剛才提到傅斯年先生“史料即史學”的觀點,我不同意。史料當然重要,編史書要從史料開始,但史學應該有觀點,應該致用。曾經有一段時間,人文社會科學不太受重視,我也呼吁過這個問題。中國的發展不但要依靠自然科學,還要依靠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沒法把人生意義等問題闡述清楚。如何看待自身和他人、人類和自然、歷史和現實的關系等等,顯然需要人文社會科學來回答。現在和未來,都是過去的繼續、延伸。歷史的因鑄成現實的果。現實的一切,或成就,或挫折,或勝利,或困難,無不萌生于過去,無不和過去結有不解之緣。“鑒古而知今”,史學可以使我們在一個巨大的遠景中,在過去至現在的長期發展中,觀察自己和社會,這樣才能夠透徹地了解現在、預見未來。史學研究的對象雖然是過去,但它的意義並非只局限于過去。對過去的事情進行研究和解釋,正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在和未來。人們之所以重視史學,也因為他們帶著現實中的迷惘和困惑,不得不求助于歷史,尋求比較正確的答案。

  因此,史學從根本上說要服務于現實。史學如果不食人間煙火,對現實不發生任何作用,就會失去生命力而萎縮消亡。況且,史學研究者越是關心現在,理解現在,就越能夠深入地反思歷史,現實生活中的感受有助于他們去體驗各種各樣的歷史生活。史學研究者應該改進自己的知識結構、思維模式和研究方法,開闢具有現實意義的課題。最近南海問題出來了,我們特意在新修清史中增加了“海洋篇”。光緒年間,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就帶水師在南海各個島嶼巡邏,這是南海為我國領土的鐵證。但是也要看到,史學不是對策學,為現實服務必須以尊重歷史事實、尊重客觀規律為前提,必須尊重史學自身的特點、科學性和獨立精神。任何以現實需要為借口隨意剪裁歷史的行為都是不被允許的,都是對歷史的歪曲和篡改。古代史家有“秉筆直書”的美德,要繼承發揚。史學不能成為政治的侍婢,屈從勢力集團的驅遣。十年浩劫中影射史學的教訓記憶猶新,不能忘記。

  陳斐 除“邊緣化”外,“碎片化”也是今日人文學術研究的一個發展趨勢。這不僅體現在研究選題越來越瑣碎,也表現在研究者越來越缺乏全局眼光、系統思維和發展意識,孤立、片面、靜止看待問題的現象越來越突出。雖然隨著人類文明的積累、進步,“專業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但我們並不希望“碎片化”與之隨行。您的研究往往能夠將宏觀論斷和微觀分析結合起來,既大氣磅礡,又血肉豐滿。可否介紹一下這方面的經驗?

  戴逸 我覺得,宏觀研究應以微觀研究為基礎,否則必然會流為空洞無益的議論,揭示出的歷史規律也未必正確。真正的客觀規律,必須從具體研究成果中概括出來,這才是科學的。同時,微觀研究要以宏觀研究為指導,為最終目的與歸宿。歷史研究必須從史實出發,實事求是,但完全忽視理論指導也是錯誤的。每一位研究者不一定都能完全具備這兩種方法,可能有的人擅長宏觀研究,有的人擅長微觀研究,但從整個史學來看,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缺一不可。這兩種類型的研究者應該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有的人對宏觀研究頗為推崇,認為微觀研究是雕蟲小技;反過來,也有人認為微觀研究才是真正的學問,把宏觀研究看作不切實際的空論。這兩種傾向都不好。20世紀那些有成就的史學大師,都是把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的。陳寅恪既擅長考據,又能揭示歷史基本線索和因果關系,寫出《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部傳世之作。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當然是宏觀的,但對許多歷史問題也有很多具體研究,提出獨到見解。所以,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應該並重,不能偏廢。

  在具體研究過程中,要處理好博和專的關系。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識無窮、資料無窮。因此,每個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領域。學問越廣博,眼界越開闊,才能夠高屋建瓴地思考問題,博學才能夠深思。博能夠促進專,提高人的研究能力。但個人認知的可能是有限的,不可能窮盡全部知識,只能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所謂“專業化”,就是研究領域的窄化,只有窄化了科研領域,才能集中精力,攻克難關,取得成果。所以,博和專又是辯證統一的。

  陳斐 您是如何理解史學研究的?一個優秀的史學研究者應該具備哪些素質?

  戴逸 我認為,史學研究無非是敘述歷史、考證歷史、解釋歷史。把歷史事件的真相清楚地、如實地講述出來,勿作粉飾隱諱,就是敘述歷史。而要弄清真相,必須佔有大量一手資料,對紛繁復雜、相互矛盾的記載進行分析比較,以去偽存真。這即考證歷史,雖然繁瑣、費勁,卻是史學研究不可缺少的環節。最後是解釋歷史,告訴人們歷史事件如何發生、因何發生?也就是探究歷史因果,揭示歷史規律,使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歷史,接受經驗教訓。將敘史、考史和釋史統一起來,是我終身渴求的理想境界。

  古人認為優秀的史學家應具備史學、史識、史才、史德,我把這轉換成資料、思想、文采、道德。只有從這四個方面用功,才能成為合格以至優秀的歷史學家。歷史研究首先要掌握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從中抽引出規律,而不是從概念或定義出發,也不是單憑頭腦玄想。古往今來的大史學家,如顧炎武、吳 等,都在掌握資料方面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其次,要開動腦筋,分析資料,透過紛繁復雜的現象總結出本質性的規律來,這就要靠思維能力。而鍛煉思維能力,一要敢于懷疑,勤于提問;二要發現矛盾,追溯究竟,從而得出有價值的成果;三要學會辯證思考,從事物的發展和相互聯系中看問題,不要孤立、靜止地看問題。此外,經常閱讀思想水平高的著作,領會書中蘊含的高度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也是提高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徑。第三,要講究文采,鍛煉自己的寫作能力。研究要深入,表達要淺出,力求使自己的文章合乎文法和邏輯,力爭概念準確、條理清楚、觀點鮮明、文字精練,要用簡短的篇幅來表達豐富的內容,切忌用龐大的篇幅掩飾內容的貧乏。範文瀾先生的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值得作為治學的座右銘。最後談談道德。人品和學問相互關聯,是衡量和評價學者的兩把尺子,偉大的學者,其道德、文章均為世所景仰。治學應有嚴肅認真的態度,要把學術當作神聖的事業、崇高的責任,從搜集材料、思考問題到撰寫論著,都要一絲不苟,言必有據,不可為取得轟動效應故作驚人之筆,更不能抄襲、剽竊。治學應有謙虛寬容的精神,對自己的學問和成果,一定要清醒地、實事求是地評價;對于學術上的不同意見,一定要充分尊重,認真听取。治學要有堅持真理的勇氣。撰寫歷史,涉及當時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常常會觸犯某些人或某個集團的利益,更會引起強烈反對,甚至會招來殺身之禍。敢不敢面對事實秉筆直書,這是對歷史學家的嚴峻考驗。“實錄”、“書法不隱”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歷史學家應該拋開利害得失,排除一切干擾,堅持真理,揭示歷史的本來面貌。

  陳斐 您的清史人生,恰好為您方才闡釋的治學境界和史家品格做了形象說明。最後,請您向有志于學術的青年說一些寄語或期望。

  戴逸 做學問沒有捷徑,結合我多年求學、治學的感受來說,大約有“勤”、“苦”、“樂”、“迷”四個境界,它們相互貫通,築起了一條成才的道路。先說“勤”。古今中外學問有成的都是勤奮努力的人,天賦決非主要因素。“業精于勤荒于嬉”是不朽的格言,要勤于讀書、勤于思考、勤于寫作。再說“苦”。勤奮就會帶來辛苦。苦是為了克服困難,必須忍受種種艱苦、寂寞,自我克制,堅持到底,做出犧牲,否則就搞不成學問。三是“樂”。樂與苦相互聯系,相反相成。做學問固然是苦,但苦中也有樂,苦盡會有甘來。長年讀書,能得到精神上的滿足。當研究工作有所突破或進展時,更能體會到莫大的愉快和歡樂。要能苦中作樂,以苦為樂,並努力去尋求苦思不解、一旦豁然的苦後之樂。不能吃苦、不肯吃苦的人當然成不了才,而在勤苦治學中尋求不到樂趣的人也成不了才。四是“迷”。樂到極處,就會進入“迷”的境界。生活中常有球迷、戲迷,做研究也會入迷。對自己的專業具有深厚的感情,甚至廢寢忘食、朝思暮想,這樣年深日久,自然就會有所成就。這四個境界中,“勤”是最主要的,“勤”是主體的投入,“苦”、“樂”、“迷”是投入後的感受,這種感受可以促使主體更加投入,這就又回到了“勤”,但這時的“勤”是自覺自願的,而非勉強。這樣,研究者就走上了一條良性循環的成才之路,從自身持久地產生前進的動力,不斷奮進。

  [訪談札記]

  2016年12月2日上午9點半,當我如約步入北京張自忠路3號段祺瑞執政府舊址旁邊的小平房大門時,發現戴逸先生已在他的書房——“借來齋”等候。這間很不起眼的小屋子簡潔而雅靜,在冬日陽光的照耀下,顯得格外溫暖、靜謐。我們一邊啜茗,一邊聊起了學術、人生。八九年前,受葉嘉瑩先生委托,我曾采錄過戴先生的吟誦,先生很快進入了狀態,那腔調、感情、手勢、表情、風度……都令人震撼、絕倒!那時我正在攻讀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學位,與詩詞打交道也有十幾年了,從未想到詩詞曲賦可以這樣讀,可以讀得這般美!這次見面,先生精神還像以前那樣矍鑠,思路依然清晰,對學術的摯愛和對現實的關懷令人動容!不知不覺中訪談已進行了兩三個小時,因擔心先生過于勞累,又看到主要問題都提綱挈領地談到了,我起身告辭。從朱紅的大門出來,我忍不住又回頭望了很久。這里曾經是清代王府、晚清陸軍部和海軍部、段祺瑞執政府、日本華北駐屯軍總司令部,發生過著名的“三一八”慘案,劉和珍等革命先烈犧牲于此。飽經滄桑的石獅子仿佛還在訴說著昨日的往事。凝視著藍天下遺存的尖頂建築,我真切地感受到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一條不能割斷的時光之流,腦中又回蕩起先生的話︰“現實的一切……無不萌生于過去,無不和過去結有不解之緣……對過去的事情進行研究和解釋,正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在和未來。”衷心祝願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在“鑒古知今”中走向繁榮、昌盛!

  2016年12月10日

  ヾ濮蘭德、白克浩司︰《慈禧外記》,陳冷汰、陳詒先譯,中華書局1916年版,第135—136頁。

  ゝ陳斐︰《透視人文學術研究的“邊緣化”》,載《中華讀書報》2016年12月1日。

 

作者︰ 陳斐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