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新疆歷史>> 專題研究  

歷史分期觀念與“中國近世史”的生成

2018年01月19日 11:45:04 來源︰ 《中山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廣州 510275)。

    內容提要︰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學者借用西方近代史學理念,按時間劃分東洋(支那)史,開啟了全新的敘述模式。清末歷史分期觀念逐漸傳入中國,隨著學制變革和教科書使用得到廣泛傳播,產生深遠影響。“中國近世史”在此過程中逐漸生成,由單純的時間劃分演變為兼具時間、空間、政治和思想屬性的概念集合,成為近世歷史反思的重要媒介。

    關 鍵 詞︰清末/歷史分期/中國近世史/學堂教育

    標題注釋︰中山大學“三大建設”專項資助。

    傳統中國史學強調通史或斷代,很少采用線性進化的敘述和著述模式。今日學界熟悉的歷史分期,實為清末國人借助西方和日本思想資源所作的進一步展開。歷史分期觀念的引入與應用,加以社會對近世歷史的重視和反思,促使“中國近世史”逐漸生成。考察這一過程,有助于理解清末的歷史分期認識,亦可把握時勢背景下思想觀念的拓展與深化,從淵源上明了日後“中國近代史”的產生及深遠影響ヾ。

    一 分期•進化•日本

    一般學界所理解的歷史分期似應源于清末新知識的輸入,但中國傳統典籍中,也有類似歷史分期的提法。古人使用時,多用以表述具體事件的發展歷程,而非以之為展示歷史宏觀演變的敘述模式。如韓非在《五蠹》中有上古、中古、近古和當今的四期闡釋;司馬遷、顏師古、張彥遠和盛熙明的著作中也有這些表示時限的說法,用以進行時間指稱。

    上述說法的時限呈現變動不居的相對性和模糊性。如“近世”指與著者相近的時段,但韓非所稱“近世”已成後人之“上古”,清人昭--在《嘯亭雜錄》中多以“近世”指清朝ゝ。相應說法在時間指示上隨著時代發展而前後變動,差別甚大,難以展開歷史敘述和著述。近代分期觀念源于歐洲學者歷史著述中的階段劃分,用以闡釋時代的發展變遷(涉及社會性質),時限上具有精確指示的特點,為中國傳統說法所無。

    就著述模式言,傳統中國史學多重通史或斷代。通史因時間連續,很難分期展示宏觀歷史的階段性演化;斷代以皇朝為限,著眼于人事興替與典章制度,且都不涉及社會形態及性質的轉變。故古代中國沒有以近代分期觀念為指導的歷史著述。相關說法更多為清末日本學者對應引入西方近代歷史分期概念埋下了伏筆。

    著述模式直接關系到對歷史的解釋。傳統史學多采用循環理論。從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到王夫之“天下之勢,一離一合,一治一亂而已”的闡釋,皆是治亂興替的內部循環,而非歷史線性的進化發展。清末進化思想的傳播影響,沖破了歷史循環(甚至倒退)解釋理論的束縛,將當時置于歷史進程中的高級階段。這一以進化發展思想為內涵的歷史解釋理論,有助于國人對歷史分期觀念的接受ゞ。

    19世紀前後,歐洲東方學家已將近代分期觀念用于中國史著述。這些實踐在中西交流中以傳教士為載體得到進一步展開々。相較于西人的努力,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借用歷史分期觀念所進行的東洋(支那)史撰述,對清末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日本學者在逐漸接受歷史分期觀念的實踐中,利用中國古代典籍中的說法對應相關概念名稱,以中國為主體,分階段構建東洋歷史的發展歷程。

    相關嘗試以那珂通世、市村瓚次郎和桑原藏的著作為代表。1890年,那珂在《支那通史》中分中國歷史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段,上世史為“唐堯、三代、春秋戰國”,中世史分“秦漢三國至晉並吳”“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至寧宗開禧中)金(至章宗末年)”三期,近世史也分“自蒙古始興至元惠宗北遷”“自明太祖至毅宗時(清太宗時)”和“自清世祖時(明帝由松時)至今”三期ぁ。1894年,市村在《支那史要》中以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和今代史五段,對應遠古到秦並吞六國、秦到隋統一、隋到宋亡、元統一到清道光年間、道光以後あ。1898年,桑原在《中等東洋史》(此書在中國改稱《東洋史要》)中分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四期,即“漢族充腓時代,謂從太古至秦一統之間”,“漢族全盛時代,謂從秦一統至唐亡,凡千百年間”,“蒙古族極盛時代,專指從五代至明末”,“歐人東漸時代,由前清至現代,凡三百年間”ぃ。

    三者的劃分既有聯系亦有區別。市村在那珂的基礎上繼續展開,大體遵循後者的宏觀體系,但那珂視清代為整體,市村則以“今代史”指稱道光以後的清代。桑原糅合了前兩人的思想,更重民族權勢演變和外來因素影響。那珂的處理仍顯皇朝斷代的痕跡,市村的“今代史”展示了中西關系的變化,桑原注重于民族主體和中西關系的演進。就三者的區別而言,實踐中的思想差異,既緣于他們對中國歷史的不同理解認識,也受東方傳統理念和西方近代思想之間分歧的影響。

    三人對于蒙元的認識,也表明日本學者在進行相應歷史撰述時不同于中國人的考慮。那珂和市村將蒙古興起或元朝建立,視為“近世歷史”的開端,桑原將蒙元時代視為近古。相關嘗試展示了他們如何確定中國歷史發展演變的關鍵節點,來區分傳統中國與近世中國。桑原以五代至明末的蒙古極盛時代為近古,已不同于那珂和市村將唐宋視為中世史的處理。他以宋代為近世中國的開端,實際上承認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間的重大轉變。這一認識直接影響到了近代日本東洋(支那)史研究領域“唐宋變革論”的出現。

    桑原曾言︰“凡一群之事變,必有終始因果之關系,決不容劃然剖分于彼此之間。雖然,時或因一鉅事之斗現,而其前後之世局,有不得不隨之一新者,史家為便撰輯計,爰標舉此類事變,以區分史期。”但卻話鋒一轉,稱東亞各國“彼此之關系殊淺,因之區分史期,頗難著手。今姑以中國本部之大勢為樞紐,而參考其四圍諸國之興亡,各族之盛衰,與有關系者,可分東洋史之時代為四”い。觀其敘述,並非完全認同歷史分期,所謂以“鉅事之斗現”為標準,不過是為編輯便利計。他以中國本部為主體,參考周邊諸國各族的發展進行分期,拓展了中國歷史的輻射範圍。他就“前後之世局,有不得不隨之一新”的闡釋,彰顯了進化思想對于史學認識的影響。考慮前後語境,桑原更注重歷史發展的連貫延續,對西方思想理念能否照搬至東亞世界,似不無保留意見。因此,源于學理和標準的不同,學者在分期和時限的處理上必然存在差別,這也影響到清末國人的吸收與借鑒。

    日本學者對歷史分期觀念所持的肯定態度,使他們在接受和借鑒的過程中逐漸走出東方傳統史學敘述的模式,開始嘗試展示歷史宏觀的、階段性的、線性的演進和發展。從日本的認識和理解而言,歷史分期既代表了進化發展的思想,也有某種西方“科學歷史”的意蘊,借以展現歷史階段的演進和社會性質的轉變。日本學者的東洋(支那)史撰述與明治以來的飛速發展相應而生,他們以所理解的歷史分期建構東洋(支那)歷史宏觀的階段性發展歷程,將東西歷史在某一標準下進行對應。這其中蘊含了日本希望以其所創造的知識體系,影響其他國家對歷史發展的判斷和認識,最終掌控東亞歷史發展解釋權的用意。

    日本學者以歐西勢力的進入影響為近世歷史開始的標志,嘗試跨越東西洋時空範圍,從更廣的視角認識歷史。由此,近世歷史顯然被視為宏觀發展的更高層次,其雖因學者對歷史分期理解不同而存在命名和時限的差異,但重要性卻在與日俱增ぅ。

    河野通之編《最近支那史》時,就指出“近世史乘”的重要性。他認為世人明于唐宋以上而疏于元明以下,雖因好古,更緣不識“近世史乘”,並稱近世之事,關切今日,尤為殷鑒う。石村貞一稱中國“至近代之事,則最與我之今日關系極多,蓋時勢愈近,則關系愈切,學者不可不知也”,並認為此書可使讀者知中國近世之事,進而管中窺豹知亞洲大陸的形勢沿革(11)。

    上述不同著述引出了“近世”和“近代”的聯系。在河野和石村的詮釋中,“近代”是“近世”的組成部分;市村的“今代”實有後來“近代”之義,是“近世”的最新發展與未來指示。“近世”與“近代”都側重于東西關系發展中東亞大陸的轉變,這也使得後人認識歷史分期時,常將二者等同。當然,這兩個名詞的進化發展之意不言自明。

    歷史分期也以著述模式用于日本學者的“支那(中國)文學史”撰述中。1892年,兒島獻吉郎最早在《支那文學史》中使用歷史分期,並在兩年後的《文學小史》中進一步提出影響深遠的“上古”“中古”“近古”和“今世”等概念。此後,藤田豐八講習“中國文學史”時,以“古代”“中世”和“今世”三期,對應“上古至秦”“漢至唐宋”及“元至清”(12)。這些觀念也逐漸傳入中國,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清末國人對歷史分期的認識(尤其是文學分期未必與皇朝斷代完全契合的觀點)。

    甲午後的中國開始大規模學習日本,東學傳入並產生巨大影響。國人開始嘗試階段性劃分本國歷史,“中國近世史”的指稱開始出現。葉瀚主張分代論述自秦以來的“成跡”,因精簡難定,故听從友人意見,從清朝開始講,然後反諸古代,並簡要介紹西方近百年歷史,以求“廣風化”。其“中國近世史”為“自國朝受命起,迄于今”的清代歷史(13)。某些演義小說也提及“中國近世史”,涵蓋從努爾哈赤開始的清代歷史(14)。

    19世紀晚期的日本學者在中國史學和文學的撰述過程中,已經開始引入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歷史分期觀念,開始全新的著述模式。受進化思想與現實因素(近世中國與日本的密切關系)的影響,學人在歷史著述的分期中賦予了“近世史”重要意義。1900年,有賀長雄的《近世政治史》以德意志統一為起點,但在同期的《近世外交史》中卻以拿破侖戰爭為起點(15)。這一差異,看似政治和外交的不同,卻反映日本學者在借鑒西方思想成果和自我創造之間的矛盾,更是對東方相對指稱與西方精確界定的調和。

    日本學者使用歷史分期觀念時,在歐洲與中國間居于折中調和地位。首先,傳統東亞思想中並沒有近代意義上的歷史分期觀念,日本學者將分期概念用于歷史著述的實踐中,展示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轉變,顯然受歐洲影響。江戶時代蘭學的陶冶和明治維新後西學的引入,有利于日本學者對歷史分期觀念的接受和使用。其次,日本學者在撰述實踐中所采用的分期觀念源自歐洲,但對應術語卻借用中國古代典籍。日本學者嘗試對歐洲思想進行轉化創造,以期符合東亞實際,並在著述模式上突破了皇朝斷代或通史延續的傳統,勾勒出以中國為主體的東洋(支那)史的階段性的線性演進歷程。最後,日本學者在歷史敘述中的分期差別,既有對中國歷史認識理解的不同,也體現了對東方傳統史學撰述理念與西方近代史學敘述模式調和。當然,分期觀念對歷史發展和演化的詮釋所蘊含的進化思想,也表明歷史敘述模式已經不同于傳統史學。

    日本學者借用歷史分期觀念,以中國為主體展開東洋(支那)史著述,但如河野通之和石村貞一所言,其著眼點乃為日本而非中國。這些著述在濃厚的日本關懷下,其“中國性”究竟如何,已經成疑。東西思想觀念的糅合,以及由此產生的差異也在清末逐漸傳入中國,最終影響到了國人對歷史分期觀念的接受和使用。

    二 接受與再創

    20世紀初,受變革自救的影響,中國在對外學習的進程中邁出了更大的步伐。以留日人員為媒介,歷史分期觀念開始逐漸傳入並產生深遠影響。

    作為清末介紹新學巨子,梁啟超較早接觸並使用了歷史分期。1901年,他指出歷史因人世社會的因果關系,很難截然分期,分期只是“權宜之法”下,“就其事變之著大而有影響于社會者”劃分的“武斷”和“不得已”。其上世史為“自黃帝以後以迄秦之一統”的“中國之中國”;中世史為“自秦一統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的“亞洲之中國”;近世史為“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的“世界之中國”,且“不過將來史之楔子”(16)。

    梁氏的闡釋仍見傳統史學的通達觀念,但隱約能看到市村瓚次郎的影響。他的“中世史”涵蓋了後者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而“近世史”既有時限的縮短,也有國人視角下清史的斷開。“中國——亞洲——世界”的分期論述,展示了他對中國歷史階段的宏觀認識,蘊含了進化發展的思想。這反映出學人以本國歷史實際為準,對歷史分期所代表的全新敘述模式的接受與再創。

    1902年,流質善變的梁啟超在《新史學》中猛烈抨擊傳統史學“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並直言西方史家“近世則記載愈詳”,而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借”(17)。此處“近世史”專指稱清代,與前說差別很大。

    同年,梁啟超又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將“近世史”分為“近二百五十年”的“衰落時代”與“今日”的“復興時代”,以1902年為界劃分清代(18)。1904年續寫時,他以“界說不甚分明”為由,將“近世之學術”定為“起明亡以訖今日”(19)。此次重寫,梁氏可能借助了日本的相關思想資源,從“近世史”中分出以乾嘉以後最近數十年為時限的“最近世”(20)。實以“近世史”為名進行清代內部的階段劃分。

    梁啟超對歷史分期的借鑒使用,既受進化觀的影響,以求發展進化的公理公例,也為擺脫傳統著述模式,尋求“新史學”的敘述方式。其前後變化說明清末學人接受和借鑒歷史分期時,因西學、東學知識背景不同而產生的復雜和混亂。

    歷史分期觀念因與進化觀聯系緊密,利于清末國人的接受。其傳入與應用,既有留日學人的努力,更通過學制變革與教科書編纂等教育實踐得以實現。

    清末學制革新利于歷史分期觀念的引入和傳播。1902年,壬寅學制規定不同學堂學校的史學課程教授時間,中外歷史須在數年內講完。京師大學堂的師範館和中學堂出現了“外國上世史”、“外國中世史”和“外國近世史”課程,小學堂將中國歷史分為上古三代、秦漢、兩晉南北朝、唐五代、宋遼金元、明六個階段(21)。

    教學時限的規定與外國史課程中歷史分期的應用,也促使設計者思考中國史在課程教學上的對應處理。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延續了壬寅學制精神,規定高等小學堂“宜多講本朝仁政”,中學堂應“先講中國史……陳述本朝列聖之善政德澤,暨中國百年以內之大事”,並指出大學堂自習參考書,應“《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為一類,晉至隋為一類,唐、五代至宋為一類,遼、金、元為一類,明為一類。治正史者每人須習一類,不得僅治一朝之史。若治明史者,須兼詳考國朝事實合為一類,不得僅治明史”(22)。“本朝”、“中國百年以內”和“明清”等提法從屬于“近世史”,歷史分期開始在本國史講授中萌生。

    1906年7月21日,學部《優級師範選科簡章》規定歷史地理本科主科目為第一年專授“中國歷代史”和“中國近世史”,兩課程時間相同(23)。“近世史”在中國史教學中取得了與“歷代史”等同的地位,其重要性得以展示,並隱約有古今歷史對比中“近代史”的意味。

    清末教育實踐成為歷史分期觀念引入並產生重要影響的關鍵。隨著教育發展,歷史分期逐漸出現在本國史講授中。國人開始嘗試擺脫傳統的史學教育模式,借助近代西方和日本的思想資源,重新考察和認識本國歷史的發展,並做出新的判斷。但清末學制規程中,皇朝斷代仍是本國史講授的主體,二元化的存在也直接影響到了民國高校“中國通史”的講授(24)。

    課程設置直接影響到對教科書的需求。清末國人大量翻譯日本和歐美書籍作為學堂學校教材之用。1901年4月,袁世凱上奏清廷,指出“惟有譯書之一法,最為便捷”,應以日本和歐美譯本為主,“搜羅印證,匯輯成編,發交京外各學堂,循序購買,以期學術一律,而免分歧”(25)。同年7月20日,張之洞和劉坤一也在“會奏變法自強第三疏”中強調引進日本所譯“外國政術、學術之書”的重要性及便利(26)。次年,張之洞奏稱應以桑原藏的《東洋史要》為本進行講授(27)。受此影響,日本學者的著作開始被翻譯進入清末學堂,歷史分期觀念,包括對“近世史”的認識也隨之傳入中國。

    除中國史著作外,世界史著作的傳入也推動了分期觀念的傳播。20世紀初在中國有重要影響的世界史著作包括《萬國歷史》《萬國史綱》《世界通史》《邁爾通史》《萬國史略》和《世界近世史》等(28)。這些著作明確地劃分上古(上世)、中古(中世)和近世三期,但因標準不同存在時限的差異,邁爾曾提及這些不同標準及差異(29)。如《萬國史綱》所稱,“史期之區分者,據振動宇內大勢與大事變,而定其當區分之時”(30)。故不同著者的“近世史”起始時間有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美洲發現等,並嘗試深入劃分,反映出歷史分期因著者不同,精確劃定的困難。1902年到1903年,這些書籍基本被翻譯為學堂的世界歷史教科書。據《學部官報》提要可知,這些著作的分期尤其是“近世史”劃分開始被中國人接受並反思(31)。

    上述世界史著作涉及“中國近世史”產生的關鍵因素︰以世界史視角認識“近世”中國,納中國人世界。此觀念數年前便已萌生,梁啟超視近世史為“世界之中國”(32)。日本學者也稱︰“忽必烈以後之近世史,則亞細亞、歐羅巴之歷史上干系,爰開始焉。”(33)將中國歷史敘述融入世界歷史,反映了內容與範圍上的拓展。清末國人的本國史敘述,已受到全新思想理念的影響,模式的改變便成為必然。

    1904年,《近世世界史》指出歷史分期能夠向國民顯示世界的進化歷程,開導民眾的世界觀念。作者認為分期標準多樣,應以“著名之事實,為之樞軸,為之脈絡,以示其真相于千歲之後者”為準繩,故定“世界近世史”的開端為國土發見和交通開拓之時(34)。以中國融入近代世界為分期標準,對國人理解“近世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學者推重“近世世界史”,旨在使國人“周知彼國之情狀而亦油然興起其愛吾本國,愛吾種族之思想,以求自強自立而相競于天演之界也”(35),表明“近世史”對單純時間限制的突破。

    除翻譯照用外,學人也以日本著作為藍本,嘗試編纂新的教科書。1902年,羅振玉指出,教科書編訂“宜先譯日本書為藍本而後改修之……若本國之歷史、地理,亦必先譯東書,師其體例而後自編輯之”,還應根據實踐效果繼續修改編訂(36)。清末很多學者編纂教科書時參考了桑原和那珂的著作,並借鑒了相應的分期理念。

    1902年,柳詒徵借鑒《支那通史》編成《歷代史略》,並由江楚編譯局和上海中新書局分別在1903年和1906年出版。因那珂只寫到宋代,柳詒徵續編了元明兩代以成完璧(37)。柳氏此舉折射出對日本學者分期觀念的借鑒和使用。1903年,陳慶年(柳氏親友)考慮到“桑原藏之書尤號佳構,所謂文不繁,事不散,義不隘者,蓋皆得之”(38),故以《東洋史要》為藍本編成《中國歷史教科書》。此書基本照搬桑原著作,然僅至明末而未及近世。故時論稱以汪榮寶《本朝史講義》接續,可有“兩美璧合”之效(39),由此可見當時一般的“近世史”觀念。柳、陳的著作都被學部審定為學堂的歷史教科書,影響極為深遠(40),客觀上有利于分期觀念的傳播。

    照搬改編固然便利,卻有人擔心若以《支那通史》和《支那史要》為藍本,充本國歷史教科書之數,歷史事實難免抑揚失當,甚至使國人忘記祖國,又中國史不同于世界史和東洋史,故應“各自為例,不相襲涉”(41)。李岳瑞稱翻譯外來書籍作為本國學堂教材將致“方枘圓鑿,斷弗適用”(42)。言語之中都隱含了對翻譯著作“中國性”的擔憂。

    只是在“本國化”的呼聲中,歷史分期觀念仍指導著教科書編訂。歷史雖“累代一貫”,但“或因一事變起,而有足使當時大勢,面目一新者,史家為便編述計,特據此類事變,以為標準,而區分時代焉”(43)。此說亦反映歷史教科書編纂過程中,學者對進化發展思想的接受。歷史分期還成為學者打破皇朝斷代著述模式,展現國民精神和民族發展的工具。許之衡稱︰“斷代一例,尤為史家大惑。斷代者,徒為君主易姓之符號,是朝史而非國史也,謂為二十四朝之家譜,又豈過歟。故今後之作史,必不當斷代,而不嫌斷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類),籍以考民族變遷之跡焉。”(44)思想理念的反思與再創,在影響教科書“本國化”編訂的同時,也拓展了分期觀念的含義。

    除柳詒徵和陳慶年外,其他學者也采用分期觀念編纂了服務于不同學校的教科書或講義,但存在概念術語與時限差異(45)。這些實踐既有對日本學者的吸收借鑒,也嘗試著“本國化”的創新表達。分期觀念開始被廣泛用于中國通史撰述。

    考察相關文本內容,陳懋治、吳葆誠、張運禮、沈頤從分期概念、時限甚至內容基本參照了《東洋史要》;蔣維喬在名稱和時限上大致與桑原相同,但將五代劃入中古,顯然以五代為唐的延續,視其為中古終結而非近古肇端;章嵌與蔣維喬在分期時限上一致,卻在術語上使用了遠代史、中代史、近代史和最近代史等概念。以上教材和講義基本延續了桑原著作中所形成的歷史分期。

    張肇桐以上古、中古、近古、今代對應伏羲至周亡、秦至隋、唐至明、清四階段,視唐宋為整體,“今代”之名雖同市村,內容卻更近桑原(46)。夏曾佑以上古、中古和近古三期,對應“自草昧以至周末”、“自秦至唐”及“自宋至今”,進而細分傳疑、化成、極盛、中衰、復盛、退化和更化七段指稱“開闢至周初”“周中葉至戰國”“秦至三國”“晉至隋”“唐室一代”“五季至宋元明”“國朝二百六十一年”(47)。其劃分顯然雜糅了桑原、市村和那珂的思想。徐念慈等則用太古、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現世對應堯舜前、夏至戰國、秦至唐末、五代至北宋末、明和滿洲初興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歷史。他們雖借鑒了日本學者有關古代的分期術語,卻于近世歷史使用新概念並劃定了不同下限。

    學人應用歷史分期時,既有對日本學者的借鑒吸收,也有立異之處。他們以國人眼光審視中國歷史的發展演化,在皇朝斷代走向宏觀階段演進的著述中,並不認為蒙元是能夠獨立開啟新時代的階段,徐念慈甚至都沒提及元代。最重要的是他們從本國人立場出發,借鑒歷史分期觀念所代表的敘述模式展開全新的中國史撰述,將“中國性”闡釋作為關懷和追求。

    以上教材和講義的分期差別,既源于借鑒對象不同,也受思想理念分歧的影響,還反映了學者對本國歷史的認識和判斷。他們采用分期敘述的方式,嘗試展示宏觀歷史演變及其中所蘊含的進化觀和發展思想,已非傳統的二十四史、《通鑒綱目》、《綱鑒易知錄》等教材所能比擬。他們對歷史“科學性”的追求,以及“鉤稽人類之陳跡,以發見其進化之次第,務令首尾相貫,因果畢呈”(48)的嘗試,顯然為傳統史學所未有。分期觀念的應用,超越了傳統一家一姓的史學敘述模式,以社會演進展示國家和民族的變遷歷程,提供了重新認識本國史的新角度(49)。

    清末國家衰敗和民族危機的現實,促使世人反思近世歷史,從歷史經驗教訓中尋求強國救民之道。新式教科書中分期觀念的使用,展示歷史線性的階段演化,起到了教育之外的宣傳動員作用,有利于民族精神和時代觀念的培養。

    清末留日學人也接觸了歷史分期觀念,並認識到近世歷史的重要。錢玄同受過較完整的“世界近世史”教育,並引申到中國歷史,稱︰“正不知吾國之孫公何日大撞革命之鐘,卷三色之旗,以滅虜而朝食,殊為焦盼。”(50)朱希祖接觸到了“最近史”“近世史”“最近世史”“東洋近時外交史”等概念(51)。這對學人此後的中國歷史分期有著重要影響。分期名詞用于學術,也反映出當時的近世歷史觀念,如劉師培的《論近世文學之變遷》《近代漢學變遷論》。他所用的“近世”和“近代”概念所指在時限上基本一致,都是明末清初至當時(52)。以上內容涉及歷史分期和“近世歷史”的認識,有利于相關概念的傳播和接受。

    清末學堂教育和教材中提及的各種“近世史”存在時限的差別,若強就同一時限劃線,則不同認識和著述中的術語又相異。言人人殊和名實難辨的背後,蘊含了“近世史”與“最近世史”、“近古史”、“近代史”、“最近代史”、“今代史”、“本朝史”(53)、“近三百年史”之間的復雜關系。“中國近代史”已經出現,其與“近世史”存在時限和內容上的密切聯系,卻未必是今日相關認識的直接來源。這對“中國近世史”的繼續發展和“中國近代史”的形成定型有著深遠影響。

    三 以當世觀近世

    隨著中外交流的加深與學堂教育的開展,歷史分期觀念輸入中國,並用于本國史編纂。“中國近世史”作為中外關系轉換的關鍵,與現實有著緊密的聯系,逐漸演變成涵蓋時間、空間、政治、思想的綜合概念。其所蘊含的進化發展思想,塑造著國人的歷史觀,也影響到後人對中國歷史的宏觀認識。

    前文已提及,桑原視“近世史”為“歐人東漸時代”,梁啟超以“中國近世史”為“世界之中國”,時間概念之外,更暗含空間範圍的擴展。丁保書延續了這一思想,指出明代中葉以來“日趨于多事,實亞細亞洲形勢變遷時也”,故“是時航海而東者日益多,而東洋(中國、日本、朝鮮等地)之天地,別開一世界矣”(54)。

    國人回顧晚近歷史,“中國近世史”寄托現實政治的訴求和未來奮斗的期望。丁保書稱其書為“起近今喪亡之痛,長學識,雪國恥,是在吾黨”,“今黃種與白種競爭,猶昔漢族與非漢族競爭也。是編以衛種族,張國威為主……以壯我幼年之氣”。觀丁氏之意,學習近代以來“喪亡之痛”的史實,可增長學識,有助于日後洗雪國恥,力爭在世界競爭中保種衛國。橫陽翼天氏(曾鯤化)也以漢族強弱與對外交涉為據展開分期,其近世紀、前世紀和現世紀尤能體現這一點(55)。

    “中國近世史”開始成為近世歷史反思時激發民眾愛國心以救國圖強的動力。曹曾涵為《萬國史綱》作序時稱,歷史為使民眾產生“愛國家愛種族之心”(56),凸顯了強烈的救國圖存願望。時人的國恥史編纂,也意在通過闡釋晚近國恥史(尤其是道光以後之歷史),以激勵國民,裨益國民教育(57)。

    “中國近世史”在學者著述中佔據重要地位。夏曾佑雖未闡釋近古之世,卻言“國朝二百六十一年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學問政治,集秦以來之大成,後半,世局人心,開秦以來所未有,此蓋處秦人成局之已窮,而將轉入他局者,故謂之更化期”(58)。其更化期可視為近世史,具有繼往開來的轉折作用。汪榮寶稱︰“學者欲知道今日中國變遷之由來,及世界列國對我之大勢,則研究近世史為尤要焉。邇來東西史家,常有倒敘之法,即由近世之事實,次第上溯,以至太古。此雖史篇之變體,然其用意,欲使學者先今而後古,詳近而略遠,以養成應變致用之知識,其諸大雅所不譏也。”(59)他借西方學者的理論和方法闡明了近世歷史的重要性及作用。沈頤認為“學者欲知一國變遷所由來,應先研究其史乘。欲知一國最近變遷所由來,應先研究其近世史……則研究近世史乘,以自擇其因應之術,尤為事勢所不可緩焉”(60)。三者雖都賦予“中國近世史”重要意義,卻各有側重,夏曾佑關注承前啟後的轉變,汪榮寶側重“應變之用之知識”的養成,沈頤則關心歷史教訓中“因應之術”的選擇。學理和現實的二元化需求開始展現,並一直影響至今。

    對“中國近世史”的重視也必然涉及對清朝的處理。相較于民國學人,學者因身處清代,故不免對“本朝”細致斟酌。日本學者市村瓚次郎較早以道光為界分清代為近世和今代兩段。中國學者或將清代分為不同宏觀時段,或直接等同于近世史,或將之視為近世史的一段,並牽涉其內部劃分。梁啟超以乾隆末年為界劃清代為兩段,分屬中世史和近世史(61),後又將清代劃入近世史,但細分為永歷康熙、乾嘉和最近世三段(62)。陳懋治雖以清代為近世史主體,卻前後延伸,分滿洲興起至歐人東漸為前紀,清統一至清與日韓關系為近世史,甲午之役後為今紀(63)。汪榮寶劃清代為創業至三藩平定的開創期,康熙中至乾隆末的全盛期,嘉慶初以後的憂患期(64)。沈頤繼續汪榮寶的劃分,以嘉慶初至庚辛之“拳禍”為憂患期,庚辛以為變更期(65)。

    清代成為本國學人“中國近世史”闡釋的重要部分。這使得國人在思考政治現實時,窮根究源,重新審視整個“近世史”的發展。故“以當世觀近世”就成為當時社會認識近世歷史的重要方式。

    鴉片戰爭開始成為歷史分期實踐中展示中國歷史巨變的關鍵點。此後國土割讓,權利淪喪,國恥日深,“西力之東侵,遂如洪水猛獸,一發而不可制,而革命潮流,亦與之俱長。專制帝國之命運,蓋告終矣”(66)。清代的整體性因中國史的劇變受到巨大沖擊,其在新的敘述模式中有了被分割的可能。

    由此引出“中國近世史”與後來的“中國近代史”的關系。從時限標準言,前者確立了後者的宏觀範圍、形成基礎,成為後人將二者等同的重要原因。從中外關系轉變出發,“中國近世史”所代表的中國性減弱,世界性增強(相較于東洋史和支那史的近世期,清末中國學者的近世史具有很強的中國性)。以鴉片戰爭為開端的“中國近代史”,實則成為傳統中國與近代中國天然的界限。兩者相比,“中國近世史”重在傳統思想的一線相連,“中國近代史”則頗有與傳統斷裂而走向現代世界的意味。

    清末使用歷史分期時,西方、日本和中國三者亦存在沖突與調和。中國傳統典籍中類似分期的說法在時限指示上變動不居,西方近代的歷史分期卻是較為精確的時間劃定,作為橋梁的日本,則處于變動不居和精確指示的矛盾之中。

    日本學者既試圖精確指示,又嘗試保留某些變動不居的可能。桑原藏雖稱“鉅事之斗現”致“前後之世局”不得不更新,但標準仍為學者所定。如前所述,那珂通世、市村瓚次郎、桑原藏,甚至河野通之,在實踐中確立了不同的分期與時限。這些復雜的劃定反倒展示了模糊性和相對性的特點。這也影響到清末國人的接受和使用。學者雖開始使用近代精確的分期,但認識分歧和劃定差異,則不無對傳統特點的保留。

    這也使“中國近世史”在歷史分期中面臨時限確定的多重標準,是明末中西交通,清朝興起,抑或鴉片戰爭?分歧固然源于標準的不統一,更反映了傳統模糊指稱與近代精確劃分之間,具體認識的差異與調和。今日海峽兩岸對“中國近代史”的內涵外延的不同認識,便是這種折中的遺留。

    只是隨著清末以來的教育發展和課程完善,歷史分期的精確指示逐漸得到強化和認可。當歷史分期與斷代史講授結合,尤其是“中國近代史”(以“中國近世史”為基礎)的成熟與定型,傳統歷史分期的模糊性和相對性逐漸淡出,只留下近代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精確指稱和具體對應。今日以精確指稱和固定時限來認識歷史分期,實際上已無法理解傳統理念的深意,這一結果可能是清末中日學人未曾想到的。

    綜合史事可知,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將近代西方歷史分期觀念用于東洋(支那)史撰述,為東亞世界提供了全新的史學敘述模式,清末國人在吸收和借鑒時,並未生硬照搬。教育發展推動了思想的引入和傳播,教材編纂有助于觀念影響的深入。“中國近世史”在清末逐漸生成,並在具體劃分上存在時限差異。學人已認識到“近世史”的重要性,並嘗試以世界史為背景做進一步闡釋。“中國近世史”開始演變成兼具時間、空間、政治和思想意義的集合概念。故如何在多樣化的歷史分期標準中認識清朝,並處理其與“近世史”的關系,就顯得極為重要。這些問題和事實的存在,對民國時“中國近世史”的繼續發展和“中國近代史”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

    *收稿日期︰2017-01-22

    注釋︰

    ヾ與本專題相關的主要研究進展︰歐陽軍喜梳理了“中國近代史”作為學科的形成條件和過程(《論“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形成》,《史學史研究》2003年第2期);方秋梅爬梳了清末新名詞引入過程中,“近世”和“近代”的意指內涵及史學影響(《“近代”、“近世”,歷史分期與史學觀念》,《史學史研究》2004年第3期);尚小明則指出民國時期大學的“中國通史”講授從“分期”到“斷代”的演變(《由“分期”史到“斷代”史——民國時期大學“中國通史”講授體系之演變》,《史學集刊》2011年第1期);趙慶雲考察了“中國近代史”發展過程中的時限演變和爭議(《何為“近代”——中國近代史時限問題討論述評》,《蘭州學刊》2015年第11期);劉超詳細梳理了自清末到民國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相關分期劃定及其內涵意義(《歷史書寫與認同建構——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本文側重于研究清末歷史分期觀念傳入對“中國近世史”產生的影響。

    ゝ昭--撰,冬青校點︰《嘯亭雜錄•續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0、221頁。

    ゞ朱希祖後來也說明了歷史解釋理論轉變的原因,稱︰“循環說之黃金時代在過去,重模仿;進化說之黃金時代在未來,重創造。”朱希祖︰《北京大學史學系編輯中國史條例》,《北京大學日刊》1921年10月19日,第2、3版。

    々關于早期東方學家對中國歷史進行階段劃分,中山大學吳義雄教授已展開相關研究。

    ぁ[日]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上海︰東文學社,1899年,總論。

    あ[日]市村瓚次郎著,陳毅譯︰《支那史要》,上海︰廣智書局,1903年。

    ぃ[日]桑原藏著,金為譯述︰《東洋史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年,第9-10頁。

    い[日]桑原藏著,金為譯述︰《東洋史要》,第8-9頁。

    ぅ三島雄太郎在《支那近三百年史》中就指出其書本名“清國史”,後因考慮多種因素,故命名為此,以示“不為帝室作也”,此亦可反映時人對“近世史”以時限命名的做法。參見[日]三島雄太郎︰《支那近三百年史》,上海︰群誼書社,1903年。

    う[日]河野通之、石村貞一︰《最近支那史》,上海︰振東室書社,1898年,第1-2頁。河野通之作此書凡例的時間是在1896年11月,石村貞一于1898年1月完成跋語。

    (11)[日]河野通之、石村貞一︰《最近支那史》,第1頁。

    (12)以上轉引段江麗︰《明治年間日本學人所撰“中國文學史”述論》,《中國文化研究》2014年冬季號。

    (13)葉瀚︰《古今中外通史演義敘》,《蒙學報》第10期,1898年3月。

    (14)參見《中國近世史演義》,《蒙學報》第24期,1898年6月。

    (15)參見《譯書匯編》第1期,1900年12月。

    (16)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國史敘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1-12頁。

    (17)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學》,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4頁。

    (18)(19)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3,77頁。

    (20)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96頁。中國此時已大量翻譯東籍,其中便有以“最近世史”命名之書。參見[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修訂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91-192頁。

    (21)(22)(23)(25)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38-274,295-352,567,9頁。

    (24)民國大學的“中國通史”講授,既有歷史分期的形式,也有以皇朝斷代為標準,兩種模式存在于不同的時期和學校。參見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斷代”史——民國時期大學“中國通史”講授體系之演變》,《史學集刊》2011年第1期。

    (26)(27)(36)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第23,104-105,227頁。

    (28)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30-532頁。

    (29)[美]邁爾著,黃佐廷口譯,張在新筆述︰《邁爾通史》,太原︰山西大學堂譯書院,1905年,第1頁。

    (30)(35)[日]元良勇次郎、家永豐吉著,邵希雍譯︰《萬國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年,第6,2頁。

    (31)(40)《審定書目•書目提要》,《學部官報》第57期,1908年6月。

    (32)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國史敘論》,第12頁。

    (33)[日]白河次郎、國府種德︰《支那文明史》,上海︰競化書局,1903年,第2頁。

    (34)參見《近世世界史之觀念》,《大陸報》第2期,1903年1月。

    (37)參見柳詒徵︰《歷代史略》,南京︰江楚編譯局,1903年。柳氏基本接受了那珂的歷史分期,如元明在《支那通史》中屬于“近世史”,多年後他在講述“中國文化史”時以元明為“近世史”的開端。

    (38)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09年,第1-2頁。

    (39)《紹介批評》,《教育雜志》第1卷第7期,1909年8月10日。

    (41)丁保書︰《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海︰文明書局,1903年,第1頁。

    (42)李岳瑞︰《國史讀本》,上海︰廣智書局,1909年,第1頁。

    (43)汪榮寶︰《中國歷史教科書》,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四輯之93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1-2頁。

    (44)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國粹學報》第1卷第6期,1905年7月22日。

    (45)這些教科書(部分是學校講義)包括︰張肇桐︰《高等小學國史教科書》,上海︰文明書局,1902年;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陳懋治︰《高等小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海︰文明書局,1904年;吳葆誠︰《東西洋歷史教科書》,上海︰文明書局,1905年;徐念慈、丁祖蔭、曾樸︰《中國歷史講義》,上海︰宏文館,1907年;蔣維喬︰《簡明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年;章嵌︰《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海︰文明書局,1908年;張運禮︰《新編中國歷史全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09年;沈頤︰《中國歷史講義•敘論》,《師範講義》第1期,1910年6月26日。

    (46)商務印書館1903年出版的《國史初級教科書》,其上古、中古與張氏之分同,卻以唐至元為下古,明清為近世。

    (47)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第6-7頁。

    (48)汪榮寶︰《中國歷史教科書》,第1頁。

    (49)劉師培曾指出中國史書的多種缺點,認為新的歷史教科書應仿照西方區分時代,使讀者易于了解。參見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海︰國學保存會,1905年,第1-2頁。

    (50)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1907年3月5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88頁。

    (51)朱希祖︰《朱希祖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44-84頁。

    (52)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國粹學報》第26期,1907年3月;《近代漢學變遷論》,《國粹學報》第31期,1907年7月。

    (53)汪榮寶曾在《本朝史講義》中稱︰“清史者,中國歷史之一部,即全史中之近世史也。”參見汪榮寶︰《中國歷史教科書》,第1頁。

    (54)丁保書︰《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第2-3、52頁。

    (55)東新譯社編纂,橫陽翼天氏編輯︰《中國歷史》,上海︰東新譯社,1903年。

    (56)[日]元良勇次郎、家永豐吉著,邵希雍譯︰《萬國史綱》,第1頁。

    (57)(64)《紹介批評》,《教育雜志》第1卷第7期,1909年8月10日。

    (58)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第6-7頁。

    (59)汪榮寶︰《中國歷史教科書》,第2頁。

    (60)(65)沈頤︰《中國歷史講義•第五編•近世期》,《師範講義》第10期,1911年3月20日。

    (61)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國史敘論》,第12頁。

    (62)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77頁。

    (63)陳懋治︰《高等小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第74-89頁。

    (66)汪榮寶、許國英︰《清史講義》,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年,第4頁。

作者︰ 向鴻波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