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新疆歷史>> 專題研究  

明代漢藏交通的興衰演變——以明朝使臣入藏活動為中心的探討

2018年01月19日 12:16:05 來源︰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簡介︰李淮東,1981年生,歷史學博士,太原師範學院歷史系講師。地址︰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大學街319號,郵編030619。

    內容提要︰自唐以後,中原漢地與西藏之間形成了青藏道、川藏道等多條道路,明朝使臣入藏的交通道路,前期以青藏道為主,中後期川藏道成為主要入藏道路,明朝使臣也曾行經西域道、滇藏道進入西藏。明代漢藏交通的興衰演變主要受政治、經濟因素的制約,軍事活動、藏傳佛教的傳播也影響了道路的興廢,地理環境因素對漢藏交通的形塑作用則不斷減弱,明代漢藏交通網絡格局對後世漢藏交通奠定了基礎並產生深遠影響。

    關 鍵 詞︰明代/漢藏交通/興衰演變/明朝使臣

    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前葉,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的嚴峻局面,大量學者、官員開始把邊疆史地問題作為研究重點,有關漢藏交通的著述也開始出現,主要包含在眾多官員、探險家的游記和考察報告中。對漢藏交通的深入研究要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內學者馮漢鏞關于川藏道的兩篇文章,對川藏道的道路里程、建置進行了細致研究;趙毅《明代內地與西藏間的交通》一文,系統介紹了明代漢藏交通的情況,並對漢藏交通與茶馬貿易的關系問題進行了論述。21世紀以來,石碩《茶馬古道及其歷史文化價值》一文,從茶馬古道的歷史沿革談到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及特點,結合現實著重論述了開發茶馬古道的意義,體現了歷史學研究與現實問題相結合的特質。另外,陳楠也在其相關論文中對漢藏間的交通問題有所涉及,之後亦有學者對明前期漢藏間交通以及明朝中後期貢道改道問題有所研究。ヾ近期,鄭學檬先生考證出漢代的“笮路”就是西川入吐蕃的通道,即古川藏道,另一條茶馬古道就是劍川、麗江、中甸的道路,即滇藏道。ゝ

    在充分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本文以明朝使臣的入藏活動為切入點,對明代漢藏間交通道路的興衰演變及其影響因素加以綜合探討,以期深化對明代漢藏關系問題的整體研究。不當之處,乞請方家斧正。

    一、明代之前的漢藏交通

    從地理的角度看,西藏與內地之間有明顯地形差異。不同的地理環境,孕育不同的地域文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形成獨立的地理單元,產生神秘、悠久的西藏文明。西藏文明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印度文明、中亞文明中的佛教因素,並向東發展,與中原王朝展開異彩紛呈的融匯與踫撞,最終融入中華民族之中,這一歷史進程有賴于人類對交通道路的開闢。西藏文明最早形成于西藏的不同區域,其中有吐蕃部族、象雄部族、蘇毗部族,吐蕃最終將其他兩大部族吞並,建立吐蕃王朝。ゞ吐蕃王朝興起之後,與唐朝在甘青地區、河西走廊不斷地戰爭、沖突,和、戰成為這一時期兩個政權交往的主要形式,雙方使者頻繁往返于長安和拉薩之間,漢藏間的交通道路由此興盛。日本學者佐藤長考證出《新唐書•地理志》中青海湖至拉薩的進藏道路。々林梅村利用考古學材料,探討唐蕃古道的開闢與發展。ぁ唐蕃古道在西藏文明與中原漢地交往過程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據眾多學者研究,吐蕃王朝對外交通有四條路線︰東南方向經康藏直通川滇;東北方向則由藏北草原,翻越唐古拉山,由河湟進入內地及西域東部等地,這是學者們所言及的青藏道;西北方向跨越昆侖山、天山,通往西域的于闐等地,經絲綢之路西段進入中亞撒馬爾干等地和印度西北部地區;西南方向由喜馬拉雅山的山谷隘路,進入尼泊爾,到達印度。あ

    吐蕃與唐朝的交往主要通過東北方向的青藏道和東南方向的川藏道。因此,西藏文明東向發展的趨勢已然形成。吐蕃王朝滅亡以後,西藏陷入分裂,與中原漢地之間的聯系時斷時續。直至蒙古部族崛起于朔漠高原,以橫掃千軍之勢席卷歐亞大陸,通過“涼州會盟”,西藏歸附蒙元帝國,成為元帝國疆域的重要部分,西藏才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漢藏交通在這一過程中作用巨大。蒙哥汗時期,同知額濟拉克設置驛站掌管吐蕃。當蒙哥汗率軍征雲南之時,額濟拉克繼續掌管朵思麻的驛站,打通漢藏交通。隨後,額濟拉克又掌管朵甘思噶熱、郭貝兩驛站。ぃ蒙元帝國建立後,出于加強西藏統治的目的,建立宣政院總理西藏事務,管理西藏的地方行政機構也一並建立。い蒙元黃金家族將西藏腹地看作他們的封地,在此設立十三萬戶,ぅ由藏地僧俗領袖管理前後藏,形成與西藏地方行政機構並立的另一組織系統,管理西藏的政教二元體系由此產生。蒙元統治者獲取西藏內部信息,發布相關政令,均由青藏道驛路傳遞。元朝忽必烈時期,派遣答失蠻入藏,首要任務就是經營漢藏交通。《漢藏史集》詳細記載這次建立驛站的直接目的是迎請帝師八思巴回藏,う答失蠻親自踏勘西藏地區的地質地形,以西藏內部地形的險易、區域經濟差異程度為標準,選擇適宜建立大小驛站的地點,建立自後藏薩迦通往漢地的驛站。(11)驛站建立之後,這條從甘青地區通往西藏的青藏道成為元朝管理西藏的主要交通道路。

    二、明代漢藏交通的興衰演變

    明代是漢藏交通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據前人研究,明代中原漢地入藏道路有四︰青藏道,唐、元時代的青藏大道;川藏道,由西藏進入四川(包括副道——松潘道);(12)西域道,西藏經由西域轉道拉達克,通過古絲綢之路進入內地;滇藏道,西藏經察隅進入雲南。(13)漢藏交通道路的暢通無阻,便于明朝使臣入藏活動,對西藏地區進行長期有效的治理。《明實錄》、《明史》中大量記載明朝使臣入藏活動,其間亦對漢藏交通興衰演變有所涉及,本文即通過對明朝使團入藏活動來理解漢藏交通興衰演變的歷史過程,揭示兩者之間的關系,討論漢藏交通興衰演變的影響因素。

    (一)青藏天路——明代青藏道的興衰

    青藏道沿用唐、元時期形成的甘青故道入藏,是明代前期中央政府派遣使臣入藏的官道,也是西藏地方派遣使團入貢的貢道。甘青地區是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之間的餃接區域,海拔高差升降平緩,相對良好的地理條件決定了青藏道較其他入藏道路更為理想。

    從上表的信息中,可以看到青藏道的開通與明朝經略西藏的戰略進程基本一致。青藏道在明朝經略西藏的過程中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道路基本延續蒙元帝國時代青藏道體系。與此同時,明朝在入藏必經之路設置更多的行政管理機構,如設置驛站維護青藏道的暢通、建立衛所以強化戰略交通結點地帶的作用。明朝還在漢藏邊地委任當地僧俗首領對西藏及周邊區域進行間接管理,利用漢藏各部族對漢藏道路交通進行維護。明朝對西藏地區的有效管理與青藏道的經營維護密切相關,青藏道逐漸成為西藏各地僧俗首領入貢中央的主要通道,亦是明朝派遣使臣入藏的主要道路。

    明成祖登基以後,繼承明太祖的治疆策略,從各個方面大力加強對西藏的管理。因此,明成祖時期成為漢藏關系穩步發展的重要時期。明成祖管理西藏最有成效的措施,就是派遣大量的官員入藏直接參與西藏的行政管理,由此需要大規模修繕道路。基于此背景,永樂五年(1407),明成祖下詔,命令西藏地區僧俗首領和地方衛所重新修繕驛站︰

    諭怕木竹巴灌頂國師闡化王吉剌思巴監藏巴藏卜同獲(護)教王、贊善王、必力工瓦國師、川卜千戶所、朵甘、隴答王(三)衛,川藏等簇,復置驛站,以通西域之使。令洮州、河州、西寧三衛,以官軍馬匹給之。仍賜闡化王等錦綺衣服……(15)

    敕都指揮同知劉昭、何銘等往西番、朵甘、烏思藏等處設立站赤,撫安軍民。(16)

    如上所述,明朝動用洮州、河州、西寧三衛及道路沿途各處的物力人力,對途經甘青地區、朵甘地區的青藏道進行維護,並利用川藏各族對川藏道進行修復。這次修繕道路所涉及的地域範圍廣,動員了衛所士兵、各部族,沿途不斷“復置驛站”,維修道路,其間還派遣劉昭、何銘等人入藏冊封僧俗首領,明成祖對西藏地區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設立站赤,整修驛路,是明朝仿效元朝對西藏地區加強管理的開始。永樂七年(1409)二月,陝西都指揮同知何銘又率領六十人的使團,進入衛藏,踏勘地形,分置驛站。(17)明朝政府派使臣入藏修繕和維護漢藏交通,歷時兩年。

    永樂十二年(1414),中官楊三保再次入藏,第二次對入藏交通道路進行整修。(18)經過這兩次大規模的修繕,明朝政府不僅在西藏地區的政治治理得到加強,而且對藏傳佛教輔助管理藏地的作用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此後,冊封僧俗首領、廣行詔諭的統治策略成為明朝治理西藏的主要措施,並延及明朝一代。據相關統計,明朝前期(洪武至宣德年間),明朝中央政府派遣使臣從青藏道入藏64次,經川藏道及附線(松潘道)入藏21次,經西域道入藏1次,經滇藏道入藏4次。(19)從統計數據分析,青藏道利用率最高,是明朝前中期派遣使臣入藏活動的主要道路,中期以後青藏道的利用率下降,但一直沿用至清朝。從川藏道入藏活動的21次中,宣德年間就佔有12次,說明川藏道在宣德年間利用率逐漸提高。關于青藏道的各個驛站的考證及其走向,眾多學者已經作過詳細論證,(20)茲不贅述。

    明朝中期,青藏道的利用率下降,不僅表現出明朝使臣入藏改道,也表現出青藏道入貢活動亦呈減少的趨勢。有學者認為青藏道入貢的減少是因為蒙古勢力的崛起、茶馬貿易的廢弛。(21)這兩大因素固然重要,但並不直接影響青藏道的利用。筆者以為青藏道利用率的下降直接受到漢藏間經濟、政治、軍事等因素的影響。其一,經濟因素。漢藏間的經貿活動主要通過青藏道在甘青地區進行,這就使大量藏地使團朝貢活動成為常態。這些使團的朝貢加劇了明朝政府的財政負擔。《明史》中提到成化年間“洮岷諸衛送各族番人入京,多至四千二百余人”。(22)如此龐大的入貢使團對明朝的財政產生最直接影響——使團中的個人“應賞--人二表里,帛如之”。(23)如此算來,一年僅賞賜使團就要花費國家“鈔二十九萬八千有奇,馬直尚在其外”。(24)明朝中期,入貢使團的數量、規模不斷擴大,進而竟形成大量的冒牌“番貢”使團,明朝政府不得不對此進行監管,對違例使團,直接遣返。(25)歸根到底,明朝政府對入貢使團的賞賜成為明朝財政的一筆巨大開支,這是明朝政府限制青藏道入貢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青藏道漸趨衰弱的被動經濟因素。其二,政治、軍事因素。明朝中期開始,邊地“番族”小規模反叛活動,則經常性地出現在青藏道,對青藏道的維護造成極大的困擾。明朝政府需要經常派遣使臣處理某些劫掠事件,如景泰三年(1452)正月,鎮守西寧的內官保受奏報一些部族劫掠當地民眾。(26)明朝政府要派兵征討,需要大量的軍需物資。(27)僅從上例來看,甘青地區、關西七衛仍在明朝的控制之下並未呈現廢弛態勢,但邊地一些部族的反叛活動,已然威脅到青藏道的正常運轉。總之,明朝為應對一些邊地部族的反叛活動和管理、維護青藏道的物資耗損、財政開支巨大,青藏道的利用率也隨之呈下降趨勢。

    基于防御北方蒙古的考慮,明朝在河西地區建立關西七衛,利用甘青地區的西番諸衛截斷蒙藏之聯系,使得明朝前中期,蒙古各部族勢力對青藏道的影響較小。明朝後期,蒙古部族的一支進入青海,佔據河湟谷地,才對中原內地與西藏的聯系產生不利影響,也致使明朝再難利用青藏道入藏。單一道路的興衰演變,主要是受明朝對道路終端——西藏腹地與沿線地域(甘青地區)的掌控力度制約。

    (二)川峽鳥道——明代川藏道的發展

    川藏道是明代中後期派遣使臣入藏的主要官道,也是藏地僧俗使團入貢明朝的貢道。唐朝時期,川藏間的茶道就已經存在,石碩、鄭學檬已有考證。(28)明代川藏道的利用最早見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二月︰

    禮部主事高惟善……上言……通烏思藏、朵甘,鎮撫長河西,可拓地四百余里,得番民兩千余戶,非以惟黎、雅之保障,蜀亦無西顧之憂……碉門至岩州道路宜令繕修開拓,以便往來人馬,仍量地里遠近均立郵傳,與黎、雅烽火相應,庶可以防遏亂略,邊境無虞……(29)從地理形勢分析,四川的黎、雅地區是漢藏門戶,與入藏道路相接續。明朝政府在川藏邊界地帶修繕碉門至岩州道路,且均“立郵傳”,形成環狀的交通網絡,以達到川藏連通、漢地無憂的目的。因此,川藏道作為青藏道附線,在軍事戰略上的意義更為重要。

    明朝前期,甘青牧區的馬匹供應仍是明朝經略西北的重要物資。因此,甘青地帶的河州、西寧、洮州等衛所均設有茶馬司,以便進行茶馬貿易。明朝前期,川茶需從四川輸送到甘青地區的茶馬司,自碉門過松潘到甘青地區的松潘道戰略意義凸顯,成為川藏道的重要附線之一。(30)永樂十四年(1416)以後,明成祖停止了茶馬金牌的發放,茶馬貿易制度有所壞墮。究其原因是“番人”襲邊、私茶難禁、官茶運輸困難、茶馬比價不合理等諸多因素造成的。(31)青藏道自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日漸衰敗,但川茶入陝仍未停止。(32)明朝中期,川藏道逐漸發展成漢藏間茶馬貿易的主要道路,《明史•食貨志》中有詳細記載。(33)成化三年(1467)以後,出現“番僧”冒名從青藏道入貢內地,以博取明朝政府賞賜的現象。明朝在青藏道的勘核察檢的失效,直接導致明朝啟用川藏道為藏使進入內地的貢道。(34)這樣就杜絕大量冒名“番僧”入貢,為國家節省大量開銷。從此時起,川茶亦由川藏道直接入藏,亦為明朝政府節約大量成本。明朝中期經常發生一些部族在青藏道沿線地區劫掠使臣的活動,(35)使得明朝被迫利用川藏道承擔起入藏官道的作用,(36)川藏道正式成為漢藏交通的正式官道。川藏道成為西藏僧俗首領進貢的貢道亦是在成化三年(1467)。(37)川藏道從西藏到川西之碉門,明朝使臣回程則經成都沿長江東下至南京,到揚州換船經運河北上,到達北京。(38)

    正統年間至明亡,明朝中央政府派遣使臣經川藏道入藏56次,經青藏道及附近地區入藏33次,經滇藏道、西域道入藏未見記載。(39)這一統計結果說明,川藏道作為明朝中後期派遣使臣入藏的主要道路一直被充分利用,並持續到清朝。川藏道與青藏道地位的變化,反映了漢藏關系的緊密程度,也映射出明蒙勢力的消長。

    (三)西極流沙——明代西域道的存廢

    明代西域道沿用古絲綢之路一支,沿河西走廊出嘉峪關,途經于闐進入拉達克地區(阿里三圍)。洪武十一年(1378)十二月,“遣僧宗泐等使西域”,(40)走的即是這條道路。《全室外集》徐一夔序中雲︰“佛有遺書在西域中印土,有旨命公往取,既餃命而西。出沒無人之境,往返數萬里,五年而還,艱難險阻備嘗之矣。”(41)陳楠先生認為《明實錄》記載有誤,宗泐出使西域應為洪武十年(1377)。(42)

    宗泐出使西域走的是古絲綢之路,且有詩詞為證︰

    度關隴(43)

    隴關流水關山月,月色淒涼水嗚咽。

    今古征人盡斷腸,野客經過亦愁絕。

    連林二月冰不開,猛虎一吼蒼崖裂。

    鸚鵡能言好寄書,心事茫茫向誰說?

    西極天馬歌(44)

    天馬來自西極□,流汗溝朱蹄踏石。

    目逕度流沙磧,□□□□□□□。

    天子見之心始降,九州欲省民痍瘡。

    宛王何人敢私有,貳師城堅亦難守。

    等閑騎向瑤池前,周家八駿爭垂首。

    天閑飽秣玉山禾,苜蓿春來亦漸多。

    君感意氣為君死,一日從君行萬里。

    由詩可知,宗泐西出關隴,歷盡艱辛,“今古征人盡斷腸,野客經過亦愁絕”,“目逕度流沙磧”是明朝使臣在浩瀚大漠中行進的真實寫照,“君感意氣為君死,一日從君行萬里”表現出明朝使臣出使異域的心理狀態。宗泐從關西七衛向西經吐魯番,經亦力把里,進入後藏阿里三圍地區,設立兩個行政管理機構,宣告明朝對西藏極邊地區的主權擁有。(45)宗泐一行回程,則從前藏經青藏道回到內地。在他到達藏北高原時,留下《望昆侖》的詩句︰

    望昆侖(46)

    積雪覆層巔,冬夏常一色。群峰讓獨雄,神君所棲宅。

    傳聞--谷篁,造律諧金石。草木尚不生,竹產遺非的。

    漢使窮河源,要領殊未得。遂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國。

    老客此經過,望之長太息。立馬北風寒,回首孤雲白。詩中所記“積雪覆層巔”一句,描繪出他翻越昆侖山時所見景象,而“漢使窮河源”一句則點出他回程途經黃河源頭地區,正說明宗泐一行返程從青藏道回到中原內地。

    在入藏道路的記載中,關于西域道僅此一例。太祖外治西域,始設安西七衛,(47)連通西域道。與北方蒙古的長期對峙,使明朝無力控制西域。因此,在史書中很少有明朝利用西域道進入西藏的例證,但其與西域間的交流仍然存在,明朝政府就曾派遣陳誠出使西域五次,都反映在其所著的《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之中。(48)嘉靖三年(1524),關西七衛全部撤入嘉峪關以內,明朝西北防線的退縮,使明朝與西域之間的交往日漸式微,西域道漸被明朝廢棄。

    (四)滇道幽遠——明代滇藏道的利用

    樊綽《蠻書》對雲南麗江府通往西藏的茶馬古道已有記載,(49)今人對此已有深入研究。此後,歷代文獻對滇藏道的記載不多。馮漢鏞比勘史料,對從麗江經察隅至烏思藏的滇藏道做了詳細的分析和研究。(50)他對滇藏道的研究主要為了解釋侯顯迎請哈立麻入京的路線問題,認為侯顯從察隅經滇藏道至榜葛剌(天竺)迎請哈立麻。但由于相關史料記載模糊,有些問題值得商榷,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也關涉滇藏道的利用,筆者就此切入,對明朝使臣利用滇藏道提出一點看法。

    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為籠絡西藏僧俗勢力,派遣侯顯入藏迎請當時西藏噶瑪噶舉派的高僧哈立麻。永樂四年(1406)冬至,哈立麻入京;永樂五年(1407)三月,被封為大寶法王。(51)馮漢鏞根據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中“本朝永樂三年,命使往天竺迎異僧,既至京兆,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52)的記錄,認為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中的天竺即是榜葛剌,結合哈立麻的生平事跡,大致判斷侯顯迎請哈立麻所走的是滇藏道。但充分對比《殊域周咨錄》、《明史》、《明實錄》的相關記載以及當時印度、尼泊爾等地的實際歷史背景,筆者認為侯顯應經青藏道入烏思藏,到尼八剌迎請來哈立麻,返程所走的道路才可能是滇藏道,而非馮先生所認為的迎請哈立麻來回都走滇藏道。

    《殊域周咨錄》中有關“天竺”的記載︰“其國風俗甚厚,男子白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穿金線羊皮靴,濟濟然有文學者。”“又按別志,榜葛剌國最大……國有城邦,王及諸官皆回回人,氣候常熱如夏。”(53)可見,若拘泥于“命使往天竺迎異僧”的記載,“天竺”或可作為榜葛剌。然而,在11世紀中亞突厥人征服印度,建立德里蘇丹國,開始統治印度。中亞突厥人信奉伊斯蘭教,並在印度強行推行。13世紀以後,印度境內的重要寺院被毀,僧徒星散,佛教終于一蹶不振,趨于消亡。侯顯從“天竺”迎請哈立麻,似乎不能成立。

    當時,通達五明的印度高僧大德多進入尼八剌國(尼泊爾),尼八剌國成為佛教發展的又一中心。許多藏傳佛教的高僧大德都曾在尼八剌學習佛教密法。查閱《明史•西域三》,其中有西天阿難功德國和尼八剌國的記載。西天阿難功德國,只有“西方番國也”一語,實難考證。“尼八剌國,在諸藏之西,去中國絕遠。其王皆僧為之。洪武十七年(1384),太祖命僧智光璽書、彩幣往,並使其鄰境地涌塔國。”(54)結合嚴從簡有關異僧來自榜葛剌的記述,以及尼八剌國當時主要信奉佛教的歷史事實來分析,筆者認為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或將榜葛剌與尼八剌混淆,進而誤導了馮先生的判斷。

    再看《明實錄》中記永樂元年(1403)二月乙丑,“遣司禮監少監侯顯齎書、幣往烏思藏,征尚師哈立麻。蓋上在藩邸時,素聞其道行卓異,至是遣人征之”。(55)永樂十一年(1413)二月,“遣太監侯顯齎--賜尼八剌國王沙地新葛、地涌塔王可般綿綺。”(56)又宣德二年四月,“以遣太監侯顯往烏思藏、尼八剌等處撫諭給賜,遣人齎敕馳諭都督僉事劉昭,領指揮使後廣等原調洮州等六衛官軍護送出境。仍敕川卜、川藏、隴答、罕東、靈藏、上籠卜、下籠卜、管牒、上邛部、下邛部、烏思藏怕木竹巴、必力工瓦等處及萬戶、寨官、大小頭目、軍民人等、給道里費,且遣人防護”。(57)

    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侯顯作為使臣出使尼八剌三次。與嚴從簡所記永樂三年(1405)侯顯往“榜葛剌”(實為尼八剌)迎請哈立麻的史料可以相資印證。他在永樂元年出使西藏,在永樂三年到尼八剌迎請哈立麻,所以說他此時再次出使尼八剌亦屬正常。再分析宣德二年(1427)四月的這則史料可以看出,侯顯的出使由洮州六衛官軍護送,洮州是甘青走廊通往西藏的重要一站,侯顯入藏顯然經青藏道入藏;且從侯顯所經過的地名看,也說明侯顯是從甘青地區繞路進入朵甘再入前藏地區,這與王繼光關于侯顯史事的相關論述相合。(58)結合嚴從簡所記述的史料,更可說明嚴從簡誤將尼八剌作為榜葛剌,亦可說明侯顯經過烏斯藏,往尼八剌迎請哈立麻。

    另外一條史料可補證侯顯迎請哈立麻主要行經青藏道。《明實錄》中記載,洪武三十五年(1402)八月,“遣僧智光齎詔諭館覺、靈藏、烏思藏必力工瓦、思達藏、朵思、尼八剌等處,並以白金、彩幣頒賜灌頂國師等”。(59)洪武三十五年即是建文四年。建文四年六月,成祖已經佔領南京,奪取了皇位,而智光的入藏則是由前朝建文帝派出的,且有重要的出使使命。前朝派出的使臣可能會遭到成祖的猜忌,于是永樂元年(1403)二月,“遣司禮監少監侯顯齎書、幣往烏思藏,征尚師哈立麻”。(60)筆者推測,侯顯這次入藏可能帶有監督智光的任務。《明史•西域三》載,“有僧哈立麻者……永樂元年命司禮監少監侯顯、僧智光書幣往征”,(61)恰恰記載兩者同時入藏。從《明實錄》記載兩人出使時間上看,侯顯雖比智光晚入藏幾個月,但有可能在西藏匯合,一同迎請尚師哈立麻。智光入藏所走的道路是青藏道,侯顯也應該循此路線去追趕智光。正如前文分析所示,明朝前期派遣重要使臣入藏均經青藏道,除宗泐經西域道進入後藏。

    至于侯顯回程路線,由于史料所限,並無直接證據證明侯顯回程一定行經滇藏道,只有兩例旁證做一參考。

    永樂四年(1406)正月乙未,“設鎮道、楊塘二安撫司,隸雲南都司。其地屬西蕃(番)與麗江府接境。先是麗江通事禾節等往諭招(招諭)還,其土酋阿密末吉等與俱來朝,故設二安撫司,以阿密末吉等為安撫,給以印章,仍各置流官吏目一員”。(62)永樂四年(1406)四月戊子,“遣永寧府土官知各(府)各吉八合等齎敕往大西番,撫諭其土酋人等”。(63)

    從上述兩處記載看,侯顯等人于永樂三年將哈立麻入朝的消息向明成祖匯報,永樂四年冬至哈立麻入京。顯然,明成祖在得到消息後,兩次派遣地方官員招撫滇藏各族,筆者認為這兩次招撫都帶有維護滇藏道暢通的任務。因此,筆者認為侯顯和智光陪同哈立麻回程路線選擇從察隅地方經麗江府行經滇藏道,入四川轉道回京(南京)是比較合理的。

    滇藏道受地理環境的影響較為明顯,橫斷山脈的高山峽谷,使得該地區地理環境極其復雜。雖然明朝在此建立了行政機構,但其軍事力量很難深入,受此制約,明朝政府利用地方部族及土官管理川滇藏間地區,滇藏道更多為民間客商所利用,成為雲南與西藏間進行民間茶馬貿易的重要道路,其作為官道的利用率很低。

    綜上可知,明朝使臣入藏活動與漢藏交通的興衰演變有著密切的聯系。據不完全統計,明朝派遣使臣入藏活動共有179次,(64)均是通過這四條道路進入西藏,以協助明朝政府治理西藏的。

    三、明代漢藏交通興衰演變的影響因素

    經前文分析可以認為,明代漢藏間交通的興衰演變主要取決于政治、經濟因素。漢藏間的交通道路雖古已有之,道路的利用和維護與地區間的政治形勢最為密切。明朝建立以後,政治、經濟、軍事相關的重大決策無不與蒙古有關。蒙古勢力在宗教方面皈依藏傳佛教,崇信薩迦派。明朝在控制中原地區之後,把戰略重心轉移到西北蒙藏交界地帶。不僅以武力隔斷蒙藏之間的聯系,而且多次派遣使臣入藏詔諭吐蕃歸附明朝。直到洪武四年(1371),河州衛設立,明朝基本控制了甘青地區,開始了明朝對青藏道的經營。從入藏使臣的活動情況中可以大略看到,明朝前中期至正統四年(1439)之前,使臣大多經由青藏道入藏,不僅包括對西藏僧俗的任免官職,冊封法王、高僧,也包括派遣使臣到甘青地區進行茶馬貿易等經濟交流活動。正統以後,蒙古勢力再次強盛,蒙古部族的一支進入青海,佔據河湟谷地,對明朝與西藏的交往產生諸多不利影響,對維護青藏道的暢通帶來一系列的問題。明朝政府的解決方案是強化川藏道,並調整以河州衛為中心的西番諸衛軍事體系,以洮州衛取代河州衛的戰略中心地位,加強松潘衛的軍事布防,其中也包括對長河西、魚通的控制,這樣做可以保障川藏路沿線的暢通安全,確保明朝政府與西藏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系不被中斷。明朝中期以後,河州衛設二十四關,築邊牆對甘青邊界一帶加強控御,轉攻為守,青藏道的利用逐漸減少。大體而言,明朝的“控馭西番”、“切斷蒙藏”的西北邊防策略對漢藏交通的影響尤為巨大,亦是漢藏間交通道路發生重大變化的最主要影響因素之一。

    漢藏交通作為漢藏民族間經濟交往的紐帶作用明顯,因此經濟往來是道路形成的直接動因。“在商貿路線確立議題上,地理環境條件是否優越只是一個次要因素;而必要條件則是對于往來交流的需求,如果存在著這種需求,縱然是千難萬險,都無法阻擋人們建立其商業路線。沼澤、冰天雪地、最荒涼的高山以及沙漠將最終為人們勇敢地征服。”(65)人類社會不同區域之間經濟交往的開展,往往要依賴各個區域之間的交通道路。漢藏交通的開拓亦促進了漢藏民族間經濟的聯系與交流。漢地大量的絲綢、瓷器、茶葉、香料等生活物資從這條道路進入西藏,西藏的佛經、貢馬、金銀器則由此進入中原漢地。

    明朝建立之後,茶馬貿易成為漢藏民族間經濟交流的主要內容之一,為九邊軍事體系提供相應的戰略物資。如正統三年(1438)六月,“命行在大理寺右少卿陳卣、李畛赴陝西攢運官茶,以備收馬。……乃奏請于四川保寧等府運茶一百萬斤赴陝西西寧等茶馬司收貯,仍令在京堂上官總理其事,遂有是命”。(66)正統十四年(1449)六月,“遣通政司右通政湯鼎、光祿寺寺丞張如宗前往陝西、四川運茶買馬……今陝西西寧等衛所屬番簇番民該納馬,特命爾等往四川與都布按三司、巡按監察御史公同計議,就于保寧等府約量運茶八十四萬三千六十斤至陝西界官司收貯;仍往陝西會同鎮守三司官及巡按監察御史公同計議,起清軍夫運至各茶馬司交收。內西寧茶馬司收一十九萬七千七百六十斤;河州茶馬司收四十六萬二千三百斤;洮州茶馬司收一十八萬三千斤。待收完日,隨即具奏,差官前去收馬”。(67)從上述兩例可見茶馬貿易中大量的茶葉來自四川,川茶輸入的數量和規模巨大。當政治、軍事形勢發生變化時,川藏道的地緣優勢得以體現。川茶可以很快集中在碉門一線,避免了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從川蜀腹地通過松潘道將大批茶葉運往青藏道途徑的河洮地區進行茶馬貿易。可見,無論是官方主導的朝貢貿易、茶馬貿易,還是漢藏民間的經濟主流對明代漢藏間交通道路的興廢變遷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明朝經略西藏的過程並不順利,明朝的軍事行動一直未有中斷。明朝派遣的入藏使臣曾經被沿途的部落殺害,迫使政府派遣軍隊平亂。(68)隨著軍事行動的展開,明朝恢復設置大量的驛站。明朝雖然沒有將軍隊派駐到西藏腹地,但在甘青地區建立西番諸衛,防衛青藏道。在川藏邊界地區,設置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董卜韓胡宣慰司(69)扼守川藏道。甘青地區與川藏邊地區有松潘道連接,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沿著青藏高原邊緣地帶構建的軍事防御體系,並以此構成聯通西藏與內地的道路交通網絡。明朝中後期,青藏道沿線地區不斷有小股藏族部落和蒙古部族的反叛活動出現。在嚴峻的軍事形勢下,西藏貢使則循例必須從川藏道入京,並成為定制,明朝使臣入藏道路也隨之改變。

    另外,藏傳佛教的東向傳播,對漢藏交通的興廢也有一定的影響,藏傳佛教的傳播路徑亦是通過漢藏間交通來實現的。

    最後,漢藏交通道路的形成從根本上講是由青藏高原地理環境決定的。青藏高原西、南、北三面都有高大山脈的阻隔,只有東向與中原地區呈現階梯式的緩降,有利于高原人群東向與中原內地各族交往。在層巒疊嶂的群山環繞下,“多山地區的山谷也預定了道路的走向︰來自遠方的道路匯聚于山隘。在某些山區尤其是某些特別艱險的地帶,地況特征阻止了人們的通行;而另一方面,某些地區又注定有無數道路可以貫穿山脈”。(70)從明代漢藏間的幾條道路實際情況看亦是如此,川藏道要跨越大雪山、二郎山等高山峽谷,滇藏道需要從橫斷山脈的河谷地帶進入西藏,西域通往拉達克地區的道路也需要經過一系列的雪山谷地。相對青藏道而言,這三條道路所經過的地理環境都較為惡劣,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作為漢藏交通的重要路線都發揮了它們應有的作用。但隨著人類的不斷拓殖,地理環境對交通道路的影響亦日趨減弱。漢藏道路網絡的確立及其興廢,也可以說明明朝、西藏、蒙古之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因素的影響遠大于地理環境對交通道路的塑造。

    綜上所述,明代之前,漢藏間交通主要以青藏道為主,而明朝建立以後,明朝政府派遣使臣入藏的主要道路有兩條,青藏道(明前期)和川藏道(明中後期)。西域道和滇藏道,只在特定使臣入藏活動中體現出來,沒有被明朝政府長期使用。明代漢藏交通道路的興衰演變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明代漢藏間的四條道路為後世漢藏交通奠定了基礎並產生了深遠影響。

    注釋︰

    ヾ參見馮漢鏞︰《明代西藏“貢道”研究》,《西藏研究》。1989年第1期;馮漢鏞︰《從察隅沿革再論侯顯迎接哈立麻的路線》,《中國藏學》1995第1期;趙毅︰《明代內地與西藏的交通》,《史學研究》1992年第2期;石碩︰《茶馬古道及其歷史文化價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石碩︰《青藏高原的歷史與文明》,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97-514頁;陳楠︰《宗泐事跡考》,王堯主編︰《賢者新宴》第3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郭鳳霞︰《明前期對入藏交通的經營與防護》,《青海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喜富裕︰《明中後期烏思藏朝貢使進京朝貢改道原因探析》,《西藏研究》2010年第4期。

    ゝ參見鄭學檬︰《唐代吐蕃飲茶和漢藏茶馬古道的蛛絲馬跡》,陳支平主編︰《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誕辰100周年紀念文集》,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ゞ參見李淮東︰《蘇毗人的歷史演化進程研究——對人類文明演化路徑及影響因素的思考》,《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

    々參見[日]佐藤長著、黃顥譯、鄧銳齡校︰《唐代從青海湖到拉薩的路線》,《民族史譯文集》1981年第9期。

    ぁ參見林梅村︰《試論唐蕃古道》,《藏學學刊︰吐蕃與絲綢之路研究專輯》,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あ參見石碩︰《西藏文明的東向發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119頁;另見鄭學檬︰《唐代吐蕃飲茶和漢藏茶馬古道的蛛絲馬跡》關于川藏道、滇藏道的研究。

    ぃ參見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漢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頁。另[意]伯戴克著、張雲譯︰《元代西藏史研究》,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頁,有相似的論述。

    い包括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司,管理衛藏之地(前後藏、阿里三圍);吐蕃等路宣慰司管理藏東康區(朵甘);吐蕃等處宣慰司管理甘青地區(朵思麻)。

    ぅ關于十三萬戶的研究,參見伯戴克著、張雲譯︰《元代西藏史研究》,第50-61頁。

    う參見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漢藏史集》,第168頁。按本頁注,八思巴著作題記,八思巴于1264年夏天離開中都,動身回薩迦,這是八思巴1244年離薩迦後第一次返回,故知答失蠻奉命往吐蕃設立驛站當在1264年之前。伯戴克《元代西藏史研究》一書,引《賢者喜宴》答失蠻于1269年往吐蕃設立驛站,當誤。

    (11)參見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漢藏史集》,第168頁。這條連接大都至薩迦的大道,從漢藏交界之處起,直到薩迦以下,總計設置了27個大驛站。若分別敘述,由朵思麻站戶(支應的)7個大站,在朵甘思設立9個大站,在烏斯藏設置了11個大站。烏斯藏的大站中,由烏斯地方(前藏)的人支應的大站有︰索、夏克、孜巴、夏頗、貢、官薩、甲哇等7個,由西藏方(後藏)之人支應的大驛站有達、春堆、達爾壟、仲達等4個。並規定了各個萬戶支應驛站的辦法。

    (12)參見趙毅︰《明代內地與西藏的交通》,《史學研究》1992年第2期。

    (13)馮漢鏞︰《從察隅沿革再論侯顯迎接哈立麻的路線》,《中國藏學》1995第1期。

    (14)本表資料來源于《明太祖實錄》卷67-96。韋正遣人招撫山後七驛事見(明)俞本︰《明興野記》,陳學霖︰《史林漫識》附錄三,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442頁。

    (15)《明太宗實錄》卷65,永樂五年三月丁卯。

    (16)《明太宗實錄》卷65,永樂五年三月辛未。

    (17)參見《明太宗實錄》卷88,永樂七年二月辛巳。

    (18)《明太宗實錄》卷147,永樂十二年正月己卯條載,敕諭闡化王、闡教王、護都王、贊善王及川卜、川藏、隴答、朵甘、答籠、匝常、剌恰、廣迭、上下邛部、隴卜諸處大小頭目,“令所轄地方驛站有未復舊者,悉如舊設置,以通使命”。

    (19)參見李淮東︰《明代使藏使臣研究》,西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附錄。

    (20)參見趙毅︰《明代內地與西藏的交通》,《史學研究》1992年第2期;丹曲、謝建華︰《甘肅藏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224頁。青藏道大體上有三條路線入藏︰一是沿洮河西上,經巴、茫兩水(莽剌川)至黃河濱,渡河沿大河壩至大非川,是吐蕃趨洮岷的孔道,也是青藏道的主道;二是沿洮河西上,至今青海拉加寺渡黃河,這是明時入藏的大道,它橫穿果洛地區,至馬拉驛西南再至索羅木,穿兩湖,逾巴顏喀喇山西端,入色吾河谷而入藏;三是沿白龍江上游經阿壩至果洛南部,西趨兩湖與第二條道路相會。

    (21)參見喜富裕︰《明中後期烏思藏朝貢使進京朝貢改道原因探析》,《西藏研究》2010年第4期。

    (22)《明史》卷330《西域傳二》。

    (23)《明史》卷330《西域傳二》。

    (24)《明史》卷330《西域傳二》。

    (25)《明史》卷330《西域傳二》記載︰“正統、天順間,各番貢使不過三五百人。成化初,因洮岷諸處濫以熟番作生番冒送,已定例,生番三年一貢,大族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赴京,余悉遣還。”

    (26)《明英宗實錄》卷212,景泰三年正月甲寅條載︰“河州衛黑章咂簇下番民累次侵劫隆卜小簇,搶殺人畜。命鎮守陝西興安侯徐亨等差人諭以禍福,使其感悔,若執迷不听,量調官軍剿捕。”

    (27)《明英宗實錄》卷328,天順五年五月丁卯條載︰“陝西河州衛奏︰‘前調本衛馬軍二千從征,括馬止得五百六十余匹,余不能辦。乞將本衛慶安庫所貯下番賞賜段匹、絹、布、綿等物,市馬給軍。’……今邊警甚急,乞遣戶部官一人會陝西三司,同河州衛官查盤易馬。上從其議,遣中官李廣往議行之。”

    (28)石碩︰《茶馬古道及其歷史文化價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另見石碩︰《青藏高原的歷史與文明》,第497-514頁);鄭學檬︰《唐代吐蕃飲茶和漢藏茶馬古道的蛛絲馬跡》,陳支平主編︰《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誕辰100周年紀念文集》。

    (29)《明太祖實錄》卷188,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壬戌。

    (30)參見趙毅︰《明代內地與西藏的交通》,《史學研究》1992年第2期;石碩︰《茶馬古道及其歷史文化價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另見石碩︰《青藏高原的歷史與文明》,第498頁)。

    (31)《明史》卷80《食貨志四•茶法》載︰“番人為北虜侵掠,徙內地,金牌散失。”

    (32)《明英宗實錄》卷43,正統三年六月乙丑條載,“四川保寧等府運茶一百萬斤赴陝西西寧等茶馬司收貯”;《明英宗實錄》卷179,正統十四年六月庚戌條載︰“遣通政司右通政湯鼎、光祿寺寺丞張如宗前往陝西、四川運茶買馬。”

    (33)《明史》卷80《食貨志四•茶法》載︰“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初制,長河西等番商以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岩州衛入黎州始達……番商往復迂遠。”

    (34)《明史》卷330《西域二》載︰“進貢番僧自烏思藏來者不過三之一,余皆洮、岷寺僧詭名冒貢。進一羸馬,輒獲厚直,得所賜幣帛,制為戰袍,以拒官軍……諸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徑赴洮、岷,遂著為例。”

    (35)《明宣宗實錄》卷67,宣德五年六月甲申條載,“朝使自西域還及西域貢使至,具言曲先衛散即思數率所部邀劫往來使臣,梗塞道路”;《明英宗實錄》卷30,正統二年五月乙未條載︰“烏思藏等處使臣,自宣德間入貢,以道梗寓河州,彼即羈異土,此亦虛費邊儲,乞為發遣。”

    (36)《明英宗實錄》卷67,正統五年五月庚申條載︰“禪師葛藏奉命帶剌麻僧徒共二十名齎誥命、敕書往烏思藏封禪(闡)化王等官。給與鑼鍋、帳房等物並馬、騾 牛馱載食用。自出境日為始給與本色糧料一月,其余以官庫之物折充(支),悉取給于四川布政司及行都司。”

    (37)參見《明史》卷330《西域二》。

    (38)參見鄧銳齡︰《元明兩代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中國藏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頁。另見楊正泰校注︰《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圖引 客商一覽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頁。

    (39)李淮東︰《明代使藏使臣研究》,附錄。

    (40)《明太祖實錄》卷121,洪武十一年十二月戊辰。

    (41)(明)宗泐︰《全室外集原序》,《全室外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別集類集部173,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42)陳楠︰《宗泐事跡考》,王堯主編︰《賢者新宴》第3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3)(明)宗泐︰《全室外集》卷4。

    (44)(明)宗泐︰《全室外集》卷2。

    (45)《明太祖實錄》卷140,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乙卯條載︰“僧宗泐還自西域,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巴者萬戶府遣使隨宗泐來朝,表貢方物。”

    (46)(明)宗泐︰《全室外集》卷3。

    (47)(明)徐溥等撰《明會典》卷170《西戎上》載︰“西域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皆在關西,而哈密又最西。”

    (48)參見王繼光︰《陳誠及其西使記︰文獻與研究》,紀宗安、湯開建主編︰《暨南史學》第二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王繼光︰《陳誠及其西使記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版。

    (49)參見鄭學檬︰《唐代吐蕃飲茶和漢藏茶馬古道的蛛絲馬跡》,陳支平主編︰《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誕辰100周年紀念文集》。

    (50)參見馮漢鏞︰《從察隅沿革再論侯顯迎接哈立麻的路線》,《中國藏學》1995第1期;鄭學檬︰《唐代吐蕃飲茶和漢藏茶馬古道的蛛絲馬跡》,陳支平主編︰《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誕辰100周年紀念文集》。

    (51)參見《明太宗實錄》卷65,永樂五年三月丁巳;《明史》卷331《西域三》。

    (52)(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386頁。

    (53)(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第387、389頁。

    (54)《明史》卷331《西域三》。

    (55)《明太宗實錄》卷17,永樂元年二月乙丑。

    (56)《明太宗實錄》卷137,永樂十一年二月己未。

    (57)《明宣宗實錄》卷27,宣德二年四月甲子。

    (58)參見王繼光︰《侯顯事輯》,《蘭州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

    (59)《明太宗實錄》卷11,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戊午。

    (60)《明太宗實錄》卷17,永樂元年二月乙丑。

    (61)《明史》卷331《西域三》。

    (62)《明太宗實錄》卷50,永樂四年正月乙未。

    (63)《明太宗實錄》卷53,永樂四年四月戊子。

    (64)參見李淮東︰《明代使藏使臣研究》,附錄。附錄所列入藏使臣活動簡表,其中有姓名、官職的入藏使臣及少量未知姓名使臣,共68人次,資料來源于王繼光︰《明代中央政府赴西藏使者事輯》(上、下),《西藏研究》1986年第1、2期;王繼光︰《明代中央政府赴西藏使者事輯補》,《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另111人次,為筆者統計,特此說明。

    (65)[法]呂西安•費弗爾著,朗乃爾•巴泰龍合作,高福進、任玉雪、侯洪穎譯,高福進校︰《大地與人類演進︰地理學視野下的史學引論》,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376頁。

    (66)《明英宗實錄》卷43,正統三年六月乙丑。

    (67)《明英宗實錄》卷179,正統十四年六月庚戌。

    (68)《明太祖實錄》卷112,洪武十年五月癸卯記載,洪武十年征西將軍鄧愈平叛吐蕃,因洪武九年七月通事舍人鞏哥鎖南等招諭吐蕃還至川藏朵工之地遇害故。《明宣宗實錄》卷7,洪熙元年八月戊辰記載,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李英平叛,因內官喬來喜等同烏思藏貢使至必立出江黃羊川遇害故。喬來喜遇害經過另見《明仁宗實錄》卷2,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庚子。

    (69)《明史》卷331《西域三》。

    (70)[法]呂西安•費弗爾著,朗乃爾•巴泰龍合作,高福進、任玉雪、侯洪穎譯,高福進校︰《大地與人類演進︰地理學視野下的史學引論》,第360頁。

作者︰ 李淮東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