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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眾識字問題的再認識

2018年01月19日 12:17:46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年第2期

    作者簡介︰劉永華,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廈門 361005

    內容提要︰學界對清代民眾識字問題的認識,由羅友枝等學者奠基于20世紀70年代。他們透過參考近代調查所得識字比例,側重考察科舉制度、教育制度、書籍出版等問題,間接推斷清代的民眾識字率。目前清代民眾識字研究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重新定義讀寫能力,尋求測量識字率的新方法。為此,回顧人類學和歐洲史學界的相關研究或有裨益。人類學者和歐洲史學者注重從民眾日常生活出發考察讀寫能力,強調非敘事性、非連續性文本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基于這種認識,似有必要下調讀寫能力的識字下限,並從民眾日常生活中面對的民間文獻入手,理解其讀寫能力。歐洲史識字研究中對簽名的系統利用,對清代民眾識字率的測算也有借鑒意義。通過尋求諸如花押等讀寫能力的外在證據,選取民間文獻保存相對系統的社區,開展微觀識字研究,應可對清代民眾識字率的總體水平和變動趨勢進行計量分析。

    關 鍵 詞︰清代/民眾識字/功能性識字/微觀識字研究

    標題注釋︰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明清時期的禮儀變革與鄉村社會”(15JJD770017)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卓越學科領域計劃(第5輪)“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的資助。

    識字問題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學者,很少有人會否認民眾識字問題的重要性。然而,自美國史學家羅友枝(Evelyn S.Rawski)《清代教育與民眾識字》一書于1979年問世以來,ヾ研究者大都將信將疑地引述羅友枝對識字率的估計,或根據自身研究課題的需要,對羅氏的數據稍加調整。但據筆者管見所及,此後學界再也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過系統、深入的清理和探討。ゝ

    本文嘗試吸收人類學和歐洲史的識字研究成果,配合對文字書寫與民間文獻的思考,就重新認識清代識字問題提出若干看法。筆者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及中國學界關于清代識字問題的兩場爭論開始,討論這兩次爭論的焦點和問題所在;然後通過回顧人類學家和歐洲史學家的相關研究,論述識字問題研究中的功能性轉向及其對中國識字問題研究的啟示;最後指出重新認識清代識字問題的基本路徑,側重探討對識字內涵的新認識和花押作為識字直接證據的學術價值,倡導開展微觀層面的識字研究。

    一、兩場爭論

    20世紀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歐美學界圍繞清代民眾識字問題先後展開了兩次討論。這兩次討論雖然沒有吸引眾多的參與者,在當時歐美中國學界的影響也不算大,卻揭示了中國史識字問題研究中的一些核心問題,因此本文先討論這兩次爭論。

    1972年,美國學者牟復禮(F.W.Mote)在《亞洲研究學報》發表評論文章,對一年前出版的一本新著《毛的革命與中國政治文化》提出批評。這本討論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的著作,在一個腳注中對清代識字率進行了簡單的估計,而這成為牟復禮批評的焦點。該書作者、政治學者理查德•所羅門(Richard Solomon)在腳注中指出︰“對識字人口總數的估計,必定只能是近似值。由于經濟條件的不斷變化和政治上對學額或實際捐納額度的操縱,這個數值也隨時間而波動。據粗略估計,1600年-1900年之間,識字人口佔人口總數的1%-2%。”他引述的著作是何炳棣的《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和羅伯特•馬什(Robert M.Marsh)的《官宦︰1600-1900年中國的精英流動》(The Mandarins: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China,1600-1900)兩書。ゞ

    牟復禮指出,何炳棣和馬什都不曾研究過清代識字率。那麼,所羅門是如何推導出這個數據的呢?牟復禮發現,所羅門引述的馬什著作的相關章節,討論的實際上是精英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而馬什引用的則是張仲禮《中國紳士》的統計數據。在引述《明清社會史論》的部分,牽涉到的是何炳棣對生員數量的估計。牟復禮還發現,所羅門給出的數據,是何炳棣估算的18世紀清代生員總數的6倍或12倍(佔總人口的1%-2%)。換句話說,所羅門推斷,在參與童試的每6人或12人中,有1人考取生員。牟復禮認為,這個估計是有問題的。根據張仲禮的估計,在參與童試的童生中,只有1%至2%考取生員。々何炳棣的估計是每25人或40人中,僅有1人考取生員。ぁ牟復禮認為,假定每40位或50位童生中有1人考取生員,那麼參與考試的童生數是2-3千萬,約佔當時中國人口總數的10%或男性人口總數的20%。不過他指出,在傳統中國,這個高端識字群體的比例有點過高。同時,他認為除了這些高端識字群體外,還有功能性識字群體,如胥吏、職員、商販、沒有功名的軍人、僧侶與道士,甚至某些婦女。這個群體所佔比例可能不亞于有志于功名出仕的高端識字群體。因此,“即使從所羅門本人在書中引述的信息看,識字比例事實上也必定不低于10%,也許還要更高。”あ

    很明顯,所羅門的主要錯誤,在于誤將參與科考的童生數量,等同于識字人群的數量。牟復禮批評的焦點,首先在于所羅門對生員錄取比例估計過高。同時,根據他的理解,清代社會中的識字群體,至少可分為兩個類別︰一是有志于科舉出仕的高端識字群體(the highly literate),二是僅具備基本識字能力(basic literacy)的功能性識字者(functionally literate persons),兩者可能數量相當,而所羅門根本沒有將後者計算入內。透過對所羅門的批評,牟復禮引入了對清代識字群體的初步分類和估算清代識字率的一個基本路徑,為思考清代識字問題提供了一個起點。但是,如何區分高端識字群體與功能性識字群體?如何區分識字群體與文盲?幾年後的一場爭論推進了對這些問題的討論。

    羅友枝1979年出版的《清代教育與民眾識字》一書,是迄今為止探討清代識字問題最為系統深入的著作,至今仍是明清社會史、文化史的基本參考書。此書估算了清代的民眾識字率,並探討了清代識字率較高的教育史、文化史背景。跟牟復禮一樣,羅友枝認為有必要區分不同的識字能力,因此開篇就討論了識字的質量問題。她側重區分了兩大類型的識字能力。其一,在長期學習儒家經典及其注疏過程中獲取的識字能力,她稱之為“完全識字能力”(full literacy)。其二,在完全識字能力之下,還有不同層次的識字能力,這是由18-19世紀“不同的教育機會”提供的,這些機會為無意掌握“精英教育科目”的“數量眾多的中國普通民眾”提供了“功能性”(functional)讀寫能力。這種識字能力有助于普通民眾處理諸多日常事務,具備這種識字能力的民眾,可認讀近2000個字,同時能書寫數量更少但依然相當可觀的文字(數百字以上)。ぃ這是該書側重討論的識字能力。

    那麼,具備這種識字能力的民眾,在清代總人口中佔了多高的比例呢?與歐洲從事識字研究的學者不同,羅友枝沒有對清代識字率進行直接的實證研究,她主要引述了卜凱(John L.Buck)、《教務雜志》(Chinese Recorder)、滿鐵調查等提供的數據,對20世紀早期中國各地識字率的差異進行了討論,得出一個被廣為引述的估計︰“本章引述的零碎的、軼事性的、間接的證據支持這樣一個假說︰18世紀與19世紀的功能性識字,在影響範圍上超出以前的假設。基本識字能力在兩性之間的分布是不均等的,擁有某種讀寫能力的男性約佔30%至45%,而女性只佔2%至10%”。い這個數據頗為接近卜凱在20世紀30年代的調查數據。根據1933年全國性的鄉村調查,卜凱提供了兩組與識字率有關的數據︰其一是“教育程度”數據,30年代中國男性“稍受教育者”佔45.2%,女性佔2.2%;其二是“識字程度”數據,當時中國識字男性佔30.3%,女性佔1.2%。ぅ很明顯,羅友枝對男性識字率的數據,接近卜凱對識字程度與教育程度的統計;而她對女性識字率的估計,則以卜凱的數據為基礎作了調整,可能考慮到了城鎮女性識字人口稍高的特點。

    《清代教育與民眾識字》的考察重點,並非如何計算識字率,而是論述清代教育的不同側面。她之所以采取這種研究路徑,與她對中國識字率證據的認識有關,亦即她基于對中西文字差異的認識,否定歐洲學者通過簽名計算識字率的通行做法可以應用到中國(詳後)。因此,她轉而采取迂回的方式,透過考察清代民眾教育的不同側面,論述清代高識字率何以成為可能。具體而言,她從學校設施(私塾、社學、義學)、教育費用(教育薪水、學費等)、潛在師資(尤其是生員和童生數量)、教材(“三百千”、雜字等)等方面,論述了清代教育機會供給實況,為估計清代識字率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史和社會文化史背景。

    《清代教育與民眾識字》出版後,書中對清代識字率的估計引起了較大爭議。う1980年,荷蘭學者伊維德(W.L.Idema)在《通報》發表長篇書評,從對卜凱統計數據的利用、適齡兒童就讀情況、傳統初級教育效率(尤其是對方字的利用)、學童曠課問題、識字能力的定義、城鎮識字率及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的區分等七個方面,對羅友枝清代識字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全面批評。伊氏提出,對認識清代識字問題,官學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民間資助的教育,本書第二章開始的主體章節對這些他所謂的“制度化教育”(institutional education)的討論,並未為作者的估計提供“非常扎實”的支持。因此,他認為要討論識字率,還是必須回到第一章的相關討論。(11)

    由于伊氏的評論涉及面頗廣,筆者僅就較為相關的問題進行討論。早在1974年出版的《中國白話小說的形成時期》中,伊氏就將識字能力分為“粗通文字”(moderately literate)、“完全識字”(fully literate)和“高端識字”(highly literate)三個類別。(12)他指出,要讀懂一本初級讀物,必須能認讀近2000個字,這大概就是他所說的“粗通文字”的基本要求。基于這種認識,他批評羅友枝對識字的定義過于寬泛。羅友枝認為掌握數百字就算識字,而伊氏認為僅知曉數百字“近乎文盲”,這種識字能力在不少調查中可能被列入文盲一類。再者,這一群體的閱讀技能有限,他們能夠從通俗印刷材料中獲得的好處是極其有限的。伊氏還批評羅氏對卜凱數據的引證不夠謹慎。他認為,由于卜凱組織的農戶調查程序較為復雜,對各地調查人員的文化水平提出較高的要求,這意味著那些具備教育設施的村落被選中的幾率比普通村落高得多,其結果是調查所選樣本可能高于平均值,因此,“卜凱的識字率數據可能需要大幅度下調,也許要下調三分之一”。另外,伊氏還對清代城鎮人口的識字率提出推測,認為接受教育的男性城鎮居民比例非常高(可能“達到80%”),相比之下,絕大多數鄉村地區受教育男性可能低至30%上下。綜合城鄉數據,“中國受過教育的男性人口總數比例可能在35%上下”,而“從教育中獲益良多、堪稱識字的男性,可能只佔其中的三分之二,約佔男性總人口的20%-25%”。(13)

    筆者認為,伊氏和羅氏的主要分歧,不在于清代識字率的比例本身,而是對識字能力的定義。由于伊氏對識字能力的定義較為嚴格,他得出的清代識字率數據自然比羅氏低。細究兩人之所以對識字的定義不同,也許跟他們側重處理的史料和問題有關。筆者揣測,作為一個受過系統社會經濟史訓練的學者,羅氏考慮的主要是畫押、記賬和寫信的能力,這些能力與社會經濟活動的關系是最為密切的;而作為一位文學史學者,伊氏更多考慮的是閱讀白話小說的能力。很明顯,這兩種智力工作對讀寫能力的要求是頗不相同的。

    除了伊維德外,中國學者也撰文對羅友枝的功能性識字概念提出了商榷。台灣學者張朋園認為羅氏對識字的定義“是松散的”,並進一步追問“功能識字能力可以稱之為識字嗎?”羅氏“既甚重視識字與現代化的關系,則功能識字能力能促進現代化嗎?”他認為︰“現代化最基本的要求,于政治,要實行民主;于社會,要求平等;于經濟,要求提高生活水準。”那麼,“功能識字能力會產生此類觀念嗎?一個人要會寫記賬的數目字,會計算,會寫簡單的信函,都不困難,但要他具有權利的思想,有麥克勒倫(David C.McClelland)的‘成就感’(need for achievement),恐怕是不容易的”。(14)在羅氏、張氏撰寫上述論著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現代化理論方興未艾,他們都從這一學術關懷出發,探尋讀寫能力與現代化之間的關系。不同的是,張氏對羅氏所定義的功能性識字在現代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質疑。其實功能性識字是戰後識字學界提出的核心概念,張氏對此概念本身提出質疑,似乎走得太遠。應該說,盡管功能性識字能力未必能夠促成他所說的政治、社會、經濟層面的現代化,但如果因此杏定這一能力給識字民眾帶來的影響,則未免失之偏頗。只是功能性識字能力如何影響普通民眾的生活,尚待深入探討。

    這里還應提及的,是科大衛對中國識字問題的討論。《清代教育與民眾識字》出版後,香港學者也對本書進行了討論,科大衛《論一九一○年代新界區的識字率》就是以此為契機寫成的。(15)這篇文章還有另一個寫作背景,即20世紀70年代後期起,香港中文大學啟動口述史計劃,在新界地區搜集到不少鄉村社會史資料,此文就是這一計劃的成果之一。文章首先依據港英政府1911年的人口普查,討論了清末民初新界的教育和識字情形,認為新界北區約41.9%-56.1%的男性被列入“識字”,而南區被列入“識字”的男性人口約佔所有男性的50.9%-66%。(16)這種識字能力如何獲取,作者未做討論。不過在隨後對入學與識字能力之關系的討論中,作者認為,由于學校條件和教學效率的限制,就讀人數不能等同于識字率。要理解識字問題,必須討論鄉村生活與識字需要的關系,特別是應該區分“認字”和“識字”的差別︰

    文字最基本的用途就是記名。建築物門外有個橫額,鄉民能夠認出上面的幾個字,如“某某古廟”,文字就達到記名的功用。同樣,鄉民在族譜、碑記、任何名單上能認出自己或他人的姓名時,文字也有同樣功用。從“功能性識字”的觀念上來說,這位村民已可以稱得上“識字”。其實,在這個水平,能算是有“認字”的技能。能夠在一篇文章之中認出一部分文字,並不等于能夠閱讀這篇文章。……筆者懷疑一九一一年普查中所謂“識字”的人口,絕大部分都只有“認字”的水平,而並非有能夠運用字匯的水平。接著,文章通過分析訪問過的34位老人的識字情形,指出上學7年以上的老人,絕大多數與務農無關,而上學4-6年的大多是農人。務農之所以對教育要求低,是因為“文字在傳統鄉村社會的應用不大”。具體來說,鄉間的物權交易,可以由“代筆人”辦理;鄉村的娛樂主要通過口頭方式習得;鄉村中常見的佔卜、禮儀之類的手冊,主要由教師、鄉村中的“學者”使用,“並不是只讀過兩三年書的人可以看得懂的”。因此,“真正看書看得懂的識字率是很低的”。(17)總體來說,科大衛對識字問題的討論,試圖辨析“認字”和“識字”的差別,強調文字的閱讀而非書寫能力,指出閱讀書籍對識字能力的要求較高,認為鄉村民眾缺乏識字的基本動力。在這種意義上說,他從識字率數據和“功能性識字”的有效性兩個方面質疑了羅友枝的看法。

    從所羅門對清代民眾識字人群的誤解,到牟復禮對識字能力的分類,從羅友枝對功能性識字的討論,再到伊維德、張朋園對識字的重新定義和科大衛對鄉村識字問題的討論,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對清代識字問題的研究從無到有,從疏闊到細致。但同時也應看到,幾位學者對何為識字並未取得共識,對識字內涵理解的不同成為他們爭議的主要原因。認讀多少字才叫識字?掌握數百字能否算作識字?這種識字能力對普通民眾的生活有影響嗎?研究不同問題的學者可能見仁見智。筆者發現,不少人類學家和歐洲史學家對識字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並提出過幾種頗有影響的看法,對思考上述問題應不無裨益,很值得注意。

    二、人類學與歐洲史的識字問題研究

    20世紀早期的人類學,將自身定位為研究初民社會的學科,自然將無文字社會視為自身主要的研究對象。因此,像對其他許多課題的研究一樣,人類學家對識字問題的系統研究,是從“二戰”結束後,當一些人類學家將研究地點從所謂的簡單社會轉移到復雜社會之後才開始的。在研究識字問題的過程中,人類學家提出了幾種有關識字的理論與假說,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識字問題研究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18)

    談到戰後人類學對識字問題的研究,這一領域最為重要的學者非英國人類學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莫屬,他是後來識字研究領域所謂的“自發模型”的開創者和代表人物(詳後)。古迪的學術興趣廣泛,對親屬制度、神話、烹飪、花卉文化等領域都有涉獵,進入21世紀後更是撰寫多部著作,聲討歐洲中心主義。不過他用功最勤的領域,當推識字問題研究。自1963年發表第一篇討論識字的文章以來,他已先後出版了《傳統社會中的識字》(主編,1968)、《蠻野心智的馴服》(1977)、《書寫的邏輯與社會的組織》(1986)、《書寫與口傳的界面》(1987)、《書寫傳統的力量》(2000)等專著,(19)對文字的發明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進行了堪稱全方位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爭議的假說與看法。

    古迪側重從兩個基本維度,對識字問題進行探討。其一,注重書面文化與口傳社會的比較分析,通過討論口傳社會,凸顯書面文化的特殊性及文字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二,聚焦古典時代,考察文字發明之初文字對社會的影響。這意味著,古迪的不少討論,不是基于自身的田野經驗,而是通過將自身的人類學思考帶入古典研究,對古典時代的識字問題提出假說。古迪識字研究的關注點,不是識字的定義和識字率的計算,而是文字給思維模式與社會系統帶來的深刻影響;但他對識字的分析,為思考識字的定義提供了重要啟示,從而也就為重新認識識字率問題提供了重要思路。

    在1963年發表的題為《文字的諸後果》這篇著名論文中,古迪與瓦特(Ian Watt)側重從思維模式的角度,探討了文字的發明與古希臘文明之間的關系。這篇文章首先考察了無文字社會的文化傳承機制,認為由于這種社會沒有文字,其文化傳統隨著社會的變動而變動,因而在傳統與社會、過去與現在之間形成一種共生關系,這是無文字社會不同于文字社會之處。然後文章對不同的書面文字進行分類,闡述字母文字的優點,並扼要論述了希臘文字社會的形成過程,認為相比于象形文字和音節文字,字母文字更容易掌握,有助于文字的社會化,是一種較為“民主”的文字形態,而象形文字掌握在一小群人手中,容易助長保守或崇古的習氣。接著作者從三個方面討論了字母文化與希臘思維之間的關系。其一,文字在古希臘神話的衰落與史學的興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字發明後,有關歷史的信息不僅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進行傳遞,而且借助文獻進行保存和傳承。文獻的存在,一方面削弱了神話思維的基礎,另一方面為借助引證文獻和分析方法重構過去的史學發展提供了可能。其二,柏拉圖對文字提出的質疑,從反面證明了文字對希臘文化的深度滲透。柏拉圖對文字發明產生的負面影響口誅筆伐,但這正體現了文字對希臘文化帶來的影響,而且若無文字的憑借,他自身對文字所作的分析也無從進行。其三,文字還帶來古希臘認識論和分類學的興起。對宇宙終極存在邏各斯(logos)的探尋和邏輯思維的出現,均與文字的發明息息相關。文字發明還為建立新的分類體系,將神聖世界與自然世界和人類生活分開提供了基本條件。(20)文中還討論了書面文化的若干基本特征。他們認為字母文字的出現,為希臘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文字的出現,帶來過去與現在的區隔,改變了傳統的存在形態。文字還催生出異化和個人主義,對社會分層和文化沖突也帶來影響。最後,文字的發明,強化了自我意識,從而為新文學體裁的出現提供了條件。(21)

    現在看來,這篇文章堪稱古迪識字研究的奠基之作。古迪後來的研究中重點探討的兩對關系——文字與認知的關系、文字與社會體系的關系,應該說都是由這篇文章發其端的。就本文討論的主題而言,古迪後來的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蠻野心智的馴服》和《書寫的邏輯與社會的組織》。這兩本書都修訂、引申了《文字的諸後果》的核心觀點,試圖克服文中的歐洲中心論傾向。不過兩書主題各有分工︰前者側重探討文字發明對心智模式的影響,後者側重探討文字發明對各種重要社會制度的影響。(22)

    《蠻野心智的馴服》主要通過解讀近東地區出土的古典泥版文字、銘文等史料,考察表格、清單、配方、菜譜等文類,分析文字發明如何影響心智模式。古迪發現,在泥版文字中,具備連續敘事性質的紀事/紀實性文獻所佔比例不高,而清單、表格等類型的文獻佔了很高比例。這類文獻的基本特征是,它們是由非連續性的文字組成的,這樣一種表述方式在口傳文化中是很罕見的,可以說是文字的產物。在探討清單的意義時,古迪指出,這種文類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們“激勵對信息進行反思和組織”,“它不僅容許具備書寫能力的人對信息進行重新分類,容許具備閱讀能力的人對這一重組進行合法化,而且對于不具備讀寫能力的人來說,它也改變了表述世界(認知過程)的本質”,這是一種思維模式的變化,或是反思能力的變化,甚或是一種心智的發展。(23)

    在《文字的諸後果》中,古迪已觸及文字發明對政治制度、社會分層和文化傳統的影響。在《書寫的邏輯與社會的組織》中,他進一步通過比較近東古典社會和現代非洲社會,從宗教、經濟、政治和法律四個方面,系統探討了文字發明給社會系統帶來的影響,闡述文字的發明如何為各種社會制度的運轉,尤其是為大規模、遠距離、高層次的政治經濟協作提供了可能,考察了宗教信條的成文化、法律的法典化如何改變宗教、法律制度的運作。這實際上已從功能性的視角,對文字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進行闡釋。通過討論文字書寫與復雜社會體系的關系,古迪提出了觀察社會的一個獨特視角,即從溝通模式(modes of communication)而非生產方式的角度觀察社會。該書第二章對古典時期美索不達米亞經濟進行討論,古迪從寺院經濟、宮廷經濟、商業經濟、私人經濟事務四個方面,闡述了文字書寫在寺院的捐贈接受、經濟收入,宮廷的征稅和人口普查、中央政府對財政的控制、記賬技術、紡織品生產和貿易,商業經濟中的合股、信用,以及私人事務中的土地產權、產權轉讓、互惠等事務中的廣泛應用。這些論述再次揭示了表格、清單等非敘事性、非連續性文類在國家與社會事務中的重要性。(24)

    古迪的識字問題研究,對這一領域的推動是多方面的。他闡述了溝通模式(文字發明)對社會制度、思維模式等帶來的影響,為思考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文化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他的研究還提供了一種啟示︰識字未必意味著有能力閱讀一部文學作品,識字影響人類的最初形態,而且一直還在影響著識字人群的重要形態,是書寫、閱讀一系列非連續性的表單,這種表單所要求的讀寫能力與一部小說的閱讀能力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當然,由于單方面強調文字的功用,古迪的論著也引發了諸多爭議,招致了不少批評,其中最嚴厲的批評來自英國人類學者布萊恩•斯特里特(Brian Street)。在其《識字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斯氏區分了識字研究的兩種路徑,其一以古迪為代表,他稱之為“自發模型”(autonomous model),其二為所謂的“意識形態模型”(ideological model)。簡單地說,這兩種模型的主要差別,在于是否認為文字是一種獨立于其他社會文化機制的動力︰自發模型假設文字具備單獨影響社會文化的動力;而意識形態模型則認為,只有在其他社會文化前提到位的情況下,文字才有可能發揮其功效。(25)之所以稱這種模型為意識形態模型,是因為它認為文字的社會功效深受其所處社會機制的左右。

    斯氏認為,不管是否明確表達,古迪和不少從事語言的心理動力學研究的學者都假定,(26)文字是一種獨立于社會文化機制的動力,他們在闡述識字的影響時,直接探討文字如何影響思維模式、形塑社會機制。他們認為,文字的發明,導致文字社會與無文字社會的“大分化”(a great divide)。他本人則從功能性識字這一概念入手,否認文字是獨立于社會機制的推動力,認為識字要發生功效,必須具備適當的社會語境。他還引述美國學者雪萊•希斯(Shirley Heath)《文字使用之道》的說法,反對夸大無文字社會與文字社會的差異,強調社會文化機制對于理解識字問題的重要性。(27)希斯借助田野觀察,比較了美國東南部兩個工人階級社區與文字打交道的方式,認為口傳社會與書面社會的二元對立觀,是學者的建構而無事實根據。盡管她研究的兩個社區都屬于所謂的文字社會,但文字對社區的影響是有限度的,口傳文化的影響相當大。因此,她認為,“語言的口頭功能和書寫功能之間的互動模式是復雜多變的,傳統的口頭一文字的二元對立觀,未能領會到每個社區存在的其他文化模式影響口頭和書面語言應用的方式”。(28)根據斯特里特的概括,意識形態模型具有幾個基本特征。識字的意義取決于它嵌入的社會制度,識字只有在業已具備政治和意識形態內涵的形式之中才能為人所知,特定讀寫實踐取決于社會分層等要素及教育制度的角色,由于文字與社會機制之間的關系是復雜多樣的,在表述“識字”一詞時,應該使用復數(literacies)而非單數(literacy)。(29)

    為厘清其研究路徑,斯氏以自身在伊朗東北部兩個村落的田野經驗為例,具體探討了識字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他選擇的這兩個村落,盡管都有一定的識字人群,但其中一個村落在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發展中獲益,另一個村落則仍處于貧困狀態。因此,經濟發展的動力,不是來自識字本身,而是來自識字與其他社會經濟因素的結合(在他討論的個案中,社會經濟結構起了關鍵作用)。不過,識字雖然不是一個獨立的因素,但它還是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他在當地村落從事研究時,現代國民教育體系才建立不久,對鄉民識字的影響微乎其微,絕大多數鄉民是通過參與毛拉組織的宗教禮拜活動,逐漸掌握一些文字的讀寫能力的。他們習得的讀寫能力,為他們參與經濟活動,尤其是與水果銷售有關的商業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資源,因為如果沒有這方面的訓練,他們可能無法有效處理商業過程中遇到的各種書面文件。斯氏指出,在宗教禮拜活動中習得的識字能力,不限于文字的認讀能力,還包括對言語與書面關系的認識和對書面文件潛在規則的體認,比如理解言語與印刷品之間的特殊關聯,版式、表述的慣例等對理解意涵的重要性及逆向掃描、跳躍閱讀等“非連續性閱讀”的技巧等。(30)

    可見,人類學家對識字問題提出了富有啟發的理論,討論了文字影響社會文化的諸多方式。就本文主題而言,人類學家闡述了文字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強調應從社會體制本身人手理解識字的意義。他們的研究表明,通過讀寫學習,人們不但掌握了一定數量的字詞,而且習得了書面表達的潛在慣例。在日常生活中,識字的主要用途可能不是閱讀文學作品,而是記賬、寫信、處理借貸事務及納稅文件等。這些識字的用途,並不要求使用者掌握數量可觀的字詞,這為重新認識識字概念的內涵提供了新思路。

    其實,以往歐洲史學家對民眾識字問題的研究,並不忽視社會語境。英國史學家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對近代英國民眾識字問題的考察,注意從社會分層、就業機會、宗教、社會控制理論、人口與家庭模式、經濟組織與資源、政治理論與制度七個要素考察識字率的變動。(31)費雷( Furet)與奧祖夫(Jacques Ozouf)撰寫的《讀與寫》堪稱是民眾識字率研究的典範之作,該書也注意從教育、社會與國家等角度討論識字率變動的原因。(32)不過,在人類學理論的直接、間接影響下,文化史家更有意識地結合社會語境探討識字問題。在1987年出版的一部討論近代早期意大利文化史的著作中,彼得•伯克(Peter Burke)對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實用型識字能力”(practical or “pragmatic” literacy)進行了討論,他認為這種識字能力有四個應用領域︰生意場、家庭、教會和國家。(33)在近年發表的有關古希臘識字問題的文章中,英國學者羅薩琳•托馬斯(Rosalind Thomas)運用功能性識字概念,把古希臘城邦(主要是雅典)公民的識字能力分為理財識字能力(banking literacy)、清單識字能力(list literacy)、姓名識字能力(name literacy)與公職識字能力(officials' literacy)四類,以求在識字能力研究中達到更為貼近社會現實的理解。(34)無論是伯克的論文還是托馬斯的文章,作者處理的實際上都是復數而非單數的識字能力。在這些不同種類的識字能力中,有些類型對識字的要求不高,並不要求具備通讀一本書或一篇文章的能力(如除公職識字能力以外的其他三種識字能力)。和人類學的識字研究一樣,這些研究為重新審視七八十年代的兩場學術爭論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

    三、識字統計的方法與史料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人類學與歐洲文化史研究提醒我們,(35)盡管通讀一本書需要較高的識字能力,不過一個人只要掌握了一定數量詞匯的讀寫能力,就有可能處理記賬、借貸、納稅、投票等各項公私事務,這些事務涉及的大都是古迪所說的非連續敘事性文本,對讀寫能力的要求是不高的。因此,和飽讀詩書的士大夫相比,具備這種識字能力的人,掌握的詞匯可能相當有限,但這種能力還是給他的生活帶來了不少便利。這一認識為重新審視清代識字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尤其是為重新定義識字能力提供了新視角。

    在第一節討論的兩場學術爭論中,識字能力的定義是個核心問題。所羅門將有志于科考的讀書人等同于識字人群,而牟復禮認為這個群體還應加上功能性識字群體。羅友枝認為,掌握數百字以上、兩千字以下讀寫能力的人群,應可算作識字人群;而伊維德和張朋園則認為,僅僅知曉數百字對個人生活的影響不大。從近幾十年來的人類學研究看,所羅門的看法無疑是誤導性的,伊維德、張朋園的識字能力定義則受其研究領域所限,對識字能力下限的認識可能過于保守。事實上,處理記賬、算賬等經濟事務中涉及的非連續敘事性文本,對識字數量的要求並不高,當然從事這些業務的人還需了解相關的版式、慣例,而這些對書面知識的了解,不難在課堂或實踐中習得。

    識字數量與記賬一類經濟事務的關系,可以通過計量分析來證實。借助計量分析,可統計記賬所需掌握的詞匯量。此處以筆者收藏的晚清民初閩西會社賬簿和徽州排日賬為例稍加說明。筆者處理的閩西會社賬簿,是來自晚清至民國汀州府長汀縣的《立夏慶神社簿》(1826-1930),這是馬屋村一個厲壇祭祀會社長達百余年的收支賬簿。(36)根據統計,《立夏慶神社簿》共計字數11392個,不重復單字397個。排日賬是清中葉以來流傳于徽州婺源一帶的一種文類,既記事也記賬,兼具賬簿與日記的特性。筆者搜集的晚清婺源程同倉所記排日賬,歷時近六年(1885-1891),(37)內有部分殘缺。記賬人程同倉是個普通農家子弟,曾受過四年教育(應為私塾),開始記賬時尚是十歲左右的孩子。他所記的排日賬,共計字數55599個,不重復單字738個。通過對上述兩種賬簿的分析可知︰1.跟準備科考不同,記賬無需經年累月的學習,四年的私塾學習已基本足以對付;2.記賬也無需掌握大量的詞匯,筆者處理的普通賬簿,使用單字最低不到400字;3.即使包含記事的排日賬,也才使用700多個單字。上述觀察足以說明,要處理記賬事務,2000字的門檻過高,掌握四五百字以上應該已經足夠。(38)這是在進行識字能力定義時應該注意到的,同時也從側面證明,羅友枝對識字能力的定義,是相對貼近普通民眾的日常書寫實踐的。

    利用排日賬史料,還可以討論有關識字率的其他一些問題︰既然可以統計他們掌握的詞匯及其數量,就有可能比較這些詞匯與當地流行的雜字等啟蒙讀物的相似度,從而在書寫實踐與識字課本之間建立關聯。另外,還可以追問,從排日賬的書寫看,這種具有一定識字能力的記賬人,究竟能用文字表述多復雜的事情?他們在語言表述上的極限是什麼?由于知曉書寫者的社會經濟背景和書寫材料,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個案分析,可深入探討識字數量與書寫實踐之間的關系,從而推進對較低識字能力與鄉民日常生活之間關系的理解。

    有關識字問題的人類學與歐洲史研究,也為重新思考清代識字率的證據提供了線索。既然就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而言,民眾識字數量的要求並沒有過去設想的那麼高,把讀寫能力的下限下調至羅友枝所估計的數據,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在古典研究中,史學家還提出“姓名識字能力”的概念,如果接受這一概念,可以把讀寫能力聚焦于簽名或類似的實踐上(當然,姓名識字能力並不等于僅僅掌握姓名的讀寫能力,因為簽名或畫押雖然只涉及幾個文字,但這並不是說當事人只具備這幾個字的讀寫能力,簽押符號是作為讀寫能力的某種“癥候”來認識的)。不過跟識字內涵的重新認識相比,識字率研究涉及的問題要復雜得多。在歐洲識字率研究中,一度主要根據出版物數量、學校普及程度等間接指標來推斷識字率(這也是羅友枝運用的研究策略),但這種間接方法存在一些誤區,也不夠精確。(39)大約從19世紀前期開始,歐洲學者開始尋求估算識字率更為直接的方法,並在此過程中注意到簽名的學術價值。在這一方面,法國學者馬焦羅(L.Maggiolo)的識字率研究功不可沒。他在政府的支持下,發動法國各省教師,利用婚書簽名為主要證據,估算了1686-1876年間法國識字率的變動,從而為法國識字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實際上,費雷和奧祖夫的研究就是建立于這一研究的基礎之上。(40)20世紀中葉以來,在歐洲識字率研究中,根據簽名統計識字率成為通行的做法。

    在西方識字率研究中,簽名之所以被視為估算識字率的重要證據,跟西方文字作為表音文字的特性有關,這一特性拉近了文字與語音之間的距離。當然,簽名體現的識字能力,究竟對應于何種讀寫能力呢?對此,歐洲史學者也存在一定爭議。英國學者肖菲爾德(R.S.Schofield)認為,簽字能力是居于閱讀能力與書寫能力之間的識字能力,具備簽字能力的人,少于具備閱讀能力的人,但多于具備書寫能力的人。(41)斯通則指出︰“對簽名的能力……與真實識字能力,亦即使用書面語言作為溝通方式的能力之間的準確關系,我們現在無從知曉,未來可能也無從知曉。”不過大多數學者還是接受斯通的說法︰簽名數量的變動,“顯示了具備閱讀能力的民眾數量的同步但未必完全同比例的變動”。(42)

    眾所周知,在中國,類似于西方簽名的是花押。可是,花押可以作為識字率的證據嗎?對此,中國史學界尚未形成統一的看法。羅友枝強調中西文字的差異,認為花押不能當作識字的直接證據,她在《清代教育與民眾識字》中指出︰“歐洲史學家援用婚書簽名作為前近代識字率的證據,但僅憑簽名本身,難以知曉個人的識字水平。對于估算中文使用者的識字率來說,這個指標可謂毫無意義,因為他們必須掌握的是非標音語言,只有通曉許多字詞,方能進行閱讀和寫作。”(43)正因為如此,她放棄了估算清代識字率的努力,轉而利用間接材料探討清代識字率較高的背景。對此,應如何看待呢?

    首先應該認識到,中、西文之間確有較大差別,漢字並非表音文字,漢字的結構與讀音有較大距離,字與音之間大都無直接對應關系。但同時也應注意到,中文表意字較多,與日常事物的距離比表音文字小,這無疑為學習提供了一些便利。當然總體而言,漢字讀寫的學習,可能比西文難度大。漢字的書寫,沒有長時間的訓練,是難以掌握的。然而,從相反的角度看,這也是書寫的漢字(包括花押)可以作為識字證據的一個基本原因。正是因為漢字需要花費較長時間才能掌握,一個能熟練畫押的人,應該曾受過一定期限的教育。其次,中國古代的主要書寫工具是軟筆,這種書寫工具不易掌握,對操控的要求較高。要畫好押,不僅要求書寫者具備一定的漢字認讀能力,而且要求他/她經常寫字,否則筆法必將非常稚嫩、生疏,甚至難以完成花押的書寫,最終只能描畫簡單的簽押符號(如十字和畫圈,想想阿Q如何畫押)。因此,盡管花押與西方的簽名和識字能力之間的邏輯關系不同,但從書寫作為一種身體技術的角度看,花押還是能體現書寫者是否較為頻繁地寫字,從這一邏輯出發,可以大致推斷其是否具備一定的識字能力。

    花押作為識字證據的性質,還可從其歷史來理解。花押的歷史可上溯至先秦;秦漢以降,逐漸在政治領域和士大夫階層中流行;唐宋以後逐漸在普通民眾中間被廣泛使用。其使用範圍涉及官文書系統的行政文書、司法文書,民間文獻系統的契約文書(契據、分關、合約等)與儀式中使用的度牒等,因而是明清時期較為常見的一種簽押形式。就本文討論主題而言,花押在司法裁判上的意義頗值得注意。在司法裁判中,強調當事者既已畫押,則應承擔相應責任,而其所簽押的文件,亦應具有法律效力。其重要性雖不如手摹或印信,但也頗為衙門看重,甚至在司法過程中以花押之真偽,作為取結完案的重要憑證。(44)由于在司法審判中頗為看重畫押憑證的法律效力,故而有理由推斷,明清時代的民眾在畫押時,通常會采取較為審慎的態度,盡管代人畫押的情形無法完全杜絕,但其頻率應不至于影響花押作為識字直接證據的可靠性。

    花押作為一種民眾識字直接證據的學術價值,還可以得到日本史研究的佐證。日本本無畫押的習慣。大約9世紀初,在平假名開始出現前後,畫押從中國傳入日本,很快風行于宮廷貴族中間。其形式最初多為署名,後來則多從名字中取兩字組合成新字,亦以草體寫就,用于簽押文件。(45)到了幕府初期,德川家康(1543-1616)對上下一橫、中間添字的花押情有獨鐘,在他的影響下,這種畫押形式風行于武士階層,也在上層平民中間流行。大概由于這種畫押形式來自明朝,當時稱之為“明朝體”。到18世紀中葉,這種簽押形式逐漸被押印(將花押刻于印章之上)所取代,手寫花押日趨減少。1873年,明治政府規定,重要文件均需使用印章,此後手寫花押更加罕見。美國學者理查德•魯賓格(Richard Rubinger)使用日本傳世公私文書中的花押作為識字的直接證據,對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日本城鄉民眾識字率進行了討論。根據他的解釋,花押之所以可以作為識字的證據,跟手寫工具和花押本身有關︰“只需瀏覽一眼17世紀早期的原始文獻,就會馬上明白花押是由個人書寫的,由于使用毛筆書寫,需要相當高的技巧”;“掌握毛筆絕非易事,需要勤加練習。”因此,“盡管存在例外,但幾乎可以肯定,任何能夠畫好花押的人,他能寫的東西絕不限于花押”。(46)魯賓格實際上從兩個方面強調畫押的難度︰其一,毛筆是很難掌握的;其二,為了防止被模仿,花押的結構多半較為復雜,這也增加了畫押的難度,正因為如此,他將花押翻譯為“密碼”(cipher)。因此,畫押不是一個人提起筆就能立即辦好的事情,一個從未或偶爾跟毛筆打交道的人,基本上只能勉強完成十字或圓圈的書寫(當然他/她還可以選擇壓指紋或打手模)。

    如果說花押可以作為估算民眾識字率的證據,那麼,應如何利用這一證據呢?西方史學家在利用簽名證據時,強調這些資料的系統性,也就是說,零散的簽名不具備統計學意義。比如,在英格蘭地區,研究識字率的學者最為看重的是兩個系列資料︰其一,是1642年的擁護國教宣誓記錄(Protestation Oath)和1723年的擁護喬治一世、抵制教皇司法權的宣誓記錄(Test Oath),前者要求全國所有18歲以上的男性簽名,後者要求全國所有18歲以上的男女簽名;其二,是1754年開始的國教婚姻登記簿(Anglican marriage register),上有配偶雙方及證人的簽名。(47)魯賓格在從事日本識字率的研究時,側重利用的是鄉村人口登記簿、17世紀中葉的脫教宣誓記錄、城市商業區條規(定バ)等文獻上的簽名。(48)這些資料都具備一定的系統性。可是,明清時期的中國似乎很難找到這類資料,這應該是清代識字率研究難以深入的一個重要原因。那麼,就無法找到可替代的資料嗎?

    的確,明清時期沒有婚姻登記簿,明清的黃冊和保甲冊籍雖然列有相對系統的人名,但冊籍上面並無簽押符號。至于民間是否存在與婚姻登記簿類似的、具有一定系統性的文獻,目前尚難斷言,不過至今確實尚未發現較為系統的社區層面的花押證據。那麼,是否可以找到更小的社會單位層面的系統花押記錄呢?答案是肯定的。清代民眾分家時,多立有分關,又稱鬮書。分關上既有家庭成員的系統信息,又保存了參與分割家產的各方繼承人的花押,這種證據具有一定系統性。在這一點上,肖菲爾德對英格蘭相關文獻的討論,只需稍作修改,便可適用于清代。肖氏認為,在某一社群僅有部分人的簽名或標識被記錄的情況下,只有資料明確交代了統計對象,這些識字證據才具有價值︰

    在這類文獻中,最好的三種資料是︰遺囑、結婚證書的申述和契約及教會法院見證人的具結書。很明顯,這些資料留下的社會下層的簽名或標識是有缺陷的,但它們提供了有價值的證據,因為它們提供了簽名人或標記人的姓名、年齡、性別、職業、婚姻狀況和住址等諸多細節。因而,盡管僅憑這些資料是無法對具有簽名能力的人口所佔的比例進行總體估算的,但它們無疑有助于很好地估算具有簽名能力的人在資料記錄的相應群體中所佔比例,這些群體的某些特性——比如職業——對史學家來說是很緊要的。(49)這些資料本身是個體的,但就牽涉的社會單位而言,應該說還是成系統的,又因上有相關人員的背景信息,應可作為討論識字率的有說服力的例證。

    同時,不少買賣田產、屋基的契約,需經出售或典當的個人或集體畫押,上面又有房親、中見、代書的畫押,這種資料本身多半缺乏系統性,但如果這類文獻在一個社區中得到系統保存,而且又達到較大數量(如清水江、徽州、浙南某些村落的契約文書),那麼,就有可能從兩個方面進行系統處理︰其一,是尋找契約文書之間的內在聯系,契約文書若系統保存,數量可觀,中間重復之人名應當不在少數,可以人名為線索,重構社會關系,在此基礎上估算識字率;其二,若該社區譜牒文獻保存完備且內容系統、充實,當可配合契約文書,以家庭復原法為基礎,系統處理契約文書中的花押數據。

    四、結語︰微觀民眾識字研究

    自羅友枝的《清代教育與民眾識字》出版以來,清代民眾識字問題的研究,一直無法得到大幅推進。這固然是因為研究者從各自的研究主題出發,對何為識字難以形成統一的意見,也是由于研究者基于中西語言文字的差異,大都否認花押可以作為識字的直接證據。在這種情形下,相關學者自然也不會致力于從文獻中尋找具有一定系統性的識字證據了。

    然而,縱觀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人類學和歐洲史對識字問題的研究,無論就文字對心智發展的影響,還是識字與社會生活的關系而言,相關研究都強調一個人只需能夠處理表格、清單、配方、菜譜等非敘事性文類,即可對其智力發展與社會生活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他/她在日常生活中涉及的文字,大多應屬非敘事性文類,而不是冗長、復雜的敘事文類。在社會經濟條件到位的情況下,這種層次的識字技能,足以處理重要的社會經濟事務,從而給識字者帶來社會經濟方面的便利和實惠。筆者對閩西開支賬和徽州排日賬的分析也證實,在清代,一個人只要是粗通筆墨,掌握區區四五百至七八百字,便有能力處理記賬、借貸乃至記事等文字工作。因此,筆者認為不應該堅持兩千字的識字門檻,而可以根據具體的研究主題,將識字的門檻下調至五百字乃至更低。

    20世紀中葉以來的民眾識字研究,還顯示了功能性轉向。學界從單純計算識字率,轉向更多結合社會語境進行識字問題研究,考察文字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從社會生活的角度理解文字的功用和意義。由于不同的社會事務對文字的要求不同,對處理這些事務的民眾,也就提出不同的識字要求。在這種意義上說,一個掌握兩千字的民眾固然應歸入識字人群;一個只掌握四五百字,但具備記賬能力的民眾,也不妨歸入識字群體;甚至只留下花押的民眾,也因其具備畫押的能力,實際上借助文字的書寫參與了社會事務。當然,就這一點而言,花押不是作為單一、孤立的事實來把握的,而是預設畫押的能力意味著可能掌握多達數百字的書寫能力。

    不過,由于中西語言的差異,以往學者對花押作為識字的直接證明多持反對意見。他們基于西方文化表音、中國文字表意的差異,否認花押可以作為識字證據。但從書寫作為一種身體技術來看,以毛筆寫字本來就不容易,更何況書寫的是花押這樣一種高度個性化、需要較強書寫技巧的符號。很難想象一個能畫好花押的民眾,平日很少跟筆墨打交道。另外,從花押的法律效力看,由于花押在司法裁判中經常被取證,民眾在畫押時應該會持相對慎重的態度,代人畫押的情形應不多見,至少不至于對花押作為識字的直接證據帶來明顯的影響。

    最後,盡管中國無法找到類似英國擁護國教的宣誓記錄和婚姻登記簿那樣系統的簽名文獻,中國學者也從未像法國學者馬焦羅那樣,對全國過去兩個多世紀的識字率進行過系統統計,甚至連日本幕府時期簽有花押的鄉村人口登記簿和脫教宣誓記錄在清代都不易找到(不過中國使用花押的時間比日本長得多,在民間留下了更為豐富的花押史料),但是筆者認為,通過結合分關、契約、族譜等文獻,仍有可能進行家庭和村落層面的識字率研究;而近二三十年以來中國學界搜集、整理與出版民間文獻的熱潮,為從事這種類型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基礎。(50)這種微觀層面的識字率研究——在此不妨稱之為微觀識字研究——盡管無法與基于英、法兩國的系統識字證據從事的研究相提並論,卻是面對識字的直接證據(花押)、正面討論識字率的新開端。筆者熱切地期盼一個基于花押證據、結合民間文獻進行的清代微觀民眾識字研究時代的來臨。

    本文的主要觀點曾在“新史料與新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和首都師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講座上介紹過,感謝會議主辦方和游自勇、科大衛和賀喜教授的邀請及相關學者的評論。在本文撰寫過程中,科大衛教授惠賜舊作,溫海波君幫助我統計了汀州賬簿和徽州排日賬中的單字數據,蔡丹妮君幫我復制了一本重要研究論著。謹此向上述師友、學生表示感謝。最後,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建設性修改建議。

    注釋︰

    ヾEvelyn S.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ゝ縱觀近三十年中國史識字問題研究,學界主要關注點在啟蒙教育、識字訓練、掃盲運動等幾個方面,正面討論普通民眾識字能力和識字率的論著不多,而且比較集中于先秦和秦漢時期。除羅友枝上揭書外,討論近世民眾識字率的論著僅見兩篇,即包偉民︰《中國九到十三世紀社會識字率提高的幾個問題》,《杭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徐毅、範禮文(Bas van Leeuwen)︰《19世紀中國大眾識字率的再估算》,《清史論叢(2013年號)》,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40-247頁。此外,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與《19世紀初期華婁地區的教育產業》(《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也論及識字問題,李氏側重從教育的角度,對無意于科考的大眾群體的識字問題進行了討論。由于史料所限,學界對秦漢民眾讀寫能力的討論,主要依靠舉例說明,難以開展計量分析;包偉民對宋代識字率的討論,主要依賴間接證據進行推斷;而徐毅、範禮文對19世紀大眾識字率的討論,主要通過推算生員與讀書人的比例,雖然得出了不同于羅友枝的數據,但沒有突破牟復禮估算識字率的基本思路(不過他們沒有提及牟復禮的文章。牟復禮對清代識字率的討論,詳見下文)。

    ゞRichard H.Solomon,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82,n.1; F.W.Mote,"China's Past in the Study of China Today:Some Comments on the Recent Work of Richard Solom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2,no.1(Nov.1972),pp.107-120.

    々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李榮昌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第9頁。

    ぁF.W.Mote,"China's Past in the Study of China Today:Some Comments on the Recent Work of Richard Solomon," p.109.此處牟復禮引述了《明清社會史論》第5章,但沒有給出具體頁碼,筆者在《明清社會史論》第5章沒有找到相關數據。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p.168-221.

    あF.W.Mote,"China's Past in the Study of China Today:Some Comments on the Recent Work of Richard Solomon," p.110.

    ぃEvelyn S.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pp.1-2.

    いEvelyn S.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pp.22-23.

    ぅ卜凱主編︰《中國土地利用︰中國二二省一六八地區一六七八六田場及三八二五六農家之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85年,第520-521頁。

    う本書出版後,伊懋可(Mark Elvin)、柯文(Paul A.Cohen)、Lawrence D.Kessler、John Stephens、Helen Dunstan及下文討論的伊維德、張朋園等學者先後發表了書評,參見China Quarterly,vol.81(Mar.1980),pp.142-143(Mark Elv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9,no.2(Feb.1980),pp.331-332(Paul A.Cohe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5,no.1(Feb.1980),pp.191-192(Lawrence D.Kessler);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vol.25,no.1(Feb.1981),pp.131-132(John Stephens); Social History,vol.6,no.3(Oct.1981),pp.405-406(Helen Dunstan).這些書評側重討論的是羅友枝對清代識字率和教育制度的考察,由于這些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這里不擬進行討論。

    (11)W.L.Idema,"Review of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T'oung Pao,vol.66,Iivr.4/5,1980,pp.314-324.

    (12)W.L.Idema,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The Formative Period,Leiden:E.J.Brill,1974,pp.L-LIII.

    (13)W.L.Idema,"Review of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pp.318,321-322.

    (14)張朋園︰《勞著〈清代教育及大眾識字能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年),第455-462頁。

    (15)科大衛︰《論一九一○年代新界區的識字率》,《明報月刊》1983年2月號,第90-92頁;並參見David Faure,"Literacy in the Late Ch'ing and Republic,the Case of Shatin,New Territories,Hong Kong," paper presented at AAS 34th Annual Meeting,Chicago,April 1982.這場討論由李弘祺組織,在他的組織下,幾位香港學者以“中國民眾識字意義的變動,960-1937年”為主題,出席了1982年4月在芝加哥舉行的美國亞洲協會年會,其主要成果于次年刊載于《明報月刊》。

    (16)科大衛︰《論一九一○年代新界區的識字率》,《明報月刊》1983年2月號,第90頁;David Faure,"Literacy in the Late Ch'ing and Republic,the Case of Shatin,New Territories,Hong Kong," paper presented at AAS 34th Annual Meeting,p.2.前者對南區識字率上限的估計稍低(65%)。

    (17)科大衛︰《論一九一○年代新界區的識字率》,第91-92頁。

    (18)James Collins,"Literacy and Literac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4,1995,pp.75-93; James Collins and Richard K.Blot,Literacy and Literacies:Texts,Power,and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9)Jack Goody and Ian Watt,"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5,no.3(Apr.1963),pp.304-345; Jack Goody,ed.,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Jack Goody,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Jack Goody,The Logic of Writing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Jack Goody,The Interface be 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Jack Goody,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2000.

    (20)Jack Goody and Ian Watt,"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pp.319-343.

    (21)這方面估計來自瓦特的興趣,他對小說興起的討論正是沿著這個思路展開的,參見伊恩•P.瓦特︰《小說的興起︰笛福、理查遜、菲爾丁研究》,高原、董紅鈞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

    (22)Jack Goody,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p.ix.

    (23)Jack Goody,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pp.109-111.

    (24)Jack Goody,The Logic of Writing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pp.45-86.

    (25)Brian V.Street,Litera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2.

    (26)從心理動力學角度研究識字問題的最重要的成果是Walter J.Ong,Orality and Literacy: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30th anniversary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2.

    (27)Brian V.Street,Litera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pp.121-125.

    (28)Shirley Brice Heath,Ways with Words:Language,Life,and Work in Communities and Classroo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344.

    (29)Brian V.Street,Litera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p.8.

    (30)Brian V.Street,Litera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pp.152-156.

    (31)Lawrence Stone,"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vol.42(Feb.1969),pp.69-139.

    (32 Furet and Jacques Ozouf,Reading and Writing:Literacy in France from Calvin to Jules Fer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33)Peter Burke,"The Uses of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Italy," in Peter Burke,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Early Modern Italy:Essays on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10-131.

    (34)Rosalind Thomas,"Writing,Reading,Public and Private 'Literacies':Functional Literacy and Democratic Literacy in Greece," in William A.Johnson and Holt N.Parker,eds.,Ancient Literacies:The Culture of Reading in Greece and Rom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3-45.所謂理財識字能力,是指處理存款、借貸等業務所需的識字能力;清單識字能力是指書寫、閱讀清單的識字能力;姓名識字能力主要是指在政治經濟事務中進行簽名的識字能力;公職識字能力是指擔任政府公職所要求的識字能力。在以上識字能力中,由于擔任政府公職需要處理大量文件,這種職務對識字能力的要求也最高。

    (35)上述研究成果給中國識字問題研究帶來的啟迪是多方面的,如這些作者提出的讀寫能力如何影響思維模式和社會結構的問題,就是文化史領域的重要課題。不過由于本文主題所限,無法對此問題進行討論,筆者擬在日後探討明清“文字下鄉”過程時對此進行考察。

    (36)這本賬簿名稱為筆者所加,其照片由筆者收藏。

    (37)程氏所記賬簿訂為兩冊,第一冊封面題“乙酉、丙戌逐日賬簿”,第二冊封面題“丁亥……逐日賬簿”,均由筆者收藏。

    (38)在識字等級中,記賬能力應接近識字能力的下限,正因為如此,這個數據對理解識字能力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毛澤東在《尋烏調查》(1930年)中,將尋烏的識字人群分為十二個類別︰(1)“識字二百”,(2)“能記賬”,(3)“能看三國”,(4)“能寫信”,(5)“能做文章”,(6)“初小學生”,(7)“高小學生”,(8)“中學生”,(9)“大學生”,(10)“出洋學生”,(11)“秀才”,(12)“舉人”。在他的分類中,第1至5種是按識字能力從低到高排列的,而第6至12種是根據受教育程度和種類(科舉與近代學制)從低到高排列的。在識字能力的系列中,“能記賬”的識字水平僅高于“識字二百”,接近識字能力的下限。參見《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0頁。

    (39)R.S.Schofield,"The Measurement of Literac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in Jack Goody,ed.,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pp.812-319.

    (40) Furet and Jacques Ozouf,Reading and Writing:Literacy in France from Calvin to Jules Ferry,pp.5-57.

    (41)R.S.Schofield,"The Measurement of Literac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p.324.

    (42)Lawrence Stone,"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1640-1900," p.98.

    (43)Evelyn S.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p.1.

    (44)參見劉永華、溫海波︰《簽押為證︰明清時期畫押的源流、類型、文書形態與法律效力》,《文史》2017年第1輯。

    (45)Richard Rubinger,Popular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p.48.

    (46)Richard Rubinger,Popular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pp.48,50.

    (47)R.S.Schofield,"The Measurement of Literac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pp.319-320.

    (48)Richard Rubinger,Popular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pp.58-77.

    (49)R.S.Schofield,"The Measurement of Literac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p.320.

    (50)由于民間文獻的地域分布不甚均勻,有些區域要開展識字研究可能會踫到困難,但開展跨地域識字比較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推算清代全國識字率及其變動,則應不成問題。

作者︰ 劉永華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