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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玉貴談《撒馬爾罕的金桃》翻譯及漢文突厥史料整理

2018年01月19日 12:28:36 來源︰ 澎湃新聞

吳玉貴(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復旦特聘教授、文史研究院研究員吳玉貴先生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歷史文獻學、民族史和中外關系史,著有《資治通鑒疑年錄》《突厥汗國與隋唐關系史研究》《唐書輯校》《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等,譯有《中亞史綱要》與《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目前,他專注于對突厥漢文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在此次訪談中,他回顧了自己如何譯出《撒馬爾罕的金桃》這一中外關系史名著,並對自己的研究工作做了深入而全面的介紹。

想先從《撒馬爾罕的金桃》這本書聊起。很多讀者大概最早就是從這本書知道您的。您是怎麼想到翻譯這本書的呢?

吳玉貴︰我做事情的想法都是很簡單的,翻譯這本書的動機也很簡單——學習專業外語。我的研究生導師馬雍先生說,想要治中亞史,外語很重要。他向我推薦漢布里(Gavin Hambly)的《中亞史》(Central Asia),說︰你把這本書背下來,專業外語就沒問題了。听了他的話,我真的開始背書了,背了兩章多,大概六十來頁,就背不下去了。我其實很不自信,一直覺得自己的專業外語不行。

1985年畢業之後,我被分配到中國社科院中外關系史研究室。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听同事說起,1978年的時候,孫毓棠先生曾問我導師,能不能組織一些人把《撒馬爾罕的金桃》翻譯過來。我想,那我來試試看吧,正好練習一下專業外語。我跑到北京圖書館復印了一本《撒馬爾罕的金桃》,就這麼開始翻譯了。每天晚上譯兩個半小時,譯了好幾年。那個時候沒互聯網,不知道的東西只能滿北京找圖書館查資料。我現在對人說我外語不好,人家都不相信,其實,我那本書與其說是譯出來的,不如說是查出來的。當時我還不到四十,人也年輕,就多跑跑圖書館唄。

 

吳玉貴(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復旦特聘教授、文史研究院研究員吳玉貴先生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歷史文獻學、民族史和中外關系史,著有《資治通鑒疑年錄》《突厥汗國與隋唐關系史研究》《唐書輯校》《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等,譯有《中亞史綱要》與《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目前,他專注于對突厥漢文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在此次訪談中,他回顧了自己如何譯出《撒馬爾罕的金桃》這一中外關系史名著,並對自己的研究工作做了深入而全面的介紹。

想先從《撒馬爾罕的金桃》這本書聊起。很多讀者大概最早就是從這本書知道您的。您是怎麼想到翻譯這本書的呢?

吳玉貴︰我做事情的想法都是很簡單的,翻譯這本書的動機也很簡單——學習專業外語。我的研究生導師馬雍先生說,想要治中亞史,外語很重要。他向我推薦漢布里(Gavin Hambly)的《中亞史》(Central Asia),說︰你把這本書背下來,專業外語就沒問題了。听了他的話,我真的開始背書了,背了兩章多,大概六十來頁,就背不下去了。我其實很不自信,一直覺得自己的專業外語不行。

1985年畢業之後,我被分配到中國社科院中外關系史研究室。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听同事說起,1978年的時候,孫毓棠先生曾問我導師,能不能組織一些人把《撒馬爾罕的金桃》翻譯過來。我想,那我來試試看吧,正好練習一下專業外語。我跑到北京圖書館復印了一本《撒馬爾罕的金桃》,就這麼開始翻譯了。每天晚上譯兩個半小時,譯了好幾年。那個時候沒互聯網,不知道的東西只能滿北京找圖書館查資料。我現在對人說我外語不好,人家都不相信,其實,我那本書與其說是譯出來的,不如說是查出來的。當時我還不到四十,人也年輕,就多跑跑圖書館唄。

《中亞史》

《撒馬爾罕的金桃》

    這本書出版時被改了一個很平實的名字︰《唐代的外來文明》。這是出于什麼考慮?

    吳玉貴︰因為那時國內讀者對這本書的了解也很少,不改名的話,讀者走進書店看見《撒馬爾罕的金桃》,會誤以為是小說。

《唐代的外來文明》

其實我把書稿譯好之後,一開始也沒想要出版。我有位同學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有一次到我家玩,看見兩部稿子,一部是《資治通鑒疑年錄》,一部是《撒馬爾罕的金桃》。他問我,你干嘛不出呀?我有點懷疑,這能行嗎?他說行啊!然後把稿子都拿到了出版社。可是,領導提出我資歷不夠,必須找權威學者寫序,增加可信度,于是我去找了李學勤和陳高華先生。李先生為《資治通鑒疑年錄》寫了序,陳先生為《撒馬爾罕的金桃》寫了序。後來社科出版社要推薦《資治通鑒疑年錄》評獎,又麻煩李先生寫了推薦意見。我一直都很感念兩位先生對後輩的提攜和幫助。

後來《撒馬爾罕的金桃》再版,應該是做了修訂的吧?您是怎麼做的呢?

吳玉貴︰修訂當然是有的。社科文獻這一版又有修訂,原來有些譯名實在找不到,只能采取音譯的辦法,現在有了互聯網,基本都解決了,這讓我感慨極了。我當時也沒打馬虎眼,哪些內容沒有查到原始出處,我就會老實交代︰這是從英文譯過來的,不是原文。我一開始也沒想到這本書會成為長銷書,原來還以為譯完這本書,外語問題就解決了,沒想到最後還是啞巴英語。

 

《撒馬爾罕的金桃》新版

後來您做突厥史,跟您所學的中亞史專業以及翻譯的書有關嗎?

吳玉貴︰老實說,雖然我最初學的是中亞史,翻譯了兩本書,又翻譯了一些論文,但是我始終對自己的外語沒有信心,慢慢地就把研究重點轉到文獻上面去了。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是《唐代第一任安西都護究竟是誰》,當時算是真正解決了一個小問題,同行和老師也還比較認可。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舊唐書》本紀里面有大量錯誤。那時還年輕,發現這些錯誤之後很興奮,就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做到後來,發現《資治通鑒》竟然也有大量錯誤,又開始做《資治通鑒疑年錄》。做完之後,我對文獻有了相當濃厚的興趣。做突厥史研究的時候,安西四鎮的問題有一條材料,與《舊唐書》記載不一樣。因為這個線索,我又開始做《唐書》。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是《唐書輯校》——雖然事實上只是一個半成品,但是那個時候我已經找到了研究的感覺,做得很順手,結果羅新老師主持的一個毗伽可汗碑讀書班拉上了我,我又把研究方向轉到突厥漢文史料上去了。

 

《唐書輯校》

所以,我的研究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轉變契機,都是從一些小問題入手,做著做著又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就跟著問題又轉向了。我在歷史所中外關系史研究室的時候,做的主要是文獻研究,到了社會史研究室,做的主要是中外關系史,老是在甲做乙的事情、乙做甲的事情。但是大家好像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對。

我們知道,您現在專注于對漢文突厥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您看來,漢文突厥史料有著怎樣的特點呢?

吳玉貴︰其實,史料問題一直是研究古代中國周邊民族歷史首先要遇到的難題。這大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這些民族大多都沒有本民族文字的記載傳世,主要只能片面地依賴漢文史料來進行研究工作;二是記載這些民族歷史的漢文史料不僅數量很少,而且多數都比較零散,不成系統,利用起來有很大的難度。

與大多數周邊民族不同的是,有關古代突厥歷史的漢文史料相對較多,而且古代突厥民族有用魯尼文撰寫的碑銘和大批用回紇文撰寫的與古代突厥歷史相關的歷史文獻;與古代突厥基本同時的粟特文、藏文、吐火羅文、于闐文等古代文獻中也有與突厥相關的歷史記載;此外,西方希臘、波斯、阿拉伯文的文獻也為了解古代突厥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多種來源的史料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古代突厥歷史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使突厥史的研究避免了史料來源過于單一的缺陷;但是毫無疑問,漢文史料仍然是研究和構建古代突厥歷史的最基礎和最系統的史料。

漢文突厥史料最突出的特點是局部集中、整體分散。所謂“局部集中”,是說漢文突厥史料主要集中在正史的相關類傳和政書或類書的相關類目之中,正史如《周書》卷五十《異域傳》下所列的“突厥傳”、《北史》卷九十九《突厥傳》、《隋書》卷八十四《北狄傳》下之“突厥傳”、《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突厥傳》(上、下)、《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五《突厥傳》(上、下);政書如《通典》卷一百九十七至卷一百九十九《突厥》(上、中、下)、《唐會要》卷九十四《突厥》;類書如《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六到卷一千之“外臣部”; 地理書如《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九十四到一百九十四之“突厥”目等等。

這些相對集中的史料固然為了解和研究古代突厥歷史提供了便利,但是,從數量上來說,與突厥歷史有關的,更多的是類傳和專目以外的所謂“旁見側出”的記載。這些資料數量龐大,但缺乏系統性,大都散見于隋唐時代的各種歷史文獻之中,搜集起來具有相當大的難度。而且,如何將這些分散在各處的零篇斷簡與集中記載突厥歷史的資料結合在一起,也並非一件容易的事。鑒于這種情況,專門搜集、整理和研究突厥漢文史料的工作就顯得特別必要。

在您之前,有哪些前輩學者對漢文突厥史料做過整理?

吳玉貴︰突厥學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從事突厥學研究,特別是從事突厥歷史的研究,高度依賴對漢文史料的利用和研究。漢文突厥史料局部集中、整體分散、搜集不易、利用困難的特點,決定了漢文突厥史料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專門的學問。

從上個世紀初開始直到現在,先後出現了法國學者沙畹的《西突厥史料》(Edouard Chavannes,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cs] occidentaux, St. Petersburg, 1903.)、德籍華裔學者劉茂才《東突厥史料》(Liu Mau-tsai,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urken[T’u-Kue] ,Wiesbaden, 1958.)和我國著名史學家岑仲勉先生《突厥集史》(中華書局,1958年)、《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年)等一批以輯錄和研究漢文史料為主要內容的突厥史料學著作。這些著作對突厥學和突厥歷史研究起的作用是怎樣估價也不過分的,可以說,正是這些著作奠定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突厥史研究的基石。直到晚近,仍有薛宗正先生《突厥稀見史料輯成——正史外突厥文獻集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書問世。相對于其他學科而言,在突厥史研究領域,史料整理著作的比例是很高的。

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您現在正在做的突厥漢文史料的整理工作?

吳玉貴︰我在《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一書中,嘗試采用新的體例,在參考岑仲勉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對突厥第二汗國的漢文史料重新進行了編年整理。

《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

在介紹我的工作之前,首先必須提一下《資治通鑒》。在隋唐五代漢文文獻中,《資治通鑒》具有獨特的價值。編纂《通鑒》時,《舊唐書》《新唐書》和《五代史》等正史依據的實錄、國史、詔敕、文集、譜錄、野史等原始史料大都原本俱在,司馬光將這些原始史料與正史的相關記載重新進行了一番精審的比勘,糾正了正史的許多錯誤,對研究隋唐五代的歷史而言,《通鑒》的史料價值甚至在正史之上。對研究突厥史來說,同樣也是如此。《通鑒》不僅保留了大量突厥汗國的歷史記載,而且稽考多種史料,構建了古代突厥歷史的最完備的年代體系。從整體把握突厥歷史脈絡的角度而言,《通鑒》建立的年代體系是獨一無二的,學術價值一點也不在它保留的大量突厥歷史的具體記載之下。

《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完全保留了《通鑒》的編年體系,以年為單位,對《通鑒》中有關古代突厥的記載逐條順序編號,以此作為輯錄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的基本框架,在《通鑒》創立的年代體系下,根據隋唐五代漢文文獻的特點,重新設立了輯錄古代突厥漢文史料的體例。

也就是說,體例方面您借鑒了《資治通鑒》,那麼,除了借鑒之外,在體例上您有什麼創新之處嗎?

吳玉貴︰編年體的優點是歷史線索清楚,但缺點是不同時期的史料容易分散,不利于整體把握歷史事件。雖然《通鑒》在記事時以“始言”和“終言”的方式,對編年體著作一事分見的問題有所彌補,但囿于編年體著作的性質,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敘事分散的問題。而隋唐五代漢文文獻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對同一事件往往有各種相近的記載,這些記載或出自不同的史源,或來源相同而取舍不一,或者干脆是輾轉鈔錄。如何處理這些內容大致相同但性質各有差異的史料,是對漢文突厥史料的編年工作中,特別重要但又不好處理的一個問題。

為了既保持史料編年線索清晰的特點,又盡可能全面地反映不同史料對同一事件的記載,《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在體例上對傳統意義上的“編年”做了較大的變通。

首先,在完整保留《通鑒》構建的年代體系的基礎上,在《通鑒》每條記事下,以“參見資料”的形式,分別輯錄《舊唐書》《新唐書》《通典》《唐會要》《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太平御覽》《全唐文》以及唐人別集、碑志、筆記等其他載籍中與《通鑒》各條記事有關的漢文史料。特別是將集中記載古代突厥歷史的傳記或專目的史料析為不同的條目,納入《通鑒》編年體系,與散見各處的零星史料匯為一體。這樣既保持了編年體裁的年代框架,又可以將同一事件的相關記載集中在一起備檢;同時圍繞《通鑒》的記述,對各種載籍中的相關記載進行對比研究,從而進一步發現和解決史料中存在的問題。

這種體例最顯著的特點,是兼具“編年”和“紀事本末”兩種傳統體裁的優長,在以年代為綱的同時,以歷史事件為中心來整理和研究史料,將不同來源的史料系于同一事件之下,既便于對史料的考辨,又有利于從整體上把握歷史事件,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史料編年中常見的重羅列、輕研究的通病。

其次,因為體例的局限和其他種種原因,《通鑒》也不可避免地舍棄了許多具有重要研究價值的突厥史料。對未見《通鑒》記載的有關史事,我在《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中以“補錄”的形式予以輯錄。有明確系年者,附見于每年記事之後;沒有明確系年者,則附見于每朝之後,這樣就能夠更全面、系統地輯錄和反映第二汗國漢文突厥史料的面貌。

前面談的是體例方面,內容方面,您的“編年輯考”有什麼重點突出的嗎?

吳玉貴︰除了輯錄整理史料外,史料的校勘工作,也是《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著意突出的重要內容。這類工作附見于每條史料之下,以“校注”的形式標出。

“校注”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首先,是盡可能吸收了近些年來新出點校本古籍的校勘成果,反映文獻學研究的新進展;其次,是對已有校勘成果中不盡完善或錯誤的內容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後,還根據各種不同來源的史料,對相關資料進行了詳細比勘,這部分內容也放在了“校注”之中。根據不同來源史料進行的校勘工作,多涉及對文意的理解,與傳統注重版本異同的校勘有較大區別,反映了專題文獻整理的特點。

需要提到的一點是,在整理和研究史料的過程中,我還盡可能地做了一些具體的考證工作。凡是涉及史實考證和說明性質的內容,都統一放在“備考”之下。考證史實的部分主要是對史料和歷史事件的考證;說明性質的文字,主要是簡略地解釋史料的來源、性質及與其他同類史料之間的關系,意圖發現和提示來源不同的史料之間的聯系,從多種角度加深對史料的理解。我希望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在盡可能全面、系統地輯錄漢文史料的同時,增加史料整理工作中的研究比重。

您前面談了很多對漢文突厥史料的輯錄與整理,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新出土的突厥墓志史料,研究當中,如何將傳統史料和新史料結合起來,能否請您談談?

吳玉貴︰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的觀點。前些年出來一個“回鶻王子葛啜墓志”,因為漢文志文後面還有魯尼文字母的古突厥文刻銘,很受學界關注。其實它剛出來的時候,大家都不明白是怎麼回事。《資治通鑒》有記載,突厥人某年發生重大事變,流放了王子,但是其中記載的年代與葛啜墓志合不上,于是有的學者認為,這可能是不同的兩個事件。後來我參與了羅新老師主持的工作坊,就拿《唐會要》與其他地方的史料對照,發現這還是同一事件,是《資治通鑒》有誤,時間弄錯了一年,就變成了不相干的兩個事件。

 

回鶻王子葛啜墓志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新出史料可以訂正《通鑒》的錯誤,另一方面,其實傳統史料里的細節相當豐富,值得大力發掘。當然,我也理解學界對新出史料的追捧,因為好發文章,而且抓人眼球。實際上,怎麼利用好新出史料,還是要靠傳統史料的工夫。這些年出了這麼多突厥墓志,但有一個問題容易被忽略︰這些墓志都是投降隋唐的突厥將領的後代撰寫的,對他們的先輩侵害隋唐的事跡采取避諱態度,一旦涉及這些方面,往往是有問題的,如果吃不透傳統史料,是無法發覺這些問題的。

在您看來,我們研究突厥史的意義是什麼呢?或者,換句話來講,研究突厥史對我們理解整個中國歷史有著怎樣的幫助?

吳玉貴︰實際上,我感覺把中國史單純地講成王朝史就沒多大意思了。雖然我們現在一直講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但是過去以王朝為中心的歷史敘事和研究當中,民族史一直處在邊緣的地位。操突厥語的那些民族,對當時的內地社會是有很大影響的,但是這方面的研究,我感覺還很不夠。

就拿白居易來說,他晚年在洛陽履道坊自家院子里都要搭個帳篷,那就是突厥氈帳,冬天還要住在里面。他有十幾首詩都是這一主題。實際上,他患有風濕,最不適合住這種帳篷,但他還是堅持住了進去,而且住了十八個冬天,自得其樂。我寫過一篇《白居易“氈帳詩”所見唐代胡風》(《唐研究》第五輯),就是專門談這一問題的。此外,你看唐太宗的太子不是也在皇宮里面搭了突厥帳篷,說突厥語言,穿突厥服裝,編突厥辮發,太子都不當,要去做突厥帶兵的“設”嗎?這些都是突厥民族對內地社會產生影響的突出表現。

要說中華民族,以上所說的與突厥民族有關的種種,也都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我們現在處理歷史,還是受正史四裔傳的影響太大,沒有把民族史和王朝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作者︰ 鄭詩亮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