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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西域︰王炳華先生與新疆考古

2018年02月07日 17:20:26 來源︰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微信公眾號

自1960年至新疆工作算起,王炳華先生在新疆考古一線工作了40個春秋。2000年退休之後,更是筆耕不輟,教書育人,繼續著西域研究之路。可以說,王先生是新疆考古的代表者,他見證並推動了新中國的新疆考古事業從無到有、從沉寂走向輝煌。

晚晴民國時期,新疆成為了西方探險家的樂園。英、法、德、美、日等國的探險隊紛至沓來,爭相開展探險發掘活動,從吐魯番盆地到沙漠腹地,一個個古代遺跡被重新喚醒,眾多珍貴的文物也被攜至世界各地。這些沉睡在亞洲腹地的珍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帶起了一陣又一陣的熱潮。然而當時動蕩不安的中國卻無法守護住這些文物。上世紀初,黃文弼在新疆的考察開創了中國新疆考古的新局面。但受限于當時的條件,黃文弼取得的成果後繼乏人。尤其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新疆考古可以說是一片空白。進行西域研究只能參考國外刊布的考古資料,這使得中華學子常感“神物去矣,惻焉咎懷!”正是抱著這樣一種心情,王炳華先生在北大畢業之後,甚至來不及向遠在南通的親人辭別,就奔赴了新疆這一片熱土。在此後的考古和研究生涯中,他便總是懷有這樣一種責任感。

新疆的考古學,從來不獨屬于新疆。絲綢之路是大航海之前世界一體化最重要的表現,它聯絡起歐亞大陸,是讓大陸各部分人類之間產生互動、共鳴的大動脈。早在張騫鑿空之前,這樣一條通道便已存在,很多學者稱之為“史前絲綢之路”。新疆是這條路上的文化橋梁,而新疆考古則為發現這種聯絡性提供了關鍵的證據。尤其是“史前絲綢之路”,完全依賴于新疆考古的發現與研究。這也是西方探險家熱衷于新疆探險的原因所在。王先生在其考古生涯中,足跡及于塔里木盆地周緣各綠洲、羅布淖爾荒原、吐魯番盆地、天山北麓各綠洲、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山,取得了無數的開創性成果。同時,王先生的目光並不僅僅局限于新疆,他的發現與研究為絲綢之路古代人類文明交往提供了來自中國學者的證明。在這一篇小文之中,無論如何也無法概況出王先生在新疆考古和西域研究工作中取得的全部成果,這里只能選取幾個重要的歷史側面,略述一二,以紀念先生所取得的功績,向一直守護著學術道路與學術精神的先生致敬。

一、天山中的行者︰北疆考古的開拓與新概念的提出

新疆號稱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這里不僅是東西方文化交匯之所,更是游牧文化與綠洲文化交融之地。早期西方探險家在新疆的調查與發掘,大多集中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緣的綠洲地區,而新疆北部的考古則是一片空白。新疆北部的草原及天山間的峽谷地帶,是游牧部族往來的重要通道,有著眾多珍貴的文化遺存。王先生最早的考古工作便是圍繞天山以北的游牧文化遺存展開,為新疆考古打開了新的局面。

1、昭蘇土墩墓與烏孫文化︰伊犁河流域考古的開拓

在剛剛進入新疆考古舞台之時,王先生與考古所同仁最初選定吐魯番作為其工作對象。但由于新疆博物館籌備組已經在吐魯番有所動作,經過協調,王先生等人便決定放棄吐魯番,去往北疆開拓新天地。1961年,王先生與王明哲、雅可夫對伊犁河流域9縣的土墩墓進行了調查,並選定昭蘇縣一小型土墩及一中型土墩進行試掘[1]。1962至1963年,王先生又與易漫白、王明哲等在昭蘇縣夏台發掘了一大型土墩墓。

這次發掘無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伊犁河流域考古如今早已成為了新疆考古最為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在當時伊犁地區卻極少有考古工作者涉足,建國後僅有黃文弼和史樹青曾先後進行過考察[2]。1961至1963年的重點調查和發掘,則是正式拉開了伊犁河流域考古發掘工作的序幕。雖然在50年代蘇聯考古工作者已經對中亞的土墩墓進行了多次發掘[3],但土墩墓的發掘在國內則尚屬首次,國內學界也由此認識了此類土墩遺存的性質。同年,王先生在特克斯縣采集到青銅器11件,其在《特克斯縣出土的古代銅器》一文中指出,過去認為“游牧區歷史文化遣存貧乏”是一種誤解[4]。可見,對于伊犁河流域的重點考察和試掘,在很大程度上確立了對伊犁河流域考古的基本認識。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0月在昭蘇波馬土墩墓中發現了一批高品質的金銀器,轟動一時。但墓葬由于修路被徹底破壞,有不少文物流散。早在1962年王先生等人便曾考察過該墓葬,但並未發掘,甚是遺憾。在研究這批金銀器時,王先生再次申明了此類土墩墓與突厥墓葬形式的不同,同時也指出土墩墓雖然以烏孫為主,但其前後的大月氏、塞、悅般等,也都可能沿用這一墓葬形式[10]。目前對于伊犁河流域考古文化的性質問題也有一些討論。然而無論如何,昭蘇土墩墓的發掘與烏孫考古文化的提出對于當時正處于起步階段的新疆考古具有重要的意義,伊犁河流域考古也由此起步。介紹1961年發掘成果的《昭蘇縣古代墓葬試掘簡報》,推測此類土墩墓群為古代“烏孫民族或塞種”的遺存[5]。而由王先生執筆的《昭蘇豎穴土墩墓發掘簡報》並未刊發,但他在當時就已經提出了烏孫考古文化的概念。烏孫最早是活動于“敦煌祁連間”的游牧部族,大約在漢朝初年擊敗大月氏並西遷至伊犁河流域,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就是要聯系烏孫以“斷匈奴右臂”[6],漢武帝亦曾送解憂公主出塞與烏孫和親[7]。伊犁河流域的土墩墓在時代和地域上,大致可與烏孫相合。王先生在《建國以來新疆考古的主要收獲》中總結了烏孫墓葬的特征,即南北向鏈狀排列的圓錐形封土堆,墓室豎穴,隨葬品貧乏,常見有鐵器等[8]。在與王明哲合著的《烏孫研究》中,王先生更是結合文獻詳細闡述了考古資料所反映的烏孫社會經濟狀況[9]。

2、“黃金”古墓與塞人文化︰阿拉溝考古的收獲

1976年,在結束了文物出版社的工作之後,王先生返回新疆。度過了文革時期的混亂局面,新疆的考古工作也終于可以正常開展。當時正在修建穿越天山峽谷的南疆鐵路,沿途發現眾多文物,消息傳到烏魯木齊,王先生隨即決議前往阿拉溝。阿拉溝是天山山脈中的一條溝谷,在吐魯番托克遜縣西南,位于托克遜、烏魯木齊、和靜三地之間。據先生回憶,當時完全沒有考古經費,但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讓趕工程進度的鐵道兵為考古發掘讓路,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幸運的是,王先生發現負責工程的鐵道兵五師領導竟然是北大校友,接下來便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經過一番長談,領導表態全力支持王先生的工作。于是王先生便是與鐵道兵一起吃住, 隨工程進度向前推進。

1976至1978年間,王先生在阿拉溝東口、魚兒溝車站地區主持發掘了墓葬85座。在魚兒溝車站東、阿拉溝谷口西岸發掘的四座豎穴木槨墓,即習稱之阿拉溝東口墓葬,出土文物極為珍貴而且豐富。其中以金器最多,見有虎紋飾圓金牌8塊、對虎紋金箔、獅紋金箔、獸面金飾等,另有銀器、方座承獸銅盤、漆盤、絲織品等[11]。王先生在其執筆的考古報告中,參考蘇聯的中亞考古成果及史料文獻提出了“塞種文化”的新概念。漢文史料中的塞人,常常被對應于波斯文獻中的“Saka”。根據《漢書•西域傳》的記載,漢代以前塞人曾廣泛分布于伊犁河流域、天山和帕米爾一帶,大月氏西遷後將塞人趕出了伊犁河流域[12]。王先生在《古代新疆塞人歷史鉤沉》中結合阿拉溝東口墓葬及新源縣出土青銅器、尼勒克縣奴拉賽銅礦,詳細論述了其為塞人考古文化的觀點,並指出其與中亞地區的聯系[13]。塞人考古文化的形成與提出對考古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也極大地促進了對新疆地區發現的春秋戰國時代文化遺存的討論[14]。

在阿拉溝東口墓葬發掘成果刊布後,黃金大墓的消息引起了轟動,人們的目光聚焦到了精美的黃金猛獸身上。時至今日,阿拉溝東口出土的金器,也依然是新疆博物館最耀眼的藏品之一。然而在王先生看來,阿拉溝考古的意義絕不僅僅限于木槨墓出土的這些金器,令他更為興奮的是,阿拉溝東口墓葬是一扇通往古代絲綢之路天山通道的大門。墓葬中出土文物的多元性以及與周邊地域的聯系性著實令人驚嘆。王先生提到在阿拉溝28號墓中出土過1件鳳鳥紋刺繡,在18、23、30號墓中發現了數量不少的黑地紅彩雲氣紋漆器[15],這些顯然都是產于中原。而最近的研究也證明阿拉溝出土金器中的動物後肢向上翻轉的造型,與阿爾泰山巴澤雷克、中亞伊塞克等地出土文物非常相似[16]。這些偉大的發現使我們認識到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絲綢之路上已經有了廣泛的文化交流,同時也揭示出天山峽谷在絲路上重要意義。阿拉溝墓葬成為學界討論絲綢之路繞不開的話題,王先生對于天山峽谷道的追尋也由此展開。從這個意義上說,阿拉溝墓葬可以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黃金”古墓。

3、通往精神世界︰呼圖壁康家石門子岩畫的發現

1987年,王先生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下,發現了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岩畫。他在是在與當地地名辦公室主任李世昌聊天過程中得知有這樣一處岩畫,考古學者的敏感性使他抓住了這一線索。康家石門子位于呼圖壁縣西南約75公里的天山腹地,岩畫是在一處聳立的峭壁上,畫面東西長14米,高9米,總面積達120平方米,畫滿了各種人物形象約300人,十分壯觀。其中有不少男性形式生殖器刻畫突出,甚至有交媾場景。王先生認為岩畫揭示了古人生殖崇拜的思想,而岩畫的主人可能是塞人及部分蒙古種人[17]。

生殖崇拜的提出實際上並不簡單,當時中國學界剛剛有了生殖崇拜的說法,康家石門子岩畫為這種新興的概念提供了很好的證據。王先生提到,當他意識到岩畫生殖崇拜文化內涵的時候,“一股清新的、強大的文化思想沖擊力撲面而來,迅速撞擊、顛覆自己長期受禁錮的蒼白、貧乏的靈魂”[18]。80年代末,從社會到學術界都是一個不斷產生新思想和新問題的時代,我們可以從王先生的筆端窺見當時知識分子在學術追求中的渴求和喜悅。

岩畫的消息刊布後,迅速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雖然岩畫的出版經歷了不少曲折,但這一發現無疑對岩畫研究是一個極大地促進。此後,王先生又對阿勒泰山洞窟生殖崇拜彩繪、小河墓地中反映的生殖崇拜和數字“七”崇拜等文化思想進行了研究,古人精神世界也成為了王先生學術研究的重要領域[19]。

4、天山峽谷古道的提出

在完成阿拉溝考古工作之時,王先生就已經對天山峽谷中的古代文明有了新的認識。為了進一步了解天山文明,他從阿拉溝出發繼續向東考察,才有了吐魯番蘇貝希墓地和哈密五堡墓地的發現。經過多年的考古積累和實地考察,他明確提出了“天山峽谷古道”的新概念[20]。天山是橫梗于新疆中部的龐大山系,東西長1760公里,南北寬達300公里。天山山系廣泛分布著草原、盆地,是游牧民族往來的天然通道。而伊犁河流域的波馬金銀器、阿拉溝的驚人發現、康家石門子生殖崇拜岩畫等,都指向了一個事實,即天山峽谷是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這一發現也可以在吐魯番出土唐代文書及晚至明代的文獻中找到依據。天山峽谷古道的無疑是一個極為令人興奮的概念,這不僅清晰描繪出了一條新的交通路線,更是打破了我們從史書中得來的古代絲綢之路必須繞天山北麓、南麓而行的認識,使我們重新認識了西域的地理空間。當考古和文獻證據擺在面前時,便可知道絲綢之路也可以穿越天山而行。

二、追尋人類足跡︰青銅時代墓葬及古尸的發現與研究

早在絲綢之路開通以前,新疆就是古代人類往來的重要通道。在20世紀初西方學者新疆探險的熱潮中,羅布淖爾、吐魯番等地發現的古尸曾引起了強烈的關注。斯坦因在羅布淖爾的早期墓葬中發現了保存完好的古尸,他判斷其與阿爾卑斯人種型相似[21]。此後斯文•赫定、貝格曼也在羅布泊發現了類似的古尸。這令很多西方學者十分興奮。斯坦因在米蘭佛寺遺址發現“有翼天使”壁畫時,便因其中的希臘文化因素而激動不已[22]。這些發現在歐洲引起了轟動,相關問題在今日仍然是社會關注的熱點。作為文明交匯通道的新疆有印歐人種活動並受西方文化影響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一些西方學者過分片面地強調西來因素的影響,又會造成新的問題。王先生在新疆青銅時代墓葬及古尸方面的發現和研究,正是為破解新疆古代人類的謎題提供了一把鑰匙。

1、哈密五堡古尸的發現

1978年,在阿拉溝考古接近結束之時,王先生沿著天山向東赴吐魯番和哈密調查古代遺址。在到達哈密五堡後,當地居民伊米提主動找上門,說在村西戈壁灘上看見過彩陶和木器碎片。王先生隨即與伊米提一同前往查看,于是有了五堡墓地的發現。1978-1991年間,他在哈密五堡主持過三次考古工作,共發掘墓葬114座。經碳十四測定,墓葬年代在距今約3000年前。墓葬出土遺物相當貧乏,但令人驚異的是,在墓地中總共發現70余具干尸,其中有11具相對完整,目前分藏在哈密博物館、新疆博物館、上海自然博物館[23]。

此前,除了斯坦因、黃文弼、貝格曼等人在羅布淖爾發現的少量干尸外,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干尸最多,日本大谷探險隊發現了不少,建國以後此地更是出土干尸300余具。不過阿斯塔那出土干尸大多集中在魏晉隋唐時期。距今3000年的哈密五堡古尸,因其時代較早且數量較多而備受關注。王先生當時也曾將1978年第24號墓出土的女尸送往上海進行解剖,頭面部測量數據顯示,這具古尸具有高加索人種的特征[24]。而根據上海自然博物館對1986年發掘所得57具頭骨的測量結果,有13具古尸為蒙古人種,33具古尸為歐洲人種[25]。DNA檢測結果也顯示古尸中同時存在蒙古人種和歐洲人種的類型[26]。這些成果展示了哈密五堡古尸人種的多元性,現在的考古學者大多傾向于用“混合人種”等概念來闡釋類似的現象,但其中的歐洲人種因素無疑更加吸引歐美學者的目光。90年代,在且末扎洪魯克墓地、鄯善蘇貝希墓地、尉犁營盤墓地等處又陸續發現了數量不等的干尸。然而新疆古尸真正引起全世界範圍關注,是在古墓溝發現之後。

2、走進樓蘭︰古墓溝墓地的收獲

樓蘭的再次發現無疑是新疆考古史上最為重要的成就之一。在漢代絲綢之路開通之初,樓蘭曾是絲路交通的重要節點,但由于種種原因在4世紀以後便衰落了,古城也隨之銷聲匿跡。直到1901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向導奧爾德克的引領下發現了樓蘭古城,並在此采集到了古代簡牘、錢幣、毛織品、木雕等珍貴文物。斯文•赫定的發現在歐洲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各國探險家紛至沓來。其中斯坦因于1906年和1914年兩次到達樓蘭,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和發掘,並對重要遺址進行了編號。我國考古學家黃文弼于1930年到達羅布泊北岸的土垠遺址,但因為湖水暴漲而未能進入樓蘭古城。建國以後,由于羅布泊成為軍事禁區,樓蘭考古再次沉寂下來。直到1979年,王先生才終于有機會進入樓蘭地區,重新開啟了樓蘭考古的大門。

當時,中央電視台計劃與日本NHK合作拍攝大型紀錄片《絲綢之路》,請王先生參與設計拍攝路線。他隨即提出了去樓蘭考察並拍攝。在高層的協調下最終成行。1979年底,王先生率隊進入位于羅布泊西北的孔雀河河谷進行考察,他們根據馬蘭基地官兵的提示發現了古墓溝墓地。考古隊在古墓溝一共發掘了墓葬42座,其中有6座墓葬形制特殊,地表皆有7圈列木,構成橢圓形圈,圈外散布以7根木樁構成的放射形直線[27]。這就是為人津津樂道的“太陽墓”。根據碳十四測定,墓葬年代大致在距今3800年前後[28]。古墓溝的發掘,打破了以往將羅布泊地區文物都與漢代樓蘭聯系的簡單認識,證明在更早以前人類就曾在羅布淖爾留下過痕跡。

古墓溝的另一個重要發現是女尸的出土。尸體包裹在毛線毯中,頭戴尖頂氈帽,發色金黃。1980年在樓蘭鐵板河墓地也出土了一具類似的女尸。兩具古尸隨後被送往上海進行解剖分析。而頭骨測量得出的結論認為,古墓溝墓地人類頭骨具有明顯的歐洲人種特點,古墓溝文化居民是當時所知“歐亞大陸上時代最早,分布位置最東的古歐洲人類型”[29]。隨著中央電視台與NHK合作拍攝的展開,樓蘭古尸的消息迅速傳遍了世界,立即成為了熱點話題。甚至有很多學界以外的歐美人士慕名而來,比爾•蓋茨就曾專門為了古尸而對新疆考古所進行了一次“秘密”訪問。

3、破解“吐火羅”︰孔雀河青銅時代文化的提出

早在上世紀80年代,王先生就已經提出關于孔雀河青銅時代文化的新概念[30],然而當時並沒有充分展開。隨後,吐火羅問題討論的興起,促使他對孔雀河青銅時代文化進行了全面總結。吐火羅問題的核心是古代印歐人的遷徙,而這一問題的提出則是來自于語言學。根據德國探險隊獲得的文獻,語言學家發現了一種庫車、焉耆等地古代居民使用的語言,並將其命名為吐火羅(toχr?)語[31]。其音系與印歐語西支相似,被認為是最早從印歐語中分離出來的一支。這樣就生產生出一種推論,有一支古老的印歐人曾向東遷徙到今新疆一帶[32]。于是這些操印歐語的遷徙者習慣上被稱為吐火羅人。而樓蘭古尸的發現也很快與這一理論產生了聯系。在古墓溝體質人類學測量資料公布後,隨即有學者提出墓地主人可能是“吐火羅人”[33]。這一假設提出之後,在中外學界引起了一陣熱潮,形成了關于新疆吐火羅人遷徙的各種論說,尤其是引起了西方一些學者的強烈關注[34]。

圖五 整理文物

王先生並不認同這種假說,尤其是對于將塔里木盆地自青銅時代至唐諸多不同王國、不同民族均稱是“吐火羅”,甚至與新疆現代民族聯系的觀點和傾向,更是難以接受[35]。他從考古研究的角度入手,對孔雀河青銅時代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整理,以闡明孔雀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面貌。他分析了古墓溝、鐵板河、小河的考古成果,20世紀初斯坦因、貝格曼等人的考古收獲,以及最新的文物調查成果及克里雅北方墓地新發現,提出羅布淖爾荒原北部孔雀河水系所見青銅時代考古遺存,是一支具有特別鮮明個性的考古文化。而此文化具有塞人文化的重要特征,又明顯受印度、伊朗文化的影響,體現出異質文明踫撞後的矛盾與沖突、混融與合一,而不應將其簡單地認定為“吐火羅”。相關論述見于《孔雀河青銅時代考古文化》一文,這也成為了王先生相關考古工作積累的一個總結[36]。

孔雀河青銅時代考古文化的提出,使我們可以用更全面的考古學證據來審視孔雀河水系的古代居民。單純從體質人類學角度出發的推論,顯然是值得重新推敲的。尤其是吐火羅問題實際上涉及了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分子生物學等多個學科,很難通過片面的資料得出滿意的答案。對于中外學界熱烈追捧、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吐火羅人假說,王先生並沒有盲目跟從,而是采取了審慎的態度。為了搞清吐火羅問題,他曾組織夸學科的學者進行了專門的討論,他稱這是一種“考古研究的文化哲學思考”。這也正是考古學家的學術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所在。

三、在沙漠最深處︰塔克拉瑪干沙漠考古計劃

塔里木盆地中的綠洲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驛站,孕育著燦爛的古代文明,然而由于自然環境的變遷,很多漢唐時期古代遺址都淹沒在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深處。重新發現樓蘭僅僅是一個成功的開始,隨著環境和經濟條件的改善,王先生終于能夠帶著新中國考古人的夢想踏入西方探險家曾經深入的禁區。尼雅、丹丹烏里克、喀拉墩等等一系列遺址,也不再只是出現在西方探險家考古報告中的影像。在王先生的主持和規劃下,尼雅考古、克里雅考古成為了新疆考古的光輝見證。

1、中日尼雅考察

尼雅遺址位于民豐縣以北的沙漠深處,是漢代精絕國所在。1901年,斯坦因在挖寶人伊不拉欣的帶領下發現了尼雅遺址,獲得了--盧文簡牘等大量珍貴文物。他此後又于1906年和1913年兩次在尼雅進行發掘。20世紀50年代末,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下,史樹青先生和李遇春先生先後進入尼雅考察,並獲得了不少文物[37]。80年代,隨著塔中油田的開放,塔克拉瑪干沙漠的綜合調查隨之展開,王先生參與其中,這也成為了進行沙漠考古的重要契機。

1988年日本淨土宗僧侶小島康譽與新疆文化廳商議合作進行尼雅考察。王先生作為考古所所長,自1991年起開始接手工作,成為中日合作尼雅考察的學術隊長。至1993年,考古隊在尼雅遺址進行了深入的調查、測量,對整個遺址有完整而精確的把握。1994至1996年間,考古隊選擇適當的遺址進行了重點發掘,包括N2建築群、N5佛寺遺址、N37居室遺址以及4區墓地[38]。而尼雅考古最著名的成果,一定是精絕王陵的發掘。1995年,小島康譽在尼雅營地表示,希望在項目結束之前搞個大新聞,以推動尼雅工作。就在第二天,王先生率隊在沙漠中前行時,意外地發現了一段胡楊棺木,尼雅一號墓地由此現世。這一墓地的墓葬保存十分完好,尤其是M3出土文物異常精美,墓主人所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錦,體現出精絕國與漢朝的政治文化關系[39]。這一發現不出所料引起了很大轟動,出土文物陸續在國內外巡展。尼雅王陵的發掘也被評為了當年的考古十大發現,“五星出東方”錦更是成為家喻戶曉的國寶。

尼雅考古另一件讓王先生感慨的事情,就是對于斯坦因探險成果的重新認識。斯坦因對于尼雅的發現和研究有著不可磨滅的成績,然而當考察隊對尼雅遺址進行了全面調查和重點發掘之後,卻發現斯坦因當時並沒有以審慎地態度進行科學地考古發掘。斯坦因進入尼雅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獲取--盧文文書,根據他的考古報告,斯坦因大部分時間都是放任民工自行發掘,每發現有價值的東西就給賞錢[41]。王先生認為,這種做法並不符合當年英國考古學界已經有的田野考古理論和地層學、標型學方法,雖然獲得了很多文物,但必然會導致發掘的粗疏,甚至是對遺址的破壞。例如,斯坦因很快放棄發掘的N2實際上是尼雅唯一存在密集建築群的遺址點,而斯坦因認定的N5遺址“果園”實際上是一處佛寺遺址[42]。而王先生作為學術隊長的尼雅考察,則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考察隊匯集了多個領域的研究人員,對遺址進行了科學地調查和發掘。尤其是對尼雅河流域古代遺址進行了全面調查,關注整個流域古代人類的活動。中日合作尼雅考察,可以說是開啟了中國沙漠考古的新篇章,為組織大規模沙漠考古積累了極為寶貴的經驗。尼雅考古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其中的組織和推進卻並不容易。小島康譽先生負擔了尼雅考古的絕大部分費用,為新疆考古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作為商人他畢竟也有自己的追求。王先生則是頂住了各種壓力,十分堅定地保持了作為考古學家的立場,維持考古工作的時間、嚴守文物保護規定,使工作能夠保持在正確的方向上[40]。

2、中法克里雅河流域考察

樓蘭考古的成功,促成了另外一項重大的合作項目,即中法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調查。1979年王先生自羅布淖爾返回後,具有中亞考古豐富經驗的法國研究中心315所隨即與他接觸,希望能與新疆考古界合作。隨後幾年,雙方共同進行了一些一般性的調查。在王先生的建議下,確定在克里雅河流域進行深入地合作發掘研究。克里雅河是貫穿塔里木盆地並注入塔里木河的唯一一條河流,沿途有不少西方探險家發現的考古遺存,漢代--彌國也正是在今克里雅河三角洲。

1991年,王先生作為考察隊隊長進入克里雅河流域工作,對喀拉墩遺址進行了調查。法國315所的衛星遙感技術在考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對于SPOT衛星圖片的分析,為考察路線的設計和遺址的踏查提供了極大地便利。不過在考察中也出現過一些小插曲,法國研究人員在衛星圖片上發現了一個十分規整的圓圈,疑似城址,考察隊興奮地在沙漠中長途跋涉前去踏查,結果發現只是一個干涸的湖泊。但是無論如何,這一技術合作還是使新疆沙漠考古得到了新的成果和經驗。

在項目走上正軌之後,王先生卸去了隊長的職責,專心負責尼雅方面的工作。克里雅考古隊此後在喀拉墩進行了發掘,又在喀拉墩西北、克里雅河古三角洲發現了一座晚至西漢的古城,即圓沙古城[43]。王先生組織的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調查,不僅在考古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而且也為新疆考古事業及相關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其間,王先生曾先後派研究人員赴法學習,同時推動了《漢譯敦煌西域叢書》的出版工作。

3、丹丹烏里克與小河的再發現

1996年,在唐研究基金會的支持下,王先生計劃尋找沉睡已久的丹丹烏里克遺址。丹丹烏里克位于策勒縣以北約90公里處的沙漠腹地,處于和田河與克里雅河之間。此地即唐代于闐的杰謝鎮所在,曾出土過大量唐代漢語文書和于闐語文書。1896年,斯文•赫定最早達到了丹丹烏里克遺址。隨後,斯坦因于1900年也來到此地,並獲得了不少珍貴文物,這也成為了其第一次中亞考察的最大收獲。1928年,德國特靈克勒探險對也進行了短暫調查[44]。此後,丹丹烏里克經歷了70年的沉寂。

然而,重新尋找丹丹烏里克並不容易。王先生專門請法國315所利用SPOT衛星圖片對相關地區的地貌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計算,在茫茫沙漠中找到了一處可能的位置。1996年底,王先生組織考察隊,計劃從策勒縣達瑪溝出發,向北穿越沙漠進入丹丹烏里克。但連綿的巨大沙丘成為了不可逾越的阻隔,考察隊在行進了一天一夜後只能折返。隨後,王先生自中石油塔克拉瑪干油田前線指揮部借到了兩輛沙漠車,送張鐵男和伊力進入了丹丹烏里克[45]。這也是中國學者第一次穿越沙漠進入丹丹烏里克。

隨後,王先生委托肖小勇從塔中出發,對丹丹烏里克進行了一次調查[46]。唐研究基金會的羅杰偉(RogerE. Covey)先生也表示全力支持丹丹烏里克考古研究工作,並提供了經費。但由于種種原因,計劃並沒有實現。直到2002年,中日合作組織丹丹烏里克考察隊,才對遺址進行了詳細地調查和發掘[47]。即便如此,王先生的貢獻依然是巨大的,他開啟了中國考古學者對于丹丹烏里克的考察和發掘。如今丹丹烏里克因其出土的豐富文獻和考古資料,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王先生重新發現丹丹烏里克對新疆的考古和歷史研究無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4、走訪小河

小河墓地是一段最為神秘而又令人神往的傳說。1934年,貝格曼在向導奧爾德克的帶領下發現了小河,他隨即被墓地宏大的規模、奇特的列木以及具有歐洲人種特征的古尸震驚了[48]。但此後再也沒有考古學家進入小河。在西方探險家到訪過的重要遺址中,小河幾乎是最後一個尚未被新疆考古學者重新發現的。2000年,王先生希望能在退休之前完成他作為新疆考古人的這一夢想,進入沙漠尋找小河。由于經費極度緊張,只選擇最近的路線。他們在汽車無法前行之後騎駱駝進入沙漠,並在第五天成功發現了小河墓地[49]。小河墓地再次發現的消息迅速引起了轟動,媒體爭相報道。新疆考古所隨後對小河進行了發掘,取得了輝煌的成果。

從中日尼雅考察、中法克里雅考察,到丹丹烏里克和小河的發現,王先生組織、參與了20世紀90年代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考古幾乎全部的重要發現。克服重重艱難取得的這些成就,將沉睡在沙漠中的絲綢之路古代遺存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

四、在考古中發現歷史

絲綢之路上的古代人類往來及文化交往,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歷史過程。將一個個孤立的遺址和文物聯系起來,才能發現隱藏在其背後的歷史。王先生對于新疆考古及絲綢之路的研究,絕不僅僅是局限于對考古資料的一般性闡釋,而是結合考古與文獻在更為廣闊的時空上進行歷史復原。這使得他在絲綢之路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1、考古與文獻之間

對于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闡釋,絕對離不開文獻資料。王先生作為新中國培養出的考古學者,自然是掌握了科學的考古學方法,難能可貴的是,他同時又具備極為深厚的文獻功底。在王先生的治學中,文獻與考古資料的結合成為了一大特色。例如對于漢代伊循城的研究,便是從《漢書•西域傳》關于鄯善國的記載入手,梳理了《水經注》在--泥、伊循城記載上的訛誤,同時考證了《漢書•馮奉世傳》關于伊循及交通路線的記載,最後引出水利工作者在米蘭遺址發現的古代灌溉遺址,以及王先生歷次考察米蘭地區所得,從而得出伊循城即在今米蘭綠洲的結論[50]。此類對傳世文獻的征引與考辯,在王先生的文章中比比皆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對于出土文獻資料的關注和研究。土垠遺址位于羅布淖爾北岸,由黃文弼最先發現,因出土大量西漢簡牘而受到關注。2005年王先生在土垠遺址考察時,明確了遺址所具有的軍事防御性質,並發現了碼頭遺址。《“土垠”遺址再考》一文,便是以這些考察成果為基礎,同時運用黃文弼所發掘的漢簡資料,根據著名的“居廬訾倉以郵行”木簡,確定土垠遺址為漢代居廬訾倉,並據《魏略•西域傳》的記載及實地踏查,確認了居廬訾倉在絲綢之路交通線的重要地位。同樣是根據簡牘與考古所見相結合,還闡述了居廬訾倉的屯田、戍卒生活以及交通情況[51]。一個漢代倉儲及交通樞紐的情況,就被立體地展現出來。而在《漢晉西域所見漢文簡牘透視》中,王先生更是對新疆地區出土的漢晉簡牘及其反映的歷史狀況進行了概觀性論述[52],西域簡牘的情況實是了然于胸。

王先生在出土文獻方面的一大貢獻,就是發現了阿拉溝文書。王先生1976至1978年在阿拉溝的考古,除了發掘墓葬之外,還清理了一處唐代遺址。這處戍堡遺址位于阿拉溝峽谷東口,在阿拉溝與魚兒溝水匯合口的河谷北岸峭壁上,扼守著從阿拉溝進入吐魯番盆地的要道。1928年黃文弼調查時便發現了此古堡,但僅限于一般性觀察。1976年,王先生對古堡進行了試掘,確定了戍堡的時代和性質,並掘得9件文書(實為5件,因正反面分別編號而編為9件)。這些文書都與鵒鎮有關,故而王先生將此古堡考證為唐代鵒鎮所在[54]。我們知道,吐魯番文書主要出土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其他地點出土文書則相對少一些。而阿拉溝出土的鵒鎮文書,涉及到了該鎮弈、上烽、兵健破除見在等相關內容,對于研究唐代西州的鎮戍、軍事形勢乃至天山交通路線都具有重要意義。考古與文獻資料的綜合用運,使王先生可以從更加全面而立體的角度來把握絲綢之路研究。不只是對漢晉簡牘,王先生對唐代出土文書也有著深刻地把握。庫車縣玉其土爾•夏克土爾遺址(伯希和稱為都勒都爾•阿護爾)是古代龜茲的一處重要遺存,伯希和在此發掘到了大量的唐代漢文文書。1985年,王先生借赴巴黎訪問之機,看到了當時尚未刊布的巴黎圖書館所藏遺址出土文書。同年,王先生在庫車、巴楚進行考古期間,亦對遺址進行了調查。在他的《新疆庫車玉其土爾遺址與唐安西柘厥關》一文中,便是利用調查所見遺跡和文書,對唐代龜茲雀離關、鹽水關、柘厥關進行了考證,尤其是引用了伯希和所獲文書中關于“柘厥”的內容,論證玉其土爾遺址即唐代柘厥關所在[53]。而《唐西州白水鎮初考》一文則是利用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白水鎮”以及敦煌所出《西州圖經》中關于“白水澗道”的記載,結合考古遺存情況,將唐代白水鎮所在推斷在白楊溝峽谷西口。

2、環境與農業︰在新疆發現大陸文明變遷

古代新疆以天山為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明類型,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及周邊地區是以農耕為主的農業文明,而天山以北則是游牧文明,兩種文明之間又形成了長久以來的互動和交融。可以說這也是整個歐亞大陸的一個縮影。王先生在伊犁河流域考古、天山阿拉溝考古以及天山岩畫等方面的發現和研究,為我們勾勒出了天山及其以北游牧文明的基本情況。同時對于天山以南的綠洲文明,王先生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塔里木盆地及周邊綠洲承載著眾多的人口,有著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遺存。綠洲的生命在于農業,而農業又與自然環境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對于環境極其脆弱的塔里木盆地綠洲來說,人與自然的關系就顯得更為重要。在今天,自然環境依然是限制南疆綠洲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正是考慮到歷史和現實,王先生在塔里木盆地的調查尤其關注古代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互動。他在尼雅和克里雅調查項目中,都是以整個流域內自然環境改變和不同時期人類活動地點變化為重點。他總結克里雅河流域類型、尼雅河流域類型、安迪爾河流域類型、以樓蘭為中心的古遺址類型、塔里木盆地北緣土地鹽漬化類型等五種古代綠洲社會,認為環境變化和人類生存空間的轉換,是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然而相對于自然環境的緩慢變化因素,人類社會有組織的大規模活動在很多情況下是自然環境改變的決定性因素[55]。這一認識顛覆了很多傳統觀點,尤其是對于樓蘭古城興廢根源的闡釋十分具有啟發性,同時對于認識歐亞大陸的文明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綠洲農業,王先生撰寫了一些列論文,涉及新疆的犁耕、棉紡織業、農田水利等各個層面。根據古墓溝等同時代墓地的考古資料看,早在距今4000年綠洲地帶就已經有了比較原始的農業[56]。新疆的棉花種植也明顯早于中原。同時由于在漢代以後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古代新疆的綠洲農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新疆的犁耕便是始于西漢,魏晉時期牛力犁耕得到了推廣[57]。大致在南北朝至唐代,新疆的棉紡織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58]。也是在漢代以後,新疆才出現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工程[59]。這些都體現出在漢人大規模進入新疆以後,中原的農業技術對新疆的綠洲農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綠洲農業的發展歷程也被完整地勾勒出來。

3、從中原到西域︰揭示古代新疆的漢文化因素

絲綢之路的開拓,使中原和西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正是因為古代新疆有著屬于農業文明的城郭之國,使漢武帝大感興趣。于是在擊敗了匈奴之後,漢朝有了進一步經營西域的動力。在傳世史籍的記載之外,王先生用考古資料展示了更為廣闊的歷史畫面,闡釋了漢文化在西域的影響和發展。

前面提到在1976至1978年的阿拉溝考古發掘中,王先生發現了不少來自中原的文物。包括在測定為春秋時期的第28號墓中,出土過一件楚文化風格的鳳鳥紋刺繡;在測定為戰國至漢代的第30號墓中,出土了大量具有戰國風格的野獸紋金銀器以及菱紋鏈式羅的痕跡[60]。與此類似,在俄羅斯巴澤雷克墓地也出土過“鳳凰繡緞”。王先生指出,在春秋戰國時期來自中原的絲織品就已經廣泛傳播至古代新疆甚至更遠的地區[61]。同樣,王先生在阿拉溝第18號墓中還發現過戰國時代的漆器[62]。1963年與易漫白、王明哲等人在阿勒泰縣克爾木齊墓地發掘時,又曾在第22號墓中發現一件中原戰國時期的銅鏡[63]。這些也都反映出中原制造沿著“史前絲綢之路”在新疆流布的情況。

漢代以來,中原與西域的聯系更加緊密。王先生在尼雅遺址精絕王陵的發掘和分析中,就清楚地揭示出漢文化的影響。除了著名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之外,“王”字紋陶罐和N14出土的“倉頡篇”木簡,顯示出精絕王室成員開始接受漢字學習。更為重要的是,王先生發現其在服飾和埋葬制度上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例如,級別較高的墓主人袍服大多右衽,符合漢制;墓葬中發現有丫形木叉,用于懸掛衣物,與《禮記》所載之“----”制度相合[64]。結合前面提到的綠洲農業發展,王先生的研究成果為我們揭示出漢文化在古代新疆影響的厚重和深遠。也正是如此,新疆最終成為了中國的一部分。

圖十二 書名題字

回顧王先生五十余年的新疆考古與研究之路,我們可以看到王先生在新疆考古領域的偉大開拓。從伊犁河流域考古的開創和烏孫文化、塞人文化、天山峽谷道的提出,到孔雀河青銅時代墓葬及古尸的發現與新疆古人類遷徙的反思,再到主持並參與了樓蘭、尼雅、克里雅、丹丹烏里克、小河等一些列重大考古發現,王先生對于新疆考古的貢獻是全面而深刻的。他根據這些重要發現,對于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人類文化交往進行了系統地論證,使新疆考古再次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而在這其中一以貫之的是王先生的學術精神,經歷了各種政治運動的動蕩、新時期的各種利益誘惑、考古經費的緊張和條件的艱苦,王先生始終踐行著學術理想。在最初奔赴邊疆的時候,王先生正是懷著一顆赤子之心,盼望著積貧積弱的祖國能夠在世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也是有責任的中國知識分子給予自己的挑戰,我們知道王先生對此已經給出了最為完滿的答案。

[1]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組《昭蘇縣古代墓葬試掘簡報》,《文物》1962年第Z2期,98-102頁。

[2]史樹青《新疆文物調查隨筆》,《文物》1960年6期,22-32頁。黃文弼《新疆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14-22頁。

[3]《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724頁。

[4]王炳華《特克斯縣出土的古代銅器》,《文物》1962年第Z2期,116頁。

[5]《昭蘇縣古代墓葬試掘簡報》,102頁。

[6]《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3168頁。

[7]《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3904頁。

[8]穆舜英、王明哲、王炳華《建國以來新疆考古的主要收獲》,《新疆考古三十年》,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7頁。

[9]王明哲、王炳華《烏孫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25頁。

[10]王炳華《波馬金銀器》,載[美]代頓博物館編《古代中國絲路藝術》,2002年,此據《西域考古歷史論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688頁。

[11]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溝豎穴木槨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1期,18-22頁。

[12]《漢書》卷九六下,3901頁。

[13]王炳華《古代新疆塞人歷史鉤沉》,《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第1期,48-59頁。

[14]關于阿拉溝東口墓葬的族屬,此後又有匈奴說及車師說等,但影響遠不及塞人說。相關討論可參考張玉忠《天山阿拉溝考古考察與研究》,《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106-117頁。

[15]王炳華《“絲綢之路”新疆段考古新收獲》,載作者著《絲綢之路考古研究》,4-5頁。

[16]邢義田《再論“中原制造”——歐亞草原古代金屬動物紋飾品的產銷與仿制》,本書。

[17]王炳華《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畫初探》,《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王炳華《新疆呼圖壁生殖崇拜岩畫》,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18]王炳華《原始思維化石——呼圖壁生殖崇拜岩刻》,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引言Ⅱ頁。

[19]王炳華《阿爾泰山中的彩繪岩畫》,《絲路基金會會刊》(美),2005年第2期;生殖崇拜︰早期人類精神文化的核心——新疆羅布淖爾小河五號墓地的靈魂》,《尋根》2004年第4期;《說“七”——求索青銅時代孔雀河綠洲居民的精神世界》,沈衛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5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15-32頁

[20]王炳華《“天山峽谷古道”芻議》,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20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1-32頁。

[21] A. Stein, 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stern ?r n, Oxford, 1928, p. 264.

[22] A. Stein, On AncientCentral-Asian Tracks, London, 1933, pp. 117-118.

[23]王炳華主編《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1、52-55頁。

[24]同上,55頁。

[25]何惠琴、徐永慶《新疆哈密五堡古代人類顱骨測量的種族研究》,《人類學學報》2002年第2期,102-109頁。

[26]何惠琴、金建中、許淳、姜言睿、朱琪泉、譚婧澤、黃微、徐永慶、金力、任大明《3200年前中國新疆哈密古人骨的mtDNA多態性研究》,《人類學學報》2003年第4期,329-336頁。

[27]王炳華《古墓溝》,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10-14頁。

[28]王炳華《孔雀河古墓溝發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1期,124-126頁。

[29]韓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溝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學報》1982年第3期,382頁。

[30]王炳華《新疆地區青銅時代考古文化試析》,《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4期,50-53頁。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淺論》,《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172-193頁。

[31] F. W. K. M ller and E. Sieg,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itzungsberichte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Jahrgang 1916, Philosophische-historsche Klasse, p. 416(以下該刊簡稱SPAW); 張廣達、耿世民《唆里迷考》,《歷史研究》 1980年第2期,155頁注9。

[32] 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G. L. Ulmen(ed.),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The Hague, 1978, pp. 215-230.

[33]徐文堪《吐火羅人起源研究》,北京︰昆侖出版社,2005年,36頁。

[34]關于西方學界的討論,可參見J.P.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NewYork, Thames & Hudson, 2000.

[35]王炳華《一種考古研究現象的文化哲學思考——透視所謂 “吐火羅”與孔雀河青銅時代考古文化研究》,《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86-99頁。

[36]王炳華《孔雀河青銅時代考古文化》,載《孔雀河青銅時代與吐火羅》,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

[37]史樹青《新疆文物調查隨筆》,《文物》1960年第6期;《談新疆民豐尼雅遺址》,《文物》1962年第8、8期。新疆博物館考古隊《新疆民豐大沙漠中的古代遺址》,《考古》1961年第3期,119-122、126頁。

[38]王炳華《尼雅考古收獲及不足——二十世紀尼雅考古反思》,《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8年第1期,71-73頁。《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調查報告書》第1、2卷,中日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考察隊出版,1996、1999年。

[39]王炳華《精絕王陵發掘》,載作者著《西域考古歷史論集》,542-544頁;《精絕王陵考古二三事》,沈衛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集刊》第1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103-122頁。

[40]王炳華《考古行腳五十年》,本書;《西域考古寫春秋》,《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51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160-162頁。

[41]奧雷爾•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第1卷,巫新華等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140頁。

[42]王炳華《尼雅考古與精絕歷史研究》,載作者著《西域考古歷史論集》,463-469頁。

[4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國科學研究中心315所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隊《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調查概述》,《考古》1998年第12期,28-37頁。伊弟利斯•阿不都熱蘇勒、張玉忠《1993年以來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述略》,《西域研究》1993年第3期,39-42頁。

[44]以上參見榮新江《唐代于闐史概說》、《丹丹烏里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1896-2002年)》,載《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5-50頁。

[45]王炳華《丹丹烏列克考古二三事》,載《新疆訪古散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207-216頁。

[46]肖小勇《探索沙漠遺址丹丹烏里克》,《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13-19頁。

[47]《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48]貝格曼《新疆考古記》,王安洪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64-144頁。

[49]王炳華《小河︰尋找失落66年的神奇墓地》,載《新疆訪古散記》,43-59頁。

[50]王炳華《伊循故址新論》,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7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221-233頁。

[51]王炳華《“土垠”遺址再考》,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4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61-82頁。

[52]王炳華、劉子凡《漢晉西域所見簡牘透視》,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6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89-111頁。

[53]王炳華《唐安西柘厥關故址並有關問題研究》,《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10-21頁。

[54]王炳華《阿拉溝古堡及其出土唐代文書殘紙》,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8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23-346頁。

[55]王炳華《從考古資料看塔克拉瑪干沙漠環境變遷》,《新疆文物》1996年第4期,95-103頁。

[56]王炳華《新疆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3年第1期,102頁。

[57]王炳華《新疆犁耕的起源和發展》,《新疆社會科學》1982年第4期,57-64頁。

[58]王炳華《從考古資料看古代新疆植棉及棉紡織業發展》,作者著《西域考古歷史論集》,316-347頁。

[59]王炳華《唐代以前的吐魯番水利》,《吐魯番學研究專輯》,敦煌吐魯番學新疆研究資料中心,1990年,56-73頁。

[60]《新疆阿拉溝豎穴木槨墓發掘簡報》,圖版捌。

[61]王炳華《西漢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區歷史關系考索》,《新疆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頁。

[62]《新疆阿拉溝豎穴木槨墓發掘簡報》,圖版捌。

[63]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爾木齊古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1期,27頁。

[64]王炳華《----考——兼論漢代禮制在西域》,《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50-58頁。

作者︰ 劉子凡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