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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學術史——以問題意識和研究對象的界定為中心

2018年02月07日 17:48:11 來源︰ 《回族研究》2017年第3期

作者簡介︰阿里木•托和提,日本東北大學 前沿交叉學科研究所,日本 仙台 阿里木•托和提(1979- ),男(維吾爾族),新疆烏魯木齊人,日本東北大學前沿交叉學科研究所人間社會研究部/國際文化研究科亞非研究室助理教授,博士,主要從事中日儒學與文化、伊斯蘭哲學與文化、伊斯蘭哲學與儒學思想關系及比較研究。

內容提要︰白壽彝、馬通先生曾提出國外在中國伊斯蘭教研究方面存在的問題,雖然已經過去30多年,遺憾的是老先生們所提出的問題仍沒解決。國外的中國伊斯蘭研究分為“西方”和“日本”兩大部分。本報告根據學者的先前研究以及提出的問題,以近幾年來搜集及分析的研究經驗作為基礎,對“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嘗試提出幾點問題意識。日本對中國伊斯蘭的研究,經歷了一個非常坎坷曲折的歷史過程,其興衰、發展與日本的近現代發展史密切相伴。對這些問題的了解,有助于我們從一個較深的層面去認識日本的政治社會以及近現代日本人的宗教心理和思想精神面貌。

關 鍵 詞︰日本/中國伊斯蘭/研究/

   20世紀80年代,白壽彝和馬通先生發表論文,分別提出了“我們不知道國外的情況。……我們對這方面材料也要搜集,也要研究,對他們的觀點也應該進行分析。所有這些,都是搞回族史的人應該注意的”[1]。“國外學者對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到底有些什麼成果?我們非常閉塞。……近幾年我國學者翻譯出版了一些國外伊斯蘭教的論著,這是很需要的,但是有關外國學者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論著幾乎沒有”[2]。之後,房建昌發表文章嘗試填補在此方面存在的學術空白問題︰“幾年來,筆者一直致力于國外對于中國伊斯蘭教及回族研究的情報資料工作,現將手中的有關文獻及人物傳記提錄出來,供有關學者參考。”[3]該文從歐洲的中國穆斯林研究、西方的中國穆斯林研究、日本的中國穆斯林研究三個部分來進行論述。此後,王建平[4]、周傳斌[5]等學者也發表相關論文,就此問題作了探討。遺憾的是,根據幾年來的研究經歷,筆者認為中國學者的研究根本沒有超出國外已有的前期研究成果ヾ,作者是否已經搜集到文中所提到的那些資料,值得商榷。這幾篇論文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但是,從初步介紹國外的中國伊斯蘭研究情況來看,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尤其是,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把國外的中國伊斯蘭研究情況分為“西方”和“日本”兩大類。在此意義上來講,對筆者的研究產生了初步的重要影響。

   日本的中國伊斯蘭教及穆斯林問題研究,嚴格意義來講,始于20世紀初葉,其發展至今,經歷了草創時期、激化時期、挫折並轉換時期、再構建時期等坎坷曲折的歷史過程。在其研究發展歷程中,出現了一批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學者、研究人員、研究組織以及調查報告、論文、專著、翻譯等研究成果,並形成了獨有的研究特點。備受矚目的是此領域的研究進程與日本和國際之間的政治變遷以及日本近現代化進展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雖然研究歷程已經歷了100多年,但是遺憾的是,到現在為止,“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涉及到的許多問題仍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

   一、問題意識

   如上所述,筆者根據學者的先前研究以及提出的問題,以近幾年來搜集及分析的研究經驗作為基礎,對“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這一課題嘗試提出幾點問題意識。

   (一)有關日本研究中國伊斯蘭教及穆斯林問題的初期起步的歷史問題。此點主要涉及中日兩國之間的學術研究關系史。日本對中國伊斯蘭的研究始于20世紀初。在此之前,“明治以前的日本人對回教及回教圈的認識,即使可以說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展著,但是從未達到系統或是細分化的程度”[6]。此文是日本伊斯蘭學者小林元的一篇重要研究文獻,在文中他從日本和伊斯蘭地域之間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提出了20世紀以前日本對伊斯蘭世界的認識問題。據日本史學家考據,在古代曾有少數外國穆斯林商人在日本經商,日久定居下來。明治時期,隨著對外“開國”政策的施行,日本在與西方頻繁接觸的同時,也與各伊斯蘭國家發展關系,進行往來。但是與對日本人思想文化產生絕對性影響的神道、佛教相比,當地信奉伊斯蘭教的日本人甚少,在社會上亦無影響。對此學者片岡一忠寫道︰“當時一般日本人對伊斯蘭毫無關心。西域史、東西交通史等歷史學界,有關悠久歷史的中國穆斯林僅僅給予了簡單論及,但根本沒有出現有水平的研究論文。”[7]由此可知,在20世紀之前日本對中國的伊斯蘭教及穆斯林方面毫無認識,也根本談不上研究層面的深刻理解。根據羽田明的觀點︰“在我國(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領域,主要有1911-1912年遠藤佐佐喜、桑原騭藏這兩位的研究,特別是該研究可以說是由桑原博士的研究而開始的。”ゝ

   伊斯蘭教始傳于7世紀,之後形成的伊斯蘭思想及文化對全世界文明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那麼在日本為什麼對伊斯蘭教及穆斯林的認識和研究直到20世紀初才出現了。

   (二)日本研究中國伊斯蘭起步時期的社會及思想背景問題。20世紀初葉,蘇聯統治下的中亞民族,為追求信仰自由逃到世界各地,其中一部分人來到日本,居住在東京、神戶等地,可以視為在日本最初的穆斯林團體。此後,本土的部分日本人,也通過各種方式接觸到穆斯林,並對其宗教及文化產生興趣,進行一定的學習和探討,還有的公開發表文章予以介紹,從理論上進行研究[8]。從當時的思想背景角度來講︰“在明治初期,主張脫亞入歐的日本同時處于西歐殖民國際環境下的伊斯蘭世界,使自己一方面照原樣接受了由東方主義者提供的伊斯蘭之信息,另一方面又把已經西化的中東視為反面教材來警戒自身的西化傾向。”[9](P158)鈴木教授認為︰“對日本而言,19世紀以來受到西歐列強直接和間接統治的伊斯蘭世界,具有著既有成為日本殖民統治對象的可能,也具有著成為日本對抗西歐的同盟之可能的兩面價值。也正因此,近代日本對伊斯蘭的認識是構築于由東方主義者提供的伊斯蘭的知識體系之上的;而在日本的政治體系中則包含了東方主義體系和近代日本的政治傾向這樣雙重因素。”[10]由此可知,日本學者共同認為,近代日本對伊斯蘭的認識主要是建立在19世紀西歐世界所謂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之思想知識體系之上的。日本學者講道︰“該研究領域(伊斯蘭及中國伊斯蘭研究)隨著國際和日本國內形勢的發展而有所變化。”[11]那麼世界多元性認識以及東方主義知識體系與日本研究中國伊斯蘭教及穆斯林問題的發軔之間存在何種關系呢?

   (三)日本研究中國伊斯蘭與戰爭之關系問題。1937年日本學者若林半寫道︰“世界和平作為大使命的皇國而言,回教政策具有如何的重要性,無須贅言即可明了。”[12](P158)在文中,若林半雖然強調了研究伊斯蘭問題的特殊性,但最終目的也只是為了日本帝國主義構想,即說明了當時的伊斯蘭研究與日本帝國擴張主義之間的關系問題。野原四郎寫道︰“借支那事變為開端的日本之回教研究總算開始被組織化了”,他又寫道︰“……回教研究,如與日本作為大東亞戰爭之目標而設置的東洋學相呼應,會使其研究得以飛躍發展。如此一來,支那及印度尼西亞就會被(日本)完全理解的。如果再聯系到被東洋學所印證的日本人的亞洲觀和早晚應該被開通的與西亞的實際性接觸,那麼,那一定更會是幸事。而以支那事變為契機開始被組織化的回教研究要想在大東亞戰爭中得以展開,就必須要清除研究松弛的現狀,需要更進一步的組織化……”[13]據此可知,其時日本出現了脫離東方主義體系的理念,也出現了帝國擴張主義思潮,軍國主義分子把尊皇和神國意識結合起來,使尊皇成為建立獨裁政治的一種手段和戰爭動員的有力工具。此對日本的學術研究界,以及包括中國伊斯蘭在內的學術領域引起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即出現了直接為戰爭服務的伊斯蘭研究現象。那麼20世紀初中葉在日本政治及學術界發生的一系列變化,與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到底有何關系?

   (四)戰時日本研究中國伊斯蘭的學術史問題。在入侵中國前,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還存在著不同的研究群體,即部分旅居阿拉伯、土耳其和中國等國家的日本青年知識分子,因與當地穆斯林交往甚密而信奉了伊斯蘭教,他們歸國後實行伊斯蘭生活方式,著文介紹伊斯蘭教義、教法和教規知識,同時積極研究了包括中國在內的鄰國的伊斯蘭教及穆斯林問題。侵華時期(1931-1945年),日本在東北地區(滿洲),初次與中國穆斯林接觸。與此同時,在國際上引起的伊斯蘭國際的獨立運動、帝國主義的再次侵略,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高潮等趨勢讓日本意識到研究伊斯蘭的重要性。于是他們在原有的調查研究機構中增設伊斯蘭研究班,同時政府及相關機構也設立了專門研究伊斯蘭世界的新的研究機關。使得其在廣泛地研究伊斯蘭世界的宗教、文化、政治、經濟與歷史的同時,對于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工作也加以進行。該時期的中國伊斯蘭研究,軍方、政府以及民間各部門竭盡全力對中國伊斯蘭教及穆斯林社會進行調查研究。可以說,戰前及戰時期間是日本對中國伊斯蘭研究的前所未有的“興趣”時期,此一時期,在文獻、專著、調查報告、翻譯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需要全面的收集和整理,並對其進行分析。當然中日學界對戰時研究成果的評價有各種觀點。但筆者認為更要重視的是從學術史角度研究其成果具有的實際價值和意義。

   (五)戰後日本研究中國伊斯蘭的學術史問題。與日本的戰敗相伴,其對中國伊斯蘭的研究也遇到了各種挫折,“在經歷了1920年代到1940年代的伊斯蘭研究的上升期後,戰後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卻被長期中斷……伊斯蘭研究被中斷也許是因為伊斯蘭研究在戰時曾有過軍部的背景所造成的”[10]。之後,由于改革開放,中日兩國外交關系的不斷改善,日本對中國伊斯蘭教及穆斯林的研究也隨之進入了轉折時期。在此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對伊斯蘭教及文明進行了重新認識,如“應該要首先明確地認識到伊斯蘭在世界史中所佔居的重要性”[14],學者板垣雄三在論述中就重新提到了以伊斯蘭為對象的世界文明的思考之重要性問題,即提出了要正面評價伊斯蘭教,就需要對它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的觀點。有些學者對近30年的研究情況持樂觀態度︰“日本伊斯蘭研究又出現了一些與1920、1930年代相近的研究動向。”[10]由此論點也可以說明,日本對中國伊斯蘭的研究進入了新的時期。

   二、研究對象的界定

   根據日本學者的研究,1911年遠藤佐佐喜[15]和1912年桑原騭藏[16]的論文被視為“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學術史”中的第一席論文。此一時期開始,日本對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不斷向前推進,範圍涉及東西交通史、宗教史等。研究中國伊斯蘭的桑田六郎便是這一時期的佼佼者,他利用自己精曉漢語的優勢,發表了《明末清初的回儒》[17](P377-386),介紹了明末清初輩出的回儒學者的略傳及其著作。同時,在此階段,還有一些研究群體也對中國伊斯蘭進行著研究,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例如,由于各種原因在中國改信伊斯蘭教的日本穆斯林,其中成績突出的有田中逸平。還有來自日本政府、軍部的“研究”群體,雖然這些“研究”機構看起來從事正常研究工作,但主要目的是為日本侵略中國提供各種政策及服務。

   1930年至1945年是日本對中國侵略戰爭的激化時期,也可以看作是日本對中國伊斯蘭教及穆斯林問題研究的特殊時期。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中國東北、華北建立了偽“滿洲國”。當時東北、華北地區居住著一定數量的穆斯林,日本侵略者與當地穆斯林相遇,如何應付和處理與穆斯林間的關系,就成為了日本官方的當務之急。在此情勢下,日本政府漸漸意識到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于是日本政府設立了“回教圈考研所”(後改名為“回教圈研究所”)、“大日本回教協會”等一系列研究機構,以供專門從事伊斯蘭教、伊斯蘭世界的研究工作;創辦了《回教圈》《回教世界》和外務省調查部季刊《回教事情》等學術刊物。這些機構、學術刊物在資金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大力協助和支持。在調查研究方面,由政府設立的國立民族研究所、東亞研究所等部門及其研究人員專門調查研究中國當地的情況並取得不少成果。除此之外,民間組織也有不少田野調查成果。因為日本在最初並沒有研究伊斯蘭教及其文化的學術傳統,尤其是對中國伊斯蘭教,所以翻譯中國以及歐美的文獻資料和學術成果,就成為這一時期至關重要的工作。在文獻學領域也出現了田阪興道等優秀的學者,以及《回教在中國的傳入及其弘通》[18]這種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伴隨二戰結束、日本的戰敗,日本的中國伊斯蘭教研究也隨之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無論是研究群體,還是研究成果,都發生了新的變化。之前在戰爭中設置的研究機構被相繼解散,使得研究者失去了先前的研究條件。因為失去了田野調查研究的有利條件,所以在此方面再沒有出現任何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部分人在戰後改變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還有許多研究者離開了中國伊斯蘭的研究領域。這些因素導致戰後一段時期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被中斷。筆者根據以上在戰後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所遭遇的進程,把它分為“被中斷的伊斯蘭研究”和“反思的中國伊斯蘭研究”。即“戰敗”作為第一原因,研究機關的被封鎖、研究人員的改變研究方向及離開等角度分析;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學界的影響、戰後派的新研究者的推動、研究機關及學刊的再設立等原因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再起的研究動向之分析;戰前資料為依據的研究、歷史學的研究、宗教學與天文學的研究等幾個角度進行探究,同時以《戰後日本研究中國伊斯蘭之特點》為題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及再評論。

   近30年來日本學界的中國伊斯蘭研究引來新的熱潮。學者也講道︰“冷戰結束後,日本伊斯蘭研究又出現了一些與1920、1930年代相近的研究動向。”[10]例如,日本中東研究會的成立;1988年,板垣雄三教授組織了為期3年的“伊斯蘭世界的都市生活”項目,包括對中國穆斯林聚居生活的都市在內的伊斯蘭地域進行研究;1997年研究了為期5年的《伊斯蘭地域研究》項目。此時期最突出的事件還有,在京都大學、東北大學等設立了專門研究伊斯蘭地域文化的部門,推動了伊斯蘭的研究。此時期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最重要的特點是,把中國伊斯蘭教及文化作為世界伊斯蘭地域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研究,這完全有別于戰前的研究目標。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對元明時期的歷史研究、清朝的回民起義研究、門宦研究以及中國共產黨的伊斯蘭教政策和回民社會現狀的研究等歷史學的研究;以地域研究方法的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的研究;還有作為文化學、哲學、思想史等領域的“回儒”研究等幾個方面。

   三、結語

   綜上所述,在學術發展史中的四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有該階段的學者研究成果,並且形成了各個階段不同的特點。筆者認為應當對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進行概述,並加以較詳盡的評價。因為這不僅有助于中國學界較全面地了解日本中國伊斯蘭研究的發展進程及各時期的研究動向、重點、特點情況,而且在中日關系的發展史、文化交流史、日本學術發展史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對這些問題的了解,有助于從一個較深的層面去認識日本政治社會,認識近現代日本人的宗教心理和思想精神面貌。

   注釋︰

   ヾ讀者可以參考︰片岡一忠.日本ズれんペ中國ユЗьу研究小史[J].小阪教育大學紀要.第二部門第29卷第1號、昭和55(1980)年10月、21∼42頁.

   ゝ原文為︰「マゎ國ズれんペ中國ユЗь一уソ研究ゾ、1911∼12年(明44∼大元)、遠藤佐佐嬉、桑原騭ソ--氏、シゑズ桑原博士ズプゲサ、ガソ口火ゎ切ヘホギ」(羽田明.マゎ國ズれんペユЗь一у研究(一)中國篇[J].西南ヤЖヤ研究.1958,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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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里木•托和提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