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新疆歷史>> 人物  

德音未遠 典範永存——記蘇晉仁教授

2018年03月27日 17:52:08 來源︰ 豆瓣網

  史學是厚重的,承繼千年過往。後人以史為鑒,以書為燈,受益匪淺。古代書籍需要有人不斷的考證、注釋、校勘,而在那浩如煙海的時空中尋找過去的印跡所需要的耐心和所花費的精力是常人難以想象的。有時,為找一個典故出處,查閱很多書而毫無所獲;有時,為注一本書得花上十幾年,乃至幾十年的時間。很少有人能忍受這種年復一年鑽“故紙堆”的枯燥。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教授,我國著名佛教學者、藏族史專家蘇晉仁先生卻樂在其中。蘇晉仁為人低調,處事淡然,刻苦勤奮,治學嚴謹,窮盡一生的時間撲在史學的考證、注釋、校勘上。從年少時著的《兩漢縣政考》,到為《宋書》八志做注,校《初三藏記集》,再到晚年整理《敦煌道教遺書》。一部部歷史文獻,宗教經典的新顏出版,正是他多年辛勤勞動的結晶。蘇晉仁一生“不求聞達于諸侯”,勤勤懇懇的在史學這片園地里埋頭做著些看似瑣碎實則必不可少的事。他就像是史學道路上的鋪路石,一步一步為旁人鋪開前面的路。

  初出茅廬 巧遇高人

  蘇晉仁先生,字公望,祖籍湖南湘陰,1915年生于長沙。民國初年,其父隨湖南著名學者王運來北京,並在王運主持的國史館中供職,全家亦隨之遷居北京。1937年“九•一八”事變後,因國難家衰,年僅17歲在安徽讀中學的蘇晉仁,不得不中途輟學。此後便開始了一邊工作養家,一邊勤奮自學的生活。

  蘇晉仁雖沒有機會進入大學讀書,但少時聰慧好學,勤奮刻苦受到很多長者的賞識。特別是有幸結識三位學者,改變了他的一生,即佛學家周叔迦先生、史學家吳廷燮先生和國學大師陳垣(援庵)先生。

  1933年,經同鄉介紹,蘇晉仁結識了著名佛學家周叔迦先生,自此,他便與佛家結下了不解之緣。叔迦先生當時在大學講授佛學,又在西單附近設立北京刻經處。蘇晉仁投予門下,在該刻經處做練習生。1937年,西單刻經處與北京佛學書局合並,他在那里負責編纂了當時集全國木刻佛典總目的《佛經圖書目錄》。那時叔迦先生為華北居士林林長,蘇晉仁便經常參加其間的活動。一面師從叔迦先生研究佛典,一面負責佛教藝文志的編寫工作。叔迦先生常笑談稱蘇晉仁是其大弟子,深得他的真傳。二人保持了近40年的師生友誼,叔迦先生過世後,其文集、遺稿、追憶文章均由蘇晉仁整理出版。

  1937年在北海團城成立了“古學院”籌備處,蘇晉仁應邀前去幫忙,從而結識了著名史學家吳廷燮先生。當時,吳先生被公推為古學院主任。但由于經費問題,一部分人轉至北京市修志處編修北京市志。吳先生為總纂,夏仁虎、瞿宣穎、朱小汀、夏潤芝等任分纂。這些人都是年長的資深學者。由于吳廷燮的賞識,年僅22歲的蘇晉仁成為當時最年輕的編輯,負責編寫《北京市志•禮俗志》。由于戰爭及經費原因,這套叢書一直未能正式出版。而五十年後,北京市重新組織力量出版這套叢書時,當年參加編修市志的學者只有蘇晉仁一人健在了。後來吳廷燮到南京任《江蘇通志》局總纂,又邀請蘇晉仁參與《江蘇通志•大事志》的編寫工作。1998年蘇晉仁去南京開會期間,去江蘇省圖書館查閱該書,發現當年自己親筆寫的《江蘇通志•大事志》已經作為善本收藏不允許外借了。

  1940年,蘇晉仁與著名史學家陳垣(援庵)先生結識。蘇晉仁曾在周叔迦先生與湯用彤先生主辦的佛教學術刊物《微妙聲》雜志擔任編輯,其間發表的《真諦三藏譯述考》、《真諦三藏年譜》等文章頗得陳援庵先生賞識。此後,他常到陳援庵府上敘談。陳援庵先生史學造詣極深,蘇晉仁在與其交往中受益良多。後來,陳先生任輔仁大學校長期間,為振興國學,特請蘇晉仁、啟功與自己一同教授該校的大學語文。

  業精于勤 其學廣深

  史學相較于其它的人文學科更廣︰總攬古今中外,上下幾千年;也更細︰何時何地,何人何事。蘇晉仁取得今天的成就,與他幾十年如一日手不釋卷是分不開的。他平時沒有什麼娛樂活動,除了讀書寫作,幾無其他嗜好,煙酒不沾,棋牌不會,也不太運動,偶爾散散步。有一次去湖北開會,同行的學生嘗試著教老師打撲克,可幾來幾往蘇晉仁仍舊一頭霧水。最後,他笑談︰“沒辦法,實在是學不會。”學生無奈地說︰“您的心根本就不在上面,當然學不會了。”

  蘇晉仁的心自然沒有在牌桌上,因為他早就一心撲在了學習上。自少年時輟學之後,他便利用各種機會積累知識,充實自己。中央民族大學(微博)圖書館的古籍,他如數家珍。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提到蘇晉仁都肅然起敬,因為常常有很多書不知道在哪?都得去請教他。

  蘇晉仁國學功底深厚,在中國古代文獻典籍研究方面也很有建樹。他青年時代通讀前四史及《晉書》,感到此五書皆有注,而自下正史有注者不多。《宋書》八志承上啟下,有些內容更屬首創,甚為重要,但其內容廣博、文字深奧。于是發奮注《宋書》八志,數十年來,陸續完成《律歷》、《百官》、《樂》及《天文》四志,為中國古代歷史典籍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貢獻。其中《宋書樂志校注》于1987年榮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首屆優秀成果一等獎。那時雖案頭工作堆積甚多,但稍有閑暇,蘇晉仁就抓緊時間收集史料,欲早日完成其余四志的注釋工作。談及此事,他曾說︰“如果能對得起沈隱侯(即《宋書》作者沈約)余願足矣!”

  蘇晉仁在佛學上造詣也很深,點校,修訂了很多經典。南朝梁代僧撰的《出三藏記集》,記錄了後漢至南朝梁代之際所翻譯經律論之緣由、目錄及翻譯之同異、序跋等,並附譯經者之傳記。在學術界和佛學界具有很高的價值,但苦于只有古代善本,很多學者和僧人只能望洋興嘆。這部卷帙浩繁的經書,其標點斷句非佛學修養深湛者不能勝任,而類書引文原始出處的考訂注釋也非博聞強記腹同廣大者莫力。他傾很大力氣為其做注釋,新書《出三藏記集校點》出版之時,在學術界和佛教界引起一陣歡呼。

  蘇晉仁治學嚴謹,態度謹慎也是眾所周知的。中華書局的編輯就曾說︰“蘇先生的書是免檢的,因為找不到任何錯誤。”他們都感慨,“現在在社會上找像蘇先生這樣注古書的老先生已經太少了。文獻古籍本就很難,一般人功底不夠,做不了,加上現在人都很浮躁。而蘇先生卻是功力深厚而又細致認真。”蘇晉仁1991又受中華書局之邀,接手補注叔迦先生為唐釋道世做的《法苑珠林校注》,其間著重于盡可能補足全書引文的出處卷數,于外典補者尤多,文字也有所刊正。1999年年底始發初稿。其中艱辛,可想而知。

  蘇晉仁的大多數時間都花在注釋、考證、整理古代文獻和佛學經典上,以方便別人查閱。在民族史方面,他也一直盡力在那些大部頭的書中搜索、歸類史料,如《冊府元龜吐蕃史料校證》、《通鑒吐蕃史料》等,就是他一個人從一本本沉甸甸的大書中挖出來的。這些史料的整理、歸類對我國民族歷史以其風俗研究有重要價值。即使在退休後,他仍舊每天伏案,夜以繼日地研究、寫作,直至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的許多重要學術研究成果都是在七十歲以後陸續完成的。比如,他花費近八年時間整理研讀敦煌道教文獻,輯成60萬字的《敦煌道教遺書》,由巴蜀書社出版,這些珍貴的《道藏》之外的道教文獻,對國內外的道教研究大有裨益。

  蘇晉仁一輩子都在“為他人做嫁衣裳”,古書翻新,整理歸類,方便旁人,恩澤後世。但他並沒有以此遺憾。臨終前念念不忘的,是還沒有來得及把佛家的經典著作《宏明集》整理校對。

  為人師表 潤物無聲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一位老人臨終時告訴自己那懶兒子,後院有寶藏,叫他自己去挖。兒子把後院都挖了個遍也沒找到所謂的寶藏,但在這個過程中卻體會到了勞動的樂趣,找到了真正的寶藏。蘇晉仁對學生,也是采取這位老人的態度。他覺得,學習最開始是一個漫無目的挖寶的過程。通過某種嚴格的訓練,能得到一種學習的方法,也找到一種索取知識,追求知識,享受知識的樂趣。

  新中國成立後,蘇晉仁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畢業之後,先在蒙藏學校任教。1953年來中央民族學院工作,先在研究部與吳豐培先生從事《清實錄》藏族史料裒集工作,在研究佛教與道教的同時,他又從事藏族史尤其是吐蕃史的研究。1956年歷史系建系,又調至歷史系工作,先後講授歷史文選、古漢語、吐蕃史研究等課程,還為研究生開設過四庫提要等課程。

  有一次,蘇晉仁給學生上《四庫提要》的《史》學部分,要學生為其830字的總敘做注。一般人都認為,做注嘛,不就是把字、詞、句的意思寫出來。但他卻要求學生注出里面一些詞、句的具體出處。“這並不是說這個詞,這句話有多重要,而是研究制式的一種方法,只有這樣才能言之有物,言之有據。”學生回憶講,蘇老師不給任何提示,那時候他們就整日在圖書館一部部的翻古籍,有時候翻幾本書也找不到一個出處的由來。但當整敘注完時,才突然發現自己在不知不覺中看了很多書,學了很多知識,方感老師用心良苦。

  古語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空洞的史籍,遠不及實物的震撼。蘇晉仁指導學生博覽群書,也帶著學生游歷萬地。敦煌莫高窟、嘉裕關、西寧塔爾寺、西安漢唐皇陵、秦陵兵馬俑、華清池、大同雲崗石窟、應縣木塔、懸空寺、都江堰、青城山、武侯祠、長江三峽、黃鶴樓等等,一路找尋歷史之遺韻,一路引發思古之幽情。而在行路之中,他言傳身教,更是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學生。有一次蘇晉仁與學生去四川溫江,歸途中取道重慶,乘江輪經三峽至武漢。他身穿米色風衣,矗立船尾,望著奔騰不息的水,意味深長地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此情此景,當場無人會忘。

  蘇晉仁年輕時,經周叔迦與陳援庵先生引薦,曾先後在中國佛學院、輔仁大學、中國大學、天津女子師範學院任講師、副教授,講授過國文、佛典文選、高僧傳研究、文心雕龍、商君書等課程。在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從事教學工作後,還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道教文化研究所、中國佛學院及北京市佛教協會等單位做兼職研究與教學工作。先生畢生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學則不厭,教則不倦,勤勤懇懇,不求聞達。凡是熟悉他的人,對他的學問及人品沒有不由衷欽敬的。唐韓愈雲︰“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凡是有事請教他的,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蘇晉仁在社會上影響自很大。原佛教協會副會長河北趙縣柏林寺的靜慧法師,號稱小張天師的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張繼禹都尊他為老師。中國收藏家協會會長史樹青先生也與他帶的研究生笑談他們是“一師之徒”。

  蘇晉仁自在民族大學任教以來,用自己的行動,向歷史系傳達這種樸實嚴謹的學風,並幫助和提攜年輕教師。他退休之後仍舊擔任歷史系學術委員會委員,積極參加系里的學術活動。很多學術上的問題,系里都要請他定奪。就是在臨終前,他仍舊關心學生的工作和學業情況,並詢問學校和歷史系的發展建設。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楠略帶哽咽的感慨︰“蘇先生走後,我經常感到悲哀,就覺得遇到事情都找不到人問了。”

  人淡如菊 心素如簡

  落花無語,留香陣陣,平淡對待得失,冷眼看盡繁華,暢達時不張狂,挫折時不消沉。在潮起潮落的人生戲台上,舉重若輕,擊節而歌。人淡如菊,心素如簡,在務實功利,誘惑多多的現代社會,能做到這種境界的人真是寥寥無幾,而蘇晉仁卻一直把持著這份菊的淡定與執著。1986年,他赴蘭州大學歷史系做關于佛教歷史的學術報告。課後一青年教師陪蘇晉仁一同吃飯,見他神清氣爽、皓首童顏,頗有些仙風道骨之神韻,忍不住問︰“蘇先生一定有什麼養生之術?”蘇晉仁略帶微笑,只輕輕說了句︰“什麼養生之術?凡事不太過分就是了!”

  一般人都認為,學歷史的人多少有點古板,但蘇晉仁卻是通達而靈活的,雖然看上去不苟言笑,但和熟悉的人卻是談笑風生。他在“房子里做研究”但並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常和學生聊現實社會的政治、發展、風氣等,毫無障礙,很多東西也能心領神會。他並不是不入世,而是平易淡然地看待世事變遷。他認為做學問就應該踏實,認真,“書中自有黃金屋”。學問到了一定程度,一邊是做學問,積累知識,同時是修養性格,素養身心。應該對世事、社會淡然處之。而且一個人在社會上的作用都是有限的,都是一個方面,不可能把這種熱情揮發到好多地方。很多事情應該進退有止,只有學術是學無止境,一直要攀登。

  蘇晉仁一生淡泊名利,為人低調,但交友廣泛,在社會上的影響也很大。每次出去考察,都不怎麼說,總是有什麼事辦什麼事。但所到之處常受到當地學者甚至有關領導的熱情招待。他80歲壽辰時,感于其的成就和貢獻,歷史系準備為他祝壽。請他擬一些學術同仁的邀請名單,他卻盤算著,這個身體不好,那個太忙,總怕自己的事耽擱了別人。結果在蘇晉仁生日當天,大清早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先生就派秘書送來了一個大花籃;著名文物鑒定專家周紹良先生也送來了一個大花瓶;中國文化界的泰山北斗啟功先生更是親自到場,與他一起追憶過往。

  2002年4月16日,蘇晉仁因病醫治無效,溘然長逝,享年87歲。家人根據他生前意願,無償捐獻其遺體,由北京市紅十字會安排供醫學研究使用。

作者︰ 責編︰ 景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