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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南京地區的寺院等級與寺院經濟[1]

——以《金陵梵剎志》為中心的考察
2018年09月14日 21:27:59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內容提要]︰本文利用葛寅亮所著《金陵梵剎志》討論晚明南京地區的寺院地理分布、寺院等級狀況,以及前述兩要素對寺院經濟的影響。具體而言,南京地區大寺、次大寺的寺產基本上遠離本寺,管理不易。在葛氏的規劃下,當時其寺產分配為“公產”與“禪堂”兩部分,分別供應學問僧和應付僧。中、小寺院寺產構成的差異主要源于都城和鄉村地理位置的差異。此外,各等級寺院之間的經濟關系也有所發展,下院與別院之關系的出現為低等級寺院解決經濟和管理的困境提供了新途徑。最後,以葛寅亮清理南京寺產的事件為切入點,討論在管理寺院這一公共空間過程中,官方力量與地方士紳的沖突。

[關鍵詞]︰明代;南京;寺院等級;寺院經濟;地理因素

自佛教傳入中國,佛教發展的盛衰就與寺院經濟的強弱密切相關。近半個世紀以來,諸多學者對魏晉、唐代以及宋代的寺院經濟有了大量的研究,包括佛教的經濟倫理觀、寺院的經濟形式及寺院經濟的社會影響等方面的討論,[2]相比之下,明清時期寺院經濟的研究則相對薄弱。一方面,盡管在教義層面上明清佛教似乎處于相對停滯的狀態,但這一時期佛教的世俗化轉向使得寺院經濟更深層地滲入到地方社會;另一方面,明清時期寺院經濟的組織形態又進一步影響到清末民國(即近代)佛教的生存和轉型。因此,探究明代寺院經濟的發展特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佛教學者已逐漸關注到明代南京的寺院經濟,並將其視為該地區佛教發展的重要社會背景之一加以討論。日本學者對明代寺田進行了精闢的討論。清水泰次對僧道寺觀是否負擔徭役及其寺田的投獻問題有所考察。[3]石田德行以《金陵梵剎志》為主要材料,不僅討論寺田、寺莊的形成與管理,還對當時南京寺莊內外交困的經濟形勢有所探討。[4]野口鐵郎、竺沙雅章等對寺莊管理中砧基道人的演變有進一步的研究。[5]歐美學者如于君方(Y  Ch n-Fang)對萬歷年間官方的寺院管理制度有全面的探討。[6]卜正民(Timothy Brook)從社會史的角度,對晚明士紳階層的佛寺捐贈有過深入分析,南京地區的佛寺也成為其涉及的對象。[7]台灣學者如江燦騰在探討晚明佛教改革史時,也論述到明代寺院經濟的危機。[8]陳玉女則對明代寺院經濟的倫理觀以及構成寺院經濟來源之一的佛門經懺有所論述。[9]大陸學者何孝榮也對《金陵梵剎志》進行過研究,考察了寺院的經營方式、經濟糾紛和經濟規模等問題,注重對資料的匯集和整理。[10]

本文限定于《金陵梵剎志》[11](下簡稱《志》)所記明代南京佛寺。這里的南京為大南京地區,包括南京城及附郭之上元、江寧二縣。本文擬從寺院分布的地理區位及寺院等級結構入手,對各等級寺院的經濟狀況和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入的分析,並由此觀照明代寺院經濟的整體面貌。

擇取萬歷時期之南京為考察中心,出于以下二點考量︰(1)明代葛《志》對于萬歷南京寺院及其經濟狀況的記敘詳盡,本研究在資料上的可行性與可靠性即賴于此。(2)經南朝至唐宋的發展江南已漸成為佛教最興盛的地區之一,[12]同時,或為京師、或為留都之南京,仰憑政權之眷顧及經濟之繁榮,其伽藍之盛又更翹楚于江南,故而明代南京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志》可視為葛寅亮萬歷任職期間改南京寺院相關諸事務的“副產品”[13]。當時,葛氏仕途初達,[14]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任南祠部郎中(南京祠部屬禮部,掌祭祀、天文、漏刻及僧尼簿籍等)。[15]在任上,他開始清理南京及周邊寺產,以“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的原則進行清查勾剔,最後可謂“約束僧寮,秩然可觀”。[16]不過,大約葛寅亮因為行事激切,故為地方上人士所嫉恨,遭到彈劾,于萬歷三十五年引疾歸鄉,當地改之務亦遂止。天啟六年,葛氏重回南京任尚寶司卿,才將此前清理寺院的重要文件輯錄成是書。[17]

一、晚明南京寺院的地理分布和等級結構

以往對寺院經濟的考察大多忽略基本的地理要素和社會要素,而葛《志》對這兩個要素的詳細記載對上述兩因素的考察提供了可能。對于地理分布,《志》保留了大多數寺院之間相對位置的詳細信息,若再結合南京的考古、文物相關文獻,[18]我們就可以將寺院的地理分布復原到現代地圖上。從該圖可知,內城牆以內的寺院在三山街附近分布較為密集;內城牆以外的寺院分布呈現出分散性,但在南門聚寶門外和城南牛首山周圍密集分布。

對于南京的寺院,葛《志》明確提出寺院的等級化。通常,由于寺院規模的客觀差異,寺院也可分屬于不同的等級,但是這種等級差異在一般情況下並無明確的人為規定。對于明代寺院群內的寺院等級狀況,前人的討論不多。主要原因是現存明清的寺志多是對單個寺院的輯錄,由此難以窺見某一特定地區內寺院分布之全貌。但是葛《志》將所有寺院共分為四級︰大剎、次大剎、中剎和小剎。大剎有三所︰天界寺、報恩寺及靈谷寺;次大剎有五所︰攝山棲霞寺、雞籠山雞鳴寺、盧龍山靜海寺、天竺山能仁寺及牛首山弘覺寺,基本佔據南京城內外的形勝之處,與三大剎有名義上的統領關系;中剎有三十八所,同樣與三大剎有關系;小剎一百三十所,在名義上則分別屬于諸次大剎及中剎統領。[19]除次大剎與中剎之間等差較小,各個層級的寺院等級都較為明確且易于區別。次大剎與中剎之間並無統轄關系,兩者之別主要體現在住持的任命上︰依葛寅亮所訂之例,在選拔住持之時,次大剎與大剎是一並進行考慮的,故而其規格稍逾中寺。[20]

以上葛氏列出的寺院四個等級並非閉門造車的擘畫,而有著現實的基礎。洪武年間,南京的靈谷、天界、天禧(報恩)、能仁、雞鳴等五大剎並稱。[21]其時,棲霞寺由于有明太祖欽賜的田產,聲譽亦漸與五大剎地位相埒。[22]永樂年間,成祖新建靜海寺,並開始重修報恩寺(至宣德三年才完成修繕)。[23]而弘覺寺所在地風景綺麗,加上所在地牛首山在禪宗史上的獨特地位,聲譽日隆。[24]最遲在萬歷年間,八大寺(三大寺及五次大寺)作為國家級寺院的高規格地位逐漸凸顯,不僅被葛氏運用到對寺院的分級體系中,也得到了世人的承認。[25]

對于南京寺院的分級體系,于君方認為這種分類模仿自南宋時期禪宗寺院的“五山十剎”,受到了官僚等級制度的影響,體現了佛教的世俗化。[26]川勝守也認為各層級寺院之間的關系類似于地方行政制度“府-州-縣”式的組織結構。[27]總的來說,這種體系試圖使寺院從分散的獨立、半獨立狀態轉換為層級管理的金字塔形結構。至于各等級寺院之間的統轄原則,前人主要有兩種意見︰其一,于君方認為主要是考慮行政管理而非宗教或地理的因素,亦即縣治的界線、而非地理上的距離或宗派界限決定了寺院的上下級歸屬;[28]其二,何孝榮認為基于“就近原則”,寺院之間實行的嚴格統屬管理。[29]大致而言,何氏的“就近原則”對中寺所領的諸小寺群體較為適用,但就三大寺的管轄範圍而言,該原則並不適用。比如,天界寺和報恩寺均位于聚寶門以南,二者相距不遠。報恩寺統領的是內城以南的各寺院(甚至遠至牛首山),而天界寺所統寺院卻都在城北。又誠如于氏所言,由于寺院所屬宗派的模糊性,按宗派來劃分寺院難以實現。但是于君方並沒有具體說明縣的界線是如何對三大寺各自管轄的範圍產生影響。考之葛書可知,寺院的分類基礎是在大南京地區的整體範圍內劃分出的“五城”,[30]即中城、東城、西城、南城、北城,這五城在性質上均屬于治安區。[31]有學者誤認為五城的範圍僅限于內城牆以內。[32]其實,有中城在南京城牆之內,其它城則兼具內外或並分據中城外的東南西北,但五城之間的實物界限尚待再考。[33]具體而言,靈谷寺轄有東城的所有寺院;天界寺轄有中、西、北城的寺院;報恩寺轄有南城內的寺院[34]。

在明確南京寺院的等級結構之後,官方試圖以此為網絡加強對寺院的控制。萬歷三十四年,在三大寺分統各寺的基礎上,又對中、小寺之間的統屬關系制定了“卯結”(中寺對小寺行使管轄職能,稱“卯”;平級寺院相互負責,稱“結”)的制度。該制度將各寺逐月向僧錄單獨報告的方式改為中、小寺以就近原則相互結合、逐層匯報。[35]一年後,祠部又開始推行更為嚴格的十家牌告示之制。[36]盡管葛氏提出南京寺院的等級是對現實的客觀反映,但基于此管理的效果卻頗值得懷疑。單就人事變動而言,在十家牌制公布之後的第二年,葛氏即因病歸鄉,此後也再未能參與處理南京寺院的相關事宜,[37]該條例遂告流產。

二、各等級寺院的經濟狀況

對于葛《志》所載南京寺院的經濟來源、各種形式的經濟收入及其銀米租稅額,前人之述已備,[38]茲不贅述。下文將分別從大寺、次大寺,以及中、小寺兩類寺院分析寺產的經濟狀況。

這兩類寺院在寺產的構成和分配上各不相同。在寺產的來源上,葛氏概括為“大寺、次大寺田地洲場,皆出欽賜;中、小寺則有常住,有施舍,總名公產。”大寺、次大寺享有官方的賜予,也為官方提供宗教服務,中小寺主要是面向士紳階層募化。在寺產的用途上,葛氏進行了如下規劃︰

三大寺、五次大寺禪堂,增新飾舊,俱如重創。大寺惟靈谷租饒,得兼設律堂。能仁獨缺,亦不一例。中、小寺大率缺陷。賜租既無,檀施多匱,即有一團蕉地,何以飯眾?規制宏隘,未可同日。[39]

可見,大寺與次大寺的寺產通常分為“公產”和“禪堂”兩部分,靈谷寺另設“律堂”,能仁寺僅有“公產”。大部分的中寺和小寺只有“公產”一項。在分出禪堂的寺院中,“公產”與“禪堂”的寺產相互之間收支獨立,各自的預算也大致實現收支平衡,[40]故有必要在下文分開討論。

對從寺產中單獨析出歸屬禪堂財產的行為,葛氏將此解釋為獎掖、照顧部分苦學正行的僧人︰

禪堂多系行僧,參學持齋,僧規不失。國初贍僧,原為此輩。奈房僧好丑相形,每懷忌嫉。故念習久難反,止于各該寺租糧十之二、三,撥入供眾。此皆本司查增,而非奪房僧所有。如敢生事擾害,定從重究治。[41]

究竟何為“房僧”及“行僧”?“房僧”在宋代就指外出作法事的應付僧人,[42]這層含義一直延續到明代,時人又以“俗僧”指稱。葛寅亮即指出,“今禪、講僅存于禪堂,而房僧絕不知為何物矣”。[43]與之相反,“行僧”則指專重講法修行的僧人。“行僧”在繁華都市之寺院中日受擠壓,故作為五次大寺之一的能仁寺,即因其主要由應付僧構成,無法建立起禪堂。[44]通過對大寺和次大寺寺產的重新分配,僧人分為居住在禪堂的行僧和在其它處的房僧。此外,葛氏還在兩所中寺——承恩寺與普惠寺——新建禪堂。承恩寺位于內城南面,普惠寺近城東三山門,兩者均位于都城的要沖之地。原先,“僧近知市價,多廢經律禪,棲業割入僧寮,不可返。”[45]葛氏建立禪堂,意在都城的喧囂之處為僧俗闢一清涼界。可以想象,其它中寺與小寺大概多為應付僧人佔據,精擅講、禪的學問僧所存極少。[46]

(一)三大寺及五次大寺的寺產

如前所述,大寺與次大寺的寺產通常分為“公產”和“禪堂”。下文將討論這兩部分寺產的地理特征及經濟特征。本文主要關注以下寺產要素並列為表︰寺產所屬府縣、類型、交通距離,地塊形態、地塊質量、是否有過經濟糾紛。在諸多要素中,交通距離最值得關注,它是寺院僧人以不同的交通方式到寺產地的里程。與地理距離相比,交通距離實際上更能說明寺院對寺產的控制程度。另一項寺產經濟糾紛是綜合前述諸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可通過禮部處理糾紛的卷牘得到證實[47]。

表1 三大寺及五次大寺的寺產(公產部分)

寺名 寺產所屬寺院部門 寺產地 類型 寺產所屬縣 陸路距離 水路距離 渡江至洲 地塊形態 質量 發生經濟糾紛 靈谷寺 常住 靖東莊 田地塘 上元縣 60余 200余

相連

一塊 膏腴多,低窪地 ˇ 安西莊 田地塘 上元縣 60余 200余

ˇ 溧水莊 田地

山塘 溧水縣 100 130

田地

兩塊 瘠多

腴少

柳橋鄉 田地

山塘 句容縣

100余

白水

洲田 田 儀真縣

80

十人洲 洲 太平府和洲

200余

天界寺 常住 湖熟莊 田地 上元縣 60 120

與民田交雜,星散不一 多系

膏腴

溧陽莊 田 溧陽縣 260 540

分散于三圩 二圩俱膏腴,另一圩稍有低窪,腴瘠不等 ˇ 高淳莊 田 高淳縣 240 280

圩內一處,相離不遠,但民田夾雜 俱系

膏腴 ˇ 報恩寺 常住 戴子莊 田地

塘蕩 上元縣 90 180 10 相連

一塊 多系膏腴,惟黑魚蕩、大圩二處,間有低窪 ˇ 真莊 田地

塘溝 上元縣 90 180 10 與戴子莊相連

ˇ 寺前

房地 號房

ˇ 浴房堂

菜地

基地

雞鳴寺 常住 小梅

子洲 地 江浦縣 30 40 10

接生

子洲 地 江浦縣 30 40 10 與小梅子洲連

鱷魚洲 地 太平府當涂縣 120 150 10

能仁寺 常住 梅子洲 田地塘 江浦縣 10 15 10 相連

一塊 多系膏腴,惟臨江百余畝低窪 ˇ 鱭魚洲 地 太平府當涂縣 120 150 8

棲霞寺 常住 黃城、木蘆等圩 田地塘 上元縣 10

其田星散不一,與民交雜 黃城多系膏腴,木蘆稍瘠薄 ˇ 弘覺寺 常住 蓮花

等圩 田地塘 江寧縣 40

星散

不一 多系

山沖 ˇ 靜海寺 常住 盤槐田並寺前房 田地塘 金川門外盤槐樹草場 5

多系

膏腴

房地 寺前

說明︰1,資料來源︰《金陵梵剎志》卷50《各寺租額條例》,第745至811頁。2,上述表格中的“陸路距離”、“水路距離”及“渡江至洲”的距離單位都為里。3,雞鳴寺的公產除了上表中所列地之外,還有靈谷寺安西莊所給糧四百八十石。[48]

從表1可知南京寺院的寺產分布在以下地區︰應天府下屬各縣,從南京都城及其附郭上元、江寧二縣到江浦、句容、溧水、溧陽、高淳等五縣;太平府的當涂縣、和州;揚州府的儀真縣。寺產的地理距離最遠的當屬高淳及溧陽縣。寺產數量最多的在南京城附郭上元縣,三大寺在該縣均持有寺產。寺產類型一般為田地山塘,只有分布于太平府的寺產稍顯特殊,主要是洲。洲這類寺產顯然與長江在這一段江心灘的發育有關。這說明除了膏腴的熟田,寺院往往還成為新增土地的開發者。對于交通距離,以陸路計算,三大寺到各自的寺產地從寺前5里至260里不等;以水路計算,則從15里至540里不等。根據明代正常的陸路行速,40至60里的路程大致需要一天(白天)的時間;按長江下游的水運速度,60至80里的水程大致要花費一天(白天)。[49]從上表的陸路和水陸距離可以推測,大多數寺院的寺僧至寺產地需一至三天的時間。寺田的地塊形態主要有“相連一塊”和“與民田雜交、星散不一”,對寺院來說,似乎前者更便于管理,而後者易發生糾紛。事實上,以明太祖欽賜的田產為基數,大寺和次大寺的這兩種地塊形態的田產都曾發生過經濟糾紛。

以上寺產均屬于寺院的常住部分。除此之外,葛氏利用重新清理後的寺產在各大寺建立禪堂,供行僧修禪參學。同樣,禪堂寺產的各要素可列為表2。

表2 三大寺及五次大寺的寺產(禪堂部分)

寺名 寺產所屬寺院部門 寺產地 類型 寺產所屬縣 陸路距離 水路距離 渡江至洲 地塊形態 質量 靈谷寺 禪堂 悟真莊 田地

山塘 上元縣 50

相連

一塊 膏腴多,低窪少 桐橋莊 田地

山塘 上元縣 50

田地星散不一 多系

膏腴 陳橋茄

地洲 洲 和州

200

律堂 龍都莊 田地塘 上元縣、江寧縣 60 70

一塊大圩葛橋等圩寺田,與民田交雜 多系

膏腴 散甲莊 田地

山塘 上元縣 30-40

田地星散不一 俱系

膏腴 天界寺 禪堂 靜安莊 田地蕩 上元縣 120 140

與民田雜交,星散不一 多系低窪貧瘠 采石

蘆洲 洲 太平府當涂縣 120

10

施舍

田地 田地

山塘 江寧縣、江浦縣

報恩寺 禪堂 藏經版 銀

菜地 地 寺內

雞鳴寺 禪堂 大梅

子洲 地 江浦縣 30 40 10 與小梅子洲連

棲霞寺 禪堂 攝山圩 田地塘 上元縣 4

星散不一,與民田雜交 多系

膏腴 施舍

上元縣 10

星散不一,與民田雜交 多系

膏腴 圓通

禪院 施舍

田地 田地

山塘 上元縣 10

與民田雜交,星散不一 多系

膏腴 弘覺寺 禪堂 東圩 田地

山塘 江寧縣 3

施舍 田地

山塘 江寧縣 20

靜海寺 禪堂 施舍

田地 田地

山塘 江寧縣 80 85

相連

一塊 腴多,瘠少

說明︰同表1。

表2顯示靈谷寺的寺產尤為豐厚,同時擁有禪堂和律堂,其它各寺均未專設律堂修律。而棲霞寺有兩個禪堂︰一為本寺的禪堂,一為圓通禪院。圓通禪院的前身為圓通精舍,隸屬于棲霞寺。[50]至葛氏清理寺院時,圓通禪院的寺院規模和寺產數量均超過棲霞寺本寺的禪堂。[51]

除了新建之初信眾的施舍以及報恩寺獨有的經版印刷收入之外,禪堂寺產的來源如葛氏所說“故念習久難反,止于各該寺租糧十之二、三,撥入供眾”[52]。從表2可以看出,葛氏撥劃的這部分寺田的地塊形態大部分是“與民田交雜、星散不一”。考慮到析出寺產、另建禪堂實屬葛氏的新舉措,不難推測,這些新撥給的寺田很有可能是曾發生過經濟糾紛、在這次清理後重新奪回的寺田。

(二)中寺及小寺的寺產

按照構成寺院等級的金字塔規則,中、小寺的數量更多。與大、次大剎不同,中、小寺很少有欽賜的田地,也無蠲免租稅的特權。相形之下,它們的生存更為困難。葛《志》對它們的寺產來源及經濟糾紛無只字片語,所幸對寺產形式和數量有詳細的摘錄。[53]

中、小寺的寺產形式與大、次大剎並無差異,基本是田、地、山、塘。此外,廊房租賃也是都城寺院的生存方式之一。故中、小級別寺院的寺產差異主要在城市與鄉村寺院之間。對分布在鄉村的中、小寺,四種基本的寺產中或多或少地佔據一兩項,通常田產的數量較少,分布在外郭或山體附近的寺院則山產的數量較多[54]。然而,就寺產的收益而言,田產的收益是最為豐厚和直接的,地產其次,山產最少。山產的賬面數雖驚人,但是一般並不能為寺院帶來可觀的收益。對南京都城內的寺院,因城內土地資源緊張、又不能像大寺有條件領有城外寺田,它們的寺產主要是城內少許田地或可供租賃的房屋。以天界寺統領的寺院為例,承恩寺、鷲峰寺、普利寺、普惠寺等四所分布在運瀆南岸的寺院都是依靠房租為收入來源。[55]

在部分寺院持有田地山塘及房租等資產的同時,其它一些中、小寺則是空白。比如,集中在南京都城三山街至運瀆之間的中寺都沒有寺產的記載,而更多的小寺被付之闕如。如瓦官寺是“田無、地無、山無、塘無。領有產小寺一”。[56]又,瓦官寺所領小寺華光庵、一葦庵、五雲庵、千佛庵、封崇寺和正定庵都沒有記載寺產狀況,只有普利寺因租房和地產收入得以記錄。除此之外,報恩寺所統三座中寺——西天寺、高座寺和永寧寺——都是以無產的身份領若干有產小寺。[57]對無寺產記錄的各寺院,參照葛氏記載其它小寺寺產的精細程度,可以推測實際上葛氏沒有漏記,而是這些寺院本身就無寺產。

這些無資產的中、小寺院很有可能靠化緣或經懺法事獲得收入,其中的僧人也大多為應付僧。[58]從地理位置分析,瓦官寺所領諸小寺大多位于都城南面,這一帶正是南京城內生齒繁多、五方雜處的鬧市。而西天寺、高座寺和永寧寺這三寺院都位于南京城外的雨花台附近,與都城的臨近也為應付僧帶來了生存的機會。當然,即使是寺產豐厚的寺院也可能有應付僧,如自明初始,在能仁寺住錫的就主要是應付僧。

三、各等級寺院之間的經濟關系

各級寺院的經濟關系主要發生在主院(寺)與下院、別院之間。[59]除此之外,一般寺院之間的田產、租稅、米糧等不能隨意相互劃撥。據現有的資料表明,寺院之間主要存在以下兩種經濟關系類型︰一是主寺對下院提供無償的經濟資源,下院完全並入主寺,此時下院基本喪失獨立性;二是主寺提供有償的資助,下院向主寺履行經濟或宗教等方面的義務,兩寺在寺院事務上各自享有獨立性。

南京地區寺院之間存在的種種經濟關系可以整理為表3。從下表可知,萬歷年間南京地區只有少數大寺和次大剎有下院和別院。如棲霞寺的下院衡陽寺源于萬歷三十五年時,“該寺僧眾一空,遺下寺宇田地,無人承管。如再以別寺僧補充住持,必仍蹈前轍。看得該寺離棲霞寺止三四里,各寺原有以小屬大,名為下院之例,合將該寺充棲霞寺下院,以棲霞寺住持代管。每年撥棲霞僧輪流看守,所收租糧,即如棲霞,公同散眾”。[60]因寺僧戶絕,為便于管理,葛氏將衡陽寺的寺產撥入棲霞寺,徒留衡陽寺之名。弘覺寺的下院慈相寺與衡陽寺的情況類似。

表3 南京寺院中的下院與別院

主院 下院 別院 緣由 棲霞寺 衡陽寺

附寺戶絕,主寺代管田產租稅 靈谷寺 十方律院

不明 靈谷寺 觀音閣

不明 靈谷寺

雞鳴寺 代靈谷寺祭祀寶公 弘覺寺 慈相寺

附寺戶絕,主寺代管田產租稅

別院的情況與下院稍有差異。葛氏只記載一例,即雞鳴寺因“代靈谷寺祀寶志公”成為靈谷寺的別院。結合前述表1及2來看,雞鳴寺主要的寺產是洲,收益較少也是情理之中。在葛氏清理寺產之前,兩寺在經濟關系上並無來往,“靈谷賜田,為志公而設,御祭乃在雞鳴,租糧反少,費用不給”。相比之下,作為靈谷寺下院的觀音閣長期以來“僧人俱附該寺(靈谷寺)食糧”。按照寺院固有的傳統,靈谷寺對下院與別院原有內外之別。但葛氏認為兩者應享有相同的經濟待遇,既然撥靈谷寺田產給雞鳴寺不合情理,就命靈谷寺分糧于雞鳴寺僧。雞鳴寺僧人除了代為祭祀,還需輪流至靈谷寺梵修。[61]

實際上,上下院的關系在後世更為普遍,主要是為解決經濟問題自發形成的經濟關系。以清代的京口夾山竹林寺為例,聖感寺為其下院,而竹林寺自身又是依附常州天寧寺的下院。竹林寺位于鎮江南郊,而聖感寺遠在泰州,後者專為前者提供鹽醬菜,[62]豐富寺僧的食材。然而,竹林寺與天寧寺的關系則更為復雜。兩寺的淵源可追溯至清嘉慶四年,以王文治為首的鎮江地方士紳,因當時竹林寺日漸荒蕪,乏人管理,故請常州天寧寺淨德禪師前往住持。[63]這期間,天寧寺住持應是一人獨擔天寧寺和竹林寺兩寺的住持,而竹林寺僧眾也是由天寧寺無償分撥田產度日。不知何時起,天寧寺宣稱其田產僅能自顧,不便分撥與竹林寺[64]。其時,竹林寺已在經濟上獨立,其僧眾只能設法置產。道光二十一年,對寺產的解決辦法是︰

竹林有嚴戒大師、量--大師、雪大師,各助錢一百千文,彌本大師助錢五十千文,竹林常住添得錢二百十千文,湊成五百六十千文整,撥存天寧供眾。而我等又恐日久月深,將化為烏有,商諸職事,權將天寧賢字號平田八十畝照市作價撥給竹林采租,俟另置產田用補天寧原額。……但竹林去常遠,一切非別,再三妥議,每年除代完課賦外,每畝折米五斗,總共米四十擔,按數撥給竹林,用供大眾。[65]

最終竹林寺籌資五百六十千文向天寧寺買入八十畝田的租稅額。又因兩寺分屬鎮江與常州,來往不便,竹林寺不易管理田產,租稅額又折換成實物米糧,直接供竹林寺僧眾食用。

顯然,除了衡陽寺和慈相寺的例子,其它都是自發形成的經濟附屬關系。即使是官方所定的下院,也並非嚴格按照寺院的等級層層管轄,這或許從另一側面說明等級結構在經濟管理中並無實效。而下院和別院對主院的經濟依附關系,體現了擁有經濟和管理優勢的高層級寺院對低等級寺院的吸引力。

四、討論與結論

本文以更為精確的方式還原了萬歷年間南京地區寺院的地理分布,並討論了這些寺院組成的四個等級。對大寺及次大剎,由于城內土地資源稀缺,它們稍具規模的寺產大多分布在南京城外。那些分布在城市的中、小寺,除少量不動產之外,要麼利用優勢的地理位置出租房屋,要麼利用應付僧獲得收入。散落在鄉村野外的眾多寺院則于應付僧外,則只能依靠微薄的田地山塘。

對南京寺院寺產情況的討論,本研究的代表性與典型性並存。代表性表現在︰都城寺院和鄉村寺院的差異在當時其它地區也存在;寺院之間各種經濟關系的形成也略顯端倪。這與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明代寺院“大量隨意散布鄉村”、“沒有內在的組織或任何固定的機構”總體印象不同。[66]本文的特殊性在于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南京三大寺的特殊性,即靈谷寺、天界寺、報恩寺以國家級寺院的地位具有超地域的特性;二是葛氏明確提出南京寺院等級系統,並將之概括在四個等級。其中,第一點表現在加于三大寺的經濟資源與文化資源超乎尋常的豐富,尤其是跨地區的寺產的存在,使得叢林之間可以拉開等級差距。在明代整個江南地區(杭、嘉、湖、寧、紹、蘇、松、常、鎮、應天府等十府之地[67]),只有杭州府南屏淨慈寺的寺產有此特性。[68]第二點表現在江南其它地區並無如此等級清晰、多達四級的寺院等級結構。同樣在明代編撰的《武林梵志》[69]、《吳都法乘》[70]分別在記錄杭州、蘇州的寺院時,並未提及寺院的等級。以筆者所見,同時期的寺志只有《金陵玄觀志》明確提到“大觀-中觀-小廟”這類明確的等級劃分。[71]可以說,這是葛氏試圖把南京寺院中隱約存在的等級結構,按照自上而下的層級管理模式進行官方意義上的確定。

若考察葛氏這番對南京寺院經濟管理體制的整理效果,寺院在地方社會公共空間中所扮演的角色可獲得更為深刻地理解。如前所述,在應付僧逐漸成為寺僧主流的背景下,葛氏作為親近佛法的官員,對佛法前途的憂慮促使他對南京的寺院開展經濟上的整頓,從而為寺院的學問僧提供穩定的經濟來源。他甚至試圖恢復洪武年間國家對南京寺院的控制,將國家管理權滲透到寺田的經營管理、寺院內部經濟資源的分配、甚至寺院之間的統轄關系等各個方面。然而,這些改革措施在當時並沒有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在離職十余年後,葛氏寫道,“余在南中,稍為梵剎經理賜田,而亦以清規約諸食于田者,意僧不負法,我輩亦不當負僧,而見亦有異同。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72]為何他自認為所行“不負法”、“不負僧”,卻仍遭致時議洶洶?這可以從僧團內部與世俗社會兩方尋找答案。從寺僧方面看,葛氏將追回的大部分寺產分配給遵守清規戒律的學問僧,對寺院各方面的控制也在加強,這也必然會打破僧團內部原有的組織結構和發展趨勢,也侵犯了部分僧人長期所擅之利。從世俗社會方面看,地方士紳對寺院的影響也在漸增。卜正民認為晚明的佛教寺院已經成為地方士紳開展地方自治的公共空間,他們以各種形式積極介入地方寺院的經濟和文化管理事業。[73]另據韓書瑞對明清時期北京寺廟的研究,在近兩千所北京的寺廟中,皇室資助了總數近19%的寺廟(含佛教、道教、民間宗教等各種寺廟),除去不對普通百姓開放的皇家專屬寺院,皇室只資助了寺院總數的13%。[74]顯然,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捐贈正是各類寺廟資源的主要來源。北京作為明清兩代的京師,寺院寺產的來源尚且如此多樣化,明代留都南京的佛寺自然更甚。除了三大寺及五次大寺享有皇室欽賜的特權,其它大多數寺院的田產很可能來源于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捐助,士紳階層也由此獲得對這些寺院的間接管理權。[75]可以想見,葛氏對南京所有寺院的全面清理行為,無疑越過了國家權力與地方士紳權力的分界線,才會遭致社會的反彈。

注釋︰

 

[1]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0571153)成果。

[2][]謝和耐著,耿--譯《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該書初版于1956);黃敏枝︰《唐代寺院經濟的研究》,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1971年;張曼濤主編《佛教經濟研究論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何茲全編著《五十年來漢唐寺院經濟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胡素馨主編《佛教物質文化︰寺院財富與世俗供養國際學術研討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年;游彪︰《宋代寺院經濟史稿》,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

[3][]清水泰次「明代ズれんペ佛道ソ取」,『史學』第403號,--京︰--京大學文學部內史學會,1929年,第1-48;清水泰次「明代ソ寺田」,『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京︰大安株式會社,1968年,第205-220

[4][]石田--行「明代南京ソ寺ズコゆサ?特ズ寺ソ稅役擔メ中心シウサ?」,『禪學研究』第55卷,京都︰花--大學禪學研究會,1966年,第79-95;石田--行「明代南京ソ寺ズコゆサ?特ズ南京寺メ中心シウサ?」,--京教育大學--洋史學研究室中國思想宗教史研究會編︰『中國ソ宗教シ社會』,--京︰不昧堂書店,1965年,第153-187

[5][]野口郎「明代寺田ソ稅役シ砧基道人」,『佛教史學』第142號,--京︰佛教史學會,1968年,第83-99[]竺沙雅章「明代寺田ソ役ズコゆサ」,小野和子編︰『明清--代ソ政治シ社會』,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3年,第496-505

[6]Y  Ch n-Fang,“Ming Buddhism”,eds.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ch W. Mot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8The Ming DynastyPart 21368-1644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927-931.

[7][]卜正民著,張華譯《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卜正民著,陳時龍譯《明代的社會與國家》卷四《寺廟》,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

[8]江燦騰︰《晚明佛教改革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9]陳玉女︰《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年。

[10]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56-312頁。

[11][]葛寅亮撰,何孝榮點校︰《金陵梵剎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下文所指《金陵梵剎志》均為該版本)

[12]嚴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16頁。

[13]何孝榮︰《論萬歷年間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成大歷史學報》第40號,台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2011年,第61-92頁。

[14][29]《點校說明》,《金陵梵剎志》,第1-33頁。

[15]此事系萬歷三十四年十月,見[]高汝--輯︰《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6,《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5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a頁。葛寅亮職為南祠部郎中,見萬歷三十五年《八大寺定租碑記》之署名,《金陵梵剎志》卷16《鳳山天界寺•八大寺定租碑記》,第315頁。

[16][]朱國禎︰《涌幢小品》卷28《兩京諸剎》,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點校本,第660頁。

[17]《金陵梵剎志•金陵梵剎志序》,第1頁。

[18][]禮部篆修︰《洪武京城圖志》、[]陳沂︰《金陵古今圖考》,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點校本;[民國]朱--︰《金陵古跡圖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楊國慶︰《南京明代城牆》,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年;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江蘇分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8年。

[19]《金陵梵剎志》,第1-629頁。

[20]“其大主持八員,靈谷、天界、報恩各二員,雞鳴、能仁各一員,俱系本部考選起送……其棲霞、弘覺、靜海各一名,系本部堂--……至于中寺,體統與大住持迥別。遇缺,僧錄司將該寺有行僧送本司,默經考補給札。小寺首僧,又與中寺住持不同,徑听僧錄司選補”。《金陵梵剎志》卷52《各寺僧規條例》,第834頁。

[21]洪武十一年有“靈谷、天界、天禧、能仁、雞鳴等寺,系京剎大寺,今後缺大住持,務要叢林中選舉有德行僧人,考試各通本教,方許著他住持,毋得濫舉。欽此。”見《金陵梵剎志》卷2《欽錄集》,第57頁。另有“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于禮部,命題即《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見[]王士禎︰《池北偶談》卷19《談藝九》,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452頁。

[22]“時維洪武,載錫嘉名,又詔賜贍僧田、山一千三百余畝,視天界、靈谷為比翼焉。”見《金陵梵剎志》卷4《攝山棲霞寺》,第190頁。

[23]《金陵梵剎志》卷2《欽錄集》,第81頁。

[24]《金陵梵剎志》卷33《牛首山弘覺寺》,第509頁。

[25]“往游金陵,見三大寺首僧,儀從甚都。蓋靈谷、天界、報恩三大--為最,所領僧幾千人,而棲霞等五寺次之。”見[]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7,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687頁。

[26]Y  Ch n-Fang,“Ming Buddhism”,pp.929.

[27][]川--守『中國城郭都市社會史研究』,--京︰汲古書院,2004年,第497

[28]Shi Shou-ch’ien,“A few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m monasteries in the Chin-ling area in the Ming Period(未刊稿),轉引自Y  Ch n-Fang,“Ming Buddhism”,pp.930.

[30]“畿內外俱以五城畫疆而治,故寺坐落即注某城某門,去某統某寺若干里”。見《金陵梵剎志•凡例》,第1頁。

[31]這一組織形式源于永樂年間“定為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管理治安。見[]王圻︰《續文獻通考》卷161《兵考兵制》,北京︰現代出版社,1986年,第2487頁。

[32]Fei Si-yenNegotiating Urban Space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2009map 4.1pp.218.

[33]五城在當時的管轄範圍,參見[]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1《職掌十四》、卷22《職掌十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74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

[34]何孝榮顯然也注意到五城,但未論證五城與三大寺管轄範圍的關系。見《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第135頁。

[35]《金陵梵剎志》卷52,第839頁。

[36]《金陵梵剎志》卷52《各寺僧規條例》,第839-840頁。

[37]《金陵梵剎志》附錄3《葛寅亮傳記七則》,第857頁。

[38]《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第256-312頁。

[39]《金陵梵剎志•凡例》,第2頁。

[40]各大寺及次大寺的常住、禪堂、律堂的出數與入數分列,(見《金陵梵剎志》卷51《各寺公費條例》,第813-826頁。)各自收支預算,以靈谷寺律堂為例(按一年計算),出數按銀折算為722.7兩,入數按銀折算為712.20(根據當時的物價將銀、米收入統一折算為銀)(見同書,第813816頁。)

[41][43][52]《金陵梵剎志》卷51《各寺公費條例•本部給各禪堂札付》,第831頁。

[42]如“祖遂南游,初抵興元府。經時逗留隨房僧赴請,稍違初志。受業師聞之,寄信至祖,祖開緘,只見兩行字雲︰‘汝既出得醋甕,又卻淹在醬缸里’。祖讀罷,即日登途,往浙西參圓照本”。[]瞿汝稷著︰《指月錄》卷28《六祖下第十四世》,--新纂續藏經,第83冊,No.1578

[44]能仁寺在明初被明太祖定位為瑜伽教寺,除了個別精通顯密的密教僧人之外,該寺主要是專做法師的應付僧。《金陵梵剎志》卷2《欽錄集》,第5362頁。

[45]《金陵梵剎志》卷16《鳳山天界寺•附記 承恩、普惠二寺禪堂略》,第318頁。

[46]其它佛寺單列禪堂寺產的︰天界寺所統中寺燕子磯弘濟寺(《金陵梵剎志》,第847)、報恩寺所統中寺普德寺(同前,第848)

[47]《金陵梵剎志》卷50《各寺租額條例》,第745-811頁。

[48]《金陵梵剎志》卷17《雞籠山雞鳴寺》,第332頁。

[49]Timothy Brook,“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eds.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ch W. Mot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8The Ming Dynasty Part 21368-1644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633.

[50]圓通精舍是眾檀越為棲霞寺僧真節募建,僧真節于其中曾講《法華經》,見《金陵梵剎志》卷4《攝山棲霞寺•攝山圓通精舍記》,第197-199頁;《攝山棲霞寺•圓通精舍靈應聖殿記》,第199頁。

[51]《金陵梵剎志》卷4《攝山棲霞寺•禪堂》、《攝山棲霞寺•圓通禪院》及《攝山棲霞寺•公產》,第176頁。

[53]《金陵梵剎志》卷53《各寺公產條例•靈谷寺所統》,第844-850頁。此外,在該書卷3至卷47介紹各所寺院時,附有寺產的概況簡介。

[54]如中剎定林寺,位于天印山,其寺產規模為“田六畝、地無、山七十五畝、塘二分”,見《金陵梵剎志》卷53《各寺公產條例•靈谷寺所統》,第845頁。

[55]如鷲峰寺的寺產為“租房十六間,地五畝七分五厘,山無,塘無”,普利寺的寺產為“租房十一間,地二畝,房地十五間,塘無”。見《金陵梵剎志》卷53《各寺公產條例•靈谷寺所統》,第846-847頁。

[56][57]《金陵梵剎志》卷53《各寺公產條例•靈谷寺所統》,第846848頁。

[58]應付僧是對瑜伽教僧的俗稱。有關明代瑜伽教僧的研究,見《明代瑜伽教僧的專職化及其經懺活動》,收入陳玉女︰《明代的佛教與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48-282頁。

[59]下院與別院的源起及最早出現的時間有待另撰文討論。

[60]《金陵梵剎志》卷50《各寺租額條例•新卷 本部副管絕僧寺產帖文》,第794頁。

[61]《金陵梵剎志》卷50《各寺租額條例•新卷 本部議雞鳴寺附糧帖文》,第788頁。

[62][]釋越伊︰《京口夾山竹林寺志》,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51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第83頁。

[63]《京口夾山竹林寺志》,第157-159頁。

[64][民國]濮一乘︰《武進天寧寺志》,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45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第353頁。

[65]《常州天寧寺鎮江竹林寺共立遵守碑》,見《武進天寧寺志》,第353頁。

[66]卜正民︰《為權力祈禱》,第27頁。

[67]盡管明清史學者對江南的定義普遍設定在八府一州,但鑒于當時寧紹兩地佛寺的數量和規模,有必要擴大原有的定義。

[68]杭州錢塘淨慈寺在萬歷年間寺田分布于仁和、錢塘、富陽等縣,見[]釋大壑撰︰《南屏淨慈寺》卷9《僧制》,趙一新主編︰《杭州佛教文獻叢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年,第284-287頁。

[69][]吳之鯨︰《武林梵志》,趙一新主編︰《杭州佛教文獻叢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年。

[70][]周永年輯︰《吳都法乘》,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32-38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

[71]這與《金陵梵剎志》中所述寺院等級結構類似。《金陵玄觀志》前作佚名,今人將該書作者定為葛寅亮(見何孝榮點校︰《金陵玄觀志》之《導讀》,《南京稀見文獻叢刊》,江蘇︰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1-11)

[72]“永明塔院田記”,葛寅亮撰于萬歷四十四年,見《南屏淨慈寺志》卷8《著述》,第269-270頁。

[73]卜正民︰《為權力祈禱》,導論《寺院捐助和士紳︰問題》,第1-31頁;第8章《大縣里士紳的捐助︰浙江鄞縣(寧波)》,第249-273頁。

[74]Susan Naquin 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58.

[75]卜正民︰《為權力而祈禱》,第168-172頁。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

http://iwr.cass.cn/zjyjj/201502/t20150206_3109923.shtml

作者︰ 歐陽楠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