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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認識和理解佛教

2018年09月14日 21:17:55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學誠法師︰全國政協常委、全國青聯副主席、中央國家機關青聯副主席、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秘書長、中國佛教協會駐會副會長、中國佛學院副院長、藏傳佛教學餃工作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福建省佛教協會會長、福建佛學院院長、福建莆田廣化寺方丈、陝西扶風法門寺方丈、北京龍泉寺方丈、香港佛教文化產業榮譽顧問、《法音》主編、《福建佛教》主編等職務。

李四龍︰北京大學哲學、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博士。

鄭筱筠︰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鄭筱筠︰佛教自公元前6世紀產生于印度之後,逐漸向外傳播,發展至今,已經成為影響全球的世界性宗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佛教的信徒主要分布在亞洲,而中國也可以說是佛教徒最多的國家。佛教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影響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中國社會與文化對佛教的融匯與改造也有近二千年歷史。佛教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在現代社會轉型時期,佛教同樣面臨社會轉型所帶來的諸多問題的挑戰,與此同時,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很多人對于佛教缺乏正確的認識和了解,而對佛教有些不正確的認識。因此,如何認識和理解佛教成為大家迫切關心的重要問題。為此,我們專門邀請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學誠法師、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四龍教授圍繞著這一問題進行深度對話。

如果我們用一句話點楮,300字概括,什麼是佛教?或者說“佛教是什麼”?這是一個難題,很難用一句話來概括“佛教”的定義。查諸辭海和辭典,不同的辭典有不同的解釋。例如丁福保編的《佛學大辭典》里對于“佛教”的解釋是︰“(術語)佛之教法也”。陳義孝編《佛學常見辭匯》這樣解釋“佛教”︰“1、佛對世人的訓示。教即訓示之義。2、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以釋迦牟尼佛為教主,主張慈悲平等,在後漢明帝時,由西域傳入中國,今盛行于世界各地”。《中國大百科全書》則僅僅指出“佛教(Buddhism),公元前6世紀至前5世紀,釋迦牟尼創建于古印度。以後廣泛傳播于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對許多國家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產生過重大影響”。而《宗教大辭典》(1981年版)的“佛教”詞條是這樣解釋的︰“相傳(公元)前6世紀到前5世紀古印度迦毗羅衛國王子悉達多•喬達摩創立。是當時反婆羅門思潮之一。基本教義是︰把現實人生斷定為無常、無我、苦;苦的原因既不在超現實的梵天,也不在社會環境,而是每人自身的‘惑’、‘業’所致。‘惑’指貪、嗔、痴等煩惱;‘業’指身、口、意等活動。‘惑’‘業’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據善惡行為,輪回報應。故擺脫痛苦之路,唯有依經、律、論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學,徹底轉變自己世俗欲望和認識,超出生死輪回範圍,達到這種轉變的最高目標,叫做‘涅--’或‘解脫’。這些說法,包括在‘五蘊’、‘十二因緣’、‘四聖諦’等最基本的教理之中,成為以後佛教各派教義的基礎。”如果對以上各辭典的“佛教”詞條進行比較,不難發現,幾乎沒有相同的答案。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佛教是公元前6世紀在印度由釋迦牟尼創立的,最初是反對婆羅門的沙門思潮。其主張種姓平等,並關注現實人生的苦難和煩惱,發展了古印度的因果報應和輪回理論,提出了對治人生煩惱的方便法門,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宇宙觀和方法論,乃至博大精深的教理、教義理論體系和修行實踐體系。

學誠法師︰佛教是什麼?用最簡單而本質的話語來形容,便是“生命的良藥”。如果人的身體沒有病痛,我們不需要去求醫問藥;同樣地,如果人類的精神沒有痛苦、心靈沒有迷茫,歷史的進程中沒有不斷重復上演的悲劇,佛教對于人類便失去了意義。釋迦牟尼佛從太子的身份轉而去修道證悟,其因緣正來自于四門出游時看到的老、病、死苦。正是人類普遍而難以解決的痛苦催生了佛教,從佛陀到後來歷代的高僧大德,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覺悟生命的真相,以智慧的觀照、無我的慈悲來超越世間的痛苦,並幫助所有人從根本上去認識和解脫痛苦。只要人類尚未到達徹底止息痛苦的那一天,佛教及其踐行者就會像燈火一樣代代相傳。

李四龍︰在佛教經典里,“佛教”主要是指“佛語”,也就是佛陀的教導。大家常用“七佛通誡偈”概括佛陀的思想,“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謂佛教”。佛教主張揚善去惡、勸人為善,強調佛門戒律的重要性。歷史上的中國佛教,最主要的是在發揮勸善的社會教化功能。不過,我們就此還要理解佛教所說的善惡觀。《金剛經》說“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善、惡都是緣起法,互為條件,本性是空。這種說法並不是虛無主義,而是要求“自淨其意”。後來,馬祖道一說“平常心是道”,主張“無是非,無取舍”,不要突出自己的是非標準,而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因此“持平常心,做本分事”,這句話也能說明“什麼是佛教”。

鄭筱筠︰任何文化傳統都是不斷建構、變化、再建構的累積過程。各大宗教也不例外,佛教是處于歷史進程中的佛教,而佛教的發展、傳播和變化也影響了歷史進程。事實上,佛教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它始終處于不斷發展和完善之中。從佛教發展史的時間維度這一線性發展層面來看,原始佛教產生于公元前6世紀,而部派佛教在佛滅後100年左右出現,在公元1世紀前後出現了大乘佛教,在8世紀時期密宗產生。從佛教傳播的途徑和路線來看,佛教史的發展顯然要復雜得多。在公元前3世紀印度阿育王時期,據記載阿育王曾經派出多批僧團向外傳播佛教,使佛教得到了廣泛傳播。整體而言,就其傳播路線和方向而言,主要分為北傳佛教和南傳佛教。從印度向北傳播的,稱之為北傳佛教,主要以大乘佛教為主,經過印度北部,經由西域到達中原一帶,在中國得到成熟地發展後,向東傳播到韓國、日本,向南傳播到越南;同時,在唐朝時期傳入西藏,逐漸形成中國的藏傳佛教體系。因此,一般說來,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都屬于北傳佛教。而從印度向南傳播的就屬于南傳佛教,主要分布于東南亞一帶。以上座部佛教為主,經由斯里蘭卡,傳播到泰國、緬甸、柬埔寨、老撾、印度尼西亞、越南南部等地區,逐漸形成為東南亞南傳佛教文化圈。這說明佛教體系是不斷在完善和發展的。在歷史長河中,佛教逐漸成為世界性宗教,不僅僅在亞洲的影響大,20世紀後又在歐美地區得到發展,成為世界性宗教。

李四龍︰兩漢之際,佛教從印度經過中亞傳到中國,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大事。從此,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開始深刻地影響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最終形成儒釋道三教合流的中國傳統文化格局。從歷史上看,無論是對死後世界的想象、神靈譜系的建構,還是民間宗教、風俗習慣的演化,佛教在塑造中國人的信仰世界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佛教,特別是禪宗的興起,發展了中國的心性理論、審美情趣,對中國的文學藝術、音樂繪畫、園林建築等都有顯著的影響。

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我們很難想象南北朝時期會涌現出那麼多的道教經典;如果沒有禪宗、天台宗、華嚴宗的興起,同樣難以想象會有宋明理學、全真教的形成。中國佛教所推崇的中道、圓融思想,事事無礙、觸事即真的理想境界,潛移默化之間影響到中國士大夫的思維方式、人生意趣。佛教的中觀學、唯識學,充實了中國心性論的哲學基礎。各種各樣的禪修法門,直接豐富了中國傳統的修身養性方法。在儒釋道的三教關系里,從南宋開始,人們就概括出“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的說法。佛教被認為能治療最根本的疾病。張商英說,“儒者使之求為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血脈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

學誠法師︰生命的痛苦相狀及原因既有其普遍性、共通性(佛教的四聖諦認為,人類痛苦的根源在于自我執著及由此引發的貪嗔痴煩惱,由煩惱而造業,由業力而引發更大的煩惱,如此輾轉輪回),又有個體差異、民族差異、文化差異、地域差異、時代差異。本質上“一味”的佛法又會因時空因緣的變遷,在不斷被傳播、闡釋和體證的過程中,衍生出各具文化屬性和時代特征的多種樣貌。比如中國佛教的三大語系、八大宗派,都是印度佛教在豐富多元的中國文化背景下充分互動、融合與演化的結果。反過來,佛教思想又不斷更新、改造和豐富著中國的本土文化,在每一次歷史的轉折時期,佛教都成為一些先覺者反思既有文化、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寶庫與靈感源泉。

佛教從東漢傳入中國以後,首先面臨的是如何與本土文化相融合、被本土文化價值體系容納的問題。從漢代黃老之學,到魏晉玄學,佛教的傳譯者巧妙地將佛教思想融入中國哲學的名言體系,不僅順暢地解決了“落地生根”的問題,而且為中國思想傳統輸入了超越和來世的價值性向,在漢代經學儒術已不足以為社會發展提供動力的時候,佛教的到來助推了思辨活躍的學術風氣,為社會歷史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比如史稱“格義”的譯經手法(借用道家詞匯譯解佛經),不僅能夠迅速適應本土文化,而且起到了令人容易生信的作用;而東晉時般若學的發達,實則與玄學盛行的思想背景有關。

中國佛教真正實現本土化是在唐代,其理論標志是禪宗經典《六祖壇經》的出現,而在制度方面則是由“馬祖開叢林,百丈立清規”帶來的叢林制度。經過漢魏晉南北朝至隋代的長期教證積澱,佛教思想的主要核心理論,如般若、中觀、唯識,佛教修證的一般方式,如戒定慧、聞思修,不僅更為系統完整地顯示出佛教教義的本來面目,而且更加深入地內化于中國本土文化體系之中。唐代的八宗並弘,是中國的祖師大德對于大乘佛法的創造性理解與總結,其依據不僅是對佛法理論的融會貫通,更有祖師們深厚的修證功夫和深刻的生命體驗。這些宗派綜合了南北朝各家學派的思想成果,提出“五時八教”、“五教十宗”、“三教三宗”、“聖淨二門”等判教方法,開創了各具特色、完整系統的修學體系。比如天台宗的六即行位說,華嚴宗的六相十玄門,禪宗對心性的重視和體證,不僅對印度佛教是一種創造性發展,而且深深影響了中國本土文化的思想結構,為中華文化賦予了中道圓融的世界觀和以心性為本的認識論。至此,中國佛教從借助黃老、會通玄學等與主流文化的適應磨合中脫穎而出,建立起富于鮮明本土特色的宗派佛教。

禪宗即心即佛的當下覺悟,“不離世間覺”的修行方式,既是對印度佛教的一種提純、簡化,也是對中國平民文化的呼應和回歸,以至錢穆有這樣的評價︰“禪宗教理,與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態度路徑,正有相似處”。因其徹底的本土化,故禪宗思想深入到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擁有強大的生命力,它不僅是對漢傳佛教的創造性發展,而且對後來的中國學術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宋明理學即是對禪宗心性論借鑒融合的結果,道教也因此從追求長生的“外丹”轉為注重內省的“內丹”。正如錢穆所說︰“北宋學術之興起,一面承禪宗對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晉以迄隋唐社會上世族門第之破壞,實為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活潑之一種新氣象也”(《國史大綱》引論)。由此可見佛教在本土化過程中對于既有文化系統的拓展、深化與發明。至明末四大師(蓮池、憨山、紫柏、益),則更著眼于宗派融合和三教融和,致力融匯各宗思想,博采儒、釋、道三教的精華,匯歸一佛乘。大師們為儒道典籍作注立疏,以佛教思想貫徹其中,把儒家和道家定位為人天乘的世間善法、出世間法的基礎。這些成就從根本上確立了中國佛教的整體視野,也使漢傳佛教的本土化根基更為深厚。

鄭筱筠︰在佛教向外傳播發展的過程中,在不同的傳播區域,佛教都進行了本土化進程,形成了鮮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例如在印度,佛教是以消除印度種姓差別為前提而產生,強調去除各種姓之間的潔淨與不潔界限,主張眾生平等。而在深受南傳佛教文化影響的東南亞地區所產生的社會階序顯然已經不同于印度的種姓社會。南傳佛教社會的“階序”是以佛教的業力和功德觀念作為分類基礎,以神聖性邏輯和世俗性邏輯的對立和交融形成的。這不是以潔淨和不潔為分化基礎的印度種姓階序,它體現的是佛教思想價值觀念的體系化關系,是信仰南傳佛教的地區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和宗教結構相互作用並趨于穩定的保障,它使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位成員一生注定是與整個社會環環相扣、密不可分。

李四龍︰佛教在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佛教的融入,既改變了這塊土地上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也在無形之間改變了外來民族的思想觀念。彼此的生活方式,因此逐漸趨同,佛教成了中華民族融合的重要力量。初來乍到的佛教,最初並沒有多大影響,而且常被看作外來的方術。真正取得較快的發展,是在西晉以後的“五胡十六國”時期,也就是北方地區被外來民族統治之後。西晉遺民,被這些外來的胡族蔑稱為“漢子”,中原士族的文化並沒有得到尊重。佛教作為外來的宗教,得到了胡族首領的認同。後趙石虎說“佛是戎神”。這位羯族皇帝原先很可能信奉祆教,是中亞粟特石國人後裔,他在听信神僧佛圖澄的勸告以後,一改其殘暴的性格,大力推廣佛教,使“胡漢雜居”的中國北方實現了民族的和解。事實上,此前的漢人政權並不允許漢人出家,但到此時,這個禁令不復存在。佛教成了北方地區各民族和諧共處的精神紐帶。隨後的北魏,依然是外來民族掌控北方政權,佛教得到了空前的迅速發展。有資料說,當時北方的僧尼人數高達二三百萬,設立專門的僧尼管理機構。現在我們能看到的宏偉的佛教遺跡,大同雲崗石窟、洛陽龍門石窟,都是得益于這個時期的崇佛活動。

到了北宋時期,北方有契丹族的遼國,西北有黨項族的西夏,後來還有女真族的金國,在錯綜復雜的交往當中,佛教再度成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催化劑。在宋朝雕造《開寶藏》以後,這部大藏經成了北宋與契丹、西夏的政治交易籌碼。元朝蒙古人統治中國,清朝滿族人統治中國,佛教繼續扮演溝通橋梁的角色,蒙藏滿漢一家親,藏傳佛教成了蒙古人、滿族人的主要信仰,不僅在蒙藏地區,也在五台山、承德、北京等地建立喇嘛廟。

早在先秦時期,“夷夏論”就被看得很重,華夏族居于天地之中,夷、戎、蠻、狄,分別居住在四方。這種“四裔五方”的意識,有一種強烈的文化優越感,只能“用夏變夷”,不能“以夷變夏”。但是佛教的出現,打破了這種源于夷夏關系的特定秩序。當時的僧人,經常是以印度為世界的中心。在異族執政時期,夷夏論的政治秩序被徹底打破,反倒是主張眾生平等的佛教,容易彌合漢人內心的失落感,有助于民族矛盾的化解。在平等的現實交往中,外來民族的生活方式逐步漢化,當年進入中原的很多民族,如鮮卑、女真等,甚至于完全外來的波斯人、猶太人、粟特人等,他們的後裔大多融入了“漢族”。漢族實際上是一個文化大熔爐,代表中國主流文化的象征符號,而不是單純的種族概念或血緣關系。

佛教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民族融合功能,歸根結底,這個宗教在歷代統治者的眼里,其作用主要是勸善,有助于社會教化。當年唐高祖李淵在動員三教講論的詔令里明確說,“三教雖異,善歸一揆”。這個思想,構成了中國人對宗教的最基本看法,所有宗教都是勸人為善。後來,朱元璋在《三教論》里說,“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具有移風易俗的教化功能,佛教因此就有凝聚人心的社會整合功能,成為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

學誠法師︰綜觀中國佛教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演變過程,會發現這樣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中國佛教發展始終會尊重客觀緣起,在不同歷史時期都能根據時空因緣的變化而不斷自我調整、傳承創新;二是中國佛教的發展始終與國運民生、文化興替緊密聯系、相互影響,同時又各具獨立性。這種特征使佛教在中國歷史文化的演進中往往成為先進性和創造性的代表,也由此而為中華文化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與動力。在時代洪流中,中國佛教秉持“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精神,變的是理論闡釋、修行、弘法的方式和手段,不變的則是業果、四諦、緣起性空、菩提心和菩薩行等大乘佛法的精神內涵。

中國佛教何以在歷史演進中常變常新呢?其根本動力乃在于兩個主要因素︰一曰法,二曰人。這里的“法”主要指漢傳佛教的大乘精神及修學體系,而“人”便是實踐佛法、傳持佛法、弘揚佛法的修行人。大乘佛教的精神是自利利他、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因此其趨向性是救世的,而非離世的,即其出世,亦是為了更好的入世、濟世。只有“法”,沒有“人”,三藏十二部經律論也等同字紙。只有在實踐中獲得驗證的佛法才是真的佛法,只有展現在人生命中的佛法才是活的佛法。

鄭筱筠︰就中國佛教而言,佛教與道教、儒教一起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支柱對中國文化體系的建構起到了積極作用。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儒釋道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影響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倫理觀念的形成,為中華民族的價值體系打下了堅固的傳統文化基礎。佛教強調的是一種大智慧。它是“宗教”,但它又不是“宗教”。之所以這樣說,並不是糾纏于“宗教”這一概念是源自于西方學術背景的,而是因為佛教在產生之初是作為一種“沙門思潮”,同時它又是可以實踐的。它強調的是尋找宇宙人生的大智慧,幫助眾生脫離苦海,進入涅--寂靜的境界。

學誠法師︰新中國成立以後,佛教的發展之路在愛國愛教的傳統與時代的變革中曲折前進。中國社會在經歷了30年的政治建設與30年的經濟發展之後,迎來了以文化發展為主軸的歷史新契機。中國佛教在完成本土化和社會化的歷史使命之後,又面臨著全球化的新課題。此時,佛教如何應對歷史的機遇和挑戰,讓走過兩千多年的足跡邁向更廣闊的前景,為時代和社會提供新的動力源泉?這不僅是佛教界自身要考慮的問題,也是關系到中華文化復興于世界的大事因緣。

在全球化的時空背景下,人類既會迎來各種經濟文化成果交流共享的時機,同時也會陷入各種文明弊病、時代問題互相波及、日益泛濫的困境。其中最突出的兩大問題,一個是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必然產生的因不同文明差異而導致的踫撞和沖突,另一個便是西方現代文明的物質至上、科技至上主義及個人中心主義對社會秩序與人類精神產生的誤導和傷害。而佛教在這兩方面恰恰能夠起到化解沖突、融合差異、安頓身心、和諧自他的作用,不啻為根治現代文明痼疾的一副良藥。在任何一個社會里面,人們都要面臨和處理三個關系︰人與自己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對這些關系不同的解讀和實踐就構成了不同的文化。中國的大乘佛法以其特有的不二法門來解讀這些關系︰以“身心不二”來解讀人與自己的關系;以“自他不二”來解讀人與社會的關系;以“依正不二”來解讀人與自然的關系。“不二”意味著和諧與統一,而不是矛盾與對立。和諧與統一帶來的是穩定與發展,矛盾與對立帶來的則是爭端與禍亂,這也是佛教為什麼具有如此強大生命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大乘佛法的緣起性空、自利利他等觀念,為現代人提供了一種相互對待、相互依存、圓融平等、動態平衡的世界觀,以及互利兼濟、自他等視的價值觀,這種從緣起的角度、從人類和世界整體性角度看問題的觀念,能幫助現代人類跳出狹隘的個人中心主義、民族中心主義、文化中心主義等誤區,促進社會和諧與世界和平。至于物欲至上、科技迷信等現代文明偏向所帶來的精神空虛、身心失衡、道德滑坡、貧富分化、社會動蕩等弊病,更需要佛教的“心”文化來對治。佛教有豐富深刻的心靈文化,無論是對內心活動過程及規律的分析,還是對人生痛苦根源的揭示,都能幫助現代人正確認識自我、看待世界。

中國佛教要想在世界文明交匯的大格局里日新月異,並助推傳統文化的復興,正要發揚順應時代、自我更新的優良傳統,而佛教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也正蘊含于“不變隨緣,隨緣不變”的辯證發展之中。在佛教自身建設方面,道風建設與人才培養是核心和關鍵。純正的道風、清淨的戒律、濃厚的學修氛圍是佛教人才成長的良好基礎,而清淨和合的正法僧團則是人才培養的重要保證。建設依律攝僧、以僧導俗、僧俗配合的組織體系,也是維護僧團學修、開展弘法利生事業的制度保障。在經典的現代詮釋、修行方法和弘法方式的時代性方面,當代佛教更需要不斷探索嘗試,用更多的善巧方便對社會現實問題作出積極回應。

鄭筱筠︰對于佛教的理解和認識,學術界、宗教界以及社會各界都有不同的認識維度。就國內外學術研究而言,當代佛教研究的工作成果早已是碩果累累,其中梵漢佛經對勘工作是屬于佛經思想史、佛經翻譯史、佛經漢語研究的基礎性工作,而佛教通史的寫作和研究也正是人們試圖去“還原”佛教、解讀佛教、理解佛教的種種嘗試。此外,對于佛教派別、教理、佛教組織、戒律、管理模式、寺院經濟等角度的研究都反映了人們對佛教的認識和理解。而佛教界的大師們都有自己的理論建設和深刻的理解。唐朝時期禪宗、天台宗、唯識法相宗、淨土宗、律宗等八大宗派的形成標志著佛教在中國本土化的成熟程度。近現代以來太虛、虛雲、印光等大師對近代佛教影響甚深,他們提出的佛教主張都進一步推動著中國佛教的發展。而當代中國佛教界的各位高僧大德都在引導著人們正確認識和理解佛教。

李四龍︰近些年,我對佛教在美國的傳播做了一些觀察與思考,發現那里的佛教團體普遍重視佛學教育,不僅興辦佛教大學,有的還辦服務信眾的小學、中學,法師們的學歷普遍較高,名牌學府的博士並不罕見。在與佛教徒的交流中不難發現,很多高學歷的年輕人,他們很想了解佛教的思想及其在生活中的運用,但到了寺廟以後很少有機會听到法師有這方面的講解,偶爾遇到也常常是照本宣科,主要是講因果報應等信仰層面的內容,很少回應生活中的現實關懷。我去過幾次美國的教堂,牧師很擅長引用《聖經》講述現實的困惑與苦難。牧師的這種能力怎麼獲得的?就是在神學院培養的。佛教在生活方式急劇變化的當代社會,首先是要讓法師們能講經,而且是能面對信眾有針對性的講解,真正起到“人天師”的作用。“人天師”並不是端著僧人的架子,而是能以大家喜聞樂見的方式去化解信眾心里的苦惱,或者及時糾正他們的邪念。禪宗老講“安心法門”,這是其在中國千年不敗的奧秘所在。當代佛教想要有所發展,首先是從這方面下手,發揮其在“治心”上的長處。這就需要法師們熟悉經典,把握個中三昧,以“恆順眾生”的心態面對自己的信眾,幫他們解決心頭之苦。這樣的能力,一方面需要老法師的言傳身教,另一方面也要在佛學院有意識地開設一些弘法性質的課程,提升他們講經及答疑、辯論的能力。

發揚佛教“治心”的功能,這是回歸佛教的本位。此外,當代佛教還要繼續高揚“人間佛教”的旗幟,以社會力量的形式在當前的社會保障體系里發揮積極的補充作用,尤其是在慈善、醫療兩個領域。我去過一些女眾道場,那里的比丘尼好多最初是當地的棄嬰。她們的生存處境並不很好,但畢竟有了一個安全而健康的容身之所,有的還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機會。棄嬰和孤兒,在中國社會是一個老大難問題,政府做了很多努力,成效顯著,但還有很多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應當鼓勵地方上的寺廟聯合起來,承建一些福利院。同樣地,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如何養老將是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應當允許宗教界盡快介入,特別是佛教界在這方面有先天的優勢,佛教徒有大量的老年人需要關愛。

鄭筱筠︰長期以來,以慈善公益行為來幫助他人,傳遞大愛,這是宗教界的“凡塵使命”。各個宗教界慈善組織機構紛紛結合自己的宗教理念、核心價值和教理教義,努力打造在文化層面和心靈層面的慈善。除了開辦慈善超市外,當代佛教界逐漸形成了各種較為成熟的項目,例如建立養老院、臨終關懷活動、扶貧助孤、捐資助學、關注醫療領域中邊緣化人群(如麻風病人、艾滋病人等)等。此外,從宗教的角度來看,無論何種形式的災難,都可以從宗教本身的意義系統中找到合理的解釋,同時宗教在災難現場的慈善實踐活動和種種公益行為,讓人們開始關注宗教在公共領域的作為。尤其是2008年宗教界在四川汶川地震中的慈善活動讓宗教慈善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2012年、2013年以及今年政府相關部門出台的一系列文件都極大地鼓勵著宗教界從事慈善活動。而佛教界也努力探索形成自己獨特的績效機制的“玻璃口袋”效應,繼續深入探索發展宗教界獨具特色的文化慈善和心靈慈善效應。北京仁愛基金會、河北佛教慈善基金會、南普陀慈善功德會、台州佛教功德會、天津佛教慈善功德會、華岩文教基金會等主張要先做一個慈善的人,再做慈善的事,認為慈善本身就是一個修身的過程,是一種鍛造個人胸懷的過程,做慈善就不應該讓慈善活動成為負擔、煩惱,這一主張化解了慈善主體和慈善受助者的心理位勢,讓慈善成為一個真正的心理溝通平台,強調將佛教慈善價值觀內在化,並通過個體慈善活動的社會化而表現出來,進而形成社會共同的慈善動力。

宗教是一種活態文化系統,在其發展歷程中,其系統空間是一個不斷“擴容”的過程,不斷地適應著社會發展的變化,積極從教理、教義理論層面、組織管理制度層面、文化藝術層面等方面全方位嵌入到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之中,從而得到更好地發展。每個人都會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真正的佛教大智慧,而每個人對佛教的認識和理解都是有局限的。如何認識和理解佛教,確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既要常懷寬容之心,又要不斷探索,這樣才能真正認識佛教的真諦!

http://iwr.cass.cn/dsj/201409/t20140905_3108827.shtml
作者︰ 學誠法師、李四龍、鄭筱筠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