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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發揮佛教對外服務的民間外交功能

2018年09月14日 21:16:17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內容摘要]︰佛教民間外交是中國佛教的傳統之一,也是官方外交的拾遺補缺。本文系統地考察了佛教民間外交的發展,指出唐代以後,中國的民間外交開始發生變化,佛教向外傳播成為後來的主流。在盛世大國佛教的背景下,宗教信仰市場決定了佛教民間外交必須走出去,文化輸出成為佛教民間外交的一個最重要的表達方式。現在我們重新進入了盛世,大國中國的佛教民間外交再次有了機遇,我們應該抓住這次機遇,充分利用佛教民間外交的傳統,將中國文化推向世界。

[關鍵詞]︰佛教民間外交;山頭佛教;大國佛教;宗教信仰市場;宗教競爭

佛教作為印度文明成果傳入中國2000年,經國人吸收消化後,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組成部分之一,在社會上產生了重要影響並發揮著重要作用。佛教有很多功能,例如傳統的治理與改善人心、穩定社會的功能,宣傳文化與提升文化發展的功能,加強民族團結,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功能,以及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功能等等。在這些功能中,我們不能不談到佛教自身所具有的對外溝通與文化交流功能。用現在的術語來說,佛教具有對外交流的功能,這種功能主要以民間外交的形式表現出來。

外交形式有二種︰一是國與國之間的官方正式聯絡,以國家名義進行的外交,稱作國家外交。在正常的對外交流中,它代表了國家和政府的行為,以契約的形式將兩個國家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固定下來。另一種是民間團體與私人之間的往來,即我們所說的民間外交,它通過私人,或者家族、民間團體,乃至宗教、文化、體育、商貿等交流方式表現出來。與國家外交相比,民間外交屬于非正式形式,雙方可以制定契約,也可以不需要契約,而采用口頭形式,或學術文化交流的形式。國家外交通常很正規,需要兩國政府的批準和書面邀請,民間外交則既可以有正式邀請,也可以口頭提出,乃至學術活動等,皆可納入。與官方外交相比,民間外交具有多樣性與靈活性。因而對官方外交來說,它起到了拾遺補缺的作用。歷史上許多事件,甚至重大事件,不少是先通過民間外交運作發生作用,然後引起國家和政府的注意,上升到官方外交層面的。民間外交的作用有好的方面,也有不盡人意的地方,關鍵是我們怎樣去把握和運用它。

從歷史上講,國家一形成就有了官方外交,但是民間外交則在國家之前就已經存在。官方史籍中記載了大量官方外交事例,例如整本《春秋》就是講當時各國之間如何援交,遠交近攻的事例。然而民間外交事例在史冊中卻如吉光片羽,我們也沒有對此進行總結。但是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民間外交是存在的,而且不斷地在產生,佛教就是典型例子。

綜觀整個中國佛教史,佛教的民間外交,除了個別朝代外,基本上就處于民間外交的狀況下,其所發揮的功能對促進中外交流影響最大,有時甚至涵蓋了官方外交。對佛教所發揮的民間外交功能,前人已有過評價。如《釋迦方志》卷下《志游履篇第五》雲︰“秦周已前,人尚純素,情不逮遠,故使通聘,止約神州。漢魏以後,文字廣行,能事--興,博見彌遠。故象胥載庇 街斯立,空桑而歷昆丘,度雞田而跨鳥穴,龍文污血之驥,雖絕域而可追,明珠翠羽之珍,乃天涯而必舉。窮兵黷武,誠大宛之勞師。擁節泥海,信王命之遐弊。及顯宗之感瑞也,創開仁化之源。奉信懷道,自斯漸盛,或慨生邊壤,投命西天;或通法揚化,振策東宇;或躬開教跡,不遠尋經;或靈相舊規,親往詳閱。斯之多舉,並歸釋宗。故總別之用,開神略始于前漢。至我大唐,前後通數使之往返將二十許。且張騫尋河本惟凡俗,然創開佛名則釋化之漸也。”這段話的意思是,秦周之前,教化未開,交流僅限于神州之內。漢魏以後,眼界漸寬,人們為了尋求汗血寶馬、稀世珍寶之類而四處搜尋,逐漸開始向外武力擴張。但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佛教的交流才是仁義教化之旅的開始。信奉者為了信仰,不惜身命,尋找經典,派遣使節,例如傳說中的後漢顯宗孝明皇帝夜夢金人,遣郎中蔡--、博士秦景等到天竺,尋訪佛法,迎請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來中國,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東晉敦煌沙門竺法護,西游三十六國,大齎胡經沿路譯出,至長安青門外立寺。東晉涼州沙門釋寶雲、釋法顯、釋智嚴等,進入天竺,解諸音義,再回長安及江表,詳譯諸經。京兆沙門釋智猛與同志十五人,西自涼州鄯善諸國至賓,見五百羅漢問顯方俗而還。最有名的當然還是大唐京師大莊嚴寺沙門玄奘,他于貞觀三年孤身西尋教跡,沿途走過一百五十國,奉詔譯經,著《西域傳》一十二卷。古代中外交流史上,佛教扮演著重要角色。連接中外的絲綢之路,最活躍的跋涉穿行者就是佛教僧侶。中外僧人為了弘傳佛教,東來西去,促進了中國與外國的聯系,最終將印度佛教傳入本國。歷代佛教徒為了尋求生命的解脫,主動向外域求學,同時把佛教文化帶回中國,這無疑促進了兩國間的宗教文化交流。他們所起的作用正是佛教發揮民間外交的最好例子。所以佛教在溝通中外、促進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是中國佛教徒作為民間外交形象大使的最好寫照。

印度宗教文化輻射與影響非常廣泛,亞洲大部分地區都接受了它的文化。特別是佛教,在中古時期一直是東南亞與東北亞地區最有影響的宗教之一,許多國家都以奉佛為其特色,佛教是加強與周邊國家外交聯系的最好資源之一。這一點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中國與國外的外交很多時候都有佛教人士參與,或者是由于佛教的影響而增進了兩國的友好關系,提升了外交級別。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周邊許多國家給中國朝廷上書稱贊中國佛教。梁大通元年,師子國(今斯里蘭卡)後王伽葉伽羅訶梨邪使奉表曰︰“……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為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為善,慶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听告敕。今奉薄獻,願垂納受。”[1]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導,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2]西南夷訶羅陀國于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3]在這些國家向中國朝廷進貢示好帶來的禮物中,就有佛教的舍利、貝葉經、佛像等等。例如梁中大通二年,丹丹國王遣使“謹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軀,並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等。”[4]波斯國于“中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5]正是由于以佛教為媒介,周邊諸國對中國給予了很高禮敬,紛紛示好,以表臣伏之心。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呵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眾生。我雖在遠,亦沾靈潤。”[6]中天竺國王給梁朝上書曰︰“大王若有所需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敕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采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7]大唐盛世,佛教對推動本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流作用尤巨,著名的玄奘大師在印度留學,獲得了印度國王的禮待,降服外道,聲震五印。印度國王特地托他致書中國皇帝,要求兩國修好。貞觀十年,沙門玄奘至天竺國,在印度刮起了一股中國風。天竺國王尸羅逸多召見玄奘說︰“‘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持節慰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戎言中國為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群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珠、郁金、菩提樹。”[8]可見,古代中國佛教對中外各國外交所起的作用是顯明的。由于佛教徒的宗教文化交流活動,促進了與各國之間的友好往來,于是一些國家與中國的來往也由民間上升為官方,派出了使者、使團到中國,如唐代的“遣唐使”等等。

中國僧人放洋出國,在外弘傳中國文化,代表了中國的形象,擴大了中國的影響。東晉法顯到印度舍衛城,告訴當地僧人他們是從漢地來的僧人,當地的僧人為之贊嘆,“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以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法顯讓印度僧人首次看到了中國僧人的風采,贊嘆中國,宣傳中國。玄奘在印度宣傳中國文化,印度戒日王專門請他將中國的《道德經》譯成梵文。“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棄施此國大德眾僧。其袈裟緣上繡著四句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量,誠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也。”[9]鑒真大師東渡日本,成為日本傳教第一人。他受到天皇的禮待,敕文“大德和上遠涉滄波來投此國,誠副朕意,喜慰無喻。朕造此東大寺經十余年,欲立戒壇傳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諸大德遠來傳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後,受戒傳律,一任大和尚。”[10]天皇不僅給予鑒真很高的評價,而且帶頭從鑒真大師受戒,“初于盧遮那殿前立戒壇,天皇初登壇受菩薩戒,次皇後皇太子亦登壇受戒。尋為沙彌證修等四百四十余人受戒,又舊大僧靈佑、賢、志忠、善頂、道緣、平德、忍基、善謝、行潛、行忍等八十余人僧,舍舊戒受大和上所授之戒。後于大佛殿西,別作戒壇院,即移天皇受戒壇土築作之。”[11]鑒真大師在日本圓寂後,日本朝廷與佛教界人士悲慟,寫詩稱贊︰“萬里傳燈照,風雲遠國香。禪光糴百億,戒月皎千鄉。哀哉歸淨土,悲哉赴泉場。寄語騰蘭跡,洪慈萬代光。”[12]鑒真的日本弟子思托法師稱贊乃師“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東。戒香余散馥,慧炬復流風。月隱歸靈鷲,珠逃入梵宮。神飛生死表,遺教法門中。”[13]這是說鑒真大師來到日本,將漢明帝夜夢的金人帶來東瀛,佛教的戒香在此繚繞,智慧火炬伴隨著流風在日本各島燃燒。又因為鑒真的到來,月亮、寶珠都有了靈性,它們的光輝映照著佛門聖地。鑒真所弘傳的律宗已經超越了生命的界限,他建立的遺教成為法門正宗。因為鑒真是最早點亮中日佛教關系之人,日本把鑒真將中國佛教律宗傳入日本,比作天竺來的攝摩騰到洛陽傳入佛教,有“摩騰游漢闕,僧會入吳宮。豈若真和上,含章渡海東”[14]之說,其功勞居功至偉。鑒真大師到日本,開啟了中日兩國民間外交的新時代。中國形象通過鑒真的作為更加高大,中日兩國民間外交活動也得以展開。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一直起著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增進與各國之間關系的重要作用,佛教徒所扮演的民間外交的角色,對中外各國之間的友好往來,功不可沒,至今受到人們的懷念與傳誦。

歷史發展證明,官方外交與民間外交都與國家的發達興盛有著重要關系,凡是處在上升和發展期的國家,向外推進與傳播影響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出于政治與經貿的需要,外交必然要為國家利益的目標服務,宗教也會在這一目標引領下,自覺不自覺地向外傳教,擴大其影響,為國家利益服務。

如果說在唐代之前,中國佛教界主要是向外學習和輸入外來的印度佛教文化,佛教民間外交的活動更多的是由外而內的特點,那麼到了唐代,風氣翕然一變,轉為由向外學習到向外輸出二者並舉的時代。民間外交既有由外而內,也存在著由內而外的變化過程,特別是後者,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發展方向,並且奠定了後來佛教民間外交發展的主流。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仍然有諸多的僧人到印度學習佛教,取回經典進行傳譯,另一方面經過中國僧人對印度佛教的吸收與改造,促使中國化的佛教產生,完成了印度佛教在中國的轉型,中國佛教在唐代最終建立起自己的宗派,完全獨立出來。

唐代佛教的民間外交是在大國佛教的社會背景下展開和進行的。如前所言,宗教的興盛與社會的發展水平相適應和相發展。隋唐佛教鼎盛,除了因為中國僧人一直致力于學習吸收與改造印度佛教思想之外,還與此時中國社會進入了政治、經濟、文化大發展的階段有著重要關系。換句話說,大唐盛世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了無比優越的條件,中國佛教依靠國家的力量和強大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影響,也進入到發展的盛世。唐王朝強盛、恢弘、開放的大國氣象,造就了中國佛教對內自我發展,對外積極輸出的勇氣和精神。

大國自有大國的特點,大國的文化與風範,必定會影響到世界其它國家。唐王朝作為中國少有的世界最有影響的國家之一,其宗教主要是佛教的指向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佛教外交也隨著這一變化而變化,其風向標就是中國佛教開始向外輸出。中國僧人已經不再滿足于到印度取經留學,而是把足跡深入到周邊東亞諸國。韓國、日本和越南等國先後接受了中國的宗派佛教,這種風氣一直沿襲到後來的宋、元、明、清,長達數百年的時間。

韓國與中國相依,在南朝時就開始向中國學習佛教。7世紀以後新羅政權積極拓展與周邊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派遣大批留學生來唐朝學習中國文化,最多的一次曾達100余人。隨著新羅佛教的繁榮,國家陸續派出了不少僧侶來中國求法和巡禮。據不完全統計,整個新羅時期來華僧達117人。他們在華廣訪名山諸耆,參與譯場活動,著書立說,回國時攜去大量的佛教經籍和文物,繼續從事佛教經論的宣傳和研究。有的開山授徒,在國內建立了具有新羅民族特點的佛教宗派或學派,與中國唐朝鼎盛期的佛教相互呼應。這一時期中國佛教的學派或宗派除地論、毗曇少數派別外,大多數都先後傳入了韓國,形成了“五教九山”的局面。宋代高麗國王子義天“韜形去國,潛服放洋”,搭華商林寧的船來到中國,表示“予發憤忘身,尋師問道,今已(于)錢塘慈辨講下稟承教觀,他日還鄉,盡令傳揚。”[15]于是回國後“始創天台宗,置于國清寺”,[16]因此他被韓國佛教尊為天台宗初祖。諸多來華留學的僧侶,成為中韓兩國的民間外交活動的推動者,將中韓兩國的佛教關系引向深入,中國佛教傳到海東地區,完成了韓國佛教的創宗立派。

日本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在中日關系發展史上,佛教對推動兩國的外交與交流起過重要作用。唐代日本派遣唐使、留學生和留學僧來華學習,其中就包括學習中國佛教,接受中國佛教文化。中國佛教傳入日本,奠定了日本佛教的基礎。日本佛教與韓國佛教比較,既有相同之處,又有差別。相同之處在于兩國的佛教都是從中國移植的。不同之處在于,韓國佛教主要是韓國的僧侶到中國學習佛教,然後再回去創宗立派,所以韓國佛教認中國的佛教是祖庭,但是本宗的開山祖師還在韓國;日本的佛教宗派有的是中國僧人過去建立的,例如鑒真大和尚建立的律宗。日本佛教不僅認中國祖庭,而且還尊中國僧人為本宗的開山祖師。如他們盛贊鑒真傳教立宗的成績,認為“爰有鑒真大和上,張戒網而曾臨,法進梨,照智炬而戾止像化多士,于斯為盛。”[17]鑒真將律宗傳入日本,順應了世界佛教的發展潮流,也是中國佛教對外傳播的典範,故“上方傳佛教,名僧號鑒真。懷藏通鄰國,真如轉付民。”[18]也就是說,是鑒真將正宗的中國佛教真如大法傳給日本人民。因此,鑒真圓寂後,日本還在為他能夠“法留千載住,名記萬年春”[19]而感到欣慰。鑒真所起的佛教民間外交的作用至巨,是佛教民間外交的典型事例。

繼鑒真之後的佛教外交家是元代的一山一寧。他與鑒真又有所不同,作為中國佛教僧人,他是受元朝廷派遣,前往日本交好的。他于大德二年(1298)受元政府赴日,以“通二國之好”。他作為官方的外交使節,推動了中日兩國的友好往來,結束了當時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更重要的是,他對日本佛教產生了重要影響,直接推動了日本佛教的發展。他在日本所傳禪學法系,為古代日本禪宗二十四流派之一,號稱“一山派”。這一派弟子後來成為五山禪林中的活躍人物,促進了五山文學的發展。明代的黃檗隱元也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值得稱道的外交家,他把福建的黃檗山佛教傳入日本,又創立了黃檗一派,被尊為開山祖師。

越南的禪宗也是在盛唐由中國僧人傳過去的,唐代僧人無言通是百丈懷海禪師的弟子,他在交州北寧建初寺傳授禪學,推行面壁禪觀,最終建立壁觀派。由于這一派對越南佛教多有貢獻,後來的禪師曾被朝廷敕封,成為越南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佛教派別。

自唐代始,中國佛教的外交風氣開始轉變。在大唐盛世的有力推動下,中國佛教開始向外輸出,影響著周邊國家。其形式也是多樣的,既有受政府委托前往國外,充當中外友好的使者,但是更多的則是以民間外交的形式,通過受請的方式將佛教傳入他國,擴大了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影響。

中國佛教作為對外交流的主渠道之一,保持了千余年,一直到清代以後,才開始衰弱。這固然與清代的整體佛教落後有關,也與當時整個中國正處在積貧積弱的情況有著必然的聯系。特別是西方科學技術的發達,世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東方的傳統文化發展受到制約,除了日本之外,東方大國如印度和中國等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佛教作為中國傳統宗教不再能夠發揮以往的對外交流功能。

明末清初,中國佛教開始復興。在充滿革命的時代思潮影響下,中國佛教重新開始慢慢發生影響。著名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就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佛教大師,他把中國大乘佛教再次傳向世界作為畢生理想之一。太虛認為,佛教是集印度文化精髓的宗教,中國文化則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所以中國文化實際上已經包納了印度文化在內,由此推出,世界文化里面可以與西洋文化並列,並代表著東方文化與文明的就是中國文化,而在中國文化中,大乘佛教文化又是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故佛教足可以代表東方文化或東方文明。太虛成立世界性的佛教組織,創辦培養對外交流人才的柏林佛學院,率領佛教代表團參加世界佛教大會,其本人還親自訪問歐美、日本、東南亞等地,其目的就是想讓中國佛教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影響,讓佛教重新回到大唐盛世的時代。太虛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沒有政府支持的背景下進行的,實為一種民間外交的手段,在當時整個中國處在西學影響,佛教仍然還處于剛開始有新轉變的情況下,佛教自己沒有新的內容,太虛的外交手段是無濟于事的,只是好的想法而已。然而,即便如此,中國佛教還是在非常時期發揮了傳統民間外交的特殊功能。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佛教界組團訪問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宣傳抗戰愛國思想,不僅為抗日募集大量資金和物品,而且還組建僧人上前線,直接參戰,這是20世上半葉中國佛教界在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利用佛教的民間外交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20世紀下半葉,中國佛教界有了自己的佛教組織——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界開始統一起來。從50年代起,中國佛教界人士一直在民間外交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溝通了與周邊國家,如與緬甸、斯里蘭卡、柬埔寨等國的佛教界交往,促進了與各國的宗教與文化的交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因為受到國外某些反華勢力的阻撓,中國政府在外交上受阻,中國佛教界利用傳統民間外交的優勢,與周邊國家佛教界增進往來,促進與各國官方外交的提升。50年代,中國佛教協會舉行的緬甸和斯里蘭卡佛牙展,客觀地增進了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沒有正式建交前,兩國間的來往主要是依靠民間團體的交往而完成的,其中中國佛教界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可睹的,正是由于中日兩國佛教界的往來,促使後來中日兩國的外交關系正常化。這是當代中國佛教界發揮的民間外交最典型的示範,也是當代佛教界自覺走愛國愛教道路的最好證明。我國與泰國、韓國等國的佛教交往也是兩國民間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輕視。而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岸在交通未通的情況下,先期進行的就是宗教相通,主要是佛道教相通的情形,佛教溝通了兩岸佛教徒的感情,走在了促進祖國統一的前沿。

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優良傳統,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就以其特有的形式而存在。不管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佛教民間外交都是處理復雜的國家關系與團體關系的最好方式,因為共同的信仰可以將不同膚色和不同國籍的佛教徒牽在一起,可以增進雙方的友誼,客觀上也會推動官方外交,所以對佛教民間外交的作用不可小看。

進入21世紀,中國逐漸擔當起大國的責任和發揮著大國的影響。在西方遭遇金融危機、次貸風波而動蕩不安之時,中國經濟仍在飛速發展,令世界矚目。過去我們的佛教交流是“將弘茲道,實待明賢”,[20]“玄風不墜,--賴茲焉。”[21]現在時逢盛世,中國佛教也步入黃金時代。可以這樣說,中國大國的佛教正在崛起。當年的鑒真“大師慈育契圓空,遠邁傳燈照海東”[22],我們是不是還會有鑒真大師這樣的人物,以無比的勇氣和毅力,發揚佛教民間外交的傳統,將佛教再度傳出國門,開啟新的天地?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從宗教的功能上看,宗教有著對外宣教和文化交流的擴張需求。二千年來,無論是印度佛教還是中國佛教,乃至其它宗教都具備這種功能與要求。宗教要爭取更多的信眾,獲取更大的地盤,產生更大的影響,創造更多的效益,就一定不能忽視民間外交這條道路。這個要求已經構成了宗教的要素之一,也是宗教發展的規律。沒有擴張要求的宗教是沒有出路的。所以從宗教自身發展需要上來看,佛教的民間外交功能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從歷史的回顧來看,中國佛教始終把民間外交作為其重要功能之一,始終沒有離開這一點。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中國佛教傳入周邊國家,無不遵循著這個發展規律,並且盡量把這個功能發揮到極點,讓佛教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益。以佛法弘化各地,讓佛教走入人間,是整個佛教界的任務,也是中國佛教僧人畢生努力的目標。歷史上的佛教就是這樣做的,並且取得了成功。

第三從宗教之間的內外競爭來看,信仰具有排他性。宗教的擴張實際上隱含著宗教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可以是不同宗教之間的競爭,也可以是宗教內部不同派別的競爭。因為宗教需要信眾,需要地盤,需要利益,需要理論與文化,所以競爭始終存在于整個宗教界。宗教之間的競爭手段很多,方式也多樣,但是目的一樣,就是獲取更大利益。如果說宗教是一個市場,那麼不同宗教瓜分市場的情況是存在的。我們常說西方國家利用“三片”——薯片、大片和芯片佔領了中國市場,影響著人們的頭腦。其實這三片的背後,是經濟大國的經濟貿易、思想文化的影響,其目的就是宣傳西方的價值觀。眾所周知,西方價值觀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的,每年的聖誕節,實際上就把基督教的價值觀引入到現實人們的頭腦中。現在在我國,過聖誕節的人數超過了佛誕節。說明西方宗教聖誕節的影響已經超過了傳統宗教佛誕節的影響,這與西方加強文化價值輸入有重要關系。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因宗教間的競爭而產生的戰爭,西方宗教與中東伊斯蘭教就發生過著名的長達百年的十字軍征戰。但是現在和平與對話是世界發展的趨勢,宗教間既有競爭,也有對話。特別是在當今世界各大宗教界,對話已經成為很多人的共識。教內教外人士都意識到,只有對話才能保持各自的宗教和平與安全。在這個意義上,宗教的民間外交無疑對宗教對話有著重要作用。

第四從大國發展的需要來看,因為政治與經濟的影響,必然會伴有文化的輸出,這點已為歷史證明。從唐代盛世開始,中國佛教民間外交開始轉型,中國開始成為佛教輸出國。如今的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矚目的大國,歷史的經驗提示我們,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當代中國佛教同樣也已具備了向外輸出的實力。特別是寺院經濟的發展,佛教的輸出能力增強。參考台灣佛教的經驗,我們也可以看到,台灣的佛教就是在台灣經濟騰飛的時代走出去的。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的“法水流向五大洲”的理想能夠實現,主要得益于台灣佛教界的經濟實力而取得成功。反觀大陸,我們的佛教在經濟方面已經與台灣佛教界不相上下,所以大國佛教的輸出,機會是相當多的,當代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前景十分看好。

學者指出,大力推行“公共外交”被人們寄予厚望。相對傳統的政府間外交而言,公共外交強調以公眾為對象,實施主體雖然也包括政府部門,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組織,一般包括民間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媒體、宗教組織以及國內外有影響的人士。而在外交不斷多元化的今天,經濟、文化領域的交流越來越重要,“公共外交”超越了正式的官方的外交模式,將本國的文化與價值觀傳遞到世界,讓整個世界通過“公共外交”的影響力來認識中國,使中國精神和價值觀成為普世性的價值觀。

以上我們從歷史與現狀的角度論證了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發展與未來發展的趨勢,就是要說明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未來發展將會越來越強,大國佛教的背景將會給中國佛教向外輸出或者說佛教民間外交活動提供更多的機會。

當前中國佛教的現狀是各地的佛教發展普遍看好,特別是那些經濟發達的地區與佛教影響較大的地方,佛教經濟已經影響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像少林寺、四大名山等地,因為旅游經濟的拉動,推動了地方GDP的提升,帶動了佛教信仰的發展。許多地方政府都看好佛教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與此同時,佛教寺院經濟也得到增長,成為具有經濟實力的實體。

歷史上中國佛教一直是以“山頭佛教”的形式存在著。“山頭佛教”是指各地的佛教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點、有相對排他與封閉性的情況,佛教所影響的地區以佛教文化圈的形式來表現。具體地說,南方佛教與北方佛教有區別,同一個省或一個地區的佛教文化形態也不完全相同,在各自的佛教文化圈,最終形成了各自的佛教形態,並固定在這個區域里面。山頭佛教的形成,與地域風情和歷史文化有關系,也與中國傳統的宗教管理模式有關系。山頭佛教的結果是造成了地方佛教特色,其它地區的佛教要進入這一地區,相對有一定困難。西方宗教的特點是堂口意識,西方人信仰宗教基本上是固定不變的,與信徒發生關系的是教堂,而不是某一宗教人士,這就表現在與自己擁有的宗教生活地方有關,特別是受洗禮和成長的教堂,往往就是信徒最終發生聯系的地方。東方社會則不一樣,東方宗教最大特點之一是隨人而行,也就是說宗教領袖的魅力是吸引信徒的直接和主要原因。舉例來說,深圳弘法寺本煥長老,因為是中國第一高僧,既有高深的修行,又有傳奇的經歷,故他擁有廣泛影響和號召力,弟子多達二百余萬,遍及世界各個國家,已經超出深圳一地。也正是這個特點,使得中國佛教的地域化影響被強化,某一地區的高僧往往就是當地信眾信奉的領袖,外人很難再介入進去,由此最終形成了佛教的地方勢力或信仰地盤的割據。這種割據的佛教形態,就是我們所說的“山頭佛教”的特點。

山頭佛教的存在對佛教的發展既有利又有弊。其利在于好管理,因為流動性不大,又具有地方性特點,教徒相對穩定,對寺院來說可以有基本的保障,競爭壓力不大。其弊在于自成一系,不利于交流,寺院的提升速度緩慢,沒有壓力,不用去找市場,所以過去曾經有人形容寺院是最封閉的地方。從宗教信仰市場的角度來看,山頭佛教的存在表明佛教信仰市場已經被瓜分完畢,各個寺院之間只是存在著相對的禮儀交往,擴張的空間相對不大。除非發生重大事件,諸如宗教領袖突然涅--或者繼承者之間相互斗爭,其市場有可能被重新分配,否則這些山頭佛教的現存狀況就不大可能發生改變,這種模式已經存在了千余年,成為中國佛教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山頭佛教的建立,意味著佛教界內部有了不成文的契約或約定,每個寺院所管理的地盤與範圍自動劃分,大家互相默認各寺的勢力範圍,相互支持而不拆台,既可以保持佛教內部的穩定,又可以人均式的分配佛教資源。

但是,在當代大國佛教背景下,中國佛教的山頭佛教現狀,實際上已經使具有經濟實力,想再進一步做大的寺院,無法找到更多投資的地方。換句話說,想進一步發展,擴大本寺的影響,不能以犧牲其它地方的佛教利益來完成擴大再生產的過程。既然中國佛教市場已經被各個地方佛教寺院確定與瓜分,現實也逼迫那些想要取得進一步發展的寺院和團體,只能寄希望于另闢蹊徑,于是有了向海外擴張的願望。因為海外市場對中國佛教界來說還是空白,而且在海外擴張,是由競爭實力來決定的,是一個沒有邊境的信仰市場,能否成功取決于投資方向與競爭方式的選擇與運作。在這個目標下,選擇走出去,已經成為一些寺院的新想法和新作為。

中國佛教界一些寺院已經開始自覺把眼光轉向了國外某些地區與國家。積極走出國門,向國外發展,正在成為當前中國佛教界的潛流,並且呈現出擴大趨勢。以2011年為例,我國佛教界將眼光投向世界佛教界的寺院就有︰

(1)深圳弘法寺接手管理尼泊爾中華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順大和尚已于2011年3月底在中華寺升座,中華寺成為弘法寺在尼泊爾地區的一個重要的弘法基地。

(2)廣東博羅縣禮佛禪寺接手管理印度菩提伽耶的中華寺,禮佛禪寺的日照大和尚已于2011年11月在印度升座,印度中華寺成為當今中國佛教界的一個重要道場。

(3)廣東四會六祖寺大願法師和柬埔寨、越南、泰國佛教界等一起于2011年11月在吳哥舉辦了首屆“亞洲佛教文化節”。參加這次文化節的人說,這次活動規模有與世界佛教文化論壇拍板的感覺。而且在文化節期間,各國佛教界人士還決定,今後每兩年舉行一次,第二次文化節定在越南,第三次文化節定在斯里蘭卡。各國代表還召開籌備會,決定建立“世界佛教文化交流聯盟”,辦事處預設在香港。[23]這次活動,明顯是打佛教民間牌,也是各國佛教民間外交的嘗試。

(4)2011年中國佛教協會在緬甸舉行了北京靈光寺佛牙奉幸瞻禮活動,這是繼1961年在緬甸展出之後,50年後再次舉辦的中緬佛教界最高級的交流。

(5)2011年12月5日,中佛協副秘書長、中佛協居士事務委員會副主任、陽明山萬壽寺方丈延藏法師在京應約與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蘇爾坦•艾哈邁德•巴辛閣下及其夫人,孟加拉人民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孟什•法亞茲•艾哈麥德閣下及其夫人,柬埔寨王國特命全權大使凱•西索達閣下,馬來西亞駐華公使巴拉•詹德蘭•塔爾曼閣下,蒙古國特命全權大使策登扎布•蘇赫巴特爾閣下,緬甸聯邦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吳丁烏閣下,斯里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蘭杰特•烏楊高達閣下及其夫人,尼泊爾聯邦民主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坦卡•普拉薩德•卡爾基閣下及其夫人,駐華公使那拉彥•德芙•潘特先生等會談與晚宴。大家一致認為,有必要在公共外交事務領域內繼續鞏固傳統友誼,促進文化交流,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等相關事宜上進行不定期非正式接觸性會談。[24]

以上五則是2011年中國佛教界在對外交流中發生的影響較大與較為典型的事例,雖然在中國佛教里這樣事情還不算多,但象征意義明顯,說明中國佛教界主動向外拓展的意識已經形成。特別是在延藏方丈的座談會上,專門強調了“公共外交事務領域”,這實際上充分肯定了佛教民間外交的傳統與重要性,會談中提到的“傳統友誼,促進文化交流,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為當代佛教民間外交定了調子,也是以後佛教民間外交的努力方向。值得指出的是,當代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活動並不是現在才開始的,早在多年前,少林寺就已經給中國佛教界做出了榜樣。迄今為止,少林寺以其特殊的影響力與少林武功的魅力,在國外開設了數十座分院。經過不懈努力,“中國功夫”這一詞匯已經成為中國在國外的文化名片,以中國功夫為主題的美國動作喜劇片《功夫熊貓》甚至被認為是一部“好萊塢向中國致敬”的影片。

佛教民間外交從表面上看只是一種對外交流的方式,但在它的背後則反映了傳統宗教的深切訴求。如今這種訴求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影響著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中、日、韓三國均是大乘佛教信仰的國家,中國是日韓兩國佛教的源頭,佛教作為日韓兩國的傳統宗教,通過佛教民間外交的聯系,在共同擎起傳統宗教旗幟下,對三國之間的關系必有所促進。因此,在當前國際形勢紛繁復雜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小看傳統的佛教民間外交所起的作用。

發展佛教正在成為當今亞洲國家的共識,除共同擁有的傳統宗教信仰因素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這些國家看好佛教能帶來的經濟發展,特別是中國的旅游資源潛力巨大,中國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佛教徒,佛教旅游已經成為中國佛教徒向外輸出的一個重要理由。隨著亞洲各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大國地位產生,龐大的中國市場與大國佛教對亞洲各國的旅游市場與信仰市場可以帶來巨大利益,各國政府都對佛教的深度開發看好,其目的之一就在于吸引眾多中國客人。印度雖然是佛教的誕生地,但是11世紀以後,佛教就已經在印度本土衰落。現在印度的佛教遺跡,仍然吸引不少國家的游客前往。過去印度的佛教游客主要是日本人,近年來大量中國佛教徒到印度禮拜佛陀遺跡。對印度政府而言,無疑帶來發展旅游的機遇與效益。2011年11月29日,在印度政府支持下,新德里召開了“全球佛教大會”,據說這是全球佛教各派別領袖首次集會(中國沒有派出代表參加),擁有大批佛教信徒的國家,如越南、緬甸和老撾等都參加了會議。印度政府在會上提出要“成立‘國際佛教聯盟’,打造一個‘以印度為基地、類似聯合國’的佛教聯合組織,向世界統一發聲。”[25]印度政府的目的在于打佛教牌,發展國家經濟,看到佛教在世界正在產生越來越重要影響,想抓住這一機會積極參與,有做盟主的野心。尼泊爾是釋迦牟尼的家鄉,佛教旅游是尼泊爾旅游經濟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據說“總部位于北京前亞太交流與合作基金會15日宣布,將投資30億美元在尼泊爾建設‘特別開發區’,把佛祖釋迦牟尼的誕生地藍毗尼打造成像沙特阿拉伯麥加那樣集旅游、朝聖和教育為一體的宗教中心。這一計劃受到尼泊爾政府和民眾的歡迎。”[26]此外,泰國、印尼、柬埔寨、緬甸與斯里蘭卡等國也在致力佛教發展,這除了與傳統的佛教信仰有關之外,吸引中國游客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國佛教徒涌入這些國家,很多都是出家的僧侶,他們除了謁拜佛教聖地之外,還多少帶有尋找雙邊文化交流合作的項目,佛教民間外交傳統正在得到新的發揚,所有這些無疑對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其與中國佛教合作提供了極好機會。

傳統的世界佛教格局,是由以中國為中心的北傳大乘佛教和以東南亞國家為中心的南傳佛教兩部分組成的。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佛教界最重要的組織——世界佛教聯誼會總部一直設在曼谷。泰國是佛教國家,世界佛教的總部在泰國人的眼里,就像“天主教的羅馬”。由于種種原因,過去中國對世界佛教的活動參與很少,只是出席一些世界佛教大會,擔任副職。在世界佛教論壇上主要是南傳佛教在發揮影響,掌握了話語權。但是近20年來,中國大國佛教崛起,對整個世界佛教格局形成沖擊,可以說正在改變世界佛教領導權的分配。特別是21世紀以來在中國召開了兩屆世界佛教論壇,展現了中國大國佛教實力,對泰國佛教的世界佛教界中心地位無疑起到了搖撼作用,也給包括泰國在內的亞洲佛教國家帶來了影響,表明中國大乘佛教推向世界的時機已經成熟。除了中國之外,其它國家也在挑戰泰國的世界佛教中心地位。新加坡在幾年前邀請亞洲國家的學者與佛教界人士,討論創辦那爛陀(玄奘曾經學習過的寺院)大學,與印度聯手打造佛教。印度原有的那爛陀大學,現在正在擴建升級,邁出更大的步子。以中、日、韓三國為黃金紐帶的三國佛教會議,已經自成體系,先後在三國召開了七屆大會,產生重要影響。泰國是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最晚的國家,但是與中國佛教聯系最多的國家也是泰國。近年來,泰國佛教界一直致力于與中國佛教界保持密切聯系,每年的衛塞節期間,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都要給中國大乘佛教的僧人贈予佛學博士榮譽證書,許多中國佛教高僧都獲此殊譽。2009年,泰國王室六世基金會邀請深圳弘法寺往泰國普濟島創建中國寺院,對中國佛教來說是新的機遇。以往東南亞地區的中國大乘寺院,都是由前往當地定居的華人所建,再禮請中國的高僧前去主持,其信徒也主要由華人組成,影響主要在華人生活圈內。這次由泰國王室基金會主動提出邀請中國佛教僧人前去建寺,說明中國佛教已受到世界佛教界重視。2012年,泰國國王向深圳弘法寺印順大和尚頒發了泰國華僧大尊長的證書,這是泰國政府首次向中國大陸大乘佛教僧人贈送僧職。泰國佛教界拉攏中國佛教界,其意還在于要保持已有的佛教盟主地位,更多的佛教民間外交正在中泰兩國之間深入開展,中國在世界佛教格局中佔據中心地位,看來有望成為現實。

宗教作為一種文化,有時甚至就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世界文化主要由三種文化體系組成,一種是西方源于希臘系統的基督教文化,一種是東方的印度文化,還有一種是中國的儒家文化,這三種文化是整個世界文化的源頭。西方學者認為,未來世界的競爭更多的是文化與文明的競爭。作為傳統文化,在文化與文明競爭中必將發揮作用,所以各國都在致力于保護本國的文化傳統,同時又極力將本民族的文化宣傳到世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國2010年的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政治、文化的影響也在不斷增大。現在我國政府鼓勵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在各地開辦孔子文化學院,以此來增大中國的影響。

大國地位必有大國佛教出現。佛教之所以能夠傳入中國,並且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佛教民間外交的推動,使中國人最終接受了外來的印度佛教文化。這個經驗值得我們現在反省和重視,從目前我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的趨勢來看,發揮佛教民間外交的功能在未來的歲月里只能得到加強,而不能削弱。

要把中國文化推向世界,除了利用政府的力量和官方外交的優勢之外,民間外交是重要的推動方式。傳統的中國文化平台是由儒、釋、道三家組成,但是經過我們這一百年來的革命,特別是“五四”新文化的宣傳,傳統的中國文化主流儒家的平台作用越來越弱化,以儒家為特點的宗法制宗族社會解體。現在我國既沒有作為崇拜聖地的儒家祠堂,也沒有專門從事儒學,進行教化的教職人員,更沒有人去撰寫新的儒家經典,儒家的思想與學說更多的是在大學里作為傳統文化知識傳授而繼承下來。即便倡導以新儒學為國教來對抗西方文化的侵蝕也顯得力不從心。如今佛、道二家的平台仍然存在,道教是我國的傳統宗教,但是自清代皇帝禁止道教龍虎山道長到北京上朝以後,道教的影響一步步被削弱了,到了民國時期,道教的影響幾近衰落,現在有了發展,但是它的影響與勢力仍然不能和佛教相比。在中國傳統文化層面上,應該說佛教是最有影響的。所以研究儒家的學者也認為,“儒家理想的實現,並不是儒家能夠獨立完全承擔的,而是要依賴于本土傳統宗教的正面發展,一起攜手去實現。”[27]也就是說,儒家要復興,必須利用佛、道二家的平台,長達千余年的三教會通的傳統,已經使儒佛的很多觀念發生融合,如“我們在台灣看到很多佛教大師在電視上所講的倫理教訓,全部都是儒家的倫理教訓,他們在社會倫理上的主張與實踐都浸潤著儒家的觀念,這就等于是在替儒家做事情。”[28]佛教是一個有載體,有神職人員,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宗教,佛教的影響已經在世界產生。現在我們利用中國佛教大國的地位,在已有的平台基礎上,專心致力于宣傳中國特色的圓融佛教,把中國文化通過以儒釋道三家合一思想為代表的佛教思想傳播到世界。作為當前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重要的平台之一,佛教不僅能夠幫助儒家復興,而且還有能力將中國文化推向世界。而完成這個任務,應該說佛教民間外交將會起到相當大的作用。

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也是我國宗教之所以能夠得到發展、佛教進入黃金時代的前提。經過多年的工作實踐,我國已經頒布了全國性的《宗教事務條例》,各省也分別頒布了各自的條例,以法規來管理宗教工作,形成全國性的網絡條例,保證了宗教的正常發展。但是,中國在近年發展迅速,國際化程度日深,大國佛教平台已經搭建,這對我們的政策研究與應用也提出了相應的要求。現在頒布的宗教事務條例主要是針對大陸地區的宗教界人士與團體而制訂的法規,對涉外特別是中國宗教界人士與境外和國外交往之規定並不具體,如《宗教事務條例》第一章第四條規定︰“各宗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教職人員在友好、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對外交往;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在對外經濟、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動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條件。”[29]廣東省條例規定宗教團體享有的權利有︰“進行宗教文化學術研究和交流,開展宗教方面對外友好交往。”[30]雖然這些原則已經制訂,對宗教工作做了具體規定。但是對以寺院為單位,如何去指導對外交往所應該做的或享受的權利,以及要盡的義務尚缺乏更具體的規定。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用防範或反滲透的思維來做宗教工作,對宗教工作更多的是在強調要管理好內部,對佛教而言就是守土有責,把自己的山頭守好。廣東地區因為與外界接觸很多,所以在條例中專門強調了宗教團體享受“開展宗教方面對外友好交往”的權利,而在很多省的條例中,這一條根本沒有提到,說明我們還停留在原來已有的思維模式上。

要讓世界了解中國佛教,需要我們改變工作思維。我們既要有防範意識,更要有開拓意識。思考大國佛教背景,我們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工作元素,支持中國佛教走出去,對外宣傳中國文化,充分利用佛教民間外交的傳統,與各國人士廣結善緣,鼓勵以寺院為單位去國外發展,與外國的寺院結成友好單位,取得中國大乘佛教在世界佛教的話語權。佛教界一直把建造寺廟視為最大的功德,如果有條件的話,中國佛教界也還可以按照中國佛教的傳統在別的國家建造下院,而建造中國寺廟的資金完全可以按照歷史慣例由當地佛教僧侶自籌。國家不用出錢,就可以在異域建成中國的寺院,真正把中國文化的根扎下來,這一切在今天中國大國、大國佛教的背景下,完全是可行的。

中國佛教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特點,有自己的長處,這些都應該讓世界了解,而了解的途徑之一,就是利用已經非常有效,有成熟經驗的民間外交模式。我們要把中華文明推廣到世界,中國佛教也可以通過這一途徑更加為世界了解,更何況佛教平台是我國傳統文化里面最大的平台,我們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印度僅僅是佛陀創教的地方,印度政府就想在世界佛教里面“發聲”,而我們現在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教徒,有世界最優秀的佛教聖跡,有世界最成體系的漢譯經典和藏譯經典,有最完善的佛教寺院與組織。

開展佛教民間外交是當代中國佛教的新動向,這既是在中國大國和大國佛教背景下出現的新情況,又是對傳統佛教歷史的繼承與發展。將中國文化推向世界,這是中國大國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大國佛教也會在這一發展趨勢下,把中國佛教的影響傳遞到域外,進而取得話語權,實現引導世界佛教發展潮流的最終目的。

既是大國佛教就要有大國風範,同時也要享受因大國佛教而帶來的權利與話語,包括大國佛教的義務。有人曾經指出,中國大國,既要做經濟大國,更要做文化大國,不能只做經濟巨人,文化矮子。中國有幾千年的文明史,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佛教也有二千年歷史,是北傳大乘佛教的中心,我們沒有理由跛著腿走路。當前中國佛教界向外發展的現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將此作為中國佛教在世界佛教崛起,取得世界佛教的話語權和領導地位,將中國文化推向世界的方式之一進行嘗試。這就提示我們,在當前大國佛教的前提與影響下,我們要充分利用佛教民間外交的優勢,將中國文化盡可能地傳遞出去,在整個世界產生影響。

2011年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熱烈攻勢,已經說明我們無法阻擋正在佛教界里形成的走出去的趨勢,我們應該因勢利導,牢牢地把主動權抓在手中。但是,要完成這一新工作,追蹤世界發展的趨勢,凸顯當代中國大乘佛教的特點,我們還有一些難點與盲點需要解決。從國家和政府的角度來講,我們需要對大國佛教的定義再做定性,防止產生泡沫,造成國際上不好的影響。有關研究部門應該加緊調研,在大國佛教的框架下,認真研究佛教民間外交的可行性,中國佛教界是否能夠真正承擔向外宣傳中國文化的使命。我們還可以在政策上做一些改進,給佛教民間外交開一些“口子”,或給予特例處理,特別是研究能不能以寺院為主體去進行外事交流。從研究部門的角度講,要全面考察歷史上佛教在民間外交的得與失,尤其是考察有特點的範例。從外交部門的角度講,要研究對方國家的法律,佛教民間外交的成功率有多少。從經濟部門講,要考慮如何防範寺院在經濟方面產生的糾紛。從文化部門講,要提出佛教民間外交的重點工作所在。從佛教界自身來講,要努力培養外派人才,尤其是既懂外語,又懂法律,熱心弘法的出家人。

適逢盛世,中國佛教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正在邁開大步前進。中華民族是永摧不毀的民族,中國佛教是不懼困難、與時俱進的宗教。以玄奘、鑒真等古來大德的中國文化傳承者,他們所起到的示範作用,是佛教界學習的榜樣。他們為了將中國佛教與文化傳到海外,不辭艱辛,克服萬難,實踐了佛教民間外交的責任,並最終取得了成功。這種精神已經超越了佛教,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盛世大國佛教的背景,給中國佛教界提供了新契機。作為中國的傳統宗教之一的佛教,不僅能夠為我國的改革開放發揮自己的應有作用,而且還應為我國的民間外交與宣傳中國文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注釋︰

 

[1]《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師子國傳》。

[2]《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呵羅單國傳》。

[3]《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西南夷訶羅陀國傳》。

[4]《梁書》卷五十四《諸夷•丹丹國傳》。

[5]《梁書》卷五十四《諸夷•波斯國傳》。

[6]《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婆達國傳》。

[7]《梁書》卷五十四《諸夷•中天竺國傳》。

[8]《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天竺國傳》。

[9][10][11][20][21]《唐大和尚東征傳》,真人元開撰。

[12]《五言傷大和上》,圖書寮兼但馬守藤原朝臣刷雄。

[13]《五言傷大和上傳燈逝》日本國傳燈沙門釋思托。

[14][17]《初謁大和上二首並序》。

[15]義天大師《發願文》。

[16]《高麗史》卷九十《義天傳》。

[18][19]《五言因使日本願謁鑒真大和上,已滅度不覲尊顏,嗟而述懷》,都虞候冠軍大將軍試太常卿上柱國高鶴林。

[22]《七言傷大和上》,傳燈賢大法師大僧都沙門釋法進。

[23]http//www.zhfgwh.com/news/International/33937.html

[24]www.baoguangsi.org/a/xinwenzhongxin/2011/

[25]《環球時報》,2011121日第3版。

[26]《環球時報》,2011718日第3版。

[27][28]陳來︰《宗教會通、社會倫理與現代儒佛關系》,載《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4期。

[2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426號《宗教事務條例》,200477日國務院第57次常務會議通過,200531日起施行。

[30]《廣東省宗教事務條例》,第二章宗教團體第十條()2000526日廣東省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廣東省宗教事務管理條例》,2010122日廣東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修訂為《廣東省宗教事務條例》,201031日起施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審)

http://iwr.cass.cn/zjygjgx/201407/t20140722_3109877.shtml
作者︰ 黃夏年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