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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煩惱”

——轉型時期中國南傳佛教管理之困境[1]
2018年09月14日 21:47:31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內容提要]︰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南傳佛教展示出很好的發展態勢。但是發展中的南傳佛教也有“成長的煩惱”,目前它面臨的不是簡單的生存問題,而是以何種形式更好地存在以及發展的困境。具體反映在管理模式方面,就表現為在管理層面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這一問題的話,將會引起整個中國南傳佛教內部的混亂,其“蝴蝶效應”將會波及東南亞南傳佛教文化圈和我國佛教分布格局的穩定以及中國南傳佛教信仰區域社會的穩定。筆者認為,正確處理南傳佛教傳統的管理模式、佛教協會管理系統和波章管理系統三者之間的對接是解決這一困境的關鍵。積極疏導這三種管理系統的發展脈絡,使得管理磁場力量均衡發展,是對治轉型時期南傳佛教“成長的煩惱”的良藥。

[關鍵詞]︰南傳佛教;管理;困境

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佛教得到了很好的發展。近年來信仰南傳佛教地區的一系列重大活動,例如西雙版納總佛寺的重建開光、橄欖壩曼听佛塔寺舉辦的禪修活動、德宏州 煥大金塔的建成等無不在向人們展示著當代中國南傳佛教迅猛的發展態勢。但是發展中的南傳佛教也有“成長的煩惱”,目前它面臨的不是簡單的生存問題,而是以何種形式更好地存在以及發展的問題。具體反映在管理模式方面,就表現為在管理層面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這一問題的話,將會引起整個中國南傳佛教內部的混亂,其“蝴蝶效應”將會波及東南亞南傳佛教文化圈和我國佛教分布格局的穩定以及中國南傳佛教信仰區域社會的穩定。筆者擬從中國南傳佛教管理現狀、困境及其對策建議三個層面進行詳細論證。

一、當代中國南傳佛教管理現狀

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中國南傳佛教管理體系與漢傳佛教、藏傳佛教管理體系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其實行雙線管理模式,即佛教界內部自身的管理模式和佛教界外部的波章管理模式同時存在、共同管理的模式。[2]正是由于這一模式運行有效,使得它對于世俗社會的影響不是去通過控制性地介入和管理,而是以富有地方特征的建設性介入方式去影響世俗社會。這是中國南傳佛教管理體系的一大特色,也是其至今仍然在宗教生活與社會生活產生很大影響的原因。但是如果仔細考察,我們就會發現佛教團體,尤其是佛教協會的建設和發展對中國南傳佛教管理格局的影響較大,以至于形成了目前中國南傳佛教多線管理的現狀。

(一)中國南傳佛教固有的傳統管理模式

1.以世俗社會組織制度為範本形成的金字塔型佛教管理系統

就佛教界內部自身的管理而言,與世俗社會組織管理體系相對應,它形成了金字塔型的佛寺、佛塔管理模式,但它不是一個簡單的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而是由很多小金字塔型管理模式層層累加,最終組合成一個穩固的大金字塔型模式。

所謂金字塔型模式是這樣分布的︰在金字塔尖是總佛寺,總佛寺下面是 級佛寺, 級佛寺下面是中心佛寺,中心佛寺下面是各個村寨佛寺。體現在管理方面就是︰總佛寺負責管理 級佛寺, 級佛寺負責管理中心佛寺,中心佛寺又負責管理其下面的各個村寨佛寺,層層管理,分工明確,逐步形成一個穩定而封閉的管理模式。塔尖是整個西雙版納地區最大的總佛寺——“窪龍”,位于原景洪宣慰街,統轄著整個西雙版納的佛寺。各個 級佛寺設在各個 的土司所在地,相互之間沒有管轄權,它們之間是平等的,相互不能參與、干預對方的佛教事務。

值得注意的是,各個 級佛寺又在其轄區內形成了以此為金字塔尖的小金字塔型管理模式︰每個 的“窪龍”佛寺處于金字塔型管理模式的塔尖,相當于每一個 的總佛寺,其下又設中心佛寺,中心佛寺下面就是各個村寨的佛寺,又逐步形成了一個總佛寺負責管理中心佛寺,中心佛寺負責管轄各個村寨的佛寺的小金字塔型管理模式。這些小金字塔型管理模式形成後就屬于整個西雙版納地區最大的總佛寺金字塔型管理模式中的一員,共同構成其基礎,相互之間地位平等,互不干涉。

在佛塔管理體系方面,與此寺院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相對應,西雙版納地區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在塔的組織管理系統方面也是具有嚴格的金字塔型的管理特征。但是只有中心佛寺才能建有佛塔。

2.中國南傳佛教的波章管理體系

除了佛教界內部的管理模式外,中國南傳佛教還形成了一個波章管理體系。其中波章角色的設立對于中國南傳上座部佛教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發展標志[3]。

波章是曾經在佛教寺院內修行並達到“佛爺”這一級別,後來又還俗的世俗之人,在民間,他被稱為“康朗”(傣語為“知識分子”),只有具備“康朗”身份後,他才有可能被選為“波章”,但並不是所有的“康朗”都可以成為波章的,他要修行達到一定僧階[4]後才可能成為波章。

波章在管理層面上可以同時與佛教界和世俗社會進行溝通和融合,這是南傳佛教管理體系不同于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管理體系之處。就佛教事務管理的角度來看,波章是佛教儀式的主持者,是神聖世界和世俗世界的溝通者。在舉行佛事活動儀式時,他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如德宏的阿昌族和德昂族地區,在某種程度上他甚至具有神聖的權威性。他負責組織信眾進行佛事活動,在寺院經濟的管理方面,他要參與佛教寺院、佛塔的管理工作,對佛寺、佛塔的建立、維修以及相關事項負責,對寺院的經濟負責或參與管理,在中國南傳上座部佛教寺院經濟管理體系中發揮著特殊作用,可以代表寺院與世俗世界進行經濟事務活動。但是,他卻屬于世俗之人,在平時他們不脫離生產,未享有任何宗教特權,參加宗教活動時也無報酬。他可以管理信眾,卻不得管理佛教內部事務,不得干涉管理僧團。出于對佛教的執著,他無私地參與佛教事務的管理。

與中國南傳佛教金字塔型管理模式相對應,在民間的波章們也存在一個金字塔型管理模式,即以總佛寺波章為頂層,逐漸向下分布,形成總佛寺——中心佛教——村寨佛寺的管理結構,其中由于村寨佛寺波章由中心佛寺波章負責管理,而中心佛寺的波章就由總佛寺的波章管理。另外,在數量方面,由于基層的村寨佛寺數量較多,故各個村寨佛寺的波章數量總和較多,逐級向上遞減,到總佛寺時為最少。應該說,正是這樣的世俗性的波章管理制度的存在才使得南傳佛教管理觸角深入到基層,使佛事活動有序地開展。

(二)佛教協會的組織管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黨和政府就把宗教工作放在了重要的地位,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為中國佛教事業的建設帶來了新的歷史機遇。20世紀50年代初期,雲南傣族地區的“和平協商土地改革”解除了南傳佛教與封建土司制度的依附關系,中國南傳佛教的發展步入了一個新時代。

中國佛教協會的成立,實現了中國佛教三大語系的空前團結,中國南傳佛教的發展也呈現出新變化。1953年6月3日,一個代表全國各地區、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徒的聯合組織——中國佛教協會正式成立,確定其宗旨為“團結全國佛教徒,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參加愛護祖國及保衛世界和平運動,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並聯系各地佛教徒,發揚佛教優良傳統。”中國南傳佛教長老祜巴 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這是南傳佛教和漢傳佛教、藏傳佛教的第一次攜手,是中國佛教史上空前的大事。從此,南傳佛教與漢傳佛教、藏傳佛教開始交往,中國三大語系佛教的關系出現了歷史性的轉折。1957年2月25日,德宏地區漢傳、南傳佛教界各派160名代表共同在芒市菩提寺召開會議,成立中國佛教協會雲南省德宏州分會,會長為伍古臘,副會長為伍末利亞(傣)、召過鐵(傣)、佛耀(漢)、幻光(漢)、龔縵(傣)、思鴻升(傣)等,中國佛教協會特致電祝賀。1957年6月21日至24日,臨滄地區耿馬傣族佤族自治縣佛教界朗德哥、英刀片、英德戛等大長老召集臨滄地區佛教代表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臨滄專區分會籌備委員會。同年12月,正式成立中國佛教協會臨滄專區分會。[5]1963年3月21日至31日,在景洪召開由93名傣族、布朗族代表參加的中國佛教協會西雙版納分會成立大會,選舉松列•阿戛牟尼為會長,通過了有建設性的《關于西雙版納佛教內部若干問題的協議》和《中國佛教協會西雙版分會章程》,並報送中國佛教協會。

1963年6月,來自雲南各地的傣、漢、藏、布朗、德昂、納西、佤等民族佛教代表參加了在昆明舉行的雲南省佛教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雲南省佛教徒的聯合組織——中國佛教協會雲南省分會。會議選舉南傳佛教長老松列•阿戛牟尼為會長,藏傳佛教松謀•昂旺洛桑丹增嘉措、漢傳佛教長老自性等八人為副會長,這是雲南佛教漢傳、南傳、藏傳三大部派共同管理佛教事務,也是現代雲南佛教教派和睦、民族團結的真實體現。

雲南省佛教協會自1981年恢復以來,如期換屆,正常運轉,全面指導雲南佛教工作。規章制度健全,主要負責管理宗教活動,培養僧侶,管理信眾,開展對外宗教文化交流,指導縣佛協工作等等。西雙版納州現有州佛教協會1個,縣佛教協會2個。德宏州現有1個州佛教協會,5個縣佛教協會。2005年12月28日,臨滄市佛教協會成立。

目前,除了雲南省佛教協會之外,在南傳佛教流傳的地州(市)中,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設立了州佛教協會,有22個市(縣)成立了市(縣)佛教協會。現在南傳佛教的管理工作常常是以雲南省佛教協會為龍頭,以地縣(市)級佛教協會為輔翼開展工作。[6]

二、當代中國南傳佛教管理的困境

就南傳佛教的管理層面而言,存在一些困境,主要表現如下︰

(一)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世俗政治組織制度的變化使得中國南傳佛教管理磁場力量有所改變,但仍繼續運行

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中國南傳佛教一直實行佛教界內部的佛寺佛塔管理模式和佛教界外部的波章管理制度,這兩條管理主線是並行的,但也是交叉的,某種程度上已經形成了良性互動型的管理磁場。

首先,金字塔型的佛寺佛塔管理制度有效地嵌入到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中,形成了整個社會、政治運轉的“階序”[7]邏輯。而波章管理系統可以說是南傳佛教管理有序運轉的生命線,除了要完成波章角色的職責外,還要對整個區域內的佛教事務進行總的協調和分配,尤其是對轄區內佛事活動(尤其是一年中重要的幾個大節慶活動)按照金字塔型的模型進行時間上的分配和協調等,其金字塔型管理模式與佛寺佛塔的管理模式已經形成了良性的管理磁場。但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信仰南傳佛教的少數民族地區原先的世俗政治組織制度不復存在,這樣就導致以世俗組織制度為範本而形成的佛寺佛塔管理模式失去了依托,沒有了範本。尤其是隨著西雙版納地區不再舉行祭“ ”活動, 級管理體系逐漸退出政治組織制度,對于佛教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在具體的佛事活動中,由于有波章系統的存在,其在民間仍然按照傳統的舊制組織活動。雖然世俗組織制度的 級級別消失,使得南傳佛教原有的管理磁場出現一些混亂,但是由于其磁場早已循環,故仍然繼續運行。

(二)三條管理主線同時運作,民間自組織管理磁場力量發生變化

目前在雲南南傳佛教信仰區域內,存在雲南各級佛教協會組織、傳統的僧團、佛寺管理制度以及波章管理制度三條管理主線同時運行,已經出現了民間自組織的管理磁場發生變化局面。

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于1953年,其宗旨是“團結全國佛教徒,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參加愛護祖國及保衛世界和平運動,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並聯系各地佛教徒,發揚佛教優良傳統。”圍繞這一宗旨,雲南省佛教協會在中國佛教協會的指導下,積極帶領地州(市)-縣各級佛教協會組織開展活動,隨著與內地的交往增多,僧人們的交往也相對較多,南傳佛教僧人開始向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學習,不斷地提高自己,在活動中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威望。

從管理模式而言,雲南省佛教協會——各個地州成立州(市)——縣這樣三級佛教協會組織是一種新型的管理模式,其優勢在于可以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時是在全國佛教界的大格局中進行活動,有助于積極開展各種活動。但由于各級佛教協會之間原先是沒有上下級的隸屬關系,彼此之間關系較為松散。另外,中國南傳佛教區域內的佛教協會管理模式是一種新型的管理系統,是直接在各個南傳佛教信仰本區域內的管理模型上再疊加。這樣疊加的管理系統到目前為止,僅僅建立到縣一級組織,還未深入到基層農村,故而在開展活動時,反過來又需要依托原先的管理系統安排活動,形成交叉管理的磁場。

在中國南傳佛教區域,波章管理系統可以說是民間自組織的管理體系,是整個社會與佛教界進行內在協調的重要系統,但由于目前各級政府對此重視不足,這一管理力量呈現“衰弱”態勢,在一些地區甚至出現沒有人當波章,乃至于聘請境外村寨的人當波章的現象。這無疑會使中國南傳佛教管理磁場發生變化。

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後,南傳佛教寺院開始成立寺院管理小組或寺院管理委員會,其成員不是單純由波章構成。雖然也有波章參加,但在有的地方,波章在寺院管理委員會的影響力減弱。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民間社會早已形成的波章管理系統的運作。另外,寺院管理委員會僅負責本寺的工作,缺乏與其他區域的聯系,逐漸形成與其他佛教管理系統餃接不當的斷層現象,這也造成了南傳佛教管理磁場的變化。

三、對策建議

中國南傳佛教信仰區域幾乎全部與東南亞國家接壤,是我國重要的“邊境守護衛士”,國外很多國家已經在我國邊境沿線設立了一些重點發展地帶,而中國南傳佛教分布區域帶由于其經濟發展能力較弱,尚未形成強大的文化防護網,抵御宗教滲透的能力較弱,因此必須要抓好中國南傳佛教管理工作,使之有良好的自我循環機制,這是中國南傳佛教良性發展的基石,也是我國邊疆穩定、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

針對以上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思考︰

(一)首先要保證各級佛教協會的有效運轉,有序發揮作用

就中國南傳佛教管理層面出現的問題而言,這屬于“成長的煩惱”,是中國的制度性宗教在現代轉型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因此,對之進行妥善地疏導和解決是必要的。

中國南傳佛教協會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建立的,超越了原有管理模式的民間團體管理的模式。在現有的體制下,應該積極發揮佛教協會的作用。目前各級佛教協會的管理脈絡凸顯了管理線上的權威控制能力,它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打破固有的管理傳統,得到了放大。現在各級佛教協會基本能夠處理好與政府、與當地佛教界、僧團和信徒的關系,在以佛教協會為單位組織的一系列活動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得到了當地群眾的認可。此外,從各級佛教協會的組織機構成員來看,大部分都是當地較有影響力的僧人,可以繼續發揮宗教權威的影響力。很多佛教協會的領導大部分都成為當地政協委員,參與政治和社會治理事務的討論。在平時當地一些佛事活動中,能貫徹執行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因此,為了保持南傳佛教地區發展的穩定,還應該繼續發揮佛教協會的管理作用。

(二)繼續發揮波章管理系統的作用

波章系統是南傳佛教信仰地區的民間組織對南傳佛教界的制約機制,是管理基層佛教的世俗層面觸角,是維系中國南傳佛教穩定與否的基石。目前,政府有關部門對中國南傳佛教的工作重點只放在佛教界,卻忽略了中國南傳佛教管理體系中的波章管理系統。

筆者認為雲南南傳佛教的波章管理體系不容忽視,認真研究南傳佛教管理體系的特殊性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前提和基本保證。但目前我們對波章在社會管理體系中的作用重視不足,波章在各級佛教協會擔任要職的並不多,同時由于波章的社會地位未得到充分重視,甚至有的村寨出現沒有人當波章的現象。

因此,在目前南傳佛教僧才明顯不足的情況下,要多發揮基層村寨佛寺波章的作用。因為調研數據顯示,在數量巨大的基層村寨中,波章作用尤其凸顯。波章在很多“有寺無僧”的村寨里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基層村寨佛寺中,由于僧才匱乏,平時很多佛事活動直接由波章來主持,如果該村寨沒有佛爺主持活動,也是由波章們商量決定,是否到外村去請。甚至一些境外僧人來我國境內佛寺主持活動也是由波章去請的,但如果該外籍僧人的行為或言談出現問題時,也是波章將之遣送出境。在此層面上可以說,波章是邊境沿線村寨佛寺的核心人物,其政治導向和言論以及對宗教活動的控制能力影響著信眾,是影響邊境穩定的一個重要人物。因此,要逐漸建立波章檔案制度的登記和管理,適當予以補助和待遇,同時也積極對之進行培訓,提高波章的素質,以期進一步發揮其作用。

目前中央統戰部在組織佛教界人士到全國各地參觀學習交流活動時,已經適當照顧和考慮南傳佛教的波章人數比例。這一經驗值得推廣,不但使波章增長了見識,也是使波章走入其他文化視野的好機會,同時也凸顯了政府各級部門對波章系統的重視。應使波章培訓、學習體制化,這是推動波章系統有序轉型、與現代管理制度對接的動力。

此外,積極推動寺院管理小組(或寺院管理委員會)與波章系統的對接。由于波章管理系統是歷史發展過程中,民間社會形成的自組織管理機制,故應依托現有的寺院管理小組內的波章或村寨權威去努力與傳統的波章管理系統對接,共同推動村寨佛教的有序管理,鞏固基石,從而全面推動波章金字塔型的管理系統與現代社會機制的對接。

(三)積極促使中國南傳佛教固有的佛寺佛塔管理模式轉型,與現代社會組織制度接軌

就中國南傳佛教的佛寺佛塔組織管理體系而言,其主要是以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世俗社會組織制度為範本來建立的,但其中“ ”作為一級世俗社會組織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就不存在了。那麼中國南傳佛教寺院管理體系是否也會有相應的調整?在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不同區域的情況不同。在社會經濟相對發達、交通便捷的區域內,其管理體系已經開始轉型,即開始形成總佛寺——各中心佛寺——村寨佛寺這一管理模型。但有的相對落後的區域,還沿襲舊制,在活動過程中,尤其是在潑水節、開門節和關門節這三大節慶活動時,還以原有的管理方式安排活動。因此,目前各地都在積極申請重新恢復建立中心佛寺,甚至建立“人造景觀式”的大佛寺或大佛塔,對此,一定要慎重,既要考慮其傳統管理建制,又要考慮現代社會發展的信仰需求。

總之,處理好南傳佛教管理模式、佛教協會管理系統、波章管理系統三者之間的關系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這三種管理脈絡形成了中國南傳佛教管理磁場內部力量的張力,要進行正確疏導,使磁場力量平衡,從而保障中國南傳佛教信仰區域社會的穩定,積極促進我國佛教分布格局的穩定,也是中國南傳佛教的民族文化體系穩定的重要保障。

注釋︰

注釋︰

 

[1]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調研基地項目“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下雲南跨境民族宗教研究”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周邊國家宗教發展趨勢及其對我國社會穩定和文化安全的影響”項目子課題、中國社會科學院2015年度創新工程“東南亞宗教研究”項目階段性成果。

[2]關于南傳佛教管理模式,詳參鄭筱筠︰《中國南傳佛教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10月版,第三章。

[3]波章是南傳佛教管理日常社會事務及組織宗教活動的在家眾,在雲南西雙版納地區被稱為“波章”,在臨滄地區被稱為“安章”,在德宏地區被稱為“賀路”。關于波章的角色問題,詳參鄭筱筠︰《中國南傳上座部佛教與少數民族文化的互動——以安章的雙重身份為例》,200810月“當代社會中的宗教”會議論文(北京)。

[4]關于中國南傳佛教僧階,詳參鄭筱筠︰《中國南傳佛教研究》第三章。

[5]19636月,中國佛教協會雲南省分會成立之後,中國佛教協會西雙版納、德宏、臨滄分會改為地區性佛教組織,在中國佛教協會雲南省分會的統一領導下開展工作。

[6]詳參鄭筱筠、梁曉芬︰《中國南傳佛教團體發展五十年》,《中國佛學》2014年總第36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1月。

[7]有關南傳佛教社會的“階序”邏輯,詳參鄭筱筠︰《南傳佛教與佤族社會生活的“階序”邏輯——以雲南臨滄佤族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1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http://iwr.cass.cn/zjyzz/201509/t20150923_3109251.shtml
作者︰ 鄭筱筠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