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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的佛教文明

2018年09月14日 21:42:07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內容摘要]︰俄國的佛教文明歷史悠久。早在1世紀,佛教就開始在中亞廣泛傳播;14世紀起,佛教通過蒙古傳入西伯利亞;到17世紀,佛教在俄國已經打下堅實的根基,主要分布在布里亞特和卡爾梅克地區;1741年,沙皇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宣布佛教與東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同為俄國的官方宗教;十月革命後,在斯大林發起的反宗教運動中,佛教受到打擊和迫害;1989年,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新思維和公開性”為佛教帶來新生;蘇聯解體後,佛教出現了復蘇和發展。

[關鍵詞]︰俄國;佛教;宗教政策

對于印度和其他國家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來說,俄國的佛教文明可能會讓他們感到驚奇,因為,俄國一直是以古老的東正教、沙皇帝國和共產主義為世人所熟知的。在16世紀最後25年中,佛教以戲劇般的方式從蒙古傳播到冰雪覆蓋的西伯利亞。當時的蒙古統治者俺答汗在佛教傳播中發揮了開拓性作用。起初,蒙古的佛教僧侶和西藏同伴在馬背上帶著帳篷,來到西伯利亞和任何他們發現有人居住的地方,搭好帳篷,在里面供上釋迦摩尼像,然後開始傳教,這就是臨時的佛教寺院“杜甘”。如此戲劇般的過程年復一年,一直持續到19世紀。

隨後,這些臨時的寺院轉換成永久的木質建築,尤其是在奧納河、烏拉河、色楞格河和安加拉河等西伯利亞河流的沿岸,這就是眾所周知的佛教寺院“扎倉”。很快,它們就成為佛教傳播的中心,尤其在西伯利亞的布里亞特以及卡爾梅克牢固地確立了佛教的根基。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俄國的佛教經歷了較為曲折的發展歷程。須特別指出的是,佛教在俄羅斯帝國的兩個相距甚遠的地理區域內得以傳播。據俄國學者尼古拉•葉爾莫什金考證,公元1世紀時佛教作為宗教和哲學體系開始通過絲綢之路在中亞廣泛傳播,從古老的花剌子模,到里海、咸海和太平洋的廣闊地域內。他寫道︰“中世紀初期,佛教寺院在中亞的多數大城市建立。一份古老的手稿描繪了公元7世紀中葉撒馬爾罕的佛教廟宇修復的情況。佛教文化中心在龜茲、和田一帶非常普遍。科學家過去經常到和田尋找在印度不能發現的稀有手稿。”隨著7世紀伊斯蘭教的出現,穆斯林統治者武力的摧毀,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佛教文明的傳播。

從14世紀起,佛教在俄國的傳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當時,蒙古統治者開始了一項有組織的運動,讓佛教遍布他們的帝國。首先,佛教在布里亞特扎根。據俄國文獻記載︰“在布里亞特,主要是北傳佛教的蒙藏分支。最初,在外貝加爾和俄國其他佛教地區傳播的是格魯派,它由宗喀巴于公元14-15世紀創立。宗喀巴因在藏傳佛教上推行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革而被稱為‘佛陀’,他成功地將所有佛教哲學教派統一到一起,並將小乘、大乘和金剛乘等三個主要佛教分支的方法結合起來。”格魯派又稱為“黃帽派”或“黃教”。這個名詞源于宗喀巴帽子的顏色。有學者指出,由宗喀巴創立的黃教派的真實含義是︰黃色象征原始律宗嚴格規範的重建,即恪守佛教僧侶道德準則和行為。依照律宗,佛教僧侶要穿上用廢舊破布做成的長袍,通常是黃色的,以表明他們全身心的奉獻及對世俗誘惑和苦惱的自我摒棄。

關于佛教理論體系在俄國的出現,存在一些有意義的細節。人所共知,佛教是從蒙古傳播到西伯利亞的。直至17世紀,薩滿教一直是布里亞特人的主要宗教。這個時期,俄國正試圖在西伯利亞擴大帝國的統治。同時,大量不希望參與封建戰爭的蒙古人從家鄉逃出,到達布里亞特。由于蒙古人在本國時就已經成為佛教徒,所以他們在該地區的佛教傳播中發揮了先鋒示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闡述俄國的佛教問題很難不涉及佛教與蒙古的關系問題。根據俄國史料,佛教在蒙古和布里亞特的擴張用了數百年的時間,至少可以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

原始蒙古部落和佛教最初接觸的時間,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匈奴和鮮卑時期。這一階段,兩個民族知曉了佛教文化中的一些要素。第二個主要階段開始于12-13世紀偉大的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窩闊台、忽必烈和蒙哥統治時期。此時,蒙古人真正地認識了佛教。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成吉思汗征服了很多國家和民族,其中契丹人、畏兀兒人、中國人和通古斯人已經真正地皈依佛教。1260年,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改信佛教,這是蒙古佛教傳播史上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折點。薩迦派一個名叫八思巴的大喇嘛也在忽必烈王朝的都城大都(北京)開展了傳教活動。1252年,忽必烈汗和八思巴喇嘛簽署《珍珠憲章》,劃分了蒙古帝國內世俗和宗教界的勢力範圍。由于布里亞特被稱為“阿拉蒙古”,也就是忽必烈帝國統治時期的漠北蒙古,因此布里亞特自動地處于《珍珠憲章》的管轄範圍內。依此,歷史學家認為1252年蒙古帝國宣布佛教為國教的時間,也同樣適用于布里亞特地區。

佛教在蒙古傳播的第三個階段是伴隨著16世紀俺答汗的到來而出現的。俺答汗提升了黃教在蒙古的地位。1576年,他組織召開各部落和宗族大會,確保佛教在他的帝國成為絕對性的宗教。俺答汗的佷子庫圖克圖•徹辰•洪台吉王子勸說他的叔叔,如果將西藏的最高大喇嘛邀請到蒙古,將受到贊賞,而且還會獲得好處。據說,俺答汗本人第一次知曉佛教是在此次談話的三年前,那時他在同中國西部西拉畏兀兒人的一次戰役中抓獲了兩個喇嘛。其中一個喇嘛向俺答汗傳教,並使其皈依佛教。

1578年,在西藏大喇嘛的見證下,俺答汗宣布了《十道德法規》,同時授予大喇嘛“三世達賴喇嘛”的頭餃。在此法規的作用下,蒙古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多深層的改變︰廢除了陳舊的習俗,如隨意刺殺駱駝和馬,把它們當做死人陪葬品活埋等,引進了新的習俗;建立了包括四個等級的僧侶統治集團,每個等級在地位和特殊權益上與世俗貴族的等級相對應。達賴喇嘛致信俺答汗,稱他們並不是第一次相見,而是很久以前就已經相識了。這意味著,俺答汗被當做忽必烈汗的化身,達賴喇嘛則是八思巴喇嘛的轉世。在這種情況下,蒙古王朝的創立者成吉思汗被宣稱是達賴喇嘛的第四次轉世。

四個世紀後,蘇聯學者對蒙古佛教作出了這樣的評論︰“佛教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完全具有宗教學說反科學的本質特征。佛教公元前6世紀在印度出現,7世紀進入西藏,很快在那里廣泛傳播。盡管基本教義沒有變化,然而藏傳佛教在儀式、教義及教會機構的組成上都發生了相當多的改變。這些改變的目的在于使佛教最大限度地符合西藏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在論及選擇成為佛教僧侶的那些人時,該學者進一步指出︰“喇嘛教從勞動力中轉移了相當數量的男性人口,因而妨礙了民族經濟的發展,抑制了人口的增長。”

另一個重要的佛教中心是卡爾梅克,它歷史上和蒙古的關系與布里亞特相似。俄學者Y.P.巴卡耶娃認為,卡爾梅克人是俄國歐洲部分唯一真正信仰佛教的。在歐洲,卡爾梅克佛教被稱為西蒙古部落文化。在佛教傳到卡爾梅克前,厄魯特人于12-13世紀通過畏兀兒人成為佛教徒。最初,佛教傳播集中在精英階層,尤其是封建主階層。1368年,元朝滅亡後,厄魯特人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並且與中國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給中國人提供佛教文獻。17世紀初期,卡爾梅克落入沙俄之手。1640年,蒙古人和厄魯特人召開會議,正式通過了一項決議,宣布佛教為卡爾梅克的國教。同時,會議還通過了一項懲罰薩滿教擁護者的法令。另一位俄國學者G.S.多爾日耶夫引用卡爾梅克文獻指出,在17世紀早期,蒙古國王拜巴噶斯決定讓他的一個兒子巴巴可汗成為喇嘛。巴巴可汗被送到西藏,學習了22年佛教。他在拿到拉然巴格西—咱雅班智達(博學之士)學餃後,于1639年回到蒙古,成為厄魯特蒙古人中的一個喇嘛。他在1645年、1657年、1660年三次訪問卡爾梅克。他的訪問不僅僅是傳教,而且具有政治意義。他成為達賴喇嘛在卡爾梅克的代理人,加強了這一地區與西藏的聯系。關于1640年厄魯特大會,多爾日耶夫提到一個有趣的規定,即如果薩滿教的擁護者騎馬來到卡爾梅克,那麼他的馬將被搶走。這就證明卡爾梅克是以一種獨特方式為佛教提供政府保護的。在18世紀中期,其他一些有趣的條例也被附加到1640年大會通過的規章中。例如,如果有任何人違背了佛教準則,他必須交出一只三歲大的綿羊和30戈比的罰款,並被摑三個巴掌。然而,這些懲罰僅適用于富人,窮人會被罰10戈比,被摑五個巴掌。

到17世紀,佛教在西伯利亞已經打下堅實的根基。事實表明,俄國統治者對當時佛教在西伯利亞的發展情況缺乏了解。沙皇的兒子彼得•別克托夫在1647年率幾十人去貝加爾地區。他們經阿拉瓦納湖地區去蒙古,在那里覲見了欽察國王。又走了一天,他們遇到另一個王子圖魯克•塞倫加。隨後又經過六天的行程到達烏蘭烏德河。他發現了用紙印刷的宗教書籍,以及人們在圖羅凱王子面前頂禮膜拜。在16世紀70年代,沙皇派遣一個叫尼古拉•斯帕法里的人去貝加爾地區和遠東。在那里,斯帕法里第一次看到穿著袈裟的喇嘛。俄國學者E.M.扎爾金德說道,當俄國處于封建社會時,原始制度仍在布里亞特盛行。當佛教成為布里亞特官方宗教時,封建制度也隨之發展起來。此時,佛教成為封建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還指出,在19世紀上半葉,佛教在布里亞特已經十分普及,這不僅有助于封建制度的形成,而且有助于統治階層的形成。17世紀30年代,布里亞特開始出現佛教寺院。經過發展之後,在布里亞特的霍林、通卡、巴爾古津斯克、阿拉爾斯克和伊爾庫茨克等地區,出現了佛教有組織的擴張。

與此同時,1712年,因為蒙古的一場戰爭,大約有一百個蒙古人和五十個西藏喇嘛逃到貝加爾和布里亞特地區。他們的到來促進了佛教寺院的快速發展,扎倉作為佛教傳播中心開始發揮作用。佛教的發展使俄國統治者十分不安。根據總督薩瓦•拉古津斯基的建議,1728年沙俄頒布了一項法令︰禁止喇嘛越境去中國。這使布里亞特喇嘛十分不滿。拉古津斯基還提出,一個家族要有兩個孩子接受俄國官方的教育,以確保他們對沙皇的忠誠。以1728年法令為基礎,1853年沙皇頒布了《東西伯利亞喇嘛的宗教生活》。對此,喇嘛在各個寺院發起了一場大規模教育兒童的運動,以此來挫敗沙皇的教育命令。

鑒于佛教日益增長的影響,俄國統治者決定將喇嘛教的信徒納入法律管轄範圍。為此,1741年開展了一項全面的調查,結果顯示共有11座佛教寺院和150個喇嘛。這一年成為俄國佛教傳播史的轉折點,沙皇扎林娜•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通過一項法令,宣布佛教為俄國的官方宗教之一,另外三個官方宗教是東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同時,免除了喇嘛的稅賦,並且為他們向游牧民族傳播教義提供便利。這個時期,喇嘛還沒有完全處于統一組織下,尤其是布里亞特喇嘛,他們依賴于蒙古喇嘛,認為自己和蒙古是密不可分的。西藏的僧侶也給布里亞特喇嘛相當多的影響,這也是俄國統治者力圖對布里亞特加緊控制的原因。政府還竭力使布里亞特的寺院擺脫外國的影響。這一地區外交使節呈送給沙皇的各種文件顯示,當時的政府十分希望維持邊界的和平與融洽,並且在寄膳者糾紛之後與中國保持友好關系。

隨著佛教成為俄國的官方宗教,在布里亞特民眾中俄國的影響得到相當大的提升。正因為如此,在對佛教寺院施加控制的問題上,當地民眾和統治階層的矛盾也出現了。然而,佛教的根基繼續加強。在1741年佛教獲得官方承認前,第一座扎倉于1707年在薩拉圖斯克建立,隨後的兩個世紀里,布里亞特佛教寺院的數量達到47座。

進入20世紀以來,佛教呈現出一個新的形態,不同的佛教哲學和醫學學派在西伯利亞很多地方繁榮發展起來。起初,這些流派沒有得到官方承認,然而它們持續增長的影響迫使俄政府給予認可。在此時,卡爾梅克的佛教寺院數量達到100座,而那里的喇嘛都是卡爾梅克人。

有意思的是,19世紀的前25年中,佛教的日益強大吸引了英國殖民傳教士的注意。成立于1795年的倫敦傳教士團在兩名神職人員羅伯特•平克頓和約翰•彼得森的提議下,1817年派遣基督傳教士去布里亞特,以使那里的人改信基督教。在這個方案背後,暴露了倫敦傳教士團為未來的基督世界勾畫的宏偉計劃︰“傳教士團不僅要試圖轉化布里亞特人,可能的話,還包括其他的西伯利亞部落,而且要成為進軍中國的切入點。希望通過西伯利亞佔領外蒙古,進而佔領北京,最後佔領整個中國。”

隨後,又有一些傳教士被派到布里亞特,但傳教活動的慘敗使他們最終不得不放棄這個計劃。傳教士以自我批評的方式說道︰“傳教士團建立時,倫敦對布里亞特幾乎一無所知,所了解的一些知識也是錯誤的。例如,傳教士團對布里亞特人所信奉的宗教的本質極為困惑,認為‘薩滿教和達賴喇嘛的宗教有密切聯系,並和婆羅門教有一些相似之處’。很快傳教士就發現,事實是完全不同的。喇嘛教本身是在信薩滿教的布里亞特人中傳教。這兩種宗教互為競爭對手,而不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

這些傳教士在沙皇亞歷山大的正式允許下前往西伯利亞。到達後,為了讓佛教徒改信基督教,他們采用了一種獨特的策略︰先努力促使某些部落首領皈依基督教,然後民眾就會跟從。有一個例子是失敗的傳教活動中最有意思的插曲。兩個部落首領在大量的誘惑下皈依了基督教。倫敦傳教士團把他們從布里亞特帶到聖彼得堡,當作基督教廣泛傳播的象征。然而,他們怪異的舉止和酗酒的習慣給傳教士們帶來了可怕的麻煩。最終,隨著倫敦傳教士團在布里亞特的失敗,建立從歐洲經西伯利亞、蒙古和中國到達印度的基督教帝國的宏偉計劃破產了。

歷史進程表明,無論是沙皇政權還是英國殖民者對西伯利亞的佛教感到如何不滿,但是面對時而出現的不和情況,它仍然能夠生存下來。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最悲慘的境況擺在了俄國佛教徒面前。就俄國社會而言,在過去的許多世紀里,它都是一個多宗教社會,然而宗教迫害在歷史上也是一個常見的現象。沙皇時期,東正教被認為是俄國唯一真正的宗教。因此,背離東正教會的教派要遭受殘酷迫害,不同意見者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根據《俄羅斯帝國法典》的規定,父母要用東正教信仰教育孩子,如果按照其他基督教教派的儀式給孩子洗禮或使他們服從其他的聖禮和接受教育,父母要受到1-2年的監禁。

俄國東正教會享有凌駕于人們之上的極大權威。十月革命前,東正教會的神職人員擁有超過550萬英畝土地。其中,671個神父擁有13萬英畝土地,人均超過180英畝。589個神父每人擁有270-2700英畝土地,或者人均675英畝,其中26個最富有的神父平均每人擁有5000英畝土地。這也是十月革命爆發後的24小時內,即11月8日,列寧就頒布土地法令,剝奪了所有宗教組織土地所有權的原因。這意味著沒收與宗教組織有關的全部財產。隨後,在1917年12月11日頒布的另一項法令中,要求將蘇維埃共和國內的所有教區學校、教師、神學院和其他的初級、中高級學校及機構的管轄權由教會轉移到教育人民委員部。1918年2月17日,廢除宗教教師的職業,不允許在學校教授宗教教義。

1918年1月23日,蘇俄政府以人民委員會政令的形式發布了一部關于宗教生活的法令,即《關于教會同國家分離和學校同教會分離的法令》,要求建立一個完全世俗的國家,並賦予公民信仰任何宗教和不信宗教的權利。這些關于東正教的立法為蘇俄處理其他宗教提供了範例。

十月革命剛剛結束,西伯利亞的佛教領袖阿旺•德爾智就試圖與布爾什維克合作。他認為佛教和共產主義能夠聯合在一起,因為兩者的哲學基礎相似,即都反對資本主義,信奉無神論。起初,列寧同意俄國佛教徒合法活動。德爾智受邀參加蘇共政治局召開的一個討論民族問題的特殊會議,列寧、斯大林、布哈林也參加了。由于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對蘇俄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生存而言,1918-1920年是一個極為嚴峻的時期,因此沒有多少反對宗教的活動。但1924年列寧去世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層開始出現反宗教的情緒,到1929年事態具體化了,斯大林發起反宗教運動,一直持續到1938年。反佛教運動首先在布里亞特加緊進行。例如,采取了反對新年節日“白月”的措施,隨後又做出了在一個月內關閉20座扎倉的決定。然而,這些狂熱的舉動最終沒能如願,當地人的抗議阻礙了扎倉的關閉。戰斗無神論同盟的布里亞特分部被解散。許多佛教徒曾加入這個團體,宣稱他們是無神論者。但來自上層的打擊根本不能停止。

莫斯科人種學和人類學研究所的納塔利•茹科夫斯卡婭的研究表明,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當權下的蘇聯政府開始大規模迫害佛教徒,到1940年,布里亞特、卡爾梅克所有寺院被關閉,大量僧侶遭逮捕,他們中的很多人被強迫去過平民生活。二戰後,只有兩所布里亞特寺院開放。19世紀20年代,布里亞特有47所佛教寺院,卡爾梅克有104所,聖彼得堡有1所。聖彼得堡的寺院是全俄最大的,那里有9個僧人被逮捕。最有名望的僧侶阿旺•德爾智,1938年死于獄中。茹科夫斯卡婭進一步指出,由著名佛教學家舍爾瓦茨庫在聖彼得堡建立的佛教文化研究院也被斯大林關閉,許多學者被捕,甚至有些人被殺。另一個聖彼得堡的佛教學者亞歷山大•安德耶夫說,1937年,斯大林政府將佛教徒視為日本代理人,並立即逮捕了1864個僧人。1937年1月1日到11月1日,遭逮捕的僧人中有969個被判有罪。

盡管官方文件沒有顯示過多有關佛教徒受迫害的情況,但通過現存的史料,可以提取很多迫害佛教徒的情節。根據一份斯大林時代的文件,1936年1月27日,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了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的代表。在蘇聯領導人講話前,伏羅希洛夫集體農莊主席巴德瑪耶夫說道︰“今天,在這樣高興愉悅的氣氛下,在黨和政府領導人之中,我不由自主地回憶起布里亞特蒙古人民艱辛、悲慘的過去。我們的過去確實是無快樂而言的︰流浪的生活,一頂灰暗的毛氈帳篷。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布里亞特蒙古人承受著三重壓迫︰一是沙皇政府,二是富農和地方政府,三是數量眾多的喇嘛。喇嘛麻痹布里亞特人,使他們陷入對死後生活的不斷恐懼中。”

隨後,另一位來自圖卡地區的領導人戈什諾夫說道︰“十月革命前,在我們的居住地區有很多剝削者——富農、喇嘛和類似的家伙。例如,單在圖卡就有1500個喇嘛,每5個或6個成年人中就有1個喇嘛。現在我們整個區不超過10個喇嘛。過去我們區有3座寺院,現在都關閉了。”他的講演中提到一個宣傳佛教不健康的典型例子。他說道︰“現在我們擦洗我們的地板,洗盤子和衣服;但過去喇嘛禁止我們洗盤子和洗衣服,他們說洗衣服會沖走我們的好運”。作家霍特薩那姆薩拉耶夫說,“我們蘇聯文學作品已經完全去除了喇嘛的教會文學”。但是,最重要的講話是耶巴諾夫發表的。在回答斯大林的提問時,他說︰“以前布里亞特蒙古的‘中心’——寺院,如今在很多地方已經變成文化中心︰學校、俱樂部、醫院。”

在回答伏羅希洛夫提問時,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黨委書記耶巴諾夫說,革命前有44座寺院,現在6座被正式關閉了,12座自動解散了,那里的喇嘛逃到其他寺院去了;26座仍然存在。革命以前,有14000名喇嘛學生,現在26座寺院中,剩余不超過900名,他們中沒有一個年輕人。從1925年起,年輕人都進入了蘇維埃學校,沒有人再進入寺院。這是一個對喇嘛教的巨大勝利。從這些言談中可以看出,在1936年仍存在反佛教的事件,反宗教運動仍然在開展。

1989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新思維和公開性”為佛教帶來了新生。這時,蘇聯佛教徒開始自行組織起來。1991年,在俄國官方承認佛教250周年時,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活動。這次活動是由布里亞特共和國政府主辦的。隨後,被摧毀的古老寺院得到重建和復興。到2000年,布里亞特有28座寺院,卡爾梅克有16座,圖瓦有9座,阿爾泰有1座,最重要的1座在聖彼得堡。除了西伯利亞,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已經成為對佛教學者和佛教追隨者最有吸引力的中心。僅在莫斯科就存在著14個佛教流派,而在聖彼得堡有13個流派。現在,在獨聯體國家有超過400個佛教社團和學術圈,所有的佛教節日得以恢復。據估計,如今,大約有100萬佛教徒生活在俄羅斯。俄羅斯佛教徒在反對車臣戰爭中成功吸引了世界注視的目光。蘇聯解體後,佛教僧侶在6個不同場合宣揚和平的主張,要求停止格羅茲尼的流血戰爭,一直持續到1996年。俄國佛教徒反對車臣戰爭的主要口號是“為了生命”。我們看到,一個擁有多樣文明的嶄新的俄羅斯作為一支強大的力量又出現在歷史舞台上。

[根據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圖里斯•拉姆《俄國的佛教文明》一文內容編譯,原文載于論文集《俄國文化》(新德里,未來兒童出版社,2007年)]

(作者系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俄羅斯研究所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

http://iwr.cass.cn/zjyzz/201504/t20150429_3109240.shtml
作者︰ 黃秋迪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