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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華時期的東北佛教

2018年09月14日 21:40:39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1937年7月7日夜,北京郊外的盧溝橋響起槍聲,由此拉開了中國全民抗戰的序幕。現在,這一歷史事件已經過去77年,但日本國內圍繞這一事件的起因和性質仍有諸多混亂認識乃至謬論,特別是安倍政權試圖將歪曲的歷史觀灌輸給下一代,值得人們高度警惕。

佛教在東北地區擁有重要的影響力,不僅藏傳佛教盛行,漢傳佛教也有著廣泛的信仰傳統,同時自日俄戰爭以來的日本佛教在東北的頻繁傳教活動也使其成為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因而佛教自然成為日偽當局重點利用的對象。偽滿洲國成立(1932年)之後,特別是“七七”事變後,日偽當局通過設立各種類型的宗教管理機構以及頒布各項宗教法令,對佛教加以控制和改造。日偽當局的佛教政策為維護殖民統治起了極大的輔助作用,同時也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和危害。

為了鞏固殖民政權,維護殖民統治,日偽當局在對風起雲涌的抗日隊伍進行軍事圍剿的同時,也對普通民眾加以精神控制和殖民文化教育。日本人大谷湖峰在1937年的《宗教調查報告書》中就明確了這一意圖︰“對蘇聯、共匪的政策,僅僅依靠軍事力量是不能取得充分成果的。另一方面,必須代之以思想或宗教方面的活動。另外,有必要引進日本宗教,以便和滿人在宗教感情上求得統一。”日本侵略者對佛教的控制與利用,當時是通過偽滿洲國佛教護法會、偽滿洲國佛教總會、偽滿洲國民生部、偽滿洲國協和會中央本部等機構與團體來具體實施的。日本侵略者試圖利用佛教來消解東北人民的抗日斗志,達到一種虛假的和平景象。

1936年6月16日至17日,偽滿洲國舉行了第一次“全國佛教座談會”,提出要“組織滿洲國佛教總會于首都,以統轄全國寺院僧人。”這次座談會是偽滿洲國佛教史上很重要的一次活動,是日本侵略者對我國東北宗教狀況進行調查的開端。1936年8月30日,偽奉天省公署和奉天市公署分別頒布《奉天省管理寺廟條例》和《奉天市寺廟登記施行細則》,對偽奉天省內佛教、道教的寺觀財產、傳教人員作了嚴格規定,如有違令不遵者,加以重罰。一切宗教活動被置于偽公署掌控之下。1938年9月24日,偽滿民生部頒布《暫行寺廟及布教者取締規則》,凡不利于日偽統治的宗教活動,皆被取締。

1938年,關東軍司令部指令偽滿洲國協和會中央本部通告大同佛教會、普化佛教會等團體,選派僧人、信徒組成60余人的“宣撫班”,隨日本關東軍進入長白、撫順、樺甸等地,向當地村民進行“宣撫”,蠱惑群眾“搬遷並屯”,不得接濟抗日隊伍,切斷群眾與抗日聯軍的聯系。此外還組織僧人作為“教誨師”到各地監獄去進行教化,消除被關押者的敵對情緒,作日偽政權的歸順良民。

在淪陷時期,一些上層僧侶被偽滿洲國政府拉攏,授予稱號、職餃,並利用他們為日本侵華政策效勞。其中偽滿洲國政府民生部聘請一些佛教僧人為“教化顧問”、“教化委員”、“教化囑托”等。1942年,偽滿洲國協和會中央本部還授予東北地區7名僧人為“佛教護國長老”,溥儀還向他們“御賜”紫衣一件。

日本侵略者還以“友善”、“交流”的名義,從1934年開始,向東北地區各大寺廟與佛教團體派駐日本“僧人”,監視中國僧人,注視寺院周邊情況,收集情報。如《宗教調查報告書》中針對九台縣的宗教說︰“滿洲的宗教以及社會事業團體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這些宗教團體也有的標榜尋求平等、和平,實際上則假借宗教的名義策劃反日的活動。現在當局作為這類具體的例子可以指出普濟佛教會。普濟佛教會自民國17年以來,在滿洲一部分地區流行,在該縣的第3區、第6區也流行,被探知抱有反滿抗日的密謀後,于今年5月中旬被勒令解散。之所以能探知這些情況,是因為當局派警察化名打入教會而偵察到的。”並提出“普濟佛教會有利用世界大同佛教會的名義進行地下活動的動向,可能還接受華北的指令,現正在進行嚴密的調查,認為有必要加以鎮壓。”還特別提出“他們都在通過這種宗教團體來進行反滿抗日的活動,企圖收復東北失地,有必要提高警惕。”另外,日偽當局也充分利用一切機會來改造東北原有佛教組織以便為其所用。如1924年,由中國天台宗四十四代祖師--虛法師主持,在哈爾濱修建極樂寺,並成立了哈爾濱佛教總會。

1934年,日本比--山派來天台宗的僧侶,他們提議創設一個依靠佛教統制,實現日滿親善理想的佛教總會,並修改原來的章程。同年末,在新省制實施的同時,將哈爾濱佛教總會改名為“濱江省佛教總會”。其目的很明確︰“創立該會應該把上述政策作為永久的理想,其根源是企圖使其屬于日本天台本山。”偽滿洲國協和會主要負責精神安撫及奴化教育工作,這種帶有殖民色彩的宣撫工作自然遭到普通民眾的抵制。連日本人自己也意識到這樣赤裸裸的宣教是無法奏效的。日本人守屋榮夫在所著《滿洲國統治的現狀》一書中寫道︰“原來協和會的中心人物都是軍人和官吏,其他的職員也都是在這些人的命令系統下工作的;因而即使說他們確實是照料了滿洲民眾,但在這種情況下,滿洲國的一般民眾也不信任他們,仍然認為他們是官僚軍閥的嘍--,而不同他們進行誠摯的對話,以求得融合與合作。……我認為無論如何也應有一個使滿洲民眾容易接受的組織和對策。”所以要想統一民眾的思想,“只有依靠宗教”。而這樣的宗教必須符合兩項標準︰一是要符合滿洲國的建國精神;二是從日滿不可分的原則看,和日本思想融合、有聯系的宗教。這樣考察的結果是“連具有長期傳統的滿洲佛教都不具備教化民眾的實力,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從日滿不可分的關系考慮,由日本宗教進入滿洲,實行教化。……對滿洲的所有方面都具有指導使命的日本,在指導滿洲思想界時,如果說最需要找出兩國的共同性和現實的可能性,那麼,日本佛教在滿洲的開始傳授是最有現實意義的,這是人所共知的。”日本人企圖用宗教來控制東北民眾的野心昭然若揭。

1939年偽滿佛教總會的成立,目的就在于方便日偽當局操縱和利用佛教,以奴化的思想影響群眾。其宗旨非常明確︰“結合建國精神發揚佛法,以民族結合、國運昌盛為目的,進行傳教人的指導培養,教理、教義、制度的調查研究,教化民眾及進行排共運動。”佛教被日偽當局當做奴化宣傳的工具。

在東北地區淪陷期間,由于日本侵略者直接或間接地利用佛教,14年間竟新建寺院達數百座,而且來東北地區的日本僧人幾乎各宗派都在開設傳教所。據偽滿洲情報所編的《滿洲的宗教》一書統計說︰“在滿洲,日本人的佛教有真言宗、曹洞宗、臨濟宗、日蓮宗、淨土宗、淨土真宗、天台宗等諸宗派,大約有200多所寺院與布教所。”這些寺院與布教所的宗旨為“在統制國民信仰方面,要使滿洲佛教僧侶新生,並要提倡日本佛教徒超越職業意識,竭力向滿洲擴張。……作為整個宗教的建設性的統制方法,如把日本發達的佛教,按照滿洲國情,指導其進入滿洲。”這種惡意的擴張與修建,打亂了東北佛教的正常發展。1943年11月,“大東亞會議”在東京召開, 大會發表的《大東亞建設佛教宣言》稱︰“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頒下大東亞宣戰之大詔正好一年又半,戰果赫赫,政道調適,山川懾伏,草木風靡,從而迎來東亞天地間輝煌的黎明。”為此,東亞諸國應在“佛祖照鑒之下,……為恢弘天業作出貢獻”。在大會精神的指導下,不久,以文部省宗教局局長名義給佛教各宗下發了一份《通達》,要求各宗派順應國策,齊心協力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此後,在東北地區布教的日本僧侶達503名。岡田義雄在《中國開教》中記錄了當時日本佛教各派在東北地區的寺院總數,其中大谷派80座,本願寺派53座,真言宗40座,曹洞宗37座,日蓮宗34座,淨土宗28座,日本山17座,臨濟宗9座,天台宗2座,興正派1座,華嚴宗1座,時宗1座。1944年,在東北地區的佛教各派響應捐獻軍用飛機運動,集資捐獻了一架名叫“協和佛教號”飛機,直接為戰爭效力。

1944年9月,日偽當局還在長春修建了露天“造福觀音聖場”,這是日本帝國侵華、鼓吹“大東亞共榮圈”、建立偽滿洲國十周年的紀念物。建造露天觀音像,其緣起是“不唯祈國運之隆昌,更願于此非常時局下,使國民于精神有以團結,人心有所依托起見,故由朝野官民及宗教之共同發起奉建露天造福觀音聖像,俾萬眾隨時瞻禮,咸植福音,冀慈光加被東亞安寧,並于建國史上,亦可豎一精神永久之紀念文化也”。1944年9月,是日本帝國侵略失敗投降前的8個月,危機四伏。在這樣形勢下大操大辦“聖場”,無非是企圖利用佛教的影響收攬民心,作最後的掙扎。

http://iwr.cass.cn/zjyzz/201504/t20150413_3109239.shtml
作者︰ 溫金玉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