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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佛教關系研究

2018年09月15日 19:06:40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一、蒙古帝國時代的蒙藏佛教關系

蒙古佛教的黎明期是在蒙古帝國時代。藏傳佛教薩迦派的教法傳入蒙古地區,蒙古帝國太祖博克達•成吉思汗(Bogda Cinggis Han 1162-1227,略稱成吉思汗)以及蒙古諸皇帝,接受了藏傳佛教。本文以研究傳播途徑和接受原因為主。在學術界,至今為止,一般都將成吉思汗與藏傳佛教薩迦派高僧之間交換親筆書函理解為個人關系,本文將加以討論。

佛教何時傳入蒙古族地區的呢?在《三世佛母聖般若波羅蜜多經》(Dusgsum rgyal bai yum Hphags pas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i mdo)[1]里有如下記載,釋尊曾作過預言,佛教將先從中印度向南一度傳播弘揚,此後又將印度的北方再向北方傳播弘揚。就是說,佛教將傳播到印度東北方向的地域藏族地區和蒙古族地區。釋尊在《無垢天女請問經》(Lha mo dri ma med bas shus bai mdo)[2]預言說,佛涅--後的2500年時,佛法在“紅面”(gdoH dmar)地域傳播,即預言說在蒙古族地區傳播。這是因為蒙古族地區的很多地方大地呈紅色的緣故。

一般認為在蒙古地區最早傳來的佛法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的教法。蒙古學界大多以蒙古學者薩襄徹辰著的蒙古文《蒙古源流》(Sagang secen,Erdeni yintob ci)[3]一書為依據,《蒙古源流》中有如下的敘述︰

成吉思汗,四十五歲(公元1206年)用兵于土伯特(tubed西藏)之古魯格多爾濟汗(Kulegedorci qagan)。彼時土伯特汗遣尼魯呼諾延(Niluku noyan尼魯呼,大臣之意)為使,率三百人前來進獻駝只、輜重無算,會于柴達木疆域。

成吉思汗賞賜其汗及使臣,並送禮物和信件給薩察克羅雜干阿難達噶爾貝嘛喇(Saskiya cag lo-zawa ananda gerbi),信中說︰“尼魯呼諾延之還也,即欲聘請喇嘛,但朕辦理世事,未暇聘請,願遙申皈依之誠,仰懇護佑之力”。于是收服阿三部(mGaH ris skor gsum)屬八十土伯特人眾。

另有久明柔白多杰藏文著的《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G)[4],由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蒙古文著,陳慶英、烏力吉漢譯注的《蒙古佛教史》[5]等書,都涉及闡述了成吉思汗與薩迦派的薩察克羅雜干阿難達噶爾貝喇嘛的關系[6]。但是薩迦派的歷史著述中沒有此人。《蒙古佛教源流》中記載說,成吉思汗與薩迦派的高僧薩欽•貢噶寧布(Sa skya kun dgah sniG po 1092-1158,以下略稱貢噶寧布)結成施主與上師(mchod yon)的關系,成吉思汗給貢噶寧布發了信函等等。其實在時間上成吉思汗和貢噶寧布不是同一時代的人,貢噶寧布生存于公元1092-1158年間,成吉思汗則是1162-1227年間的人物,成吉思汗誕生前四年貢噶寧布則已圓寂了。再進一步說,成吉思汗被推舉為蒙古帝國的皇帝是公元1206年的事情,貢噶寧布去世已有48年之久。以此推論,當時薩迦派接受成吉思汗信函等事宜的,應該是薩迦派第三祖扎巴堅贊(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當時雖然佛教還沒有正式傳入蒙古地區,但是,由于成吉思汗發給西藏的信函正式開啟了蒙古接受佛教的進程,因此蒙古佛教信眾還是非常感激成吉思汗這一恩德的。正因為如此,蒙古人對佛教的虔誠信仰是與成吉思汗有關的。誠然,在這以前,蒙古人對佛教並不陌生,他們通過契丹人、女真人、伊犁龜茲人和畏兀兒人與佛教也曾經產生接觸。

其後,蒙古帝國的王子闊端王(Godan han l206-1251)給藏傳佛教薩迦派第四祖薩迦班智達(Sa skya paNDita ll82-125l以下略稱薩迦班智達)發送了“闊端通達親書”,薩迦班智達接到信函後,前往蒙古地區弘揚佛法7年有余。其間,薩迦班智達親筆給西藏僧俗寫了《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Bu slob rnams la spriG ba bshugs)》,解釋說明了蒙古帝國的具體情況,成為西藏歸順蒙古帝國的宣言,建立了蒙古帝國和西藏的政治與宗教關系,同時開啟了佛教傳入蒙古地區的新篇章。闊端王與薩迦班智達的會晤史稱“涼州會談”(今甘肅武威)。上述的蒙古帝國佛教弘傳情況,可以說是蒙古佛教的黎明期。

筆者認為,成吉思汗與薩迦派高僧之間交換親筆書函的情況,不只是個人之間的關系,而是當時蒙古帝國與藏傳佛教薩迦派之間公共關系的重要文件。有關這些情況在《蒙古源流》、《多桑蒙古史》、《蒙古佛教源流》、《阿勒坦汗傳》等文獻資料中都有記載。

據蔡巴貢噶多吉著的《紅史》[7]記載,噶瑪拔希在蒙古帝國的時候,修建佛教寺院3000余座,尚可能包括漢傳佛教的寺院,以祈禱國泰民安,使人們安居樂業。尊師還請求蒙哥汗(Mongke Han,1252-1259在位),在西藏楚布寺建經堂塑造了高達約50尺的釋迦牟尼佛像,左右塑造了五方佛和彌勒菩薩、文殊菩薩(manshir borqan蒙古語)、觀世音菩薩(aryabalu borqan蒙古語)等9尊造像。

蒙哥汗時期,漢傳佛教的高僧海雲法師和克什米爾的那摩法師,都先後被封為蒙古帝國的國師,管理蒙古帝國全國佛教事務。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帝國至元朝時期偉大的國務活動家,禪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從成吉思汗時期到窩闊台汗(1229-1241)、貴由汗(1246-1248)時期,約26年為蒙古帝國出謀獻策和傳播佛教思想,執行以儒治國,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方略。薩迦班智達沒有被封為國師。藏傳佛教高僧被封為國師的嚆矢是薩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洛追堅贊(H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l239-1280漢譯聖者慧幢,以下略稱八思巴)。

二、元朝時期蒙藏佛教關系

元朝時期的蒙古地區佛教可從13世紀初期克什米爾國歸順蒙古帝國說起。蒙古人自古以來的宗教信仰,屬于薩滿教(shamanism)的博克教(Bogeyin sasin),博克教不強制改變和歧視其他民族和外國人的宗教信仰,允許保持其信仰的宗教,並給予保護。博克教、漢傳佛教,藏傳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各種宗教,在蒙古地區呈現平等共存的局面。

元世祖忽必烈汗(Hubilai Han l260-1294,Sechen Han蒙古語也稱薜禪汗)與他的帝師藏傳佛教薩迦派的八思巴之間,建立了特殊的關系,使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並生根發芽逐漸發展壯大,並成為元朝的國教。他們共同推動了蒙古佛教的發展。忽必烈汗首先從八思巴接受了藏傳密宗灌頂之一《喜金剛灌頂》(dGyes Pa rdo rje yi dbaG bskul pa)等密宗大法的傳承儀軌,封八思巴為“三界大國師”(khams gsum chos kyi rgyal Po)[8]和帝師,掌管全國的一切宗教事務,是皇帝在佛學方面的導師,具有普天之下萬民之上一人之下的崇高地位。

元世祖忽必烈汗賜予八思巴國師和帝師地位的緣由是對八思巴傳授的佛教殊勝見地以及修持的神通力十分景仰,與他精通佛教史學有關;更重要的是與政治密切相關。上述情況在《宗教源流史》、《元朝帝師八思巴》等文獻資料中均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八思巴最先參拜中國佛教四大佛山之一,文殊菩薩的道場五台山,並首次在五台山創建了蒙藏佛教的寺院。八思巴參拜五台山,給蒙藏佛教和漢傳佛教以很大的影響。

忽必烈汗于藏歷陽木虎年(1254),從蒙古與藏地相接壤處的甘肅涼州,給藏傳佛教僧侶頒發詔書《優禮僧人詔書》。在《優禮僧人詔書》之中忽必烈汗提到了有關接受八思巴的請求對藏傳佛教僧侶以“優待”之意,同時可以看出忽必烈汗對八思巴的信賴及對佛教的期待。從元朝帝師的職務責任也可以看出不僅地位高,而且是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員,掌握全國的一切宗教事務,還是皇帝在宗教方面的精神導師。八思巴示寂後,忽必烈汗給他建造了舍利塔和金頂佛殿。元末順帝(1328)下詔規定,漢傳佛教寺院內要舉辦八思巴的示寂日法會等,並且必須與釋尊的涅--日以同等規模舉辦和供奉。漢傳佛教高僧德輝法師所著《敕修百丈清規》中有所記載。

三、蒙古文字與藏傳佛教的關系

關于蒙古文字,一般認為是從畏兀兒字體而來。但佛教也有以下的說法,薩迦班智達黎明時坐禪在定中,以顯現一個女子持揉革搔木跪地為契機,即依搔木形創制蒙古文字。從而,這位定中出現的女子被神化成佛菩薩的化現。實際上薩迦班智達以畏兀兒文字為基礎,又參考了梵文、藏文的語法等,字形方面模仿了漢文的豎寫方式,創制了蒙古文字。薩迦班智達創制的蒙古文字,其字母和單詞具有陽性、中性、陰性三種特性。後來,在此基礎上,經蒙古族高僧卻吉畏賽(Chos kyi od zer 約1214-1321)細化加工後完成了現在所用的蒙古文字[9]。

卻吉畏賽法師在“a,e,i三個元音字母之上增補了,o、u、O、U”四字的閉音節元音字母,詞末位置的126子音字母(蒙古語叫segUltU UsUg=debisger UsUg)和記錄外來語的35個文母,從而完善了蒙古文字。元成宗烏爾吉圖汗(Oljeitu han l294-1310在位)時,建立5所譯經院,使用卻吉畏賽造的蒙古文字,開始翻譯藏文《大藏經》的續藏《甘珠爾》(bKaH Hgyur)和論藏《丹珠爾》(bsTan Hgyur)。卻吉畏賽法師稱得上是使用蒙古文翻譯藏文《大藏經》的開拓者。

忽必烈汗下詔八思巴造出的“蒙古字”(hor yig)[10],彌補了元朝“一代制度”,元朝公文書等正式使用蒙古字,對樹立和維系元朝的國威起了重要作用。

四、蒙藏佛教活佛轉世溯源

蒙藏地區佛教的特征之一是設立“乘願再來”的“轉世真者”[11]活佛轉世制度。在蒙藏地區佛教信眾的信仰意識中,活佛是諸佛諸菩薩的再來,眾生是以善惡業力、煩惱輪回于六道中,所以,蒙藏地區佛教寺院的經營因有無活佛而決定。

除薩迦派以外,藏傳佛教其他教派與蒙古帝國有關系的是噶瑪噶舉派(Karma bkaH rgyud Pa)。蒙古帝國的蒙哥汗(Mongke Han,1252-1259在位)曾封噶瑪噶舉派的噶瑪拔希(Karma bagsi 1204-1283)為“國師”,並授玉印,總領天下釋教的重任,賜金邊黑僧帽,尊崇為“噶瑪拔希”。“拔希”一詞是蒙古語,“老師”、“上師”之意,以此為契機,蒙古佛教和藏傳佛教諸派先後都產生了活佛轉世制度,即前後藏的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管理內蒙古地區、北京以及包括東北三省吉林、遼寧、黑龍江蒙藏佛教事務的章嘉呼圖克圖(Zang skya Qutugtu),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rJe btsun dam pa Gutugtu)等大活佛轉世系統︰這些大活佛對于蒙藏地區政治、宗教、文化起到了很大的影響,並影響著蒙藏僧俗的日常生活。

在蒙藏佛教徒的心目中,能令僧俗信眾幸福和解脫的高僧,俗稱“呼畢勒罕(Qubilgan)”,漢地佛教徒稱“活佛”。“呼畢勒罕”是蒙古語“化身”的意思;蒙藏佛教徒對學修有成就,能夠以自己的意願轉世的人,稱之為“呼畢勒罕”,(下文順其習慣叫法,以“活佛”之稱代之)。在三大語系佛教中,唯獨蒙藏族地區佛教有活佛轉世制度。據《藏傳佛教》一書載,清朝乾隆年間,在理藩院正式注冊承認的呼圖克圖(Qutugtu)160人,呼圖克圖是蒙古語音譯,是對上層大活佛之封號。其中,西藏30人,內蒙古57人,蒙古19人,青海和甘肅35人,北京14人。解放初期的1949年至民主改革的1959年之間,僅西藏自治區就有活佛約3000至4000人[12]。又據《西藏和蒙古的宗教》,1900年之前,僅在蒙古族地區就有轉世活佛243人,其中內蒙古地區(包括北京、東北三省的吉林、遼寧、黑龍江)佔157人[13]。

從蒙古民族執政的元朝、漢民族執政的明朝、滿族執政的清朝三個朝代以來,漢民族受蒙藏佛教的影響甚大。隨之,漢民族的僧俗把蒙藏佛教的高僧俗稱“老佛爺”(Lao fo ye)“喇嘛爺”(La ma ye )“活佛”(Huo fo)等。特別是稱呼“活佛”的叫法最為普遍,自此,凡是蒙藏佛教的高僧幾乎都叫成活佛了。

明清時代在蒙藏地區佛教中確立了“活佛轉世”制度。在蒙古歷史和蒙古佛教史中,影響最大的是號稱為彌勒佛化身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rJe btsun dam pa Qutugtu,至尊聖人之意),蒙古人俗稱他為“溫都爾格根”(UndUr gegen),溫都爾格根是蒙古語,高貴的聖人之意。1911年12月29日蒙古國獨立時,曾一度把他推上了皇帝寶座,年號為“共戴”。

多羅那它尊者(Taranatha l575-1634,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第一世)是著名的《印度佛教史》的作者,藏名為袞嘎寧波(Kun dgaH sning po歡喜心之意)。多羅那它尊者于1614年,在現西藏自治區拉孜縣彭錯林區創建了一座達丹彭錯林寺(dal ldan phun tshogs gliG)。不久,蒙古的土謝圖汗部的阿巴岱汗(Abadai Han l534-1586),派人到西藏邀請高僧藏巴汗,于是,就派遣了格魯派以外的覺囊派的高僧多羅那它尊者前往蒙古傳教。萬歷四十二年(1614)多羅那它尊者到達蒙古後,常駐庫倫,即今日的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傳授佛法和佛教文化。

多羅那它尊者前往蒙古之時,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Yon tan rgya mtsho 1589-1616功德海)贈給多羅那它尊者“邁達理(Maidari”的稱號,邁達理是梵文maitarya的音譯,意為彌勒佛。因此,蒙古人都把多羅那它尊者稱之為,“邁達理格根(Maidari gegen)”,格根乃蒙古語是指活佛之意,即是說,多羅那它尊者是彌勒佛“乘願再來”的活佛。多羅那它尊者赴蒙古之後,講經說法,興建寺院,受到蒙古王公貴族和民眾的歡迎[14]。

多羅那它尊者于1634年,示寂于蒙古的喀爾喀部,在蒙古傳教弘法20余年。第二年土謝圖汗袞布恰好生育一子,蒙古各部汗王認定袞布之子為多羅那它尊者“乘願再來”的轉世活佛,將他尊為蒙古地區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1635-1723)”,此即成為蒙古最大活佛轉世之肇始。

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一生精進于弘揚佛法,特別是在佛像藝術方面,師尊親手創作,創造出獨具藝術特色的蒙古佛像、菩薩像、阿羅漢像,開拓了蒙古佛教藝術史上的新篇章。

扎納巴扎爾(Zanabazar乍那巴乍耳),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受居士戒即在家戒(obasig sanwar烏巴什戒)的法名。尊師3歲時(1638),由扎木巴力巴諾們汗(rGyal dpal pa nomon qagan)授的在家戒。由旺希布如勒喇嘛授了出家戒,法名為羅布桑丹貝成勒(bLo bo bzaG bstan baHi phrin las)[15]。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羅布桑丹彬多密(1724-1757)是清雍正、乾隆年間出現在蒙古地區的一位著名政教領袖。他為維護祖國統一,平息叛亂,抵制沙俄的分裂活動發揮了積極作用[16]。

五、明清時期蒙藏佛教關系

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定都,正式建立了明朝,為明太祖。元朝最後的皇帝,元順帝妥懼帖睦爾(Thgon themUrl333年-1368年在位)于大都北京出走,返回了蒙古草原(現在的內蒙古赤峰市克什克騰旗),進入了史稱的北元時期。

隨著元朝的終結,在蒙古地區盛興弘傳的藏傳佛教薩迦派的實力也隨之漸漸衰退。薩迦派在蒙古族地區傳播佛教文化約200多年,為促進蒙古地區的宗教文化起了重大作用[17]。

蒙古地區佛教文化進入明朝以後發生了很大的轉折。蒙古人主要是與藏傳佛教的格魯派進行了頻繁的交流,他們之間的開拓者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Altan Khan 1507-1582),格魯派方面是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hso 1543-1588,福德海,以下略稱三世達賴喇嘛)。阿勒坦汗與三世達賴喇嘛最初是1578年在青海湖會晤的,後來阿勒坦汗邀請三世達賴喇嘛到現在的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kukekota,漢譯為青城之意),給蒙古佛教信眾講經說法,故稱呼和浩特市為“歸化城”,意為歸依佛教的城市。又在呼和浩特市特為三世達賴喇嘛建造了彌勒寺(漢名“靈覺寺”,蒙古名“美岱召”)[18],美岱召是由城牆和寺院建築群組成的塞北蒙古高原堪稱一絕的“城寺”。三世達賴喇嘛在此弘揚佛法,講述經論,為佛教文化在蒙古地區的弘揚起到了推動作用。

阿勒坦汗和三世達賴喇嘛二人互贈了尊號。阿勒坦汗封給三世達賴喇嘛的尊號是,“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以表示對其尊敬。“聖”是梵語的意譯,“Ariya”在佛教里表示超出世間的高貴人物;“識一切(bukun-iailadugci蒙古語)是蒙藏佛教對顯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稱號”;“瓦齊爾達喇”(vajra-dhara)是梵語的音譯,意為“執金剛”,是指蒙藏佛教對密宗方面修行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稱號;“達賴(dalai)”是蒙古語“大海”的意思;“喇嘛”則是藏語“上師”之意。這樣,整個尊號合起來意為,在顯密兩方面皆有成就、超凡入聖、學修知識淵博如大海一樣的上師。這就是達賴喇嘛名號的由來。三世達賴喇嘛贈給阿勒坦汗的尊號是,“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咱克喇瓦爾第(cakravarti)”是梵語,轉輪王之意,“徹辰汗(secen han)”是蒙古語,聰明睿智之王的意思,這就是說,阿勒坦汗是像印度著名的轉輪聖王一樣的偉大的聰明睿智之聖王。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Yon dan rgya mtsho 1589-1616,功德海)出生于蒙古族家庭。隨之藏傳佛教格魯派教法在蒙古地區迅速傳播。阿勒坦汗接受格魯派教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三世達賴喇嘛的盡心盡力。而且當時蒙古人所追求的宗教意識也接近格魯派教法的內容,這一教法逐漸替代了蒙古地區原有的博克教(Bogeyin sasin即薩滿教的一種)信仰。

阿勒坦汗攜三娘子于萬歷六年(1578)與藏傳佛教格魯派高僧索南嘉措于青海湖的察布恰勒廟(仰華寺)進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會晤。阿勒坦汗在仰華寺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並賜予索南嘉措為“達賴喇嘛”的稱號,正式迎請藏傳佛教格魯派高僧到蒙古地區弘揚佛法。三世達賴喇嘛到達蒙古時,阿勒坦汗已圓寂。據《蒙古源流》所載三世達賴喇嘛的行經路線分析,傳說中的三世達賴喇嘛曾在靈覺寺坐床還是可信的。萬歷十六年(1586),三世達賴喇嘛在內蒙古圓寂,其轉世靈童呼畢勒罕,即四世達賴喇嘛是阿勒坦汗的孫子蘇木爾岱青之子,名雲丹嘉措(Yon dan rgya mtsho l589-1616,功德海)。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長大後,被送回西藏坐床,于是西藏僧界即派邁都哩雅•呼圖克圖來內蒙古掌教弘揚佛法。這次迎請邁都哩雅•呼圖克圖(Gutugtu)來靈覺寺主持彌勒佛的開光典禮儀式是由阿勒坦汗的孫媳五蘭妣吉主持的,此史實在《蒙古源流》中記載頗詳。美岱召即“靈覺寺”的城門石匾上也記下了五蘭妣吉修建泰和門的經過,時間均在萬歷三十四年(1606),可知史籍不誤。由于邁都哩雅•呼圖克圖長期在靈覺寺掌教弘揚佛法,人們便稱之為“邁都哩雅召”,以後又俗稱其為“美岱召”。

據《元史》1291年的記錄,在蒙古民族執政的元朝時代,全國約有佛教寺院4萬座,僧侶約20萬人,即包括漢傳佛教和蒙藏佛教寺院。蒙古地區佛教到了清朝,可以稱之為黃金時代。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年間(1662-1820),蒙古地區的佛教寺院和僧侶人數達到歷史上最多的時期。

蒙古地區的佛教寺院既是僧眾的修行道場,又是道德教化、慈善事業、民族文化的中心,還是廣大人民大眾求醫的醫療場所。在過去的歲月里蒙古地區多數人家的男孩中半數以上均出家為僧,由于蒙古人篤信佛教,因而送到佛教寺院為僧的大多是家里最聰明的孩子。蒙古人認為,送子為僧,全家有相當于塑造了一座金塔(Altan suburga)一樣的福報。佛教寺院中的醫藥僧院,即是培養醫藥學人才的場所,又是療病的場所。醫學高僧深得廣大農牧民的愛戴和崇敬。

蒙古族地區的佛教寺院又是該地區經濟貿易活動的中心。過去,蒙古族地區佛教寺院的形式乃相當于草原的城鎮,每年、每月、每個季度幾乎都舉行盛大的“廟會”,在“廟會”上,蒙古牧民用他們的牛、馬、羊及皮毛和肉類等畜產品,交換中原各族商人帶來的布匹、茶葉、食鹽等物品,這種友好的經濟貿易活動,為促進蒙漢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積極作用。

僧侶參與喪事。有關辦死者的喪事,因地區和民族的習俗而不同,以此而論蒙古地區的喪葬習俗(蒙古稱︰Gegur orosigulga yin yoson),有自然葬、火葬、土葬、水葬、風葬。一般在大乘佛教徒的宗教意識中,稱死亡為往生或成佛,都要延請喇嘛主持超度。這些情況在《蒙古風俗》和《蒙古貞風俗》中有比較詳細的介紹。

注釋︰

 

[1]久明柔白杰《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G)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82頁。

[2]同上,83頁。

[3]薩襄徹辰《蒙古源流》(Sagang secen,Erdeni yin tobci)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190-191頁。

[4]久明柔白杰《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G)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19-20頁參照。

[5]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著,陳慶英、烏力吉譯注《蒙古佛教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9頁,有如下敘述︰

皇帝四十五歲之藏歷第四饒迥火兔年(1207)之時,用兵于吐蕃之烏思地方、第悉覺噶與蔡巴貢噶多爾濟等人聞之,遣使三百人來迎,奉獻盛宴說︰願歸入您之治下。將納里速三圍,烏思藏四如,南部三岡等地面全部呈獻、皇帝對此大加賞賜,將吐蕃全部收歸治下。

此後,寄送禮品及書信給薩欽•貢噶寧布,書信中說︰我要迎請大師你,但是還有數件國事未曾完成,一時未能迎請。我在此地依止于您,請您在彼處護佑于我。今後我之事務完結之時,請你及你的弟子來蒙古地方弘揚佛法。此次雖未親自與上師相見,但已遙拜上師,向烏斯藏之三所依(佛像為身所依、佛經為語所依、佛塔為意所依)及僧伽獻了供養。

故皇帝已成為佛法之施主,教法之王。

又據漢文《蒙古佛教史》的引言,著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Gu shri dkaH bcu pa blo bzaG tshe Hphel)師是蒙古高僧,藏歷第十三饒迥鐵鼠年(178075日,與四百名僧侶一起從六世班禪•羅桑貝丹意希(bLo bzaG dphal ldan ye Ses 1738-1780)授了比丘戒。佛教的戒律學來說,授比丘戒必須到年滿二十歲才能授具足戒,即比丘戒的權利。所以推算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師,是1760年前後生的人物。

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師,是受蒙古佛教的晉美南喀活佛(HJig med mam mkhas)的指示用蒙古語著述了《多桑蒙古史》(blo bzaG tshe Hphel, Hor chos hbyuG,1819年完成。漢語書名為《蒙古佛教史》。

[6]MongGol-un niguca tobca’an(蒙古族古典文學叢書編委會《蒙古秘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201-243頁。

[7]蔡巴貢噶多吉《紅史》,東嘎洛桑赤列校注,中國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81頁。

[8]嘉木揚•凱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館,2004年)83-103頁。

[9]嘉木揚•凱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館,2004年)15-27頁。

[10]烏力吉巴雅爾《蒙藏文化關系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18-19頁。“蒙古字”也稱,蒙古新字、蒙古國字、方塊字、八思巴字等多種稱謂。

[11]中國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先生曾經在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開學典禮上講過。

[12]弘學《藏傳佛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73頁。

[13][]圖齊、[西德]海西希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353頁。

[14]黃春和《藏傳佛像藝術鑒賞》(華文出版社,2004年)194頁。

[15]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的《清代蒙古高僧傳譯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出版,1990年)346頁。

[16]嘉木揚•凱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館,2004年)209-237頁。

[17]元朝時期的蒙古地區佛教為宮廷佛教,明清後的蒙古地區佛教為民眾佛教。

[18]坐落在內蒙古包頭市大青山(蒙古語︰彌勒寺之意,梵語︰Maitreya)。1565年興建的,為阿勒坦汗的金國都城,1606年改建成藏傳佛教寺院。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

http://iwr.cass.cn/fjyjs/lw/201304/t20130419_3110980.shtml
作者︰ 嘉木揚•凱朝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