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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合一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

2018年09月15日 19:05:41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摘要︰自古印度佛教傳入以來,在中國文化中一直強調︰三教一體,九流一源,百家一理,萬法一門。三教之間的相互融合與斗爭,特別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三教合一”,構成了中國近千年來思想文化發展的總畫面。因之,研究“三教合一”的種種關系,不僅可以使我們了解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總趨勢和規律,以及“三教合一”在封建皇權控制下所起的社會作用;也可以了解“三教合一”對我國及周圍的鄰國宗教、哲學思想和文化藝術所起的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種文化的國家,宗教、哲學的產生和發展有著長遠的歷史。

關鍵詞︰合一 一致 鼎立 武術 傳播

一、佛、道與三教合一

(一)三教合一圖

中國佛教是對古印度佛教的模仿,而不是復制。在少林寺有“三教合一碑”即是“混元三教九流圖贊碑”。此圖從整體上看是一位和尚的圖像,也就是佛教的代表,即正面是釋迦牟尼。左側頭戴方巾者為儒教的代表,即孔子。右側頭後挽個發髻的則是道教的圖像,即老子。三教共存一碑,一片圓融。這三個頭像合在一起,加上合肩、合上身,渾成一體,兩手捧“九流混元圖”,構成佛、儒、道三教及“九流”的“混元三教九流圖”。碑文曰︰佛教性,道教保命,儒教明--,常是正。流--本,墨流--世,名流--,法流,------,小,天,流原人,流兼通,述而不作。博者精,精者未博。日月三光,金玉五,心身皮,鼻口耳目。--善殊途,咸--於治。曲士偏--,同排。毋患多歧,各有所施。要在--融,一以之。

(二)王重陽推崇三教合一

關于三教,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論證三教一致。他們都強調三教聖人沒什麼不同,成仙、成佛、成聖,根本上都是一致的。另外,三教在思想上、理論上也是可以會通的,他們在強調三教一致時,往往還會利用中國語言中“道”這個概念的豐富性、復雜性與可變性。所以佛教、道教、儒教他們往往會講︰佛道,是佛之道;道教,說的本來就是道;儒道,則是孔孟儒家之道。他們都可以把思想在“道”這一基點上統一起來。這正好反映了“道”這個概念,本身容量很大。

道教是中國的國教,是中國傳統文化與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王嘉提出過︰“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經過道教全真道王重陽,馬鈺,丘處機,尹志平,李志常等幾代掌教的宣傳,以及當時金、元兩個朝代的推崇;雖然當中有過被限制發展的歷程,但在三教合一的歷史推崇做法中,幾代全真道士,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直至明清時代,道教衰落,但其對于歷史三教的發展,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是應該為後人所記住,不能抹殺。

道教祖師王重陽詩雲︰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紅蓮白藕青荷葉,三教原來是一家。三教合一是指道教、佛教、儒教三個教派的融和。道、佛、儒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三教的分合是貫穿近二千年中國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流,對中國文化乃至中國社會的變遷產生巨大影響。對于此種現象,學者多以三教合一統而論之。然而,從三教並立到三教合一,則有一個過程。元明間“三教合一”一詞的出現可以說是三教間關系已經具有內質的演變。

(三)三教合一思想的形成

在先秦以前,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崇拜天帝、祖先為主要特征的宗法性宗教,這是儒教的前身。在先秦時期,儒學則是一種以政治、倫理為主的學說,它缺乏哲學的內涵,疏于思維和論證的方法,因此在戰國分立時代的百家爭鳴中沒有佔居主導地位。漢初統治者推崇黃老之說,漢武帝定儒教于一尊後,出現了兩漢經學,經學是對儒學的第一次改造。他們在解釋儒學經典中提出了一套以“三綱五常”為基本法度,以道家思想為基礎並附以陰陽五行學說等等的思想體系,經學家們在他們的儒學中引進了神學的內涵,儒學開始儒教化,他們對至聖先師進行祭祀,使孔子祭禮成為和天地百神、祖先崇拜並列的三大祭祀系統之一。

在東漢時,張陵在四川奉老子為教主,以《道德經》為主要經典,同時吸收某些原始宗教信仰、巫術和神仙方術等創立了道教。在公元前,外來的印度佛教開始傳入漢地,當時人們只把它看成神仙方術的一種,佛教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不能不向當時佔有支配地位的儒家靠攏,並在哲學思想上依附于“老”“莊”和玄學。三國時期,大批印度和西域僧人來華,從事譯經、傳教的工作,這為以後佛教在魏晉南北朝的廣泛傳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南北朝時,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視,印度佛教經過改造以後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逐漸在民間扎下根來,並取得重要的發展,至隋唐時代達到了鼎盛,形成了許多具有民族特點的中國佛教的宗派和學派,並傳播到了我國鄰近的國家。佛教在建立中國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論體系時攝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與儒、道進行了喋喋不休、震動全國上下的爭論乃至流血斗爭,道、佛、儒形成了鼎足之勢。佛教在唐末,由于戰亂頻仍,社會動蕩,日益呈現衰頹之勢,在宋初一度復蘇。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編大藏經;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雖然保持了一定的繁榮,但佛教總的趨勢在衰落。在此期間,佛教與儒、道結合,“三教合一”呈現出發展趨勢。在北宋期間,道教進入了全盛時期,北宋幾位統治者(真宗、徽宗)都自稱為教主道君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因此,道眾倍增,宮觀規模日益擴大,神仙系列也更為蕪雜。由于道教經論日益增加,開始編纂了“道藏”,南渡後出現了不少新的道派,這些教派都主張“三教合一”。

至元朝時期,道教正式分為全真、正一兩個重大派別,盛極一時。這些派別也從自己教派的立場出發,高舉“三教合一”旗幟。元明以後,佛教與道教衰落,理學勃興。理學以孔子的倫理思想為核心,攝取了佛、道的大量哲學思想、思維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來,難解難分。入清以後,道、佛、儒教沒有重大的變化,影響及今。

二、三教合一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一)三教概念的發展

三教,指的是道、佛、儒教。魏晉南北朝是最初的第一個階段,雖然有三教的連稱,不過彼此是獨立的,當然相互間都有影響,道、佛、儒三者之所以相提並論,則是偏重于它們社會功能的互補。唐宋是第二階段,是在繼續第一階段三教功能互補的基礎上更添新內容,主要在于彼此內在意識上的流通融合,逐步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樹一幟。元明清是第三個階段,三教發展到這個階段,才出現了真正宗教形態上的三教合一;此階段亦是在前二個階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來“三教合一”的新成份,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趨勢越來越大。

三教在社會上的客觀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現的基礎,不過三教概念的提出卻是社會意識發展變化的結果。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兩漢之間,雖然“佛教傳來以後的中國宗教史,是道、佛、儒三教的交涉史”,但三教概念的出現和被社會所廣泛接受,卻是在魏晉南北朝時率先由佛教表現出來的,三國之前人們的論著中是沒有“三教”一詞的。《廣弘明集》卷一載有《吳主孫權論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時提及儒、道、釋三家。以及“牟子作《理惑論》,論儒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語解《般若經》;這些可以說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見”。以後“暨梁武之世,三教連衡”,三教一詞出現在文獻上的頻率也越來越高了。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和佛教作為強大的社會存在已經無可置疑。時人于佛儒、佛道、儒道之間的互補共通之處,分別有很多的建議論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于談理,故常見三教調和之說”。如孫綽在《喻道論》中雲︰“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明僧紹則認為“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王治心先生就張融、顧歡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闡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來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釋教道教之分。……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見,這種意見,影響于後世亦非常之大”。此外,作為體現此類理念的人物在當時也大量出現,著名的如道士陶弘景既著“《孝經》、《論語》集注”,又“詣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還如沙門曇度“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宋世祖、太宗並加欽賞”等等,當時諸如此類的人物是很多的。存在決定意識,“這種情況的產生,是由于三教所依附的社會基礎和所發揮的社會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在這樣的基礎上,就出現了“三教”的概念。

(二)三教合一的含義,比三教更進一步

從統合的角度看,關鍵在于對“合一”的理解。如果將“合一”視作道、佛、儒三家的內在義理上,特別是在道德標準取向上走向融合的一種趨勢,當然可以,但此至少在明代之前是稱為“三教合流”或“三教歸一”的。其實一般現在的學術著作中在說三教合一時,也就是這個意思。或許正是對三教合一之稱在理解上的模糊,古人極少用三教合一這個詞,至少是明代以前基本上沒有人使用過此詞。

三教合一概念在明代的提出,必定是當時的社會中已經有了合三教為一教的某種實際形態存在,哪怕是一種模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社會上確存在三教形態上的共一。如到了明代,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祗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關帝信仰,約成書于明中期的《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稱關羽君臨三界,“掌儒釋道教之權,管天地人才之柄”。再如晚明的林兆恩甚至創立以儒為主體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稱要通過“煉心”、“崇禮”、“救濟”等手段,“以三教歸儒之說,三綱復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後世”,甚至“立廟塑三教之像︰釋迦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為儒童菩薩塑西像,而處其末座。縉紳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實行了三教在信仰崇拜體系上的合一。從而使三教合一概念的內涵有了質的飛躍。

(三)從三教到三教合一觀念的社會變化

首先,自唐以後,無論是從外在的政治統一,還是內在的專制集權程度,都甚于以往的朝代,而且是一代甚于一代。這種專制集權的大一統社會政治體制的不斷加強,愈來愈需要更為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態在內的社會意識形態,于是三教合一的呼聲也越加強烈,包括像明太祖朱元璋這樣統治者的極力提倡。

其次,鑒于自春秋至秦漢思想趨向一致所形成的傳統,三教在長期並存的過程中,內質上通過交流,彼此的認同越來越加深,隨著時間的推移,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要的條件。如余英時先生指出︰“唐宋以來中國宗教倫理發展的整個趨勢,這一長期發展最後匯歸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說是事有必至的”。又如元代全真教主王哲(重陽)在山東等地組織“三教玉華會”、“三教平等會”、“三教七寶會”等等,表明在新道教的內部,三教合一的因子更為成熟,“大量儒釋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為入明以後道教的一大特色”。這種現象也在當時上層建築中各個領域內泛現,如“‘三教聖人’在元代戲劇及其它著作中就突然出現了”。

再次,由于13世紀以後佛教在印度的瓦解,使中國佛教再也難以吸收與中國文化異質的東西,這對加速與其它二家的同化,反而成了有利因素。

最後,中國民眾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並收的,儒、道、佛諸家的內容都早已司空見慣,三教合一把這些他們最熟悉的東西調和起來,推陳出新,民眾是樂于其成的。這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會條件。

三教合一概念及其相呼應的宗教形態在明代的出現既跟社會演變相關,也跟儒家學說的發展有關。林兆恩的“三一教”也好,其它形形色色的類似民間宗教也好,它們的社會道德取向卻來自于儒家的價值觀,可以說是宋明理學發展出來的一個副產品。宋明理學,正如很多學者所已經指出的那樣,它的形成,是吸收了不少佛、道二家思想的結果,也強化了它的宗教氣息,“尤其是理學家的修養功夫,無論主誠主敬主靜主寡欲主返觀內心主致良知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等等,莫不含有宗教上祈禱面目”。“元明以後,佛教與道教衰落,理學勃興。理學以孔子的倫理思想為核心,攝取了釋、道的大量哲學思想、思維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來,難解難分”。甚至可以說,宋明理學作為“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為一貫地堅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觀念。他們比道家還要道家,比佛家還要佛家”,故可以說其本身就體現著三教合一。

如此一來,就同時產生了下面三點復雜的情況︰第一,宋明的新儒學由于種種原因成為一頭獨大的社會統治意識,完全改變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三教格局。第二,佛、道二家逐漸在“三教”中淪為配角的地位,這也降低了它們作為宗教在社會上的影響力。第三,在儒家內部,三教合一的思潮發展也愈來愈強烈。

“三教合一”一詞開始出現在《四庫全書》的明代書文中,並且為數不少,正是此種情況的反映,因為《四庫全書》中所收的宋以後的書籍文獻,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為基調的。于是,一方面作為社會意識上層的儒家思想在三教合一的理論上已經得到了很大發展並趨向于完備,但此儒家仍並非是宗教,依然缺乏諸如在生死問題上給人以終極關懷那樣的宗教基本特征。周予同先生謂︰“朱熹的祭祀論,不能于理論方面多無發揮,而復返于宗教的解釋,實為宋儒哲學思想退化之一證”。這既說明儒家有過適應宗教化的動向,也說明單靠儒家是宗教化不起來的,朱熹的“退化”也僅此而已。另一方面,雖然佛、道二家在此期間也大力發展了三教合一說,但和社會主流意識依然存在著差距,而且它們二家中任何一家的宗教影響力都在減弱。

由此說明︰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主流意識和宗教需求間有著矛盾和缺口。有社會需求是人類社會發展與發明的源泉,將儒家思想為主的三教思想合一而宗教化,是解決這種矛盾與缺口的辦法之一。

三、三教合一詮釋中國武學

(一)三教與武術

武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它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深刻影響。無論是武術的運動形式、技術要領、訓練過程,還是拳理、拳法、武術道德規範,都反映了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光輝。

佛、道、儒教的目的不同,所以運用不同;過程體現有所不同;越往上越相同,最好的都差不多;越往下越不同,最差的都千奇百怪。佛者出世也,道者在出世與入世間游世也,儒者入世也。雖然目的有所不同,但本質始終如一,無非人之圓覺,天之虛中,地之誠一,終不離究極之變化也。佛教大乘中觀之不生不滅,與道家還虛中黃直透本源無甚異也。佛者眾生之心,道者萬物之體,一體兩面猶如人之身心,陰極陽生,輕者意動身出,達者心物一元,究竟者自可化生萬千,何來兩面,一也,歸中也。小乘者,舍滅也,達上一層,舍滅下一層。大乘者,中也,達上一層不舍下一層,乃至極限,命完焚身時,超脫萬千無所謂命也。出世無所謂後天粗命,僅需證悟圓覺之極,一切之心極也,陽極則命自了,曰不生不滅。游世需殘命,道者,合留也,達上一層不舍下一層,乃至極限,各取之一瓢與此合也,豎極恆長合留也。然最終之極限,直至兩者沒有毫厘之差。

(二)同一本源

1、“道”與“氣”

古典哲學用“道”字來表示宇宙萬物的本源,中華武術汲取這一思想,認為“道”也是武術的最根本的本質特征。《老子》雲。“道者,萬物之奧”,“似萬物之宗”。又雲︰“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無”即是“道”。太極拳理論的“無極”一詞,即源自《老子》。王宗岳《太極拳論》說︰“太極者,無極而生,陰陽之母也。”太極拳原理是由無極而太極,進而才有動靜、陰陽等千變萬化。《太極拳論》又說︰“雖變化萬端,而理惟一貫”。在萬千變化中貫穿著一個“理”,這個“理”就是武術的本體,也就是“道”。《老子》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太極拳的根本思想亦認為根本的“理”,生出了陰陽、動靜、剛柔、虛實等等相反相成、互為因果的千變萬化。

古典哲學還用“氣”代表宇宙萬物的根本。“氣”即“道”的體現,《莊子》說︰“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通天下一氣耳。”在武術理論中,“氣”佔有重要地位,“氣”被視為武術的原力與本根,是武術生命的精微所在。武術的功能、神韻等等,都是“氣”的演化與體現。太極拳、少林拳、形意拳、萇家拳等許多拳種的文獻中都有不少有關“氣”的論述,指出“氣”是中華武術的本源。

2、天人合一

中國古典哲學的又一根本觀念是“天人合一”。所謂“天”並非指神靈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天人合一”有兩層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則是一個小天地。二是天人相應,或天人相通。是說人和自然在本質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應順乎自然規律,達到人與自然和諧。

馬王堆出土的《老子》(乙本)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表明人與自然的一致與相通。先秦儒家亦主張“天人合一”,《禮記中庸》講︰“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認為人只要發揚“誠”的德性,即可與天一致。漢儒董仲舒《春秋繁露》之《深察名號》則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現到武術中,首先表現為習武者追求人與自然的統一。因為天人合一的思想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並且是自然界最優秀的部分,天地萬物與人共同構成了一個整體,而人則是這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主導因素,人道和天道是相近的。基于這樣的思想,使得習武者尤其重視人與自然的統一。

在練習武術的過程中,人們總是在追求人體與大自然的和諧相通,使人順乎自然,其運動也要服從大自然的變化規律,以此來求得物我、內外的平衡,達到陰陽平和。因此,自古習武者都非常注意在練習的過程中使人體和四時、氣候、地理等外在的自然環境相協調,因時因地采用不同的訓練內容和手段,選擇優美清靜的自然環境作為練功修身養性的場所,從而充分發揮人這萬物之靈的創造力,使個人的身心皆融于大自然之中。若逆天時地利而動,則不利于健康。這也是中國武術因地域不同而形成眾多拳種和流派的原因之一。

為了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古代習武者常象天法地,師法自然,從大自然中吸收營養,模擬自然界中各種事物的動作、姿態、神情,結合人體運動的規律和技擊方法的要求,以創造和豐富武術;並以自然界的現象來喻拳理,所以武術中有許多以自然界各種事物來命名的拳種和動作。由于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具有重和諧、重整體的思維特點,這種思維特點表現在武術中,則是追求動作的“合”。“合”是武術特有的技術要求和獨具特色的理論,武術中的“合”,是要求人從由內在的心、意、氣,到外在的人體四肢及身體的各個部位,都達到相互協調。

(三)禪武合一

少林功夫的歷史與嵩山地區的歷史及地理環境是分不開的,它經歷了創自北魏,興于隋唐,盛于元明,衰于清至民國,重振于新中國成立後修葺恢復的風雨歷程。少林寺是少林功夫依存的文化空間,少林功夫的產生和形成,離不開嵩山少林寺這一特定的佛教文化空間。嵩山地區是中華古文明最重要的孕育地,嵩山,古稱崇高山,列五岳之中岳,自古以來就被視為神山。在印度佛教傳入漢地和中國道教產生以來,嵩山又很快成為全國有名的坐禪修道場所。少林寺及其少林功夫,就是嵩山歷史文化的突出代表。少林寺所在的嵩山地區,位于中國政治地理中心,與中國古代最重要的都城洛陽相依,為中華文明發祥之重心所在。這里四通八達,是少林寺和少林功夫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自古少林寺僧人來自全國各地,少林寺成為中原大地乃至全國武藝薈萃交流的中心區域。

少林功夫的歷史,可以直接追溯到少林寺的創建年代。北魏太和年間,印度高僧跋陀經西域至中國,因其精通禪法,受到魏孝文帝崇信。北魏太和十九年(495),跋陀隨孝文帝遷都洛陽。跋陀“學務靜攝”、“性愛幽棲”、“屢往嵩岳”,于是,孝文帝為跋陀在嵩山少室山北麓建寺,“公給衣供”。因為寺院坐落在少室山北麓叢林之中,故名少林寺。清•景日--《說嵩》曰︰“少林者,少室之林也。”跋陀在少林寺傳授小乘禪法,屬于印度傳統的止觀禪法。少林功夫信仰的最初形態——禪定,正是少林寺創始人印度高僧跋陀帶來的。得法者有僧稠、慧光、道房等,皆為一代名僧。其中僧稠以禪法名世,被跋陀譽為“自蔥嶺以東,禪學之最”。僧稠的禪定神跡,對少林功夫前期信仰形態——神力信仰產生了深遠影響。由于嵩山為當時北方坐禪修道中心,加上跋陀與孝文帝的特殊關系,所以跋陀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們,成為當時禪學的重要精英群體,對後世佛教發展影響巨大。

公元508年,印度高僧勒拿摩提和菩提流支,先後來到少林寺,共同翻譯印度世宗菩薩《十地經論》,歷經三年,完成行世,有力推動了北方禪學的發展。其間,又有南印度高僧菩提達摩,從水路航海至中國南境,然後北渡長江進入中原,在少林寺後山一帶坐禪苦行傳法。達摩所傳禪法為“大乘壁觀”。得法者有慧可、僧副、道育等。其中慧可向達摩求法,“立雪斷臂”的傳說,成為學習少林功夫的重要精神源泉。後來,又有不少印度高僧到少林寺傳授禪法,形成了神力信仰和禪定這種少林功夫信仰的最初形態。隋文帝崇佛,于開皇年間(581-600)詔賜少林寺土地一百頃。隋朝初年,由于皇帝的賞賜,少林寺從此成為擁有眾多農田和龐大寺產的大寺院。隋朝末年(618),朝廷失政,群雄蜂起,天下大亂,擁有龐大寺產的少林寺,成為“山賊”攻劫的目標,“僧徒拒之,塔院被焚”。為了保護寺產,少林寺僧人組織起武裝力量與山賊官兵作戰,少林功夫作為少林寺的武裝力量初步形成。

與少林寺形成武裝力量相應的是,以觀音菩薩願力為核心的那羅延金剛神信仰開始流行,並一直延續至14世紀的元朝末期。少林功夫的以禪定為核心的傳統神力信仰,依然流傳不衰。少林寺仍為當時禪學重鎮。唐武德二年(619),隋將軍王世充在洛陽稱帝,號“鄭國”。其佷王仁則佔據少林寺屬地柏谷塢,建轅州城。武德四年(621),少林寺曇宗等13位僧人,擒拿王仁則,奪取轅州城,歸順了秦王李世民。三天後,李世民派特使來少林寺宣慰,參戰僧人均受到封賞,曇宗還被封為大將軍僧,並賜給少林寺柏谷塢田地40頃。少林寺自此以武勇聞名于世。少林僧眾習武蔚然成風,代代相傳。

唐弘道元年(683),達摩禪法系統的禪宗教派重要領袖,法如禪師入少林寺傳教,六年後圓寂于少林寺。當時著名禪師如慧安、元、靈運、同光等,皆駐錫少林寺。一代名僧玄奘法師(600-664)曾先後兩次上表,請求入少林寺習禪,卻未獲準。新羅國僧慧昭(774-850)于元和五年(810)入少林寺習禪多年,公元830年回國建玉泉寺,圓寂後謚號“真鑒國師”。

唐末至五代,由于武宗“會昌滅佛”及戰亂等社會因素,少林寺受到較大沖擊。但隨著達摩開創的禪宗教派興盛並成為中國佛教最大宗派後,特別進入宋朝(10世紀),少林寺開始成為禪宗教派的朝聖地。為了紀念達摩,在少林寺後山達摩曾經坐禪傳法的地方,修建初祖庵,並建立高大的“面壁之塔”。由于禪宗教法的盛行和少林寺祖庭地位確立,少林功夫的信仰內容和品質又有了新的發展,“禪武合一”開始成為少林功夫的主流思想。

金元兩朝(1127-1368)是北方少數民族在漢地建立的王朝,雖皆崇尚佛教,但對其統治下之漢地民間武裝力量極力抑壓,少林寺亦不例外。少林寺作為禪宗教派祖庭,依然地位顯赫,禪學盛隆。特別是元朝時期(1279-1368),禪宗教派重要支派曹洞宗領袖福裕禪師住持少林寺,曹洞宗法脈回歸祖庭,人才濟濟,高僧輩出,由此開啟少林寺禪學歷史上的最輝煌時代,歷經一百多年,為該時期中國禪宗教派之軸心。福裕住持少林寺期間,還創立了寺院宗法門頭制度,使少林寺僧人皆視少林寺為家。成為明朝(1368-1644)少林功夫武術水平崛起和體系、門派形成的重要基礎。

明朝(1368-1644)是在漢人反抗蒙古人的戰爭中建立的。所以,在冷兵器時代的明朝,民間習武風氣盛行。這是少林功夫武術水平精進和體系、門派形成的大環境。明朝近三百年間,是少林功夫武術水平大發展時期。少林寺僧人至少計有六次受朝廷征調,參與官方的戰爭活動,屢建功勛,使少林功夫在實戰中經受了檢驗,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確立了少林功夫在全國武術界的權威地位及全社會的普遍認同,多次受到朝廷的嘉獎,並在少林寺樹碑立坊修殿。

少林功夫信仰形態,在明朝發生了變化。正德十二年(1517),少林寺住持文載禪師,將唐朝以來的以觀音菩薩願力為核心的那羅延金剛神信仰,轉變為緊那羅王神授少林寺棍法的武聖信仰,以此解釋少林功夫,並激勵少林寺僧人習武。明朝是少林功夫武術大發展時期。在正德至明末(1506-1644),少林寺成了全國最重要的武術交流傳播空間。其間至少存在10支武術系統或門派︰

(1)“周友、周參-洪轉、洪紀-廣按、廣順”少林寺傳統主體武術系。

(2)“西天梵僧(喇嘛)-匾囤”少林寺→四川峨眉山一支。

(3)“俞大猷-宗挈、普從”少林寺→福建沿海一支。

(4)“廣按-程宗猷”少林寺→江蘇一支。

(5)“洪紀-石敬岩-吳殳”少林寺→江蘇一支。

(6)匾囤→雲南雞足山一支。

(7)坦然→伏牛山一支。

(8)周友→山陝地區一支。

(9)周友→雲南地區一支。

(10)陳元→日本一支。

與此同時,除了以言傳身教形態傳承少林功夫以外,武術套路的理論得到了空前發展,著述之繁,現已無法統計。其中流傳至今的有四部重要的武術著作︰明釋洪轉《夢綠堂槍法》、明程宗猷《少林棍法闡宗》、清吳殳《手臂錄》和清張孔昭《拳經拳法》。

目前少林寺由常住院、初祖庵、塔林、二祖庵和達摩洞等建築群落組成。其中塔林和初祖庵已被列入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常住院和達摩洞被列入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文物。

四、三教合一對我國周圍國家的傳播和影響

韓國、朝鮮、日本、越南、琉球都是與我國一衣帶水的近鄰,遠在二千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時候就與我國發生過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關系。隨著道、佛、儒三教傳入這些國家,“三教合一”的思想與當地的民間信仰、文化結合以後,孕育了很多新的思潮。

(一)儒、佛二教傳入韓半島較早,道教次之

公元前1世紀前後,韓半島及其周圍出現了百濟、高句麗、新羅三國。中國的儒學開始傳入,爾後,佛教的各個派別也相繼在韓半島傳播。道教思想是在公元4世紀時開始傳入百濟,但道教正式被引進高句麗要在公元7世紀以後。道、佛、儒三教傳入韓半島開始就融合起來,不過韓國的融合還要加上韓國的民間信仰—神教或薩滿教的思想和實踐。

道、佛、儒最早匯合見于公元6-7世紀新羅出現的花郎道。花郎道也稱風流道,它是以修養為目的的武士團體,花郎制後來成為國家制度以後,還一度成為國家的最高宗門。這個團體鼓吹“相磨以道義”,“相悅以歡樂”,提倡“游娛山川,無遠不至”,他們在仙教或“神教”的基礎上把儒家的忠孝,道家的無為和佛教的積善思想融合成一個具有民族倫理特點的道德觀,以此來培養忠君愛國的思想。這種思想正如韓國古代的著名學者、在中國多年學習、生活的崔致遠所概括︰“國主玄妙之道曰風流。設教之源,備詳《仙史》,實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則孝于家,出則忠于國,魯司寇之旨也。處無為之爭,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三國史記•新羅本紀》)。又據《三國史記》載︰高句麗榮留王在位時曾遣人入唐求學佛、老,唐高祖許之。在寶藏王執政時,宰相蓋蘇文當權,他在公元643年給寶藏王的報告中說︰“三教譬如鼎足,網一不可。今儒、釋並興,而道教未盛,非所謂備天下之道術者也,伏請譴使于唐以訓國人,大王深然之”。後來唐朝道士叔達等8人應請去高句麗,備受款待,這是高句麗朝廷對“三教合一”的重視。

公元14世紀李朝建立後,獨尊儒術,在以後的500年間,朱子學或性理學一直在韓國處于絕對統治的地位。韓國的朱子學追蹤中國的宋明理學,李朝的朱子學開展了數百年“四端七情”之爭,但其實質也是三教的混融,是在韓國特殊社會條件下的獨特表現形式。李朝末年,韓國在西學的沖擊下,出現了東學運動。東學是針對天主教的西學而言的,它是一種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社會思潮,它的教理和實踐是把儒、佛、道(包括道教的陰陽五行)的思想加以折衷調和而形成的。

東學天道教的首創者崔濟愚在他的《東經大全》中曾稱︰“我—生于東……受于東,道雖天道,學則東學……孔子生于魯,風于鄒,鄒魯之風傳遺于斯世,我道受于斯,布于斯,豈可謂以西名者之乎。”他向弟子宣教說︰“我道兼儒、佛、道三教,圓融為一,主五倫五常,居仁行義,正心誠意,修己及人,取儒教;以慈悲平等為宗旨,舍身救世,潔淨道場,口誦神咒,手執念珠,取佛教;悟玄機,鐲名利,無欲清淨以持身,煉磨心神,終末升天,取道教。”這些宗教教理結構的共同特征是︰在繼承朝鮮半島固有民族信仰—“神教”的基礎上,力圖與儒釋道相結合,它們常常攝取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佛教的明心見性的思想和道教的煉神還虛的修持方法,創造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教派形式。這些教派中比較有影響的有︰侍天教、水雲教、白白教、(釁)哆教、普天教、金剛道等等。

此外,在韓國民間流傳的、作為韓國民族宗教的“神教”,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吸收過道、佛、儒的思想。“神教”在19世紀初出現的派別—保教,它的教理是在原有的“神教”基礎上揉合佛教的明心見性,道教的養氣煉神和儒家的理氣學說而建立起來的,迄今還有它的影響。

(二)三教合一思想對古代日本的影響

日本自公元5世紀初傳入儒學後,公元6世紀中葉,佛教也經過韓國傳入日本。道教何時傳入,目前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國六朝時期,東渡日本的漢人已經陸續把道教的思想和行事傳入日本。日本的神道教在當時接觸中國道教之後,才漸趨定型。在大化革新時期,聖德太子頒布的《十七條憲法》及“冠位十二階”里明確地有著儒、佛、道融合的傾向。十七條憲法的主要根據是儒家的思想,如“以和為貴”、“以禮為本”、“信是義本”、“使民以時”等等;也雜有佛教思想,如“篤信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另外,老莊思想的痕跡如“絕餐棄欲”、“絕念棄慎”等也可以從中追索。大化革新以後,“三教合一”思想繼續深入傳播,例如元正天皇于公元721年發出的詔書中說︰“周禮之風,優先仁愛,李釋之教,深禁殺生。”道、釋、儒三教對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的影響是巨大的。

在古代,外來的道、佛、儒傳入日本後,便與神道結合起來。到公元13世紀,神、佛融合的教義形成了體系,迄南北朝時代,出現了以神道為核心,援入儒、佛、陰陽道的理論為信仰基礎的伊勢神道。在中世紀時末產生了吉田神道,這個神道宣稱︰道教所謂老子大元說的大元尊神—國常立尊是宇宙的本原。神乃萬物之靈形成人心而普遍存在,心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並從佛教《法華經》那里吸收了“正法”的說法。

總之,道、佛、儒三教的思想顯然被吉田神道吸收進去了,但只是作為潤飾,增添光彩而已!到了近世神、儒融合的民間神道和教派神道相繼產生,這些神道隨著朱子學成為德川官方的統治思想體系,融入了儒家的學說,例如,垂加神道是以理學為主,倡導“天人合一”和大義名份的封建倫理道德,另外還揉合了道教的陰陽五行學說。宋明理學從公元13世紀傳入日本後一直依附于佛教,到江戶時期,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開始從佛教中分離出來,但分離出來的儒學仍然雜有釋、道的成分。日本近世儒學體系主要有朱子學派、陽明學派和古學派。這三個學派都以儒教倫理道德學說為核心,提倡封建名份和尊王攘夷的思想,但不同于我國的是,有些人常常把理學與神道思想結合起來,因此使理學不但佛、道化,而且神道化。

(三)三教合一與越南

儒學的經義何時傳入越南,眾說紛紜。一般認為,漢字傳入越南大概在秦始皇並吞六國統一中國文字的時候,當時中國北方有個叫趙陀的人統一了交趾、九真等三郡,建立了南越國。越南位于印度和中國之間,佛教傳播之初曾經起過橋梁的作用。梁啟超、胡適等都認為,佛教傳入中國的海路是由印度經斯里蘭逛至交趾,再由交趾經廣西或雲南至長江流域,他們的論斷已被江蘇孔望山等地的摩崖石刻所證實。據晉高僧傳載,3世紀著名的高僧康僧會因他的父親在交趾經商曾客居交州。從他所編譯的經典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弘揚以佛教為主的“三教合一”論者。康僧會在《六度經集•察微王經》中不但用道家的“元氣”來概指佛家的“四大”(即地水風火四原素),而且還用傳統的“靈魂不死”來闡發佛教的“輪回轉生”的學說。另外,他還竭力宣傳孔孟的忠孝仁愛的倫理綱常思想。在8世紀前,越南的佛教受到印度的影響較大,但在此以後便漸漸轉向中國,並成為北傳大乘佛教的一個重要支脈。

越南李朝、陳朝宣傳“三教合一”思想是和我國並行不悖的。在統治者看來,奉行三教的方針是最好的統治人民的方法和捷徑。我國宋代以後程朱理學在思想領域佔有主導地位,這種情況對越南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公元15世紀黎朝建立後,一反前幾個朝代三教並行的方針、政策,獨尊儒教,提倡尊孔讀經,推行程朱理學並對佛教進行排斥或者加以嚴密監管。阮朝統一越南後,仍蹈黎朝崇儒抑佛的政策,挑撥佛教禪宗內部之間的關系,因之佛道一撅不振,在朝廷中間的勢力完全喪失,但在民間特別在農民中間還有一定影響。在公元18-19世紀越南最後一個王朝——阮朝覆滅時,一些著名的儒生,抱著興邦救世的強烈願望,希望從過去歷史中尋找經驗教訓,認為儒釋道三教並存的體系是越南歷史中帶有普遍規律性的現象,于是又重新提出“三教同源”說。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儒釋道三教在越南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有著重要的影響,他們之間既有斗爭也有融合,但融合是發展的總趨勢。越南的儒家不像中國那樣一直處于統治的地位,但它的影響是深厚的。

(四)琉球與佛道儒三教及武術

據《中山世譜》等琉球國史書記載,英祖(公元1229-1299)為琉球國英祖王朝的建立者,神號英祖月子。英祖是伊祖城按司惠祖之子,惠祖則是傳說中的琉球最早王朝天孫王朝的後裔。公元1253年-1259年,英祖曾擔任舜天王朝義本王的攝政。義本“自稱不德”,禪位于英祖,英祖遂于公元1260年繼位,建立英祖王朝。英祖王朝末期,琉球分裂為中山、北山、南山三國,史稱“三山時代”。英祖王朝末代王西威死後,浦添按司察度奪取了王位,成為中山王。察度之子武寧又被佐敷按司尚巴志推翻,隨後,尚巴志先後攻滅了北山和南山,于公元1429年統一琉球並建立了第一尚氏王朝,同時接受了中國明朝冊封的“琉球國中山王”的稱號。此後琉球憑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成為東亞最重要的貿易中轉港之一,被譽為“萬國津梁”。

琉球人固有的宗教信仰為琉球神道,以龍宮信仰、妹神信仰、御岳信仰、祖靈崇拜等為核心。琉球人亦對自然界的一些山川、泉水、森林十分尊敬,是為御岳信仰。琉球人對御岳的信仰,同中國人對土地神的信仰相似。公元13世紀中葉,僧人禪鑒來到沖繩本島,英祖派人在浦添城之西建立極樂寺,以禪鑒為住持。佛教開始傳入琉球國。

琉球人亦尊崇道教。至于琉球人何時開始信仰道教,史籍缺乏相關記載。根據《中山傳信錄》記載,古代琉球雖然沒有出家道士,但民間亦有祭灶、祭祖、掃墓的習俗。清朝的冊封使張學禮則稱在琉球國存在有三清殿,證實了道教在古代琉球國的存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媽祖、拿公等神亦為琉球人所崇敬。《歷代寶案》(台大1975年出版),是一本介紹琉球王國400余年外交文書的書籍,有關琉球國王參授正一法的資料見于之《歷代寶案》第一集卷43。據《歷代寶案》︰“明正統3年(公元1438)琉球國王尚巴志致書四十五代天師張懋丞,請求授予正一法,天師答允其要求為其授。琉球國丞相懷機致書張懋丞,表示感謝張天師的授之恩。公元1439年,琉球國王尚巴志過世,丞相懷機向張懋丞致書報喪,並請求授給新國王正一法。”可見道教在南海傳教歷史久遠。

自公元1372年起,琉球成為中國的藩屬國。明洪武帝派遣閩人三十六姓遷居琉球的久米村,此後,琉球開始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古代琉球的官方語言皆用漢語寫成,對中國、朝鮮、越南的官方文書亦使用漢語。在公元1879年“琉球處分”之前,琉球人的傳統服飾為琉裝,其外形與中國的漢服相似。作為漢字文化圈的一員,琉球人亦尊崇儒學,尊敬孔子等儒家聖人。琉球亦先後涌現出向象賢(羽地按司朝秀)、蔡溫(具志頭親方文若)、程順則(名護親方寵文)等儒學大家。公元1718年,程順則在久米村設立了明倫堂;公元1798年,尚溫王又下令開辦國學和鄉學,極大地推動了琉球儒學的發展。

古琉球最廣為人知的武術就是“手(Ъュ)”。“手”亦稱“唐手”或“唐手拳”,是現代空手道的原型。現今大部分學者認為,“手”是由中國武術在琉球發展而成的。中國武術由明朝的閩人三十六姓帶往琉球,結合了琉球當地一些格斗技術,發展成琉球特有的武術手。後來手發展成了現代的空手道。向文琳(真壁朝顯)佐久川寬賀、武成達(松村宗棍)等琉球武術家,其中有不少人曾拜中國武術家為師,有的甚至遠赴中國切磋武藝。

(作者簡介︰範俊波(法喜),男,1969年生于湖北省應城市,國學學者,中國文化知行合一研究者。)

http://iwr.cass.cn/fjyjs/lw/201304/t20130402_3110979.shtml
作者︰ 範俊波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