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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國化問題管窺

2018年09月15日 19:09:46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佛教傳入中國後,受到了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的影響與滲透,同時也因契合中國人的旨趣而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佛教的中國化問題,時賢已多有論述,但在長期研究過程中,學者們多注重從哲學的層面探討與儒、道的相互滲透和事例,著重分析其宗教思想或教義的變化,乃至深入研究禪宗的演化。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只是佛教中國化的一種體現,而佛教的中國民間化、通俗化以及佛教僧尼日常生活的民族化趨向,則是佛教中國化的又一層含義。本文擬就此問題作些初步探討與分析。

眾所周知,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絕大多數人是不識字或極少識字的下層民眾,士大夫階層只佔總人口的很少一部分,至于能夠精研佛學或通曉佛理的人更是微乎其微。因此,自從佛教傳入中土伊始,它就必然要面向那人數眾多的“愚夫愚婦”,以達到其灌輸信仰的目的。而另一方面,中國的下層文化或俗文化以其強大的凝聚力把佛教的某些方面加以利用,甚至是完全改造,使其變為中國民間文化的組成部分。

一般來說,漢族的下層民眾大都不是什麼虔誠的宗教信徒,他們的諸神信仰大都是功利性的,也就是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臨時抱佛腳”之意。他們往往度日艱難,整天為衣食奔波,因而根本無暇注意那些玄奧的哲理和繁瑣的禮儀規矩,他們只是想求得豐年、子女平安、祛災療病、發財、工作順利。佛教傳入東土伊始,首先便與下層俗文化合流,特別是與兩漢盛行的神人術數之學合流。一些僧人還以仰觀天象、佔卜問卦、治病療疾而著稱,甚至不顧破戒,喝得酩酊大醉,倒臥路旁,以求與玄學清流的風度相合,這些無非都是為了使佛教徒在中國民間站穩腳跟,為以後佛學教義的傳播奠定基礎。

佛教的民間化、世俗化是雙向的過程。一方面,佛教勢力主動地使佛教基本理念簡單易懂,深入民間,為此則從形式到內容都作了一些改動,如唐代的變文和俗講就是個很好的例子。變文及俗講是唐代民間流行的一種說唱文學形式,原是佛門為了傳播教義、吸引民眾而把佛教經典中的許多故事加以豐富和展開,有時還把佛教宣傳的基本義理摻雜進世俗故事中。通過此舉,下層群眾多少接受了“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等觀念,但復雜難懂的佛學道理卻很少能夠為他們接受。

這個雙向過程的另一方面,是幾千年不斷豐富的中國民間傳統以其巨大的威力改造著佛教,使其一方面不得不將中國民間文化、民間信仰納入己體,另一方面則被納入中國民間文化,成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比如觀音菩薩的崇拜,本源自佛教。但自其傳入中國的近兩千年來,已被極大地民間化了。觀世音一般為男身(其33法身中只有4法身為女像),但為取悅和招徠婦女信徒,也為創造女性神以與眾多道教女神一爭高下,觀音自唐宋以降便完全成為婦女形象。由于她慈眉善目,又專職救苦救難,所以深受生活在最底層的婦女的喜愛,成為她們的精神寄托,特別是民間還賦予她“送子娘娘”的功能,以至送子觀音的形象至今猶處處可見。

此外,我們可以看看菩薩和佛之類的佛教神祗的名號。在傳統中國里,這兩個名號已不能為佛教神所壟斷,如杭州人過去普遍虔信一朱天菩薩,但根本找不到它的佛教來源。又如,關帝本是由人化神的,由于各種原因其地位日益提高,此處不論,但由于民間對關羽的崇拜十分普遍,不僅統治者十分重視,佛、道二教也十分眼熱。道教將其奉為蕩魔真君、伏魔大帝之類,佛教也把他尊為護法伽藍,因此在許多大佛寺中,多有關羽的神像或關帝殿。由此可以看出,一是關帝這個民間信仰的人物被納入佛教神祗;二是關帝與觀音並坐,一文一武,一男一女,頗合中國民間信仰觀念;三是觀音與關公並祀的現象居然同現于佛教寺廟和中國民間寺廟。這些說明佛教的民間化、世俗化。其他如龍王崇拜、閻王崇拜等,均可體現中國民間信仰對佛教文化的吞噬。

可見,佛教的民間化、通俗化是其中國化的又一重要途徑。佛教的民間化、世俗化恰好啟示我們,佔傳統社會人口大多數的下層民眾,有著相對獨立的民間俗文化。佛教思想不僅影響著它,同時也受它的影響和改造,甚至為它所吞噬。

佛教中國化的另一個側面,便是漢族僧人日常生活方面的民族化趨向。

由于印度地處熱帶,所以佛制︰比丘止有“三衣”,即五衣(由五塊布拼成)、七衣(由七塊布拼成)、大衣(由少者九塊,最多二十五塊布拼成)。所以“三衣”就被稱為“袈裟”——“雜色”衣。佛教傳入中國後,由于氣候寒冷,三衣不足以擋寒。所以“三衣”逐漸變成了“法衣”——只在作“法事”時方才搭披;平時不再披袈裟,而只穿著圓領、大袖的漢(唐)式服裝,不僅有單衣、夾衣,而且還有棉衣;不僅有布衣,而且還有皮、帛衣,並且還穿褲子、鞋襪,戴僧帽。這種裝束,就完全是中國化的了。

按照佛制︰佛世比丘,實行乞食,而且比丘只能“日中一食”,過午就不能再吃東西。佛教傳入中國後,直到南北朝時,出家僧人們好像還在遵守這條戒規;隋、唐以後,除了佛教的律宗外,這一戒條逐漸廢弛;而在禪宗興起之後,由于提倡勞動,更需要吃晚飯了。就這樣,“日中一食”逐漸變成了早、午、晚的“一日三餐”。與食有關的,還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情況,也很值得一提,這就是漢族佛教徒的吃素。本來,在佛教戒律里,並沒有禁止肉食的戒條。佛教傳來中國後,從漢末直到梁初,包括出家僧尼在內的佛教徒,也仍然是吃葷的;到了梁武帝蕭衍,基于統治需要,采取高壓手段,強迫僧尼(以及一般信徒)一律吃素。從此以後,“吃素”漸漸地就形成了一種傳統習慣,人們便誤以為這是佛教的規定。以致在世界佛教史上,出現了這樣一種特殊現象︰中國的漢族佛教徒吃素,而包括中國的藏、蒙、傣等少數民族佛教徒在內的全世界佛教徒,卻都是吃葷的。

釋迦當世,出家比丘,都要遠離煩囂,住曠野處。一般所謂的“阿蘭若”,就是“寂靜處”——遠離村落,听不到牛叫聲的地方。乞食、弘化,可以去村落、城市,但不能住在村落、城市里。而中國的佛教,是由城市傳播開來的。魏晉之後,隨著漢籍僧尼的日漸增多(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住“曠野處”的習慣),也逐漸出現了中國式的宮殿式寺院。雖然不少寺院還是修建在山林之中(所謂“天下名山僧佔多”),但是,也有更多的寺院,卻是修建在通都大邑里。杜牧詩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指的就是修建在都市里的寺院。這些寺院,雖然也有規模較小的,但更多的卻是規模宏偉,金碧輝煌。這樣,雖然也有隱居山林、少涉人世的清修僧人,但是居住在通都大邑的大寺院里的僧人,為數當必更多。于此可知,中國佛教僧尼們的住處,與印度的也有著很大不同,這就是說,中國僧尼的住處,也是中國化的。

一般都知道出家僧人們的行、往(站)、坐、臥——“四威儀”被形容為“行如風,站如松,坐如鐘,臥如弓”。其實,“行如風”的走路姿式,並不是佛教固有的傳統。按照律制︰比丘外出,要“目不斜視”,緩步而行,怎麼能會“行如風”?其實,這所謂“行如風”雲者,是禪宗興起之後出現的一種“新氣象”︰禪宗在按一定時間的“坐香”(在禪堂里,以燃香來計算靜坐的時間,一次要坐完一炷香,所以叫做“坐香”)之後,大概是為了重新振奮精神吧,所以接著還要“跑香”——圍繞禪堂里中間的佛龕,“小跑”大約半炷香的時間。久而久之,這種跑香的習慣,便不僅是中國化的,而且是禪僧化的。

與僧人生活有關的,還有錢財和須發兩項。按照戒律規定︰出家僧人,不能隨身帶錢,叫做“不持銀錢戒”。可是佛教傳入中國後,這種情況卻發生了根本變化。兩晉以後,隨著佛教的日益發展,寺院經濟也隨之發展起來。各大寺院,除了佔有大量的土地之外,南北朝以後,多數寺院還經營“無盡藏”(實即古代的當鋪、錢莊),通過發放高利貸,大肆聚斂。而隨著寺院經濟的發展,出現了許多僧中豪富。由“不持銀錢”而演變為大肆聚斂、大肆經營資生產業,其變化之大,何啻天垠!因為僧人富有,所以“居廣廈”,“衣輕裘”,並且擁有僮僕、奴婢者,便大有人在。這種人,除了在外表上還保有一種“僧相”之外,就其闊綽的生活而言之,與世俗富豪還有什麼兩樣。至于那些靠“乞食”為生的“游方僧”簡直是無法相比的。說起須發,也頗有趣。人們知道︰入寺出家的第一條,便是“剃除須發”——就是把頭發、胡須剃光。出家比丘,頭發長到二指還不剃掉,就算犯戒。可是,中國的漢族僧人中,卻有留蓄長發——披發在肩的(就像《西游記》里的沙和尚和《水滸》里的武松那樣),美其名曰︰“頭陀”。其實,所謂頭陀,乃是一種苦行,而某些漢族僧人(多半是禪僧和某些“游方僧”),卻把蓄長發、留長須叫做“頭陀”,這完全是一種誤解。而這樣的“頭陀行”,卻完全是中國漢族佛教里的產物。

總之,中國佛教的民間化、世俗化以及佛教僧尼日常生活的民族化趨向,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的漢傳佛教,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佛教與漢族文化相互交融,影響深遠。佛教文化已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http://iwr.cass.cn/fjyjs/lw/201308/t20130806_3110987.shtml
作者︰ 歐人、王世勇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