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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近代北京寺廟的類型結構

??兼與施博爾教授商榷
2018年09月15日 18:57:28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論文提要︰本文根據北京市檔案館所藏的1928年、1936年和1947年三批政府寺廟登記檔案,考察近代北京寺廟的總量和儒釋道的比重,解析近代北京寺廟的類型結構。在近代京城社會轉型中,雖然傳統宗教文化總體上呈衰退趨勢,但作為民族傳統文化的支柱,儒家宗廟文化具有深厚的生存沃土,漢化佛教仍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道教信仰依然在民間社會繁衍流傳。

關鍵詞︰近代 北京寺廟 類型結構

寺廟是宗教社會主要的建築實體。近代京城承襲千年古都宗教文化的遺產,儒、釋、道宮觀寺廟眾多,為全國都市之冠。各種傳統宗教寺廟旗幟林立,成為向社會各界民眾傳播宗教文化的中心。本文將考訂近代京城傳統宗教寺廟的實際數量,分析儒、釋、道各類宗教寺廟的比重,考察城郊各類寺廟的宗教文化性質,探索近代社會轉型與傳統宗教的演變趨勢。[1]

一、近代北京寺廟的總量

至今為止,關于近代北京寺廟的準確數量,仍有待學者詳細勘察考證。各種歷史文獻的記載,數量不一,中外學者的考訂,眾說紛紜。

中國歷史文獻大多缺乏精確的統計數字,常常使試圖量化分析社會現象的史學家深感頭痛。記載近代北京寺廟數量的主要文獻有︰許道齡編輯的《北平廟宇通檢》(以下簡稱《通檢》)和張江裁、許道齡合編的《北平廟宇碑刻目錄》(以下簡稱《碑刻》)。這兩部由國立北平研究院1936年出版的文獻,均未能提供準確的京城廟宇數量。

據《通檢》記載,30年代的京城內外共有廟宇948座。其轄區包括內城六區、外城五區和東南西北郊區。這一地理範圍大約相當于今日北京的城區和近郊區。編者主要依據歷史地理文獻,“逐條擇要匯抄,然後羅列對比。凡廟名、地址及史略三項均相同者,則合而為一。”[2]據荷蘭萊頓大學教授施博爾(Kristofer M.Schipper)考訂,此書編錄的廟宇中,除有四座天主教堂和兩座清真寺外,至少有14座廟宇重復登錄。據《通檢》記載,京城的傳統宗教廟宇約有900多座。但這一數字僅根據文獻匯編整理,既缺乏官方檔案材料證明,也缺乏學者實地勘察訂正。同年出版的《碑刻》成為《通檢》統計缺漏的有力證明。《碑刻》的拓片來自京城內外316座廟宇。據考證,至少有70座廟宇未被《通檢》收錄。

由于缺乏完備的統計資料,中外學者只能粗略的估計,清末民初北京廟宇約有千座。《通檢》分區編錄的廟宇,成為學者分析京城傳統宗教結構的基本史料。

近年來,隨著北京市檔案館逐步擴大開放,一批檔案資料陸續整理出版,為統計近代北京寺廟的實際數量,解析其傳統宗教的結構,提供了官方檔案資料。

為尋根求底,筆者曾前往北京市檔案館,詳細查閱有關檔案史料。民國年間,北京市政當局對傳統宗教寺廟進行過三次普查登記,分別在1928年、1936年和1947年。從現存的檔案考察,2、30年代的資料樹干尚存,40年代的資料僅余枝葉。比較第一、二次的調查登記表,均有若干重要誤差與遺漏。可見,當年政府政令的權威有限,調查統計的力量也比較單薄。

1928年的寺廟登記檔案保存比較完整豐富。這是北京建市以後第一次進行寺廟登記。此次政府登記的檔案文獻,可以作為考訂近代北京城郊傳統寺廟數量的基礎資料。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內務部擬訂《寺廟登記條例》,經行政院核準頒布執行。北平特別市政府訓令社會局遵照實施。自1928年11月起,至1929年5月,全市陸續辦理寺廟登記。當時,政府發放的登記表格共有四種,分別為“寺廟登記條款總表”、“寺廟不動產登記條款表”、“寺廟人口登記條款表”、“寺廟法物登記條款表”。90年代,北京市檔案館將這批表格整理,匯編收入《北京寺廟歷史資料》(以下簡稱《資料》),于1997年出版。編者說明,此次“共登記寺廟1631個”。[3]

研究北京歷史的學者瀏覽這批登記表格,可以指出,此次登記的1631座寺廟並非全市寺廟的總量。其殘缺漏洞顯而易見。如︰京城帝王祭祀的天、地、日、月壇等,京都藏傳佛教名寺雍和宮、黃寺等,京城市民皆知的寺廟隆福寺、妙應寺(今稱白塔寺)等均未列其間。90年代,北京市檔案館編輯出版《資料》時,根據“北平市警察局檔案”中的寺廟登記表,整理1928年的寺廟登記資料。雖然這些登記備案的表格豐富詳實。但查閱其他檔案卷宗,比較分析,仍可發現重要遺漏。

根據筆者的研究考證,1928年北平市傳統宗教寺廟的實際數量超出此數,至少應有1696座。筆者在北京檔案館曾調閱“北平市社會局檔案”、“北平市民政局檔案”、“北平市管理壇廟事務所檔案”等相關卷宗。這些局所的檔案中均有宗教寺廟登記統計表、宗教事務管理調查報告等大量檔案資料。將各局檔案資料匯總分析,可以發現警察局的寺廟登記檔案遺漏,至少未能囊括以下兩類65座寺廟︰

其一,北平市管理壇廟事務所管理的官方寺廟19座,包括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孔廟、帝王廟、風神廟、雲神廟、雷神廟、都城隍廟等。[4]民國時期,這些原清朝官方祭祀的廟宇作為國家文物古跡事業,由政府專門機構管理,從未在警察局登記備案。

其二,蒙藏事務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蒙委會)管理的大部分寺廟。在民政局的檔案中,1928年全市寺廟登記工作時,蒙委會曾有兩類卷宗記錄在案。

1、民政局登記材料記載,由蒙委會代理申報登記的寺廟有37座。另外,雍和宮等7座喇嘛廟單獨申報。這兩項合計有44座。其中僅有法海寺、圓通寺等7座同期在警察局登記備案。其余37座寺廟,包括著名的隆福寺、妙應寺、護國寺等僅在民政局注冊登記。[5]

2、民政局檔案中,蒙委會系統的寺廟名單列有33座,其中雍和宮、嵩祝寺、普度寺、西黃寺、東黃寺、慈度寺(前黑寺)、察罕喇嘛廟(後黑寺)等24座寺廟呈交登記備案,而福佑寺等9座未查到任何登記表格。[6]

綜合分析民政局的有關檔案,1928年全市寺廟登記時,蒙委會所轄或代理申報的寺廟中,至少有46座寺廟未納入警察局管理寺廟的檔案。

迄今為止,經檔案工作整理和學者考證,北京檔案館所存的檔案中,1928年京城共有儒道佛寺廟1696座。這批檔案的價值是,原始登記表格比較完整,各區寺廟均有準確的地址記載。其缺陷是,統計工作者缺乏必要的宗教知識,未能分辨各類宗教寺廟,僅根據申報者自述登記。全市的寺廟中,只有22座廟自己申報為道教寺廟。這顯然與京城宗教社會的實際狀況有較大差距。

1936年1月,北平市政府根據南京國民政府的命令,開展第二次寺廟登記工作。內政部制定的“寺廟登記規則”明確宣布,此次寺廟登記工作不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系統的寺廟。[7]原定于1936年6月底完成全部登記工作。因時局動蕩,當局力不從心,此次登記延續不斷,持續到1937年底,仍未終結。

目前,在“北平市社會局檔案”的卷宗中,第二次登記的寺廟按分類編號共有1213座。加上未列入登記範圍政府所轄的寺廟和蒙委會管理的喇嘛廟65座,30年代中葉,北平全市寺廟總數為1278座。這一數字與1928年登記的廟宇總量相比,銳減24.7%。此項政府統計的數字與社會實際的差距,有待進一步挖掘史料考證。

但是,無庸置疑的歷史進程是,從1928年到1937年,在國民政府管轄的古都北平,傳統宗教確實呈現出江河日下的趨勢。這一衰落的趨勢明顯受到政府宗教政策的影響。國民黨主持的南京政府采取的宗教政策,比北洋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更為嚴厲。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神祠存廢標準,嚴格限制傳統宗教的發展。該標準規定應廢除的寺廟大多屬于道教神靈系統,如︰日、月、火、五岳、四瀆、龍王、城隍、文昌、送子娘娘、財神、瘟神、趙玄壇、狐仙等神靈。該規定同意保留的神祠有︰伏羲、神農、黃帝、倉頡、禹、孔子、孟子、岳飛、關帝、土地神、灶神、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三官、天師、呂祖、風雨雷神等。這一規定的存廢原則,顯然有自相矛盾之處。當時,國民政府的統治權威有限,實際未能嚴格落實執行。但政府對傳統宗教的抑制政策,加速其傳播事業的日漸衰落。[8]

在1936年寺廟登記檔案中,存有原始登記表格的寺廟有1037座,約佔登記總數的85.5%。這批表格有比較清晰的宗教分類,可供學者研究近代北京傳統宗教的整體結構及各類寺廟的比例。

1947年7月,北平市政府根據內政部“寺廟總登記每十年舉行一次”的規定,開展第三次寺廟登記工作。[9]此次登記的檔案資料缺損十分嚴重,經檔案工作者調查,僅發現原始總登記表91份。[10]

查閱第三次寺廟登記的檔案,《北平市民政局檔案》中有一卷引起筆者的注意。該卷檔案登記號為,卷宗J3,目錄1,案卷260。卷宗內容為一張統計表,即︰1947年北平市各區寺廟統計表。該表分區統計各類寺廟,是筆者所見的統計表中分類數據最完整的表格。當時的政府統計人員,根據寺廟產權、主要社會功能、常駐神職人員念誦的宗教經典等因素,對全市的寺廟進行分區分類統計。根據這份統計表,1947年全市城區郊區共有寺廟1920座,其中民廟988座,僧廟685座,尼庵115座,道觀126座,女冠6座。

雖然因時局動蕩,此次寺廟登記原始表格殘缺,但據筆者研究,這份1947年的寺廟統計表可以作為研究史料。其一,檔案中若干分區寺廟的詳細登記目錄與該統計表數字基本相符。其二,該統計表的數字曾發表在1948年8月出版的《北平市政統計》上。

北京檔案館所藏的三批寺廟登記檔案,雖然殘缺不全,但仍為學者研究近代京城傳統宗教寺廟的結構,提供了有價值的歷史資料。

二、京都寺廟主祀的神靈

分析寺廟主祀的神靈,1928年北平市政府的寺廟登記檔案,可作為學者研究的歷史資料。雖然,當時政府官員沒有進行宗教分類統計,但這批保存完整的登記表格,是當今學者分析寺廟主祀神靈的重要資料。

分析1928年北平市警察局登記的1631座寺廟檔案,大多數較具規模的寺廟均供奉多位的神靈。儒、釋、道各方神靈共祀的現象十分普遍。全市各類寺廟主祀的神靈眾多。總數居前16位的寺廟為,關帝廟、觀音寺、七聖祠、五聖祠、龍王廟、娘娘廟、真武廟、土地廟、三聖祠、火神廟、藥王廟、地藏庵、九聖祠、財神廟、彌勒寺、呂祖祠。

高居榜首的為關帝廟,共有286座。以往學者根據歷史文獻考證,一致認為關帝廟為京城寺廟數量之首,但統計的數量各異,多數統稱有百余座。清代《乾隆京城全圖索引》記載關帝廟為116座,居眾廟之首。1936年,學者編篡的《北平廟宇通檢》中,北平內外城11區、東南西北四郊轄區內,關帝廟仍居首位,但數量僅為38座。北京市檔案館的寺廟登記檔案證明,1928年,北平城郊關帝廟竟多達286座。

這286座廟宇大多數以關帝直接冠名,也因地制宜繁衍許多名目。例如︰護國關帝、護法關帝、雙馬關帝、石關帝、立馬關帝、西禪關帝、忠義關帝、頂冠關帝、重興關帝、保安關帝、福壽關帝、大馬關帝、天安關帝、九聖關帝、三才關帝、三財關帝、五岳關帝、五顯關帝、關帝高廟、關帝魯班、關帝七神、關帝火神、關帝五顯財神、關王、鎮海關王、關公、武聖、三界伏魔大帝等。關帝寺廟遍及京城內外。

明清至近代,關帝崇祀鼎盛京華,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日益合流的趨勢。關帝崇拜始于民間對三國時期武將關羽的祭祀。自宋代後,歷代統治者將關羽視為儒家文化道德的典範,崇信不斷升級。關羽,宋代被追封為王,明代被封為關聖帝君,列入國家祀典,與孔子並列為文武二聖。清承明制,關帝崇祀聲譽日隆。明清時期,關羽經羅貫中《三國演義》的濃筆重彩,成為家喻戶曉的英雄。朝野內外,關帝香火極盛。

與此同時,佛、道兩家也競相羅致關羽為本門神祗。明代道教經典封關羽為三界伏魔大帝,稱其“掌儒釋道教之權,管天地人才之柄。”[11]佛教將關羽吸收為護法天神,興建“伽藍殿”,供奉關羽,稱其為“伽藍菩薩”。

在儒、釋、道的合力推崇下,關帝成為社會道德的楷模和護法天神。他既是武神,又是財神,具有司命祿,佑科舉,治病除災,誅罰叛逆,招財進寶等無邊的法力,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崇拜。

排行第2的是觀音寺,共有121座。其中包括庵、廟、堂、閣、院、祠、殿、白衣觀音、觀音菩薩、觀音禪林、送子觀音等。

觀世音菩薩簡稱觀音,為中國漢地佛教菩薩之首席。其在世俗社會中的影響和聲望,超過佛祖釋迦牟尼。中國民間信仰佛教,基本上是一種感性信仰。觀音菩薩應聲即現、助人度過危難的特點,十分符合中華民族注重現實、崇尚仁慈的宗教意識。在民間百姓心目中,救苦救難、大慈大悲成為觀音菩薩的代稱,其崇高形象超過所有佛教神靈。

根據佛教經典《悲華經》,觀音菩薩原本為男性。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宋末元初,觀音菩薩的形象轉化為女性。觀音由男變女,反映出中國民眾的宗教價值取向。中國宗教神靈中一向擁有眾多的女性神靈。佛教宣稱觀音菩薩慈悲為懷,救助眾生。通常,女性更為溫柔善良,比男性更富同情心。再者,整個佛教神靈中竟無一位女性菩薩,無疑使中國眾多的女性信徒感到迷惘和掃興。觀音在中國大地轉化為女性後,充分顯示出女性神靈的魅力。民間百姓創造出送子觀音等形象,使觀音菩薩更成為痴情父母焚香膜拜的偶像。

排行第3、第4的分別為七聖祠(包括神祠、廟、庵、殿等)111座、五聖祠(包括廟、神祠、祠廟、庵等)96座。七聖祠、五聖祠大多數為城郊小廟,均為多神共祀一廟。所謂七聖、五聖的內涵無統一界定,神靈偶像多姿多彩。主祀神多為關帝、觀音、龍王等,配祀神多為土地神、山神、青苗神、蟲王、馬王、冰雹神、財神、藥王、火神、二郎神等。

引起筆者關注的現象是,在主祀神靈中,龍王的地位僅次于關帝和觀音。這反映出近代北京地區現代經濟發展緩慢,生產力水平較低,城郊人民生活對大自然生態的依賴程度較高。農業耕作靠風調雨順,城鎮生活也有賴于水脈和順。一旦暴雨成災,永定河泛濫,京城便一片汪洋。道教系統中的自然神??龍王,是京城民眾祈求福佑的重要神靈。

據當代學者研究,民國時期北京地區自然災害頻繁,重大旱災11次,重大水災6次,分別佔總年份的1/4和1/6。[12]雖然水災的頻率不及旱災,但其突發性強,後果更為嚴重。如︰1924年7月連降暴雨,永定河、大清河等暴漲,相繼潰決,城郊汪洋一片,“田禾盡沒,壞民房屋十之七八。”[13]此次水災,直隸一省有150萬災民,急待賑濟。當年秋,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政府稅收“盡歸軍用”[14],無力抗災救災。陷于水深火熱的災民處境悲慘。社會救援乏力,廣大民眾愈發祈禱神靈護佑,風調雨順,避災趨福。

數量位居前4位的寺廟合計614座,佔京城寺廟總數的37.6%。這些寺廟多為儒、釋、道合流共祀,可代表北京寺廟文化的主流。

排行第5至16位的寺廟分別主祀龍王、娘娘、真武、土地、三聖、火神、藥王、地藏、九聖、財神、彌勒、呂祖。這些神靈中除地藏和彌勒外,均為道教神靈。雖然這些寺廟中的神職人員大多為佛教僧侶,誦念佛教經典,在佛教協會注冊登記,但神殿上供奉的卻是道教神靈。這些佛教系統的寺廟要借助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神仙,來慰藉進香民眾的靈魂。

三、京都寺廟的宗教類型︰儒釋道的比重

如何界定京都寺廟的宗教類型,計算儒、釋、道各類寺廟的數量,是研究京都寺廟宗教結構的重要難題。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宗教文化的闡釋,各有不同的思維詮釋,導致風格迥異的認知。

作為研究中國宗教文化的歷史學者,筆者對目前施博爾教授主持的北京寺廟研究項目,深感興趣,但其發表的寺廟類型研究結果,實難令人苟同。施博爾先生是研究道教文化的國際著名學者。他的研究視角顯然充滿著張揚道教文化的色彩。他對《通檢》將道教系寺廟定為46座提出置疑。據施教授統計,《通檢》所列的948座廟宇中,道教寺廟有377座,佔總數的38%(按此數目計算應為39.76%)。施教授認為,從祭祀神靈屬性分析,現代學者所界定的民間宗教神靈,如︰關帝、碧霞元君、城隍、土地等,均屬道教系統。因此,此類廟宇應全部列為道教系統的寺廟。[15]

這種論斷值得商榷。以關帝寺廟為例。筆者查閱1936年北平寺廟登記檔案。在現存的1037座寺廟卷宗中,關帝廟共有168座,佔總數的16.2%。其中佛教系統有80座,家族宗廟有79座,道教系統有9座,分別佔關帝廟總量的47.6%、47%、5.4%。

關帝崇拜始于民間對著名武將關羽的祭祀。自宋代後,歷代統治者將關羽視為儒家文化道德的典範,崇信日隆。在官方儒家正統文化的大力推崇下,佛道兩家也競相供奉關羽為本門神祗。因此,起源于民間的關公信仰,在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尊崇下,明清之際鼎盛京華,成為京城各階層民眾崇祀的主要神靈。

關帝既然是儒、釋、道共祀的神靈,在寺廟分類時,可依據寺廟產權、神職人員的宗教信仰、日常宗教禮儀等,來界定其分屬類別,而不宜簡單將其一律劃歸道教系統寺廟。

如何界定儒、釋、道寺廟分類的依據,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題目。民國時期政府宗教管理檔案中,存有當時政府職能機構和社會宗教組織對各類宗教寺廟的分類史料,可供當代學者研究參考。1936年北平寺廟登記檔案中,有比較清晰的宗教分類,反映出當時人們對近代北京傳統宗教分類的認知。

按1936年北平寺廟登記表序號統計,全市共有寺廟1213座。全部登記表格大體依據寺廟宗教類型被分為︰總字(僧廟)、緒字(尼僧廟)、經字(道士廟)、緯字(民廟、家廟)、綸字(女冠廟)五類。從檔案表格中可以看出,管理者事先並未確立準確的登記原則,分類是在工作時,逐步摸索建立的。比如,總字廟宇中有女冠廟1座、民廟1座、尼廟10座。緒字寺廟中,有僧廟1座、家廟3座,但經字、緯字、綸字均為統一的道士廟、民廟、女冠廟。經筆者略加整理推算,此次寺廟登記共有佛教僧廟502座,佛教尼廟106座,道教道士廟97座,道教女冠廟4座,家族宗廟504座。按宗教類型計算,佛教寺廟608座、道教寺廟101座、家族宗廟504座,分別佔全市寺廟總量的50%、8%和42%。

1936年寺廟登記的原始檔案共缺損176份,佔總量的14.5%。其中佛教寺廟缺13份、道教寺廟缺2份、家族宗廟缺161份。佛寺道觀卷宗大體完整,僅缺少2%,家廟民廟卷宗缺損較多,約佔總量的32%。總體評估1936年的寺廟檔案,登記表格完整的寺廟佔總量85.5%,應用價值可觀。

從社會統計學角度考察,1947年北平市政府的寺廟登記統計表,可作為學者研究的參考資料。根據這份統計表,當時全市城區郊區共有寺廟1920座,根據廟產所屬權等因素分類,各類寺廟分別為︰民廟988座,僧廟685座,尼庵115座,道觀126座,女冠6座。據此數據計算,家族宗廟有988座,佔總數的51.4%。佛教寺廟有800座,佔總數的41.7%;道教寺廟有132座,佔總數的6.9%。家族宗廟多分布在郊區,約佔民廟總數的76%。佛道寺廟多分布在城區,其中城區的僧廟、尼庵、道觀、女冠分別佔其總量的58%、80%、66%、100%。除一些著名古剎名寺位于郊野名勝之地外,大多數正統宗教寺廟位于城區,特別是由女性神職人員尼姑、女冠主持的寺廟,基本位于城區。與30年代比較,儒、釋、道寺廟的比重有較大的變化。佛教廟宇下降8%,道教廟宇下降1%,家族宗廟反而上升10%。這反映出政治時局的動蕩對宗教文化的影響。

30年代至40年代,經歷抗日戰爭與國內戰爭,京城時局急劇動蕩,社會民心危機意識彌漫,民間宗教與秘密結社勢力上升,典型宗教文化佛教、道教勢力有所減弱。但是,非典型宗教性的儒家文化根基深厚,在社會各階層民眾中,仍具有持久的影響力。1947年政府統計,家族宗廟佔京城寺廟總數的一半。對祖先亡靈的祭祀,成為時局動亂時期民眾心靈的依托。

隨著近代社會政治制度的變革,科舉考試的廢除,封建帝制的覆滅,儒家上層經典文化的迅速衰落。但是,作為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支柱,儒家宗廟文化仍具有得天獨厚的生存沃土。

筆者認為,儒家宗廟文化是準宗教文化。其基本性格含有宗教和道德兩個層面。與世界其他宗教相比,其宗教信仰觀念較為淡薄,倫理思想基礎較為厚重。儒家文化本質上注重人文理性、自然法則,而典型的宗教觀念相對淡薄。中國是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國家。中華民族以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為民族宗教觀念的主要傳統。佛教、道教的信仰基本屬于依附的地位。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華夏民族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其宗教意識將上天的風調雨順和下民勤勞耕耘,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儒家主張以德政治理天下,敬天而不盡信天。“敬鬼神而遠之”[16]儒家倡導的“神道設教”是一種較為特殊的宗教思想。“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17]儒家認為,神道,非鬼神之道,是取法天道,實施社會教化。中國歷代統治者均視君權受命于天,以天子之位自居。世俗君權高于神權。因此,封建統治者歷來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並蓄的政策,既利用宗教“教化”社會,又與宗教保持一定的距離。

自古以來,中國社會形成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法制度和“孝為德本”的道德規範。體現宗法制度的祖先崇拜,數千年來滲透到每個家庭之中,成為深厚的民間風俗。考察1936年的民廟檔案,這種崇拜祖先的家族宗教意識清晰可見。

分析近代京城民廟的神靈,可以認知其崇拜祖先的祭祀文化特征。

其一,儒、釋、道共尊的關帝信仰高居榜首,顯示出儒家文化的主導地位。30年代家族宗廟祭祀關帝的廟宇共有79座,佔現存檔案民廟總量的23%。而同期,祭祀關帝的佛寺為80座、道觀為9座,分別佔該類寺廟總量的13%和9%。可見,皇家官府大力尊崇的關帝崇拜,對民間家族祭祀文化的影響較大,遠遠超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影響。

其二,土生土長的道教文化對普通民眾具有獨特影響力,超過哲理精致的佛教文化。在近代京城家族寺廟中,有明顯佛教文化色彩的極少,道教神靈佔據主要的地位。分析民廟檔案可知,除主祀關帝的民廟外,道教的真武大帝和佛教的觀音菩薩均有18座,分別佔現存總量的5%。出乎筆者意料之外,在近代京城家族祭祀中,道教在北方的重要神靈??真武大帝,可以與佛教大名鼎鼎的觀音菩薩比肩。並列第三位的是土地神、元君娘娘,其次為龍王爺。這三位道教神靈均佔現存總量的4%。

其三,崇祀神靈繁多,極少供奉單一的至上尊神,充分體現出京城百姓的多神崇拜的社會意識。1936年的民廟檔案中,以佛字命名的民廟只有3座,以太清、玉皇命名的民廟也只有3座。而家族宗廟中祭祀的各種神靈,五光十色名目繁多。如︰有道教神靈東岳、呂祖、靈官、三官等,也有民間俗神哪吒、馬神、花神、鬼王等。京城家廟供奉各種神明,與其說是對超凡力量的敬仰,以求自我精神的解脫,倒不如說是出于實際生存的欲望,企盼得到現世利益的回報。

崇拜祖先是中國民眾宗教意識和社會生活的核心之一。祖先崇拜來源于家族制度的世俗親情。對祖先亡靈的祭祀,使家族群體與祖先的神靈溝通。崇宗敬祖,祈求祖先護佑,驅魔避邪,降恩賜福。家族宗廟通常具有較強的的社會實用功能。宗族群體的社會公益性事業往往依托于家族寺廟。這些寺廟多為“合村公建”,即由全鎮、全村族居民眾集資共建。寺廟由全村公共管理,除進香祭祖祀神外,兼作全村公務、學校教育,也有少數租賃經商。

近代京城的家族祭祀文化呈現出傳統的自發趨勢。無論家族人倫理性、還是多神信仰與兼容性格,都使民眾的家族祭祀更趨于實用化與功利化。

四、漢傳佛教的生命力

在近代京城寺廟中,佛教系統佔半壁江山。可見,漢傳佛教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公元1世紀前後,佛教自古代印度傳入中國漢族地區。經歷與中國本土思想文化的沖擊和交流,最終與中國文化融為一體,成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至今仍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生活。

東漢魏晉時期,佛教依附于黃老道術及玄學理論,主要在社會上層流傳。東晉南北朝時期,佛教開始獨立發展,其主流由般若性空學說,逐漸轉向涅--佛性學說。隋唐時期,佛教迅速發展,進入巔峰,宗派林立,百花爭艷。自宋、元、明、清至近代,千年以來,佛教精華融入新儒學??即宋明理學,而自身逐漸失去活力與創造性,許多宗派衰竭不振,總體呈現出衰落趨勢。這一時期,佛教最流行的宗派是禪宗和淨土宗。這表明,在中華神州大地上,理論化的佛學難以振興,而實踐化的佛學較易流傳。雖然,近代中國涌現一批進步的思想家倡導佛教革新,探究佛經義理,但在大眾民間社會,救苦救難,普渡眾生的“菩薩行”,更具鮮明的世俗功能。

伽藍菩薩關羽與觀音菩薩,成為京城佛教寺廟中最主要的神靈。統計1936年現存的599座佛教寺廟檔案,主祀伽藍菩薩關羽的佛寺有80座,佔其總量的13.4%。主祀觀音菩薩的佛寺有52座,佔其總量的8.7%。而同期的統計數字,以佛字命名的寺廟,如︰毗盧、彌陀、壽佛、大佛、臥佛、玉佛、石佛、鐵佛、古佛、千佛、萬佛等僅有24座,僅佔其總量的4%。可見,近代京城佛寺中,菩薩的魅力遠遠超過佛祖的法力。

菩薩的定義是︰“具足自利利他大願,求大菩提,利有情”。[18]其基本精神表現在,所謂“慈悲喜護”的“四等心”中。“大慈”從仁愛萬物出發,“大悲”從憐憫眾生出發。據此,使一切世人得到歡樂幸福,護衛其安定,救度其厄難,這就是菩薩。

大乘佛教之所以成為漢傳佛教的主流,與中華民族關懷人文倫理、注重實踐功利的文化基因密切相關。菩薩代表的慈悲為懷的宗教意識,深入京城社會各階層。直至近代京都,佛教信仰成為廣大市民階層最重要的宗教資源之一。據1935年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的統計,全市總人口為1,573,204人,其中有宗教信仰的市民為1,420,422人,佔總量的90%。而142萬有宗教信仰的市民中,佛教信徒為699,757人,佔信教民眾的49%。[19]

近70萬佛教信徒,佔當時全市居民總數的44%。這一數字主要依據居民的自我認定。京城厚重的儒家文化傳統,形成重視人的現實關系和利益的社會群體理念。普通民眾的宗教意識表現出強烈的功利性格。“無事不登三寶殿”的民間諺語,反映出民眾宗教意識注重現實人生,講求實用的特征。“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的觀念,在京城普通百姓中相當流行。有時信,有時不信,有事就信,無事則不信。為了求得庇護,不論觀音菩薩,或是神靈鬼怪,都可以信仰。多數民眾缺乏對宗教神靈的虔誠崇拜。

五、民間道教的興起

明清以來,儒、釋、道三教日益合流,道教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附庸。清中葉以後,道教更是被官府權威一貶再貶。盡管如此,近代京城道教文化作為本土宗教流派,依然在民間社會繁衍流傳。

其一,區域性道教神靈獨佔鰲頭。

自明清以來,在三教合流的推動下,關帝崇拜盛極京城。至民國年間,京城寺廟中,關帝神靈仍最為顯赫。無論在傳統宗教寺廟的總量中,還是在家族宗廟、佛教寺廟的總量中,關帝均高居榜首。但是,筆者驚訝地發現,在道教宮觀中,位居首位的神靈是“北極真武玄天大帝”。1936年北京寺廟登記檔案中,現存道教宮觀95座,其中主祀真武大帝的寺廟有13座,佔總量的13.7%,而主祀關帝的道廟有9座,僅佔總量的9.5%。

真武大帝又稱玄天上帝,是民間和道教尊奉的北方玄武神。玄武本為北方七宿之總稱。自宋代起,玄武信仰逐漸興盛,被宋真宗詔封為真武靈應真君。道教素來崇拜北斗,便推波助瀾編著經書,玄武遂由古代之四方護衛神之一上升為道教大神,其塑像為“被發黑衣,仗劍龜蛇,從者執黑旗”。[20]元代皇帝將真武升格為“帝”。明初,燕王朱棣舉兵“靖難”時,借助北方大神真武,為其出師“正名”。他繼位後,大力推崇真武,其香火盛極京城。歷代皇帝與道士給真武的封號長達百字,超過任何神靈。其後,雖歷經時代變遷,真武大帝在京城道教寺廟中的地位猶存。20世紀中葉,京城道廟的祭壇上,仍可見真武大帝曾顯赫京華的歷史印記。

其二,道教俗神在民間興盛,眾多神靈被儒、釋寺廟請入祭祀殿堂。

研究近代京城寺廟主祀神靈時,筆者發現,除三教合流共祀的關帝外,儒、釋、道神靈交流互祀的現象很不平衡。30年代,京城道教廟宇祭祀的佛教神靈,只有觀音一位,共有6座寺廟,佔其總量的6.3%。而儒、釋寺廟祭祀的道教神靈眾多。京城內外家族宗廟祭祀的道教神靈豐富多彩,主要有真武大帝、碧霞元君、土地神、龍王、三官、財神、火神、藥王、皂君、魯班等等,約佔其寺廟總量的半數以上。宗教哲理比道教精深的佛教,其寺廟也祭祀道教神靈,主要有碧霞元君、火神、藥王、財神、土地神、真武大帝、龍王、馬神、喜神、皂君等等,約佔其寺廟總量的15%以上。

京城道教神靈中,香火最盛的首推碧霞元君。相傳這位民間與道教祭祀的女神,是泰山東岳大帝之女。宋真宗朝祭泰山時,封其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民間俗稱泰山娘娘。相傳碧霞元君神通廣大,護國佑民,尤其保佑香客多子多福。在華北地區,元君娘娘的香火極盛。

碧霞元君是道教系統的子孫娘娘。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注重生育子嗣,延續祖先命脈。“多子多福”是各階層民眾一致的渴求與期盼。因此,為祈求子嗣,接續家族命脈與香火,人們格外崇拜執掌生育的女性神仙。這種宗教文化傳統一直延續到近現代社會。據1936年京城寺廟登記資料,家族宗廟中主祀娘娘的廟宇有15座,數量位居關帝、觀音、真武之後,與土地神比肩,約佔總量4%。

碧霞元君香火的昌盛,佛教僧侶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代京城祭祀碧霞元君的寺廟多為佛教寺廟。據1936年統計,佛教系統的碧霞元君廟有13座,佔佛教寺廟總量的2.6%,數量僅次于關帝、觀音、佛祖,居第4位。

京郊最著名的妙峰山碧霞元君祠始建于明代,俗稱娘娘廟,原為道士主持,香火不旺。康熙年間佛教勢力上升,改由僧侶主持,香火逐漸興盛。從18世紀初到20世紀30年代,每逢陽春四月,妙峰山開廟,朝頂進香成為京城民眾的第一等大事。屆時,“人煙輻輳,車馬喧闐。夜間燈火之繁,燦如列宿。”[21]各階層踏青朝頂的香客多達數十萬,成為京城春季規模最為盛大的民眾宗教活動。

其三,道教系統的廟會繁盛京華。

在研究近代京城廟會文化時,筆者饒有興趣地發現,雖然京城著名的寺廟多為佛教系統,但普通市民日常宗教祈禱進香的地方卻多為道教廟宇。

東岳廟是京城定期廟會香火最盛的道教寺廟之一。廟內供奉著道教龐大的神靈系統。據北京檔案館的資料,20世紀30年代全廟供奉的神像共有1316座。[22]主祀的神靈東岳大帝為泰山之神。傳說東岳大帝主管人間生死、富貴、貧賤、善惡、疾苦、因果報應等。輔佐其執政的七十二司分列左右回廊。京城百姓認為,“此廟水陸諸天神像最全,故酬神最易。”[23]無論是祈福祈壽,還是消災除病,或為報冤雪恨,或為生意興隆,人們紛紛來此進香求神。

道教神靈成為京城百姓日常祈求護佑的重要宗教資源。這表明雖然道教自清中葉起,在社會上層的地位日趨跌落,但在廣大市民的宗教生活中仍佔有相當的地位。道教系統供奉龐雜浩大的神鬼譜系。世間千般事,皆有神照應。發財、求嗣、祈雨、消災、去病等等一切世俗需求,都有神靈專司其職。普通市民大都無心鑽研精深玄妙的宗教哲理,而是迫于實際生活的需求,進香拜神,與神仙鬼怪溝通。中國民眾的宗教信仰一向具有強烈的功利傾向,即向神靈索取護佑。世俗氣息濃厚的道教很適合普通民眾的心理需求。

從計量史學的角度,考察近代北京寺廟的數量及儒釋道的比重,僅僅是研究近代北京宗教文化的一個側面。要想了解在近代京城社會轉型中傳統宗教文化的漸衰與變異,儒家文化深厚的持續性,漢化佛教的生命力,道教俗神的民間化等等,均需要更廣泛的學術視野和深入探索。

注釋︰

 

[1]本文考察的範圍為中國傳統宗教寺廟,包括儒家宗廟、佛教寺廟和道教宮觀等,不包括伊斯蘭教的清真寺以及各派基督教的教堂。

[2]許道齡︰《北平廟宇通檢》,國立北平研究院1936年版,例言一。此書分為上下兩編,分別編頁。

[3]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寺廟歷史資料》,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12月版,第26頁。

[4]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管理壇廟事務所檔案》,卷宗J57,目錄699,案卷56。這19座寺廟原為清朝官方祭祀的廟宇,包括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孔廟、帝王廟、風神廟、雲神廟、雷神廟、都城隍廟、賢良祠、昭忠祠、旌勇祠、褒忠祠、顯忠祠、五塔寺、大和齋。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北京政府內務部禮俗司設立壇廟管理處管轄。1928年,該處更名為內務部北平壇廟管理處,隸屬于南京國民政府。1935年,該處撥歸北平市政府管轄,更名為北平市政府管理壇廟事務所,隸屬北平市社會局。1947年,北平市民政局成立,該所由社會局劃歸民政局。

[5]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民政局檔案》,卷宗J3,目錄1,案卷260。在1928年全市寺廟登記工作中,蒙藏事務管理委員會代理申報的寺廟共計37座。另外,雍和宮等7座喇嘛廟單獨申報。兩項合計共有44座。其中向市民政局申報登記,而未在警察局登記的寺廟有37座,包括隆福寺、護國寺、妙應寺(白塔寺)、雍和宮、西黃寺、東黃寺、慈度寺(前黑寺)、察罕喇嘛廟(後黑寺)、嵩祝寺、闡福寺、普渡寺、普勝寺、達賴喇嘛廟、同福寺、弘仁寺下院、新寺喇嘛廟、淨住寺、化成寺、寶諦寺、梵香寺、慈佑寺、新正覺寺、功德寺、殊像寺、普寧寺、熱合布達拉下院、關帝廟(內六區松公府夾道9號)、觀音寺(東郊二分屬三佛寺81號)、廣成寺、寶相寺、實勝寺、常凌寺、方圓寺、資福院、廣善寺、觀音寺(北郊觀音寺5號)、老虎廟。

[6]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民政局檔案》,卷宗J3,目錄1,案卷260。蒙委會所轄寺廟中有9座未向市政當局登記,包括瑪哈噶拉廟、長泰寺、福佑寺、慧照寺、三佛寺、正覺寺、聖化寺、東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

[7]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社會局檔案》,卷宗J2,目錄7,案卷166

[8]近代北京傳統宗教日漸衰落的因素眾多,但毫無疑問,政治因素最為顯赫。施博爾教授認為,民國時期北京傳統宗教迅速衰落,其主要原因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沖擊。這一觀點值得商榷。考察五四運動前後,北京傳統宗教寺廟的實際狀況,可以判斷施博爾教授的觀點基本源于主觀推測,缺乏足夠的歷史依據。筆者將撰寫專題論文,詳解思路。

[9]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民政局檔案》,卷宗J3,目錄1,案卷70

[10]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寺廟歷史資料》,第671頁。

[11]《道藏輯要》星集七。

[12]吳文濤、王均︰《略論民國時期北京地區的自然災害》,《北京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13]《陶廬老人隨年錄》,《近代稗海》第12輯,第406頁。

[14]《各省災情概況》,第83頁。

[15]Kristopher Schipperke, Liturgical structures of ancient Beijing’, Relig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95,pp19-31.施教授論文中陳述的統計數字有誤。筆者按施教授制作的論文附錄??北京寺廟分類表計算,道教寺廟有337座,佔總數的35.5%

[16]《論語•雍也》。

[17]《易•觀卦•彖傳》。

[18]《佛地經論》。

[19]《北平市政府公安局戶口統計圖表》(1935年),第26頁。值得學者重視的是,有關北京市民宗教信仰的調查資料,殘缺不全,相關資料出入較大。比如,在1935年的《分區信教人口統計表》中,道教信徒僅有96人,其中男73人,女23人。而次年,全市寺廟登記時,道教道士廟有97座,女冠廟3座。據此推算,道教職業神職人員,加上民間道教信徒,絕不止96人。

[20]《筆記小說大觀》,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6冊,114頁。

[21](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第63頁。

[22]北京市檔案館藏檔︰卷宗12,目錄8,456

[23](清)讓廉︰《京都風俗志》,刊載《北京史苑》第4輯,第288頁。

http://iwr.cass.cn/fjyjs/lw/201207/t20120702_3110969.shtml
作者︰ 習五一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