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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傳佛教早期講席的形成及其影響

2018年09月15日 18:52:45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佛教傳人漢地,翻譯為首功,次之是對所譯經論的講解,史稱之為“講席”。佛典講席又稱講肆、法席、法筵、法肆等,與佛典的翻譯同步或略晚形成。佛典講席肇始于東漢末年,發展、成熟于兩晉南北朝,大盛于隋唐,流傳至于近現代。佛典講席是中國古代社會重要的宗教文化活動,佛教傳播、僧才培養、教化大眾和佛教完成中國化的主要形式。

從東漢末年佛教的傳入至鳩摩羅什譯經時期,是佛典講席的初步形成時期。最早的講經記載見于中國第一個僧人朱士行傳中,士行“嘗于洛陽講《道行經》”。“講席”之名見于晉時僧人竺潛傳中,竺潛(289-374)于晉永嘉初避亂過江,“優游講席三十余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曾受晉哀帝征請,“于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竺潛在講佛經的同時,還講解《老子》、《莊子》,既與當時玄學的社會時尚有關,也與听眾理解佛經義理的需求有關,佛理深邃,常需借用《老》、《莊》中的義理來疏通。如竺法雅、康法朗和道安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晉廬山慧遠,早年追隨道安,講實相義,“引《莊子》義為連類,于是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听慧遠不廢俗書”。

佛典講席的興起借重于佛經的翻譯,故佛經翻譯的情況對講席的內容和形式有很大影響。佛經早期的翻譯被稱為“舊譯”,朱士行傳載,“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于洛陽講《道行經》,覺文章隱質,諸未盡善”。遂誓志西行求取經本。僧人道安因“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或者格義,或者唯敘大意,是早期佛典講席的特點。

僧傳有關早期講席的史料有十數例,如支遁講《維摩經》、《道行般若》和《小品》等,竺法濟、支曇講《陰持入經》,竺僧敷善《放光》及《道行經》,道安講《放光波若》,僧朗和竺法太講《放光經》,曇影講《正法華經》及《光贊波若》,僧略講經律等。

至道安時,佛經講解已有百余年的歷史,道安所制僧尼軌範三例,其一即為“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佛典講席制度初步形成,“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

講席設講經法主和都講二職。講經法主即主講人,“都講”是代大眾提問或向法主設難,與法主一問一答的人。支遁曾為講經法主,江南名土許詢為都講。有時還設“復講”或“覆講”之席,這是為了培養新的僧才法主。如佛圖澄曾講經,道安為覆講,道安講時,“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余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足見當時講席熱烈論辯之風。在講席上,听眾也可以直接提問。

講經法主地位極高,其講座被尊稱為“高座”或“師子座”,是古代僧人們終極性追求之一。《高僧傳》載,竺道生到江南後,潛思經理,“乃說阿闡提人皆得成佛”,因“孤明先發,獨見忤眾”被“擯而遣之”。道生在大眾前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于經義者,請于現身即表厲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舍壽之時,據師子座。”後《涅--》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都講”之職,亦為僧人所向往。京兆僧導十歲出家,至年十八,博讀轉多,神機秀發,後在壽春講說,受業千有余人。又受南朝宋武帝征請,于瓦官寺登高座開講《維摩》,坐者咸悅。

佛典講席是僧人研修佛典、闡發義理、推進佛教中國化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之一。羅什譯場不僅開闢了譯經的新時代,也培養了一批杰出的講經法主,他們後來盛開講席,促成了南北朝講席的興盛和義學的發達。僧睿為羅什譯場參正,《成實論》始譯出,什令睿講,且謂睿曰︰“此諍論中,有七變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睿啟發幽微,果不咨什,而契然懸會。什嘆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

佛典講席有諸多功能和影響,有些主講者不僅講佛典,也講《老子》、《莊子》、《春秋》、《論語》、《周易》和《孝經》等。佛典講席主要設于各地寺院,但因有些講經法主社會影響較大,其講席亦于寺外隨緣開設,或應帝王之召設于皇宮,或受達官貴人之邀設于府邸,或因大眾乞請而盛開于街市,可見,佛典講席是一個開放式的文化大講堂。古代講席沒有錄音、錄像設備,因而,主講者只能重復講解,道安因反復講解,而得以遍校群經,出《眾經目錄》等,還隨講出疏,也開啟了佛教經錄、注疏、序跋等佛教學術的先河,為後來佛教發展奠定了基礎。

(作者單位︰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

http://iwr.cass.cn/fjyjs/lw/201206/t20120604_3110967.shtml
作者︰ 王寶坤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