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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和田達瑪溝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圖像研究

2018年09月15日 18:51:16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內容提要]︰位于新疆和田市策勒縣南部的達瑪溝水系為古代于闐佛教遺址較為集中之地。2002年清理出的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完整地呈現了于闐6-7世紀的繪畫風格。佛寺中的圖像配置為東、南、西三壁用繪、塑結合的方式表現了七尊佛像,北壁寺門兩側繪制了兩身守護神。佛像采用絲綢之路南北兩道的通行樣式,而守護神圖像則可能為于闐所特有。本文主要利用絲綢之路上的同類圖像,對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的圖像題材進行判斷,認為此寺三壁表現的是過去七佛,寺門西側的武士形守護神為散脂夜叉。通過對壁畫題材的分析進而討論于闐在絲綢之路圖像傳播中的作用。

[關鍵詞]︰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白衣裝飾佛;散脂夜叉;圖像交流

位于新疆和田市策勒縣南部的達瑪溝水系南北長約120多公里,東西寬約20余公里。自20世紀以來,此地先後發掘出二十余處遺址,如丹丹烏里克遺址、喀達里克遺址、巴拉瓦斯特遺址、喀拉墩遺址等均集中于此。2002年、2005年、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新疆隊三次在這里進行搶救性發掘,先後清理出了毗鄰的托普魯克墩1號、2號、3號佛寺。這批新近發掘的佛寺遺址,出土了大批較為清晰、完整的壁畫,特別是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盡管佔地面積小,但是呈現了于闐6-7世紀的繪畫風格與佛寺中的圖像配置,對于材料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于闐佛教藝術而言,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資料。本文即對此寺的壁畫圖像進行初步的判斷。

一、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的白衣立佛

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坐北朝南,南北長2米,東西寬1.7米,面積僅為3.4平方米[1],是現今發現的最小的佛寺。通過對寺內木料的碳14鑒定與相關風格分析,考古學家將其年代定在6-7世紀。佛寺內北壁正中為一身結跏趺坐佛塑像,肩部以上已經損壞。像連座高1.45米,佛像身著土紅色袈裟,佛像雙手已殘,可能為禪定印,佛像背後有殘留的浮雕背光。佛像下方為仰蓮台座。

佛寺的四壁都繪有壁畫︰主尊的兩側壁面各繪有兩身立佛像,東壁、西壁同樣繪制著兩身立佛,南壁門兩側繪有守護神像。各壁佛像的空隙間點綴著結禪定印、跏趺坐的小千佛。六身佛像有五身穿土紅色袈裟,從圖像上看,五身佛像的姿勢基本相同,為一手于胸前結印、一手自然下垂或握袈裟下擺,手指間有蹼連接,跣足,呈外八字立于蓮台之上。唯一不同的一身,為東壁南側的立佛像。

此身立佛像身著白衣,胸部以上已殘損。佛衣的衣紋線條較為稠密,腿部的“U”形衣紋緊貼身體,佛左手自然下垂,掌心微握,跣足立于長方形須彌台上,佛足中間有一小人,可能為地天或供養人。佛身後有圓形大背光,背光內層繪滿千佛,千佛均為半身像,有的可以看到置于胸前的手。在須彌台兩側各有一身菩薩,高度大概在佛的膝部,兩身菩薩均梳高發髻,戴三珠冠(北側一身頭部殘損),微微仰頭上視。菩薩上身袒露,胸飾項圈,菱格紋的長帔帛繞臂,腰間系帶,下身著長裙。這身佛像在小佛寺內顯得非常醒目,也是我們進行對包括主尊塑像在內的七尊佛像身份判斷的切入點。

背光有千佛的立佛在和田多有發現,熱瓦克佛寺遺址是較為集中的一處。僅從此地的出土品中即可發現,這種背光中有千佛的尊像分為兩類,一類為蓮中坐佛,以斯坦因發現的浮雕像為代表[2],結跏趺坐的小坐佛端坐在蓮花之中,蓮花花瓣呈圓形在背後展開。另一類則為以高浮雕的形式在背光中表現千佛的頭部與上半身,所有的佛像排列整齊,均帶圓形頭光,面帶微笑,手于胸前施無畏印,一般高度為30厘米左右。。這種方式與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的白衣佛如出一轍。

與之完全一樣的背光還在敦煌藏經洞中發現,斯坦因發現的絹畫Ch.xxii.0023號《瑞像圖》中繪制了各地的著名瑞像,每尊瑞像上下排列,較為整齊,動作、服飾各具特征,有的旁邊還留有榜題。這幅絹畫分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等地,最大的一片藏于新德里博物館。畫面上段中間一身為著白衣的立佛像,佛像頭戴扇形寶冠,冠後有長頭巾垂至腳邊,身著白色通肩大衣,領口有衣紋表現,整體的衣紋多為短弧線,緊貼佛像身體。佛像胸口裝飾著珠寶連綴而成的瓔珞,垂于胸前的裝飾物寬大而華麗,右手于胸前結說法印,左手自然下垂,手指微握,跣足、外八字腳立于蓮台之上,兩腳之間畫面殘缺,無法判斷有無人物。頭光為圓形,肩部有火焰紋,圓形的大身光中分三層排列著半身千佛像,同樣為將手置于胸口施無畏印的姿態。

除了線條的運用方式、局部殘損之外,Ch.xxii.0023號絹畫中的白衣瑞像與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中殘留的白色佛像非常接近,不論是下垂、微握的左手還是背後的千佛背光,據考古報告稱,1號佛寺的白衣佛胸前同樣飾有瓔珞[3]。而Ch.xxii.0023號絹畫中的白衣瑞像的扇形頭冠在于闐多有表現,通常為世俗人的頭飾,如《蠶種東來》木板畫中的女性即戴這種頭冠。用世俗冠冕裝飾佛像在于闐也確有記載,如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對于闐勃伽夷城的記錄中,提到的一尊來自迦濕彌羅國的佛像︰“王城行至三百余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余,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彌羅國,請移至此。’……(王)與迦濕彌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彌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式招僧侶,舍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4]

不僅如此,在于闐的壁畫與雕塑佛像中也有模仿世俗人物的裝扮的傾向。如大谷光瑞從約特干收集的一尊銅質佛像頭,佛像的肉髻之下束有發帶,並在中間打結固定。斯坦因從喀達里克遺址帶走的壁畫殘片同樣有這種束發帶的表現,只是在肉髻的兩邊打結。而這種簡單的裝飾在熱瓦克佛寺遺址發現的供養人壁畫上能夠看到,在一位年長的男性所戴的頭冠下部束有窄帶,並在中間處系結。因此,Ch.xxii.0023號絹畫中白衣瑞像的裝飾,很有可能是對于闐人現實生活中所戴頭冠的模仿。Ch.xxii.0023號絹畫為各地瑞像的集合,其繪制年代可能在7世紀[5],這與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的年代也相差不遠。能在敦煌發現,也說明了于闐的白衣裝飾佛像已經傳到了敦煌。

。而在敦煌的石窟壁畫中,確有在背光中繪千佛的白衣立佛。在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瑞像中,就有幾身著白衣、戴寶冠的立佛像。其後的洞窟中也有延續,如在莫高窟72窟西龕西披中,有一身身著白色通肩袈裟,戴寶冠、耳環等裝飾物、圓形身光中繪鱗片紋的佛像。其旁榜題為“結迦宋佛亦從舍衛國來在……”[6],伯希和在76窟中也抄錄了榜題“結(?)迦(?)佛(?)亦從舍衛……”[7],這類白衣佛背光中的鱗片據張小剛考證,為背光中千佛圖像的簡化。結迦宋佛為拘留孫佛的不同音譯,故伯希和在220窟抄錄的“南(?)無拘留孫佛□□□□來住于闐國”。[8]也是指此佛像。

拘留孫佛,又譯為結迦宋佛、俱留孫佛、鳩樓孫佛等,為過去七佛中的第四尊。過去七佛的名號在各個經典中不甚相同,根據《增一阿含經》記載,分別為維衛佛、式棄佛、隨葉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9]《長阿含經》載為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婆佛、拘樓孫佛、拘那含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10]前三尊為過去莊嚴劫中成佛者,拘留孫佛則為賢劫千佛中的第一尊,道世的《法苑珠林》卷8“千佛篇第五”敘述了過去七佛的因緣︰“初千佛者,華光佛為首,下至毗舍浮佛,于莊嚴劫得成為佛。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孫佛為首,下至樓至如來,于賢劫中次第成佛。”[11]

北魏時的漢地石窟之中對于過去七佛多有表現,如雲岡石窟第13窟南壁、11窟西壁等等。七佛身形、手印相同,看不出彼此的區別。但是到了隋唐之際,這種現象顯然有所調整。在佛經中並沒有對拘留孫佛尊形的記錄,但在敦煌石窟中此類佛像的身形卻是比較固定的,通常表現為白衣佛像與背光中的千佛(簡化為魚鱗紋)。由此可以推斷,與敦煌壁畫中尊像樣式對應的Ch.xxii.0023號絹畫和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中的白衣佛當也皆為過去佛——拘留孫佛。

需要指出的是,此類背光中有千佛的尊像並不是于闐原創,在中亞地區即已有類似的表現方式。如巴米揚石窟222窟的窟頂即是交腳菩薩端坐正中,周圍的禪定千佛呈圓形分層排列;338窟也是在尊像的外圍環繞千佛。此外在敦煌壁畫中榜題提到的“舍衛國”也以著名的神變故事而聞名︰“何因世尊以手摩地,知佛大師欲現神變須此蓮花,即便持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寶為睫金剛為須,從地踴出。世尊見已即于花上安隱而坐,于上右邊及以背後,各有無量妙寶蓮花,形狀同此,自然踴出。于彼花上一一皆有化佛安坐,各于彼佛蓮花右邊及以背後,皆有如是蓮花踴出化佛安坐。”[12]

文中所描述的釋迦神變與背光中有千佛的尊像較為接近,有學者認為舍衛城大神變對于佛教造像的影響非常大。[13]因此,通過此類背光中有千佛的白衣佛的分析,可以看到于闐在佛教圖像傳播中的位置——在中亞與敦煌之間起到了有效的勾連作用。

二、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的立像與千佛

在對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中的白衣佛身份進行判斷之後,再來看看其他尊像的特點。表面上看,剩下的五尊立佛像服飾、身形、動作非常相似,皆為土紅色袈裟,一手下垂(或握袈裟)。這種造像樣式是一種在新疆地區非常流行的古老樣式,克孜爾石窟與于闐各處遺址均有發現。同樣,在敦煌石窟流行的瑞像中,這種樣式有相當的數量。而不論是在洞窟榜題還是四篇著名的《瑞像記》P.3033、P.3352、S.5659、S.2113中提到的“騰空”至于闐國的佛像多為過去佛。如P.3352中載“毗婆尸佛從舍衛國騰空而來在于闐國住,有人欽仰,不可思議”“迦葉佛從舍衛國騰空而來在于闐國住,國人虔誠,無不遂願”;S.2213A中有“結迦宋佛亦從舍衛國來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伽你迦牟尼從舍衛國騰空而來,在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14]固城在于闐西境[15],在這些從舍衛國騰空至于闐的瑞像在洞窟中有兩種表現方式,一類為上文所述的拘留孫佛這樣的白衣寶冠佛,一類則是身著土紅袈裟、手捻袈裟的立佛像。而這種樣式同樣也能與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相對應。因此,在將有榜題的敦煌壁畫與于闐佛寺壁畫進行比對之後,能夠清楚地看到兩者間的聯系。而托普魯克墩佛寺的建造年代在6-7世紀,與于闐佛法衰微,瑞像守護思想盛行的8世紀[16]還有時間差,因此筆者認為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壁畫、雕塑所表現、功德主所供奉的當是過去七佛,而不是騰空而來的七佛瑞像。這與敦煌壁畫有所區別。

于闐的佛寺壁畫中,千佛是常見的題材。丹丹烏里克等多處遺址均有發現,這些像上下排列整齊,在牆壁上佔據較大的面積。從佛教義理上講,以過去七佛配置千佛,也是穩妥。《釋迦氏譜》中對于過去莊嚴劫、賢劫的千佛記載如下︰“今此劫者名之曰賢,以劫初時大水彌滿,生青蓮花其數一千,第四禪天曾見往事,便相告白今此世界有千佛現,可目此時以為賢劫。故經說雲‘即賢劫中千佛是也。從拘留孫為首,最後成佛號曰樓至。’是知第一拘留孫如來、第二迦那含牟尼、第三迦葉波、第四釋迦牟尼。我等所師則賢劫中第四佛也。如小乘經賢劫之前,劫空無佛。九十一劫獨毗婆尸,三十四劫三佛出世。接賢劫中四佛成七,如常所說如。大乘經三世三劫,劫有千佛。”[17]

可見對于千佛與過去七佛的信仰是典型的大乘思想,這也為于闐作為絲綢之路上信奉大乘佛法之地的圖像證明。于闐本土崇拜過去七佛也是有一定的傳統的,如《于闐教法史》中載︰“(尉遲毗梨耶)王建瞿摩帝(堵波)時,攜帶一孩童,(後)遺失,循跡而覓,于今牛頭山上和文殊住所二者間之一小溝谷內尋得,王于尋得孩童之處。(即)小溝谷中,建一伽藍,奉安七世佛之舍利。”[18]

從現存遺跡來看,對于過去七佛的崇拜可能也並不是這一座寺院的單獨行為,除了背光有千佛的雕塑在于闐多有發現外,其他五尊佛像,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細節,如北壁主尊西側的一身,在袈裟的雞心領口有繪有豪光,考古報告將之判斷為八十種好之一“三十二毛右旋”。[19]2011年在當地公安部門追回了可能出自達瑪溝東部地區的一片佛頭壁畫,在佛的衣領口露出一顆圓形的摩尼寶,豪光圍繞,其表現方法與前者一樣。故此尊佛像胸口豪光當為表現摩尼寶。再如西壁南側的立佛,右手下垂握住衣角,掌心中隱約可見花紋,這種掌心繪花紋的表現方式,與斯坦因于喀達里克遺址發現的佛手殘片相一致。雖然比對的對象皆為殘片細節,但是可以說明,這些與眾不同的圖像細節並非偶然,可能為于闐表現過去七佛的特殊方式。

三、佛寺內的守護神圖像

我們再來看位于南壁兩側的守護神圖像,南牆西側為一身男性武士,腰部以下保存在壁面,上半身殘塊在遺址中發現,可以拼合成一尊較為完整的圖像。此武士為正身直立,面部為四分之三側面,眉目細長,唇上有蝌蚪胡,頭戴卷草紋裝飾的頭冠,中心有一圓形裝飾片,當中繪有一只鳥,周圍有聯珠紋裝飾。冠後發髻微微聳,淡黃色的卷發披于身後。武士戴圓形大耳環,佩項圈,身著圓領半袖長錦袍,領口、衣襟、袖口裝飾有卷草紋,錦袍之下穿有窄袖衫,菱格紋的長帔帛搭在右臂上,右手持長武器,頂部殘缺,當為長槍、長戟之類。下身著寬松的白色長褲,褲腳塞于黑色長靴之內。武士身後繪有一頭長著犄角的鹿。在考古報告中將此身武士判斷為毗沙門天王[20]。但是其身著的錦袍與披長甲的毗沙門天王完全不符,可能為另一神。

在與于闐相關的文獻中記錄了此地流行的眾多守護神,如敦煌石窟中榜題為“守護于闐”的迦迦那莎利神、莎那末利神、莎耶摩利神等八位神靈即是代表。他們以外,在經典之中還有其他神守護著于闐。如在《大方等大集經》“月藏分”中世尊安排神靈守護各地時就有如下記載︰“而時世尊以于闐國土,付囑難勝天子千眷屬、散脂夜叉大將十千眷屬、羊腳大夜叉八千眷屬、金華夜叉五百眷屬、熱舍龍王千眷屬、阿那緊首天女十千眷屬、他難梨天女五千眷屬、毗沙門王神力所加共汝護持于闐國土。”[21]“月藏分”成立于于闐是學界所公認的[22],其中參雜著大量關于于闐本地的傳說,難勝天子、散脂夜叉大將、羊腳大夜叉等很有可能是于闐本土信奉的神靈。其中散脂夜叉在《摩訶摩耶經》[23]、《金光明經》[24]、《觀海三昧經》[25]中都有出現,在《佛說觀海三昧經》中,此神為奪食小兒的惡鬼,後被釋迦化現千佛馴化。在《金光明經》、《摩訶摩耶經》中皆為護法善神。此外在一些陀羅尼經典如《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26]《孔雀王咒經》[27]等中,散脂夜叉也作為護持佛法的善神加以供奉。在經典中這位神通常變成鹿化現,如《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鐘曠野鬼品第十二”中即有“散脂菩薩既現鹿身”[28]的記載。

同樣在藏文《于闐教法史》中也有類似的記錄︰“爾後,(尉遲)毗梨耶王于于闐都城蘇密堡上東南隅眺望,見城堡外似有一金銀毛色之鹿。王及其侍從追之,來至今牛頭山下瞿摩帝,大堵波所在之處,見鹿化為散脂夜叉王,散脂夜叉王告(尉遲毗梨耶)王道︰‘嗨!大王,你宜于此地建一堵波。’”[29]可見,在于闐的傳說中,鹿與散脂夜叉是緊密聯系的。在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發現的此身守護神身後立有一只雄鹿,在其他地域的圖像中比較少見,可能為于闐人信奉的散脂夜叉。類似的圖像還在巴拉瓦斯特遺址有所發現,德國人特靈克勒在此地發現了一片壁畫殘片︰長靴後露出一只食草類動物的頭,角部已經遺失,格洛普(G.Gropp)將之補完為一頭牛[30]。這只動物的頭部與托普魯克墩1號遺址的鹿幾乎一樣,並且同樣位于長靴之後,可能也是表現的雄鹿,而長靴的主人可能同樣是散脂夜叉。

南壁門北側同樣為一身守護神,只有下半身保存下來。為一身穿著白色短裙的站立神靈,兩胯之間有土紅色衣物,最外垂有寬腰帶,兩腿赤裸,身兩側有寬帔帛垂下,重心放在右腳上,跣足立于棋格狀的蓮台之上,身後有橢圓形大身光。蓮台的一側繪有小蓮花,上方有禪定小佛像。在考古報告中將此身人物比定為吉祥天女[31]。但是在于闐除了丹丹烏里克遺址的吉祥天女外,其他遺址並沒有下身裸露的女子出現,在壁畫與木版畫中,女性多穿長裙,而這種在胯中纏布的穿著方式可能為男性所用[32],如克孜爾17窟的盧舍那佛,形似裸體,背光與身上遍布千佛,只有下身為此穿著。在敦煌石窟中出現榜題為“守護于闐”的八大守護神中兩位女神阿隅天女和悉他那天女都是著及地的長裙。而男性神莎那末利神、阿婆羅質多神都是著短裙,並且在胯間垂有寬帶的穿著方式也與此身守護神相似。因此,雖然由于圖像的缺失無法進一步判斷其身份,但當為一身男性神。

上述壁畫之外,在寺內還清理出一塊較大的壁畫,其位置可能在南門正上方。為一身倚坐的菩薩殘片,從現存圖像上看,菩薩佩有半圓形的大臂釧,裙腰外翻出一段,束以腰帶,末端垂于胯間,下身著白色長裙,跣足踏大蓮花。周圍有蓮蕾、荷葉,可能表現的是蓮池。菩薩坐于雙層圓墊上,兩旁各有一身怪獸護持,怪獸尖爪豎耳,口較大,可能為獅子。菩薩身後有菱格紋圓形大背光。與之身形相近的菩薩像在敦煌石窟中有所發現,莫高窟第237窟西壁佛龕頂的東披南起第二格中繪有一身倚坐菩薩。身形非常接近,不論是彎曲的手肘還是腿部的姿態基本一樣,手臂所佩戴的臂釧、裙子的穿著也相一致。兩者間最大的不同在于莫237窟中的菩薩坐于須彌座上,中間部分有疊澀,佛座旁探出兩只龍首。此身菩薩榜題為“虛空藏菩薩于西玉河薩迦耶倦(仙)寺住瑞像”。由此看來,兩地的菩薩之間存在著確定的聯系,雖然無法明確判斷托普魯克墩1號的此身菩薩尊位,但可能與虛空藏菩薩相類。

小結

通過對達瑪溝1號佛寺的圖像研究,可以發現過去七佛信仰在于闐的流行,這也契合于闐大乘佛法盛行的史實。圖像樣式上面,以拘留孫佛為代表,體現了于闐在絲綢之路上圖像傳播的意義︰一方面它吸收了來自中亞的造像,並在于闐本地加以改造,如飾以瓔珞、頭冠,最後以瑞像的方式傳到了敦煌。于闐本地的守護神圖繪在佛寺之中,也表現了于闐人希望用本地神靈守護佛法,具有很強的地域特點。

注釋︰

 

[1][19][20][3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隊︰《新疆和田地區策勒縣達瑪溝佛寺遺址的發掘與研究》,載中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學尼雅遺址學術研究機構編著《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333296325325頁。

[2][3]奧雷爾•斯坦因著,巫新華、肖小勇、方晶、孫莉譯︰《古代和田︰中國新疆考古發掘的詳細報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圖版XVIII

[4](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16頁。

[5][]韋陀︰《西域美術》第二卷,11頁。此處轉引自張廣達、榮新江︰《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載《于闐史叢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頁。

[6][15]參見張小剛︰《敦煌壁畫中的于闐裝飾佛瑞像及其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092期,第1112頁。

[7][8][]伯希和著,耿--、唐健賓譯︰《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121頁。

[9]參見(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1,《大正藏》第2冊,No.0125

[10]參見(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1,《大正藏》第1冊,No.0001

[11](唐)道世︰《法苑珠林》卷8,《大正藏》第53冊,No.2122333頁中欄。

[12](唐)義淨︰《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26,《大正藏》第24冊,No.1451,第332頁上欄。

[13]參見[]宮治昭︰《宇宙主釋迦佛——從印度到中亞、中國》,《敦煌研究》,20031期,第25-32頁。

[14][16]張廣達、榮新江︰《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載《于闐史叢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176214-215頁。

[17](唐)道宣︰《釋迦氏譜》卷1,《大正藏》第50冊,No.2041,第84頁中欄。

[18][29]參見朱麗雙︰《敦煌藏文文書P.t.960所記于闐佛寺的創立——于闐教法史譯注之一》,《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第8685頁。

[21](北涼)曇無讖譯︰《大方等大集經》卷55,《大正藏》第13冊,No.0397,第368頁上欄。

[22]參見羽西了諦︰《西域之佛教》關于于闐佛典的敘述,載廣中智之︰《漢唐于闐佛教研究》,

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頁。

[23](齊)曇景譯︰《摩訶摩耶經》卷上,《大正藏》第12冊,No.0383,第1009頁上欄。

[24](北涼)曇無讖譯︰《金光明經》,《大正藏》第16冊,No.0633

[25](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海三昧經》卷7,《大正藏》第15冊,No.6043,第678頁中欄。

[26](晉)佚名譯︰《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卷4,《大正藏》第21冊,No.1332,第561頁上欄。

[27](姚秦)鳩摩羅什譯︰《孔雀王咒經》,《大正藏》第19冊,No.0988,第482頁下欄。

[28](北涼)曇無讖譯︰《大方等大集經》卷21,《大正藏》第13冊,No.0397,第152頁上欄。

[30]G.GroppArchaologisches Funde aus KhotanChinesisch-Ostturkestan. DieTrinkler-Sammlungim Ubersee-MuseumBremen1974.abb.41.

[32]此處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廖--老師的提醒。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

http://iwr.cass.cn/zjys/201601/t20160114_3110362.shtml
作者︰ 陳粟裕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