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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民族走廊的形成機理

2018年12月07日 02:33:31 來源︰ 廣西民族大學學報

自1978年9月費孝通先生在政協全國委員會民族組會議上提出“藏彝走廊”的概念之後,“民族走廊”逐漸引發了民族學界的關注。近些年來學術界對藏彝走廊、武陵走廊、南嶺走廊和西北走廊的研究方興未艾,對推動中國民族學的本土化起著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民族走廊”是歷史上形成的特殊歷史文化區域,這樣的歷史文化區往往具有特殊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有其特定的形成機理。本文試圖探討民族走廊的形成機理,以期引起學界對民族走廊研究的進一步關注。

一、自然基礎︰山地地理環境

關于地理環境與文化的關系,早在古希臘時期學者們就開始關注。後來西方學界一直有地理環境決定文化產生與發展的觀點。“民族走廊”的形成首要的前提條件是其特殊的地理環境,離開了特定的地理環境就不可能形成“民族走廊”。中國地形由三大階梯構成,一級階梯往往由數個地理單元構成,這些地理單元又往往是地域文化的分布區。在階梯之間同時存在連接文化單元的過渡帶。由于整個中國地形的西高東低的態勢,這些過渡帶往往呈現以下特征。第一,地勢陡峻,地形復雜。階梯間的連接地帶海拔“自西向東”急速下降,地勢落差極大。從青藏高原至四川盆地的垂直落差達四千多米。從雲貴高原至洞庭湖平原垂直落差一千多米。這些過渡地帶又往往是上一階梯河流急速下流的關鍵區域,在長期的沖刷中,形成溝壑縱橫、峽谷幽深的地貌,地形環境極為復雜。第二,生態呈立體分布,生物資源豐富。階梯之間的聯結帶也常常是生態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帶。在中國加入聯合國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的26個保護區就有9個處于階梯聯結帶。青藏高原東緣過渡帶就有臥龍自然保護區、九寨溝自然保護區、白水江自然保護區、黃龍自然保護區、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亞丁自然保護區等6個保護區。在第二級階梯向第三級階梯的過渡帶分布著梵淨山自然保護區、神農架自然保護區、茂蘭自然保護區等3個自然保護區。這9個自然保護區分別位于“藏彝走廊”“南嶺走廊”“西北走廊”“武陵走廊”的區域內。從生態學角度講,生態過渡地帶往往是動植物資源最為豐富的地方,“民族走廊”位于生態資源豐富的地方,為人類的生存和早期文化的創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前提。第三,河流眾多,水利資源豐富。階梯過渡地帶落差較大,流經這些地帶的大江大河流水湍急,水力資源極為豐富。中國水利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主要有兩處,一是青藏高原東南緣橫斷山區,行政上包括隴西地區、青海海東地區、川西地區、滇西北地區等;二是雲貴高原東南緣地區,行政上包括鄂西地區、湘西地區、桂西北地區、渝東南地區、黔東地區。這些水利資源豐富的地區都處于“民族走廊”地區。第四,民族眾多,是多民族生存繁衍的場所。在第一級階梯向第二級階梯過度的橫斷山區,生活著藏緬語族的民族,如藏、彝、羌、納西、白、拉祜、哈尼、門巴、珞巴等二十多個民族;在第二級階梯向第三極階梯過渡地帶生活著土家、苗、侗、瑤、仡佬、布衣、壯、白、蒙古、漢等眾多民族。由于民族的多元,形成了文化的多樣,文化資源特別豐富,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非常豐富。第五,地處邊遠,交通極為不便。階梯過渡地帶的文化區域處于邊緣地帶,長期處于化外之地,遠離政治經濟中心。

以上所述的地理連接帶是“民族走廊”形成的天然場所。“在遠古時期,我國各民族的先民就利用山脈走向江河沖刷切割所形成的天然通道,闖出了多條由東向西,由北而南的民族遷徙走廊和經濟文化交流路線,著名的有武陵走廊、南嶺走廊、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內蒙古走廊等。”實際上,從兩湖平原經湘鄂西至貴州高原和四川盆地、廣西盆地經桂北地區進入雲貴高原、四川盆地經橫斷山區進入青藏高原、關中盆地經過隴西山區進入青藏高原等地帶到現在仍舊是“民族走廊”的分布區。

“民族走廊”形成于地理階梯連接地帶,這與“民族走廊”所處的地理環境密切聯系。“民族走廊”所處地區一般屬于山地類型,山地地貌並不是純粹的大山,山地所呈現的地貌往往是平壩、台地、群山、溝谷多樣的地貌。這樣的山地地貌有著特殊的生態功能與文化功能。第一,山地地形多樣,可以承載多種生計類型。也就是說山地可以承載有著不同生產生活習慣的移民來此定居。以“藏彝走廊”為例,同一條溝谷可以接納游牧習慣的蒙古族,也可以接納從事高原農牧業的藏族,還可以接納山地耕作習慣的彝族,甚至可以接納從事水稻種植的傣族。若單一地理類型是無法接納如此眾多民族生存繁衍。第二,山地垂直性氣候,造成了生物多樣性,可以承載較多人口。山地地帶一般位于盆地或平原的邊緣地帶,雖然土地承載力不如平原盆地。但其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有供人類生存繁衍的眾多資源,特別是在采集、漁獵階段和農業文明階段,生物資源的多樣性是人類生存繁衍的基礎。因此,這些地區能夠滿足不同經濟文化類型的民族生存繁衍。第三,山地地貌導致的不同經濟類型,為文化多元創造了條件。在山地的環境里,盡管處于同一區域,因為大山的阻隔,形成許多獨立的地理單元,生活在不同地理單元的人們往往在封閉的環境里生活創造,較少與外界聯系,為特色文化的創造準備了條件。日本學者野口保四郎說︰“山民有特殊之風俗、習慣、氣質、言語、缺乏進取精神,富于保守習性,故在平原與他民族競爭而失敗之時,往往遁亡山間,以避世亂。”“民族走廊”之所以成為多元文化匯集地區,與山地環境有密切關系。第四,山地交通不便,社會發展變遷緩慢,為保留文化多樣性提供了溫床。山地封閉的自然環境,交通不便,遠離文明中心,在歷次社會變革中少受影響,外來文化自然受阻。相反,在平原或離文明中心較近的文化在原生地已經消失,卻意外地保留在民族走廊區域。如先秦時期燦爛的楚文化在其中心地帶江漢平原早已消失,但在武陵走廊腹地卻得以保留。這是因為山地特殊的自然環境,為保留文化的多樣性準備了溫床。今天所有的“民族走廊”地區都是文化多樣性保留地,與其山地自然環境有密切的關系。

二、動力因素︰人口流動與遷徙

“民族走廊”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它是在歷史上經過多次風浪的沖擊、踫撞、往來于走廊的各民族長期經營逐步形成的。費孝通先生指出︰“要在歷史的動態中來研究和理解中國民族形成機制。”縱觀所有的民族走廊,都是在歷史上逐步形成的。如藏彝走廊,從新石器時代起,人類就沿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怒江、瀾滄江由上而下遷徙,進入先秦時期這一遷徙一直沒有中斷。秦漢時期,中央王朝開始經營這條走廊,逐步將其納入版圖,或置郡縣,或羈縻,其中以藏緬語族先民為主的氐羌諸部日趨穩定。在歷史進程中,他們逐步形成今日走廊中藏緬語族中的各族。至此,藏彝走廊族群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唐宋時期,興起于西藏的吐蕃東擴,興起于雲南的南詔與大理北上。這三個政權的主體人群是今日藏、彝、白族的先民,當他們統治走廊大部分地區後,將這里的“諸羌”“諸番”部落分別納入其統治,逐步融合並同化,從而進一步奠定了走廊的族群格局。元明清時期,北方的蒙古人在蒙元時進入走廊北部和南部,南方的苗、壯、布衣人在明清時也進入走廊南部,形成今日藏彝走廊族群格局的雛形。

西北民族走廊不僅是居住在關隴地區與四川盆地的多民族(或族群)溝通和遷徙的通道,也是中原民族與新疆乃至中亞、西亞各民族之間進行溝通往--的要道。賈敬顏先生認為位于甘、青地區的河湟走廊和連接關中盆地與新疆的河西走廊是中外交通、民族混雜的地區。過去西北民族走廊曾經有西戎、烏孫、月氏、匈奴、氐、羌、柔然、鮮卑、吐谷渾、吐蕃、突厥、沙陀、回鶻、黨項、蒙古等古代族群在這里生息繁衍,現在這里依然有漢、藏、蒙古、回、撒拉、保安、裕固、東鄉、土、保安等十多個世居民族在這里居住。

武陵民族走廊在舊石器時代就開始成為族群流動的通道。在舊石器時代末期,三苗、濮人就開始在澧水、沅水流域生存繁衍,新石器時代各族群的交流互動更為頻繁,沅水、澧水、烏江、清江的通道作用日益明顯,以這四條河流為主要通道的民族走廊初具雛形。夏商周時期,三苗、濮人、楚人、越人、巴人,以及中原華夏人相繼進入武陵地區,在相互爭奪土地、礦產的過程中,各族群交往更加密切,特別是戰國時期,楚國不斷向武陵地區腹地深入,甚至遠及雲南,武陵民族走廊成為溝通中原與大西南的重要通道。順著這條通道,原來聚居在這一地區的三苗、濮人、巴人等族群不斷向西南雲貴高原遷移。戰國末期,武陵地區成為秦國和楚國爭奪的重要地區,秦國進一步開闢了從成都平原、川東地區沿烏江進入沅水,進而進入武陵山區的通道。秦楚之爭一方面迫使三苗、濮人、巴人等繼續向西南和山區退卻;另一方面,加強了武陵山區的民族融合。秦漢時期,在武陵地區形成了“武陵蠻”“五溪蠻”“澧水蠻”“黔安蠻”等族群,他們視王朝之強弱以為叛附,多次與王朝進行戰爭,其進攻路線多沿澧水、沅水,有時也沿清江和長江三峽。三國魏晉時期,“武陵蠻”等族群趁中原分裂割據,不斷向洞庭湖和江漢平原推進,勢力強盛時直達湖北東部和河南南部。唐宋時期,中央王朝對武陵地區主要采取羈縻政策,族群流動相對減少,但與西部的烏蠻等族群交往加強,進一步溝通了武陵民族走廊向西部的聯系。這一時期,原來被稱為“蠻夷”的族群開始分化成苗、瑤、僚、仡伶、仡佬、土人等,武陵地區主要土著民族開始形成,基本奠定了後來這一地區的民族格局。元明清時期(改土歸流前)是武陵民族走廊各民族格局定型時期,土司制度的實施,強化了原來的民族格局;同時,由于蒙古族的南下,並從西南邊對武陵地區進行軍事征服,在繼續打通武陵民族走廊的同時,雲南的白族,西北的維吾爾和北邊的蒙古族也相繼進入這一地區,民族的多樣性更加復雜。“改土歸流”後,打破了“蠻不出境,漢不入峒”的禁令,周邊大量漢族進入武陵山區,武陵山區內部的民族也在內部遷移。近代以後,隨著通商口岸的開闢,中國慢慢融入世界體系,外來商品及其文化也開始進入武陵山區,武陵民族走廊也隨之延伸,從沅水、澧水進入洞庭湖,沿長江融入世界。可見武陵民族走廊都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形成和發展的。費先生在對武陵民族走廊的歷史進行研究後認為武陵民族走廊一方面積澱了歷史時期各族群的文化和特質;另一方面又容納了大量其他區域遷徙而至的人口和族群,武陵成為土、客民共同生活的民族熔爐。

“南嶺民族走廊”很早就有人類活動。如在廣西柳江縣通天岩發現柳江人遺址,在來賓縣發現的麒麟山遺址,在桂林發現的寶積岩遺址和甑皮岩遺址、在柳州市發現的白蓮洞人遺址,說明早在石器時代嶺南地區就有人類頻繁活動。在先秦時代,嶺南地區出現了“蒼梧國”“西甌國”“駱越國”“句町國”等地方政權。生活在嶺南珠江流域的蒼梧、西甌、駱越以及百越其他支系,開創了嶺南文化的先河。

可見,民族走廊都是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形成的,是生活在當地的各民族眾勞動創造的結晶,是一個歷史過程,打上了每個時代的烙印,其歷史的悠久與文化的多元是通過長期積澱使然,因而,民族走廊具有古老性、歷時性特征。

三、政治條件︰權力的邊緣化

所謂權力邊緣化是指中央政權對其失去控制,或雖對進行統治,但控制程度十分有限。民族走廊所處地區,由于邊遠封閉的地理環境,往往是中央王朝難以完全控制的區域,先秦時多為“荒服”之地,後代成為“化外之地”,或為“徼外之地域”。縱觀所有民族走廊,在漢唐時期多為羈縻統治,元明清時期多是土司統治的範圍,成為中央王朝遙控的地區和政治權力的邊緣地帶。這種權力邊緣既是民族走廊的特征,也是民族走廊形成的前提條件。民族走廊的權力邊緣有兩種情況,一是歷史上的邊疆地區,二是內地邊緣地區。

邊疆既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政治概念。作為地理概念的邊疆是指邊境之地,靠近國界的領土。作為政治概念的邊疆是指遠離中央政權,國家政權控制程度有限,長期實行高度自治的地方。中國邊疆地區地域廣闊,民族眾多,許多少數民族都聚居在邊疆地區。因此,民族走廊往往可能出現在這些地區。如藏彝走廊就是屬于此種類型。

內地邊緣的地理位置位于祖國的內地或者腹地,但中央王朝只是對其名譽上的統治,或者對其控制松軟,呈現出中央政權的空虛化。武陵民族走廊就是典型的內地邊緣地區。武陵民族走廊長期以來地處中華帝國的內陸。自古就是中原進入雲貴高原及其延伸地的通道。在歷史上其東面、東北面是楚文化及延伸地帶江漢與洞庭湖平原,西邊是巴蜀文化衍生的川東山地和四川盆地,北面則是關中文化發源地關中平原。秦滅楚建黔中郡加以控制,漢興,改黔中郡為武陵郡,轄湖南西部和與其毗鄰的湖南、重慶、貴州部分地區,在地理上已屬內郡,經濟文化受漢文化影響較大。漢以後在地緣政治以及區域族群的制約下武陵民族走廊大致處在王朝國家的腹地邊緣。雖然早在秦漢時期武陵民族走廊區域就劃入中原王朝統治範圍,但實際情況是長期以來並未真正納入中央王朝的直接控制體系之中,或者說是中央王朝只控制著交通要道及其周圍,偏遠地帶一直處于權力真空地帶,中央控制極其薄弱。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曾用人體的血管與神經網絡來比喻古代中國的交通和信息網絡。他在《漢代中國體系的網絡》一書中指出古代遼闊的中國主要依靠道路網絡聯結為一體,這些道路網既有干道,又有分支道路,這正如人體血管與神經網絡,但總有一些地方位于道路網絡中的空隙之中,交通阻塞,信息閉塞,物資交流困難,這些邊陲地帶成為土著少數民族的聚居地,上述地方雖然納入版圖,卻仍然是文化上的“他者”。武陵民族走廊地處內陸腹地,又長期處在許先生所說的“隙地”之中,成為內地的邊緣。秦一統後,武陵民族走廊雖然屬于黔中郡的範圍,直到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武陵地區雖然處在王朝國家的版圖之內,實際仍然是王朝難以管轄的“化外之區”。秦漢時期,“蠻”“夷”是武陵民族走廊的主導力量。武陵民族走廊北部的清江流域和西北部烏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區是信仰白虎崇拜的古代巴人的分布區,武陵民族走廊東北部的澧水流域、中南部的沅水流域則主要是信仰盤瓠的“武陵蠻”“五溪蠻”的主要分布區。到唐宋時期,中央王朝對武陵民族走廊的大多數區域實施羈縻制度。盡管中央王朝試圖通過軍事建設來加強對武陵地區的統治,但是中央王朝的權力沒能全面下沉,羈縻統治下的古代“蠻夷”仍然主導了武陵地區的政治秩序。湖南沅陵、永順、龍山一帶的“溪州蠻”,貴州東北銅仁地區的“思州蠻”、湖北恩施地區的“施州蠻”和重慶彭水、黔江地區的“黔安州蠻”成為這一時期武陵民族走廊著名的土著“蠻夷”。同時,更為具體和細化的族稱,如“土民”“苗”“徭”“峒”“仡佬”,也出現在正史和時人的方志筆談中。元明清時期,中央王朝國家在武陵民族地區實施普遍的土司制度,先後建立了一百多個大小土司。土司如“國中之國”,有自己的政權機器和嚴密的統治機構,並役使當地人民,征收賦稅。土司附近的諸多衛所不敵土司實力,在土司的拉攏下與土司同流合污,中央王朝只能對武陵民族走廊進行有限控制。雍正年間改土歸流後,清政府還在貴州西北和四川南部地區進行改土歸流,並通過設立流官、派兵戍守、編戶納賦等措施改造原內地的邊緣地區,促進內地邊緣向邊緣內地的轉化。但是,因為山地復雜的地理環境和閉塞的交通,國家的控制力仍然有限,武陵民族走廊仍然是地方武裝滋長和聚集場所,成為近代地方勢力和土匪猖獗之地。民族走廊無論是處于邊疆地區,還是位于內地邊緣,都是歷代中央王朝難以真正顧及的地區。正是其相對寬松的控制政策,才使族群能夠比其他地區有更多自由遷徙流動的空間,使多族群遷徙流動成為可能,成為民族融合的熔爐和文化多樣性保留地。

四、人文條件︰多元文化的交匯

大凡民族走廊區域,既是多民族共生共榮地區,又是多元文化不斷富集沉澱地區。民族走廊一方面保持著通道的性質,各區域文明中心地帶的族群經常從民族走廊通過,文化互動頻繁;另一方面民族走廊還保持著阻滯的性質,在多向的族群流動背景下,一些文化在民族走廊遲滯並沉積下來,讓民族走廊具有多元文化特質。若一個地區只有通道性而無阻滯性,外來的文化很難流傳並長期傳承下來;若一個地區只有阻滯性而無開放性,文化就很難富集。民族走廊正是因為具有通道性和阻滯性,多元文化才得以在此踫撞,並傳承、積澱下來。民族走廊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也是區域內民族文化交匯、豐富和厚重的過程。

現今的民族走廊地區既是中國多民族的聚居地,又是多元文化交匯的“文化沉積帶”。“藏彝走廊”既居住著藏緬語族中的藏、彝、羌、 僳、白、納西、普米、獨龍、怒、哈尼、景頗、拉祜等民族,並以藏緬語族的藏語支和彝語支的民族居多,還居住著壯侗語族中的傣族和壯族、苗瑤語族中的苗族,以及漢族、回族以及孟高棉語中的一些族體。石碩教授在對“藏彝走廊”的文化格局進行研究後指出︰“藏彝走廊是我國文化多樣性最為顯著的區域之一。這里民族種類繁多、支系復雜,民族文化具有突出的多樣性、獨特性,並保留了大量古老文化遺存,在我國民族區域格局中,極具典型意義和特殊研究價值。”為了將紛亂復雜的藏彝走廊文化簡要地呈現出來,他將藏彝走廊民族文化劃分為七大區,即羌(爾瑪)嘉絨文化區、康巴文化區、彝文化區、納西文化區、雅礱江流域以及以東保留“地腳話”的藏族支系文化區、滇西怒江—高黎貢山怒、 僳、獨龍文化區。西北民族走廊的族群構成也極為復雜,漢、藏、蒙古、回、土、東鄉、撒拉、裕固、保安、哈薩克、滿等多個民族在此居住。從宗教信仰上看,西北民族走廊是藏傳佛教、伊斯蘭教以及許多地方信仰共存的區域,文化交匯明顯。西北民族走廊的宗教文化底蘊深厚,並具有草原文化或北方游牧文化特色。“武陵走廊”的民族文化格局從北向南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民族文化區。第一個文化區是大巴山以南,經峽江通道,至酉水之間的土家族文化區;第二個文化區是酉水以南至沅水以北的苗族文化區;第三個文化區是沅水以南至苗嶺的侗族文化區。“嶺南走廊”是橫亙在湘、贛、粵、黔、桂之間的民族遷徙流動的通道,是壯侗語族和苗瑤語族聚居區,生活著壯、侗、瑤、 佬、毛南等民族。嶺南及周邊的壯侗語族、苗瑤語族少數民族人口在當地至少佔30%以上,是名副其實的少數民族人口眾多、人文底蘊深厚、多元文化共生的多民族聚居區。可見,民族走廊因多民族長期生息繁衍和勞動創造,使其成為文化多樣性最為典型的區域。從歷史和目前的情況看,所有的民族走廊地區都是文化多樣性的生產地和保留地,民族的眾多和多元文化的交匯既是民族走廊乃以存在的前提。

綜上所述,民族走廊的形成受特定的自然、歷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響。中國三級階梯地形的地理構造造成區域性文明的離散和阻隔,在這樣的背景下,三級階梯連接地帶不但是生物多樣性、資源豐富的地區,也成為多民族遷徙流動的通道,成為多民族文化踫撞、互動、交融的場所,積澱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在自然環境的影響下,中央王朝權力的文化網絡難以在這些地帶全面鋪開,成為中央王朝政治權力的邊緣區域。在自然、政治環境雙重作用下,民族走廊的社會變遷較其他地區要緩慢得多,從而保留了更多的民族文化,成為文化富集和文化沉積地帶和民族走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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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責編︰ 梁旭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