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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區鄉村生計與治理智慧探析

2018年12月07日 02:50:22 來源︰ 廣西民族大學學報

內容提要︰時下的民族地區鄉村生計呈現出多元化特點,生態農業、景觀農業、民族旅游、文化體驗等不僅改變了過去單一依靠土地產出的傳統生計模式,而且創新性地形成了一些新的治理方式,從而保證了鄉村社會的良性運轉。其中,每個村寨又因其自然、人文基礎的不同,呈現出自身的獨特性。鑒于廣西在村民治理、民族區域自治等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分別選取了五個不同類型的村寨,就民族地區鄉村生計與治理智慧問題進行了討論,以期為鄉村振興提供借鑒。

社會轉型與社會治理是辯證統一的。轉型必然導致治理方式的變革,反過來治理可以促進社會更好地轉型與發展。在社會轉型系統里面,生計轉型最為根本,涉及資源、勞動力、人口、分配、效益等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方方面面。而在治理中,組織則是基礎。即如何把人們結合起來,以獲得最好的經濟與社會效益乃是治理的核心。對于中國鄉村社會也是如此。在傳統依靠人力、畜力,以家戶為經營單位的農耕社會里面,“編戶齊民”,家族、宗族等制度則是封建王朝主要的治理手段。近代以降,伴隨理想主義者對鄉村的“改造”,外部組織對鄉村發展的干預,以及村民們自身的發展“自覺”,鄉村生計方式逐步朝專業化、產業化邁進,相應鄉村治理方式也呈現出新的特點。本文擬結合學術界的相關成果,同時以筆者近些年來的田野調查為基礎,選取廣西5個村子為案例,並于2017年2月中下旬進行了回訪性訪談,就民族地區鄉村的生計轉型、治理智慧等問題加以剖析,以期拋磚引玉,為鄉村振興進言獻策。

一、近代以來中國鄉村的生計與治理特點

近代以來中國的命運,導致鄉村治理進程一直曲折多變。起初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從天朝大國跌落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全盤否定傳統、變革古制呼聲四起,且日漸成為社會主流,于是乎鄉村也成為改造的對象,理想主義者如“鄉村建設派”把鄉村看成是“愚貧弱私”的象征,試圖引入新的理念重構鄉村。及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此種對鄉村的理想塑造更是達到頂峰,使得鄉村生計與治理方式都變成了實現“理想”的工具。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與聯產計酬、包產到戶相匹配的是以“村民委員會”為核心的治理模式的探索與實踐。但是進入21世紀後,基于經濟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的作用力,政府等組織對中國鄉村的發展干預越來越突出,促使鄉村生計方式由家戶經營、畜力耕作完成了向農業產業化的變革,不僅把大量的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讓他們“市民化”,而且也使得鄉村的治理方式發生了新的變化,朝著“合作社”“公司+農戶”“能人帶頭”等多元邁進。

(一)鄉村改造與鄉村治理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知識分子普遍認為農民自身素質較差以及外來文化的侵入是當時農村經濟衰敗的主要原因,于是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代表的知識精英掀起了一場鄉村復興運動。有學者認為這場運動是一場社會改良運動,“旨在保持社會制度和秩序不變的前提下,采用和平方法,通過發展教育、改良農業、鼓勵合作、流通金融、提高公共衛生和移風易俗等措施,實現所謂‘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1]由于它的改良性質不適合當時中國農村所面臨的問題,所以鄉村建設運動沒有從根本上剔除阻礙鄉村發展的因素,理想主義者們也沒有找到解決中國鄉村問題的根本途徑,但是其進步性是不可否定的。正是在鄉村建設派的探索下,理論上已經建構出現代化意義下的鄉村建設模式。有學者具體分析,“在政治改造方面,力圖實行民主自治制度;在農業經濟改造方面,試圖推行具有企業化和市場化性質的股份合作體制;在農民素質改造方面企圖,培養初具現代文化科技知識的‘新農民’。”[2]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經歷了土地改革、“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國家對鄉村的政治、經濟、文化控制力逐步加強,原有的鄉村治理模式被打破。正如有學者所言,“人民公社化運動將農村傳統的以血緣關系和宗族關系為紐帶的自然村落改造成為人民公社下屬的大隊、生產隊的基層組織。”[3]

(二)土地承包與村民自治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鄉村治理進入了一個曲折的探索過程。在農村改革中,以家庭土地承包為主的經營方式替代了人民公社,從而鄉村治理模式也隨之發生改變,這就促使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最終形成。“國家面臨的突出問題之一是以何種形式將分散化的農民重新組織到國家體系中來,實現對鄉村的有效治理。”[4]自治即是自主性、自力(即自我力量)、自律性等基本要素。[5]村民自治制度實行的是“鄉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即在鄉一級建立國家的基層政權,行使行政權,又在鄉以下設立村民委員會,由村民自我管理本村範圍的公共事務,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自治性。[6]“鄉政村治”作為農村社會的基本組織方式,對農村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治理能力區域性不均衡、鄉鎮改革中利益矛盾突出等問題,對現有的鄉村治理制度提出來一大挑戰。[7]所以這就要求村民自治制度實現形式要更為豐富,主要體現在多層次、多類型、多樣式自治與他治的互動等方面。

(三)發展干預與鄉村生計、治理多元

20世紀90年代以來,基于發展的相對滯後性,國家、政府、非政府組織等對鄉村進行了極強的發展干預,從而使得鄉村生計方式呈現出多樣化特點。如西雙版納哈尼族經濟作物完全替代了農業作物,提高了農民收入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大的市場風險。[8]旅游成為紅瑤婦女一種新的生計手段,並且在民族語境中重構了紅瑤文化。[9]以致農民們自覺地從小範圍的家庭承包中脫離出來,學習現代化經營理念,主動投向市場,引入外來資金和技術,生計方式也從靠天吃飯的小農生產,轉變為依靠現代企業和農業技術的“工業農業”或“生物農業”,使得鄉村治理也呈現多元化的特點。“第一,建立鄉村基層治理中的多元主體協商對話機制;第二,放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打造集體層經營和多樣化經營相結合的經濟體制治理模式;第三,以‘契約性整合理念’為進路,實現權力主體多元互動。”[10]這些都為時下的鄉村振興戰略目標提供了操作性極強的思考。筆者在此也不揣淺陋,對這一問題加以整體闡釋。

二、民族地區鄉村生計與治理類型分析

在鄉村治理問題上,廣西壯族自治區有著較好的代表性。如是少數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區,村民自治首先從廣西宜州發端,農村人口比重較大,鄉村生計方式多樣,農業產業化、市場化程度較高,等等,筆者將從5類模式進行總結與討論。

(一)古文村治理︰合作社+

20世紀80年代初期探索的“村民自治”,河池市宜州區屏南鄉合寨村引領了一場深刻影響中國的變革。由于該村的合作社剛剛起步,所以筆者選擇了祥貝鄉的古文村。全村轄區面積為21平方公里,耕地面積434畝,有9個村民小組,161戶526人,其中貧困戶49戶133人。以前村民出去需要坐竹筏,人口流動與貨物流動均受到一定的阻力。2011年通路後,現在距宜州市區約一個小時的車程。當地政府充分發揮資源優勢,把生態建設和經濟發展、鄉村旅游扶貧與新農村建設有機結合,已經成立古文村休閑農業觀光旅游專業合作社。通過土地流轉、農民土地入股、貧困戶資本入股的方式,采取“合作社+基地+貧困戶”的旅游扶貧模式,大力發展花田藝術觀光產業、桑果休閑農業以及貧困村農家飯票服務點。

個案1︰第一書記

村子以前的道路設施很差,沒有產業。原來種玉米、稻谷,但很難滿足溫飽。我來了後,種桑樹、養蠶、種植花卉。我之前的單位幫扶村里,領導調查了以後,結合土地少的實際情況,認為只能走旅游扶貧道路。當初也找了旅游公司,但由于村子不具備相應的條件,旅游公司覺得達不到他們的標準,沒辦法引進外來資金,所以就制定了通過合作社來帶動群眾發展的路線。(2017-02-14,古文村訪談)

個案2︰村計生主任

村里的旅游合作社給本村人提供了很多務工的機會,如種花、漂流,村里有個70多歲的老年人,身體很好,還在劃竹筏接待游客。2016年,村里新增5輛小轎車,都是村里外出務工的年輕人買的。在收入不是很高的時候,讓合作社支付很高的工資不是很現實,但是和其他村子相比,也好多了。我們現在的合作社就是個剛剛學會走路的小孩,你要想希望他跑得快,那得支持啊,是不是?旅游合作社和村委會是要相互配合,合作社主要負責投資、管理、經營,一定要找到增加收入的突破點。有了合作社,至少在家的群眾有了一部分收入。從2016年4月份到11月份,總共發了15萬元工資,這個也不是很簡單的事情。最多的一個月有30多人在合作社務工。年紀大了,就給他輕松的活。(2017-02-14,古文村訪談)

古文村的發展,首先得益于在旅游扶貧工作中。鄉黨委積極探索“黨組織+合作社+基地+農戶(貧困戶)”工作模式。其次,也得益于第一書記的不懈努力。但是,由于合作社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農戶短期收益不是特別明顯,資源配套也不夠完善,預期的收益並沒有完全實現。調查中,第一書記的有一句話觸動了筆者,“如果村民思想先進,那麼就不會貧窮了”。區領導也認為,一提到政府需要佔用村民一點地修基礎設施,但是村民還問政府要錢。村民感覺政府做的都是沒有意義的,最好是村民中有那種能人,能夠自發的帶動全村人民的積極性,全心全意投入村莊的發展建設中。所以村民擔憂發展前景,而政府官員則擔心村民們不配合,兩者之間仍舊存在一個博弈的過程。

(二)美麗南方︰公司+

忠良村位于南寧市市郊,全村有96戶450人,耕地面積800多畝,人均收入1萬多。在村莊建設方面,舊村,按照修舊如舊的思路。新村,以嶺南民居改造為引領,依托稻作、知青、土改的文化底蘊,發展當地旅游業。美麗南方景區以忠良村為核心,輻射至周邊的七個行政村,包括忠良村、和安、永安、樂州、老口、上林、下林。以“公司+基地+農戶”的生產模式引入生態開發公司,按照“產村互動,農旅融合”發展思路,建設休閑農業觀光旅游綜合示範村。

個案3︰村主任

以前的農村污水橫流,豬糞、牛糞到處都是,污水直接排放。2005年為了改善農民的居住和生活環境,政府開展的生態文明建設,主要是“改廚改廁”,後來我們就建沼氣池、污水暗溝排放。剛好當時石埠另一個村種植了幾百畝的百合花,所以,政府想搞一個百合花節,達到“橫縣茉莉花”的品牌效應。但是宣傳文案已經做好了,紅河蟻爆發了。剛好當時我們村在做生態農村,所以就把百合花從隔壁村搬到我們村。僅自然景觀不行,還需要挖掘村子的歷史文化。在1952年中國開始土改運動時期,當時廣西第二工作團來到這里,其中一個工作人員即著名作家陸地以這里為背景,寫了廣西壯族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美麗的南方》。但是搞百合花節,吃飯、住的地方都沒有,項目實施完後,鎮上的書記說,這個村人均1畝地,發展農業的話,只能過溫飽線。他說我作為這個村的村干部,應該嘗試一下,搞一個農家樂來發展鄉村旅游。政府也可以利用本地的名氣和產品打造一個鄉村旅游品牌。其間,遇到了很多挫折,但是黨委書記開導我,也就堅持下來了,2006年我就開辦了農家樂,那時南寧周邊基本沒有農家樂。現在美麗南方是由2014年5月份才開始動工建設的,目前還在升級改造。村莊發展主要靠土地流轉,可以流給村里能人,讓他做龍頭老大,雇人打工,這就是農業合作社。而我們這里沒有這種人才的話,我們只能把土地流轉給外地老板,他們辦玫瑰園、葡萄園等,有品牌效應。如果按照以前各家種各家的,那就什麼都不成。在忠良村的影響下,從生產隊到一個片區,從反對到觀望到參與到堅持,周邊村落受到影響也是集中起來整片開發。未來的發展中,最大的困境是村民的思想轉變,人的觀念、素質是否跟得上環境的發展。(2017-02-16,忠良村訪談)

個案4︰村支書

新農村建設留的就是“鄉愁”,不是把農村拆了,成立小區,而是保持原生態這種。在建設中,很注重保護環境,城里的空氣不好,來到這里就可以呼吸新鮮空氣,真正地感受到農村,而不是感受從這個小區到那個小區。有的農村就是把農村拆平了,變成了小區,沒有農村味道。“美麗南方”還保留有原有農村的風貌,也衍生了如休閑觀光車、農家樂等產業。來到這里人均消費10元,游客消費的錢都是到了農民的口袋,人均年收入1萬多元。從無到有,再不斷提升,改變一個農民命運。以前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現在忠良村的農民是農民,但已經做著工人的工作。忠良村在村子里打工的不是很多。30歲以上的婦女主要去西鄉塘做一些環衛、現在政府把美麗南方搞的有一定的影響力,也有些年輕人願意回來創業。(2017-02-16,忠良村訪談)

因為近郊旅游業的發展,村里的基礎設施比以前完善,村民的生計方式也更加多元化。美麗南方有40多家企業,忠良村有8家企業,有些還在調整中。村干部認為如果先整整齊齊給他們劃一條經營標準,對發展也反而會起到阻礙作用。雖然目前發展勢頭良好,但正如村主任所言,從小農意識轉變為服務意識,從第一產業轉變為第三產業,村民自身思維能否跟上村莊的發展很令人擔憂。

(三)金穗模式︰股份制+

隆安縣那桐鎮定江村定典屯處于隆安金穗香蕉產業(核心)示範區的核心區,是蕉園新村觀光體驗園的主要區域。全屯83戶339人,耕地面積3 450畝,以香蕉為農業主導產業,土地流轉率達100%。201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5 625元。“金穗模式”ヾ建立“公司+農戶”利益聯結機制,通過“土地承包、農戶管理、按量分成”的方式,進行土地集約利用、規模經營,帶動全縣土地流轉19萬畝。農民成為“失地不失利,離田不離鄉,就地工人化”的新型“雙薪族”職業農民。

個案5︰莫經理

董事長老家是定典屯的,首先是用自己家的土地,不斷擴展,現在擴展到隆安縣。2014年隆安有4萬畝種植基地,同年又擴展到國外,如老撾。董事長也說選地方要講究“風水”,這個風水不是迷信的說法,而是根據科學發展觀來講,香蕉種植怕台風、也怕水,選址也要先看三年。做企業之前要有很多調查,種植香蕉後,二十多年來,我們企業沒有虧損過。一是我們的香蕉達到國際出口品質,二是廣西香蕉市場價格較低,所以銷往外地。金穗香蕉直接采摘、包裝、拉走。金穗香蕉批發5元1斤。和村民合作,企業經營,村民受益。這個村的全部土地流轉給公司,我也在這里開了餐廳。以前摩托車都進不來,路不好,2014年國家撥款,村子房屋都是重新規劃。現在除了老年人帶小孩子之外,其余村民都在公司和村里打工。(2017-02-17,定典屯訪談)

如今的村莊已完成83棟民居的改造建設,新建和改造公共服務設施15 300平方米。此外,開發了三條旅游線路,游客還可以體驗完整的香蕉生產線,品味“那”文化。一到周末,南寧周邊會有很多人來到金穗公司買生態蔬菜瓜果。旅游公司推出的一日游,39元包大巴車來接送。村民對于“金穗模式”給村莊帶來的變化滿意度很高,沒有哪戶因為利益分配不均而產生矛盾。一方面是因為“金穗模式”所涵蓋的村莊有一定的資源優勢、地理位置優勢,發展的時間也較早;另一方面是因為金穗集團的董事長也是村里的人,能夠在將地緣與血緣優勢轉換為經濟效益,又將獲得的經濟利益反哺于村莊,實現現代集團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共同發展的局面。

(四)弄拉模式︰能人+

馬山縣弄拉村“地無三尺平,山無三寸泥”,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高寒石山區,石漠化現象嚴重,以前全屯25戶人家散落在10個多山頭上,耕地面積僅58畝。李榮光是馬山縣弄拉村旅游專業合作社理事長,也是弄拉村發展的主導人物。他帶領群眾封山育林,走出一條“山頂林、山腳藥、果,地上糧,低窪桑”的立體農業生態發展的“弄拉模式”。ゝ2008年,在市縣政府和有關部門的規劃指導下,弄拉村“農戶+公司”模式,成立了廣西第一個由農民自發組織的旅游專業合作社。李榮光和鄉親們開展土地承包實行經營權流轉,以耕地、山林承包經營權入股,參與分紅。

個案6︰村民

我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以往在廣東打工,現在在家門口的建築公司務工,一個月3 000多元,不比外邊差。我們修路的時候,支部一班人一再強調,不能按照常規方法做,碎石滾落會對植被造成極大的傷害,破壞生態景觀,所以我們都是用鉤機把碎石慢慢運走。有一家參與修路的工程隊,為降低運輸成本,把山石炸落在山溝里,破壞了山坡的植被,黨支部知道這件事後,就和這家公司解除了合同。2007年李榮光自籌資金帶領全村人開山鑿石,修通了一條長達4.5公里的盤山碎石路,與山外的二級公路連通。路修好了,也架通了大山深處和外部的橋梁,解決了村民出行難,和農產品難賣的問題。村集體經濟壯大了,以往在外打工的村民也回來了。(2017-02-21,弄拉村訪談)

目前,所有的村民都已經搬到了山底下的新村里,生活條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大部分村民在景區內打工,收入和以前比有了顯著的提升。有學者認為旅游業對自然資源利用率較高,對當地環境會造成一定損害,所以需要將地方性知識融入旅游開發和環境保護中。[11]而弄拉村受自然條件限制,環境一直比較艱苦,後來在當地經濟能人的引導下,實現了一個逆轉,從立體生態農業轉向生態旅游業,從破壞自然生態而取得經濟效益,變革為保護自然生態發展旅游業而獲取經濟效益。“弄拉模式”發展主要依靠村里能人的帶動和政府政策的扶持,當地政府和村里能人擁有可持續發展理念和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手段,充分體現出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治理的智慧。

(五)留肖坡新村困境︰村民委員會+

留肖坡新村原叫留肖地,位于南寧市郊區,有人口340余人,是以壯族為主的民族聚居區。新村建設工程于2006年3月啟動。2014年調查時,村子的王隊長就告訴筆者,新村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發展山地雞養殖、魚塘養殖、花卉苗木種植等特色種養業。當時就已經出現留存土地開發難度大、收益不明這樣的問題。

個案7︰村支書

我們村經濟來源靠種養、土地出租、務工。所以很多老板來這里租土地,開辦加工廠,種植樹木。土地是以個人名義出租,村里還沒有把土地收回來。4 200多畝土地,能利用土地3 800多畝,魚塘、水田承包給別人做,村里的生產用地用來搞農貿市場,外邊的人和村里人都有承包攤位,每年約有四十五萬的承包金作為村集體資產。村里有些就在基地打工,村里二三十歲女性多在村子對面銀林山莊工作。村民擔心集體資金被其他人利用,所以村民自己租自己的土地。(2017-02-19,留肖坡壯族新村訪談)

2016年重訪留肖坡新村時,筆者發現村民現在的經濟收入要比2014年高。2014年村子里還沒有幾輛小汽車,村民說剛修了房子,借的還有外債,經濟收入並沒有顯著提升。而這次去調查的時候,很多家庭的外債還清了。雖然村民的務工方式較之前三年並沒有很大的差別,年輕女性可以去銀林山莊打工,年長的婦女可以去周圍種植花卉的基地干些農活,男性有外出打工的,也有就在周圍找點事情做的。但是,用留存土地開發寫字樓的計劃已經破產了。其次,村里現有的留存土地要麼閑置,要麼就是村民以個人名義出租給種植花卉的老板。而在前邊調查的四個村莊中,土地都是被集體承包出去建設一些觀光旅游項目,可觀的收益都是可以預見的。顯然,正是由于土地無法集體流轉出去,村民、村委會以及開發商都很難看到後續的發展,才造成目前留肖坡新村的發展沒有形成規模化的困境。

三、農民自覺與鄉村良性治理

生計方式的轉變不僅是一個簡單的經濟收入水平的提高或者是生活條件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村民思維的轉變,從而引起的鄉村治理模式的變化。從集體經濟到個人承包經營、旅游合作社、外來企業入駐等發展模式中,改變了當地人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對原有的鄉村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戰。如在金穗模式中,當地土地100%進行了流轉,村民的收益基本上都是依靠公司,公司也負責了修建和改造村里的房屋、基礎設施,發放社會福利等。“老有所依”這樣的境況真正在定典屯得到了體現,村民在公司的幫助下參與到在發展中來,也提升了自身的發展能力,發展的主體性得到了進一步凸顯。

就像貧窮不能用收入衡量一樣,貧窮的原因在于個人基本可行能力(教育、醫療等)沒有得到滿足。同樣,文化的消亡不能用交通的通達度衡量,而應該發現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適應力是否適用于變化中的社會。從這個角度而言,反觀廣西五村的發展模式,我們就會發現,在古文村、定典屯、忠良村、弄拉較為成功的實現生計方式的轉型的村莊中,村民所表現出來的更多是積極主動地適應政府政策或配合由村莊核心人物或能人提出的策略,盡管也會存在有少數幾個村民因為沒能實現其利益訴求而對其不滿,但是總體而言,它體現了村民主體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化與政治或社會等之間的適應過行程中,凸現出來的文化的生命力和適應力。而與之相反的是,我們看到在留肖坡新村的分散性的發展模式中,無論是村民的主體性的發揮,還是其文化與政治或社會間的適應,或是政府與村委以及村民之間的關系的協調等方面,都存在脫節的情況。

不論一個村莊的發展如何,有一點不容忽視的是,發展主體是人,這種“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在村民中的政治生活層面也有涉及,與人有關的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合力對整個村莊所起的作用。從筆者前面所呈現出來的一系列事實材料中可以看出,前四個相對而言較為成功地實現了生計轉型的村莊,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對村莊治理和發展的主體——農戶主觀內驅力的強調。並且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農民並非單純的作為一件簡單的經濟文化背景下的產物,不是一種權力和論述的結果,也不是一種簡單的社會階層的文化建構,他們在對自我社會發展和治理中表現出來的與政府的代理人,如村干部、鄉村能人和企業老板之間的反抗或順應合作的行為表征,這種行為表征即是對權力和資本利益權衡時的反映,又是對外部力量入侵時的挑戰,而這也恰恰反映出了底層民眾對其主觀需求和內源式發展的強烈願望。

將人的主體地位提高到了發展的層面,看到無論個體或依存于一定組織的農戶在與外部政府力量的博弈過程中再怎樣的無權,他們都不但只是作為“被馴服的個體”,相反他們是“理性而反叛的主體”。在不斷地博弈中,有些表現為對政府政策這一外來力量的積極主動回應方式,而另一些卻表現為一種消極被動的回應方式,在後一種方式中,他們有時候甚至可以成功地將權力顛覆或瓦解。筆者在這里本無意將這些農戶們在村莊治理的參與式地發展中的日常生活實踐,或“文化博弈”涂上“傳奇化”的色彩,但是,廣西五村的農戶們在轉型中的生計方式下的故事與體驗,以及改革給他們帶來的陣痛與煎熬,尖叫與夢魘這些交織在一起的主體經驗,的確構成了一幅交織著“合作”與“抗爭”或“反叛”的“政治學與詩學”的生動畫卷。這一景致將對眼下的鄉村振興,以及未來的鄉村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注釋︰

ヾ從“金穗模式”探析產業化扶貧之路(記者 楊靜,吳子賢),南寧日報,2016-04-25。

ゝ廣西馬山升級“弄拉模式”︰美了生態、富了村民,人民網-廣西頻道,2015-07-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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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鄧玉函 責編︰ 梁旭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