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民族與宗教>> 宗教理論與研究  

清末民初基督教演講之風對廣州城市文化的影響

2018年12月13日 23:14:41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摘要︰在基督教傳入之前,廣州本地社會相對缺乏普遍性的、聚眾演講的人際交往方式。傳統社會出于穩定地方秩序的考慮,往往對于諸如此類的民間聚集形式予以種種限制。而面向大眾的演講風習的正式形成,則與西方傳教活動有著密切關系。西方傳教士不僅把演講的風習帶到廣州,也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演講人才,培育了民眾樂于參與的社會文化氛圍。

    一、基督教演講風習的傳入及其主要功能特點

    在基督教傳入之前,廣州本地社會相對缺乏普遍性的、聚眾演講的人際交往方式。傳統社會出于穩定地方秩序的考慮,往往對于諸如此類的民間聚集形式予以種種限制。而面向大眾的演講風習的正式形成,則與西方傳教活動有著密切關系。西方傳教士不僅把演講的風習帶到廣州,也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演講人才,培育了民眾樂于參與的社會文化氛圍。

    廣州早期所發生的宗教宣講活動,可以追溯至19世紀初。在當時來華外國人的筆下,保留了諸多相關記述。例如,1836年美國人京威廉等一批傳教士,獲準在廣州的街頭傳道,《晚清華洋錄》記載︰“他派發傳單和中文聖經,不斷招納信徒,有些人甚至被培養成為牧師。他常站在離十三行半哩左右的大新路和下九路的路口;而其他傳教士則會聚集在大德路、一德路和下九路附近。有些外國傳教士會說廣東話,用廣東話傳教。有些索性用英語傳教,由一個中國助手負責翻譯。”這是當時傳教士在廣州街道宣講活動的情況,由于他們的听眾主要是當地人,所以借助粵語在擁擠的街道向民眾講演。

    在早期盛行的醫學傳教活動中,傳教士選擇以醫院作為演講的平台,向病人及家屬群體宣講教義、實施感化,寓宣講于病人醫治過程中。例如,廣州博濟醫院規定,凡是能夠走動的病人,連同前來探訪的友人和陪護的僕人,都要參加晨禱會和听講福音。

    在基督教學校中,學生不僅要進行演講課程訓練,而且要定期參加社會宣教實踐。這種嚴格的訓練,使基督徒一般都具備了較好的演講素養。在教會學校受教育的非信徒,也同樣深受演講氛圍的感染,具備相應的興趣和演講能力。而周圍受演講習俗影響的人群,也慢慢熟悉了這種宗教式的交往方式。

    以演講激情培育新思想,是清末民初廣州社會演講風習的一個功能特點。傳教工作的特點,決定其必須面向民眾公開宣講和說教,當眾演講成為傳教士的一項基本職業要求,而演講的說服力,則往往取決于相應的思考廣度和深度。尤其是面對民眾時,結合現實生活的說教,很容易激發听者的思考,往往會激勵新思想的產生。對于近代革命思想策源地廣州來說,尤其如此。晚清比較著名的由基督教會培養的傳教助手如梁發、楊慶等,不僅是成功的演講者,而且也是具有啟發力的鼓動者。

    清末民初廣州演講風習的另一個功能特點,是推動了社會公德意識走向時尚化。教會通常聘請宗教界名流向信徒進行系列演講,所講主題一般圍繞“教會之使命”、“基督徒之新生活”,以演講去震撼觀眾的心靈,呼喚對社會慈愛,以及對現世新生活的憧憬,這常常具有較強的社會感染力和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培植著社會公德意識,並且成為市民效仿的一種時尚。

    二、民眾對演講風習的適應及地方精英的名人講壇

    演講之風由原本的宗教職業宣教活動開始,逐漸為晚清廣州市民所熟悉、接受和效仿。這種新的社會風習,肇始于單一的宗教情感的激發和鼓勵,而後逐步上升至市民關心的地方大眾事務,甚至于國計民生之大計。廣州的基層民眾,時常通過這種形式,表露心聲和意願,進而置身于交際氛圍中,其熱情及于時事生活,易受感染和激勵。廣州的上流社會,則形成了以演講為媒介的聚眾議事、名人講壇等新型社交方式,深化了群體參政意識。演講成為一種各階層似乎都能認可的形式,培育了廣州民眾的近代市民意識和新的民生觀念,推動了廣州近代城市化的進程。

    來自社會下層群體的熱心與樂趣,似乎更能提升廣州演講風習的群體化、大眾化效應。當時,廣州下層民眾對演講十分歡迎。1906年的《時事畫報》曾以《演說紀盛》為題,記錄了一次演講會。其主題非常醒目——“演說為無形之教育”。文中說︰“演說為無形之教育。以之開化中下社會,推為絕大之功用。丙午(1906)正月朔日,連日有志士數君,聯袂到海幢寺相繼演說,環而听者約數千人,均側耳凝神,異常恬靜。迨將日夕。數君欲行,而听者環繞揖請再演。數君告以唇焦舌敝,萬難再繼。約以明日,始得從容而去。可覘中下社會之智識,較之前時,日進千丈者矣。”當時,環听者達幾千人之多,尚勸其繼續演說,直到不能發聲為止,可見眾人迷戀听講之熱心程度。而當時聚于此廟會中的社會基層各色人等甚多,偌大的群體,卻能夠靜心听人演講,听後興致不減,顯示了廣州民間社會熱崇演講的風習。

    廣州社會演講風習的另一個顯著表現,當數風靡廣州的名人講壇。晚清廣州名流政要樂于進入大學,舉辦各種茶話座談會、演講會,借以開展各種重大社會政治活動和高層外事活動。

    民國時期,以嶺南大學為最典型的場所,逐漸形成了風靡廣州的名人講壇。以孫中山進入嶺南大學演講為標志,廣州各界政要名流不斷在此演說和倡導新舉措,在當時的中國南方極具影響力。1912年5月7日,剛剛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的孫中山回粵,應邀到嶺南學堂演講。孫中山在嶺南學堂的馬丁堂前,向師生發表了“非學問無以建設”的重要演講,呼吁師生以好的學問建設社會,造福社會。5月9日,孫中山又應邀到博濟醫院附屬醫校故地禮拜堂演講。1923年12月,孫中山還在眾多廣州政界要人的陪同下,再次訪問嶺南大學,並向嶺南師生發表了“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的演講,希望學生擔負起建設民國的責任和使命。1924年5月2日,在黃花崗起義十四周年紀念之際,嶺南大學召開黃花崗起義紀念會,再次邀請孫中山先生在大禮堂進行演講。

    其他在廣州主政的領袖要人,也不時來校演講時政。廣州的名人講壇,像磁石一般吸引著當地社會的執政者和精英階層,他們通過這種方式進行各種重要施政活動,以期輻射于社會大眾。這種舉動將演講風習的社會功能,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層面。由此看來,將演講之風比喻為社會政治生活領域的一種新生事物,或是社會轉型之際一種顯著的文明進步現象,似乎都不為過。

    三、演講風習的協調效應及其在社會公共事務中的作用

    伴隨著廣州社會對演講之風的接受,演講現象在各階層中逐漸表現出了很強的影響力,成為各種社會團體參政議政的新方式,以及共事務領域中用以追求共識、和諧的交涉“媒介”,從而也顯示出了一種強勢文化的底蘊和穩健上升趨勢。

    對于眾多社會團體而言,演講往往是一種最終能夠為其內部成員所接受的、用以協調內部矛盾的溫和處理方式。例如,1910年3月8日,為響應保路運動,廣東國會請願同志會和省紳商庶,在華林寺召開國會請願同志會第三次會議。就當時會議的內容看,基本都是犀利的政治演講。請願同志會的這類演講,也達到了追求本階層內部溝通的預期。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廣州社會中法權意識最強的法學界,對巴黎和會中的種種不公現象,選擇以演講方式,討回公道。並且呼吁成立演說團,分途演講,欲以言論喚起人心。這不僅表述了意願與政治見解,也表明了斗爭目標和可行的行為方式。

    同時,演講作為特定群體的一種參政方式,在現實中又常常表現為︰該群體通過各種努力以獲得政府的寬容,或者通過與政府之間的合作,以實現對公共事務的合法參與。

    到了20年代,演講更加成為廣州社會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不僅規模大,而且範圍廣,具有強大的社會聲勢。廣州地方政府機構也把召開面向公眾的演講會,作為一種重要的施政策略。1926年11月15日,廣州舉辦的一次孫中山誕辰日紀念活動就是一個例子。這次大規模的演講分五個地點進行,對于這次活動,當時的《廣州民國日報》還專門做了題目為《演講大會情形》的即時報道。在區域性的社會風俗的改造工作中,演講也扮演著靈活而重要的角色,形成一種指向大眾心理的有效的溝通方式。借助于近代新思想,以強化演講的社會效益,服務民眾,在廣州也屢見不鮮。在1929年8月,廣州風俗改革委員會為掃除迷信之風而舉辦的一系列大型演講活動,在廣州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到了9月,又請當地的社會名流,在中央公園播音台演講。在演講中,甚至還出現“化妝演講”這種有趣的新的演講形式。

    在涉外政治活動中,演講也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武器,政府時常采用靈活自由的聚會演講、茶話會演講等形式,處理高層外事活動。1938年的《國難特輯》曾經刊載了中國全面抗戰開始後,廣東省政府舉行茶話外事活動,請世界著名的演講大師以一系列大型演講會做手段,聲援國際社會制止軍事沖突和侵略活動。

    演講活動成為一種重要而有效的處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方式,這是社會交往方式的一種深層次的變革,意味著廣州近代化過程中思想解放浪潮的大洗禮的最終到來。

http://iwr.cass.cn/zjyzz/201010/t20101025_3109595.shtml

作者︰ 邢照華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