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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基督教家庭教會與政教關系

2018年12月13日 23:00:05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目前,政府對于家庭教會最大的幫助在于其始終保持高壓態勢,頻繁發動針對家庭教會的清理運動。政府這樣做的出發點在于清除家庭家會,但其結果卻是幫助家庭教會篩選出了最堅定的信徒和屬靈生命、政治斗爭經驗最成熟的帶領人。實際上,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促進家庭家會迅猛發展的最強大動力之一,來自于政府不斷的干擾和壓制。這一無須論證的事實再好不過地證明︰通過壓制家庭教會的方式消滅家庭教會,只能適得其反。我在這里給政府提出的替代方式是︰退出對家庭教會的管制,任憑包括家庭教會在內的宗教活動自生自滅。即使政府要保持對家庭教會的管理,也只能為其提供條件極其寬松的登記,使得願意登記的家庭教會都能得到登記,並且這種登記只是作為一種“服務”,而不是把登記作為宣布家庭教會非法的策略。

    一、政府的家庭教會政策分析

    到目前為止,政府對付家庭教會的方式主要有兩種︰運用刑法對家庭教會領袖進行打壓;通過設立登記制度使家庭教會處于非法狀態。就前者而言,除了為教會領袖羅織諸如強奸罪等普通罪名外,還有如“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利用迷信破壞法律實施罪(刑法第300條第1款)”等專門罪名。所謂的強奸,有時可能只是通奸而已。當然,通奸是嚴重違反十誡的大罪,教會自然應該嚴加懲處,但不應成為政府對其施加強奸罪名的理由。至于“邪教”,則只是宗教各教派自己處理的事情,不應成為刑法追究的目標。追究“邪教”罪,等于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因為,宗教信仰自由意味著有信錯的自由。只要政府還對家庭教會領袖適用這樣的罪名,就難免受到國際社會以侵犯人權為由而提出的批評。

    就政府對教會領袖的打壓而言,最麻煩的還在于,這種做法無法起到消滅家庭教會的目的。一方面,一個領袖被打下去,還會有更多的領袖出現。比如,在北京,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只有袁相忱、謝模善等極少數在1950年代的打壓中碩果僅存的幾個人,如今,二十年過去,雖歷經一輪一輪的掃蕩,教會領袖已經不可勝數。另一方面,其實,沒有領袖,基督教也同樣會興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1950年代的打壓中,真正堅守信仰的,倒往往是平信徒。袁、謝等人,當年似乎並不是什麼大的領袖。對于基督徒而言,真正的領袖是耶穌基督。有了他,信徒沒有領袖照樣可以做基督徒。就像“基督徒”這個稱號所顯示的那樣,他們是基督的門徒,不是某一個教會領袖的門徒。總之,打倒教會領袖不能達到遏制家庭教會發展的目的。相反,只會使家庭教會領袖在遭到打擊的過程中學到更多的生存技巧,以更隱蔽的方式與政府周旋,甚至成為反政府的健將。

    就登記而言,多數家庭教會已經明確表示不願登記在三自名下。政府堅持要求家庭教會登記在三自名下,其結果只能使得家庭教會拒絕登記。家庭教會並不在乎自己有無合法的身份,這就使得政府試圖通過登記制度來宣布家庭教會非法的目的無法實現。非法並不意味著不存在,甚至不意味著不能存在。所以,現行登記制度固然可以成為宣布家庭教會為非法教會的借口,但對于並不在乎自己是否有合法身份的家庭教會來說,這又有什麼妨礙呢?基督教會在歷史上從一開始就沒有得到“合法”的身份。但這沒有妨礙它的迅猛發展。當然不是說教會以自己非法為榮。只不過,對于基督徒和教會而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得到政府的認可,而在于是否能在任何環境中遵行神的旨意。

    政府設置的登記制度造成了家庭教會目前一個很醒目的狀態︰一方面,家庭教會是非法的;另一方面,無數的家庭教會紛紛建立起來,對于自己的非法身份並不在意。家庭教會的這種地下狀態令政府非常不安,視之為不安定因素,但這種地下狀態豈不是政府自己的登記制度造成的嗎?假定有這麼一個政府,在那里,婚姻必須登記,登記成功又非常困難,而人們成婚的願望又無法遏制,那麼人們就會在不登記的情況下締結婚姻——也許政府那里登記的合法婚姻很少,但這不妨礙人們過自己的婚姻生活,至于是否合法,除了拒絕給人家登記的政府,還有誰在乎呢?

    非法教會的大量存在,無疑會加強人們這樣的印象︰合法與否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存在。這樣就等于鼓勵人們繼續違法。法律形同虛設,損害的是自命有執法責任的政府的威信。當然,政府可能采取的應對措施是,消滅非法存在的家庭教會。但這一政策已被1950年代以來的鎮壓證明是不能奏效的了。反復適用同一個失效的政策,除了證明執政者的不智,不會有更多的結果。由此看來,唯一合理的選擇,就是放棄目前的登記制度。替代的方案之一,乃是容許家庭教會獨立登記,也容許其不登記,並且不因其登記而對其進行打壓。

    也許政府會認為,這樣一來,家庭教會豈不是都合法了嗎?但問題在于,政府不能消滅家庭教會,又不容許其合法,等于迫使家庭教會存在于隱蔽狀態,而這種隱蔽狀態很容易滋生對政府強烈的不滿情緒;也更有利于有政治抱負的人把秘密教會當成謀求權力的基地。但這都不是教會的錯,而是政府自己造成的。一言以蔽之,非法教會的存在,是政府自己造成的,而政府也會成為這種非法教會最大的受害者。

    剛才已經談到,政府對付家庭教會的方式主要有兩種︰運用刑法對家庭教會領袖進行打壓;通過設立登記制度使家庭教會處于非法狀態。為此,政府采取的配套措施有,第一,扶持三自教會,通過“神學創新”,把“因信稱義”引向“因愛稱義”,從而使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要求家庭教會登記在三自名下,從而實現政府通過三自教會而對全體基督教會的掌控;第二,頻繁地對家庭教會進行掃蕩,在北京地區,則主要通過對房東施加壓力的方式使教會租不到房子,從而無法聚會。

    關于登記問題,剛才已經談到。就“神學創新”而言,雖然三自方面可能辯稱其新神學沒有講“因愛稱義”,但這已經是大家都已經心知肚明的事情,辯解是沒用的。對于新教教徒而言,“因信稱義”乃是衡量正教與異端的試金石。三自進行“神學創新”的結果固然使其教義可能達到了與社會主義“相適應”,但卻與家庭教會在“因信稱義”問題上的共識無法適應。三自的“神學創新”,為家庭教會拒絕登記在其名下提供了最強有力的理由。在某種意義上,政府支持三自,等于在向家庭教會宣告自己支持異端。這就不僅使家庭教會有動力與三自保持距離,還會使其與政府保持距離。

    實際上,三自本身就是推動家庭教會興起和發展的動力。家庭教會中的一些領袖本來是三自中人,因為對三自內部嚴重的權力斗爭等問題不滿而轉向家庭教會,甚至自己建立家庭教會。即使那些沒有參與內部權力爭斗的基督徒,只要在信仰上稍微認真一些,都可能會覺得三自教會普遍存在的那種大規模的聚會模式不能滿足自己屬靈生命內在的饑渴,因為感覺到大規模的教會不能使自己得到充分的供養而選擇離開。有時,三自的大教堂實際上可能成了家庭教會發起或吸納新成員的集散地。這是因為在三自大教堂聚會的基督徒在感到自己靈命無法成長的同時有了另起爐灶的想法。因此,比如就北京而言,解決家庭教會問題的途徑顯然不是由政府出錢修幾個大教堂。大教堂恰恰就是問題所在。基督徒需要可以委身的小團契。三自限于各方面的條件,不可能提供足夠多的好團契來滿足信徒的屬靈生活需要。何況,政府出資興建教堂,用納稅人的錢去滿足少數人的宗教生活需要,這本來就是違反政教分離原則的。

    再就家庭教會租房子所受到的限制而言,也是政府緣木求魚的做法。因為,教會租不到房子,只能使家庭教會更像是“家庭教會”。租不到大房子,信徒會在自己家里小規模聚會。無數的小小家庭教會,會讓喜歡掌控一切的政府更不容易掌控。再說,這也不妨礙這些小小的家庭教會發展成為不在一起聚會的大教會。政府對這些小小家庭教會的掌控能力一定是有限的。但這種靈活機動的小小家庭教會卻會逐步成長為治理良好的大教會。

    政府多年來致力于切斷家庭教會與海外教會尤其是美國教會的聯系。政府害怕家庭教會成為“敵對勢力”滲透的工具。實際上這與實際情況南轅北轍。美國教會的確有興趣參與中國這個最具有潛力的福音市場。但沒有證據證明美國教會尤其是福音派基督徒有野心圖謀中共的權力。恰恰相反,象東門國際這樣的福音派教會由于太想與中國政府搞好關系反而在家庭教會中失去了影響力。甚至有美國宣教士對中國政府的逼迫表示熱烈歡迎,因為這樣可以使中國產生更加純正的基督徒。他們認為,美國的宗教信仰自由使得很多人成了掛名的基督徒,對信仰並不認真。倒是中國的宗教逼迫使得信徒不能不更加認真對待自己的信仰︰是否值得為信仰付出代價。

    其他福音派教會也由于僅僅志在傳福音而試圖搞好跟中共的關系。他們只是圖謀傳福音的機會。這跟波音公司想把飛機賣給中國差不多。為此,這些美國基督徒特別強調要中國基督徒“順服政府”。他們會刻意遠離那些對逼迫自己的政府不那麼“順服”的中國教會。這也成了中國家庭教會與美國教會不那麼“合一”的原因之一。福音派教會頂多是在中國政府因為信仰的緣故把中國基督徒加以監禁甚至處以極刑的時候才要求美國政府出面干預。這與其說是干涉中國的主權,還不如說是人權外交的延伸。其實,即使美國教會不來中國傳福音,他們也會對中國的信徒受到的待遇表示關切。我自己從未遇到過相對中國政府圖謀不軌的美國基督徒。他們對自己政府的批評倒總是不遺余力。他們對中共政府最大的“不敬”也許就是為中國執政者禱告,希望他們悔改,成為基督徒。

    即使美國的教會想掌控中國家庭教會,也是很難的。中國的一些家庭教會往往只對美國人的錢感興趣,卻絲毫不願受到資助方的約束,哪怕是合理的約束也不情願。不是中國政府不願受美國教會掌控,而是家庭教會不願受外國人掌控。即使從人的驕傲來看,中國的家庭教會也不會願意被人家掌控,不會成為美國教會的宗教殖民地。倒是中國政府的打壓成了美國政府進行干預的原因,並非由于家庭教會受美國教會的支配。

    反過來看,如果政府對教會實行開放政策,那麼中國政府擔心的邪教問題反而更容易得到解決。如果不是對國內的傳道人定點定片,不是限制外國宣教士常來常往,那麼邪教的立足點就會更加狹小。因為一個開放的宗教市場會使正教有更多的傳教機會,可以使基督徒在教導方面有更多的選擇余地。邪教興盛的原因之一在于正教沒有獲得足夠的傳教空間,而邪教的宣講者又不會遵守政府為其設置的限制,倒是正教的信奉者更加願意因為“順服”政府而自我約束,從而給邪教的傳教者留下了更大的空間。反正有一個政府無法取消的宗教市場,如果你不給正教的信奉者以傳講的機會,邪教就會乘虛而入。正教只有一個,而邪教卻層出不窮,政府不能指望自己在消滅一個邪教的同時消滅所有的邪教。

    當然,不用說,政府不應把定“邪教”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正教與邪教的區分是宗教自己的事情。政府的任務只是打擊貨真價實的刑事犯罪,而不是把自己放在宗教裁判所的位置上。打擊邪教,那是正教的事情,不必政府承擔這個其實它不必承擔也承擔不起的責任。只要給正教留下足夠的生存空間,就可以了。把上帝的事情留給上帝,自己只做愷撒的事情,也許是政府不錯的選擇。如果不給正教留下生存空間,而政府自己擔當起打擊邪教的責任,那就等于跟自己過不去︰一方面侵犯了正教信仰者的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又可能侵犯所謂“邪教”信仰者的人權,從而給人留下詬病的口實,等于為自己臉上抹黑。這是損害自己國際形象的做法,一個正在試圖讓全世界刮目相看的政府肯定不能做這樣不合算的事情。要打虎,最好還是讓賢于武松。

    二、政府家庭教會政策的原因分析

    總之,目前政府對家庭教會的政策是失敗的,甚至適得其反。政府那些限制家庭教會的措施並不能奏效,反而會刺激家庭教會進一步的發展和增長。那麼,政府為什麼還要堅持打壓家庭教會呢?我認為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意識形態上的;一個是出于現實的政治考慮。

    首先從意識形態上來看,馬克思主義是從批判德國敬虔派基督徒開始興起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是馬克思主義者最愛引用的格言。雖然現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宗教的存在是一個“長期的”現象,但總是被一些人認為是一個不好的東西,對于政府掌握群眾頗為不利。然而群眾並不都會服膺一種否定了來世與永生的哲學。即使馬克思主義是真理,也不意味著人們都會信服。人心中有一個無法遏制的渴望,那就是相信人死不是人生的盡頭。生命最執著的渴望不是在今生贏得功名利祿,而是死後還有永生。一個人可以自己不相信死後還有來生,但他不能消滅他人心中對于永生的渴望;一個政權可以剝奪一個人的政治權利,但它不能根除他人頭腦中的想象。

    當然,一種意識形態可以成為一個政府的官方原則或政策。官方可以用它來解釋自己的立場和政策。但政府無權把自己的意識形態變成人民的信仰,而且也不可能做到。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解釋只是一家之言,人民自然有自己對宗教的理解。因此,允許人民自己選擇對宗教的理解,應當是明智之舉。要允許公民選擇自己的信仰,即使是不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信仰,即使是“錯誤的”信仰,應當是公民最起碼的人權和憲法權利。一個政府對公民的尊重意味著政府並不強迫公民去信政府認為正確的信仰。政府的任務是行使正義,不是給人民確立正確的信仰。政府應當把公民的事情留給公民自己去決定。

    除了戀愛,沒有什麼比信仰更私密的事情。公民的信仰不可能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除數可以除盡的被除數。政治可以分配權力,但不能調配真理。政府早日從用意識形態征服信仰的噩夢中解脫出來,那麼意識形態就越是不會成為和諧政治的包袱。政府已經在經濟理論上走出了意識形態的死胡同,目前也該是在文化領域擺脫企圖掌控人心的噩夢的時候了。如果宗教真的是人民的鴉片,那也要等人民自己自願不再在自己心靈里種植鴉片。

    政府打壓家庭教會的另一個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政府的官僚體系以掌控群眾和消滅任何獨立于政府管理體系之外的勢力為目標。因為政府把自己不能掌控的都當作是對自己的政治威脅。其實就家庭教會而言,這頂多是一種猜測。即使家庭教會中有人敵視政府,那也可能是因為政府敵視家庭教會及其中的信徒造成的。如果政府不再打壓家庭教會,那麼,即使有人鼓動家庭教會的信徒與政府作對,也很難達到目的,因為在基督教的教義中,順服政府是很清楚的。基督教不會把人培養成恐怖分子,也不會把人培養成暴徒。當然,政府可能會認為,基督教中有異端,異端可能宣傳反政府。對此,我要說,第一,開放宗教乃是抵制異端最有效的手段,就像我在上文已經說過的;第二,如果所謂“異端”涉嫌刑事犯罪,政府自然有刑法,無須從打壓宗教開始。宗教有異端,正象共產黨官員里有“腐敗分子”一樣,方法不是徹底摧毀共產黨,而是用法律把腐敗分子繩之以法;同理,對宗教中的異端,只有在其中人士違法犯罪的時候才可以將其施以法律處罰,而不是僅僅因為它是“異端”而消滅之。前文也已經說過,鑒別正教與“異端”,那不是政府的責任,而是宗教自己的責任。

    基督教注重愛與公義,這正是良好公民所需要具備的品質。把堅持自己獨立過宗教生活的基督徒及其教會看做政治上的異己力量,等于是政府自己為自己樹立了政治上的敵人。如果政府的政策會把好公民視為政治上的敵人,那麼這種政策就值得放棄。前文已經說過,基督徒不可能成為外國勢力操縱的工具。但是,如果政府打壓教會,使家庭教會覺得很難自救,因而有必要尋求外國基督徒的幫助,那麼,這一狀況與其要怪罪基督徒,還不如政府自己檢討的好。政府提倡和諧社會,這就需要政府不要為自己樹立其實並不存在的敵人。

    其實,基督徒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基督教可以在任何政治環境中存在。耶穌當初勸告猶太人要追求屬靈的重生,要求人們執著于遵守上帝的話語。他拒絕領導猶太人推翻羅馬帝國,他也因此被自己的同胞送上了十字架。使徒保羅也不急于廢除奴隸制,只是教導作為奴隸和奴隸主的基督徒在基督里彼此以兄弟相待。因此,基督徒並不急于改變政治制度,而是希望自己在任何政治制度中都做上帝的好僕人。

    反過來看,倒是社會主義的原型,即烏托邦思想,脫胎于基督教理想中的天國。社會主義在某種程度上仿佛天國的世俗形式。只是基督教的天國不是靠階級斗爭的方式去實現,而是靠人人把自己的心交給上帝,讓聖靈而不是自己的罪性掌管自己的心靈。

    不用說,那些希望自己受到崇拜的人,當然對人們崇拜上帝而不是自己感到失望。但人們內心深處的敬仰不可能通過政治權力予以更改。如果不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就會減輕這種失落的感覺。任何人都要把自己當作人來看待,不因自己掌握大權而另有企圖,此乃解救權力崇拜和自我崇拜的苦口良藥。

    有人認為東歐社會主義體系的解體與基督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基督教在東歐由來已久,為什麼當初沒有妨礙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對于教會而言,重要的不在于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重要的是政府能否按照上帝設立政府的目的即實現公義來發揮作用。而且,基督徒也都會接受政教分離的安排,由教會來解決信徒屬靈方面的問題,而由政府來解決違法犯罪的問題。如果政府能夠尊重信徒的宗教信仰自由,把自己限定于行使正義的職分,則基督徒不會去推翻一個履行了自己責任的政府。基督徒只是不把政府當作上帝來敬拜而已。

    三、政府政策的替代方案

    總之,自從中共執政以來,基本上是奉行高壓政策來對付民間獨立自主的基督教。其結果是家庭教會的蓬勃發展。這是政府對基督教作出的重大貢獻。但這並不是政府的本意,政府也不願接受這份謝意。那麼,如果政府要遏制基督教的發展,也許最好的選擇正好與政府現在的政策相反,那就是,要容許基督教自由存在和發展。這樣做並不會使基督教變成全民的信仰。因為道理很簡單︰如果政府不能強迫人們不信基督教的話,它同樣也不能強迫人們相信基督教。沒有一個人能強迫另一個人成為基督徒,也沒有一個組織可以強迫一個人成為基督徒。

    為政府計,我認為,政府抵制基督教最好的辦法是行使公義,搞好福利,使一部分因為覺得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或生活沒有著落的人從依賴于教會變成乞靈于政府。歐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里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那里的社會福利是好的,但那里的信徒並不多。日本、台灣也是很好的例子,說明宗教信仰自由並不會使教會必然興旺發達。所以,中國政府希望通過打壓基督教來遏制基督教的方式並不可取。給基督教以信仰自由卻很可能是導致基督教走下坡路的捷徑。

    如果政府這樣做仍然不能遏制基督教的發展,那麼政府給基督教以信仰自由仍然不失為明智之舉。因為,反正基督教是無法壓制的,那麼為什麼不做一個順水人情,大家你好我好呢?相反,如果壓制基督教,反而會在國際社會落下罵名。目前政府正在致力于提高自己的國際形象,而這一形象主要是由歐美來界定的,歐美有許多分歧,然而在宗教信仰自由問題上又都是一致的,剝奪宗教信仰自由就等于在歐美國家面前毀容。這樣不合時宜的事情並不符合我國政府的自身利益。所以,可供選擇的替代方案非常清楚︰還宗教信仰以自由,讓家庭教會自生自滅。

http://iwr.cass.cn/zjyzz/201010/t20101003_3109576.shtml

作者︰ 張守東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