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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福音派與20世紀美國基督教復興運動

2018年12月13日 22:58:40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摘要]20世紀下半葉,當歐洲逐漸成為“後基督教地區”時,美國教會卻在世俗化浪潮沖擊下保持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力,其原因與1950年代和1970年代新福音派發起的基督教復興運動有關。本文指出,復興運動導致了新教倫理在美國的不斷重建,成為其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保證;有助于美國福利事業的民間化;對美國政治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

    20世紀下半葉,隨著基督教分布重心歷史性地向亞、非、拉欠發達地區移動,歐洲逐漸成為所謂“後基督教地區”;而美國的基督教雖幾經挑戰,卻始終維持著在人口中的多數比例和對社會的較大影響。據社會學家安德魯•格里萊統計,1940年代至1980年代,美國新教徒與天主教徒在全部人口中所佔比例從89%至多只下降到85%,其中新教徒從69%至多只降至57%,在全部人口中仍居多數。格里萊在進行多項統計後還指出,雖然天主教在1962 —1965年第二次梵蒂岡會議之後內部發生較大變化,但50%以上的新教徒仍持守著他們對聖經教義的傳統認識;新教內部最大的變化只是大批信徒從所謂“主流教會”向“非主流教會”,亦即我們下面要講到的從現代派教會向福音派教會的移動。﹝1﹞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何在?為什麼美國教會沒有像歐洲教會那樣在世俗化沖擊中衰落下去?本文試圖通過對20世紀在美國興起的新福音派運動進行初步探討,為解釋這一問題提供某種答案。

    一、從“宗教蕭條”到新的復興

    1925—1935年被稱為美國的“宗教蕭條”時期。﹝2﹞這一時期美國基督教社會影響力的下降,與30年代大蕭條關系不大,而直接導源于1920年代“柯立芝繁榮”和現代派神學所帶來的世俗化沖擊。

    丹尼爾•貝爾指出,﹝3﹞美國的大眾消費浪潮始于1920年代。它通過家用電器的大規模使用、汽車的廉價出售以及分期付款購物法的傳播,刺激著民眾的消費欲望,形成了對傳統道德觀的沖擊。汽車“一舉掃蕩了閉塞的小鎮社會原有的眾多規則”,電影則成為青少年模仿的對象,並“勸告中年男女要及時行樂”;廣告術改造著城市中心的面貌,“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教導人們如何進行消費;而銷售活動則“變成了當代美國最主要的事業”,鼓勵講排場、比闊氣,直接與節儉習慣相沖突。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一面嘲笑道德觀,嘲笑電影上男女主角的老式的善心,一面開始注重物質上的享受”。結果,不僅19世紀開發西部時期的淳樸社會風氣開始消逝,就連作為美國立國基礎的新教倫理也發生了動搖。

    與此同時,在興起于歐洲的達爾文主義和“聖經高級批判”的推動下,產生于富裕中產階級背景的現代派神學對基督教基本信仰提出了挑戰。現代派神學企圖通過對人類歷史進程的神化以及對人類道德觀和宗教情感的強調,否認基督教信仰中的超自然因素來適應現代理性主義,結果造成了信仰基礎的動搖。1900—1910年,現代派神學迅速控制了美國幾乎所有主要的神學院、一半以上新教出版物以及近1/3的教會講台。﹝4﹞1910年代,保守派基督徒通過12卷簡裝叢書《基本要道》的發行,闡述了1895年尼亞加拉聖經會議所強調的聖經字句無謬誤、耶穌基督是真神、基督由童貞女所生、在十字架上受難且3日後復活、將來必要再降臨等“基要主義五原則”,力圖維護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並于1919年成立了世界基督教基要派協會。1920年代,基要派與現代派發生了劇烈論戰,最終基要派在1928年之後被迫退出政治文化領域,一度失去了對美國主流社會的影響。

    在來自教會內外兩側的世俗化浪潮沖擊下,1920年代中期美國新教已經感受到了“宗教蕭條”的危機。宣教熱情的低落,宣教士人數的減少,教會奉獻金額的縮減和主日崇拜人數的下降,在這一時期都已經十分明顯。一位牧師甚至宣稱︰“今日人群中沒有一種職業像新教的牧師這樣全然缺乏尊嚴和體面”。一項調查表明,1905年傳統基督教出版物中的觀點78%受到讀者歡迎,而到1930年受歡迎的觀點只剩33%。﹝5﹞

    19世紀30年代大蕭條進一步打擊了美國的教會。現代派神學對人性的過分樂觀無法解釋經濟危機和法西斯主義興起等人性中的黑暗面,大批信徒紛紛從被其佔據的主流宗派移向仍堅持傳統信仰的基要派教會。現代派預期中經濟蕭條可能帶來的宗教復興並未出現。在這種情況下,現代派神學終于在自然主義者與人文主義者攻擊下走向分裂,盡管其中以R.尼布爾為代表的社會福音派由于蕭條時期人們對社會經濟問題的關注仍盛極一時,但整個現代派神學陣營的衰落已經是不可避免。而在此時,基要派又開始悄悄地走向復興。

    基要派在1920年代公眾論爭中的受挫與潛入地下並不意味著它的失敗。最初,他們轉向南部和中西部農業地區,形成了著名的“聖經地帶”(Biblical Belt)。1930年代,他們開始從被現代派奪取了領導權的傳統主流教派中分離出來,依托基層教會和福音布道,建立起自己堅固的地方性基礎。﹝6﹞據統計,1926—1936年,美國主流教派中的北方長老會和聖公會會友人數分別下降了5.0%和6.7%。﹝7﹞

    這些從主流教派中分離出的人大多是信仰相當堅定的基督徒。他們出來以後,便開始建立一系列新的福音機構。首先建立的是跨宗派的聖經學校,用以取代已被現代派所佔據的老牌神學院。據統計,1930年僅基要派周刊《主日學時代》在各主要城市贊助的聖經學校就達50余所。起初,這些學校主要培養主日學教師和宣教士,後來逐漸轉向培養牧師,成為日後福音派神學院的雛形。例如,到1930年代中期,戈登宣教與神學學院就為大波士頓地區培養了100名牧師,而西北聖經與宣教訓練學校則從全國招收了75名學員。許多聖經學校還附設出版社、書店和刊物,甚至設立電台進行廣播,迅速發展成為地區性乃至全國性的基要派活動中心。其中,僅芝加哥的慕迪聖經學校1936年就在近500所教會中舉辦過周末聖經研討班。其次,基要派致力于發展私立大學來培養有文化的後繼者。從1929—1940年,70所基要派學院入學人數增長了一兩倍。其中,創建于1857年的惠頓學院,1941年注冊學生人數達1100人,號稱“聖經地帶的哈佛”,後來福音派領袖如葛培理、卡爾•亨利等人都畢業于其中。最後,基要派還利用一些度假勝地舉行大規模的夏令聖經研討會,僅1941年就達200場以上,且當年在印第安納州維羅納湖舉辦的一次,報名者就達2000多人;這類研討會上常有許多人歸信基督或獻身傳道,據1937年一個小型聖經學院統計,其150名學生中就有65人是在這種營會中重生得救,62人會後決定進入該校就讀。﹝8﹞

    30年大蕭條之後的美國社會形勢,也為新一輪的宗教復興運動準備了條件。羅斯福新政增加了普通民眾的收入,緩和了社會矛盾,但卻未能真正緩和美國民眾內心的緊張;接踵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更使美國民眾陷入了對極權主義和法西斯統治的高度恐慌中。在舉國一致的戰爭狀態中,電台停止播放流行樂曲達27個月之久,“爵士樂時代”悄然終結,情感纏綿的民歌吸引著年青一代又回到父母身邊。﹝9﹞社會心態對傳統家庭道德的回歸為新教倫理的復興做了心理準備。

    與此同時,1930—1935年收音機迅速普及, 到1938年收听電台廣播已被稱為“美國人最喜愛的休閑活動”。基要派人士充分利用這一機會,使電台在向美國公眾傳播其信仰方面發揮了最大作用。有趣的是,盡管現代派與猶太教、天主教合作,試圖通過控制美國兩家最大的廣播公司限制福音廣播,但數以百計的地方性商業電台卻因“宗教節目是個過于吸引人的市場”而繼續向基要派提供廣播時間。結果,僅著名的基要派布道家查爾斯•E.富勒主持的“老風格復興時間”,1939年每周听眾就達1500—2000萬人,到1942年覆蓋了456個電台,成為全美無線電廣播中收听率最高的個人節目。﹝10﹞

    從1930年代後期開始,沉寂了20年的宗教復興熱潮又開始在美國悄然上升。經過十余年的積蓄力量,基要派再次“浮出水面”,成為美國宗教領域的主流。從1931年到1941年,由基要派建立的獨立宣教機構由49家增長到76家,新的國內外宣教士又開始被差出了;從1926年到1940年,以基要派為主體的美南浸信會已受洗會眾從約350萬人增長到近500萬人,﹝11﹞逐漸確立了其在美國新教中第一大宗派的地位;而拿撒勒人會、基督教改革宗教會等持基要派立場的較小宗派也都有了較大增長。1941年,成立了“美國基督教會聯合會”,持較強硬的基要派立場;1942年,持較寬和的基要派(即新福音派)立場的“美國福音派協會”終于形成。

    為了推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美國各城市發生的宗教復興浪潮,1941年,國際基督教青年軍(YFC)在芝加哥宣布成立。在戰後的頭一年里,它就發起了近900場復興集會,全美參加者達100萬人。﹝12﹞正是在這種不斷上升的宗教復興浪潮中,葛培理脫穎而出,成為二戰後美國新福音派的代表人物。

    二、新福音派的產生與1950年代的復興運動

    葛培理(William Franklin Graham,昵稱Billy Graham)1918年生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一個農場主家庭,在一次基要派布道會上歸信基督後就讀于惠頓神學院。1945年,年僅27歲的葛培理參加了青年軍組織的全國性布道運動。1949年,在洛杉磯舉行的布道會吸引了三十余萬听眾,其中約六千人重生得救。洛杉磯布道會的成功進一步鼓舞了1950年代美國的宗教復興運動,以葛氏為代表的新福音派宣告誕生。

    新福音派(通稱福音派,本文為區別于16世紀馬丁•路德和18世紀約翰•衛斯理影響下的老福音派而用此名)承襲了基要派神學堅持基督信仰核心的立場,但在社會關懷和理性訴求上有更為開放的眼光。早在1947年,葛培理的友人卡爾•亨利(Carl F.Henry)就在其《現代基要派不安的良心》一文中,對基要派未能將基督教個體性信仰應用于現代社會所面臨的關鍵問題深表憂慮。他指出,在核戰爭陰影籠罩世界、現代派神學決定性破產、現代心靈漂泊不定、人類歷史處于“絕望時分”之際,唯有聖經的信息能給現代社會中人帶來希望。傳統基要派若仍只注重純正信仰的持守而不重視回應社會,將會失去這一千載良機。同時,卡爾•亨利又指出,只有個人首先真正悔改重生,才能徹底拯救社會秩序。﹝13﹞這一思想,基本上承襲了約翰•衛斯理和D.L.慕迪以來把傳播福音作為教會第一要務的英美宗教復興傳統,成為 20世紀新福音派的神學綱領。

    1956年,葛培理與卡爾•亨利等新福音派代表人物創辦了《今日基督教》,成為新福音派的代表性刊物。在新福音派影響下,1950年代,美國出現了全社會性的宗教復興浪潮。1958年到教會做禮拜的人數從1940年的6450萬增加到1億1千萬人,佔全國總人口63%,比1940年提高了15%。主流教會中的福音派也重新活躍起來,迫使全國教會聯合會(NCC)提出了“把美國奪歸上帝”的口號,大幅度增加宣教經費預算,並在各主要城市、大學及主要軍事基地中發起了布道運動。1950年代中期,復興浪潮迅速波及全社會。美國長老會(PCUSA)每年在遷往郊區居住的市民和商業性移民中建造上百所新教堂;新澤西州的居民可以見到普林斯頓神學院的一些學生在全州進行逐家探訪。美國國會通過決議,把著名的“我們依靠上帝(In God we trust)”一語印在所有美元鈔票上;街頭出現大幅廣告牌鼓勵美國人“把全家帶回教會”;某廣告公司設計出了一種會跪下禱告的玩具;而好萊塢更不斷推出《賓虛》、《十誡》、《聖袍》等基督教題材的影片,《現代銀幕》雜志則刊出了“明星們如何找到信仰”的系列文章。﹝14﹞

    然而,1950年代美國的宗教復興也存在著許多弱點。首先,復興是在冷戰背景下全社會的不安全感中進行的,許多人為尋找心靈慰藉而進入教會,為維護傳統的“美國價值觀”鼓動復興,因而宗教氣氛雖然強烈,內在的信仰密度卻有所下降,被有些人譏為“膚淺的復興”。其次,領導復興的新福音派構成復雜,缺乏強有力的組織基礎,它與激進基要派和主流教派的聯盟很快發生了分裂。1957年,葛培理在紐約舉行布道會,得到了原NCC宗教執行秘書杰西•貝德的支持;但由于NCC長期被現代派控制,此舉導致某些基要派極端人士指責葛培理與現代派合作。葛培理至為痛心,新福音派因此一度與基要派分離。與此同時,現代派神學在戰後初步經濟繁榮帶來的世俗化背景下再次復蘇。

    1957年,美國現代派神學家瓦漢尼(G..Vhanian)發表《上帝之死》一書,宣稱世俗化進程已使西方人失去了對上帝的超驗感知,西方文化進入了“後基督教時代”。在現代派壓力下,1955—1959年NCC宣教部主任長期空缺,主流教派逐漸失去了宗教復興的熱情;1950年代布道會後流入主流教派的新信徒也很快失去了信仰熱情甚至流失,這反過來又增強了主流教會對布道運動效果的質疑。1950年代末,在剛剛興起的黑人民權運動沖擊下,主流教派再一次把關注重心轉向社會關懷,從而離開了“先個人悔改而後獻身改造社會”的福音主義路線,甚至把世俗化進程視為“上帝工作的顯現”,從而摧毀了1950年代與福音派在反對世俗化這一立場上的短暫共識。1966年,在NCC邁阿密年會上,兩名主流教派宣教秘書在葛培理發表午餐演說時公開攻擊聖經無誤論,主流教派最終也退出了新福音派組建的松散聯盟。﹝15﹞

    三、青年運動的挑戰與1970年代的復興

    1960年代,隨著世俗化進程的加劇和青年反主流文化運動的興起,美國社會進入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宗教復興也一度轉入低潮。1962年,美國最高法院在“恩格爾訴維塔案”中裁決在公立學校“舉行強制性禱告儀式”違憲,1963年又裁決在公立學校誦讀《聖經》違憲,這兩次裁決促使美國教育體制迅速向世俗化方向發展,成為60年代大規模青年運動的誘因之一。與此同時,美國文化迅速走向享樂主義。它“注重游玩、娛樂、炫耀和快樂”、“充斥著時裝、攝影、廣告、電視和旅行”。隨著《花花公子》等色情雜志的暢銷(1970年其發行量達600萬份),對情欲的崇拜取代了20年代對金錢的崇拜,成為“美國生活中的普遍追求”,﹝16﹞而這種享樂主義反過來又加劇了年青一代內心的空虛,造成他們更為劇烈的社會反叛,使新“左派”和“嬉皮士”在60年代後期盛極一時。在世俗化浪潮猛烈沖擊下,從1958年到1972年,每周都去教會的人數從約49%降低到40%。﹝17﹞許多年輕人對其父輩的信仰產生了懷疑,甚至葛培理本人的大兒子富蘭克林•葛培理也過上了抽煙、飲酒、打架、飆車的生活,中學都無法畢業。﹝18﹞

    痛足思痛,新福音派重整旗鼓,進一步加深了對年青一代的理解。葛培理本人在60年代初一度失去年輕人的信任,他說自己很想把那些年輕的示威者捉住,“給他們刮掉胡子,剪短頭發,給他們洗個澡再向他們布道”。然而,他終于在1969年留起長頭發,裝上一部假胡子,進入到紐約“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SDS)集會和邁阿密搖滾音樂節的人群中。一個認出他的青年要他“為這些好朋友和好煙草作個祈禱感謝上帝吧!”,他平靜地答道︰“你同樣可以從信耶穌得到高峰體驗。”次日,當他用嬉皮士們慣用的詞匯贊賞了搖滾樂手們“好得可怕的音樂”後,當場有24個人表示願意成為基督徒。在這一時期,葛培理得出一個結論︰“他們反叛是因為他們沒有挑戰。他們尋求著人生意義而茫然無方。”而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收听上帝的聲音,回轉..出離這物質主義的世界。在耶穌基督里經歷你們所能走的最偉大旅程。”﹝19﹞正是在這一認識前提下,以葛培理為代表的新福音派領袖們大膽接納了混合著60年代反主流文化風格與美國傳統福音主義的“耶穌運動”,作為他們新的同盟者。

    “耶穌運動”興起于反主流文化發源地之一的加州。早在1966年,吸毒者特德•懷斯悔改成為基督徒後,就在該州建立了一個稱為“使徒之屋”的群居村和一個咖啡屋,以此為基地在嬉皮士中布道。1968年,曾任統計學教授的杰克•斯巴克斯在舊金山灣區成立了“基督徒世界解放先鋒隊”,通過戒毒所、青年旅社、查經小組、地下小報等方式,向學生運動中心——加大伯克利分校的激進青年布道。在洛杉磯,杜安•佩德森創辦的《好萊塢現代報》一度發行近百萬份。該報為“耶穌運動”提供了大量鋪天蓋地的海報、標志性紐扣、招貼畫等。加州很快出現了許多被稱為“街角基督徒”的小群體。其中最大的是查克•史密斯的“加略山教會”。1969年建立之後,這個四十余人的查經小組很快成長為上千人的大教會,發展出一種“把五十年代基督青年軍與1970年的搖滾音樂節糅合在一起”的風格。

    1971年元旦,在加州帕薩迪納的“玫瑰節游行”上,葛培理發現一批“街角基督徒”們高呼“唯有一條道路”,打起了“上帝就是愛”的標語。他興奮地說︰“我看到地平線上升起了一朵復興將臨的雲彩,要把美國帶回屬靈的偉大”。在他的推動下,學園傳道會、校際基督徒團等大規模布道組織迅速進入青年學生中,發起了一場“耶穌革命”。1971年初,葛氏在加州眾議員集會上指出︰“青年一代已試過了所有的方法,無論毒品、性,還是豐裕的生活,都不能滿足他們,但還有一樣是他們可以尋求的,那就是上帝。”同年4月,在全國福音派年會上,當一些人指責“耶穌運動”為“時尚”時,他直截了當地宣布︰“我支持他們”。

    1971—72年,葛培理再次開展了全國性巡回布道。在各地布道會上,“耶穌運動”都成為他熱切的支持者,經歷了悔改重生的前搖滾樂手和從加州趕來的“街角基督徒”們出現在布道會上,而《憂愁河上的金橋》等著名的60年代青年歌曲也在布道會中回響。在講道中葛氏一再強調,“耶穌不是嬉皮士,他用自己的雙手去勞動”。他回顧了自己童年在北卡羅來納州農場的艱辛勞動與反叛思想,指出“年輕人的最大問題在于孤獨”,而沖破孤獨就必須“跨越信任的鴻溝”,尋求美國的代際和諧。布道會取得了驚人成就︰僅1971年8月的奧克蘭布道會,10天之內使21000人悔改重生,其中12000人以上是大、中學生;1972年在達拉斯市郊舉行的“探索72”大規模野營布道,最終吸引了18萬人,其規模可與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搖滾音樂節相比。

    “耶穌革命”推動了美國教會的再度復興。在休斯敦,第一浸會禮拜堂里“塞滿了年青人”;在舊金山灣區,“一個姑娘告訴我們,布道會後的一天晚上,在群居村里,禱告會取代了以往的性濫交”。葛培理所著《耶穌的一代》發行量近50萬冊;而他的兒子富蘭克林•葛培理也終于在1974年悔改重生,戒除煙酒,入讀于聖經學校並在一家福音派救濟機構工作。

    1973年之後,隨著“石油危機”給美國經濟帶來的蕭條和“嬰兒潮”一代的成熟,“耶穌運動”逐漸消失,融入更廣泛的福音派復興中。正如美國學者D.W.弗姆(D.W.Ferm)所指出,“許多人被60年代的混亂弄得心煩意亂,他們選擇了一種能在這個不安定世界上給予他們某種意義和歸屬感的信仰,結果便是福音派信徒的人數急劇上升”。﹝20﹞到1979年,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福音派信徒已佔美國人口總數30%,1/3的成年人都“具有一種戲劇性的宗教經驗”,6500萬成年人相信《聖經》無誤論,而4/5的成年人相信耶穌基督是真神,以至于民意調查者喬治•小蓋洛普把福音派信徒吉米•卡特當選為總統的1976年定為“福音派之年”。1979年里根總統的當選,則得到了以杰里•法內維爾(Jerry Farewell)為領導的“道德多數派”基督徒的熱切支持。

    四、復興運動對美國社會的影響

    進入1980年代,美國新福音派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部分地被70年代末迅速崛起的靈恩派取代。靈恩派20世紀初產生于美國社會底層,深受黑人文化影響,強調“說方言”等超自然的能力、神跡醫病以及感性化的音樂禮拜等。它廣泛利用現代傳播媒介,以“電子教會”為名,在電視布道中強調“基督教有利于健康、成功與人格完善,”從而把宗教復興引上一條與里根時代美國經濟和國力全面恢復時期中產階級成功欲望相適應的“成功神學”之路。這條路很快就偏離了基督信仰的核心。到1980年代末,靈恩派的四大電視布道家中有三人因金錢和性丑聞而身敗名裂,僅存尚有聲望的帕特•羅伯遜于1988年競選總統失敗後,1989年組建了被稱為“宗教右翼”的“基督教聯盟”。到1990年代末,該聰盟成員達200萬人。它堅持“親生命”、“親家庭”立場,反對墮胎、同性戀,主張通過政治和法律手段恢復傳統基督教道德價值觀在美國的地位,對90年代以來的美國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2000年代,在經歷了90年代的略顯低沉後,美國宗教復興又再呈上升之勢。

    “基督教聯盟”領導人員是靈恩派,但它之所以能在美國政治中發揮今日的巨大影響,與新福音派在戰後三十年打下的宗教復興基礎是密切相關的。那麼,在遍及大半個二十世紀的美國宗教復興運動中,新福音派對美國社會又產生了哪些較深層次的影響呢?

    首先,新福音派發起的復興運動有助于新教倫理在美國的不斷重建。社會學家庫馬指出︰“新教倫理不僅是資本主義精神存在的初始條件,而且是它持續存在的條件。”﹝21﹞確實,離開了勤儉、信實、節制的產業道德,現代市場經濟背後的契約基礎和人格動力就很難維持。在20世紀世俗化浪潮的沖擊下,曾是福音運動中心地的英國迅速成為“後基督教地區”,同時失去了它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先地位;而大洋彼岸的美國卻歷經多次經濟危機而始終保持其經濟活力,這在某種程度上與美國新教倫理的不斷重建有關。事實上,20世紀20年代、50年代乃至90年代美國的經濟繁榮,都發生在其前一階段大規模的宗教復興浪潮之後。在美國這樣一個表面金錢至上、物欲橫流的社會中,所有大學的商學院至今都開設“商業倫理”課,商會行業協會也都把誠實、公正、守信等道德品質看作商業活動的基本規範。這種強大的內在約束力,正是美國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保證。

    其次,新福音派的復興運動還有助于美國社會福利事業的民間化。早在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中,經歷過福音運動的英國教會曾掀起過一場與工業革命同步的大規模社會改良運動;而 19世紀美國長老會布道家查爾斯•芬尼也曾指出︰“上帝恩寵的證據是一個人對他人的樂善好施。”

    據統計,1996年美國宗教慈善機構達35萬個,約佔全國慈善捐款總額的60%;同年,一項調查顯示大學生中70%的被調查者參加過教會組織的某項社會服務活動。﹝22﹞福音派社會福利事業的主要方式是幫助貧困家庭找到就業機會,同時資助、鼓勵他們脫離依靠政府福利救濟維持生計的狀態;他們最初發起于密西西比州的“信仰與家庭”計劃,到1990年代推廣到許多州,促使布什政府于21世紀初開始提議通過向地方性教會組織的戒毒中心、孤兒院、工作培訓計劃等提供公眾資金來擴大聯邦政府與宗教組織之間的伙伴關系。在美國公眾心目中,“地方性宗教組織越來越被許多人看作比政府機構更有條件來對付家庭破裂、貧困、酗酒、吸毒之類的問題。”﹝23﹞當西方社會福利事業陷入政府開支過大、機構臃腫、官僚主義等困境之際,教會作為社會中間組織功能的擴展,似乎為福利事業開出了一條向西方多元社會傳統回歸的道路。

    最後,新福音派的復興運動也對美國政治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越戰結束後,從1972年起,美國兩黨領導人失去了對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控制權,這標志著美國公眾利益集團的形成。從1976年起,當選的總統幾乎都是福音派基督徒;而從1979年起,“道德多數派”、“基督教聯盟”等宗教保守主義組織在大選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據《紐約時報》民意測驗表明,1984年大選中,81%有重生經歷的白人基督教徒投票支持里根;到90年代,在基督教聯盟“離開(教會)靠背椅,走進公共領域”的口號中,強調基督教傳統價值觀念的宗教保守主義組織幾乎控制了共和黨。﹝24﹞

    盡管從卡特開始歷任福音派總統都強調其總統職責與宗教信仰分離的原則,但福音派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已是難以抹殺的。20世紀最後20年美國政治生活中新福音派影響的強化,是與一般美國民眾對福音信仰經濟和社會倫理作用的重新認識分不開的;因此,美國宗教保守主義的崛起,並不是一種單純的政治行為,而是信仰復興的必然結果。要認識新福音派對戰後美國社會的影響,還有待于對20世紀美國的歷次信仰復興運動進行更為系統深入的研究。

    注釋︰

    ﹝1﹞Andrew M.Greeley, Religious Change in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8-34, p.113.

    ﹝2﹞Robert Handy, The American Religious Depression,1925-1935, in Church History, Vol. 29,Mar.1960

    ﹝3﹞丹尼爾•貝爾著︰《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薄隆、任曉晉譯,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13—118頁。

    ﹝4﹞喬治•馬斯登著︰《認識美國基要派與福音派》,宋繼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頁。

    ﹝5﹞Robert Handy, The American Religious Depression, 1925-1935, in Church History, Vol. 29,Mar.1960,p.7.

    ﹝6﹞喬治•馬斯登著︰《認識美國基要派與福音派》,第49頁。

    ﹝7﹞Joel A.Carpenter, Fundmentalist Institution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 Protestanism,19291942,in Church History, Vol. 49,Mar.1980,pp.63-70.

    ﹝8﹞Joel.A.Carpenter, Fundmentalist Institution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 Protestanism,19291942,in Church History, Vol. 49,Mar.1980,pp.63-70.

    ﹝9﹞威廉•曼徹斯特著︰《光榮與夢想︰1933—1972年美國實錄》,第二冊,董樂山等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439頁。

    ﹝10﹞Joel.A.Carpenter, Fundmentalist Institution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 Protestanism,19291942,in Church History, Vol. 49,Mar.1980,pp.70-72, p.74.

    ﹝11﹞Joel A.Carpenter, Fundmentalist Institution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 Protestanism,19291942,in Church History, Vol. 49,Mar.1980,pp.70-72, p.74.

    ﹝12﹞喬治•馬斯登著︰《認識美國基要派與福音派》,第56頁。

    ﹝13﹞Thomas C. Berg, “Proclaiming Together?”-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Mainline and Evangelical Evangelism, 1945-1967, in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Vol.5.1,1995,p.53.

    ﹝14﹞Paul S. Boyer etc.,The Enduring Vi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 VOL. 2, form1865,Lexington,1990, p.1027.

    ﹝15﹞Thomas C. Berg, “Proclaiming Together?”-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Mainline and Evangelical Evangelism, 1945-1967, in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Vol.5.1,1995, pp.52-62.

    ﹝16﹞丹尼爾•貝爾著︰《資本主義文化矛盾》, 第118頁。

    ﹝17﹞Andrew M.Greeley, Religious Change in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3.

    ﹝18﹞“One way”︰Billy Graham, the Jesus Generation, and the Idea of an Evangelical Youth Culture, in Church History, Vol. 67,Mar.1998,p.89-90.

    ﹝19﹞“One way”︰Billy Graham, the Jesus Generation, and the Idea of an Evangelical Youth Culture, in Church History, Vol. 67,Mar.1998,pp.88-89, p.86.

    ﹝20﹞D.W.弗姆著︰《當代美洲神學》,趙月瑟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頁。

    ﹝21﹞見羅伯特•海爾布羅納等著︰《現代化理論研究》,俞新天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頁。

    ﹝22﹞劉澎著︰《當代美國宗教》,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頁、第347頁。

    ﹝23﹞艾倫•D.赫茨克著︰《在華盛頓代表上帝—宗教游說在美國政體中的作用》,徐以驊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版,中文版序言,第11頁。﹝24﹞董小川著︰《20世紀美國宗教與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6頁。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歷史系)

http://iwr.cass.cn/jdjyjs/lw/201009/t20100928_3111600.shtml

作者︰ 鄒穗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