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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還是相知︰基督宗教與中國民間信仰的對話

2018年12月13日 22:28:10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伴隨著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激蕩的風潮,基督宗教與中國民間信仰(或民間教派)在長時間的相遇中,充滿了機遇和挑戰。在我國,基督宗教與民間信仰都面對著“脫敏化”的困境,如何營造和諧的宗教局面,形成教會與廟會 “信仰共在”的文化格局,值得跟蹤觀察。

    “禮儀之爭”的余音

    關于中國民間信仰與基督宗教相互激蕩的格局,應該合理地追溯到明末清初的“禮儀之爭”。“禮儀之爭”緣起于明萬歷十年(1582年)天主教修會耶穌會士利瑪竇入華後“闢佛補儒”的傳教方略。當時,反對利瑪竇傳教思路的教會各方以“迷信”來評判中國的祭祖、祀孔禮儀。到17世紀中葉,天主教漢文文獻更是形成了“破迷”佛、道的系統論述。20世紀,上海徐家匯耶穌會士祿是遒匯編的《中國民間崇拜》叢書更延續了批判傳統信仰與風俗的排他性思路。富有教義排他性的基督宗教與富有內容混合性的中國傳統宗教特別是民間信仰的誤解和沖突,在晚清的義和團運動中達到高潮。

    據路遙教授的研究,義和團運動最早爆發的直接原因同冠縣“十八村”中的梨園屯(李閻屯)天主教方濟各會的活動有密切關系。梨園屯自同治八年(1869年)起就開始出現了“廟堂之爭”的民教矛盾,即梨園屯玉皇廟和天主教堂之間的爭奪,並愈演愈烈。梨園屯玉皇廟建于康熙年間,擁有本村義學地多畝,是本村和四鄉敬神賽會之地。方濟各會教士于同治年間來此,發展了30來戶教民,並向村首提出劃分玉皇廟義學地。最終,傳教士在公使、主教的支持下向地方官施壓,于是形成了村民、教會和官方三方之間的紛爭,局勢越發不可收拾,直至1898年義和團運動爆發。

    在晚清梨園屯民教之爭中,傳統宗教信仰和基督宗教分別以“漢教”和“聖教會”的名目出現,不同勢力的信仰認同、政治認同、民族認同相互交織,錯綜復雜,以至于由信仰之戰最後演變為政治之戰、民族之戰。

    最近,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在與《文化中國》雜志主編梁燕城關于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系的一場深度對話中敏銳地指出︰“所謂‘禮儀之爭’,實質上就是西方只想把自己的東西傳過來,而不尊重中國的文化和傳統,這樣就導致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沖突。這種沖突的結果就是中國重新排斥西方,由開放國門重新走回閉關鎖國……這是中國文化在近代的慘痛教訓。”我們回顧與義和團運動起因相關的梨園屯難題(Liyuantun Puzzle),可以發現,它欲在表明︰盡管新世紀的中國可能引爆中國民間信仰和基督宗教之間大規模“文明沖突”的社會機制已然不復存在,但如何有效地理順二者間的關系問題,仍然是中國內地宗教生態所不能回避的現實問題。如果說二者在中國社會的“信仰共在”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那麼如何從制度安排上未雨綢繆,形成“法規教隨”的格局,從而達成信仰上的相互尊重,以促進宗教關系、政教關系的和諧,是目前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非此即彼”的批評

    正像卓新平在那場深度對話中指出的︰“基督宗教跟中國文化的關系,有兩個層面,一個是中西文化關系的改善,這是一個外部環境的改善,另一個是中國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和基督宗教對中國的態度,即二者彼此態度的改善,這是內在的因素。”

    至今,學界的相關調查表明,在基督宗教切入地方的傳統生活領域並試圖改變固有的文化景觀時,往往意味著“生的宗教”與“熟的宗教”間的艱難磨合與宗教色調的變化,從而引發了一些地方的文化誤解和沖突。

    “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資助的一個有關基督宗教在中國農村傳播的調查報告旗幟鮮明地站在文化本位主義者的立場,通過比較基督宗教與民間宗教(信仰)在農村的現狀,對基督宗教在農村引發的社會文化問題進行了批判。該報告的作者反應出了一種強烈的“文化緊張”的心態,體現出了一種肇因本土傳統被長期壓制的時代挫折感和無力感。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份報告代表了一種立足于文化本位主義立場的思考。該報告作者的判斷是否客觀公正姑且不談,但其強烈的“文化的憂郁”不能不引起反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所揭示出的在基督宗教強勢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左右下,民間宗教或民間信仰的生存困境和失落情緒。這種帶有悲憤歷史記憶的文化心情,也說明了中國本土文化與基督宗教的理性會通和相識相知依然任重道遠。

    如果說上述中國農村基督教的報告展示了文化本位主義者對于強勢的基督宗教的歷史記憶和批判態度的話,我們同樣听到另外一種非本土的、排他性的強勢聲音,即中國虔誠的基督徒繼續以“破迷”的姿態,批判民間信仰或民間教派的護教立場,或者將基督教信仰同民主、自由、人權畫上等號。

    其中,頗有代表性的張義南先生在《民間宗教對官權的危害性》一文中聲稱,民間宗教(包括民間信仰)對抗官權,迷惑皇帝。晚清、民國的民間宗教落伍,消蝕了政權基礎,教案恰是因為基督教福音遇到民間宗教的抵制,當代民間宗教並不具備抵制基督宗教的能力雲雲。我們在充分尊重張先生信仰選擇的同時,不能不遺憾地指出,這個論旨充分體現了一種與“線性歷史觀”共在的“現代性話語”所不斷累積的文化情緒,並依舊慣性地養就了一種居高臨下式的文化強勢,用批判的武器來繼續圍剿本土信仰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這種非此即彼的話語困境更展示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被“現代性”所格式化的思維定勢和話語強權。借用法國學者高萬桑的說法,現代性的批判武器一直是指向傳統性的批判,並仿佛天然地具有批判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當我們已經習慣于一種被想象為代表“現代性”的宗教批判話語時,仿佛也聆听了一種代表民主、自由、人權的文化再啟蒙。然而,就像基督宗教同我們共同認同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並沒有必然的聯系一樣,中國民間文化及其附屬的信仰形態也並不必然同落後、封建、迷信等劃上等號,後者同樣具有自我傳承、創新和獲得信仰尊重的基本權利。在“文化中國”的意義視域中,我們更需要的是“中國的基督教”謙恭的文化表情,而非以強勢文化自居、咄咄逼人的“在中國的基督教”。

    如何由“相遇”而“相知”

    就像法國學者高萬桑在《近代中國的國家與宗教︰宗教政策與學術典範》中所稱,20世紀以降,中國針對宗教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包括嘗試界定一種清晰的界線,分清被承認的、能夠納入社會現代化計劃的那些“宗教”,以及壓制“迷信”與不屬于前類“宗教”的一些內容(包括喪葬儀式及醫療行為與功法)。因此,國家政策指引下的對宗教剛性的“邊界化”後果決定了“宗教與迷信”兩分的“話語定勢”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最終形成了受認可的“宗教”與國家政權(包括地方政府)的“話語共謀”格局,或者是一種選擇性的“話語霸權”。

    圍繞著如何處理基督宗教與中國民間信仰之間的長時間“相遇”問題,我們更強調一種立足于“和而不同”的本土化思維模式,即所謂的“本土情懷與全球視野”,既要廟會,亦要教會;既要堅持文化的主體性,亦當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在強調文化主體性的同時更務必要用發展的眼光,將走向本色化的基督教納入多元開放的中華文化視野中,從而充實中華文化的創新體系。

    誠如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所言︰“並沒有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運動,而只有印度佛教徒的豐富的表象中一部分為具有某種宗教傾向的中國人所接受。它形成了一種對于中國佛教徒且僅對于中國佛教徒有意義的新的宗教表現形式……內涵是不能轉換的。兩種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之中,被一條不可逾越的深淵隔開了。雖然印度人和中國人在那些日子里雙方都自覺是佛教徒,但他們在精神上依舊離得很遠。相同的經文,相同的教義,相同的信條——但是兩種不同的心靈,各走自己的路。”

    斯氏或許過于強化了文化互滲過程中的本土適應問題。但在提倡“和而不同”、“非我無所取”的文明融合的大格局中,我們應該具有這樣高度的文化自信︰基督宗教並不必然等同于西方文化或西方宗教,既然它扎根于中國已經成為或必將成為合理的現實,那麼它必將成為“文化中國”之意義世界中的基督宗教,作為開放多元的中華文化體系中的一元存在。而以基督宗教作為一個有效的參照系,亦能促成中國文化在全球化時代的自我反思與創新。中國文化體系無論是包括精英的傳統還是包括民間的傳統,一樣都可以在“相遇”的過程中與基督宗教謙卑地走向“相識”和“相知”,從而與基督宗教相互會通和包容。當然,就像佛教的中國化一樣,從“基督教在中國”到“中國的基督教”,還有相當長的歷程。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http://iwr.cass.cn/jdjyjs/lw/201007/t20100729_3111590.shtml

作者︰ 陳進國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