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民族與宗教>> 宗教理論與研究  

中世紀教會法對英國衡平法的影響

2018年12月13日 23:27:53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自13世紀中期開始,作為英國法主體的普通法日益僵化,無法適應不斷發展的英國社會的需求。由此,衡平法應運而生。作為對普通法的補充,衡平法具有眾多與普通法截然不同的特點,尤其是其締造者大法官在進行司法實踐的時候無須像普通法那樣遵循先例,而是擁有根據“良心”自由裁量的權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衡平法的內容完全系于大法官的一時判斷。事實上,此前存在于英國的普通法、羅馬法和教會法都為衡平法提供了養分。尤其是教會法,它不僅推動了普通法的形成發展,更對英國衡平法的產生和發展發揮了深遠的影響,本文試圖通過對學界已有成果的梳理,廓清這一問題。

一、中世紀教會法在英國的發展

教會法在英國的實施與基督教的傳播及教會法院的建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公元596年,聖奧古斯丁被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派往不列顛的肯特王國傳播上帝福音,使得肯特國王阿爾伯特皈依基督教。此後,盎格魯•撒克遜人紛紛皈依基督教。664年,惠特比宗教會議授予教皇對于不列顛的基督教會的權力,[1]從此盎格魯•撒克遜人被置于教皇的管轄之下。大約至9世紀,以兩個大主教區(坎特伯雷大主教區和約克大主教區,坎特伯雷大主教為首席大主教)和若干主教區及基層教區的教會體制在英格蘭建立起來。[2]隨著教會教區的確立,產生了對教會法院的需要。

但是,在諾曼征服之前,英國尚未建立獨立的教會法院。那時,主教和郡長一起在法院坐堂,對于世俗和精神領域的不法行為行使同樣的管轄權。[3]

1070年,威廉任命心腹朗弗蘭克為新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朗弗蘭克成功改革了英格蘭教會。[4]在他的影響下,威廉一世于1072年下令將“上帝的事務”與“凱撒的事務”分開,上帝的事務由教會掌管,凱撒的事務由國王掌管。[5]教會法院與郡法院的事務由此分離,英國自此出現獨立的教會法院。

但此時尚不存在任何公認的教會法,而且教會法院的法官們尚未曾接受過系統的訓練,因此,當時的教會法是不確定、非權威的,教會訴訟程序是極其簡單、不穩定的。

1139年至1141年,波倫那修道士格拉蒂安編輯出版了《教會法匯要》,由此實現了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所秉持的理念,即普世的教會應該存在一套通行的教會普通法。該書很快被引入英格蘭,推動了英格蘭教會法的發展。此後,教令集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1234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批準了《格列高利九世教令集》。1298年,卜尼法斯八世在頒布了《第六書》。1317年,克萊孟五世頒布了《克萊孟教令集》。而約翰二十二世于1500年又將自己的教令以及其他教皇的教令增補其上。這些教令集中的許多內容都被先後引入英格蘭。[6]此外,英格蘭本國教會也有自己的立法。自亨利三世時期開始,英格蘭擁有了自己的使節章程及省教會章程。迄今為止所知最早的章程為大主教朗頓頒布,其後的重要章程有格列高利九世的使節奧托的章程、大主教卜尼法斯與畢克漢的章程、Othobon章程等。愛德華三世統治時期,埃頓的約翰搜集了自朗頓時代起的教規,還對奧托和Othobon章程予以詳細評注。[7]亨利五世(1413—1422)時期,教會法院院長William Lyndwood搜集、整理並且評注在他的轄區內被接受的英格蘭教會的章程,這一成果與埃頓的約翰的集子通常被收錄為一本,成為英格蘭的權威教會法。起初,它僅適用于坎特伯雷省,但是在1462年,它也為約克省的教士會議接受,被視作權威。此後直至宗教改革,英格蘭教會法的內容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8]

以上這些教會法成為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中的學習內容。但由于世俗力量的反對,教會法在英格蘭從未像在歐洲其他國家中那樣獲得廣泛的權威。在1236年的Merton議會上,當主教們主張教會應當批準“非婚生子通過父母締結婚姻能夠獲得合法的嫡子身份”的主張,據說所有的貴族一致回答︰“我們不願意改變英格蘭法”。因此,教會法在英格蘭的權威是有限的,如布萊克斯通所言,“教皇或者帝國法律在這個國家所獲的所有力量……僅僅是因為它們在一些特定的案件中以及一些特定的法院中被古老的習慣所承認和接受,並且在那時它們構成了習慣法的一部分;又或者,因為它們在其他案件中經議會的同意而引入,並且在那時它們的有效性來自于制定法。”[9]盡管如此,教會法依然頑強地在英格蘭扎根,並且通過其司法實踐不斷發展。在教會法的成長過程中,教會將其管轄權擴張到了生活的所有領域,不僅涉及與教會及其宗教事務相關的事項,也廣泛涉及其他事項;不僅涉及神職人員,還包括寡婦和孤兒以及未成年人;[10]不僅有民事管轄權,也有刑事管轄權。[11]總之,在中世紀的英國,教會法與世俗法並存,它不僅推動了英國世俗法的形成,還成為對世俗法的有效補充。

二、教會法影響大法官法院衡平法的途徑

隨著13世紀末普通法的日益僵化,與之並存的教會法本可發揮很好的補充作用,事實上,也確有許多當事人紛紛向教會法院求助。但是世俗王權與教會之間的內在沖突導致君主對教會法的實施加以限制,使得教會法面對普通法的缺陷愛莫能助。這一僵局終因大法官法院的大法官及其高級官員多由神職人員擔任的契機而被打破,教會法在大法官法院中獲得了再生,由此產生的衡平法成為對普通法的有效補充。

由神職人員充當世俗法院的法官並非大法官法院的創舉。在諾曼征服之後的數百年間,神職人員在國家機構中擔任著諸多職務,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一方面充任國王的重要政治顧問,另一方面擔任王國政府中的顯要官職,成為王國官僚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包括大量的王室法院的法官。甚至有史家認為,“亨利二世在法律領域中最偉大、最持久的勝利,就是使得教會高級教士成為他的法官”。[12]只是到了13世紀末,隨著世俗專業法官的涌現和教會開始限制教士參與世俗司法事務,這種情況才逐漸消失。[13]

盡管普通法法院的法官在14世紀實現了世俗化和專業化,但大法官法院卻堅守這一傳統,直至宗教改革。以大法官法院的領導者大法官為例,在14世紀至16世紀上半葉的二百多年中,神職人員一直是大法官一職的首選,僅在極少數的時候才出現由俗人擔任大法官的例外。從具體的數據統計來看︰在14世紀這一百年中共有42任大法官,其中僅有7任由俗人擔任,而且此7人擔任大法官的年限總和不超過16年。15世紀至16世紀上半葉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130年中,共有30任大法官,僅有兩任大法官由俗人擔任,而他們的任職年限總和不到4年。[14]宗教改革之後,以托馬斯•莫爾為開端,由普通法律師擔任大法官的現象才日漸普遍,並且最終成為主流。[15]事實上,除大法官外,中世紀大法官法院中的其他文書,尤其是高級官員也多由神職人員擔任。這一點從早期曾禁止他們結婚的規定中得到證實。盡管不斷出現突破這一規定的例外,但據Janice Gordon—Keher所作的統計,至亨利六世時期,大法官法院和御璽辦公室的120名文書中的世俗人員約1/3強。[16]顯然,在中世紀相當長的時間里,神職人員是大法官法院文書的主要擔任者。

在此,我們無疑可以大膽的推測,由神職人員擔任的大法官及大法官法院文書在實現教會法對大法官法院衡平法的影響方面扮演了重要的媒介作用。當然,這一推測需要進一步的證實,以下就從一般原則及具體制度方面對此予以驗證。

三、教會法理念對衡平法的基本原則的影響

有學者通過對大量早期呈遞給大法官的請願書的考察指出,在16世紀之前的大法官法院的訴訟中,人們最為通常的做法是以“良心”之名請求大法官的救濟。這些用法在請求國王或者大法官干預,尤其是授予傳票的請願書中頻頻出現。[17]這一發現表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大法官法院的衡平管轄權都與良心聯系在一起。對此,學者們多有定論︰如Norman Doe指出,在中世紀“良心構成了大法官管轄權的基本權威”;D.E.C.Yale在討論早期大法官法院的時候注意到,良心被“認為是一個法學原則(至少自15世紀開始)……”︰C.K.Al len則將“良心的哲學和神學的概念”看作“當大法官法院發展衡平法的時候,一個最為影響衡平法的一般原則”。[18]值得注意的是,大法官法院中的這個“良心(Conscience)”概念來自中世紀的教會,它是神學家們關注的對象,其涵義被賦予濃重的神學色彩。“良心”一詞源于拉丁語conscientia(con︰with;scire︰to know),意思是和另一個人一起知道的隱秘之事。它表示對于對錯的一種內在的了解或認識,對于人們行為的正確或錯誤的道德感︰它是一種人類和神一起分享的知識。如Fortescue在1452年所解釋的,良心來自con he,合在一起,它們的意思是“和神—起知道”;也就是說,盡一個人的理性所能的知道上帝的意願。[19]

托馬斯•阿奎那把良心定義為人遵守自然法的自然能力,並將良心分為兩個部分︰良知(synderesis)和心知(conscientia)。他認為,良知是人們對于自然法主要原則的先天知識;當個體將良知適用于具體情況的時候,即為心知。因此,良心是對一個特定行為的一個判斷行為,該特定行為源自人類對自然法主要原則的先天認知。當個體違背了他們的良心的時候,那麼就違反了神法。[20]除阿奎那外,其他中世紀學者也將良心與神法、理性法聯系起來。如Pecock將“良心法”等同于“理性法”,將理性法當然的視為與神法相一致,他還使用良心來處理實證法未曾涉及的案件。此外,Gabriel Biel(1495年)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良心是神法的“使者”︰“良心事實上如同法律的命令”,“宣告一些行為應當被完成,或者本應被完成,或者被避免,或者本應被避免”。[21]因此,中世紀的良心不僅是個體的道德判斷,還與神法緊密相連,甚至被直接與神法等同,具有宗教性和客觀性的特質。當由神職人員擔任的大法官將這種與神法相一致,用以判斷指引人的行為對錯的神學上的“良心”概念借用至大法官法院之中時,“良心”的宗教性及客觀性的特質也被帶人大法官法院。

A.W.B.Simpson曾做這樣的描述︰“對于一名15世紀的神職人員而言,作為一名在良心法院中使用良心法,‘為了上帝之愛並以仁慈的方法’坐堂的良心法官,……當為了避免通過道德的罪孽對于靈魂的損害而將良心適用于特定個體的時候,它隱含著我們現在稱之為道德法的東西。”[22]

這段話表明,大法官審判的目的在于實現來到他們面前的被告的靈魂的善,拯救他們的良心。正如1491年,大法官Morton大主教在解釋他所授予的一個救濟時所說的︰“每部法都應當與神法相一致;我清楚的知道一個遺囑執行人欺詐性地誤用了貨物並且沒有進行賠償,將會在地獄中受譴責,並且對此予以救濟,如我所理解的,是與良心相一致。”[23]

顯然,在Moaon看來,他所依據的原則和懺悔神甫在拯救靈魂時所依據的原則沒有什麼不同。衡平法的目標就是防止當事人的罪孽。欺詐的遺囑執行人無法被允許行使他的普通法權利,否則他的靈魂面臨危險。大法官采用教會的訓令來挽救靈魂,而世俗的考慮完全無法與一名訴訟者的靈魂毀滅的危險相提並論。[24]

無疑,大法官法院的大法官們扮演著與神甫們非常類似的角色,大法官在法庭上對于良心的探求與神甫在懺悔室中對良心的探求非常相似,他們所關心的同樣是被告“精神上的健康”、“靈魂的善”。在這樣的比照中,我們可以肯定大法官法院衡平法中良心原則的宗教源頭。

另一方面,盡管大法官被賦予決定良心是什麼的權力,但是他所依據的並非僅僅是他個人對于善惡的簡單感知和道德判斷。中世紀神學意義上的良心作為上帝之善有著客觀標準可循,被認為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而大法官僅僅是良心知識的客觀擁有者和代表上帝的仲裁人。正是基于這種認知,在進行衡平審判的時候,大法官常常求助當時的懺悔手冊,“在根據良心決定案件的時候尋求指導”。因此,大法官法院中的良心原則的應用絕非是指根據大法官個人的道德認知進行任意裁斷,而是具有客觀性的特征。[25]

正是基于源自神學,帶有宗教性、客觀性特質的良心原則,由神職人員擔任的大法官確立、發展了大法官法院的衡平管轄權。

比如,大法官法院提供用益制的救濟是因為此類案件往往是由于作為受托人的被告違背了他與出托人之間私下的約定,違背了出托人對他的信任而導致的。至15世紀末,律師們已經清楚的認識到,大法官法院授予救濟並非僅僅是為了使得土地可以根據遺囑遺贈或者為了實現某些協議提供保證金而安排的權宜之計,而是基于一種關于合法的具有約束力的信賴。比如在Rede v.Capel案中,大法官Morton指出了大法官法院就普通法沒有給予救濟的事項進行干預的數個典型的例子。被告的律師Mordaunt對此評價到,大法官法院干預這些案件的理由是它們都涉及“信任”。[26]而這樣的一種“信任”恰恰是“良心”的衍生物,我們也可將其追溯至教會法上的“背信”(the fidei laesio)。

也正是基于良心,大法官法院對普通法不提供救濟的簡單契約予以救濟。在普通法上,蓋印合同之訴(action of covenant)僅僅在契約為書面並且蓋印的情況下才可用;金錢債務之訴(action of debt)僅僅適用于某些特定種類的經簽名、蓋章等手續而生效的契約,並且由于其他原因而無法解決問題的訴訟。由此,簡單契約無法在普通法上得到救濟。正是大法官基于宗教上的良心,將諾言必須被遵守,否則違背諾言就是教會法上可以處罰的罪孽的這樣一種理念帶到了大法官法院。他們認為,只要符合正派和誠實的標準,並且被誠實交易,契約就必須被遵守和實施。[27]比如,“在1467年大法官法院所審理的案件中,被告的辯護律師Genney試圖爭辯說,原告沒有小心地遵循關于契約中所規定的規則,如果他由此遭受損失,完全是由于他自己的愚蠢。大法官StiUington主教,授予原告一張傳票,並且通過一句經典法諺‘上帝擔任愚蠢者的律師’證明其行為的正當性。該格言無疑充滿了宗教氣息,並且它為大法官法院打開了這樣一條道路,即尋求各種外部的交易規則,以糾正由那些利用他人的智力弱點、不充分的知識或者偶然的疏忽的有技巧的卑鄙小人所犯下的違法行為”。[28]

此外,也正是基于良心,大法官法院始終關注對窮人的救濟。如在1575年的Danyell v.Jackson案中,大法官考慮到原告的年齡、貧窮以及純樸——他是“一個非常貧窮的男孩,衣衫襤褸,赤裸著雙腿,並且不到12歲”——而免除了他的訴訟費用。在1597年的︰Nicholas v.Dutton案中,大法官Hatton提議被告向原告支付100磅,“不是基于原告擁有的任何權利或者衡平,而是因為原告的貧窮”。1608年的Throgmorton v.Loggen案中,主事官Grimeston 駁回了關于在一份訴答文書中缺乏確定性的異議,他的理由之一為,“在衡平法院,窮人和對普通法無知之人的權利將要被考慮”。1608年的Wilkey v.Dagge案中,主事官Tynadal對于他在一個被沒收的抵押的案件中給予救濟的理由在于,原告是一位窮人,“並且據可靠消息被告們是刁鑽之人,利用他們的優勢地位欺凌他們貧窮的鄰居。由此我認為救濟貧窮的靈魂並且制止普通法上的所有訴訟是好的衡平”。[29]

以上的這些衡平管轄權都可歸于建立于“良心”概念基礎上的基督教的信仰原則︰不得背棄他人的信任,不得違背承諾,救助窮人和無助者。在此,教會法的影響明顯可見。

四、教會法對衡平法的具體制度的影響

(一) 教會法中的衡平法雛形

H.Coing教授明確提出,早期的英國衡平法起源于在中世紀後期的教會法中發展的一種特別類型的訴訟——福音告發制度(the Denunciatio Evangelica)[30]

“福音告發”制度的名稱來自于《聖經新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若是不听你,就告訴教會。若是不听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31]作為一種特別種類的程序,福音告發制度發展于12世紀的教會法。最初,它純粹是用作懺悔,後來被用來救濟不法行為,由此獲得了法律性質。[32]該程序在早期教會中似乎已經被切實遵守;但是直至12世紀,它才確實成為一種常規的程序,此後很快開始用于獲得對不法行為的補償。罪孽的告發與法律上的訴求結合在一起,受侵害者按照福音書規定的方式勸告他的對手,如果沒有效果,就向主教或者主教的代理法官告發他,同時陳述自己的要求。[33]

建立在福音告發基礎上的教會法管轄權與早期的英格蘭衡平法之間具有相當多的相似之處。首先,它的管轄權大多是補充性的,並未取代一般法,而只是補充它。其次,實體規則建立在“良心和理性’’的基礎之上;當事人的義務為這一標準所確定。第三,在良心和法律主張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法官注意到當事人的善意以及他們實質性的利益。第四,一種特定種類的程序被遵循,而這種程序與為英格蘭衡平法所遵循的程序非常類似。此外,福音告發以及衡平法主要涉及私法,而非刑事法律。[34]而且,從時間上來看,福音告發制度在13世紀獲得充分的發展,14世紀已經極其普遍,考慮到大法官法院的衡平管轄權成長于14世紀並且大法官大多是神職人員,這一結論似乎並不難以確立,即福音告發是早期英國衡平法的原型。[35]正是以福音告發制度為基礎,教會法在實體法與程序法上都對大法官法院的衡平法產生了全面的影響。

(二) 實體法上的影響

事實上,教會法院的實踐為一些我們曾認為是衡平法特有的制度提供了比大法官法院更早的法律保障。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作為信托制前身的用益制。

長期以來,學界的主流觀點一直認為,用益制自其在英格蘭誕生之後,對受托人而言一度只是一種道德義務,一旦受托人違背自己的良心不再按照原先許諾履行自己的義務,他們所承擔的只是一種道德上的譴責,而無法獲得任何法律上的救濟。而大法官法院是第一個賦予用益制以法律救濟的法院,正是基于此,大法官法院被稱為“信托之母”。對此,梅特蘭曾經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其中的一些可能為教會法院所實施”。[36]但是他未能解決這一觀點面臨的兩大困難︰首先,王室法院禁止教會法院承擔涉及自由保有土地的管轄權。其次,沒有積極的證據來支持這一假設。

華盛頓大學的R.H.Helmholz教授在《用益制的早期實施》一文對此進行了嘗試。他提出,在用益制被普遍應用的愛德華三世時期起至它于15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最終成為大法官法院實施的衡平實踐之間的這段空白時期,是教會法院針對土地受讓人違反土地出讓人的指令的行為予以制裁,給予救濟。換句話說,早期的用益制可能為教會法院所實施,從而使得大法官法院的用益制受到了教會法中的用益制實踐的影響。[37]

R.H.Helmholz解決了梅特蘭面對的兩大困難。他指出,“王室法院禁止教會法院承擔涉及自由保有土地的管轄權”這一問題近年來已經獲得解決,現有研究已經毫無疑問的表明盡管存在王室禁止令的威脅,中世紀的教會仍在數個為普通法禁止的領域實施管轄權。其次,他通過考察坎特伯雷和羅切斯特教區的教會法院中的法院記錄來證明自己的這一假設。他指出,自14世紀末至15世紀中葉,涉及用益制的案件開始作為坎特伯雷和羅切斯特教區法院的業務的常規部分出現,因此在這些教會法院的記錄中包含了大量涉及用益制的土地讓與的案件。盡管其普遍性還有待商榷,但這些記錄無疑證明在一些英國教會法院中存在用益制的土地讓與的常規實施。[38]

通過對現存檔案中的案件的考察,R.H.Hdmholz教授發現在檔案中找到的案件均涉及為某個在訴訟之時死亡之人所確立的用益制。他據此推斷,在教會法院中用益制的實施是教會遺囑檢驗義務的一個部分。在整個中世紀,英國教會都行使遺囑檢驗管轄權。伴隨著這一管轄權而來的就是保證一個人的臨終遺願的義務。因為立遺囑者經常將向土地受讓人發布的指令放入他們的遺囑中,涉及土地用益的文件不可避免被提交到教會法院。盡管在土地和動產之間已經作出了嚴格的區分,中世紀的教會認為這一分離是人工的;它試圖盡可能的實施被告所有的臨終遺願。由此,用益制的實施就成為教會遺囑檢驗義務的一個合法部分。[39]

此外,教會法上還有“當世俗法不充分的時候,教會法院應當提供正義”的原則。活著的土地出讓人通常在普通法上擁有救濟,但是,在大法官的管轄權興起之前,在原先的土地出讓人死後,受益人沒有任何救濟。由于在世俗法律中的這一救濟空白,教會將用益制作為其遺囑檢驗管轄權的部分而提供教會法禁令的救濟。沒有這種救濟,死者的臨終遺願在法律上是無法實現的。[40]

在15世紀中期以後,隨著大法官法院對于用益制的管轄權的確立,涉及用益制采邑讓與的案件不再出現在教會法院的檔案中。最後一個清晰的案件產生于1465年,並且它們可能在此前就在數量上逐漸減少。[41]

R.H.Helmholz教授最終的結論是,在大法官的管轄權興起之前教會法院對用益制的常規干預至少使得我們可以認為教會法院在用益制的成長和實施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42]當然,這也說明了教會法對于大法官法院衡平法的發展所發揮的巨大影響。

除用益制之外,在債法領域,我們也發現了在教會法與衡平法之間的許多相似之處。比如兩者都保護口頭協議(不管有無對價)、經宣誓的許諾以及為第三人的利益所作的許諾。此外,教會法格言“任何不當得利都是不衡平的”也存在于英國衡平法中。關于契約義務,兩個重要的教會法原則也為英國衡平法所適用,其一為“對毀信者不必守信(frangenti fidem tides servanda non est)”原則。與羅馬法不同,教會法規定如果一方當事人違約,另一方有權廢除它。而大法官在一系列案件中也允許基于這一理由廢除契約。此外,衡平法上的特定履行原則也在教會法中擁有對應的類似原則。[43]

(三) 程序法上的影響

關于教會法的訴訟程序與大法官法院衡平訴訟程序的相似性已為學界公認,但是,對于衡平法的訴訟程序與教會法的相似程度以及這種相似是直接借鑒教會法,還是偶然的類似發展的問題,學者們的意見仍然有所分歧。

大多數學者認為大法官法院衡平法的訴訟程序大體上是對教會法訴訟程序的模仿,他們甚至直接把大法官法院中使用的衡平訴訟程序描述為羅馬——教會法式的。如英國法律史學巨擘梅特蘭就指出,“它事實上是借鑒自教會法院的訴訟程序,但並非一般的程序,而是用來鎮壓異端的簡易程序。被告經宣誓而被詢問,並且大法官既決定事實問題,也決定法律問題”。[44]M.Mitchell教授也提到,“大法官法院的這種簡單而快速的程序與中世紀的教會法院中所使用的那種程序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呈遞給大法官的訴狀(bill)……非常像在教會官員面前開始訴訟的訴狀(the libellus)。此外,宣誓的使用、對雙方證人的秘密詢問,證據的出示和樣式也都是一樣的”。[45]英國當代著名法律史學家貝克則指出,大法官法院自14世紀末以來發展的書面程序無疑是受到了教會法的啟發。[46]哈佛大學的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教授也認為,大法官法院訴訟程序的大部分重要的特征來自于教會法院。尤其是在強迫被告經宣誓後答辯以及由相關官員對證人進行詢問,並且提供一份經宣誓的書面記錄的模式上,它幾乎完全遵循教會法院。[47]

對此,John P.Dawson提出了不同的看法。[48]Dawson認為由于羅馬教會訴訟程序的實現要求數量眾多的法官予以配合,在只有一名大法官坐堂問案(卷宗主事官為其得力助手)的大法官法院,是無法借助這樣的程序來應付來自全英格蘭的成千上萬的案件的。要解決這一矛盾,大法官法院或者直接從普通法中借鑒相應的程序,或者對教會法程序進行本土化改造,或者自主設計發展適當的程序。

在Dawson看來,大法官法院主要依賴于當事人的主動,依賴英國社會共同體中的世俗人員,將大法官從訴答程序、詢問程序以及裁決程序中解脫出來,從而減輕了法官的負擔。這是一種更為英國化的程序,而非對教會法程序的直接借鑒。但即便如此,Dawson的論證也只能說明大法官法院在借鑒的基礎上進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卻無法拒絕承認大法官法院衡平訴訟程序受到了教會法的影響。

五、結論

綜上所述,在中世紀的英格蘭,教會法作為一個重要法源影響了英國衡平法的形成和發展。這種影響極其廣泛和深入,自一般原則至具體制度,從實體規則到訴訟程序,衡平法上無不留下了教會法的印記,使得英國中世紀的衡平法盡管屬于世俗法的分支,卻表現出類似教會法的宗教性特征。

教會法之所以能對衡平法產生如此廣泛深入的影響,首先要歸因于教會法本身的優勢、普通法的缺陷以及衡平法的特質。相對于普通法範圍狹窄、形式與內容僵化、救濟方式簡單的缺陷,在成熟的羅馬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教會法無疑具有較大的優勢,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而衡平法的發展源自國王授予的特權,大法官作為國王的代表在司法裁判的時候可以突破固有法律的束縛擁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衡平法的這些特質無疑為大法官借鑒包括教會法在內的其他法律發展衡平法消除了障礙。當然,更為重要的原因在于中世紀教會對世俗國家的重大影響力。作為中世紀王權的重要盟友,中世紀的教會為世俗國家進行統治提供“君權神授”的政治理論和接受高等教育的神職人員充任的管理人才。正是依賴充任大法官以及大法官法院文書的神職人員這一重要媒介,教會法對衡平法的影響才得以順利實現。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中世紀英國衡平法的宗教性特征是建立在中世紀的英格蘭國家與教會相互合作的基礎之上的。

但是,一旦國家與教會之間為爭奪統治權發生根本性的沖突,作為王權支配下的世俗法院中的法律,衡平法的宗教性特征必然會發生改變。歷史也向我們證明了這一點,自英國16世紀的宗教改革之後,隨著普通法律師取代神職人員成為大法官法院的主宰,隨著英格蘭教會法在亨利八世的種種改革法案之下經歷致命打擊,英格蘭衡平法也經歷了世俗化的變革,不復具有宗教性的特征。

注釋︰

 

 [1]Herman Kinderwerner HilgemannThe Anchor Atlas of World History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Ev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Ernest AMenze Ed.&Trans1974p140
   [2]
陳緒剛︰《法律職業與法治——以英格蘭為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頁。
   [3]F
ERStephensA Sketch of the Civil and Canon Laws in EnglandThe American Law Register and ReviewVol44No3Volume 35 New SeriesMar.,1896),P147
   [4]
陳緒剛︰《法律職業與法治——以英格蘭為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頁。
   [5]R
SwansonChurch and Society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Oxford1993p140
   [6]William Stubbs
The History of the Canon Law in Englandi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s Ed.&CompSelect Essays in Anglo—American Legal HistoryVolIBoston1907P264FERStephensA Sketch of the Civil and Canon Laws in EnglandThe American Law Register and ReviewVol44No3Volume 35 New SeriesMar.,1896),p144
   [7]William Stubbs
The History of the Canon Law in Englandi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s Ed.&CompSelect Essays in Anglo—American Legal HistoryVolIBoston1907PP263—264
   [8]william Stubbs
The History of the Canon Law in Englandi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s Ed.&CompSelect Essays in Anglo—American Legal HistoryVolIBoston1907P265
   [9]F
ERstephensA sketch of the civil and Canon Laws in EnglandThe American Law Register and ReviewVol44No3Volume 35 New SeriesMar.,1896),p150
   [10]F
ERstephen8A sketch of the civil and canon Law in EnglandThe American Law Register and ReviewVol44No3Volume 35 New SeriesMar.,1896),p151
   [11]
關于宗教改革前教會法院管轄權,參見chdes PshermanA Brief History of Medieval Roman Canon Law in England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and American Law Regi8terVol68No3Mar.,1920),pp246—254
   [12]chades P
ShermanA Brief History of Medieval Roman canon Law in England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and American Law RegisterVol68No3Mar.,1920),p242
   [13]
孟廣林︰《英國封建王權論稿——從諾曼征服到大憲章》,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220頁。
   [14]Timothy S
HaskettThe Medieval English Court of chanceryLaw and History ReviewVol14Fall1996),fn6
   [15]
英國歷任大法官和掌璽大臣名單,參見互聯網相關資料。資料來源︰http//encyclopediathefreedictionarycom/ListofLordchancellorsandLordKeepers,訪問日期為200742日。
   [16]Janice Gordon—Kelter
The Royal Clerks—CareerPatterns in the Chartcery and the Privy Seal Office of Henry VI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Faculty in Histor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eetor of Philosophy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8P139
   [17]
William Paley Baildon編纂的《大法官法院案例選》中,此類例子隨處可見,如在第123號案件中大法官法院被冠以良心法院court de conscience)的稱謂;第138號案件中使用了conscience and lawe;第143號案件中使用了right faith and good consciens以及good faith and conseiens121號案件中使用了ley et conscience以及leyreson et bone conscience143號案件中使用了the lawe of consciens。參見William Paley BalldonSelect Cases in Chancery f AD1364 to1471),London1896
   [18]Dermis R.Klinek
The Unexamined“Conscience”of Contemporary Canadian EquityMcsm Law JournalVol462001),P574
   [19] Norman Dee
Fundamental Authority in Late Medieval English LawCambridge1990p133
   [20] Norman Doe
Fundamental Authority in Late Medieval English LawCambridge1990pp133—134
   [21]Norman Doe
Fundamental Authority in Late Medieval English LawCambridge1990p134
   [22
AwBSimpsonA History of the Conmaon Law of ContractThe Rise of the Actionl of AssumpsitOxford1975p398
   [23]William S
HoldsworthA History of English LawVolVLondon1945p222
   [24]Timothy A
OEndicottThe Conscience of the KingChristopher stGerman and Thomas Mo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Equityuniversity of Toronto Faculty of Law ReviewVol47No2Spring1989),p555
   [25]Dennis R
KinckThe Unexamined“Conscience”of Contemporary Canadian EquityMcgill Law JournalVol462001),p578
   [26]Paul Vinogradoff
Reason and Conscience in Sixteenth—Century JurisprudenceLaw Quarterly Reviewvol241908),p381
   [27]William s
HoldsworthAHistory of English Law3th ed.,VolILondon1945pp455—456
   [28]Paul Vinogradoff
Reason and Conscience in Sixteenth—Century JufispmdenceLaw Quarterly ReviewVol241908),p380
   [29]William s
HoldsworthA History of English Law3th ed.,volvLondon1945p337fn4
   [30]H
CoingEnglish Equity and the Denunciatio Evangelica of the Canon LawThe Law Quarterly ReviewVol7April1955).
   [31]
《聖經新約》之《馬太福音》,參見互聯網相關資料。資料來源︰http//wwwwordprojectorg/gb/40/18htm,訪問日期為2008220日。
   [32]H
CoingEnglish Equity and the Denunciatio Evangelica of the Canon LawThe Law Quarterly ReviewVol7April1955),P225
   [33]H
CoingEnglish Equity and the Denuneiatio Evangelica of the Canon LawThe Law Quarterly ReviewVol7April1955),P226
   [34]H
CoingEnglish Equity and the Denunciatio Evangelica of the Canon LawThe Law Quarterly ReviewVol7April1955),P231
   [35]H
CoingEnglish Equity and the Denunciatio Evangelica of the Canon LawThe Law Quarterly ReviewVol7April1955),P232
   [36]F
PollockFMaitland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Edward IVolIICambfidge1898p232
   [37]R
HHelmholzthe Early Enforcement of UsesColumbia Law ReviewVol79No8Dec.,1979),p1503
   [38]R
HHelmholzthe Early Enforcement of UsesColumbia Law ReviewVol79No8Dec.,1979),pp1504—1505
   [39]R
HHelmholzthe Early Enforcement of UsesColumbia Law ReviewVol79No8Dec.,1979),p1507

   [40]R
HHelmholzthe Early Enforcement of UsesColumbia Law ReviewVol79No8Dec.,1979),pp1507—1508
   [41]R
HHelmholzthe Early Enforcement of UsesColumbia Law ReviewVol79No8Dec.,1979),p1510

   [42]R
HHelmholzthe Early Enforcement of UsesColumbia Law ReviewVol79No8Dec.,1979),p1513
   [43]H
CoingEnglish Equity and the Denuneiatio Evangelica of the Canon LawThe Law Quarterly ReViewVol71April1955),pp234—237
   [44]F
wMaiflandEquityA course of LecturesCambridge1936p5
   [45]M
MitchellThe English Legal TradifionIts Sources and HistoryRevised and Edited by Frederic MGoadbyLondon1935p305
   [46]John Baker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klws of EnglandVolVI1483—1558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80
   [47]Chf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
The Development of Equity Heading froml Canorl Law Procedurein Associatiorl of Amerieml Law Schools Ed.&CompSelect Essays in Anglel—Americml Legal HistoryVolIIBoston1908p773
   [48]John P
DawsonA History of Lay JudgesHanard,︰1960pp145—172

http://iwr.cass.cn/jdjyjs/lw/201011/t20101110_3111606.shtml
作者︰ 冷霞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