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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當代中國宗教

2018年12月13日 23:26:40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摘要︰“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使國際社會進入“開放性”、“外延式”發展階段,政經交往、文化交流、思想互滲、社會共融乃前所未有。這種“全球化”氛圍已直接影響到當代中國宗教的存在與走向,是中國“軟實力”構建、文化發展工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在中國的五大宗教中,除了道教這一中華本土宗教之外,其他宗教都是具有國際性流動的“世界宗教”,與外來文化復雜交織、密切關聯,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互滲局面,成為社會政治和文化交流以及不同思想和意識踫撞、融合的一個特殊領域。

關鍵詞︰全球化;當代中國;宗教

一、引論︰“全球化”對當代中國的意義

北京奧運會提出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最為形象地表達了對“全球化”發展這一現實的體認及相應的美好願望。不過,我們面對的現實處境是︰世界相同,夢想各異!人們同處一個“地球村”,彼此有著“貼近”、“緊鄰”的共在關系。然而,由于文化傳統、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經濟秩序、法律體系、宗教信仰、民族風俗等諸多不同,“全球化”時代的矛盾、沖突乃有增無減,使“地球村”難以安寧。不同的理念、夢想和追求在這一擁擠的地球空間中勢必發生踫撞,其“和而不同”需要極為復雜的磨合。

“全球化”其實是人類發展的一種“遠慮”。中國古代早有“世界大同”的想象,儒家思想將這種“大同”世界視為一種理想的人類共在社會,其人際關系、生存狀態乃“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一旦達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則會實現“大同”。孔子認為這種“大同”乃遠古曾有的社會盛況,但此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社會現狀遂呈現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之景。在西方歷史上,這種“全球化”或“世界化”乃一種帝國的夢幻。當古羅馬帝國成為地跨歐、亞、非的大國後,就曾有“羅馬即世界”(urbi et orbi)的豪言,把“羅馬”與“地球”相提並論。這帶來了此後歷史上歐洲統一、西方統一的夢尋,而在今天“全球化”的西方語境及解讀中,我們仍可依稀听見這一深沉、悠遠的歷史回音。在近代國際共運中,我們從一種對未來理想的追求中再次看到了人類向往“四海一家”、“人類平等”的“全球化”底蘊。

在這種共同理想的尋索中,當代發展出現了兩大引人注目的特點。其一,“全球化”的到來並不是歷史上所期望的理想社會之實現;相反,“全球化”向人類提出了更多的問題、更嚴峻的挑戰,也使社會發展不得不面對更大的困境、更復雜的局面;其二,“全球化”在當代社會的提出始于20世紀上半葉的西方理論界,蘊涵著西方價值理念的“民主”、“自由”、“平等”之觀念構建。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其所倡導並推動的“全球化”在不少地區和國度被理解為“西方化”,而其展示的“普遍價值”、“普世觀念”也被視為“西方價值”、“西方觀念”的推廣、漫延,由此亦有著對之相應的警惕、防範。從這兩個層面來看,“全球化”並沒有給當代人帶來喜悅和解放,而是逼著人們認真考慮、努力解決現代社會人類“同生存、共命運”的重大問題。

在當代世界“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的發展出現過戲劇性的變化。20世紀50年代西方各國的對華封鎖,使中國必須克服重重困難,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發展道路。這種對中國的排斥、邊緣化曾直接阻礙、影響到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也使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在科技、經濟等領域產生了較大差距。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中國積極應對“全球化”帶來的世界統一大市場的新趨勢,主動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由此開始奮起直追。中國的積極參與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國的飛速發展、迅猛崛起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國民間對新中國60年的發展有如下形象但不一定完全準確的說法︰20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的誕生結束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主義的歷史,是“社會主義救了中國”。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崩塌,國際共運隨之走入低谷;但中國克服重重困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保持共產主義信仰,因而是“中國救了社會主義”。步入21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爆發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其經濟體制的引領者美國首當其沖,損失慘重;而中國經濟“風景這邊獨好”,並在維護世界經濟秩序、幫美國經濟渡過難關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讓不少人甚至感慨現在乃靠“中國救了資本主義”?!其實,這說明“全球化”已讓各個國家和民族、各種政治和經濟體制都坐在了“同一條船”上,因而必須“同舟共濟”才能維系整個世界的穩定與和平。

中國在“全球化”氛圍中非常強調“經濟全球化”,頗為慎言“政治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甚至有一些學者堅決反對“文化全球化”之說。然而,“全球化”不可能只是“經濟的”,它不可避免會涉及政治、法律、文化等層面;這些方面彼此很難分離,因而具有綜合性、共構性意義及影響。例如,聯合國就是“政治全球化”的產物,而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其中發揮著極為關鍵的作用,所以不可能回避“政治全球化”之說及其反映的真實景況;而國際經濟案件,各種制裁、協調以及知識產權等問題,也只能用“法律全球化”來解釋,它也促使我們對“國際法”有了更深刻、更廣遠的認識。至于頗為敏感的“文化全球化”問題,2008年北京奧運會及其前前後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已說明“文化全球化”活生生的存在,是無法回避的事實和現實。正如在“經濟全球化”中我們應該積極參與制訂“游戲規則”那樣,我們在“文化全球化”中也不能把“普世文化”、“普世價值”向西方話語霸權拱手相讓。實際上,“文化全球化”所反映、承認的唯一的事實是多元文化共在、共構,相互交流、滲透、溝通和融合,由此達到世界“和諧文化”的“和合”共存。在這種“門外青山如屋里,東家流水入西鄰”的互滲景觀中,任何一種文化的價值因素都有可能成為“普世價值”。當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這一“西方文化”中的“普世價值”、“普遍真理”時,應堅信我們中國文化、東方文化中也肯定有能為世界文明進步做出貢獻的“普世價值”、“普世觀念”。在“同一個世界”雖然不能真正達到“同一個夢想”,但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夢想”,要努力爭取我們的“夢想”能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得以“成真”。

二、“全球化”與當代中國“五大宗教”

除了政治、經濟原因之外,“文化全球化”使我們看到了當代世界宗教對中國的復雜影響。而在這種背景中,“全球化”也正全面、深刻、直接地與中國宗教發生關系,形成中國宗教在當前的存在特色及其未來走向。在中國的五大宗教中,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天主教本來就屬于“世界宗教”的範疇,其在全球的發展已形成廣泛、深遠的國際影響,而當前的“全球化”更使其開放性、外延式的特點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道教作為唯一的中華本土宗教,其內涵式發展在“全球化”的氛圍中隨著華人走出國門、雲游世界,也已成為一個全球存在的宗教。而且,以“道”為核心價值和精神理念的道教也吸引了世界各國民眾的關注,悟道、修道已成為一種“普世”需求。道教經典《道德經》在世界宗教經典中翻譯語言種類僅次于《聖經》的事實已充分說明了其“全球”性發展。

五大宗教的“世界性”使其存在性質及發展態勢的國內、國際之區別僅能相對而言,二者之間的界線已經越來越模糊。在此,宗教的“國際性”乃使其長期性、群眾性和復雜性有著增長性呼應和彼此互動性發展。隨著經濟市場沖破“國界”、形成“跨國”發展,中國宗教也增大了開放之態,有些發展甚至出現了“無疆界”之狀。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已使中國當代宗教發展完全結束了自20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那段“封閉式”的獨特歷史時期,故而不再像以往那樣“與世隔絕”、自成一體。目前,中國宗教已加強了與世界宗教的關系、尤其是與其“同宗”之間的聯系,正在堅持獨立自主、愛國愛教的原則下“走出去”、“請進來”,擴大國際交往和教際交流。但這種密切交往和溝通也使同一宗教之間逐漸形成了“一種跨地區意義上的個人和社會認同”,從而影響到其愛國與愛教的關系或其前後次序;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跨文化的認同感和效忠感”的形成,正是當前世界宗教發展所表現出的一種“最強有力的和最重要的文化全球化形式”。

從當前中國政治氛圍來看,在構建“和諧社會”、促進“世界和諧”的努力中,中國主流政治已看到宗教關系的和諧“對于增進團結、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主張“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宗教在“全球化”中的一個關鍵之點就是如何處理“中國意識”與“國際關系”問題,協調“本土”與“外在”的關系,緩解或消除其張力。在此,中國的五大宗教展示出各自的特色及發展意向。

佛教在當代中國已發展為力量最強、影響最大的宗教。從其傳統來看,佛教源自古代印度(尼泊爾),與東南亞文化有著密切關聯,但因其在華成功的“本土化”而與儒、道一起成為“缺一不可”的“鼎足”“三教”。在“人間佛教”運動的影響下,佛教走入現代社會,形成“教”促“文化”(如少林寺);“文化”辦“教”(如靈山寺);弘揚“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五台山)、修行律己(如大悲寺)等發展模式。少林寺的“現代管理”模式使“少林功夫”名揚天下,並形成其寺院管理“連鎖”和文化產業“系列”之鏈,構成其宗教“文化化”、“企業化”之走向,亦受到這類“人間佛教”已嬗變為社會“世俗化”之指責。在“居士佛教”與“僧侶佛教”並行發展之際,“老板佛教徒”正將佛教觀念引入企業文化,形成對社會更深層次的輻射;而以“僧侶”出面組織的以“和”為“尚”的社會和諧、公益活動及其相關聯的“弘法”舉措亦如火如荼,在兩次“世界佛教論壇”上達到高潮,其“和諧世界,從心開始”與“和諧世界,眾緣和合”的口號給世界帶來震撼。這種良好的外部環境,使中國佛教的當代發展呈現鼎盛態勢。不過,北京奧運會前後藏傳佛教的政治卷入、部分喇嘛被“藏獨”勢力所利用而引發的事端,對其健康發展帶來了不利因素。

道教作為本土宗教,亦在改革開放時期得以復興並獲得其“全球”意義。在宗教意義上,“道”乃是中國宗教最經典、最本真的精神表述。中國的宗教精神離不開“道”之底蘊,“道”作為中國本土宗教最恰當的象征符號和靈性標志反映出中國宗教“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這種“替天行道”、“修道”為“教”的“根底”和精髓。在文化意義上,“道”指以黃帝老子為代表的文化傳承,這種“黃老思想”反映出“炎黃子孫”的一脈相承及其形成的華冑傳統。在思想意義上,老子以“道可道,非常道”之論而創建了中國精神形上學體系,老子亦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有系統著述的宗教理論家和思辨哲學家,其《道德經》流傳兩千多年,迄今仍對世界產生著深遠影響。在民族意義上,道教是由多派匯合所致,其發展路向與佛教、基督教的“分流”、“分化”態勢截然不同,而是采取了涓涓細流匯大河、條條小路歸大道的“合流”、“合一”走向,因此能最典型地反映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及其民族團結、匯聚的發展特色。在宗教意義上,中國的本土宗教(包括儒教)和民間宗教大多都以“道”來“一以貫之”,以“道”為其名或精神實質;可以說,這種由多種本土、民間、草根型宗教所共構或正在形成的“大道教”乃揭示了中國傳統宗教的真正底蘊和存在奧秘。如果中國的基本學問為一種“大國學”,那麼中國的本土宗教則為一種“大道教”。只有這種“道”才是中國傳統宗教的原創性體現,才能代表最為“本土”的中國宗教象征和表證。在“全球化”的發展中,道教也以開放姿態走向世界,舉行了具有國際影響的“《道德經》論壇”,其“和諧世界,以道相通”、“和諧發展,天下有道”的理念也將會成為通行世界的“大道”。

伊斯蘭教雖然源于阿拉伯文化,但在其與中國10個少數民族的有機結合中亦已成為主體宗教,與其生活、習俗融為一體,構成特色鮮明的民族文化傳統。當“全球化”的世界進入“後冷戰”時期之後,東西方的沖突有增無減,西方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強勢使之幾乎可以在穆斯林世界橫沖直撞,好像已無人能夠阻擋。西方霸權可以“反恐”之名而大軍東進、為所欲為,而伊斯蘭教社團中的少數極端主義者則以自殺性襲擊來展開“聖戰”;其結果是爆炸之聲此起彼伏,打破了世界的寧靜。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這“三股勢力”的結合已使當代社會難以安寧,而西方一些大國在“反恐”上的雙重標準,在客觀上也對這種不利態勢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中國伊斯蘭教同樣也受到“東突”、“疆獨”等分裂勢力的挑動、騷擾,必須采取有效的應對舉措。為此,中國伊斯蘭教的主流高舉“伊斯蘭”即“和平”宗教的旗幟,號召民族團結、和睦,反對民族分裂、沖突。這里,中國伊斯蘭教對被曲解的“吉哈德”(Jihad)重新加以了返本還源的解釋,並努力避免宗教之間的沖突,推動宗教之間的對話。在境外教際沖突不斷升級的情況下,中國穆斯林加強了各宗教之間的對話,先後在上海、北京、蘭州等地開展了伊斯蘭教與儒教、佛教和基督教的對話,吸引了不少國際人士的參與,使之感受到一種融洽、祥和的氣氛。

基督教本是教派最多的宗教,但20世紀50年代中國基督教在“三自愛國”運動中走向“合一”和聯合禮拜,成為世界基督教中進入“後宗派”發展的一枝獨秀。面對改革開放以來境外宗教對華的全方位“滲透”,中國基督教亦有著積極對應。一方面,中國基督教積極“走出去”,主動參與世界基督教事務,于1991年初恢復了在世界基督教聯合會的成員地位,從而得以在“普世教會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隨著中國人出外留學、工作以及勞務輸出,中國基督教的影響亦在海外華人中擴大,如溫州基督教在意大利的羅馬等地華人中的發展,甚至使天主教感到了中國基督教會在天主教核心地區的“滲透”。另一方面,中國基督教亦加強了自身的教會建設和神學建設。在鞏固和發展“三自”理論及實踐的基礎上,中國基督教努力體現出“本色化”、“處境化”的現代中國特色,並以“博愛”精神來推動教會神學建設,為教會面向、適應並服務當代中國社會做好準備。此外,主要由基督徒組成的“愛德基金會”在當代中國社會建設、慈善事業和基層服務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得到了社會的好評。但中國基督教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正面臨著“多教派”回歸或恢復之意向的巨大壓力,其“後宗派”教會模式經受著嚴峻的考驗。在國內外多種因素影響下,中國基督教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發展最快的宗教之一。

天主教在中國于20世紀50年代走上了自立革新、愛國愛教的發展道路。此後又因羅馬教廷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天主教割斷了與羅馬教廷的聯系,在教務上亦推行了“自選自聖”、民主辦教的舉措,由此形成與天主教聖統制的張力。這種僵持局面迄今仍未出現根本性改變。但是,隨著羅馬天主教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以來“跟上時代”的革新發展,羅馬教廷對華政策趨于靈活多變,而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提供了中梵接觸的機會;中梵關系可能改善的跡象和信息時代羅馬教廷可以與中國天主教人員進行直接聯系,使中國天主教會有了一些微妙變化,出現了越來越多、越來越直接與外界天主教會聯系的復雜發展。“地下教會”的出現等問題,揭示出一些教會人員在“愛國”與“愛教”關系上有了“動搖”和“滑坡”。他們在“國家忠誠”與“宗教忠誠”之間有了認知差異、面對著兩難選擇,天主教會性質所決定的“跨文化”、“跨國度”的“認同感和效忠感”使之頗受心理煎熬。這種政教關系、尤其是天主教的“主教敘任權”問題本為其歷史上的政教難題之一,其分歧和爭議正在中梵接觸和探討中凸顯。中國天主教所面臨的根本問題及其應有的正常發展,有待于中梵關系的積極解決,依賴于雙方的政治智慧和創造性突破,否則很難走出彼此試探、互不相讓、意見分歧、持續博弈的僵局。2008年5月,中國愛樂樂團、上海歌劇院合唱團在梵蒂岡保祿六世大廳上演莫扎特“安魂曲”和中國樂曲“茉莉花”,教皇本篤十六世公開與來自北京、香港的中方人士甚至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相關人士直接接觸和對話,一時引起中梵關系亦出現“乒乓外交”那樣的戲劇性事件有了“破冰之旅”的輿論,使人們對未來發展走向有了意味深長的猜想。

三、“全球化”與當代中國“教外有教,教內有派”的新動向

面對“全球化”帶來的復雜、多元景觀,中國宗教的最新發展已經不能簡單用五大宗教來涵括。這些宗教已出現一些新的發展,突破了原有的社會存在框架。“教外有教,教內有派”,生成了當代中國社會中具有“自發”性質的宗教“新生板塊”。

從“教外有教”來看,除了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之外,還有較小的、局部分布的宗教如東正教等。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在中國被理解為三種不同的宗教,有著各自的發展及範圍。東正教雖然人數不多,卻仍然合法、自由地存在于中國東北、內蒙古和新疆等地區,亦為阿爾巴金人(俄華混血兒及其後裔)和俄羅斯族所信奉的主要宗教。此外,隨著海峽兩岸關系的改善,一些海外華人“認祖”、“歸根”,相關的一些民間宗教如“馬祖崇拜”、“三一教”等也以“民間信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承認,有著正常的宗教信仰生活。不同地區雖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卻讓這些“民間信仰”以某種方式存在下來,如在福建、浙江、湖南等地,香港、澳門的回歸也帶來了其原有的各種宗教,這些超出五大宗教範圍的絕大多數宗教都有合法地位。

對外開放,各種形式的交往也使國外的一些宗教間接地在中國內地存在並發展。1994年1月,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從而使外國人在中國參加宗教活動得到了許可。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些宗教活動一為屬于五大宗教範圍之內的活動,一般以中國人為主組織,外國人只是參與其中;于是,“外國人可以在中國境內的寺院、宮觀、清真寺、教堂等宗教活動場所參加宗教活動”,如經合法邀請,甚至“外國人可以在中國宗教活動場所講經、講道”。二為在五大宗教範圍之外的宗教活動,即出現了“教外有教”的現象;根據上述法律法規,如果能夠“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對于這些五大宗教之外的宗教,也可以允許“外國人在中國境內進行宗教活動”;他們只是“不得在中國境內成立宗教組織、設立宗教辦事機構、設立宗教活動場所或者開辦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國公民中發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職人員和進行其他傳教活動”。然而,“不得在中國公民中發展教徒”這一點在執行中仍有不少模糊、復雜之處。例如,有些中國人與外國人通婚,就很自然地加入了他們的宗教之中;還有些中國人在境外生活時入了相關宗教,回國後亦會參加相應的宗教活動。這類宗教中當前比較活躍的包括猶太教、摩門教、巴哈伊教等。這些宗教其實早已傳人中國,只是曾一度中斷,而現在正以各種方式恢復起來,其在中國的法律地位則處于合法與非法之間,有待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為了依法管理這些宗教,國家宗教事務局又于2000年9月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實施細則》。

從“教內有派”來看,在基督教、天主教的發展中比較典型。天主教內主要是出現了“忠于教皇”的所謂“地下教會”,形成與愛國教會的抗衡,從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天主教內的團結。顯然,這一問題的根本解決還有待于中梵關系的最終正常化。而基督教的情況則更為復雜。基督教自“宗教改革運動”以來就處于教派林立、不斷分化的狀態之中,“分”與“散”乃其“常態”,而中國基督教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合”與“後宗派”發展則為其特例;雖然這或許代表著“普世教會運動”未來發展的理想,但在當今世界處境中並不實際,充滿張力和挑戰。如果說中國基督教在以往的封閉時期能以一枝獨秀來保持其“潔身自好”,那麼今天在對外開放的“全球化”時代則要經受外界的各種干擾和影響,中國教會必須在這種開放中“經風雨,見世面”,找準未來理想發展之路。

這種“教內有派”的最新發展即人們所關注的基督教“家庭教會”(從嚴格意義上講應是“未登記教會”)的問題。這些林林總總的“家庭教會”游離于“三自愛國”教會之外,有的要求直接找“政府”登記注冊,而不想受到“三自教會”的管束;有的依靠境外滲透勢力而不求合法,無限擴張,要求所謂“絕對自由”的宗教信仰;還有的則是以“家庭教會”為幌子而卷入政治,企圖通過“綁架”群眾,以信徒為屏障來躲在暗處指揮、煽動,唯恐天下不亂。這些“家庭教會”因為沒有登記而處于不合法狀態,但其組織者不少是所謂“宗教維權”人士,他們熟悉國內外法律知識,並以這些知識為武裝來爭取或抗議,試圖取得和維護自己及宗教團體的“合法”權益。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海澱“守望教會”拒絕被取締而采取的行政上訴手段,以及2009年7月前後成都“秋雨之福教會”不服地方政府的處理而出現的抗爭,都是這類問題的鮮活反映。

如何處理好“教外有教,教內有派”的問題,是當代中國宗教在“全球化”時代存在與發展的關鍵。在當今依法治國的時代,這類問題的根本解決途徑就是依法管理宗教。《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在此就涉及對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問題。作為精神信仰層面的宗教信仰與作為社會組織建構和行為主體的宗教是不同的,二者不可相提並論。應該說,宗教信仰自由是承認並保護個人精神信仰、思想認知的“絕對自由”,認可並尊重個人在信仰思想內容上的私人性、內在性和隱秘性,不在思想精神層面加以干涉,真正做到信仰上相互尊重。而作為宗教行為及宗教組織在社會公共層面的存在及行動則只能有“相對自由”,因為這已經不再是個我的內在性、私密性,而涉及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公共關系,故而必須遵守、維護公共秩序和共同利益。宗教作為社會公共團體及社會公開行為,則必須如其他社會團體及行為一樣遵紀守法,服從公共秩序、保護公眾利益,在此已沒有“私利”的獨特性或優杰性。在這一意義上,宗教則應保持其在社會公共層面的公開性、透明性、自覺接受公共監督和法治管理。當然,哪種或哪些宗教可以享受這種“相對自由”,則是可以研究、值得推敲的。至于“教內有派”的問題,則應根據相關的宗教傳統、傳承、特點以及其當前社會處境、形勢來做出客觀、公正的判斷。政府必須維護法律的公正和尊嚴,樹立執法和行政權威,在突出政府的“一體”和統一管理前提下,正視並允許現代社會宗教的多元發展,不要人為地扶持或打壓某一宗教及某一教派,在政治問題上按照政治原則辦理,在宗教事務上尊重宗教規律,原則問題上不讓步,在宗教教義、教派分歧上不人為干涉。面對多元化、多傾向的宗教發展應該積極引導、善于“招安”,從而能夠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達到近悅遠服的積極效果,提高國家的威信,改善與世界各國的關系。

總之,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宗教存在與發展形勢較好,但也充滿變數。處理好宗教問題,也是對我們的政治智慧、執政能力的考驗。其正確之途,則是應對宗教界采取“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態度,與此同時還應大力“加強宗教立法工作,加強宗教法治建設,建立和健全宗教方面的法規體系和執法監督機制”,使宗教工作真正有法可依,能夠依法而行。

http://iwr.cass.cn/zjyzz/201011/t20101108_3109604.shtml

作者︰ 卓新平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