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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關于中國宗教問題的戰略思考

2018年12月13日 23:35:00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編者按]宗教是我國現階段社會中的客觀存在,宗教問題在社會轉型時期尤為重要,但由于其高度的敏感性與復雜性,過去一直是關心的人多,發言的人少,缺乏足夠的討論,更缺乏相應的可供選擇的對策研究。為此,本刊曾發表過劉澎先生對我國宗教的定性與定位、政教關系、宗教立法、設立宗教特區及家庭教會等一系列問題的分析與建言(詳見本刊第25、29、32期),這些文章發表後,引起了有關各方的廣泛關注。此文是劉澎先生關于宗教問題系列論述的新作,希望以此促進學術界對宗教問題的討論。

    一、宗教在社會轉型時期的作用

    現在中國大多數民眾的溫飽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但隨著貧富差距的加大和社會不公的急劇加深,人們的精神信仰和心理狀況卻出現了嚴重的饑渴和失衡,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信仰缺失成為最重的心靈疾患!今天的中國在精神與道德方面的危機,顯現出各種令人發指、匪夷所思的亂象,正氣不張、各種丑惡現象叢生不斷,不是因為貧窮,而是因為人們失去了信仰!中國盡管在物質上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物質的繁榮無論如何不能代替精神與信仰的缺失。

    針對這種狀況,中共在處理信仰問題時可以把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分開,把黨對黨員的信仰要求與普通人的信仰標準分開。黨要做的是教育黨員有自己的政治信仰,每個公民個人也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如果中共在個人信仰層面上放開,把宗教作為個人私事對待,黨就會實現與各宗教在意識形態上的和解,各種宗教就可無障礙地與黨合作,協助黨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的目標。黨會因此而獲得國內各種宗教信仰的人和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的中華兒女廣泛的認同與贊賞。個人有了信仰支柱,特別是宗教信仰,就會重塑道德底線,國民素質就能在整體上提高。

    國家應該允許多種宗教並存,放開對宗教的限制,不實行政教合一、不設國教。由于多種宗教同時發展,宗教間的競爭可以有效地防止任何一種宗教成為國教。中國的國情決定了宗教在中國必定是多元化的,個人的宗教信仰選擇是多樣的、分散的。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協調者和維護者,國家應允許宗教在法律範圍內競爭、發展,保護民眾對各種精神信仰產品的自由選擇權。

    此外,黨可以把公民倫理道德教育的責任和精神產品的供應作為私人事務交還給宗教(如同中國古代和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做法一樣),個人的道德教化由宗教承擔,行為由國家依據法律制約規範,改變黨作為最大的精神信仰產品提供者的角色,如果上述目標能夠實現,中國社會精神與物質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將會得到極大的緩解。

    另一方面,還應該看到,宗教雖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社會矛盾,具有倫理和道德的約束作用,但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的唯一途徑,我們應該使用各種方法治理社會。法制是從外部對人的行為進行控制,宗教是從內部讓人自律,提高人在信仰上、精神上的追求,讓人自覺地遵守法律,減少社會沖突。如果沒有法律,宗教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沒有宗教只有法律,法律沒有價值觀的支持,就會形同虛設,因此宗教和法律不可偏廢。在社會轉型時期,我們要有法律,更要有宗教,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相關聯的,不可單純的強調一個而否定另一個。社會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綜合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各種因素是經過整合後同時發揮作用的,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忽略更不能否認宗教的價值。宗教,作為許多人的一種信仰體系與精神支柱,在社會轉型時期無疑起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二、家庭教會的公開化與合法化問題

    家庭教會是中國社會中的一個奇特的宗教-社會現象。家庭教會在經歷了一個痛苦曲折、備受打壓的階段之後,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新階段,信徒人數遠遠超過三自教會。但家庭教會合法化的進程始終很艱難。近兩年有人開始討論家庭教會合法化的問題。合法化通過什麼途徑和方式實現?家庭教會的辦法是,欲合法化,首先要從公開化做起。其實,家庭教會作為一種存在,甫一出現政府就知悉,它並不是以不為人知的方式秘密存在的。中國的家庭教會實際上已經存在了數十年,只是不為政府管理部門所承認。

    這就如改革開放之前,那些從事商品流通而又沒有取得執照的人,被稱為投機倒把分子一樣。改革開放之後,黨中央號召大力發展經濟,鼓勵和支持搞活流通領域,個體戶與民營企業獲得了法律保護。原來所謂的“投機倒把分子”所做的仍是把甲地的東西賣到乙地,把南方的東西賣到北方,他們做的事情沒有改變,但他們的行為卻從“投機倒把”變成了“搞活經濟”,他們的身份從“投機倒把分子”變成了“個體戶”、“民營企業家”。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就會發現,是政府而不是“投機倒把分子”發生了改變。政府如果不改變對他們嚴格限制、嚴厲打擊的政策,他們不敢公開活動,他們無法公開活動。因此,所謂家庭教會的“公開化”,實質在于掌握主動權的政府一方逐漸改變了態度,在事實上承認了家庭教會的存在。沒有政府態度的轉變,家庭教會剛一露頭就被堅決打擊,它自然就難以公開化了。

    另一方面,政府態度的轉變也是在與“非法宗教組織”長期斗爭中總結經驗的結果。政府過去對家庭教會堅決不予承認,運用各種各樣的手段試圖消除它的存在,但事實證明這些努力都難以奏效,全國沒有一個地方的家庭教會因為受到限制、打擊而減少,更不用說被徹底清除了。打擊數十年未見成效,這就意味著過去的思路和判斷存在問題,需要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政策。家庭教會也在數十年的曲折經歷中變得更加成熟、更富有經驗,更加敢于公開表達和堅持自己的信仰實踐。現在全國各地絕大多數的家庭教會與政府管理部門之間不存在嚴重對峙的緊張關系,各地政府雖然沒有公開承認家庭教會,但一般也不阻止家庭教會的活動。所謂“公開化的路就在腳下”就是指在這個大背景下,家庭教會現在有了比過去更多的選擇與自由。這是社會進步的一個表現。

    至于“合法化”的定義問題,有狹義和廣義的理解。狹義的合法化是為法律所認可。被法律認可,即合法;法律不認可,即不合法、非法。然而,家庭教會這樣一種不為國家所承認的組織卻能長期存在,原因何在,值得思考。

    家庭教會不符合國家現行的宗教管理政策、不符合國務院的《宗教事務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及各省市的地方宗教法規。它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不是基于現有的法律法規,而是基于數千萬認可它的龐大的信徒民眾。如果不能獲得信徒的認可,它的存在將很困難。如果所有的人只要發現它,就都譴責、抵制、舉報,它就無法藏身、無法存在。相反,如果它得到了大量民眾真心實意的支持,民眾就會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幫助它,讓它存在于千百萬民眾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民眾的智慧和力量是無窮的,政府要打擊它,就意味著要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與民眾為敵的人民戰爭。中國有沒有必要展開一場以消滅基督教家庭教會為目標的戰爭,能不能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中取勝,結論是顯而易見的。

    在中國國內,人人都知道家庭教會是未經政府批準的宗教團體,但仍然有數千萬人敢于冒參加“非法宗教組織、非法宗教活動”的風險加入家庭教會,原因非常復雜、非常深刻,執政者需要認真反思。這個事實至少說明,政府關于“宗教團體的成立應當登記”的政策缺乏社會認同,沒有社會基礎,形同虛設。在民眾的心目中,家庭教會的活動是合法的,這個合法性遠遠大于政府公布的《條例》。這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社會合法性,無論政府如何宣傳“三自”,如何限制、禁止、打擊家庭教會,民眾並不認同,社會輿論也不認同。民眾對家庭教會自有他們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認知,這就是“公道自在人心”,是廣義上的合法。

    民眾理解的“合法性”的概念又是從何而來?如果深究起來,就回到前文所言的民眾對黨和國家的基本宗教政策的理解上了。中國已經在憲法中聲明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信仰宗教的人會發問,國家宣稱宗教信仰自由,為什麼家庭教會就不合法?不合什麼法律?如果不合法,憲法上又為什麼如此規定?實際上,中國現在還缺乏一部具體的關于宗教的法律,而且違憲審查機制也尚未建立。上述民眾對國家宣稱的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是直觀的、質樸的,同時又是大規模、廣泛存在的。民眾自己得出的結論是無需討論也無從討論的。現行宗教政策、宗教管理體制與憲法的脫節在此暴露無遺。盡管政府宗教管理部門一再申明《條例》正是按照憲法、法律的規定制定的,但民眾並不認同,而是堅持以憲法精神來理解和看待家庭教會的合法性。基于此,政府宗教管理部門對家庭教會屬于“非法宗教組織”的定性實際上是不成立的。且不論家庭教會在教義上是否正統,在倫理上是否佔領了道德的制高點,在功能上是否有助于人的心靈平安,僅從技術層面上來說︰如果家庭教會不合法,那究竟是不合乎宗教局、公安局的部門規章、國務院的《條例》,還是違反憲法?到底憲法效力高還是其他法規效力高?就難以自圓其說。任何政府官員要和家庭教會辯論其合法性,無論對錯輸贏,都已經失去意義。因為辯論本身就是對它的一種承認,政府已經先輸一半;如果不辯論,則是對其存在的默認;如果繼續打擊,則要考慮國家是否能夠承受大範圍內打持久戰的成本及打擊的後果,考慮與國家的當務之急和根本利益的關系。

    由此可見,家庭教會合法性的問題在法理上非常復雜,但也可以非常簡單??如果中國關于宗教的立法體系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在憲法和具體的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法規規章上統一的話。如果不統一,人們的理解就仍然是它在憲法上是合法的,它在管理上是非法的。究竟合法不合法,見仁見智,但這並不影響家庭教會的實際存在。

    現實生活中也有一些情況恰恰相反,比如某些嚴重違背社會倫理道德的丑陋行為,在法律上明顯是非法的,社會上無一人為其叫好,但在基層管理上卻是受保護的,某些地方的執法者甚至還和從事這些活動的人有密切的共謀關系,甚至參與經營、參與分利。這種情況廣泛存在,眾所周知,民眾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在現實生活中,大家都明白什麼是合法的,合乎什麼法規。家庭教會合法化的問題很重要,但難以在目前的宗教立法體系下進行規範,如果一時解決不了,也不會因此而產生足以影響其存在與發展的合法性危機。家庭教會存在的關鍵在于民眾的支持與認同,當家庭教會合法化問題轉換為一個與相當數量的民眾的利益有關的問題時,矛盾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

    所謂矛盾的性質發生了改變就是說當執政者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群體的時候,對家庭教會的任何負面界定都失去了作用,因為執政者面對的是民眾,指責民眾不好、民眾錯誤是沒有意義的。有意義的是執政基礎的廣泛和深厚程度,是受到削弱還是得到增強;是否要把家庭教會成員從政權基礎中排除。批評家庭教會,指責家庭教會的成員,給他們貼上種種標簽,這或許符合書本上的概念,但在現實中是否真有利于鞏固政權呢?當家庭教會這種民間宗教組織成為一種普遍的客觀存在的時候,關于它合法與否的討論就失去了意義。有意義的是對于這些活躍在現實生活中的宗教團體、宗教信仰組織者,政府如何建立與他們的良好關系。

    值得指出的是,關于家庭教會合法性與合法化的問題,還有一個與執政者的邏輯關系問題。政府管理部門經常將家庭教會稱為“非法宗教組織”,將家庭教會的活動稱為“非法宗教活動”,這種稱謂是為了表明家庭教會不具合法性,是“非法”的,從而為政府管理部門對家庭教會的限制、清理、打擊提供一個合理的“名分”,使自己的行動“名正言順”。但這種提法本身,也制造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嚴肅問題︰政府管理部門與家庭教會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關系?為什麼各級政府要對各地普遍實際存在的家庭教會這一“非法組織”奉行一種長期容忍它存在,既不承認它的合法性,又不對它進行取締的矛盾政策?如果家庭教會是“非法”的,那麼政府為什麼容忍“非法組織”存在數十年而不作為?數十年來家庭教會發展越來越多,打擊的效果何在?政府管理部門面對“非法組織”究竟采取了什麼行動?如果家庭教會不是“非法”的,為什麼數十年都不承認他們?不讓他們合法化?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如果有人在某市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質詢,問某市宗教局對某市存在的家庭教會負有什麼責任,是什麼關系,數十年來,為什麼既不承認,又不取締,政府對家庭教會究竟準備采取什麼措施,宗教局到底履行什麼職能等等,政府可能很難自圓其說,給出滿意的答復。因為根據憲法,政府的職責不是消滅宗教,不是發展宗教,也不是與“非法宗教組織”保持“不戰、不和、不承認、不取締”的奇怪關系。宗教管理部門經常聲稱自己的任務是管理宗教事務,為宗教團體服務。但是面對“非法宗教組織”,宗教管理部門如果既不能取締,也不提供服務,宗教方面又有大量長期難以解決的現實問題存在,民眾就有理由質疑設立這一機構的意義到底何在。

    所以,家庭教會合法化和公開化的問題,對政府而言,應做的是完善法治,通過試辦宗教特區,做到把所有的宗教組織逐步公開化、合法化,納入到法治框架中,然後由它們在宗教市場上合法競爭,而不是一方面指責家庭教會是“非法組織”,一方面又繼續維持自己與“非法宗教組織”之間那種奇怪尷尬的關系。

    三、關于宗教內部的治理問題

    目前三自教會的特點是諸侯割據,群龍無首,從而導致各地兩會(指“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基督教協會”)成為權力尋租的舞台,不斷出現權力爭奪現象,官僚化和科層化越來越嚴重。各種社會上的腐敗現象,教會里也同樣出現,已經成立五十多年的三自教會並不是一塊“淨土”。與此同時,家庭教會卻生機勃勃、發展迅速。很多人對此憂心忡忡,難以理解。同樣的基督教信仰,不同的教會,一“官”一民,差別何以如此之大?

    這一問題的答案,須到宗教存在的方式與宗教管理體制中尋找。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不管是三自教會還是家庭教會,都是基督教在中國社會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它們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其歷史必然性。一種宗教、一個教派,具體到三自教會或家庭教會,能否存在和發展,應該在宗教市場上接受考驗。如果一個教會深受信眾熱愛,就表明社會需要它,它能滿足民眾的需求,有其存在的理由。不管別人承認與否,它都會存在。如果一個宗教、一個教派在一個地方無法立足,只能說明它不適應社會的需要,不符合當地民眾的要求,它被淘汰就是自然的。

    從宏觀上看,在某個特定的範圍內,一個國家,一個省,一個市,或一個縣,宗教的供求是有一定規律的,一定範圍內的總人口對宗教的總需求是有限度的。一個地區有一萬人,該地區不可能容納一萬個教會,一千個也困難,通過大力鼓勵也達不到。但反過來,不鼓勵並不會導致無人在此地開辦教會,一定會有人開辦,這是一個社會的客觀需求,並非人為所能禁止。比如,在一個地方建一個飯店,有200個客人入住;如果其他因素不變,建十個飯店,每個飯店平均只能入住20個客人;建20個飯店,經營就都難以為繼。此地的住宿市場規模大小,有一定的規律,並對能夠經營的飯店數量構成限制。但是如果禁止飯店的存在,結果就會出現地下接待場所,有住宿需求的人就會用我們想不到的方式、不願意看到的方式、不被承認的方式尋找住宿場所、解決住宿問題。市場的存在是一種客觀的社會需求,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宗教信仰是一種精神需要,供求也有一定的規律。不允許宗教存在,違背現實;過多的宗教組織、過多的宗教場所,也難以持續存在。至于什麼樣的宗教組織能夠存在和發展,應該由宗教市場決定,由此地有信仰需求的人決定。如果此地的民眾有此需求,該種供應就有存在的道理;如果此地的供應大于需求,或者說供應是劣質的,就會有其它的形式、其他的產品來取代它。宗教組織要想生存就要靠競爭,接受廣大宗教信徒的檢驗。一旦宗教市場放開,各種宗教在競爭中就要通過自己提供的宗教服務來取勝。

    那麼,宗教市場放開了之後,會不會混亂?出現販賣假貨的、謀財害命的,如何對待?不用擔憂,開放了宗教市場以後,那些不能和社會相適應的,不能滿足信徒民眾需要的,內部管理混亂的,丑聞不斷的,騙錢騙色的,不遵紀守法的組織會自然而然地在宗教市場中被淘汰。如果一個教會不能以積極的、合法的方式進行競爭,如果辦教會的目的不是為了信徒服務,而是另有其它意圖的話,一定會在宗教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它被淘汰出局和政府毫無關系,不應抱怨他人,這是它自身的問題。不管是三自教會還是家庭教會,還是其他的教會,在宗教市場上平等競爭,關鍵是看能否得到信徒的支持,而不是依靠國家、向國家尋求支持。

    國家要堅決停止向任何宗教、任何教派、任何宗教團體提供政治支持、財務支持,同時要完善各種有關宗教的法律,維護法律的尊嚴。不應造成︰是“三自”的就可以有特權、是家庭教會的就受到打擊。而應該是守法者受到保護,違法者受到懲罰。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分宗教、教派、團體。政府不應該介入到對于宗教性質的判斷中(例如,該教是否為純正的宗教、是否為邪教的判斷),國家不是宗教裁判所,也不具備對宗教進行裁判的宗教權威,國家是法律的執行者。一個宗教團體的優劣,歸根結底應由法律、信徒、宗教市場決定。如果違法,就用法律制裁。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衡量是非的標準問題。而與政府職能部門的人情關系、與政府官員的人脈關系、教會成員個人的過去經歷和遭遇,都不應該是衡量一個宗教團體好或壞的標準,不能作為宗教團體或宗教行動受法律保護或打擊的理由。

    但到目前為止,某些宗教團體一直受到國家的強力支持,不僅有政治支持,而且有財力支持。對政府來說,這並不是一個明智的對待宗教的做法。國家向某個或某些宗教、教派、宗教團體提供支持的時候,實際就是打擊了其它的宗教、教派、宗教團體。無法做到平等的對待所有的信教者,結果只會造成親一派、疏一派,將自己陷入混亂和被動當中。對宗教團體來說,受到支持的難脫“官辦宗教”的嫌疑,後遺癥很多;受到打擊的也不一定就會消失,甚至反而可能會因外界刺激而發展得更快。結果是國家的錢越花越多,問題與矛盾也越來越多。中外政教關系的歷史早已證明,世俗政權試圖利用國家權力與財政,操縱、控制、影響宗教的做法無一不是短視的,只能為自己制造麻煩。保持政權穩定,社會長治久安的最好辦法是政教分離,同時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體系,保證宗教市場的有序競爭。有了完善的宗教立法,在法律框架下運行的宗教組織受法律保護,不遵守法律的宗教組織和個人,就要受法律的制裁。如此,每個宗教組織都會有強大的生存壓力,能更清楚地意識到︰生存就要競爭,競爭就要合乎規則。各個宗教、各個教派組織就會競相強化自身的內部管理,提高自己在宗教市場上的競爭力,用行動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優勝劣汰,市場競爭的結果是可最大限度地調動宗教組織為社會做貢獻的積極性,實現宗教組織內部的自治自立,受益者是信徒、宗教團體、社會和國家。所以,法治是解決宗教管理問題的根本之道。

    關于三自教會內部的權力斗爭、以權謀私問題,原因要從體制和制度安排上尋找。教會內部的權力斗爭,其根本原因是由體制造成的。三自教會在某種意義上是宗教領域內的國企,它是由國家主導、國家支持的一種宗教組織存在模式。這種組織形式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為了反帝愛國的政治需要設計的,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和時代印記。但事物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六十年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這種國企模式的宗教組織形式的種種弊端日益凸顯,已經嚴重不適應當今社會的發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和阻礙了黨和政府與基督教信教民眾的關系。所謂“權力尋租”與“群龍無首”,是因為三自教會的各級負責人最主要的考慮點不是如何建設好教會,而是和負有管理支持職能的各級政府管理部門領導人如何拉近關系,認為只要與官員的關系拉近,其他的事情都不在話下。因為“三自”負責人的權力、政治支持、財務支持、合法性來源于政府而不是信教民眾。這就導致了其不可能以民眾的感受和需要作為決策的出發點。為了取得權力、保持權力、獲得更大的權力,“三自”負責人必須與權力來源者和經濟供應者保持人情關系。此種權力來源機制,必然導致三自教會負責人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拼命取悅上級。欲掌握權力者不用在民眾中做見證,要做的是在權力供應者面前排斥、打敗其他的競爭者、挑戰者。這是三自教會無休止的內部權力斗爭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一旦在權力斗爭中取勝,取得了政府在政治上的信任與支持,教會負責人便可把教會當成自己的私人領地,在教會內部為所欲為,把教會當成“機關”來辦,把宗教負責人的職務當成“官”來做。由于已經得到了政府宗教管理部門的認可,各級“三自”的財務是不受政府工商、稅務、審計、公安等部門監管的。出于對“非法宗教組織”和“境外宗教反華勢力”進行政治斗爭的需要,政府宗教部門還必須依靠各級“三自”領導人,甚至需要讓他們進入各級人大、政協,給他們提供必要的政治資本。作為交換,他們需要做的是在政治上按政府宗教管理部門的意思連續不斷的表態和在教會內部貫徹落實政府的意圖。數十年來,由政府宗教管理部門通過三自教會負責人控制教會的模式始終沒有改變,“三自”領導權力不受民眾監督造成的專權與腐敗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教會內部的各種問題也就在所難免。而政府管理部門衡量各級三自教會領袖的標準主要是從政治上著眼,教會內部的一切都要服從政治需要。一個在政治上堅決“听黨的話、跟黨走”的人,是不會因為其他問題倒台的,至于此人是否具有宗教造詣,信仰是否虔誠,民眾基礎如何,教會事業開展得如何,則不是政府管理部門考慮的問題。

    上面談到的這些都是我國舊的宗教管理體制下必然產生的弊端。全世界凡是由國家主導、由政府提供財務支持的教會都存在這樣的弊病。以德國為例,德國有很多教堂歷史悠久、輝煌壯麗,但是教堂內信眾寥寥、門可羅雀。為什麼良好的設施、完善的設備、悠久的歷史不能吸引信徒?就是因為這些教會是國教教會,是宗教里的“國企”,缺乏活力。德國的宗教政策是由國家征收教會稅,再將征收來的巨額教會稅分配給各級路德教(國教)教會,這些教會的神職人員講道如何,教會侍奉如何,跟他們的薪水毫無關系。有多少信徒來教會,有多少人听他們講道,他們拿的錢都一樣,衣食無憂。在這種情況下,教會只是一種形式,民眾之所以要交教會稅,是因為國家規定了這樣的稅收政策。

    英國也存在同樣的問題,英國國會上院里有英國國教聖公會的大主教,英國聖公會控制著英國所有古老輝煌的教堂,但聖公會的人數一直在下降,神職人員在減少,教會處于嚴重的衰落狀態。與此同時,基督教的非國教團體卻在英國蓬勃發展,充滿了活力。英國國家教會的例子說明國家扶持宗教的結果反而弱化了該宗教在宗教市場上的競爭力。

    美國的情況正好相反,我們都知道美國的宗教影響很大,教會很多,許多教派都是源于英國和歐洲大陸的。為什麼源于歐洲的宗教在歐洲衰落卻在美國興旺發達?這不是因為美國政府對宗教的支持,恰恰是因為美國實行了比較徹底的政教分離。這個事實說明政府如果長期支持教會,最後的結果一定會弱化教會,降低宗教的競爭力。政府如果和宗教分離了,宗教雖然要經受痛苦的考驗,但通過市場競爭,最後必定會使優秀的宗教組織勝出,勝出的宗教組織一定會對全社會,包括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作出相應的積極反饋,使全社會成為宗教的受益者,宗教內部的腐敗與混亂就會最小化。這和實行國教、躺在國家身上依靠政權扶持的宗教恰恰相反。

    再看中國的家庭教會,家庭教會作為一個組織,權力斗爭與謀取私利不是其主要問題。這主要是由權力來源決定的。家庭教會的特點是其創立、發展均與政府無關,教會負責人不是政府任命的,其權力來源與經濟支持完全來自信徒,如果信教民眾不滿意,家庭教會領導人就會立刻失去支持,教會立刻不復存在。因此,家庭教會負責人的著眼點不在如何取悅上級,而是如何滿足信徒的要求。在家庭教會本身尚未取得合法身份的大背景下,如何生存是第一位的問題。如果有人在家庭教會內部爭奪權力與謀取私利,必然影響教會的生存,最終只能被民眾拋棄。在財務管理上,過去在政府高壓下某些地區、某些教會為了安全而采取的家長式獨裁式的個人管理方式,已經不可能為今天的教徒所接受。家庭教會內部普遍實行的是由教徒代表參與教會管理的透明度較高的內部治理模式,一個以欺騙民眾謀取私利為目的的家庭教會是難以維持的。

    比較了不同國家、不同類型的宗教組織之後,可以看出,國家只有改變對宗教的管理體制,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開放宗教市場與建設法治、維護法治上來,嚴格實行政教分離、完善宗教立法,才能有效地解決宗教方面的問題。一旦國家停止對所有宗教組織、所有教派的政治、經濟支持,宗教組織為了生存,必然會進行嚴格的內部治理,如此才能吸引信徒,提高宗教組織的競爭力,才能保證其在宗教市場上的存在。不管是“三自”的還是家庭的,還是什麼其他派別的教會,生存和發展的前景,只能取決于講道的質量如何、內部治理是否廉潔、嚴格、符合教義、能否得到信教民眾的擁護、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如果上述所言做得好,教會就能得到健康的發展,教會內部就不會亂象叢生,權力斗爭、營私舞弊的腐敗現象就難以滋生。

    換句話說,我們要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讓宗教回歸宗教,卸下教會身上過多的政治承載,讓宗教在宗教市場上接受宗教信仰者的檢驗,在社會公共生活中接受國家法律的規範,這也是廣大信教民眾的共同願望。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功經驗表明,中國宗教領域里面的問題,包括宗教管理體制問題,三自教會的問題,家庭教會的問題,都必須用改革的思路,通過改革開放,完善法治來解決。任何拒絕改革、因循守舊、維護舊體制的做法,無論有多少理由,下多大工夫,都不可能解決中國宗教領域中的問題。對教會而言,三自教會也好,家庭教會也好,只是現階段社會的產物,未來誰能在中國得到發展,必須經過宗教市場的考驗,必須符合社會與時代發展的需要,否則只能被淘汰。

    四、宗教的國際交流

    當今世界處于一個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我國宗教與世界各國宗教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擴大,但宗教交流屬于民間交流,不是政府交流。這是宗教國際交流的發展趨勢。實際上,世界上信仰各種宗教的人一直在交流,各種宗教都想擴大影響,都希望在宗教市場上有更大的份額。“9•11”之後,宗教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與影響也越來越大。中國現在也在世界範圍內推廣孔子學院,擴大中國軟實力的影響,中國向別人宣傳,別人也沒有停止過對中國的宣傳。從古到今,宗教的國際交流從來不考慮國界,從來沒有停止過,沒有必要阻攔,也無法阻攔。

    就某些具有國際背景的宗教而言,國際間的宗教交流也是信徒表達其宗教信仰的方式之一,政府無需反應過度,過于敏感。以基督教為例,全世界的基督教團體相互間都存在著某種聯系,但這種聯系並非從屬性的或組織上的關系。中國的三自教會、家庭教會與國外的基督教組織都有各自的往來關系。但無論三自教會也好,家庭教會也好,他們與海外的聯系主要是宗教上、精神上的。掌控包括家庭教會在內的中國基督教事務,決定中國教會發展方向的,是中國人而不是外國人,更不是外國政府,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三自教會、家庭教會的經濟實力都在迅速增長,他們並不需要來自國外財政上的支持。中國教會與教徒同其他國家基督教團體、基督教信徒的聯系,沒有也不會改變他們作為中國良好公民的身份。但如果他們不能正常履行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的境遇將會受到國際上其他基督教徒的高度關注。

    關于基督教的國際交流,還有一個被常常高度政治化了的關于西方“宗教滲透”的問題。有人說西方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家庭教會就是西方宗教滲透的結果,是境外反華勢力對中國進行西化、分化的結果。這個結論有無科學依據,我們可以用家庭教會的有關數據加以說明。關于中國家庭教會的人數,有二千萬一說,有五千萬一說,還有八千萬甚至一個億一說。不管有多少,即使只有一千萬(恐怕很少有人相信這個數字),我們要問幾個問題︰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財政力量能創立一個一千萬人的組織並維持其常年存在?把一千萬不信基督教的人發展為基督徒,需要多少傳教士花多少錢,工作多少年?從1860年到1949年,各國基督教派遣大批差會和傳教士在華傳教,只發展了76萬基督徒,在改革開放允許外國人來華後短短的30年中,美國有能力發展一個擁有一千萬人的“非法宗教組織”家庭教會嗎?況且,家庭教會的人數不可能只有一千萬,如果它是二千萬、三千萬、五千萬呢?哪個國家的政府或者宗教團體有能力維持這個龐大的存在?

    顯然,這是一個常識就可以回答的問題。中國社會如果沒有基督教家庭教會發展的內因,沒有家庭教會傳道人自己的努力,家庭教會今天的發展是不可能實現的。把基督教,特別是家庭教會發展的主要原因歸結為西方宗教滲透的結果,歸結為外部因素作用的結果,是沒有科學依據的,背離了辯證唯物主義關于“決定事物矛盾變化的主要力量是內因而不是外因”的基本原理,它以“極左”的面貌出現,抹殺和掩蓋了國內宗教管理體制的弊端、社會轉型時期社會沖突的激化與人們對精神信仰需求的不平衡之間的矛盾,是階級斗爭時期大家耳熟能詳的八股文翻版,除了嚇人嚇己之外,對解決現實問題並無意義。因此,在宗教領域應該如同其他領域一樣,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貫徹黨關于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相信民眾,相信包括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絕大多數,發揚民主,依靠法治,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方向。解決宗教方面的問題,應該從我們的體制與管理上尋找原因,以積極的態度回應社會與時代發展的需要。

    五、中國宗教管理體制改革的時機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民主與法治有了極大的提高,也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全世界面前提高了中國的威望。但宗教領域的改革與法制建設,卻相對比較滯後,基本上延續了過去的管理模式。但晚改革也有後發優勢,現在如果在宗教領域展開改革,可以說比過去面臨更有利的條件︰無論是中國的經濟基礎還是政治基礎都比過去明顯成熟;絕大多數中國人贊成改革開放,民主與法制的理念深入人心。如果說改革開放意味著用市場經濟和法治取代計劃經濟與人治的話,那麼現在宗教領域也應該進行改革開放、實現法治。

    解決宗教方面的諸多問題,再也不能依賴從蘇聯搬來的舊的宗教行政管理體制,不能依賴計劃經濟時期傳統的行政管理模式,也不能依賴出台更多更細的行政管理條例,而應徹底轉換思路。宗教方面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缺少一部《宗教法》,無法可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法治國家,宗教不能例外,我們必須在宗教領域實行法治,宗教管理體制改革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從操作層面上說,進行改革最好是在沒有外來壓力的情況下開始。目前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不斷提高,甚至原來我們認為世界上最發達最強大的美國,因為種種現實的原因,也很願意保持和中國的良好合作關系。雖然許多國家包括美國與我國在多個領域存在摩擦,但這些矛盾是國與國交往中的正常狀況,可以通過對話協商解決。中國現在並不處在明顯的外敵壓迫與威脅之下,有一個相對安定的國際環境,中國要走向世界,要擔負起一個世界大國的責任,要維護世界的發展與穩定,就必須向一個開放的世界展示中國的自信心。改革舊的宗教管理體制,是向國內外顯示執政者自信心的極好方式,是中國政治穩定的表現,會贏得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擁護和國際社會的肯定。如果此時不在宗教領域實行改革,不用法治的方法解決宗教領域內的問題,反而一味堅持用行政手段控制、管理宗教的舊思路、舊模式,宗教方面的問題不僅不能得到妥善處理,反而可能會與其他矛盾、其他問題攪在一起,變得更復雜、更激化,解決起來難度更大、代價更大。

    六、未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

    基督教在中國發展到今天,並不是因為基督教有超強的“欺騙”能力、依靠某些“伶牙俐齒”“巧言令色”的騙子欺騙民眾的結果。基督教也不是洪水猛獸。基督教很早就傳入了中國,但由于多種原因,一直沒有發展起來,反倒是改革開放以來,基督教才在中國有了較快的發展,這個現象很值得研究。

    很多人看到了基督教的發展,大聲疾呼基督教的發展會沖擊、取代中國傳統文化。有人因此提出了“宗教生態平衡論”,主張大力挖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發揚扶持中國宗教及民間信仰,以便抗衡來自基督教的文化沖擊與宗教威脅。

    那麼,基督教是否真的會沖擊乃至取代中國傳統文化、本土宗教,中國是否可能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對此,基督教,特別是家庭教會的感覺恰恰相反,因為他們現在還處于不被政府承認的“非法”狀態,合法身份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他們現在要爭取的是與其他宗教同樣對待的平等權,還談不上具有“威脅”別人的資格。基督教作為一個整體,在社會上感受得更多的是政治上被歧視,發展上受限制。

    盡管基督教與政府的關系很微妙,家庭教會還沒有一個合法的“名分”,某些地方基督教家庭教會與政府管理部門的沖突還時有發生,但從目前政教關系的發展趨勢看,應該說,基督教在中國未來發展的問題主要不是源于政府,不是政治因素。中國政府雖然過去在對基督教的處理上,有過種種左的做法,但近年來政府對基督教,特別是家庭教會的態度,是趨于務實的。未來政府與家庭教會的關系只會日趨緩和、改善,不會更加對立。未來基督教面臨的挑戰,或者說基督教將來最大的問題,是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關系問題--基督教是否能夠順暢地中國化,使自己變成中國人的宗教,變成中國文化中的一部分,這是基督教需要認真考慮的重大問題。任何一種外來宗教進入中國,都要過是否能與本土文化融合的關。

    以佛教為例。佛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外來宗教,進入中國的時候受到了士大夫知識分子的堅決排斥、批判。可是後來,佛教卻變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從教義、禮儀、組織形式、寺廟建築風格上都實行了中國化,是一個外來宗教向中國文化轉換的成功範例。以至于今天很多人認為佛教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傳統宗教,很少有人把佛教看成是外國文化、外國宗教。

    基督教同樣面臨文化上的接納與轉換問題。基督教如果不能在神學思想、神學理論上中國化,不能產生出中國自己的神學家,則很難讓中國民眾認可;基督教將來在中國的發展就會受到來自中國文化與社會的自然而然的抵制。

    換句話說,基督教以什麼形式在中國存在,以什麼面貌在中國存在,為什麼要在中國出現,對于信教的人來說,可以做教義上的解釋,但對于不信教的人來說,宗教上的解釋是沒有意義的,他需要的是一種行為上的解釋,通過行為審視基督教對中國社會、民族、國家有什麼貢獻。為什麼要接納、相信、支持基督教,民眾只會用自己的標準來回答,來判斷基督教存在的價值。這和政府、政治關系不大,和中國的社會、文化關系很大。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中國不會盲目地機械地照搬任何一種文化、任何一種宗教。任何一種宗教進入中國都要進行中國化,基督教如果無法做到,而是把洋人的東西拿來,照搬西方的一套,那麼即使在政府調整了對基督教的政策以後,整個社會也將會很難接納基督教。

    基督教在港台的發展就是例證。香港並不禁止宗教信仰自由,沒有人禁止基督教傳教,但香港基督徒的人數佔香港總人口的比例不超過百分之五,台灣也沒有限制基督教的發展,但是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也沒有超過人口的百分之五,為什麼在基督教可以自由傳播的港台,信仰基督教的人如此之少?是什麼阻礙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顯然不是政府。

    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基督教在中國未來的前途,應該說,在宗教這個市場中,誰能更好地滿足廣大民眾的精神需求,同時能夠以中國人接受的方式出現,誰就能夠存在、能夠發展。基督教內部是否有一個良好的治理機制,在神學教義的解釋上是否能做到中國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其他宗教是否有一個開放的、尊重的態度,在社會公益服務上是否有適合中國社會與民眾需要的良好作為,這些因素才是影響基督教在中國未來存在和發展的關鍵。

    (作者簡介︰劉澎,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

http://iwr.cass.cn/zjyzz/201012/t20101206_3109623.shtml

作者︰ 劉澎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