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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近代基督教堂建築藝術

2018年12月13日 23:32:28 來源︰ 中國宗教學術網

    一、概況

    嶺南地區的廣州、福州、汕頭、梅州、湛江一帶是天主教活動的重點區域,中國內地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就出現在廣東的肇慶西城外。1583年,利瑪竇(Matteo Ricci)抵達廣東肇慶,“希望得到一小塊地建一座住屋和教堂,在其中祈禱、學習,孤寂冥想,以度時光”。其結果是,“肇慶的教堂恰好坐落在適于實現修建它的目的的地方”,並有一個非常中國化的名字——仙花寺。利瑪竇明智地意識到,要想得到中國上層社會的歡迎,就得以學識淵博者和哲學家的面目出現。于是,他放棄建西式教堂的願望,決定“在這開始階段既不開教堂也不開寺廟,而僅僅是一所講學堂,正如他們之中(指中國儒者——引者注)最負盛名的講學者所做的那樣”。在一封信中,利瑪竇還明確地用中國傳統的“書院”一詞代替了“講學堂”的說法,可見,早期在華傳教士的活動就與傳播學術的場所相聯系,利瑪竇負責其時耶穌會在華的傳教事業,他曾制定一種權宜之計的傳教策略——將基督宗教說成一種近似儒教的教理並使之與科學知識的傳授結合起來,因此得到中國統治階層的普遍認可。1601年,利瑪竇偕同西班牙傳教士龐迪我(Didaeus Pantoja)終于身著儒裝抵達北京,受到明萬歷帝的厚待,賜住于宣武門外。1605年,他建造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南堂,采用的是中國傳統建築風格,但“其主立面在中國建築中屬山牆,致令東方風水先生們大惑不解”。

    據廣東省1919年有關資料統計,全省有天主教堂464所,教徒約10萬人。翌年,全國天主教徒為197.1萬,廣東有12.4萬,佔6.3%,居全國第一位。實際上,曾經建成的天主教堂遠不止這個數字。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華天主教會宗主國的政治及經濟勢力日益衰落,天主教在中國設立教堂的建設活動于20世紀初期基本停止了。由于天主教堂大都建在廣大鄉村,許多都塌毀或消失,殘存者直至現在還等待著修復的機會。近代中國的天主教堂有區域中心教堂和普通鄉村教堂之分,雖然兩者之間的大小規模和裝飾程度相差很大,但普遍重視建築的外部造型效果和施工質量,從建築學的角度來看,其建築藝術特色鮮明,建設水平較高,大多數都是優秀的近代建築作品。

    在近代中國活動的基督新教國家主要是英、美和加拿大等國。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後,香港成為新教在中國的根據地和集散地,英美教會在香港培訓來華傳教士,使他們了解和熟悉中國的情況,一旦條件成熟即派其前往廣東,然後向中國內地進發。于是,香港的教會組織急劇增加,建成許多新教教堂。這些教堂也成了香港頗有特色的建築文化景觀,一直延續至今。

    以美國教會為主的基督新教在嶺南地區的活動非常活躍,廣州、汕頭和佛山是新教的宣教基地,珠江三角洲被納入其傳教區域,接著向韶關、東江、西江和潮汕一帶擴展。到19世紀末,除了粵西南、英德及連州附近等邊遠地區之外,廣東全省已基本被其覆蓋。“在人口稠密的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些通商口岸,幾乎每個鎮都有教堂,宗教文化和影響幾乎達到無處不在的地步。1914年全省有基督教新教教徒48347人,到1919年全省有基督教差會43個,教堂924所,教徒62262人,佔全國基督教新教教徒總數1/6強。”其中,新教教堂的數量比天主教堂超出一倍。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修建聖彼得大教堂耗資過高是新教從天主教中分化出來的緣故之一,所以新教在修建自己的教堂時,不會刻意追求過度的輝煌和奢華。與天主教堂相比,新教教堂更為注重的是建築內部的活動內容,而外部造型則顯得樸實無華,建築裝飾也簡單得多。從建築藝術角度而言,新教教堂的藝術魅力不如天主教堂,建築的精細程度也稍差一些。新教教堂雖然在數量上比天主教堂多,但有許多新教教堂能夠在不改變其形式的情況下改變其功能和用途,而天主教堂則無法做到這一點,實際上,20世紀之後的在華新教差會建設資金投入的重點是教會大學和教會醫院,對教堂的建設反而顯得不那麼重視了。

    二、哥特式樣及哥特復興式樣

    目前,中國現存最大的花崗岩石構築的哥特式天主教堂是廣州教區的主教堂——耶穌聖心大教堂,有著“遠東巴黎聖母院”之譽,亦稱石室教堂。該教堂幾乎具有哥特式教堂的所有構圖元素,既有早期建築風格的彩色玫瑰窗、透視門等,又具中、晚期建築風格的雙鐘樓尖塔等。另外,尖頂拱券、飛扶壁、石束柱等構件運用得得心應手,構圖的完美,比例的準確,使其成為屹立于東方的一個非常純正的歐洲中世紀天主教堂。

    石室教堂位于廣州市區中心的一德路,建築底層面積2200平方米,東西寬32.85米,南北長77.17米,由地面至塔尖的高度為52.86米,是中國現存最大的花崗岩石構築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因該教堂于1863年6月18日聖心瞻禮日正式舉行奠基典禮,故命名聖心大教堂。教堂奠基時曾分別取耶路撒冷聖母墓地河流上一塊岩石及羅馬1公斤泥土運來置于基石下,現可見其東西兩側牆下刻有Jerusalem 1863和Romal863的拉丁文。又因教堂的全部牆壁、柱子都是用花崗石砌造,廣州人習慣稱之為“石室”。該教堂建成後,一直是天主教廣州教區的主教堂。

    由法國工程師設計,是典型哥特式建築風格石室教堂。1863年12月動工,1888年建成,歷時25年。教堂的創建人是法籍傳教士明稽章(Guillemin),後由邵斯接任完成後期工程。該教堂正面是一對高聳的尖頂石塔,象征升向天堂,皈依天主;石塔中間東側是一座大鐘樓,裝有四面大銅鐘;西邊鐘樓的西、南、北三個塔面安裝有羅馬字鐘面的時鐘,東邊鐘樓內懸掛著以聖母瑪利亞命名的銅鐘組;正立面的鐘樓上聳立尖塔,是哥特式教堂建築風格的特征,也是建築造型藝術魅力的充分展現:尖塔為空心的八角形錐體,用石塊砌成,其下是三層樓房,尖塔越往上越陡峭,最後像錐尖刺向蒼穹。巴黎聖母院是法國典型的早期哥特式建築風格,只有高聳的矩形鐘樓,立面遍布精致細的帶有透視感的雕像,耗時費工可想而知,當時的法國人是將一件美侖美奐的藝術品作為祭品獻給了上帝。美國賓夕法尼亞的聖保羅教堂是17-18世紀美國教堂建築流行哥特風格和西班牙風格時的作品,立面已有相當多的簡化處理,連玫瑰窗也取消了,但雙鐘樓尖塔的造型則十分突出。廣州石室教堂保留了巴黎聖母院立面中部的設計手法,立面的兩端的鐘樓則類似聖保羅教堂的做法。很難說該教堂是以哪座已建成的外國教堂作為摹本的,因為它經過設計並曾做過木模型,所以被視為是一座具有創作新意的哥特 建築藝術作品。石室是嶺南地區最有藝術特色的西式教堂,也是中國最優秀的近代歷史建築之一。1996年11月20日,國務院公布廣州石室教堂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7年2月9日修復後再次開堂。像廣州石室教堂如此這般規模和如此純正風格的哥特式教堂,在中國是極少的,比較著名的還有上海的徐家匯天主教堂和北京的西什庫教堂,但後二者均屬于磚石結構建築,其立面設計和規模不如石室。

    近代中國的西方教會勢力早期以法國居于主要地位,所以,20世紀之前的教堂基本上是天主教堂,且多為法國傳教士所建。天主教堂大都建在廣大的鄉村,中法戰爭(即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東南沿海一帶包括廣西、廣東、福建及台灣,教案頻繁發生,許多天主教堂被毀。在廣州等地教案中,“縣級以上較大教堂損失較少,被毀搶者多為鄉村教堂、教民。原因是較大教堂官方已力為保護,鄉村則無力顧及”。中法戰爭之後,法國的天主教會因本國經濟實力問題,只注意維持其教區的主教堂,不再像以前那樣到處興建鄉村教堂,于是,一些鄉村教堂便因年久失修而自然消失,殘留者直至現今才得以修復。相比之下,香港的天主教堂沒有那麼明顯的中世紀哥特式建築特征,更多地表現了與英國相關的哥特復興式樣的設計手法。香港的聖約翰教堂是早期的天主教堂實例,初建于1847-1849年間,1856年進行擴建,由原來的哥特式風格簡化成英國的維多利亞哥特式樣,是香港最早建立基督新教教堂,也是遠東最大英國國教教堂。

    聖約翰教堂平面布局呈十字形,但已不太規則了,估計是擴建而致。該教堂采用西式木桁架結構體系,鐘樓為高聳的矩形雙塔樓,塔樓頂和屋頂的檐口都飾以鋸齒形雉堞,側牆和山牆有大面積的實牆面。對于木構架建築來說,這些處理方法都使教堂顯得更為宏偉而壯觀。此種構圖應是參照了英國國教教堂的形式,其細長的尖拱,各種復雜葉狀及幾何狀圖案的雕刻裝飾的豎窗,又使教堂帶有濃郁的哥特韻味。

    香港曾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是信奉新教為國教的,因此,香港的教堂幾乎沒有純正風格的哥特式樣建築,即使法國的天主教會在香港修建教堂時,采用的也只是略帶哥特風格的形式,一般認為是哥特復興式或新哥特式,譬如伯達尼修院,幾乎只是保留了一點痕跡而已。

    哥特復興式樣的典型實例可見廣州沙面的天主教露德聖母堂。該教堂位于沙面東北角的沙面大街14號,佔地1130多平方米,簡單的巴西利卡式平面,采用中式的南北座向布局,單尖塔哥特式樣,教堂的外部造型由高聳的鐘塔和矩形的禮拜堂組成,入口鐘塔是塔樓與陡峭尖頂結合的方式,裝飾精致,塔樓和禮拜堂的側牆面刻意突出了垂直的尖拱、尖券窗及小尖塔,線條分明清晰,鐘塔的三面均有簡化的玫瑰窗,僅僅做成凹進的圓窗洞形式,禮拜堂的圓形高窗反而保留了玫瑰圖案的符號。由于建築的體量較小,也沒有尖頂拱券、飛扶壁這樣的結構形式。省略技術難度大的結構體系和造價昂貴的彩色玻璃,注重高、直、尖、細的視覺效果,做一些復雜的檐部處理等,都是哥特復興式樣的慣常手法,露德聖母堂的檐下和女兒牆都有淺浮雕式裝飾構件,立面橫豎線條的分割比例也較好地表現了上述設計特點。教堂采用青磚砌築,樓頂為鋼筋混凝土梁板結構,建築室內外均無雕像和壁畫,所有的裝飾線腳是挑磚塑出,室外僅在主立面門廊有花崗岩基座,中世紀哥特式建築的奢華的風氣已蕩然無存,客觀地說,哥特復興式樣在建築技術和建築藝術方面確實是大大倒退,但在其經濟觀念以及強調渲染建築符號特征方面還有其特色。

    三、文藝復興式樣與巴洛克式樣

    嶺南地區的文藝復興式樣與巴洛克式樣教堂首推澳門聖保祿教堂(大三巴教堂)。聖保祿教堂俗稱“三巴寺”,“三”是葡文聖(San)的譯音,“巴”是“保羅”第一個音的譯音,故又稱“大三巴教堂”。聖保祿教堂是學院的附屬教堂,始建于1580年,在1595年和1601年先後兩次失火,教堂焚毀。1602年開始第三次重建,耗銀3萬兩,1637年建成,歷時35年,曾是遠東最宏偉壯麗的天主堂。1835年1月,學院失火,教堂再度被焚,僅存花崗岩結構的石壁。因其石壁極像中國傳統的牌坊,一般又稱為“大三巴牌坊”,現已成為澳門的象征。

    聖保祿教堂是在澳門殘存的惟一的17世紀初期的天主教會建築,也是東亞地區現存的最古老的耶穌教堂。教堂設計者西班牙耶穌會神父卡洛斯•斯皮諾拉(CariosSpinola),1565年生于馬德里,1572年入馬德里耶穌會學校,1576年加入聖母會,1584在羅馬轉入耶穌會,1587年在那不勒斯完成學業,1600年8月到澳門,在耶穌會陽瑪諾神父(Manuel Diaz)要求下設計了教堂的圖案,據說,他沒有看到新教堂的落成,1602年7月後去了日本長崎,此後一直在長崎和京都地區傳教,1622年9月10日在長崎的一次教案中與其他二十余名傳教士一起被燒死。

    由于聖保祿教堂已被燒毀,當時的情景只能從一些歷史記述中窺見一斑,以下是關于室內的描寫:“教堂的屋頂(應為天棚——引者注)是從來也沒有見過的非常美麗的筒拱。中國匠人用曲木細作了美麗的半圓券,並在其上施以紅、藍等各種奇妙的顏色,天棚用方格劃分,在重疊的部分用花和樹葉來裝飾,在終端部稍稍加粗用以收束。”根據這一段室內描寫的情況,聖保羅教堂的天棚設計頗似中國古代建築的藻井,繪制方法和繪畫材料也是中國宮殿建築所常用的,玫瑰花圖案則是天主教藝術的符號。至于該教堂的建築風格,有研究考證說:“從外形上來看,教堂很像葡萄牙在印度帝烏(Diu)和非洲安哥拉和盧安達的同類建築。”也有研究認為:“這座全部以花崗岩建成的聖母教堂的正面石壁以巴洛克式的耶穌會建築展現在人們面前,同時又以相當古樸的裝飾手法而具有一種協調有序的想象力和象征意義,以至于有人說石壁正面的浮雕簡直就是一部天主教的教理問答的形象體現。這種裝飾包含了西方巴洛克風格和東方雕刻藝術的種種成分,從而使葡萄牙、中國和日本的各種風格的藝術表現融為一體。”與中國現有的教堂相比,北京的南堂與聖保祿教堂的立面有些相似之處。

    大三巴牌坊原為聖保祿教堂的正立面。現存的牌坊高27米,寬23.5米,厚2.7米。大三巴牌坊造型為意大利教堂式樣,與西班牙型接近,是文藝復興時期之建築特色。它是在耶穌會建築藝術的基礎上修建的,是耶穌會基督教藝術在遠東發展的結晶。從建築史學的層面分析,大約是文藝復興建築式樣和巴洛克建築式樣的混合體。西班牙的晚期文藝復興建築式樣有一個特征,即結合東方的伊斯蘭教建築的影響。既然聖保羅教堂設計人是來自西班牙的神父,采用具有東方特色的建築和裝飾手法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在巴洛克建築風格的思潮影響下,聖保祿教堂的正立面更顯示了其獨創性和特殊的藝術效果。實際上,出于某種審美偏愛和文化背景的藝術風格更需要個人天賦的發揮,因此,從視覺藝術的角度進行評論還不如宗教藝術的描述更為貼切。

    或許,澳門的聖玫瑰堂(又稱聖多明我堂或板樟堂)更能表現文藝復興式與巴洛克 式教堂的建築特征。聖玫瑰堂始建于1587年,由西班牙藉多明我會傳教士建造的聖多明我堂以及會院。當時的教堂建築十分簡陋,用木板和土磚建成,當地人稱之為“板樟堂”。1859年,有一位馬主教(Jeronimo Jose de Mata)主持重建了該教堂,並直屬玫瑰善會、奉聖母為主保。1997年,澳門文化司署按教堂原貌進行了重修工程。從現有的風貌來看,聖玫瑰堂是一座簡樸而莊重的三開間巴洛克式建築物,有符合規範的經典柱式,嚴謹對稱的立面構圖,配合于巴洛克風格的曲線和花卉裝飾,沒有彩色玫瑰窗,為適應地方氣候,在牆面上還開有西式的綠色百葉窗便于通風,教堂的掛鐘隱藏在百葉窗後面。教堂中部開間上端突出三角形屋頂,一個十字架聳立在中式的瓦屋檐之上。聖玫瑰堂采用西式木結構形式,鋪著中式屋面瓦,建築材料是熱帶地區的木材。在外牆重修時用了淺菊黃色涂料和白色灰泥浮雕,入口廣場鋪著來自葡萄牙的彩色地磚。教堂平面式巴西利卡型制,兩列方柱和圓拱門將內部空間分成中殿及兩側廊,柱頭有簡單的雕花圖案。中殿的祭壇非常華麗,用白泥灰浮雕和螺旋形柱子裝飾,祭壇正中掛有一幅十七世紀玫瑰聖母像,為印葡藝術作品。祭壇高處有一個典型的巴洛克式間斷山花裝飾,嵌有一幅耶穌像,天棚上繪有玫瑰聖母兄弟會的紋章。

    近些年來,澳門對過去的教堂建築進行了較大規模的修復,其中有嘉謨教堂、奧斯定教堂、西望山教堂、主教座堂、望德堂、風順堂等,如此眾多的各式建築風格的教堂集聚在一起,已成為澳門重要的文化景觀。

    香港的聖心教堂也是文藝復興式樣教堂建築的典型實例,由于建造時間較晚,更符合于純正的文藝復興式樣。聖心教堂可以說是嶺南地區教堂式樣轉型的一個標志。1900年之後,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國的演變過程中改變了傳教策略,放棄了強硬的姿態,聖心教堂就是在建築學方面的一個具體反映。哥特式樣建築有其獨特性,也預示著文化觀念的不可調和性,在歐洲本土如此,在中國也同樣如此。而文藝復興式樣建築則有其通用性,屬于一種公共建築類型,意味著人們有其選擇使用的可能性,哥特式樣教堂刻意營造的是一種神秘虔誠的宗教氣氛,文藝復興式樣教堂展現的是一種莊重壯觀的世俗形象。聖心教堂建于1907年,原是嘉勒撒女修道院的教堂,平面為矩形,祭壇突出小半圓形。聖心教堂是規模不大的兩層樓建築,四周以兩層的半圓拱廊環繞,因教堂修建在坡地上,正立面一側是三層外廊,樓的兩端各有一個小鐘樓,高度沒有超出主樓屋頂。正立面最醒目的是兩層高的科林斯柱式構圖,其造型特征可參見法國的凡爾賽宮。從外觀上看並不像是宗教建築,只有彩色玻璃和尖圓形窗提示著一點宗教意味。

    或許是文藝復興式樣和巴洛克式樣傳入中國時,美國在華教會尚有經濟實力,但注意力轉向了學校和醫院建設,西歐在華教會則自顧不暇,維持度日,中國“五,四”運動之後的反基督教思潮,更使得以“耶穌征服異教徒國家”的雄心不復存在,以建築形式來宣告某種文化理念已無必要了。總之,除香港和澳門之外,嶺南地區沒有出現純正的文藝復興式樣和巴洛克式樣教堂。

    四、中西合璧式樣與混合式樣

    中西合璧式建築不是近代嶺南西式教堂的主流,偶有所建,也是無奈的迎合之舉。從建築學的角度而言,中西合璧式教堂反映了一種有創作意識的折衷主義設計理念,其最典型實例是香港的聖瑪利亞教堂。

    聖瑪利亞教堂建設之時,國內的中西合璧式建築已取得相當的經驗,許多公共性建築都冠以中國民族主義風格,教會大學也普遍采用“宮殿化”的設計手法,因此,新建教堂要結合中國古典建築式樣是必然的趨勢,只是如何協調中式建築與西方宗教儀式的關系問題。聖瑪利亞教堂的設計找到了一條很好的途徑,平面仍然是西式教堂慣用的形式,保證了宗教禮拜的儀式需要,立面則選擇了中國古典式牌坊造型。在中國建築中,不管其牌坊代表什麼或為何而立,終究是以一個院落或一個聚落的入口形式出現的,本身就帶有一種神聖的象征意義,將中式牌坊搬到教堂的正立面,其做法與澳門的聖保祿教堂差不多。聖保祿教堂燒毀後,殘存的立面也是被稱為“牌坊”,可見,對于教堂建築而言,正立面形式決定其風格與式樣。聖瑪利亞教堂的正立面設計得相當巧妙,采用了教堂中很少見的第二層作為主入口的方式,有意抬高了入口視線,通過寬台階拉長了禮拜距離,第二層平台借用中國古典建築的台基和欄桿符號形成莊嚴的氣勢,牌坊造型與實牆面的組合又有中式城樓的韻味,故稱之為牌樓。實際上,聖瑪利亞教堂最大的特色也是其正立面的造型“結合了兩種牌樓形式——大門式牌樓和裝飾性牌樓。大門式牌樓凹柱三間一樓頂,柱間有門框和門扇,裝飾性牌樓有七廡殿樓頂。正樓頂屋脊中有火焰珠,兩旁有魚龍吻。兩種樓頂都鋪綠色琉璃瓦,並飾以斗拱。徐敬直在‘中國建築’一書里稱這是‘中國文藝復興式的建築’”。

    在中國20世紀初盛行的復古主義建築傾向,聖瑪利亞教堂無疑是一個很成功設計,尤其是在中西合璧式教堂中屬于典範性作品。采用中西合璧式樣教堂還有香港中華循道公會禮拜堂、廣州惠愛堂、汕頭基督教會磐石堂等,就其設計手法和藝術價值而言,有特色建築不太多,看來兩種不同文化融合並非易事。據廣東省統計資料,中西合璧式樣教堂“兼具中國宮廷式與西洋式建築風格,現存23處,院落外觀紅牆綠瓦,懸山頂,但又有尖頂式鐘樓和哥特式或羅馬式門窗,顯示西方宗教建築色彩”。

    混合式樣是指西方教堂的不同時期構造型元素的混合運用,也是一種折衷主義的設計手法,但其反映的藝術創作意識並不強烈。一種情況是初建時就沒有講究特定的風格,也無意以建築外部形象來昭示某種意志,只要求符合基督教儀式的宣教場所,形式上像一座教堂就可以了,屬于這種情況的教堂大都是新教的教堂,反映了在新教國家所流行的理性實用觀點。在這一方面似乎美國的傳教士做得更徹底,他們幾乎沒有在中國建教堂,而是在教會醫院或教會學校里附設傳教場所。譬如,廣州的沙面基督教堂是一座英國折衷主義時期的新教教堂,建築面積約為280平方米,采用18世紀倫敦大火後重建時的教區小教堂的鐘樓構圖形式,強調水平線條,造型簡潔,但施工不夠精致,

    另一種情況是本來有明確的建築風格,但隨著時光流逝和時代變遷,逐漸模糊了原來的形象,以至于喪失了原有特色,屬于這種情況的佔了現存教堂數量的相當比例,有的改動還比較大,譬如廣州的東山教堂,始建于1909年5月,原來采用哥特式的建築風格,1926年經擴建後成為現在的兩層樓房,基本上改作了小型講演堂的形式,只有已變形的鐘樓和局部構圖元素還保留了原有的宗教建築形象。

    五、結語

    在中國近代建築發展的進程中,教堂也是藝術水平最高的建築類型之一,若沒有復雜的歷史條件與社會背景的影響,其存在價值並不難評判,但以精神功能為主的建築類型,若脫離了有關文化意義的討論,其研究又難以深入下去。國內建築界曾長期回避了對于外國在華宗教建築的研究,這或許是主要緣故之一。當年,利瑪竇創建中國古典建築形式的蓮花寺南堂,借用的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書院場所概念,直到1721年,湯若望受順治恩寵再修南堂時才改為西方巴洛克式建築,而“建築風格的純然西式,亦喻意了羅馬教會在中西文化差異上的不調和姿態”。然南堂再修之時,乃“禮儀之爭”之始,南堂可謂是以建築形式表現了中西文化從相容到沖突的轉折點。今天,當西式教堂建築已失去昔日那種外來文化侵襲的象征性意義了,在嶺南大地上聳立的這些西式教堂,也將成為一種新的歷史文化景觀。

http://iwr.cass.cn/zjys/201011/t20101117_3110330.shtml

作者︰ 董黎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