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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與基督教的對話

2018年12月13日 23:30:20 來源︰

賀麟先生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中提出,中國近百年來的危機,根本上是一個文化的危機——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權,喪失了新生命。所以,儒家思想是否能夠有新開展的問題,就是中國文化能否復興的問題。而儒家思想是否復興的問題,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的問題。而儒學是合詩教、禮教、理學三者為一體的學養,也即藝術、宗教、哲學三者的諧合體,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展開,大約將循藝術化、宗教化和哲學化的途徑邁進︰1、以西洋的哲學發揮儒家的理學;2、吸收基督教的精華以充實儒家的禮教;3、領略西洋的藝術以發揚儒家的詩教。

就本文涉及的主題,在此僅嘗試對賀麟先生“吸收基督教精華以充實儒家禮教”的提法略加探討。我認為,這一提法在理論層面和現實層面都面臨十分嚴重的挑戰。

就理論層面而言,賀先生將儒家思想作為一種整全、諧和的文化傳統,在三個維度上鋪陳開來,但卻僅僅將基督教作為儒家文化一個維度(禮教)上的補充,並要求根據禮教的準繩對基督教“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就忽視了基督教同樣是一種整全的、涌動的文化血脈——它也不僅內在融貫,而且還全面深入到西方社會的各個方面、各個層面。儒家思想若是按著自己的尺度將它從某個截面剖開、“拿來”,它將不會生出任何活力、生機。

就現實層面而言,在西方文化的話語力量如此強勢地沖擊中國固有傳統文化的背景之下,賀先生倡導“儒化西洋文化”來拯救中華文明,過于空疏、浪漫,容易落成中國人關上門的自說自話。

在基督教中,上帝無中生有,創造了一切。人雖是所有被造物中最為貴的,然而作為被造物中的一員,他與造物主之間已然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上帝無限地超越于人,人在上帝的拯救計劃中僅扮演著一個被動的角色——被揀選、被寬恕、被拯救,而基督徒的虔敬恰恰就源于從這種被動無力中生出的謙卑、懺悔和感恩,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神的,直到永遠。人懾服于神聖實在,這樣一來,基督教的情感基調便是敬畏和守望——敬畏上帝,守望彼岸。

而儒家的精神性似乎僅限于道德的常道和最終的社會品質,它所開啟的精神空間是否以某種神聖實在為基石呢?就牟先生看來,作為儒家精神基底的“仁”就是宇宙本體論上的“神聖實在”,如同上帝一般的創造力量。然而,在承認了這一點之後,儒家的目光立刻轉向了人,因為作為“仁”的“神聖實在”只有通過人的體悟才能在人類社群中得到彰顯,于是關鍵的問題就不再是“神聖實在”本身是怎樣的,而在于人如何從神聖實在獲得作為人的存在依據,也就是“盡性知天”。這里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前設,那就是“仁”與“天道”、“性”其實是內在同一的,也就是說,“神聖本體”與自然萬物、人的存在之間絕無鴻溝,相反三者渾然一體,而且人之為人的內在規定就在于他的心性與“神聖本體”之間那種潛在的通透圓融。所以,孟子才可以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這樣一來,天道就完全化入了人文價值世界。“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所以,儒家與基督教之分疏的關鍵問題就發生了轉換︰從“有無神聖本體作為其根基”到“人與神聖本體之間究竟可能有怎樣的關系”。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二者的理解發生了根本的分歧。

從利瑪竇、萊布尼茨和第一批耶穌會士漢學家們的時代就已形成的頗為有力的看法是︰基督教是一種有關神聖超越性的宗教,而儒學則是一種有關神聖內在性的傳統。儒家所關注的便是,當我們從神聖的本體回到人與人的關系之中,成為真正的人意味著什麼?怎樣的生活是神聖的人的生活?這就要求人“即凡俗而神聖”。“盡性”實則為成人,因為“性”是“我”與神聖本體的內在契合,而神聖本體作為“我”的本質規定而在“我”之內潛藏著,“盡性”方是“我”之為“我”,“我”之為人的自我實現。“成人的過程和方式是牟宗三理解真正儒家宗教的真實特色所在。”這是一種艱難無盡的道德功夫,但這種修養並不著意于個人救贖。“在禮和樂中修身的個體很難說是一個單獨的自我,而毋寧說是在一個信賴社群的形成過程中發現適宜目標的自我。……牟宗三辯稱︰在儒家理論之中,不存在有關存有斷裂的學說。儒家學者不會寫出《上帝之城》這樣的著作,因為即使災難被肯定,人類之城也是自足的。”儒家一直持守著一種憂患意識,然而天道沉默,于是儒者擔負起了全部的責任,正確地理解天道,詮釋天道,在現實世界的運行中捍衛天道,當危機逼近的時刻,儒者不是向上帝求助呼告,而是再次反躬自問,“什麼是天道?在這樣的處境中,我能如何擔當天道?”“成聖”的擔當自然從內而外擴展為“修身、治國、平天下”,從“內聖”開出“外王”。宇宙本體的道德秩序通過聖人的體認和實踐被引向人類社群,賦予人類社群一種本于宇宙秩序的社會秩序,這便是王道。

在儒家理想中,神聖本體與人、與社會是相互印證的,而且神聖本體的主動性完全由人的主體性來承擔,人在宇宙秩序中成為積極的、有著深重責任的一極,與天地相參,以期實現天人合一,民胞物與。

而對基督教而言,“天人合一”卻是一種不可妄想的僭越。儒家的聖人可與天道持平,然而,耶穌或上帝卻是基督徒不可企及的。克爾凱戈爾在《致死的疾病》中指出,決不能模糊“上帝與人之間的無限的質的區別”。卡爾.巴特在《〈羅馬書〉釋義》(第二版)從正反兩面的來闡釋這一區別,那就是“上帝在天上,而你在地上。”他說︰“信仰就是對隱秘的上帝的尊崇,就是意識到上帝與人、上帝與世界之間的質的區別而去熱愛上帝。”“最大程度上的上帝與人之間的距離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上帝與人的一體。”由于上帝與人有無限的質的區別,人憑借自身完全不能對上帝有所體認。若說人對上帝有了些許認知,那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而非人的能力。然而,上帝不僅向人啟示自己,同時也隱匿自己。面對人,上帝保守著自己的絕對自足和自由;而面對上帝,面對上帝的啟示和隱匿,人自知罪惡和無力自救。帕斯卡在《思想錄》中說︰“如果根本就沒有幽晦,人類也根本不會感到自己的腐化;如果根本就沒有光明,人類也就根本不會期望補救之道。因此,上帝即是部分地隱蔽起來而又部分地顯現出來,這就不僅是正義的,而且還對我們是有用的;因為只認識上帝而不認識自己的可悲與只認識自己的可悲而不認識上帝,這兩者對于人類乃是同等地危險。”所以,一個伏在神恩之下的基督徒,他所體認的完全不是一種自足的、有力的成就欲望和信心,而是自己的可悲和上帝的仁慈。可以說,儒家試圖揭示君子健行不息的動力,而基督教意在劃定人的界限——上帝就是人的界限,人不可能成為神,而且人試圖成為神的任何僭越都將受到神的懲罰。

從基督教誕生至今,其內部就一直有著一種時而強勁、時而收斂的欲求——彌合人與上帝之間的鴻溝,以人為中心、為終極的價值尺度來對上帝進行取舍解釋,似欲拔掉上帝身上的刺,從而人可以無痛地把上帝捏在手里。這其實有違基督教最深的內核,是對基督教的自我取消。

當我們理解了儒家和基督教各自的關切時,我們才能理解它們各自在人類的自我理解中所能給予的啟迪和警醒。儒家思想集中在人的擔當,當我們轉向人類社會之內,謀求內在的協和與平衡時,儒家思想能夠成為我們資借的思想淵源;而基督教堅守人的力量之界限,當我們試圖鳥瞰人類目前生存狀況危機四伏的全景,基督教面對著人類由科學技術支撐的日益膨脹的力量自信,高呼上帝手中的終極權柄,讓人反省承認自身的罪惡和有限性,以一種謙卑的姿態來迎候來自上帝的可能的拯救。

http://iwr.cass.cn/jdjyjs/lw/201011/t20101115_3111607.shtml

作者︰ 袁源 責編︰ 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