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芻議社會學研究的敘事

http://www.xjass.com  2008年06月19日 13:30:29  稿源︰ 社會學研究所 作者︰ 郭德海

內容提要︰本文對社會學研究方法實證化趨向進行了反思,並分析了敘事立場在社會學研究中的價值以及如何書寫社會學,進而對社會學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關鍵詞︰社會學研究方法 實證主義 敘事 敘事轉向

一、 西方社會學研究的實證化趨向

19世紀初受自然科學影響,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就提出了自己的實證哲學觀點︰ヾ社會科學要研究現實問題; ゝ研究應是有用的,能解答實際問題;ゞ應是可靠的;々應是確切的;ぁ肯定的、能夠證實的。

迪爾凱姆認為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是︰ヾ首先應界定社會事實;ゝ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是時代形成的;ゞ認為社會現象有其客觀存在的規律,因此應該用經驗事實來檢驗社會學的假說,用數量分析這樣客觀的研究方法來發現社會現象之間的因果規律。在他們看來,社會科學在理論建構、證據搜集、資料分析和理論檢驗等方面所運用的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並無本質上的差別。因此,它在調查研究中就注重量化程度較高的抽樣問卷調查、量表與測驗、實驗等量化方法。這樣就為西方社會學實證學派提供了方法論依據。

以韋伯為代表的反實證主義者認為社會現象在本質上不同于自然現象,因為社會現象被社會行動者人為賦予了“意義”,因而不能完全依靠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他們主張通過理解社會現象的特殊意義來對具體的社會歷史事件做出因果性的說明,在調查研究中注重量化程度較低的深度訪問、參與觀察、歷史比較和敘事分析等質性研究方法。

從社會學學科的建立到逐步走向成熟的過程中社會學大家們的研究思路中,我們可以看出,實證主義方法論原來只是社會學的一種基本方法論,與之相對的另一個基本方法論是反實證主義方法論。這兩個研究理路互相補充,各有利弊,只是後來,在美國式的實證主義思想影響下,量化方法在社會學尤其是美國社會學中運用得遠比定性方法廣泛,其所享有的“科學”地位似乎也遠在定性方法之上。我們說美國主流社會學研究有實證化趨向,指的正是實證主義科學觀完全支配了社會學的研究,預設它是人類研究社會惟一客觀可靠的知識類型,而質性研究則遭到諸如其成果難以積累、缺乏科學性和客觀性等指責,因而越來越被排斥到了邊緣地位。

二 、社會學對實證主義的反思

美國實證主義學者卡茲用所謂的4個R來確立自己的科學性:避免影響和“扭曲”研究目標也即避免反應性的( reactivity)禁令;可靠性的( reliability)原則;可重復性的( replicability) 原則; 代表性的( representativeness) 原則。[1]如果按照這樣的研究法則,統計量化模型在社會研究方法上當然是至尊至貴的利器了。但是,早在半個世紀前,社會學家米爾斯就辛辣地批判過這種他所謂的“抽象經驗主義”:“抽象經驗主義似乎更關注科學哲學,而非社會研究本身。簡單地說,他們所做的,就是將他們目前所假定的那種科學哲學信奉為惟一的科學方法。它最具決定性的結果是造就了方法論的抑制。我指的是科學方法嚴格限定了人們所選擇研究的問題和表述問題的方式。簡言之,方法論似乎決定了問題。”[ 2 ]米爾斯所疾呼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就是要求我們著力于理解歷史與個人的生活歷程以及在社會中二者之間的聯系,要求我們能夠從環境中的個人困擾中提煉出社會結構中的公眾論題,要求我們根據問題和歷史來決定方法,而不是與之相反。

社會學界對實證主義的詬病“定量狂”也進行了反思,使用數學的多少,一直被認為是一門學科成熟程度的標志。在1970年,衛吉爾特著文痛斥了所謂“科學的”社會學中的“不道德的修辭”。[3]他揭露說,從事經驗研究的社會學同仁,盡管表面上聲稱,他們的知識主張是建立在客觀的證明方法上的,但實際上卻依賴于說服的手段。他列舉了種種欺騙性做法,比如說,選擇性的出示證據,來證明包含了價值偏見的命題,並出于修辭的目的而貼上“科學理論”的標簽;掩蓋實際研究過程中的真相,以合乎邏輯的方式來重新編織研究的故事;儀式般的數據收集程序,將數據分析視為一種科學律令,並披上“效度”和“信度”的術語外衣……但實際上,這些做法往往是用主觀編制的問卷來進行調查,用已被證明不可信的測量工具來進行測量,並且只報告對自己的論點有利的研究結果。不一而足。[4]

在某中程度上,數字成了一種修辭,一種增強說服力的手段,甚至是一種維護專家身份的策略。在競爭劇烈的學術場域,漂亮的統計檢驗,成了研究者炫耀自己精湛技藝的手段。社會學越來越追求一種“沒有風格的風格”[5] 。事實上,由于所關注的社會生活領域具有極大的異質性,可以被數量化的程度也大不相同。我們越來越成為一個旁觀者,以至于有的人驚呼道德危機。社會學在講究修辭的同時,更應該采取一種“社會學的介入”[6]的姿態。

三 、社會學研究的敘事立場

(一)什麼是敘事

根據梅恩斯的觀點,敘事必須至少具備三個基本要素︰一是為了聚焦和評價而從過去的生活之流中選出事件;二是通過使用情節、背景和刻畫,賦予所選事件以結構、意義和脈絡,從而將之轉化為故事的要素;三是創造事件的時間順序,以確立事件如何和何以發生的問題,同時敘事要素也獲得節律、持續和進度的特征在三個要素中,勾畫情節是最根本的。[7]大凡故事都有一個要點,即通過情節的勾畫傳達一個核心的主題。如果故事的講述者成功地使用了這個要素,那麼故事就會非常引人入勝和具有說服力,也就是具備了敘事可能性和敘事可信性。

不僅如此,梅恩斯還認為,敘事內在性地就是集體的過程,人是“敘事人”。[8] 基于這種考慮,他提出了一系列命題,在他看來,可以充當想象一種敘事社會學的可能和範圍的基礎。

1. 因為所有社會化的人都是故事講述者,所以,當與他人互動或相遇時,他們總是處于一種潛在的講故事的情境中。

2.絕大多數的言語行為和自我呈現都至少包含了一些敘事要素。

3.情境、听眾、個體視角和權力/權威關系的變異,為從不同角度講述事件提供了普遍的條件。

4.敘事和敘事情景既可能是沖突和競爭的場所,也可能是合作和共識的場所。

5.所有的敘事都可能是理性的說明,但因為語言能力內在的含糊性和差異性,最終而言,所有的敘事都是不完全的。

6.敘事存在于各個層面,從個人的、制度的到文化的,存在的時間也長短不一,並總是處于變化之中。

7.所有社會科學的資料都是已然經過詮釋的資料,未經詮釋的資料是不存在的。

8.所有的社會學事實,都是經過敘述的事實,只要它們經過了將事件變為事實的故事結構形式的加工。

9.資料收集的行動,是一種進入回答者生活的行動,但是回答者的生活是由尚處在展開過程中的故事部分地形成的。因此,在誠實的名義下,研究對象極有可能就同樣的事情,在不同的時間和針對不同的人,講述不同的故事。

10.上述九條命題的涵義就是,社會學只能是一種詮釋的科學,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必須將自己建構成詮釋性的科學。[9]

梅恩斯將社會學者視為敘事者,視為所謂理論的專業故事的編織者,將敘事要素編制成期刊文章和研究報告的熟練的實踐者。做出這種判斷時,梅恩斯是基于這一簡單事實,即社會性是基于溝通過程,溝通本身就是社會的,所有的社會學工作都是溝通工作,而溝通者都是敘事人。但是,正統社會學基本上是以基于變量和回歸模型的“稀薄的解釋”,[10] 來講述外行人很難明白的故事;而真正的敘事轉向,應當更加注重對生動微妙、變化莫測的事件的“深描”。[11]

(二)如何敘事

根據理查森的觀點,人類獨特的時間體驗所涉及的敘事,可以分為五種方式去描述,即日常生活、自傳、傳記、文化和集體故事。[12]其中,社會學主要關注集體故事。集體故事是指關于那些在文化故事中被迫沉默或被邊緣化的人的敘事。集體故事通過講述屬于特定社會類型的個體的體驗,來展示個體的故事,而不是講述特定個體的故事或者簡單地重復文化故事。

敘事是人類講自身的體驗轉化為在時間上具有意義的情節片段的一種基本方式。敘事將事件串聯起來,從而使事件根據自己的時間位置和在整個故事中的作用而獲得意義。不過,在社會學長期以來依循邏輯-——科學的模式來建構自己的書寫實踐,敘事一直以來處于邊緣化境地,社會學的想象力得不到完美展現。盡管如此,就社會學影響較大的著作來說,似乎都與一種獨具魅力的故事聯系在一起。比如說,韋伯的《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3]中資本主義起源的觀念動力的故事、中國應星的《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14] 、 景軍《神堂記憶》[15]都是很好的例證。

我們從應星的《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一書中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對庫區移民上訪“過程化”的“深描”,以及對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的講述。他故意用一些場景、插曲、旁枝把一些無名者稍縱即逝的身影留下來,使他們的尷尬、瘋狂、苦難、叫喊、沉默、無助和死亡呈現于敘事中。而在我看來這也是這本書的魅力所在,小人物的生命力的展現我相信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震撼。

但是這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講述別人的集體故事時,社會學者的權威和特權的問題。關于這個問題,塞德曼主張社會理論應該是一種帶道德意圖的敘事。[16]按照布迪厄的看法“社會學家的真正任務是描述控制詞語的斗爭的邏輯”。[17]任何敘事都有實踐-倫理的相關性,關鍵之處在于社會學者如何利用自己的技能和特權為弱勢群體聲張。而講述集體故事就是一種有效的方式,可以揭示個人的麻煩其實也是公共的問題,並從而激發集體認同和尋求集體的解決。應星的《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就是一個本土化的杰出範例。對于這個問題,應星自己在書中,是這樣說的︰“我的故事不是用‘全知全能的上帝的眼楮’去復員一部‘客觀的’歷史---無論是一部‘客觀的’上訪史,還是一部‘客觀的’擺平史;而是透過‘我’這樣一個局內人的眼楮和感受去揭示由移民上訪與政府擺平、大河電站移民的歷史與三峽水庫移民的現實所凸顯出來的一部問題史,一幕戲中戲。我用在平縣所接觸到的三峽移民的林林總總帶出對大河電站上訪史的追溯…..將移民集體上訪這種沖突事件納入農村社區中的權力關系中去分析。”[18]

理查森認為,敘事是最好的理解人類體驗的方式,因為這是人類理解他們自身生活的方式。這是最接近人類體驗的方式,從而也最不可能錯誤表達人類的體驗。所以,“如果我們希望理解人類最深層最普遍的體驗,如果我們希望自己的工作忠于人們活生生的體驗,如果我們希望在詩意和科學之間取得一種統一,或者如果我們希望我們利用自己的特權和技能為我們所研究的人增強力量,那麼我們就應當重視敘事。” [19]

四 、敘事和敘事轉向

社會研究方法的這種敘事立場是不是代表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敘事轉向呢?對此我不敢苟同。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過程事件”[20]分析方法被提出來後,“講故事”似乎已經成了中國社會學界一種新的風氣。許多人劈頭蓋臉地上來講一通故事就了事,卻不知他們到底要想討論什麼問題。講故事的成功並不在于故事本身的復雜和精彩,而是要靠研究者“講”出來的。“講”絕不僅僅是一種修辭的運用,實際上它是“社會學的想象力”的展現,是作者理論關懷之所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講故事中必須體現足夠強大的張力,容納足夠復雜的關系,展示足夠完整的過程。只有這樣,才不會犯用先導的概念來剪裁生活世界的錯誤,才不會把那些偶然的、隨機的甚或“錯誤的”事件簡單地排斥在敘事之外,不會把復雜的關系、豐富的材料簡單處理成用以證實或反駁某種總體概括的“個案”或理論分析的“例子”,從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將理論“邏輯”強加在充滿模糊感和權宜性的實踐“邏輯”上的致命錯誤。

也就是說敘事立場的大興其道不代表敘事轉向,一個因素就是其敘事是否是成功的,是否是真正在“敘事”,而不是為“敘事”而“敘事”。

第二,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歷史學界就有人在高呼“敘事的復興”[ 21],而今社會學界也有人在歡歌“敘事的時刻”的到來,或大談“敘事的轉向”。然而,在我看來,與其用“敘事的轉向”去顛覆統計社會學的神話,不如提醒我們不要陷入“方法論的瘟疫”(韋伯語) ,塑造唯方法論的神話。所謂“唯方法論”,是把方法從研究對象中孤立出來,把研究對象的理論建構問題化約為經驗指標和經驗觀察的技術操作問題,這樣就變成了為方法而方法。

實際上,沒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證其獲得的知識所代表的是惟一的真理,也即是說,任何方法本身都不是絕對的,無論這種方法是以實證的面目還是以敘事的面目出現;是什麼樣的主題和什麼樣的材料決定了什麼樣的方法是適用的。正如葉啟政所說的,方法所保證的只是在于,在一些特殊哲學人類學的存有論預設前提指引下,一個特定論述與人們的經驗感知之間所具的貼切感的程度而已。[22]

參考文獻︰

[1] [21] [22] 應星,《略論敘事在中國社會研究中的運用及其限制》[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6,(3)

[2] [19](美)米爾斯, 《社會學的想象力》︰[M]61頁 三聯書店2001版

[3][4][5][6][7] [8] [9][10] [12] [16] [17] [19] [23]轉引自成伯清,《走出現代性》[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版

[11] (美)吉爾茲《地方性知識》王海龍,張家宣 譯[M]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版

[13] (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三聯書店1987版

[14] [18]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M]?三聯書店2001版

[15]景軍《神堂記憶》未出版,電子版見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頁

[20]孫立平《實踐社會學與市場轉型過程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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