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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70年回顧

2019年11月22日 08:58:59 來源︰ 《新疆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

    交往交流交融,即交互往來,是一種相互作用的社會互動過程;交往交流交融有群體的交往交流交融、個體的交往交流交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即指不同民族間的往來,包括民族群體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成員個體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群體交往交流交融實際也是以個體為基礎並通過個體展現或測量。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狀況是社會民族關系的具體體現。新中國成立70年來,新疆堅持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持續進行民族團結進步宣傳教育、堅持促進經濟文化發展和改善民生,為新疆民族關系的良性發展奠定了穩定的政治和社會基礎。新疆的民族關系總體上呈現交往日益頻繁、交流逐步廣泛、交融逐漸加深的態勢。交往是交流交融的起始和基礎,“來來往往、說說唱唱、聚聚聊聊里面就有大政治”。對70年來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狀況及其社會背景進行分析,總結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社會環境變化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區,歷史上各民族有隔閡沖突更有交往交流融合。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疆實行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廢除了民族壓迫和階級剝削制度,全面貫徹以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為基本內容的民族政策,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逐步建立。20世紀80年代,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宗教極端主義勢力向新疆滲透;90年代以來,特別是美國“9•11”事件後,受國際局勢變化和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勢力全球蔓延態勢的影響,境內外“東突”勢力加強勾連,打著民族、宗教的幌子,利用民眾樸素的民族宗教感情,宣揚民族對立情緒,制造民族糾紛,煽動宗教狂熱,散布宗教極端主義思想,蠱惑煽動群眾,實施暴力恐怖活動,嚴重影響了新疆的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為實現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新疆黨委政府貫徹落實黨中央治疆方略,高度重視民族團結工作,不斷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目前已經取得了明顯的社會成效。新疆的政治環境是影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重要的因素。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以不同民族的個體成員為基礎。交往機會增多、交往需求增加、交往能力增長,是促進交往交流頻率增多、程度加深的前提。不同民族成員相互接觸的可能是構成交往交流交融環境的主要因素,而個體交往需求及能力又與接觸頻率密切關聯。因此,論及影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會環境變化,首先涉及民族構成及其人口分布狀況變化。

 

    (一)民族成分逐漸增多,各民族人口由區域聚居逐步向外擴散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維吾爾族人口較多的省區。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之時,新疆主要有維吾爾、漢、哈薩克、回、柯爾克孜、蒙古、錫伯、俄羅斯、塔吉克、烏孜別克、塔塔爾、滿、達斡爾等13個民族。隨著新疆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內地省份各民族干部、工人、農民、專業技術人員等群體進入新疆,成為建設新疆的重要力量。據全國人口普查資料,1990年新疆有47個民族,2000年有55個民族,2010年全國56個民族均有成員在新疆生活。

    70年來,新疆的總人口由433萬(1949)增長至2445萬(2017),各民族人口數量都有較大增長。1949年,新疆13個民族中,人口在百萬以上的有1個(維吾爾族),人口在10萬以上的有3個(哈薩克族、漢族、回族),人口在一萬以上的有6個。2017年,維吾爾族人口已超千萬,漢族、哈薩克族、回族人口均逾百萬,柯爾克孜族、蒙古族人口都在10萬以上,錫伯族和塔吉克族都由1949年時的1萬多人增長到2017年的5萬左右;尤其是13個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人口,由1949年時的900人,增長到2017年的15.5萬人,反映了新疆多民族人口共同增長的現實。

    新疆各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主要是歷史形成的,呈現為大雜居、小聚居、互相交錯雜處︰南疆以維吾爾族為主,北疆以漢族、哈薩克族為主,柯爾克孜、蒙古、塔吉克、錫伯等民族分布相對集中。70年來,新疆各民族人口都有從傳統聚居區域向外擴散的情況。限于筆者掌握的數據,在此以1944、1990、2010三個年份的新疆人口數據展現幾個民族聚居狀況的變化︰維吾爾族主要分布在南疆喀什、和田、阿克蘇三個地區,三地維吾爾族人口總和佔全疆維吾爾族總人口比重分別是84.6%、74.4%、73.4%;哈薩克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北疆的伊犁、阿勒泰、塔城三個地區,三地哈薩克族人口總和佔全疆哈薩克族總人口比重分別是83.4%、78.3%、77.8%;塔吉克族主要聚居于喀什地區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該縣塔吉克族人口佔全疆塔吉克族總人口比重分別是87.4%、63.1%、64.8%;錫伯族人口主要聚居于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該縣的錫伯族人口佔全疆錫伯族總人口比重分別是75.7%、58.5%、50.9%。顯然,各民族聚居人口擴散自然會使混居人口增多。

 

    (二)人口流動日益頻繁,各民族混雜居住更為普遍

 

    1.人口流動是改變各民族人口地理分布並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因素。省際人口遷移在新疆一直佔有重要地位。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後,新疆省際人口遷移經歷了組織遷移為主、自發遷移為輔,向自發遷移為主轉變的歷史過程。尤其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受市場導向作用影響,以求學、工作、經商、務工為主要目的自發、自願的人口流動速度加快。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表明,新疆前5年人口淨遷移率(即遷入率與遷出率之差)以10.3%。排在廣東、北京、上海之後,位列全國省市區人口遷移第四。伴隨著人口流動的加快,疆內各民族農村人口城市化、社區人口混居化趨勢也日益明顯;即使是鄉村,許多地方也由于人口轉移就業而構成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間。如新疆是我國重要的棉花生產基地,每年9—11月棉花采摘期,都有大量內地省區農民來到新疆務工,南疆維吾爾族農民也成規模地跨縣境流動采摘棉花。筆者2010年在巴楚縣某鄉調研,得知該鄉戶籍人口不到3萬,每年棉花采摘期有1.7萬左右的流動人口勞作在田間地頭。2017年4月,新疆啟動喀什、和田地區城鄉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後擴展至南疆四地州。

    2.單位制及住房制度改革推動了各民族傳統居住格局發生變化,社區層面的混居形態增多。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對私有房產進行改造,並由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統一投資建造住房,所有單位成員共同享有並遵從單位對住房的安排。新疆各級黨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大多由多民族成員構成,故單位制下的各民族干部職工相互為鄰,雜居程度較高;同時並存的是更大範圍的體制外城鄉各民族居民多延續傳統居住形態,依民族聚居程度相對較高。20世紀90年代後,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住房商品化的推進,自主購房使居民有了選擇居住地的可能,人們根據個人的經濟條件等選擇住房。隨著棚戶區改造、老城改造、商品房小區建設,許多城鎮居民搬離原先的小區院落,一方面很多傳統的民族“小聚居”形態被打破,換之以新的各民族雜居小區;另一方面也使注重社區生活環境、對本民族生活方式有較強依賴性的居民選擇新的民族“聚居”形式。族際關系敏感度越大,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因素就越顯重要。2009年烏魯木齊市發生了“7•5”事件,新疆民族關系受到嚴重傷害,部分區域單一民族聚居狀況明顯加劇,推動各民族嵌入式社區環境、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在這樣的區域尤顯迫切。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起,新疆就不斷有各民族干部、群眾到內地省市求學、就業、參觀、旅游,甚至長期定居。尤其是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召開後,中央部署全國19個省市對口支援新疆,內地與新疆雙向流動人員越來越多。2010—2015年,新疆有8000余名少數民族干部到內地高校接受培訓、2.9萬余人赴援疆省市學習考察;2015年至2017年8月,新疆有9561名新疆籍普通高校畢業生赴援疆省市培養,其中少數民族高校畢業生居多數;2017年新疆逾2萬名少數民族學生赴內地省市享受優質教育資源。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的空間擴大到全國各地。

 

    (三)雙語學習提供交往便利,推廣國家通用語言解決交流障礙

 

    互相學習語言,既是不同民族進行交往的前提、也是他們頻繁交往的結果。新中國成立之初,大批內地干部為建設和保衛祖國邊疆來到新疆工作,他們主動學習當地少數民族語言,克服交流障礙。新疆少數民族中小學教育也按要求開設漢語課程。1950年,新疆省人民政府《關于目前新疆教育改革的指示》就規定︰小學一到六年級均設國語課程。在多民族雜居村(社區),新疆各民族互學語言一直就是常態。

    由于新疆一些民族人口數量大且聚居程度很高,部分地區單一語言使用狀況很突出。據20世紀80年代末的抽樣調查推算,全國各少數民族中操本民族語言單語佔本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是維吾爾族(99.46%)和哈薩克族(89.83%);操雙語的人口比重,維吾爾族為0.45%、哈薩克族為10.17%、柯爾克孜族為5844%、塔吉克族為39.79%,他們中即使是雙語人,掌握的也主要是相鄰少數民族的語言,對于漢語的掌握及使用程度很低。80年代新疆的維吾爾族中約有5.7萬人懂漢語,佔維吾爾族總人口的0.9%,且大多數人只是會說一些日常用語。因此,互學語言、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是民族交往交流的基礎。80年代自治區要求學校加強漢語教學,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教學的高中畢業生應達到“民漢兼通”目標;90年代新疆教育部門開始進行民漢雙語教育試驗;2004年後大力普及雙語教育,推動學前幼兒雙語教育,民漢雙語學習狀況逐步改善。2005年筆者參與阿克蘇地區庫車縣問卷調查,被訪人中79.2%的維吾爾族和64.1%的漢族表示會漢語或維吾爾語,其中以能簡單交流的比例最大,能使用文字的佔比較少;少數民族干部的國家通用語言水平相對較高。區域內人口數量較少的民族更善于學習周圍其他民族的語言,以便利與其他民族交往交流。

    2016年以後,新疆在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層面大力推廣國家通用語言︰在南疆四地州已實現城鄉一體學前三年免費教育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全覆蓋;在各地中小學校實行國家通用語言授課加授本民族語文的教學模式;在南北疆城鄉,對普通居民以村(社區)“夜校”形式開展國家通用語言教育。國家通用語言的普及不僅克服了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中語言不通的障礙,更有促進少數民族群眾提升發展能力、適應現代社會、增強國家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意義。經過這兩年各方努力,新疆國家通用語言普及工作已見成效,目前即使在南疆偏遠鄉村部分農牧民也能使用國家通用語言進行簡單交流。同時,各類語言翻譯軟件的研發成功以及智能手機的普及使用,為克服各民族交往交流中的語言障礙提供了便利。據統計,2016年新疆手機網民1245萬,佔全疆人口的一半以上;很多人在手機中安裝了即時雙向語音翻譯軟件(普遍是維吾爾語和漢語),即使語言不通之人也可以很方便地進行簡單交流。

 

    (四)政策推動建立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促進密切交往、深度交流

 

    從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民族政策實踐看,有關族際交往的政策取向有一個調整變化過程。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立足于消除舊時代遺留的階級壓迫和族際沖突陰影,以減少族際矛盾為主要目標,並未著力推動普通民眾間的族際交往,甚至為避免出現族際摩擦和沖突而有意識地減少某些交往,如20世紀50年代,自治區黨委禁止漢族干部與少數民族女性結婚,甚至也不提倡某些少數民族間的通婚;六七十年代,南疆各縣市接受了許多內地來的漢族知識青年、農村青壯年,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提倡聚居安置,認為聚居既可以滿足漢族居民的生活習慣,又不會因此與維吾爾族居民發生矛盾;80年代初,在中小學教育領域,新疆普遍進行民漢分校或按民族語言分校舉措,以更好地發展少數民族教育,落實民族平等政策。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人口流動規模日益加大、居民居住格局不斷調整,不同民族個體相互接觸成為常態,各民族交往交流對和諧民族關系的重要性顯得越來越重要,各民族對“三個離不開”思想的認識不斷加深!新疆由于受到民族分裂及宗教極端思想影響,部分城鎮的部分區域出現新的單一民族聚居傾向,在伊寧市1997年“2•5”事件、烏魯木齊市2009年“7•5”事件前後兩地此類現象均更明顯,迫切需要改善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會環境。2014年5月,習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推動建立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促進各族群眾在共同生產生活和工作學習中加深了解、增進感情;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再次強調“推動建立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並將推動範圍擴大至全國。自治區提出促進各民族群眾相鄰而居,並以信息交流促文化嵌入、市場一體化促經濟嵌入、人口流動促社會嵌入等多種“嵌入”類型,促進嵌入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的形成;同時推動了一系列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規模社會實踐活動在社會環境的改善方面尤見成效。

    1.大範圍經常化的“民族團結一家親”結對認親活動促進全社會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在新疆,各族干部群眾結對子、交朋友活動由來已久。2016年10月,自治區黨委啟動“民族團結一家親”活動,覆蓋全疆各級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黨員干部,每人結對聯系1戶基層群眾、每兩個月與結對認親戶交流一次;自治區本級行政事業單位11萬名干部職工,與南疆四地州基層各族群眾結對認親;2017年底活動改為每兩月一次的“結親周”,即干部職工在結對戶家中每次住滿5天。結親活動從日常生活入手、具體事情做起,互學語言、了解習俗、幫難幫困、增進彼此感情,使新疆各民族干部群眾交朋友制度化、常態化。2018年,全疆共有約112萬名干部職工與169萬戶各族基層群眾結對認親。

    2.各類學校規範化的“三進兩聯一交友”活動促進各民族師生深度交往交流。2016年9月,自治區決定在全疆教育系統廣泛開展各級干部和教師“進班級、進宿舍、進食堂,聯系學生、聯系家長,與學生交朋友”(簡稱“三進兩聯一交友”)活動。各高校都制度化地規範干部和教師與學生聯系的頻率和方式,規範教師對學生的“家訪”活動;在寒暑假期間,高校教師們奔赴南北疆鄉村社區,與各族學生的家人交談交流。截至2019年初,全疆40萬教育行政部門干部和教師與540萬學生在日常走動中交流融情。

    長駐村落(社區)的“訪惠聚”工作隊與各族群眾常態交往。2014年,自治區黨委部署“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簡稱“訪惠聚”)活動,以3年為期所有機關干部、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輪流駐村(社區)1年,開展基層組織建設、維護穩定、促進團結、扶貧幫困等工作。到2016年,全疆33620個“訪惠聚”工作隊、22.8萬名干部深入基層,自治區區直機關事業單位干部全部下到南疆四地州;當年9月後又進入了新一輪駐村工作。大量機關企事業單位干部長期在農村牧區工作,本身就在村落中形成了各民族“嵌入式”的居住環境。

    不論是“民族團結一家親”還是“訪惠聚”工作,都是新疆幾十萬干部跨越了居住區域、工作場所等空間距離以及職業形態等階層障礙,使許多單一民族聚居的鄉村、社區中不同民族的密切交往成為現實。

 

    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範圍擴大、程度加深

    民族交往意指群體交往,實際主要以個體交往體現。族際間個體交往頻繁平常,淡化了個體族群背景,自然就顯現出交融狀態。所以說,有利于不同民族個體交往的社會環境是民族交往的基礎。交往的社會環境與交往空間(如接觸幾率)、交往需求、交往能力(如國家通用語言使用)等相關,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及時代的差異性很大,加之缺乏相關數據,本文在探討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70年的變化時,主要論述幾種交往形態。

 

    (一)工作交往、生產交往持續增多,互助合作一直是各民族交往的主要形態

 

    因社會經濟生產生活需要而發生的群體或個體交往交流是普遍存在的交往交流形式。在民族群體層面,由于歷史上形成的傳統生產生活方式有別,各民族間互助合作成為必然,如漢族在種植業、維吾爾族與回族在經商和餐飲業、哈薩克族在畜牧業等領域各有所長,因共同的生產目標和統一的市場,各民族相互協作,共同發展;同時,這種合作與發展也使彼此間的共性因素越來越多。

    新中國成立以後,城鎮社會普遍實行“單位制”,各類機關企事業單位既是工作場所又是生活圈子。新疆的各類單位基本都由多民族成員構成,單位為個人提供工作和生活的全方位管理和服務,也為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與建立友誼創造了條件。由于單位成員生活空間相對穩定和封閉,長期頻繁的工作生活交往構成具有穩定關系的熟人社會,單位大院內各族職工、家屬關系密切,互學語言、互通風俗成為普遍現象,現在很多人的記憶中仍保留著從小在多民族單位大院中生活成長的美好記憶。各類國營企業是“單位制”典型代表。新中國成立後,新疆的現代工業基本從零開始,新建的國營企業職工來自全疆各民族,這些企業培養了大批少數民族工人隊伍。如喀什棉紡廠1958年初建時,在喀什市及附近縣鄉招收800多名維吾爾族工人,送往內地進行技術培訓,同時還有1000余名從內地省市來支邊的漢族職工。到1983年,該廠有工人4300人,少數民族職工佔40%;企業里不同民族的師徒關系非常普遍,師傅在手把手傳授技術的同時也與徒弟交流了感情。改革開放後,隨著社會流動愈益頻繁,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單位制社會結構逐漸消解,單位成員的社會交往與工作交往日益分離,一方面單位內交往密度下降,另一方面社會交往在日益豐富。

    鄉村中不同民族成員的生產交往交流一直就存在。南疆農村社區普遍為少數民族聚居形態,20世紀50年代以後,陸續有內地遷移來的農民、支援邊疆建設的知識青年、下放農村的城市居民等在鄉村落戶,各民族生產生活中互助行為普遍。地處南疆最邊遠的和田地區民豐縣自50年代起陸續有內地漢族農民落戶,到90年代中期有漢族人口158戶670人。他們剛來時缺乏生產生活資料,當地少數民族群眾主動捐錢捐物、村里幫助解決住房和用水用電問題;漢族農民的科學種田和市場經濟意識較強,生產糧食、棉花等作物的耕地單位面積產量都遠高出當地維吾爾族農民,鄰近維吾爾族農民紛紛向他們學習先進生產技術。

    20世紀90年代後,南疆農村維吾爾族、漢族農民相互包地、相互打工行為越來越多︰2000年以後南疆維吾爾族農民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簡稱“兵團”)農場打工的人持續增多。南疆地區某兵團團場,總人口7000多,2010年以前每年吸納周邊縣鄉的維吾爾族勞動力就在10萬人次,其中常駐團場的維吾爾族轉移就業人口達4000多人,很多人住在團場職工家,大家共同勞作。兵團棉花總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六分之一強,每年拾花季節需要大量勞動力,用工最多年份達到70萬人。近年來,隨著機械采棉的推廣勞動力需求逐步減少,但2016年也仍需要約30萬拾花工,其中新疆本地農民佔總用工數量的三分之一強,他們中很多是南疆的維吾爾族農民。尤良英是兵團職工與地方群眾由生產交往到情感交融的典型代表。這種長期持續的生產交往交流形成了群體間相互依賴、共同進步的社會關系。

 

    (二)社會層面的交往範圍逐漸擴大,並隨著政策推動深入家庭生活

 

    新疆不同民族間的社會交往形式很多,如日常往來、禮俗往來、節慶往來等。在多民族混居的鄉村社區中各民族日常交往頻繁,鄰里互助是常態,如相互借用物品、工具、金錢,相互贈送自家生產的蔬菜和水果、制作的美食,相互幫助照顧孩子、關心老人病人等,這些互助行為既是多民族社區和諧關系的體現、也是增進彼此情感的方式。鄰里間最常見的交往是休閑時聚集聊天,即使只是見面時的一句問候、一個微笑,也是一種精神交往交流,表現出交往雙方彼此的認可和接納。鄰里交往的特點就是熟人之間瑣碎、隨意、持續的日常交往,這種交往成就了彼此的熟悉、熟知和信任,族群身份經常因此而被忽略。

    新疆民族眾多,節慶活動十分豐富,除春節、古爾邦節等各族群眾普遍歡慶的傳統節日,還有一些特有的民族節日,如錫伯族的“西遷節”、達斡爾族的“沃其貝節”等。每逢喜慶節日,各民族民眾到過節的朋友、同事、同學家拜年,祝賀節慶之喜。2003年筆者在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圖什市做問卷調查,有52%的被訪人表示所在單位各民族成員間在節日期間經常互相拜年,有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拜年是群眾自發的,很少或不拜年的佔8.6%。近些年,新疆各地春節期間舉行的社火表演越來越受重視,鄉村社區組織各民族共同參與社火隊,尤其是近兩年南疆農村春節期間的秧歌、腰鼓、舞獅等社火表演已成為一景,在各族民眾喜慶共娛的同時也傳播了中華傳統文化。

    聚餐是我國人際交往交流的一個特點,這一形式能增加群體間了解、增進感情。在新疆,不同民族的同事、同學、朋友聚餐是常態,在家請客吃飯通常會選擇去尊重民族飲食習慣的人家。改革開放後,隨著個人收入水平提高及餐飲服務業的發展,人們在外聚餐越來越普遍,不同民族民眾聚餐時會尊重民族風俗習慣,選擇合適的就餐點,這也成為民族關系和睦的表現。同時飲食習慣也部分限制了人們的交往交流,尤其是一些到內地省市求學、就業之人,由于缺少合適的餐飲場所或因不願總被照顧而減少和大家相聚的機會。這兩年新疆各地都在反思宗教極端思想對社會生活的負面影響,不少人認識到怎麼吃飯是個人選擇,不應受到來自族群的責難,而且應該相互尊重彼此的習慣,一些少數民族人士主動選擇和朋友們一起去漢餐館聚餐,各民族群眾間個人交往交流範圍在擴大。

    2005年,筆者參與了一項庫車縣問卷調研工作,調研對象主要是維吾爾族和漢族干部群眾。問卷統計顯示,當地維漢居民之間的交往頻率在7類活動中由多至少排序依次是︰就醫、購物、工作、學習、就餐、生活和娛樂,顯然個人生活中交往少、公共服務及工作和學習方面交往相對較多。在頻繁地與其他民族交往的過程中,不少人建立起更密切的朋友關系。該調查顯示,42.9%的維吾爾族表示有漢族朋友,71.1%的漢族表示有維吾爾族朋友。同期也有學者在庫車鎮(庫車縣城)進行問卷調查,369名受訪者中,43.4%的維吾爾族有漢族朋友,82.1%的漢族有維吾爾族朋友;維吾爾族中36.1%、漢族中71.4%的人擁有“三個或三個以上”異族朋友。兩項調查結果相似,反映了當地人普遍交往異族朋友。2014年,習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講話中提出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來來往往、說說唱唱、聚聚聊聊中增進了解,加深感情。新疆各地開展了多種形式的交往交流活動,如同唱一首歌、共跳一支舞、共吃百家飯,各民族社會交往交流明顯增多。2017年開展“民族團結一家親”結親周活動後,各族干部職工與“親戚們”同吃同住同勞動,融入其家庭日常生活,彼此越來越熟悉,有了真情成了真“親”。

 

    (三)族際通婚數量呈上升趨勢,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加深

 

    不同民族成員通婚數量達到一定規模是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顯現,也是族際關系和睦的標志,因此族際婚姻數量的增多有利于民族團結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疆是多民族地區,一直就有跨族通婚的傳統。新中國成立以後,由于民族成分及各民族人口數量增多,族際交往日漸頻繁,新疆族際婚姻數量總體上持續增加。如據民政部門的婚姻登記,烏魯木齊市的族際婚姻數量由1980年的218對增加至2003年的811對,佔婚姻登記總數的比重由2.08%升至5.9%;塔城地區的族際婚姻數量由1995年的177對增加到2013年的990對,佔婚姻登記總數的比重由3%升至9.5%。新疆各地均有族際婚姻發生,但明顯存在地域差別︰北疆地區多于南疆地區、城鎮多于農村、單位多于居民區、多民族混居區多于單一民族聚居區。全疆主要由族際婚姻形成的民族混合家庭數量也在增長。據第四、五、六次全國人口普查,1990年、2000年、2010年新疆的民族混合戶數量分別是54487戶、83640戶、92510戶。塔城市回族老人白秀珍有子女12人,兒媳、女婿中有回、哈薩克、漢、維吾爾、俄羅斯、達斡爾、塔塔爾7個民族,加上孫子女共45人,家庭成員間尊老愛幼、團結和睦,成為塔城市各民族親如一家現實的縮影。

    在新疆,人口數量最多的維吾爾族和漢族之間的通婚備受人們關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維漢通婚現象相對較多,80年代後維漢通婚不僅數量下降,難度也在增大。分析新疆維漢通婚難度增大的原因,與當時受民族分裂勢力影響、宗教極端思想滲透,維吾爾社會民族意識強化、排他性上升有關。2017年後,新疆多方推進“去極端化”工作,祛除民眾中的狹隘民族意識,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隨著社會環境的改善,人們、尤其是維吾爾社會民眾對維漢通婚的寬容度增加。近兩年南疆維漢通婚人數在上升,來自家庭及社會的阻力明顯減弱。

    總結70年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程,平等團結互助和諧是新疆民族關系的主流。共同的社會制度、共同的政治經濟組織、共同的社區生活使不同民族成員結成了同志、同事、同學、鄰居和朋友等穩定的合作關系,為不同民族成員密切接觸提供了平台,各民族文化中的共性也在持續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斷增長。各民族交往頻率及交往廣度增大、交往程度加深,表現為相互依存,共性趨增,共同發展;同時,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還存在一定局限,如交往交流過程中政策性推動影響較大,許多個體互動停留在公共事務層面或制度規範層面,私人領域交往的主動性欠缺、精神層面深度交流不足、文化交融層次較淺等。推動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還需要不斷深入,要從行為交往層面向情感交流、文化交融方面持續努力。

 

    三、70年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程啟示

 

    回顧70年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程是總結新疆民族關系發展的過程,有幾點啟示。

 

    (一)民族交往頻率與族際關系融洽並非是線性關系,交往增多並不必然帶來關系和睦,關鍵是交往的態度和制度保障

 

    20世紀80年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加強,各民族間在擴大聯系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時,在經濟利益和風俗習慣等方面出現一些新的摩擦和矛盾,有的影響到民族關系。2014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意見》指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趨勢增強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糾紛上升並存,是當前我國民族工作階段性特征之一。傳統的以親緣、地緣為基礎,建立在共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基礎上的村落(社區)認同和人際關系,隨著市場經濟大潮、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步伐的加快,在政府強有力的倡導下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人口流動帶來城市各民族的交錯居住,一方面使不同民族人員直接接觸和交往機會增加,另一方面也存在由于人口的流動性、異質性以及交往的表面性和工具性帶來的人際關系疏遠,在族際交往增多的同時,因經濟利益、文化觀念、風俗習慣等引發的摩擦和沖突也會增多,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及問題不可避免。要使各民族增多交往沿著增進了解、增強感情的路徑發展,必須秉持彼此尊重和相互寬容的交往態度,建立健全平等交往的制度保障。一是堅持公平公正原則,建立平等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環境,弱化基于民族屬性的差別化社會支持政策,完善反對偏見、消除歧視的制度設置。二是依法保護各民族權益,建立寬松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環境。對于民族關系方面發生的人民內部矛盾,采取說服教育、積極疏導的方法加以解決;依法妥善處理涉及民族因素的問題,依法懲處破壞民族團結的行為。三是弱化社會交往中的族群背景,強調個體間的相互關心包容體諒,祛除涉及民族因素問題的敏感性,“不能把涉及少數民族群眾的民事和刑事問題歸結為民族問題,不能把發生在民族地區的一般矛盾糾紛簡單歸結為民族問題”,是什麼問題就按什麼問題處理,不要隨意貼民族標簽。

 

    (二)以政策引導、制度規範促進社會交往交流交融,制度化、常態化、長效化的組織交往交流交融可以轉化為自然交往

 

    在新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直是主流、是常態,是民族關系和睦和諧的社會基礎。同時,政策性推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極為必要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歷史形成的民族人口分布,民族聚居區域成員與其他民族交往交流機會少,容易受到別有用心之人蠱惑,產生狹隘民族意識,排斥其他民族;二是頻繁的人口遷徙流動帶來不同民族成員更多直接交往交流,因語言、習俗等文化差異以及生產生活中的利益糾紛出現摩擦是客觀現實,需要平等交往交流實現相互理解,減少矛盾;三是新疆分裂與反分裂斗爭十分激烈,分裂勢力、極端勢力極力造謠生事,破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會環境,阻礙民族團結。因此,面對當今快速發展的國內外社會形勢和不斷變化的民族宗教問題,政府在正面引導、宣傳教育的同時,還要通過制度化的活動設置,推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014年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提出“加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抓緊做起來”後,新疆各級政府做了許多努力。如且末縣2014年就出台《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實施意見》,對黨員干部結交不同民族朋友、教師和學生結手拉手對子、領導干部聯系不同民族群眾的具體數量和活動內容及頻次都有明確規定。“民族團結一家親”活動是制度化推動交往交流的典型。該活動使各民族干部群眾交朋友、結對子制度化、常態化成為各級干部的職責和義務,也使政府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努力由期待、鼓勵、引導等宣傳教育為主的方式變成具體任務、政治責任。“民族團結一家親”活動的最大特點就是將民族團結工作落到了“實處”,將“親戚越走越親,感情越走越近”的設想轉化為實踐活動。

    自然交往,也是自發性交往,是社會關系的自然形態,有主動選擇自願持續之優、也有易受外界因素干擾之弊。組織推動的制度化交往交流是受外力引導同時也被約束的交往交流“活動”,但其規模化、制度化的持續對受限的自然交往交流有引導和助推作用,逐步使交往交流活動由被動到主動、由外力推動到發自內心。組織化交往交流需要長時段持續,最終還是要轉化為發自內心、源于需要的自然交往交流形態更能持久。

 

    (三)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目標促進交往交流交融,正確對待共同與差異、一體與多元的關系

 

    交往交流交融,筆者認為可解讀為行為交往、思想交流、情感交融,重在持續交往、平等交流、包容性交融,交往交流的最終結果在于交融,這是一種在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基礎上增加共識、增強一致的“交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歷史大勢所趨,是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發展方向,同時也是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舉措。在推動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要堅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目標,不能片面地以為致力于“同”就有了“共”、消除了“異”就有了“融”,中華民族大家庭中56個兄弟姐妹家庭成員,目前仍程度不同地保持著各自的文化特點,並且這種狀態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持續,急于超越歷史階段、急切地人為消除差異的做法反而會刺激其維護本族利益情緒,強化其狹隘民族意識。差異,不是交往交流交融的障礙,而是多樣性、豐富性的表現,是發展的底蘊和動力。寬容和包容應該成為各族民眾交往交流交融的正常心態和行為方式。在發展共識、培育共同、建構認同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忽略中華民族共性松懈深入教育和引導,也不能忽視各民族個性現實用行政手段強行推進。彼此尊重、互相信任、相互欣賞是推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礎,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前提。

作者︰ 責編︰ 于亮